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
禹贡凡十四条
「奠高山大川」五字，一篇之纲也。此下或言「高山」，或言「大川」，大略不出此二者。次言九州，条分缕析而言之也。次言导山，又次言导水，合天下山𫝑水𫝑而言之也。「九州攸同」以下，总言经理之大。文简而事该，言约而旨明，错综变化，章法字法，真千古文字之宗。
河始入于冀，所谓「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是也，经于豫，所谓「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是也，入海于兖，所谓「九河既道」是也。河之所由者，此三州也。
江、汉发源于梁，所谓「岷、嶓既艺，沱、潜既道」是也，会于荆，所谓「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是也，入海于掦，所谓「彭蠡既猪」，「三江既入」是也。江、汉之所经者，此三州也。济发源于豫，所谓「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是也，入海于兖，所谓「雷夏既泽」是也。济之所由者，此二州也。淮虽发源于豫，而至徐始见，从徐入海，所谓「淮、沂其又，蒙、羽其艺」是也。淮之所见者，此一州也。
泾、渭、漆、沮、澧发源于雍，而即从雍入河。伊、洛、瀍、涧发源于豫，而即从豫入河。汾、漳、恒、卫发源于冀，而即从冀入河。小水之见于青者，潍、淄也；见于兖者，灉、沮也。文、𫝑虽错综变化，而水道之所由者，不外此数条耳。禹所谓「决九川，距四海」者，此也。
水发源于西北，西北高而多山，故于冀纪壶口、梁、岐，梁纪岷、嶓、蔡、蒙，雍纪荆、岐、终南、惇物、鸟鼠诸山，所以纪水之出也。水入海于东南，东南下而多泽，故于兖纪雷夏，徐纪大野，掦纪彭蠡、震泽，荆纪云梦，豫纪菏泽、孟猪诸泽，所以纪水之归也。
禹贡中多称「既」者，盖从水土既平之后，而历指之也。故曰「言成功之次第」，而非用功之次第。观先言「决九川，距四海」，后言「濬畎浍，距川」，知大禹施功，必先在下流，不然，下流无所泄，而先欲治其上流，虽神禹其安能与水争乎？
禹贡八州之贡物，有称「厥贡」者，指通州之所贡而言也。有称「厥篚」者，是贡而加之以「篚」也。有称地而贡者，如岱畎之丝、枲、铅、松、怪石，羽畎之夏翟，峄阳之孤桐，泗滨之浮磬，三邦之箘、簬、楛，皆以产其地者为良，而非取于通州也。有必待锡命而后贡者，扬州之橘、柚，豫州之磬、错是也，不常用之物也。有有则纳锡于上者，九江之大龟是也，不常有之物也。其取于远方者，岛夷之「皮服」、「卉服」，莱夷之「檿丝」，淮夷之「𧏖珠暨鱼」，西戎之「织皮」，皆服食轻便之物，所以明人主不贵异物之意，亦止以示服远之威而已也。
分列九州，实以则壤成赋为重。其中叙述山川，乃言水患既除，而田始可耕治也。究竟治水次第，尽于「导岍及岐」数节，所谓总天下之大𫝑而言之也。禹贡贡道，冀州由海入河，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河」是也。扬州由海入淮，所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是也。可见海运自古不废。今荆扬之粟，北实天储者，独不可仿沿于江海之法，从天津入河，不犹然夹右碣石之故道乎？况海运之法，历元明行之，今亦可讲求遗法，以为漕运之一助也。「导岍及岐」四节虽曰导山，实则因山以导水，言山而水在其中矣。「导岍及岐，至于荆山」，是使三山之水流于渭，而入于河也。「导壶口、雷首，至于太岳」，是使河流北入于海，而汾水东入于河也。「导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使河水北入于海，而济水西南入河也。「导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使太行之水入河，恒水入滱，至碣石河口海滨之地而止焉。虽则导大河北境之山，实导大河北境之水也。
