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right）与责任（duty）是政治学里面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生哲学里面的重要问题。自从卢棱（JJ.Roussean）提倡社约论，和法国大革命发布人权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I’ohomme et du citoyen）以后，于是人权的学说弥漫了欧美。十九世纪的各种基本法律：都受了他重大的影响；一般人的思想，也都受了他深刻的刺激。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这种学说，在中国也曾盛行一时。我们记得卢梭曾经说过：凡人生来都有不可分离的天赋权利。然而我们知道，人类的权利，并不是天所赋与，而是人类努力和社会文明的产物，所以这种学说，也受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批评与非难。“我的权利，你的责任”（My right and your duty）这句话，更成为举世滔滔的自私者之心理的写照。其实这种原来的思想，并没有否认凡人应有的责任，更没有淹没当时欧美人责任的观念。就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英法在杰佛加（Traflgar）一战，英国海军把拿破仑的艇队消灭。那胜利的英国主将纳尔逊（Nelson）受伤临死之际，还叮咛英国人道：“英国盼望每个人能尽他的责任！”（〝England expects every man to do hiS duty〞）这句话竟成为英国民族神圣的格言，影响到十九世纪英国整个国家的发展，使大家一说到权利，便职想到责任。这是一个特著的例。其实何祇在英国，在其他国家中责任的观念，又何曾为权利的学说所掩盖呢？
我们如要明了权利和责任的性质，以及权利和责任的关系，必须先了解人生在世，究竟有什么目的？什么任务？我常说整个人生的目的，就在求自我的实现（self─realization）。什么是自我的实现？自我的实现就是自我的完成（perfection of the self），也就是充分的发展自己，充实自己，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笃实光辉的境地。原来人类的天赋，有肢体感官之类。一个人要实现自我，必先充分发展自己的肢体感官，使自己的体魄得到最健全的发育。这就是发展物质的天赋。但是除了物质的天赋之外，人还有情感和情操（feeling and emotion）的天赋。人类相互间的情感，也就是根据这种天赋而来的。更进一层的天赋乃是心灵，也就是理性。亚里斯多德说过：“人是动物”（〝Man is an animal〞）。这句话似乎轻视人类了。但是他接著就说：“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but a rational animal〞）。人类因为有天赋的心灵，有理性的活动，所以有各种的思想（ideas）和理想（ideals）：而且往往为了这些思想和理想的实现，牺牲一切，在所不惜。这都是自我实现的不可少的方面。
当然自我的实现，要身体感官的健全发展，要感情情操的充分培养，要心灵理性的高尚活动，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非在大社会中实现不可。所谓大社会就是整个的大我。自我的实现，并不是为了自己，排斥他人，侵犯他人的意思。若是如此，自我也就断难实现。人生在世，依靠大我的帮助太多了。比方在大学的学生，不要以为自己能到大学读书，完全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你们能够坐在教室里上课听讲，乃是享受了旁人许多工作的结果。不要说你们的书籍纸张等等，都是靠旁人供给的，就单说你们所坐的椅子，也就少不了做椅子的木匠，做斧锯的铁匠，运木头的商人和工人，以及种树木的山农。必须经过这许多专门职业者的努力，才能造成这些椅子，让你们安坐而听。再比方一件衣服，固须经过裁缝的剪裁和缝纫，才能成功，但是缝衣要布，说到布就不可没有织布的工人；布是纱织成的，说到纱就不可没有纺纱的工人；纱是棉花纺成功的，也就不能没有种棉的棉农。同样须经过许多人的工作，才成一件衣服。所以离开了大我，要实现自我是不可能。就是鲁滨孙飘流荒岛，也幸而带了猎枪和其他的物品去，否则一无长物，他在荒岛中早就一命呜呼了。所以自我的实现，非恃大我──整个的大我来实现不可。至于自我的发展，能到什么程度，一方面要看大我的发展到如何地步，一方面要靠投身在大我里面的自我，能替大我尽如何的力量。大我是无数自我构成的，自我的力量尽得愈多，则大我的实现愈大；大我的实现愈大，自然自我的实现也因之愈大。可见自我千万不可自暴自弃，必须藉大我以发展自己的天赋，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希腊哲学里常用一个字，英文译作〝excellence〞；据狄铿生（G.Lowes Dickinson）在他所著的希腊人生观（〝Greek View of Life〞）一书里说，这个字的英译，也不足以尽希腊的原意。在中文里更难得到适当的译名。他的涵义就是人生各部分，无论是体质的、感情的、或是理智的，都能和谐地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自我必须努力达到这种境界，方算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但是这必须投身到大我中间尽力，才能做到。