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鸡生蛋蛋生鸡一般的见解!(二)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的作怪 (三)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只是复古!(四)对于封建制度的另一种见解

“哲学家不是像菌一样突然从地下生长出来的,他们是自己时代,自己民族的结果,这种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贵的和最难看见的精华表现于哲学的观念中。这种精神在哲学家的脑袋中建筑哲学体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筑铁路。哲学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脑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样。……”

当胡博士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对于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卡尔这几句话的道理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说: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所以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段话表见他对于时势和思潮的因果关系,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对于鸡生蛋,蛋生鸡的见解一样,以为是互相循环不知到底是谁先谁后?!实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虽“很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人类能够争取权势,并从事于政治,宗教,哲学等等之前,必须有衣食住,必须作工”(引弗里德里希语),因为“事实先于观念,理想——像普鲁东说得一样——不过是一朵花,而物质的生存却构成它的根。”(引巴枯宁语)所以思潮无论怎样影响时势,究其根源,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对于这种十分显明的事实盲目不见,竟在“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的上面加上”有时“两字,表示那不是经常的状况,这正是他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和多元论在那里作祟!梁启超认这部书专从实验主义方面提倡,系”救世良药“(见《梁任公学术讲演》第一辑《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我以为此书的根本缺陷就在应用实验主义作为叙述和评判的方法,以致弄出大批的错误。

例如他所谓时势是指一个“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所谓社会状态又包括经济在里面。他不独把政治和经济并列起来,并且把政治放在经济的上面,这表见他不懂得历史的原动力是什么。还有一层,他对于所谓“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西历纪元前八○○年至五○○年)的社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完全不明了。据他说:

“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的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

“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他于征引《大东》,《葛屦》两篇诗作为“贫富太不平均的”证据后,即批评道:

“这两篇竟像英国虎德(Thomas Hood)的‘《缝衣歌》’的节本。写的是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

他又于征引《伐檀》一篇诗作为“更动人的”证据后,说道:

“这竟是近时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的话了!”

照他这几段话看来,当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间,中国已经不是封建时代(梁启超也具有同样见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西周约有三百年为封建期,周东迁后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为霸政期),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并且完全和现代一样,有“资本家雇用女工”,有“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既是这样,中国近七十年来所发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并非自西洋输入,不过是复古罢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年刊布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中国由原始土地公有变为奴隶制,“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再变为封建制,“在东周以后”才完成,一直到清朝末年相沿未变,因为“秦以后虽然号称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这和胡博士的见解极端相反。这两方面的见解到底谁是谁非,值得我们严重的讨论,因为胡博士所谓哲学怀胎时代和出生时代的社会,是他的哲学史的背景,分析这种社会的性质,,是他做哲学史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如弄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则以后的一切叙述评判也必然不会清楚正确。因此我对于这个问题不得不多说几句,作为我的批评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