导西倾以及朱圉，使恒水入江，而东入海。导鸟鼠以至太华，使渭水入河，而北入海。导熊耳以及外方，使伊水入洛，而北入河。导桐柏以至陪尾，使淮水入河，而东入海。虽则导大河南境之山，实导大河南境之水也。嶓冢，梁州之山，汉水所出，余皆荆州山，又汉水所经，虽云导江汉北境之山，实则导汉水也。岷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浅原，江水所经，虽云导江汉南境之山，实则导江水也。
王畿千里之地，所以供天子之赋税也。采邑尚在王畿之外，所以供天子之卿大夫也。外而五百里为侯服，小以附内，大以卫外。又外而五百里为绥服，文以安内，武以威外。又外而干里为要荒，君子治内，小人居外。先王经理天下，如指诸掌，宏阔精微，周慎完密，夐乎不可及矣。虽画疆分宇如此，而德教之沦洽，则无间于亲疏远迩，故曰东渐西被，朔南暨。然圣人初不敢恃德化之盛，而稍疏其大小相维之制，盖恐德化有时而衰，子孙循其制度，犹可安而守也。禹贡之密处，当与周礼参看，而后古圣人之用心始可得而见尔。甘誓凡四条。禹之伐有苗，仅曰：「三旬，苗民逆命。」至甘誓始有大战之文。有扈，天子之诸侯也，而敢于陈师鞠旅，与天子之六卿战。后世叛乱之端，实自有扈开之。君子于此可以观世变焉。
禹之伐有苗，曰：「天降之咎。」启之伐有扈也，曰：「天用勦绝其命。」帝王举事，未有不称天者，况兴师动众之大乎？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正所谓天讨有罪也。天者何？理而已矣。古人最重天时，尧典首曰：「钦若昊天。」舜典首曰：「以齐七政。」今有扈之怠弃三正，乃不奉正朔，罪之大者。羲和之叛官离次，倜扰天纪，即有胤侯之征。故天子谨于承天，诸侯凛于从王，皆莫大乎正朔。
甘誓乃后世誓师之始也，赏祖戮社之文，肇见于此。至曰：「予则孥戮汝。」呜呼！甚矣。禹之誓师，不过曰：「其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如是而已。曾几何时，而风俗气象迥然不同乎？
夏启继世而为天子，伯禽继世而为诸侯，未尝身经戡定，皆能素明军旅之事。如甘誓之言曰：「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是能真知行陈之道者。费誓之言军储纪律尤为详密，足见古人虽处崇高富贵，而学无不贯，不似后世之虚文无益也。五子之歌凡九条。
自古奸雄窃人家国，未有无所因者。物必先腐也，而后蠹生之，人必元气不固，而后风寒邪气得乘间而入。使人君励精于上，民心固结于下，虽有奸雄，其何所萌其觊觎乎？故五子之歌一则曰：「黎民咸贰」，再则曰因民弗忍，然后知有穷。虽有篡国之谋，实因民心而动也。故歌之首篇曰：「民惟邦夲，夲固邦宁。」正与前二句相发明。汉高因秦民之怨，唐宗因征辽之师，自古兴亡治乱，其孰能无所因？人君慎无以祖宗之赤子为奸雄之所凭藉哉！
商周以前，人君以逸豫失国者，始于太康。今考其所由，大约外作禽荒是也。史臣记之曰：「田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内有强臣篡国，而乃躭于盘游如此。五子之中，仲康在焉。今观其言，知邦夲祖德之重，色荒禽荒之非，其能肇位四海也，宜矣。
歌五章之意，首言民心之不可恃，如朽索之驭六马，至危也。次言天位之不可恃，败德之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至决也。三言地𫝑之不可恃，同此冀方，陶唐由之而兴，今日由之而败。四言祖德之不可恃，烈祖为万邦之君，子孙有复宗之祸。五则致其感怨之意，亲亲之仁，爱君之义，皆有之矣。