在流行外交文牍中，对于代表一个国家或当一国大权的人，常称〝Your Excellency〞，即由希腊意义而来。这个客气的称呼，也可以认他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身为国家代表或当国家大权的人，理论上应当是各方面都能发展到尽善尽美的人（虽然事实并不都是如此）；一种也可以说是负这种大责，当这种大权的人，更应当能充分把他的自我，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他能不能有这好的造诣，是另一问题；但是人家对他的看待，却是如此。因为他替大家尽力的机会最多，所以他自我的机会也最多。若是他有这样的机会而不能实现，那不但对不起职务，而且辜负了自己，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他能抓住为大我服务的机会，而不肯松懈于自我实现的努力，比如法律规定每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在一般人看来，超过八小时就不是我所应该做的了。而有贡献有成就的人物，则每天做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六小时工作，也毫不埋怨。前贤“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就是这种例子。人家以为他因责任重大而苦，但是他则因自我实现的玑会愈多而乐。服务不祇是责任，而且是权利。不祇是在政治方面的人才能如此；凡是以对大众谋贡献为自身使命的人，都能如此。
现在先讲权利和责任的初步分别。什么是权利？权利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满足（satisfaction）。什么是责任？责任可以说是对于他人权利的一种承认。用英文来说，便是〝Duty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at which is due to others〞。但是这两层意思，有加以充分解释的必要。
第一说到权利是自己的满足，或者说是个人生活的满足，这话很容易发生流弊。比如有的人好赌，打牌就满足了；有的人好嫖，以为涉足花丛就满足了；贫者钱多就满足了；夸者自大就满足了。难道人类的生存，就是为这类的满足吗？而且人类的享受，就祇是物质欲望的享受吗？于是有倡为快乐数量之说的。但是快乐难道可以不问质量而专谈数量的吗？设如一个国家里大家都赌，难道政府为了满足大家赌的快乐，就用法律来保障赌吗？设如一国的人大家好抽鸦片烟，难道政府为了他们的满足，就立法来保障抽烟吗？若是祇求数量的满足，且以为多数的满足就算是最正当最大的满足，那我们无话可说。不过人类的满足，不单是数量的，而是有等级的，有质的成分的。固有人情愿大赌一场，弄到脑溢血而死，以为满足，却也有人情愿为理想奋闘而死，不愿苟且偷安而生。所以自我的满足，并不是可以数量来计较的。我们人类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正是因为我们不祇是有物质的天赋，还有情感，更有理性。因为有情感，所以我们觉得民胞物与，情愿为同情心所驱使而工作、而身殉。因为有理性，所以我们愿为理性而牺牲，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壮举，使精神长留于天地之间。比如诸葛亮，食少事繁，非不知其生命之不能长久，明知之而仍要六出祁山，鞠躬尽瘁，以尽他认为应尽的责任，正是人类感情与理性发展到最高程度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说：
人类最高的享受和满足，不祇是数量的，而且是质量的：不祇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
第二说到责任就是对于他人权利的承认，那就是说到自己的责任是对于旁人的。比如尽忠国家，就是自己对于国家应尽的责任；孝亲，就是自己对于长上应尽的责任；对朋友有义气，就是自己对朋友应尽的责任。一个人对他人要尽许许多多的责任，岂不是把自己当作傻瓜吗？但是责任这件事，并不是如此简单的。须知对人能尽应尽的责任，也就是为自己增进了权利，因为对他人尽责任，自己才能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也惟有对他人尽充分的责任，自己才能在尽责任的过程中，得到最高尚和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多尽一分责任，自我便多一分进展；自己多尽一分责任，自我便多一分精神的享受。以前所举伟大人物甘心为人服务而不辞劳怨的例，便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
从最高的道德意识来讲，责任就是权利；祇有从尽责任的过程里面，才能得到充分权利的实现。
