（一）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二）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的作怪 （三）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复古！（四）对于封建制度的另一种见解
“哲学家不是像菌一样突然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他们是自己时代，自己民族的结果，这种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贵的和最难看见的精华表现于哲学的观念中。这种精神在哲学家的脑袋中建筑哲学体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筑铁路。哲学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脑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样。……”
当胡博士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于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卡尔这几句话的道理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说：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所以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段话表见他对于时势和思潮的因果关系，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对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见解一样，以为是互相循环不知到底是谁先谁后？！实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虽“很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人类能够争取权势，并从事于政治，宗教，哲学等等之前，必须有衣食住，必须作工”（引弗里德里希语），因为“事实先于观念，理想——像普鲁东说得一样——不过是一朵花，而物质的生存却构成它的根。”（引巴枯宁语）所以思潮无论怎样影响时势，究其根源，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对于这种十分显明的事实盲目不见，竟在“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的上面加上”有时“两字，表示那不是经常的状况，这正是他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在那里作祟！梁启超认这部书专从实验主义方面提倡，系”救世良药“（见《梁任公学术讲演》第一辑《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我以为此书的根本缺陷就在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以致弄出大批的错误。
例如他所谓时势是指一个“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所谓社会状态又包括经济在里面。他不独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并且把政治放在经济的上面，这表见他不懂得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还有一层，他对于所谓“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西历纪元前八○○年至五○○年）的社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完全不明了。据他说：
“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的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
“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他于征引《大东》，《葛屦》两篇诗作为“贫富太不平均的”证据后，即批评道：
“这两篇竟像英国虎德（Thomas Hood）的‘《缝衣歌》’的节本。写的是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
他又于征引《伐檀》一篇诗作为“更动人的”证据后，说道：
“这竟是近时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的话了！”
照他这几段话看来，当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间，中国已经不是封建时代（梁启超也具有同样见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西周约有三百年为封建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为霸政期），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完全和现代一样，有“资本家雇用女工”，有“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既是这样，中国近七十年来所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并非自西洋输入，不过是复古罢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年刊布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中国由原始土地公有变为奴隶制，“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再变为封建制，“在东周以后”才完成，一直到清朝末年相沿未变，因为“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这和胡博士的见解极端相反。这两方面的见解到底谁是谁非，值得我们严重的讨论，因为胡博士所谓哲学怀胎时代和出生时代的社会，是他的哲学史的背景，分析这种社会的性质，，是他做哲学史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如弄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则以后的一切叙述评判也必然不会清楚正确。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不得不多说几句，作为我的批评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