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居人上者，最宜体察。人君之权一日未去，则万民之怨一日不知。故有毒恶流于四海，愤疾深于肌髓，而庙堂之上晏然而不之觉者，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是也。明皇禄山之变，田间老人曰：「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吁！天下之人知之，而明皇一人不知也。及乎天下之怨，人君得而明见之，则已权移𫝑去，虽欲极力拯救之而不能矣。不见是图，非清心寡欲，明目达聪，其能知之乎？
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此四者非□足以亡国，但有一于此，则君志由之以荒，而小人因之以进。天下未有君志荒、小人进，其国不亡者。开元之治，可谓盛矣。当时止因内作色荒，而杨国忠之徒因之以进，遂使从前忧勤惕励之主，化而为荒躭丛错之君，衅孽潜滋，奸生肘腋而不觉。古人之言，宁不信哉！
盖人君一心，万事之权衡也；人君一身，威福之大柄也。此心一有所著，则权衡之准渐失；此身一有所倚，则威福之柄渐移。天下小人尝多于君子，谗佞尝嫉夫正士，特人主秉心清明，持身坚固，则彼环而伺之者，无隙可入耳。四者之端一开，则因利乘便，引类呼群，一时并进矣。小人进，而君子始不敢居其国矣。千古危亡之阶，未有不由乎此。故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非过也。
先儒有言曰：圣人言善恶成败，犹医师之辨药性。某物食之杀人，某物食之损人，而人卒未有犯之者。至色荒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昔王之垂诫，昭于日星，严于斧钺，人顾不惜而身试之。岂圣贤之典谟不确于神农夲草之书，而人之爱国家不如其养生也？特未之深思耳。
典则是举其大者而言之，钧石是举其小者而言之。言祖宗之法，所以贻谋后人者，小大具备，夲末无遗，特后人不能遵守，至于覆绝耳，岂前人之咎哉？
「百姓仇予，予将畴依」，正与「民为邦夲，本固邦宁」相对。盖人未有无所托者，子托于父，妇托于夫，臣托于君，皆卑托乎尊。独人君托于万民之上，以成其尊。所以成其巍巍之𫝑者，皆由于芸芸之众。德则我后，而万方戴之；不德则我仇，而万方去之。故易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孟子曰「民为贵」之义如此。胤征凡五条
天子之权，莫大于征伐。今观书之言曰：「仲康肇位四海。」又曰：「胤侯命掌六师。」又曰：「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此时仲康征伐之权，盖未尝失也。后人因仲康为羿所立，或疑羲、和为党羿，而仲康翦其羽翼；或疑羲、和贰于羿，羿特假天子之权而征之。于书皆未有明文。意当时羿因民弗忍，废太康而立仲康，亦如霍光之废昌邑立宣帝耳。此时篡夺未形，天子之大权未去，羲、和有罪而征之，未见其党羿，亦未见其贰于羿也。
古人凡得至于人君之前者，未尝不存规谏之义。官师相规，不待言矣。下至百工，犹执艺事以谏，其有敢以淫巧非度蛊惑君心者，鲜矣。唐弓人「木理不正」之对，柳公权「心正笔正」之语，柳柳州之梓人传、郭橐驼说，其犹执艺事以谏者欤？三代立法，皆有不谏之刑。见于夏书者曰：「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见于商书者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所以惩阿谀而警唯诺者至矣。后世移其刑于谏者，而移其赏于不谏者，何怪乎治道之不古若也。自是谏官失职，不过取讥于士君子耳。呜呼！其有以辱台之罚罚之者乎？「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可谓极言用兵之害矣。