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栻著
离娄上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知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动也。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固明矣，公输子固巧矣，而不能舍规矩以成方员也；师旷固聪矣，而不能舍六律以为五音也。尧舜之道固大矣，而其平治天下，必以仁政。惟夫能用规矩与六律，是所以为明为聪也；惟夫行仁政，是所以为尧舜之道也。有仁心仁闻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盖虽有是心，不能推而达之，故民不得被其泽，不足以垂法于后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谓不忍人之政者，即其仁心所推，尽其用于事事物物之间者也。「徒善不足以为政」，谓有是心而不取法于先王，则终不足以为政也，为徒善而已。「徒法不能以自行」，谓王政虽存，苟非其人，则不能以自行也，为徒法而已。盖仁心之存，乃王政之本，而王政之行，即是心之用也。诗所记「率由旧章」者，欲其遵先王之法也。夫规矩、准绳、六律，圣人竭耳目之力而制之者，故后世之为方员曲直与夫正五声者，皆莫得而违焉。至于不忍人之政，是乃圣人竭心思之所为，而仁覆天下者。然则后之为治者，其可舍是而不遵乎？不曰「为之」而曰「继之」者，盖竭其心思而其理继之，乃天之所为，而非圣人强为之也。其于规矩、准绳、六律亦然。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者，为政者若不因先王之道而出于私意，其得谓之智乎？「仁者宜在高位」，为其能以是心行先王之政也。「不仁而在高位」，则以其忍心行其虐政，是其在高位也，适所以播其恶于众耳。「上无道揆」者，不以先王之道揆事也；「下无法守」者，不循法度之守也。然而上无道揆，则下无法守矣；朝不信道，则工亦不信度矣。君子而犯义，则小人犯刑矣。若是，则纪纲法度俱亡，国几何而不随之乎？此皆言不仁之在高位，其害必至于此也。自后世功利之说观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田野不辟，货财不聚，宜其甚可惧，而上无礼，下无学，疑若不急。然而孟子之言，乃反以彼为非国之菑害，而以此为不可一日安，何哉？盖三纲五常，人之类所赖以生，而国之所以为国者也。上无礼，则失是理矣；下无学，则不学乎此矣。上失其礼，下废其学，则三纲五常日以沦弃，国将何所恃以立乎？民将何所恃以生乎？虽有高城深池，谁与守之？虽有坚甲利兵，谁与用之？虽有良田积粟，焉得而食之？然而使礼废于上，而学犹传于下，则庶几斯道未泯，而犹觊其可行也。上既无礼，而下复无学，则邪说暴行并作，而国随丧矣。「贼民」者，言贼夫仁义者也。诗所谓「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言上帝方震动尔，无泄泄然也。孟子释「泄泄」以为「沓沓」，而曰：「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事君无义，则是怀利以事其君也；进退无礼，则是苟得而不顾也；言非先王之道，则是不稽古者，而汨于功利也。如是，则沓沓然溃乱而已矣。「责难于君谓之恭」者，以先王事业望其君，不敢以君为难，于此而有望焉，可不谓恭乎？「陈善闭邪谓之敬」，开陈善道，以窒其邪慝之原，诚心知此，可不谓敬乎？若不务责难陈善，而逆谓其君之不能，是贼其君者也。然而责难陈善，非在己者先尽其道而能之乎？在己有未至，而独以望于君，难矣。故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终则欲人臣知礼义而法先王。盖言不可以不学也。人臣知学，而后人主闻大道；人主闻大道，而后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规矩尽天下之方员，故为方员之至；圣人尽人伦之道，故为人伦之至。至者，以其全尽而无以加焉耳。尧之为君，尽君道者也；舜之为臣，尽臣道者也。非有所增益也，无所亏焉耳。后之人舍尧舜，其将安所法哉？以尧舜为不可及者，是自诬其性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则为不敬其君，盖不以厥后为可圣，是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则为贼其民，盖不以斯民为有常性，是暴其民者也。于是引夫子仁与不仁之论以断之。夫仁与不仁，此为二途，顾所由何如耳。不仁亦谓之道者，谓不仁之道也。如尧、舜之为，是由夫仁之道者也；若幽、厉之为，是由夫不仁之道者也。不仁之弊，将至于身危国削，又其极则至于身弑国亡。其恶名，虽孝子慈孙莫之能改也。嗟乎！人君志于仁，则尧、舜可几；去仁，则循入于幽、厉，其可不审择其所由哉？此有国家者所宜深鉴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三代之得失，蔽之以仁与不仁，可谓深切著明也。岂独有天下者为然，诸侯之有国者，其废兴存亡莫不由乎此。既言天子、诸侯之不可以不仁矣，又言卿大夫不仁则不能保宗庙，士庶人不仁则不能保四体。盖仁者人之道，人道既废，则虽有四体，其能保诸？是不仁者，乃趋死亡之道也。人莫不恶死亡，而乐于为不仁，与恶醉而强饮酒者无以异也。虽然，此特未能真知不仁之可以死亡耳。使其真知不仁之可以死亡，则如蹈水火之不敢为矣。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为国者以反求诸己为至要。爱人而人不亲，是吾仁有所未至也；治人而人不治，是吾知有所未明也；礼人而人不答，是吾敬有所未笃也。行有不得，不责诸人，而反求诸己，岂不至要乎？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天地之间，惟感与应而已。在己者无不正，则在彼者无不顺矣。反其仁者，非姑息以求比也，敦吾爱而已；反其智者，非凿智以务术也，明其理而已。反其敬者，非卑巽以苟合也，尽诸己而已。盖仁则人自亲，爱则同也；智则人斯治，理无蔽也；敬则人斯答，志交孚也。反躬则天理明，不能反躬则人欲肆，可不念哉？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其序固如此。未有身不修而可以齐家，家不齐而可以为国、为天下者，盖无其本故也。然则其可不以修身为先乎？考之大学，修身则又有道焉。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修身之道，人主所以贵于典学也。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汲郡吕博士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亲戚，一国之事具矣。严而不厉，宽而有闲，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难齐也，不得罪于大家，则于治国、治天下也何有？斯说为得之矣。此亦与前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同意。虽然，欲不得罪于巨室，则修身其本也。一家慕之，则一国慕之。慕之云者，言乐从之也。举斯心加于彼，则德教洋溢于四海之内矣。其曰「为政不难」者，盖事在易而求之难之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天下有道，则道义明而功利之说息。故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各循其理而由其分，此所谓治也。若夫无道之世，则功利胜而道义微，徒以势力相雄长而已，此所由乱也。虽然，强弱小大之不可侔，亦岂得而强哉？是亦天也。若不自安其小与弱，而欲起而与之角，则亡之道矣。此齐景公之所以涕出而女于吴，有不得已也。所谓小国师大国者，其所为相视效而无以相远故也。其所为则同，而强弱小大则不同，然则奈何而耻受其命乎？虽然，强弱小大之不侔，此命也，而有性焉。反而勉之于吾身，得其道则其势力有不足畏者矣。故曰：「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夫师大国则为其势力所役；师文王，则道义所在，孰得而逾之？为国者，其亦审其所师也哉！所谓师文王者，好仁是也。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言其远不过乎此，盖理之必然者也。夫以商之孙子而侯服于周，殷之士而祼将于京，则天命何常哉？惟有德是归耳。曰「仁不可为众也」，言仁则众无以为也，此之谓天下无敌。战国之君，皆有耻受命而求无敌之心，然究其所为，则未尝志于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为国者可不鉴于斯耶？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不仁之人贼其恻隐之端，故肆行而莫之顾，于可危之事则安之，于致菑之道则利之，于所以亡者则反乐焉，是其性岂有异于人？以其陷溺至此耳。