法律对于权利和责任的规定，大都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是防止的，不是创造的。因为法律的规定，祇是群己权界的规定，使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相侵犯，使大家的权利和责任，不致互相侵越。好比两个碗重叠起来容易相碰，中间预先隔一层棉絮，以免碰破。还有一层，法律的规定，常常意在防止当权的人滥用权力，以致侵犯人民的权利。所以法律规定其所赋予于当政的人，或公共权力机关的职权，须受滥用权力的限制。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政府或当政的人，往往易于滥用权力致引起人民的反抗，结果同归于尽。这种防止，是很有理由的。不过，规定之间，应当很费斟酌。个人的权利毫无保障，则个人无法发挥能力，以尽责任。同时对于政府权力限制的规定；若是太严密而无弹性，那也易使政府变为无能的政府。遇到国家民族发生大变乱或从事对外战争的时候，无能的政府是决不能发挥政治的力量，以应付当前艰危的。结果若使人民与政府同归于尽，那人权也就无所附丽了。总之，法律的规定是必要的，法律是人我之间的一种调节（adjustinent）。但是如果要靠法律来创造权利和开拓权利，那便错了。比方说法律可以规定凡发明播音机的人，予以专利权五年或十年，在这个期间如果有人私自仿造的，便是侵犯了发明者的专利权，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这种规定不过是对于已发明播音机者的一种权利的保护，扩大其效果，至多不过是对于未来发明者的一种鼓励；但是法律的本身决不能发明播音机。任何发明，都是研究的人尽他研究责任的结果。不尽这责任，便没有发明；没有发明，发明的专利权便根本不能存在。所以要享权利，祇有从尽责任中以创造权利，就是惟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各种天赋，以尽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积极的权利观念。还有一点要说明的，从前的法律，都祇是注重个人权利的保障，所以很多国家的法律，尽力注重这点，更有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个人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个人的权利发达过度的时候，便生出社会上贫富不均杌陧不安的流弊，因此晚近各国的法律对于权利的态度，大有改变，就是不祇注重发展个人的权利，同时还须限制个人的权利，尤其是财权，以配合国家民族的安全。至于近代各国的宪法中，常有人民应服兵役或工役的规定，总动员时，依法可征用一切物资，也都是根据事实的要求。
再进一步说，就是权利有了，也决不可以用保守的态度去维持的，而是要靠不断的创造才能保持永久的。权利固然非创造不能产生，但既已创造之后，也决不是把各种权利开一张表出来，规定在法律上，便可以永久保守。须知愈保守权利，则权利的范围就愈缩小；若是愈不能尽责任，则权利的范围就愈缩小；若是愈能尽责任，则权利的范围就愈扩张。这是千古不变的原则。比方说一个人家的祖宗，遗下一份财产，按照法律的规定，应该归于某人，某人乃将这些财产，分别开一清单，表明是属于他的；但是他老是守著不去经营，你想他能保守得住吗？若是他人把他的财产侵占，固然他可以去打官司；祇是打官司是要时间和费用的，于是财产少去一部分了。就算没有人来侵占，他祇知道保守著，于是“坐吃山空”，和剥芭蕉一样，剥到蕉心，芭蕉也就完了。所以有识之士，要重新估定价值，要不断的创造新价值，这也是创造新的权利。世上多少英雄豪杰，哲人志士，绞脑汁、捐肢体，都是为创造这些新价值而努力的。因此他们也就享受著顶大的权利，获得一般人所不能得到的满足。所以一个人如果要保障发明播音机的权利，必须先发明播音机，不然的话，保障什么？并且他还须不断的求播音机的改善，不然人家有更新的发明了，他旧式的东西，一定无人过问，就算有法律的保障，又有什么用处？所以祇有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尽新的责任，才是自我实现唯一的途径，也才是自己权利唯一的保障。若是责任愈尽得多，新价值创造得多，则权利的范围也就愈扩大；而别人也一定会承认他的权利，甘心让他享受，因为他是配享受的。
由此看来，权利和责任，实在是相对的。不尽责任，便不当享受权利。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国际和会席上，也祇有在战争期间尽过责任的国家，才有发言权。比利时虽然国土丧失殆尽，但他在战争时期，抵抗过德国军队越过中立地带，使德国军队不得迅速达成进攻协约国的企图，所以一旦战争结束，在巴黎和会上，比利时不但获得和列强分庭抗礼的光荣，并且各大国都很尊重他、赞助他，就是因为他已尽了他国家的责任，所以能得战后应得的权利。当时中国也是参战国，但为什么得不到这种权利？就是因为中国在名义上虽曾参战，其实是参而不战，并未尽真正参战的责任，那有资格去享受权利？这是当年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错误。将来世界大战后的和会席上，情形应大不同了。因为这次世界上反侵略的大纛，是中国首先举起来的。在这点我们不但做了国际间的先觉，而且我们以无限的血肉，为民主国家阻压住了日本无止境的凶焰。我们将来强固的发言地位，是我们以牺牲和痛苦换来的。我们若是更要提高发言的权利，还得要加强艰苦的奋闘。（按以上的话是三十一年写的，照理论和事实来讲，丝毫不错。不料到四十九九月八日，我国竟被拒绝出席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参加签字，这不但是对于中国最大的背信和丧尽天良，而且是对于人间正义与国际道德最大的破坏和侮辱。这自然是强权政治的丑行。不过若是我们能自己反省一下，也未始不是我们在抗战方终，刚才得到胜利以后的三年，全国上下都大大的松懈下来，以为从此好日子是无穷无尽，可以不劳而获的：于是大家都毫无顾忌的掠取权利──包括不正当的权利──而毫不怀疑的放弃应尽的责任，以致造成这样空前悲惨的局面！