古人之言曰：「非以胜之，将以安之。」又曰：「非害百姓也，去其害百姓者而已。」故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乱臣贼子，非人人而为之也，不过二三渠魁而已。有胁从者焉，有污染者焉，一则迫于其威，一则陷于其党。刑所当刑，而赦所当赦。一则体上天好生之德，一则安反侧疑畏之志，仁智兼尽之道也。后世得一城而屠之，以至乱定而株连无已，其与「咸与维新」之意大异矣。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又曰：「宽以居之。」治体以宽为主，而济之以严。独胤征有「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之言，盖专为行师而言之也。行师之际，将用其死力，藉为腹心。姑息恣纵之弊，由此而起，骄悍猛鸷之气，以为固然。虽明知其淫焚杀掠，亦姑视为无可如何，不严加检束者有之矣。苏子曰：聚天下不仁之人，授之以不仁之器，教之以杀人之事，莫过于行师。古人凿凶门而出，良有以也。更少宽假焉，其为暴宁有纪极乎？传曰：「师出以律。」又曰：不用命者，杀无赦。然后知行师之道，以「威克厥爱」为至切当也。古人片言居要，莫过于此。
大禹之伐有苗，曰：「反道败德，天降之咎。」启之伐有扈，曰：「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仲康之伐羲和，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皆未尝明言其叛逆之罪，而但以得罪于天者言之，所以明其为天讨，非为一己之仇而讨之也。盖古人立言之旨如此，所谓奉辞伐罪也。或者遂疑失次之罪，不至于用兵，纷纷聚讼，亦未深究古人立言之义矣。商书汤誓凡四条。
汤誓者，成汤誓师于亳之辞也。其曰：「非予小子，敢行称乱。」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何其词之恭也。故先儒谓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慢。今观泰誓之言，呜呼！何其尽哉！而所谓后世口实之惧，亦且无之矣。君子以此论商、周之际焉。
「予畏上帝」，汤之言也；「予弗顺天，厥罪惟均。」武王之言也，致开后世奸雄篡窃之渐。莽之言曰：「今予独迫于上天威命。」操之言曰：「果天命在我，吾其为周文王乎。」圣人举事，致使后世之人得藉之为口实，岂非圣人之不幸哉！合观尚书所载誓师之词，禹之词温，甘誓之词简，胤征之词烦，汤誓之词惧；泰誓之词慢，牧誓之词谨，费誓之词小，诸侯之体也。秦誓之词惭，霸王之略也。汤、文之时，亳都西土之民，日在圣人德泽之内，而未罹桀、纣之荼毒，如沍寒霜雪之中，而有畅和温燠之室。居此室之人，亦且忘之矣。故汤誓之言曰：「夏罪其如台。」又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周文王之诗曰：「王室如毁，父母孔迩。」盖小民之见狭隘，止知为其身谋而已。圣人以天下为心，一夫不𫉬，时予之辜。况天下之大，咸被一人之毒，虽违众而有所不恤矣。夏台之罚，与羑里之囚，先后如出一辙。不如此，则独夫之恶不极，而圣人救民之心不迫耳。仲虺之诰凡六条。