使夫不仁而犹可与言，则岂不恶夫危与菑而惧夫亡哉？惟其不可与言，故卒至于亡国败家之祸而后已也。试考自幽、厉以来千余载间，亡国之君，凡其所为，彼岂以为可以至于乱亡哉？类皆欣慕而为之，虽有忠言，亦莫之顾也。孟子所谓安其危，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而不可与言者，岂不信哉？惟汉武帝骄淫奢欲，残民以逞，视秦政覆辙而遵之，盖亦乐夫亡者。而晚岁因车千秋之言，有动于中，下轮台哀痛之诏，亟改前日之为，是以克保社稷。则夫所谓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又岂不信哉？夫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濯缨与足，虽系于人，而清浊则由于水也。人之见侮于人，与家之见毁，国之见伐，人徒曰人侮之也，人毁之也，人伐之也，而不知所以侮、所以毁、所以伐者，己实为之也。苟无以召之，则何由至哉？孟子于自反之道，言之不一而足，非惟在当时，乃拨乱反正之纲，实万世为治检身者不易之理也。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者，鹯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敺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孟子既言得天下之道，由乎得民，而又言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又言得民心之道，在于「所欲与之聚，所恶勿施」，可谓深切详尽矣。夫民有欲恶，天下之情一也。善为治者，审其欲恶而已矣。于其所欲，则与之集聚；于其所恶，则不施焉，则其心无不得矣。所谓聚其所欲者，非惟寿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从违，无不合其公愿，而后为得也。水之就下，兽之走圹，性则然也。民之归仁，亦其性然也。诸国之君，方且竞虐乎民，而吾独仁乎民，则孰不愿为吾之民？则其为不仁者，皆为吾之敺而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而后可。艾不素蓄，则病将终其身；不志于仁，则亦终身在忧辱之域而已。诗所谓「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者，言不能勉于善，终沦胥以亡而已。虽然，孟子所谓诸侯皆为之敺者，非利乎他人之为己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者耳。循夫天理，无利天下之心，而天下归之，此三王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汉、唐是也。故秦为汉敺者也，隋为唐敺者也。季世之君，肆于民上，施施然自以为莫己若也，而不知其为人敺也，岂不哀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伊川先生曰：「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盖言非礼义，以礼义为非而不信者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自以为不能而不为者也。夫人均有是性，孰不可为善？气质虽偏，亦可反也。惟其拒之以不信，绝之以不为，虽圣人有末如之何者，故曰「不可与言，不可与为也」。于是推言仁义之素具于人者：仁言安宅者，谓其安而可处也；义言正路者，谓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旷之舍之，以自绝其天性，不亦可哀乎？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斯言读之甚平，而理则甚深。盖所谓迩与易者，为难尽也。夫亲亲、长长之心，人之所同有也。惟夫戕贼陷溺之深，甚至于为乖争陵犯之事，则以失其性故也。使人人各亲其亲、长其长，保其良心，以无失其常性，则顺德所生，上下和睦，而菑害不萌。由是而积之，礼乐可作，四灵可致也。虽然，使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其本在于人君亲其亲、长其长而已。亲亲，仁也；长长，义也。仁义本诸躬而达之天下，岂非道在迩者乎？天下之所以平者，实系于此，岂非事在易者乎？详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后世私意横生，智巧百出，而其弊愈无穷。此无他，不知为其迩与易者，而求之远、求之难耳。舍迩而求远，弃易而求难，则为非道故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此说见于子思子中庸之书。子思述孔子之意，而孟子传乎子思者也。夫居下位而不获乎上，则言而有不见信，行而有不得为，虽欲治民，其可得乎？居下位而不获乎上，固不可也。虽然，欲以获乎上，则或至于失己而丧道有之矣。获于上有道焉，有以信于友，则有以获于上矣。盖朋友，敌己者也，道犹不见信于朋友，而况上下之势相辽绝也，而可以信于君哉？虽然，朋友之见信，初不在于声音笑貌之间也，盖有道焉。有以悦乎亲，则有以信于友矣。人道莫先于事亲，于吾亲而犹有所不顺焉，而况于他人乎？虽然，欲亲之悦乎己，岂徒温凊之奉、甘旨之养而已哉？盖有道焉。反身而诚，则有以顺乎亲矣。盖反身未诚，则有妄之心间于其间，乌能以感格其亲之心志乎？虽然，诚其身又不可以迫切而强致也，盖有道焉，在于明善而已。善之所以为善者，天理之实然者也。不明夫此，则动静无所据依，将何以诚其身乎？故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理得，而顺亲、信友、获上、治民无所施而不利矣。然诚之道，有诚者，有思诚者。「诚者天之道」，言其实然之理，天之所为也。圣人则全此体，身诚而善无不明也。「思诚者人之道」，则是以人之所为，求合于天焉，学者明善诚身之功是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言诚之至，极天下之感无不通也。又曰：「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言天下未有不诚而能动者也。盖事物无巨细，其所以动者，皆诚之所存故也。然则将以顺亲、信友、获上、治民，非诚身而可得乎？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人君得仁贤之心，则天下之心归之矣。夫以纣在上，而天下之贤有如伯夷、太公者，乃退避于海滨之不暇，以纣之为虐不可迩故也。文王在岐山之下，而二老者乃不远数千里欲往归之，以文王之行仁政而善养老故也。二老所以归文王之心，是天所以眷顾之心也。曰「天下之父」云者，以其德为达尊，天下之所从也。其父归之，则其子又焉往而不归哉？嗟乎！有国者其不可使仁贤有遐心哉！仁贤不乐从之游，则天下之心日解矣。虽然，何代而无贤才？患在人主无以致之耳。故张良归汉，而项氏以亡；孔明在蜀而炎纲几振。此亦皆庶几为当时之老者，其所系轻重固如此。然则战国之诸侯，有能行文王之政，则天下之贤才归之，而七年之内，为政于天下，又何疑乎？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冉求之事，论语盖尝载之，与孟子所载互相发也。论语则正其聚敛之名，孟子则推明其无能改于其德之罪。夫冉有之聚敛，果若后世头会箕敛以媚其上之为乎？殆不然也。以左氏春秋考之，哀公十一年，季孙以田赋使访诸孔子，孔子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明年正月，用田赋。用田赋者，履亩而赋之也。意者赋粟倍他日，其谓是与？然则此季孙之为也，而遽以为求之罪若是之深乎？盖季氏为鲁卿，专制其上，为日久矣，一国之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鲁君也。求之为宰，所当明君臣之义以正救之，俾革其为，以事公室，则求之责也。今既不能使之改于其德，而季氏废法以厚取，求又从而顺从，莫之能救，则求之罪深矣。故论语正其聚敛之名，而孟子又推明其无能改于其德之罪，然后圣人鸣鼓而攻之之意昭然矣。孟子谓：以求之事言之，则夫不务勉其君以仁政，而求以富之者，其罪皆岂能逃圣人之责乎？而况于与其君强为战斗之事，争地争城，杀人而莫之恤者，抑又甚焉矣。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言以土地之故，而残民之生，罪无加于此也。故以善战者为当服上刑，而连诸侯、辟草莱、任土地，皆以次论罪焉。自当时论之，孰不以能为其君克敌为大功？而孟子之言如此，盖正义明道，所以遏其利欲之横流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此观人之法。初见其人，欲知其胸中所趋之邪正，当以是观之也。胸中之所存，著见于眸子，诚之不可掩也。然则人之欲自蔽者，其果何益哉？听其言而观其眸子，盖人之于言，犹可以伪为，至于眸子之了与眊，则不可伪也。听其言而又参之以其眸子，则无所遁矣。此与夫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为说则有异。