加此补注时，中心伤感交集！四十年九月九日补注。）至于从建设的方面讲到一个民族在各民族间的地位，也有同样的道理，在安排一切。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存。并不能靠其他民族帮助的力量，必须自己能够站起来，更须要自己能在世界上对于人类文化和幸福的总量，有相当的贡献，然后才能受其他民族的重视：就是他自己分享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成果，也才于心无愧。我们过去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很光荣的。我们这次抗战，虽然在初期的军事上，不免稍受挫折，但是外国人不但不轻视我们，不敢说我们的民族不行，而且反格外尊重我们、同情我们。在他们没有认识我们军事力量以前，我们文明力量的感召，是很重大的。蒋百里先生说，前几年我国古物在伦敦展览，曾给予欧洲人士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认为这次许多友邦对我们表示的态度，与前年古物的展览也颇有关系，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还是我们的祖宗遗留下来的产业，并不是我们这代文化创造的成绩。当然我们绝对尊敬我们伟大的祖先，但是我们若是有出息的子孙的话，绝不应藉祖宗的历史，来掩饰自己的缺陷──此之谓“吃祖宗饭”。我们要问我们这代怎样？我们的发明在那里？我们的创造在那里？我们的贡献在那里？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祇是以祖宗的光荣自豪，还要力求自己有伟大的贡献，不但要求一己自我的实现，还要为民族的大我求贡献，以取得其他民族的尊敬，而树立自己整个民族生存的基础。
最后关于责任，我还有两点要提出来说明的：第一点是责任的冲突问题。人在社会上有关的方面太多，所以应负责任的地方也太多，有时责任与责任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比方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家庭，就有对妻子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不可否认的，在平时愈能尽责愈好。但是遇到国家在危难的时候，需要我们执干戈以卫社稷，就不能说因为自己有了抚养妻子的责任，逐留恋畏缩，因循不前。这种责任互相冲突的时候，只能抛弃较轻的责任，去担负重的责任。不是如此，大我无从实现，自我也无从发展，所以古人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话。有如岳飞的母亲，未始不想她的儿子在家养生送死，但她以为教她儿子精忠报国，也就是她的责任，所以她情愿儿子为国尽忠而死，不愿为她送死而生。因为她认识了她和她儿子对民族国家存亡的责任，比她儿子对她自己送死的责任为重。设如民族国家遭灭亡，她个人寿终正寝又有什么意思？所以遇到责任相冲突的时候，我们祇能判别轻重，选择我们应尽的较大责任。
第二点是个人应该先尽责任，后谈权利。因为我们所享受的权利，乃是他人尽责任的结果：礼尚往来，来而不往或是薄往而厚来，都是不应该的。我常责备现代的青年，不是对于他们的苛求，乃是因为希望他们的心最切。现在青年常以将来国家主人翁自豪，髣髴以为主人翁是有种种的权利跟著的，自己不一定用功读书，而自己总爱说有读书权，凡是可以要求公家的东西，莫不尽量要求，以为是国家应该给我的权利。其实我们自己仔细想想看，国家究竟该了我们些什么？国家并不是一个债务人，国家乃是个人的集合体；各个人把各个人的责任交给国家，国家才有责任：大家把大家的权利交给国家，国家才有权利。我们无债可以向国家讨索。还要明白，现在国家所能给我们的一点东西，都是大家交纳给国家的，比方国家现在为每个大学生平均负担数千元一年的教育费，乃是一般人民三毛五毛的捐税所凑集起来的。这般尽纳税责任的人，自己固然多半没有享受国家何种教育，就是他们的子女，也未见得都受了国家近代教育的设施。凭良心说，我们怎样忍心来向国家要求这种权利？就是国家把这些权利给我们了，我们也于心何安，何况我们还要浪费、滥用或扩大这些权利呢？说是国家应当教育青年，是不错的：但是这话祇有让国家自己来说，而受教育者不便自己来说。于是有人主张以为国家教育了我们，我们将来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是投资的观念，这是一本万利的观念。当然我们希望这个青年将来能够学成应世，做出一番大事业来，替国家尽大的责任，祇是这种希望能否实现，还要待将来的事实作证明，自己绝对不能引以为要求权利的借口。我们立身行事，应该为国为人，尽其在我。我们不说人在世上没有权利：但是权利是责任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欲望去要求的，更不是坐享其成可以得到的。我们现在所享的权利，就是旁人已尽责任的结果；必定我们尽了应尽的责任，才能够安心享受应得的权利，何况许多权利祇有在尽责任的过程中才可以得到呢？
总之，一个人能够替大我尽责任，才能够实现自我。能够创造新的价值，才能够享受和扩大新的权利。权利的享受，只是尽责任的结果；若是不负责任，而固守个人权利，则保守愈久，权利的范围愈小。所以我们唯有投身于大我中，尽人生所应尽的责任，充实自我以扩张大我，乃有真正的权利可言。不然的话，只谈人权，不尽己责，国家灭亡，民族灭亡，自己也就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