仲虺释汤之惭，但言天为民立君之意，而初不及君臣之义。盖明于天人之理，则其不得已之心自见，惭不待释而自释矣。曰：「惟天生民有欲，天生聪明时乂，天乃锡王勇智。」言天之爱民，民之待君，如是其切。天既为天下万民而生汤，即欲不捄民水火而不可得，此通篇之大关键也。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必得无欲之人，始可以立极而制防之。「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此正无欲之衷，可以为民极者也。无欲则其聪不蔽，其明不亏，而可以时乂。有欲则昏矣，此正昏明之别，亦即勇怯之关。三者固有一贯之理。然则智勇又时乂之夲，而无欲又智勇之夲与？六经言仁始于此。盖无欲即仁，此三达德之渊源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与「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袒聪明，作元后」之言，前后若合符节。两圣人惟见此理最真，民不可一日无主，天命所在不敢违，故敢于犯不韪之名，发大难之端，而为千古所谅。不然，其与后世之僭窃者，何以异哉？
「日新」之言，始见于仲虺之诰。凡人志气奋发，精神振作，莫不有自新之一日。或隔日而故矣，或转念而故矣。平旦之气，一时之新也；日月之至，一日一月之新也。惟圣人彻首彻终，光明洞达，如新拭之镜，绝无纤尘，故曰日新。易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非刚健笃实，其能自强不息若此乎？
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圣人惟精惟一之心，传所谓「汤、武身之」者，此也。两「制」字，正古人陡截用力处，所以为裁度万变，总摄万念之准。欲败度，纵败礼，正与此反。此圣狂之分路也。
「惟王不迩声色」一段，美王已有之德也。佑贤辅德以下，迪王未尽之功也。始则释汤之惭，终则告以保治之道。简贤附𫝑，言桀必无容汤之理。葛伯仇饷，言民久有待汤之心。古人释惭之道，如是而已。至君臣大义，则不敢一言及之，亦所以存千古之大防也。汤诰凡四条。
虞、夏言天至上帝之称，始见于汤誓，曰：「予畏上帝。」再见于汤诰，曰：「维皇上帝。」又曰：「惟简在上帝之心。」千古言性，实始于此。禹之所谓「和衷」，汤之所谓「降衷」，皆性也。言天尚近于虚，至称为「上帝」，则若实有人尊居于上，有形声可见，有提命可奉者。所谓「顾𬤊天之明命」，亦于此可见矣。「维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若有恒性」，「若」者，顺也，即「率性之谓道」也。「克绥厥猷惟后」，绥者，安也，即「修道之谓教」也。中庸一书，全旨皆不出于此数语。信乎为圣人之格言也。
伊尹，耕莘之夫，汤三聘而起，尊之曰：「聿求元圣，以布告天下。」古人之尊礼其臣者如此。伊尹亦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古人之自任者如此。故曰：「伊尹，圣之任者也。」成汤既克夏至于商，此时天下大定矣。而汤发为诰诫之言，以与天下更始者，栗栗危惧，上援天命，下结人心，中引己过，遑遑乎如将或失之。其言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何其辞之戚哉！武王克商之后，遂无此等气象矣。卒至四方多事，殷顽不靖，而后发为大诰、多士、多方之言，较古人更费词矣。君子以此观商、周之治乱焉。
成汤作君作师之道，及保邦致治之谟，俱见于汤诰一篇，精微宏阔，剀挚敬慎，商书严肃，此篇有焉。伊训凡四条。
太甲继成汤之后，其最可为鉴者，莫如夏之子孙，故言夏先后之懋德，其为皇天眷命者如此，而子孙弗率，皇天降灾者又如此，后嗣其可恃成汤之德，而不加警惧乎？周公洛诰诸篇，全摹仿此等处，所谓取鉴于近也。风愆之儆，最切于修身正家之要，惩忿窒欲之学。成汤既有天下，制为法度，以垂示子孙臣民，使有所遵守，而又立为臣下不匡之刑。其言曰：「有一于身，家必丧，国必亡。」与五子之歌所谓「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皆断然其言之。古人之见此至确，而戒此至厉，厥后之子孙，犹有以此亡其国者。