盖夫子之言，为旋观其人设也，而孟子之言，则一见而欲识其大纲也。参是二者，观人之法殆无余蕴矣。若夫「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者，则望而知其为德人，有不待考察者矣。学者读此章，非独可得观人之法，又当知检身之要也。放心邪气，其可顷刻而有？邪一萌诸中，而昭昭然不可掩者矣，其可不惧乎？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此推明恭俭之本也。所谓不侮人、不夺人者，非特为见于行事然也。盖中心泊然，侮夺之意无纤毫之萌也。此非毋我而忘欲者不能。人惟有我而多欲也，故侮夺人之意，不期而自萌。凡有所慢易，有所骄忽，皆侮也；有所歆羡，有所求得，皆夺也。而况于居人上而得肆者，其侮夺之机，日森然于胸中，顾乃卑巽以为恭，吝啬以为俭，其能有感乎？故曰：「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谓惟恐不顺者，惟恐不得顺遂其侮夺之为也。如此而外为恭俭，其谁信之？故曰：「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言当本诸其诚心也。嗟乎！使战国之君知此义，而反身以求之，则乖争陵犯之风，庶乎其可息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所谓权者，事有万变，称其轻重而处之不失其正之谓也。今夫衡之有权，其得名以权者，以夫轻重虽不同，而无不得其平故也。自陋儒反经合道之论起，而其害有不可胜言。盖既曰反夫经矣，而道恶乎合哉！此论一行，而后世窃权之名以自利，甚至于君臣父子之大伦荡弃而不顾，曰：「吾用权也」，不亦悲夫！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盖非夫理明义精，卓然能立者，未易当变而尽夫与权之宜也。故夫学者务正经而已。经正而不失，则将知夫权之所存矣。淳于髡之问，意以为礼之经常不可执守于急难之际也。孟子答之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斯两言也，而经权之义盖可见矣。盖不授受，固礼之经，然嫂溺则遭其变，援之以手者，遭变而处之之道当然也。故先之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则可以见其道之在夫援也。若其不援，则失道而陷夫禽兽之域。然则其权也，岂非所以为不失其经也欤？髡未识此意，因是而言，孟子在今日，亦当少贬其道，用权以救世为急也。孟子谓天下之溺，不可以力援也，当援之以道耳。若道先枉矣，则将何以援之乎？是犹援嫂之溺，有赖夫手而先废其手也。然则孟子之不少贬以求济者，是乃援溺之本，岂非天下之大经乎？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所谓教者，亦教之以善而已矣。善也者，根于天性者也。然则父子之有亲，岂非教之之本乎？今也欲教之以善，而反使至于父子之间或继以怒，则非惟无益，乃有伤也。何者？告之而从，则其可也。不幸而有不能从，则将曰：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尝出于正，为人子而萌是心，则不亦反伤其天性乎？是以君子之不教子，虽曰不责善也，然而养其父子之天性，使之亲爱之心存焉，是乃教之之本也。不然，责善之不得，而天性之或伤，尚何教之有？责善云者，谓指其过恶而责之以善道也，在师则当然。为人父者，易子而教之，盖以责善之义望于师也。养恩于父子之际，而以责善望之师，仁之笃而义之行也。虽然，在为人父者言之，则当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则将有不言而感，不令而从者矣。在为人子者言之，则当敬恭以承命，致其亲爱，劳而不匮也，又岂可因责善而起离心，以自贼夫天性也哉？然则父子兄弟之道得矣。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如所谓事君、事天，皆所谓事也；如所谓守家、守国，皆所谓守也。曰「事亲为大，守身为大」者，非谓此大而彼小也，以是为大，谓所当先者也。故又曰：「事亲，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道莫不有本焉，务其本，则为善学者矣。」盖人道以亲亲为大，而莫先于事亲。有以事亲，则其所推皆是心也，然则乌往而不得其所事？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有以守身，则其所施皆是理也。然则乌往而不得其所守？虽然，守身所以事亲也，身失其道，则将何以事亲哉？故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有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未之闻也。」反复言之，又欲人以守身为事亲之本也。此中庸「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之意。若曾子者，可谓能尽守身事亲之道者矣。故举其养志之事，以为人子之法。夫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则曰有，盖行乎其亲志意之中者也。视夫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而曰亡者，意味不亦短矣乎？故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伊川先生论周公之事，以为周公之事，人臣所当为，如孟子所谓事亲若曾子可也，未尝以曾子之孝为有余也。盖子之有是身者，亲也。凡身之所得为者有不尽，则于事亲为有未足，必若曾子之尽其道，而后成人子也。此义精矣。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此章孟子因当时之事而推言其本也。所用之人才有不足责也，所行之政有不足非也，惟大人则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格而天下治矣，盖其本在此故耳。夫心本无非，动于利欲，所以非也。君之心方且在于利欲之中，滋长蔽塞，则是非邪正莫知所适，而万事之统隳矣，故当以格其心非为先。格之为言，感通至到也。书曰：「格于上帝。」盖君心之非，不可以气力胜，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谓格也。盖积其诚意，一动静，一语默，无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则虽责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见听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流不正，不可胜救也。心非既格，则人才政事，将有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业，非大人则不能。若在己之非，犹有未之能克者，而将何以尽夫感通之道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而又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盖仁义所以正也。嗟乎！后世道学不明，论治者不过及于人才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于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于吾身乎？「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斯言，真万世不可易者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吕氏曰：「行不足以致誉，而妄得誉，是谓不虞之誉；求免于毁，而反以致毁，是谓求全之毁。」不虞之誉，得于非义，而求全之毁，犹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陈仲子欲洁一身，而显处母兄于不义，其为不义均矣，而时人反誉以为廉。匡章责父以善，而不相遇，是爱亲之过者，而时人反毁以不孝。夫二子之行，皆不合义，而一毁一誉，以乱其真。故仲子得誉，孟子以不义辟之；匡章遭毁，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毁誉岂可尽信哉？此说尽之矣。然而在君子之检身论之，则正己而已，不以毁誉乱吾之心，而易吾之操也，斯则善矣。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修身者，以谨言行为要。易其言者，是未尝用力者也，则其不能顾行可知。若是者，责之难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学莫病于自足。盖古之所谓师者，学明行修，人从而师之，而非有欲人师己之意也。人师乎己，从而以己之善善之，其答问论辩之际，亦有互相发者，故敩学相长也。若有好为人师之意，则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欲以益于人，而不知其先损于己，此其所以可惧也。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𫗦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𫗦啜也。」