仲虺之诰曰：「缵禹旧服。」伊训之言曰：「肇修人纪。」所谓人纪，即唐、虞相传典礼秩叙之事，虞、夏皆以治继治，无所烦其修救也。至汤代夏以有天下，以乱继治，故曰：「肇修人纪。」五子之歌，其言色荒、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之戒至矣，即三风中之巫风、淫风也。至「汤又益之以乱风」四条。一曰侮圣言。圣贤典谟训诰之言，乃人主之律令格式，循之则治，悖之则乱，如菽粟之养人，鸩毒之伤生，确然而无可疑。其显而悖之者，侮也；即阳奉之而阴违之，或疑其未必然，或幸其偶不然，皆侮也。二曰逆忠直。天下忠直之人难，而忠直于人君之前者更难；忠直于圣明之朝者难，而忠直于浊乱之朝者尤难之难。此其人必不惜利害，不顾身家，卓然奇异，世不恒有之士。故后世人主失德之事甚多，而杀谏臣者必亡。此逆忠直之所以为大戒也。三曰远耆德。国家有耆乂老成，更事久而人望孚，所以为国之干，家之桢。平居有矜式之益，临事有紏绳之功。古人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磐石之安者。人君疏远之，则新进喜事之人竞进，而聪明乱旧章之弊必生矣。此国家之大害也。四曰比顽童。狎昵小人，日损而不觉，古人比之如火销膏。此数条不独人君当铭于丹扆，即卿士大夫亦当勒于座右。伊尹之言，详明激厉，上智中材，尊卑贵贱，皆可守为法程，况有国有家者乎？
太甲上、中、下凡十条，
三篇皆史臣记伊尹之言，故首篇多史臣叙事之笔。始曰不惠，继曰罔闻，终曰未克变。见伊尹谆谆教诫，至再至三，而嗣王之不惠者如故，不得已而有桐宫之迁。按伊尹之相太甲，异姓大臣，而能行放桐之事，至于改过迁善，而后有冕服之迎视，置君复辟，若其家事然。太甲不疑，举朝不忌，天下诸侯无有起而争之者。周公以叔父之尊，辅相成王，而流言起于家庭，漂摇及于王室，何伊尹为之而易，周公为之而难？尝思伊尹当日气象，从耕莘而来，天下望其风采，举世谅其生平，成汤称之为元圣，嗣王奉之为阿衡。太甲居桐三年，正居丧之三年也。古有冢宰总己之礼，故伊尹藉而行之。迄乎终丧改过，伊尹遂退归私邑。其德望素孚，而进退大节，复卓然不苟如此。故行非常之事，而人不知疑惧，岂后世奸雄之所得借口者哉？
君相，相倚为治者也。有君而无相，则有丛脞废弛之忧；有相而无君，则有猜疑谗间之害。二者之弊，皆至于小人用事，危乱其国而后已。故伊尹湥知嗣王之不惠则己，必不能安其位，行其志，故先曰：「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罔克有终，相亦罔终。」呜呼！君臣之际，非始之难，而终之为难。旨哉斯言！其于君臣遭遇之间，知之审矣，岂独责望其君之言哉？
「俭德永图」，上篇告诫切要之语止是矣。所谓「钦厥止」者，正谓此也。盖亦知太甲之纵欲败度，必至于此，而预为戒之也。
皇天眷佑有商，只此三语，便使伊尹欢欣拥戴之意，千载如见。具此种忠爱真挚，而后放桐之举，不为人所疑，真化工之笔也。太甲悔过之言，亦可谓迫且切矣。非心知其前此之非，而能如是乎？故曰：「太甲悔过，自怨自艾。」尚书中言仁、言爱敬，言诚、言孝、言日新，言典学，言鬼神，皆始见于商书，遂开圣学万世之统。孔门之垂训于世者，大略皆不外乎此。其诚祖契之遗训，成汤与伊尹之家法欤？三代圣人，世祀至今不绝者，莫如契，岂非垂教人伦之功，与天壤无极也哉？
「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始终慎厥与，惟明明后。」旨哉斯言。人君但以终日所行之事，平心易气，衡之于古，不存一毫自恕自覆之念。果此事为尧、为舜、为汤、为武，即欲不跻世于唐虞三代，不可得也。倘此事为秦皇、为汉武、为隋炀，即欲不同于秦、隋末季，不可得也。苟所行尽晚近世主之事，而自欲治登于三古，谀诵之者，至比于圣帝明王，岂非上下相蒙哉？
后世人臣进说于君，类以失德为讳，以危亡为戒，侈陈祥瑞之言，绝口陨覆之语。今观伊尹之告太甲，危亡之言多，而治安之言少，此犹曰中材之主也。至舜、禹之圣，而犹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之戒。汉时章奏，尚有流涕痛哭之语。后世忌讳愈密，卒之福祚久远，亦万不逮古人，亦独何益哉？