孟子于乐正子从子敖之齐之事，盖两责之而甚严也者，良有以也。夫子敖，齐之嬖卿右师王𬴐也。以乐正子之贤，非有趋附其人之意也。然其从之也，于义亦有害矣。故于其初见也，则曰：「子亦来见我乎？」盖乐正子既馆于子敖，则亦未免制于子敖，故必待舍馆定而得见其师。孟子责其不亟见，使之自反其从子敖之非也，故以谓子非不闻见长者之义，不待夫舍馆之定也。然则必待舍馆定而求见者，乐正子亦可以知过之所由矣。𫗦啜之论，同此意也。谓其从子敖也，既无其义，则是徒𫗦啜于子敖而已，岂不与古道之意异乎？观此章，则知君子之处己不可以不严，而所与不可以不谨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或问于伊川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曰：「舜三十征庸，此时未娶，若遂专娶，常人不为，况舜乎？盖尧得以命瞽瞍，故不告也。」「孟子不告而娶，为无后也」，此因为无后而言也。又曰：「尧命瞽瞍使舜娶，舜虽不告，尧之告也，以君诏之而已。无后之所以为不孝者，盖为绝夫嗣其先之道故也，是以君子惧焉。」舜不告而娶者，舜不敢以谋于瞽叟，而尧以君命诏之，瞽叟不得违焉，故谓之不告而娶，而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义具于人之性，而其实则见于事亲从兄之间。盖仁故能爱，爱莫大于爱亲；义者宜也，宜之所施，莫宜于从兄也。扩而充之，仁义盖不可胜用，而实事亲从兄之心也。故智者知此而弗去者也，礼者节文此者也，乐者乐此者也，岂有外此者哉？知必云弗去者，盖曰知之而有时乎去之，非真知者也。知之至则弗肯去之矣。有其理则有其节，有其质则有其文，凡三千三百，皆所以节文乎此者也。有以节文，则内外进矣。至于乐，则非自得之深、涵养之熟者，无此味也。「乐则生矣」，生者心之道，盖其中心油然有不自知其然也。生则恶可已，言其自不可已。不可已，则手之所舞，足之所蹈，莫非是矣。至此，则仁义之心睟然于内，而周流乎事事物物之间矣。盖仁义之道，人所固有，然必贵于知之而弗失。知之而弗失，则有以扩充，而礼乐之用兴焉，而其实特在事亲从兄之间而已。孟子之时，邪说诬民，仁义充塞，学者莫适其指归，故孟子摭仁义之实而告之，使于此充之，则不差也。
孟子曰：
「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砥豫，瞽瞍砥豫，而天下化，瞽瞍砥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而在圣人所性不存焉。所性不存，则谓视之犹草芥，不为过也。古之人惟舜为然。舜视天下之归犹草芥，而于所以顺乎亲，则惟恐不及焉，此圣人之所为能尽其性者也。不得乎亲，则何以名为人哉？又曰：「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有以顺乎亲，则岂能得乎亲？不可以为子，则又乌可以为人哉？然顺亲实难，必也起居食息，视听语默，以至于无声无形之际，无一毫咈其性，而后可以言顺夫亲也。斯须之不存，毫发之未安，则不得为顺矣。舜盖尽乎此者，故曰「舜尽事亲之道」。夫事亲之道，人人具于其性，他人不能尽，而舜能尽之。舜能尽之，亦非有所加益乎其间也。「尽事亲之道，而瞽瞍砥豫」，惟天下之至诚有以感通也。夫道一而已，舜尽事亲之道，而天下之道无不得焉。感一而已，瞽瞍砥豫，而天下之化无不孚焉。既曰「瞽瞍砥豫而天下化」，又曰「瞽瞍砥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盖不得乎亲，为人子者惟当求之己而已。舜尽其道而瞽瞍砥豫，然后父子之大经正，此所谓「定」也。舜为法于天下，岂特天下之为人父子者定哉？万世之为人父子之道亦莫不定矣。嗟乎！为人子者，苟以大舜为不可跂及而不取法焉，是自诬其天性者也。欲取法于舜如何？其亦曰反诚其身而已矣。
离娄下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
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独举舜与文王言之者，盖舜与文王，其地相去为最远，而世之相去为最久故耳。所谓得志行乎中国者，圣人之道化行乎天下，是所谓得志者也。然自今观之，舜与文王所值之时，周旋于父子君臣之际者，盖不同矣。孟子谓「若合符节」者，其何以见之邪？盖道一而已，其所以一者，天之理也。若夫人为，则万殊矣。圣人者，纯乎天理者也。纯乎天理，则其云为措注，莫非天之所为，而有二乎哉？故舜所以事瞽瞍者，是文王所以事王季者也；而文王之事纣，是舜所以事尧者也；文王之忧勤，是舜无为而治者也。舜与文王，易地则皆然。何者？舜与文王皆天也，使其间有一毫不相似，则不曰若符节之契矣。然舜与文王之所以为天者，则抑有道矣。尧、舜、文王、孔子，生知之圣也，故未有盛焉。圣虽生知，而亦必学以成之。「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学也；「缉熙敬止，克宅厥心」者，文王之学也。即其生知之圣，而学以成之，此其所以为天之无疆也。学者读此章，当深究其所以一者，于此有得，则先圣后圣之心可得而识矣。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夏之九月，徒杠成；十二月，夏之十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子产辍乘舆以济冬涉者，孟子何贬焉？盖小惠妨大德，圣贤之所恶也。以人之病涉也，则修其政而已。岁十一月而成徒杠，十二月而成舆梁，是乃政也。所谓广大平正，公义之所存，过是则私意矣。顾乃区区然以已之舆济之，是特内交要誉，恶其声之为耳。故虽可谓之惠，而未知为政之道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夫君子之政，天下之公理也。行法于此，使人由之而已。苟私意一生于其间，则失其所以为平矣。故夫先王之治，为之井田，为之封建，与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于鳏寡废疾，皆有所养，而微至于次舍、桥梁、刍秣之事，亦皆有经制，此岂先王强为哉？因事而制法，而其法皆循乎天理，所谓平其政也。先王平其政，而天下之人无不被其泽，举家爱戴之。后世欲人人而悦，而日亦不足，公义私意之相去盖如此。善乎，诸葛孔明之治蜀也，立纲陈纪，纤悉备具，而不为姑息之计。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为得圣贤之意矣。子产在春秋之际，盖名卿也。传称其为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其于舆梁之事，非不知也，以乘舆济，独欲示其为惠之笃耳，而不知反害于道也。为政者可不知此哉？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此孟子告齐宣王之言也。嗟乎！君臣之际，其犹天地乎？天道下济，故地道得以上行，而化功成焉。君不恃其尊，逮下以礼，则人臣得以乐尽其心，此三代令王所以致治而享国长久也。战国之际，此义亡矣。君亢于上，臣下之势邈不相接，其相遇不翅若仆隶役使然，岂复有交泰之理哉？孔子盖尝答鲁定公之问，以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孟子所以告齐宣王者，亦是意耳。孟子之意，以为人君患人臣之不忠，在人君之分，当反诸己，不当以责人臣也。吾视之如手足，则彼将以我为腹心矣；吾视之如犬马，则彼将视我如国人矣；吾视之如土芥，则彼将视我如寇雠矣。盖感应施报之理则然，不责其应与报者，而反求诸己，表立而影自从，此知道之君所以涵养一世臣民之心而有余裕也。齐宣王所以望其臣者深，而莫知自省，故孟子告之如此其切至也。宣王闻斯言也，而问旧君之服，以为礼有旧君之服，则人臣虽被谴逐于君，而所以事君者不可不尽。是亦未知自反，而徒以责夫臣下也。故孟子又从而告之，谓谏行言听，膏泽得下于民，不得已而去，则为之君者使人导之，又先于其所往以安之。及其不反也，至于三年矣，而后收其田里，所以全始终之义，在我者可谓曲尽矣。则是人也，虽不得已而去宗国，而于君所以待遇之之意，其忍忽忘之乎？君臣之恩未尝绝，而其情有不能自已，故为之服也。今也在国则无以施其蕴，去国则待之如寇雠，既欲搏执之，又极其所往，使之无以自容，去之日即收其田里以绝其归路，是则岂复有君臣之恩意乎？则其服何由制也？此所以警夫宣王者深矣。而司马氏疑此章，以为非所以劝为人臣子者」，不知圣贤之言各有攸当，故曰
「此孟子告齐宣王之言也」。此非独齐宣王所当闻，为人君者苟知此义，念夫感应施报之可畏，而崇高之势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礼，养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则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为人臣者之分，君虽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可以不自尽乎？是当玩味孟子三宿出昼之心，则庶几其得之矣。虽然，孟子此章之意，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语，盖尽之矣。圣贤之言之分，于此亦可见。故伊川先生曰：「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见之矣。」学者当更以是思之。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此非独使为士大夫者知此义，见几而作，以不陷于戮辱，抑将使有国者闻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而怀去与徙之心，则国之危亡可立待矣。在诗卫之北风，在上者并为威虐而莫之恤，百姓疾之，莫不相携持而去。故其诗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盖相勉以去也。又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车。」曰车，则非特贱者去之，贵者亦去之矣。于是而卫有戎狄之祸，可不畏哉！虽然，大夫士贵于见几，则比干非邪？彼见纣视杀其群臣如刈草菅也，而独不去邪？盖天下之理，各有其分，处其分而得其理，非仁者不能也。此所谓大夫士，谓非其宗亲，又非其世臣，又非其任国事者，故得以从容于去就之际。若夫比干，以亲则王子也，以位则少师也，视君之暴虐而忍不之救邪？比干固与国同其存亡者也。比干之谏，非直为一谏而死也，想其平日弥缝宗社，救正君失，无所不用其至，而诚尽力竭，卒以谏死也，故孔子称其仁。愚惧后世为人臣者，不识圣贤之意，而假托可去可徙之义，以为苟免自利之计，故并著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说见前。
孟子曰：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谓其事虽本是礼义，而施之不当，一过其则，则为非礼义矣。故程子之说曰：恭本为礼，过于恭，是非礼之礼也。以物与人为义，过于与，是非义之义也。推是类可见矣。盖礼义本于天而著于人心，各有其则而不可过，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则失其典常，是则私情之细而已。故其事虽以礼义，而君子谓之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也。天下之为礼义者，鲜不陷于此矣。此无他，以其不知天故尔。虽然，孔门高弟间亦有未能免者。有姊之丧，过时而弗除，曰：「予弗忍也。」以是为礼，而不知过夫先王之制矣。为宰而与之粟，则辞而不受，以是为义，而不知失夫当受之宜矣。此皆贤者之过，毫厘之间一有差焉，而未免流于私情而蔽乎公理。凡非公理者，皆私情也。甚矣，中庸之难择也。夫惟大人者，己私克尽，天理纯全，
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有所不萌于胸中矣。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此所谓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质言也。惟有德者为能涵养其性情，而无过与不及之患，故谓之中；而其倚于一偏而不能自正者，则谓之不中。天资美茂，如忠厚、刚毅、明敏之类，皆谓之才。而其资禀之不美，以陷于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则谓之不才。父兄之于子弟，见其有不中、有不才也，则当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养之也。养之云者，如天地涵养万物，其雨露之所濡，雷风之所振，和气之薰陶，宁有间断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所以养其子弟之道，当若是也。宽裕以容之，义理以渐之，忠信以成之，开其明而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岂岁月之功哉？彼虽曰不中不才，涵养之久，岂无有萌焉乎哉？如其有萌焉，则养道益可施矣。至于丹朱与象之类，则是其不移之质，有末如之何者。然尧舜所以养之之意则无穷也。知其嚚讼而不授以天位，是乃所以养之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封之有庳而不及以政，使之源源而来，非养之乎？噫，父兄待子弟之道，莫善于养之也。养非恬然坐视之谓也。恬然坐视，是弃之也。如其弃之，则何所贵于贤父兄哉？然则贤不肖之相去，亦不远矣。故父兄待子弟之道，虽不在于严威以伤恩，而亦不可坐视以长恶，惟当深思所谓养之者而已。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事有不可为者，有当为者。人能择其所不可为而不为，则其于所当为者，斯能为之矣。何者？其用心必专，而其所为必果也。苟惟泛然而无所择，于其所不可为者而为之，是为无所不为，则于其所当为者，斯无力矣。又况无所不为，则将颠沛随之，乌能有为邪？故必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盖其有所不为者，是乃其可以有为者也。此亦观人之方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此章谓言人之不善者，当念夫后患，而言不可易也。所谓后患者，未论悔吝之何如，若专言悔吝，是止以利害论，而未足以尽孟子之本意。盖君子于人之善，则乐与之；人之不善，则矜惜之，此其忠恕之心，所以为人之道者也。故孔子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而但云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更不言毁也。世有好言人之不善者，此意一萌，即有害于良心，其损德亦已甚矣。此后患之可畏者也。若所谓悔吝，则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尝发「已甚」之论矣，曰「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而举孔子待阳货之事以为之准，此所谓不为已甚也。虽然，善观圣人者，于一事之细，亦可以味其无穷之旨；不善观圣人者，则知其为一事而已。故孟子所谓「不为已甚」，可谓善言圣人者也。夫子之「不为已甚」，非不欲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者？夫子「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者也，故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皆天之所为也。以致于动容周旋、应酬语默之际，毫厘眇忽，何莫非天则之在乎？非圣人循天之则，圣人固天也。惟其天也，是以无不中节也。然则「不为已甚」者，固圣人天则之所在也，学者可不深潜而玩味之与？后世之士，不知理义之所在，诎己以丧道，徇情以长恶，而曰吾不为已甚也。彼徒以圣人答阳货、见南子为「不为已甚」，而独不思夫卫灵公问陈，则明日遂行；季桓子受女乐之馈，则不税冕而行；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闻田恒之弑君，虽从大夫之后，亦沐浴而请讨。此谓之「已甚」，可乎？不深求乎圣贤之权度，而徒窃语之疑似者以文其奸，此贼仁义之甚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言固欲其信也，行固欲其果也。今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则大人者言有时而不信乎？行有时而不果乎？非然也。盖言行固欲信果，然有必之之意，则非也。必乃私也。故言必欲信，而不知义，将至于守其所不可复者，私意相与，而非所谓信也；行必欲果，而不知义，将至于为其所不可推者，直情径行，而非所谓果也。故君子不必夫果与信，而独精吾义焉耳。事事物物皆有义存焉，而著于吾心，苟能体是心而充之，则义可得而精也。义精则有所不言，言莫非义也，而无不信之言矣；有所不行，行莫非义也，而无不果之行矣。何者？义得则信、果在其中，必于信、果而不知义，则无以揆言行之发，而尚何信、果之云乎？虽然，言必信，行必果，亦异乎小人之无忌惮者矣。盖亦志乎善道，特所见者小耳。故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孔子告之至于三，则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盖言其所见者小也。知孔子之所谓「硁硁然小人哉」，则知孟子之所谓惟义所在之为大人者矣。若夫世之无忌惮者，不信其言，不果其行，而曰惟吾义之所在，此则自弃绝于君子之归者，而尚何尤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无声色臭味之诱，无知巧作为之私，其喜怒爱惧，皆由于己者也。惟其物至而知之，自幼寖长，则流于情，动于欲，狃于习，乱于气，千绪万端，纷扰经营，而其赤子之心日以斲丧，一失而不能反者众矣。学也者，所以求反之也。大人者，能反之者也。盖人欲消而天理存，声色臭味不能移也，知巧作为不复萌也，此则浑然赤子之心，以其本有是心，今非能有加，才不失之耳，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由是而动，无非天理之所存矣，此所谓自明而诚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圣，则赤子之心元不丧失，即此体而尽之，天下之理无不得焉，所谓自诚而明者也。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事亲者，人心之至亲切者也，而送死者，又事亲之最笃至者也。以其变之大，是以为节之大；以其节之大，是以为事之大也。故于送死之际，可以观人子之自尽焉者。盖吾亲已矣，不可得而复见矣，其所以自尽者，惟吾求所以慊于其心，非有所勉而为者。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节焉。然而人之常情，或能养于生，而送死之际，往往有所怠且忽。夫其所以怠且忽者，以夫亲既没，而爱敬亦或随而衰也。是人也，其良心亦不之笃矣。若夫爱敬之深者，亲虽有存没之间，而心则一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所谓天理者，宁有二哉？谓养生未足以当大事，以对夫送死而言，犹为可以勉也。孟子斯言，盖以俗薄道微，欲人勉所以笃于其终者。曾子亦尝言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盖于亲丧可以见其所以自致者，是亦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学贵乎自得，不自得，则无以有诸己，自得而后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与，非聪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者，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笃至而后能有得，不然，则为臆度而已，非自得也。臆度者，犹在此而想彼，自得则此便是彼，更无二也。盖所得未真实，则其中心必有臬然不安者。自得则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热，不可得而易，故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乎此，而所进日深矣。资者，凭借据依之谓。盖居之既安，则自得之味愈无穷也，故曰「资之深」。资之深，则万理素定于此，事至物来，随而应之，周流运用，无非大端之所存，故曰「取之左右逢其原」。于是重言之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其示人至矣。夫未之有得，则何所居？无所居，则又何所资而取哉？故自得其本也。然欲其自得，则有道矣，非深造之以道不可也。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天下之理，常存乎至约，而约为难言也，为难识也。虽然，求约有道，其惟博学而详说欤？博非杂也，详非泛也。稽之前古，考之当今，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朝夕从事而学焉，所谓博也；极天下之理，讲论问辨而不置焉，所谓详也。博学详说，则心广义精，而所谓约者，可得于言意之表矣。故君子之博学而详说，是将以反之于己而说约也。学不博，说不详，而曰我知约者，是特陋而已矣。故约者，道之所存也。守不约则本不立；言不约则义不明。而约不可徒得也，非功深力到，则末由至也。若博学详说，而志不在于求约者，则是外驰其心，务广而夸多耳，非所谓学也。昔者子贡盖博且详而以求约者，及其一朝有感而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反约矣。」孟子此章，盖欲学者知夫求约之道在乎博学而详说之也，又将使学者知夫博学详说所以求约，而不至失于杂与泛之病也。然而其言曰「详说之」，又曰「反说约」，必有以说为言者。盖说也者，所以体当吾进德居业之实。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者，于政事之间勉而为善，而欲以服人。夫为善而欲以服人，则是有为而然，于善之体固有害矣，而果何以服人乎？比之以善养人者，非惟不同，其意味盖有霄壤之殊矣。善者，天下之公也。先王修己以敬，而天下之人举在吾化育之中。其发见于事业者，如雷风之被物，物蒙其养而无不应者，故未尝有意于服人，而心悦诚服，有不期然而然者，盖以善道与人共之耳。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如是，则可以王矣。若五伯之所为，其间善者，不过以善服人而已。齐桓公会首止而定王太子之位；晋文公盟践土，率诸侯而朝王，是皆欲以善服人者也。当时服之者，亦岂为悦服哉？其不服者固多矣。比之三王深长久大，涵养人心之事，岂不有间乎？故夫所谓以善服人、以善养人之异，学者要当深味，见其所以为霄壤之殊，则王伯之分了然矣。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张横渠曰：「言而不祥，莫大于蔽贤。」盖此章文义谓言无使实不祥，其不祥之实，蔽贤为甚也。盖所谓福者，百顺之名也；而所谓不祥者，逆理而反常者也。理得于己，中正和平，无一不顺也。惟夫逆其常理，则措之于身而不安，以至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皆由此也，故谓之不祥。凡诗书所称祸福盖如此。言而不祥，何以知蔽贤之为甚？盖人实有是善，而吾蔽之，是反其常理之甚也。原人所以蔽贤，盖出于媢忌忮疾之私。方其欲蔽人之贤也，私意横起，其不祥之气固已充溢乎中，而发越乎四体矣。况乎天之生贤，以为人也，蔽贤而使民不得被其泽，则其为不祥，又有不可胜言者矣。故秦誓谓：「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所谓休休然者，固百祥之所舍也。嗟乎！圣贤之论祸福盖如此。彼后世不知道者，谓蔽贤者必无后，达贤者必有后，此以区区浅见测度天理，又岂知所谓祥与不祥者哉？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仲尼之所以取夫水者，叹其有本而无穷也。」夫其所以混混然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以至于放乎四海，此何自而然哉？以其有本故耳。若夫沟浍之水，雨集则盈，其涸也亦旋踵而至，此其无本故也。然则君子其可以不务本乎？故声闻过其情实，君子以为耻者，以其无本故也。然则其在人也本安在乎？仁是也。仁，人心也。人皆有是心，放而不知求，则其本不立矣。本不立，则其知也，闻见之所知而已；其为也，智力之所为而已，岂不有限而易竭乎？惟君子为能体是心而存之，存而扩之，本立而道生，故其所进有常而日新，其事业深远而无尽也。有本无本之异盖如此。夫自可欲之善而进焉，以至于极圣神之妙，皆由夫有本而然。其所以为圣神者，乃其可欲之善扩充变化者然耳。亦犹水也，至于放乎四海，亦其原泉混混者之所积耳。本乎本乎，学者其可不务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人与万物同乎天，其体一也，禀气赋形，则有分焉。至若禽兽，亦为有情之类，然而隔于形气而不能推也。人则能推矣，其所以能推者，乃人之道，而异乎物者也，故曰几希，言其分之不远也。人虽有是心，而必贵于能存，能存而后人道立。不然，放而不知求，则与庶物亦奚以异哉？故庶民之所以为庶民者，以其去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则以其能存之耳。曰去之者，为其去而不反也；曰存之者，为其存而不舍也。去而不返，则无以自别于禽兽，存之之极，虽圣亦可几也。去与存，其几本于毫厘之间，可不谨哉？于是举舜之事以明之。舜盖其极致者也。明于庶物者，尽己之性而尽物之性也；察于人伦者，人伦之际，处之无不尽其道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者，行仁义犹为二物也；由仁义行，则如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履，无非是矣。若舜者，可谓全其所以为人者，而无亏欠矣。未至于舜，皆为未尽也。嗟乎！人皆可以为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矣。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恶旨酒而好善言」，所欲不存而心纯乎义理也。「执中，立贤无方」，心无所偏系而用贤无方所也。「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忧民之忧，望天下有道而未之得，其心惟欲纣之庶几乎悟也。「不泄迩，不忘远」，迩则不泄，远则不忘，正大周徧之体也。此四事皆举其最盛者言之。于是四者而窥四圣人之心，则可见其运而不息，化而不滞者也，其天地之心欤？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方是时，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经陈纪，制礼作乐，成一代之法，施之万世。故推本三代四圣之心，而施此四事，达之天下，以为无穷之事业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所谓不合者，思而未得者也。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礼乐刑政，虽起于上世，而莫备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经纬，本诸三王而达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此章发明之，可谓至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文定胡公曰：「案邶、鄘而下，多春秋时诗也。而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何也？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无复有雅，而王者之诗亡。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故曰：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夫黍离之所以降为国风者，周平王自为之也。平王忘复仇之义，弃宗国而处东洛，以天王之尊而自侪于列国，于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天下贸贸然日趋于夷狄禽兽之归。孔子惧而作春秋。春秋之作，其事之大者，不过于齐桓、晋文，其文则因鲁史之旧，然其义则圣人有取乎此。盖一句一字之间，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拨乱反正，示王者之法于将来也。方其未经圣笔，则固鲁国之史耳。及乎圣人有取焉，则情见乎辞，乃史外传心之典也。故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程子曰：「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耳。或抑或张，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嗟乎！学者其可不尽心乎？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程子曰：当时门人，只知辟杨墨为孟子之功，故孟子发此说，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孔子流泽至此未五世，其泽尚在人，予则私善于人而已。玩此辞义，其涵浸𬪩郁之意，可槩见也。虽然，小人亦有泽乎？盖所谓泽者，随其小大浅深之所渐被。小人对君子，而小人者，其在上为政，亦未尝不流泽也。然谓之小人之泽，则固与君子有间矣。论泽止于五世者，大槩约度如此。自今观之，孔子之泽，其所浸灌，万世不斩也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取与死生之义，有灼然易判者，亦有在可否之间者。在可否之间，非义精者莫之能择也。盖其几间不容发，一或有偏，则失之矣。是以君子贵乎存养。存之有素，则其理不昧；养之有素，则物莫能夺。夫然，固当事几之来，有以处之而得其当也。孟子于宋，餽兼金而受；其于齐，疑可受而不受。盖以其无处而餽之，则为伤廉故耳。孔子于公西华之使冉子为之请粟，疑可与也，而不与。盖以「周急不继富」而与之，则伤惠故耳。至于比干谏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阳狂以避。盖以父师之义死之则为伤勇故也。然在贤者，则于可不可之间，能择而处之；在圣人，则动无非义，更不言择矣。虽然，取之为伤廉，固也。然与为伤惠，死为伤勇，何哉？盖所谓惠与勇者，以其义之所在故耳。若义所不在，虽似惠似勇，而反害于惠勇之实。且于所不当然而然，则于其所当然者废矣，岂不为有害乎？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取友之道贵乎端。虽然，己必端人也，而后能取友。羿者，有夏氏之篡臣。逢蒙学射而为之服役，一旦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也，则从而杀之。论者徒知逢蒙之杀其师为罪固也，而不知羿之不能取友也。故孟子以为羿亦有罪，其罪虽愈于逢蒙，然不得为无罪也。虽然，羿之不能取友，以羿无以取友故也。于是引子濯孺子之事以明之。夫子濯孺子闻庾公之斯之名，则信其必不我杀，盖以尹公之他而信之也，则孺子之观之他也审矣。以之他之为端人，而知其取友之必端，则孺子之为人，抑可知矣。则羿之为罪，岂不明乎？程子曰：「孟子取庾公之斯不背师之意，然人须就上理会事君之义当如何。然则果如何哉？盖亦曰审其重轻而已矣。若是举也，两国之存亡安危系焉，则君臣之义重，而其余有所不得而顾矣。」若因用师而相遇则己，独避之可也；若抽矢去金而发，则于义也何居？孟子方明取友之道于斯，固有不暇论者矣。虽然，即逢蒙之事论之。蒙若委质为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为臣子举得而诛之。蒙以义讨贼，则虽尝学射于羿，亦何罪之有？而蒙也受学于羿，而独以己之私意忌羿而杀之，是则为杀其师耳。以此而观，轻重之权衡，可得而推矣。
孟乎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此戒人自弃而勉人自新也。人固有质美而自恃者矣，一放其心，以陷于小人之归者有焉。人固有平日所为未善者矣，一知悔艾，以进于君子之域者有焉。示之以西子蒙不洁之喻，所以见质美者毋或自恃，兢惧自持而不替也。示之以恶人斋戒沐浴之喻，所以使有过者思所自新，沛然迁善之速也。齐桓公一执陈辕涛涂，而书之曰齐人，盖夷狄之，则以其不能自持故也，其近于蒙不洁者欤？秦穆公一有悔过询黄发之言，则著秦誓于书，以其有迁善之意也，其近于斋戒沐浴者欤？学者玩此章，其亦可以深儆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言性，言天下之性也。故者，本然之理，非人之所得而为也。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夫其有是理者，性也。顺其理而不违，则天下之性得矣。故曰「故者以利为本」，顺则无往而不利也。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凿者，以人为为之也。无是理而强为之，故谓之凿。凿则失其性，失其性则不可推而行，无所利矣。此所以恶夫智也。是盖以其私智为智，而非所谓智也。若禹之行水，则所谓智矣。盖就下者，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为，禹能知而顺之，非智乎？事事物物，其理之素具者，皆若水之就下然也。智者之于事物，皆若禹之于水，则智不亦大矣乎？所谓行其所无事者，非无所事也，谓由其所当然，未尝致纤毫之力也。天虽高，日月星辰虽远，而其故皆可得而求，盖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则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而况他乎？故夫上世圣人，所以建立人纪，裁成万化，其事业为无穷。然在圣人，亦何加毫末于此？皆天下之性所当然，而圣人特因以利之耳。天命之谓性，万有根焉；率性之谓道，万化行焉。圣人者，能尽其性，而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也。虽然，人皆有是性，则其理未尝不具也。而人不能循其故者，正以私意之为乱之耳。克已则人为息，而其所谓故者，昭昭乎不可掩矣。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𬴐言，孟子独不与𬴐言，是简𬴐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右师王𬴐，齐之嬖卿也。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盖以其嬖于君而谄之也。孟子独不与之言，道固然也。右师不悦，而以为简己者，盖孟子一时之所尊敬，𬴐虽小人，亦以孟子为重也，故欲幸假其辞色以为已之荣，是以望望于此，而以其不我顾为简也。孟子独举朝廷之礼以为言，何其正大而不迫欤！盖君子之动，无非礼也。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此礼也。君子行礼，故常履安地而有余裕。他人不由礼，则自蹈于险艰而已。所谓远小人，不恶而严者，岂有他也？亦曰礼而已矣。礼之所在，而何有于我哉？或者劝伊川先生以加礼贵迩，先生曰：「独不劝以尽礼，而劝以加礼乎？礼尽处岂容加乎？」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闻宋璟之名而欲致之，明皇敕使璟往，至则北望再拜谢恩，而称疾以退，璟亦可谓正矣。然毛仲君之厮役也，往赴其集义何居乎？若璟闻命而引义以陈，则为尽善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反身端本，君子之道也，故务尽其在己者而已。横逆之来，虽不为其所动，而亦未尝忽而不加察，惟其理何如尔。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者，言存主乎此也。「仁者爱人」，仁者必爱人也；有礼者敬人，有礼者必敬人也。爱敬者，人道之大端。是心人孰无之？故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是感必有是应，其理然也。而不幸有横逆加焉，则姑自反而已。自反者，求之于吾身端本之道也。其自反，则思吾必不仁欤？必无礼欤？不然，则横逆何以至吾前？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礼，是吾爱敬之本立矣。而横逆由是，则又从而自反焉，曰：「我必不忠。」尽己之谓忠，即尽夫仁与礼者也，而横逆由是。如是则归之理而已，曰：「是人妄耳。」人而妄，则何以异乎庶物哉？此非疾而诋之之辞，言其理然也。所谓「君子有终身之忧」者，忧不得如舜也。其曰「未免为乡人」者，未有以异乎乡之人也。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欲如舜之尽其道为难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言舜为人伦之至也。其忧不如舜者，岂但忧之而已哉？求所以则而效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所谓一朝之患者，横逆之至乎前也。吾非仁无为，非礼无行，而横逆一朝至前，则非所患也。虽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则无穷也。若不务勉乎仁与礼，而徒以横逆为患，则纷然置悔吝于胸中耳。虽然，自反之功深矣。所谓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自反而忠矣，其工夫为如何哉？而今之学者未能进乎此，一旦横逆加之，则曰吾仁矣，吾有礼矣，吾忠矣，遂断彼以为妄人之归，而不复致反身之道。以予观之，是则自陷于妄而已耳，不可不察也。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禹、稷、颜子之事，疑不相似，然而孔子皆贤之，孟子又断以为同道，何哉？盖以禹、稷、颜子之心一故也。心之所为一者，天理之所存，而无意、必、固、我加乎其间，当其可而已，此之谓时中。禹、稷立乎唐、虞平治之朝，当天下之任，故以生民之未得其所为己忧，其溺也犹己溺之，其饥也犹己饥之。在禹、稷之时，居禹、稷之任，固当然也。颜子生于乱世，鲁国之匹夫耳，任行道之责者，有孔子在，则颜子退居于陋巷可也。在颜子之时，处颜子之地，固当然耳。譬诸同室之斗，则当被发缨冠而救之；乡人之斗，则闭户可也。此禹、稷、颜子之事所以为不同，然其为当其可，则一而已。故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虽然，在常情观之，颜子未见于施为，而遽比之禹、稷，不亦过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乎？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颜子之德，则有禹、稷之事功。」所谓事功，在圣贤夫何有哉？惟其时而已矣。然而孟子历聘诸国，皇皇然以行道为任，有异乎颜子之为德，何哉？方是时，异端并作，人欲横流，世无孔子，孟子乌得不以行道自任？予则曰：颜子、孟子易地则皆然。若夫墨氏兼爱，则似乎禹、稷之忧民者；杨氏为我，则似乎颜子之在陋巷者。惟其不知天理时中，而妄意以守一偏。盖墨氏终身被发缨冠，以求救天下之斗，而杨氏则坐视同室之斗而不顾者，其贼夫道，岂不甚哉？则是人欲而已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常人之私情，乐闻人之过，责人惟恐不深，而不复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各以其分，而是非无不得矣。匡章之事，亦可谓处乎其不幸者也。众人皆归之以不孝之名，而孟子独明其不然者，察其理故耳。盖谏于其父，而父不受，以致于怒而屏之。以君子之法论之，章特未知夫有隐而无犯，与夫号泣而从之之义耳。夫其所谓「有隐而无犯」，与夫「号泣而从」者，其婉愉委曲为如何？非致其深爱者不能也。章之谏也，无乃不能察其亲之意，而或过于辞色欤？是以为责善而贼恩也。夫至于责善而贼恩，则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伤其父子之天性，其所处固不为无过，然谓之不孝，则抑甚矣。盖章本心亦庶几欲其父之为善耳，而处之或过，反以致其怒。而章又以为既得罪于父，则己亦不当安夫妻子之养，则从而黜屏其妻子，谓不若是，则己之罪益大也。其深自咎责之意可见矣。夫察章之事，既异乎世俗之所谓不孝，而原章之心，则又以得罪于父为不遑安，则章亦庶几其可进于善者，而岂当弃绝于君子之门哉？若章得罪于父而不知惧，则是以忿戾之气行于其间而可罪矣。然则君子之观人也，岂苟云乎哉？夫齐国之士皆以仲子为廉，通国皆称匡章为不孝，而孟子独明其不然。世俗之毁誉，如无本之水，非君子孰能察之？虽然，孟子所论不孝五者，盖言世俗之所谓不孝者，世俗之所共知者也。若夫君子之行身，则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一失其所以行身之理，则为非孝矣。孟子特以众人称章子为不孝，而欲弃绝之，故举世俗之所谓不孝者，而辩其不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君子不避难，亦不入于难，惟当夫理而已。夫于其所不当避而避焉，固私也；而于其所不当预而预，乃勇于就难，是亦私而已矣。故慷慨杀身者易，而从容就义者难。故常人为血气所蔽，是以莫能择义而处。惟君子烛理之明，克已之力，故于事事物物之间，处之而从容也。此曾子、子思之所以同道欤？夫曾子，师也，父兄也。师之尊与父兄之义同。以师道居，则固非为臣役矣。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无与其难，盖在师之义当然也。子思，臣也，微也。为之臣，则固为微矣。委质以服君之事，有难而逃之，可乎？与君同守而不去，则为臣之义当然也。从容乎义之所当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以其天理时中一而已。」嗟乎！知曾子、子思之所处，则知微子、比干、箕子之事矣。易之为书，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时也。于其事，当其时，而各有处焉，盖莫非天理之素也。非夫克己穷理者，其孰能与于斯哉？
储子曰：「王使人𬑗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王谓孟子而果贤，则必有异于人者，故使储子𬑗之。孟子之言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语虽至约，而所包含至广矣。夫人者，天地之心，圣人之与众人均也，岂有二乎哉？众人有喜怒哀乐，圣人亦未尝无也。众人夏葛冬裘，饥食渴饮，圣人亦不能违也。然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众人之所以为众人者，果何在乎？圣人率性而尽其道，众人则逆其道而失其性故耳。然而众人虽失其性，而道固自若也；圣人虽独尽其道，而立则俱立，达则俱达，未尝不与人同也。故曰：「尧舜与人同耳。」夫自常情观圣贤之所为，疑若甚高而不可企及，曾不知圣贤之所为，无非天下之常理，犹饥之当食，渴之欲饮然也。惟夫己私蔽之，而昧夫大同之体，则差殊万端，视所谓常而不可易者，反为甚高而难能者矣。故不极高明，则不足以道中庸，是以君子贵夫学也。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𬑗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意者孟子在齐，适齐人有此事而叹息，以为与世之求富贵利达者无以异也。夫其施施然骄其妻妾，徒知以得为贵，而不知所以得之者为可贱也。一旦妻妾知其所为而心贱之，以为不可望以终身，而其骄犹未已。妻妾知其为可贱而在己，独不知贱之为欲所蔽故也。夫富贵利达，岂有求哉？若有求之之意，则苟可以求而遂其欲者，枉道屈身，将无所不至矣。而彼方且以此而骄人，是与墦间之乞者何以异乎？其妻妾特未知其所以得之者为可羞耳。使其知之，则亦将为之耻而相泣矣。虽然，墦间之乞者，不过辱其身而已。求富贵利达而不以其道，则斯人也将至于败于其家，凶于其国。一身之无耻而贻害之大，不独妻妾之不足以仰望于终身而已也。而彼方以此自骄，不亦悲夫！
孟子说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