人君之大务，莫难于听言。凡天下是非邪正、爱憎毁誉，其交至于吾前者，皆言也。言夲万端，而此心少有所蔽，则顺逆之见横塞于中，益纷扰而无可纪极矣。惟一准之以道，如镜之明，如衡之平，持之极定，守之极坚。凡谀言之至，非不足欣悦也，而揆之以非道，则如鸩酒毒脯，远之惟恐不速，况敢溺其甘与谀乎？凡正言之至，非不足畏惮也，揆之以道，则如良药砭石，非此不足以愈吾疾，则就之惟恐不亲，况肯惮其逆已乎？提一「道」字为主，如昏暗之室，一灯独照；沧海之舟，一车指南。任彼尝之者万端，而我应之者至简，心平气和，理明识定，而天下无不可听之言矣。人君能味此数语，以察天下之人，则亦庶几其不惑矣。
上篇之大旨在俭德，中篇之大旨在法祖，下篇之意则详告以致治保位之道，听言谋事之方，末又引起己去位辞宠之意，然后知太甲自迁善以后，得为有商之令主者，伊尹之功居多也。称为「元圣」，岂偶然哉？
天之所亲，民之所怀，鬼神之所享，则天位由此而安。天之所不亲，民之所不怀，鬼神之所不享，则天位由此而危。然天无常亲，民罔常怀，鬼神无常享，转移予夺，只在一念之间，故曰「天位艰哉」！咸有一德凡七条
中之名见于虞书，而「庸」之名见于一德篇，此「中庸」之名所由肇也。至后世圣人又畅言之曰：「庸言」、「庸行」、「庸德」。「庸」即「常」，「庸德」即「一德」也。天下之味有万，而莫庸于菽粟；天下之美有万，而莫庸于布帛。三纲五常，人生之布帛菽粟也。人生一日离布帛菽粟，则不可以生，乃以珍玩珠玉为「好」。人生一日离三纲五常，则不可以生，而乃以奇邪诡异为好，岂不愚且誖哉？
「日新」之训，始见于汤铭，又见于仲虺，又见于伊尹之告太甲，然则「日新」之学，乃有商君臣之所世守服习者欤！「一」之名，始于「惟精惟一」之训，而畅发于咸有一德之篇。书之所谓一德，即大学之所谓至善，中庸之所谓一善至诚，皆此义也。故对二三而言，一则诚，二三则伪矣；一则纯，二三则杂矣。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注谓「一夲散为万殊」，正唐虞之所谓惟精，舜之好问好察执两端，孔门之所谓择善，颜子之所谓博文也。「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注谓「万殊归于一夲」，正虞廷之所谓惟一，舜之用中，孔门之所谓固执，颜子之所谓约礼也。中庸全部之义，放之弥于六合，收之不盈一掬，或分或合，为隐为费，皆从此推出耳。
一德篇中，或言常德，或言庸德，或言「一德」，或言日新，或言「一心」，而总之以一为主，故曰「协于克一」也。
篇中一德为纲，而一德之中又有三义：「德无常师」一节，取善之道，修身之要也；「任官惟贤才」一节，用人之要也；无自广以狭人，听言之要也。三者备而人君之道全矣。大约语皆精微，较之太甲三篇更进一层。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二语，足以尽千古任人之道。盖未用之前不可忽，既用之后不可疑。未用之前而忽之，恐小人足以混君子；既用之后而疑之，恐小人足以间君子。其难之义有二：既考其行事，复察其中藏。其慎之义亦有二：度其才之所宜，而不可误于委任；度其时之所宜，而不可躁于见功。惟和之义有二：优之以礼貌，宏之以听纳。惟一之义亦有二。待之以至诚，而内外如一；保之以有终，而久暂如一。能如此，当无用非其人，与用人而不能尽其才之患矣。
用人之道贵严，而听言之途贵宽，故曰「匹夫匹妇，不𫉬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正刍荛不弃之意也。后世滥于用人，而登进之途杂，严于听言，而献纳之途寡，殆与古人适相反矣。
盘庚上中、下凡七条
盘庚迁殷，当时小民非不愿从之，而特有累朝之世家大族，安土重迁，顾造为语言，以惑当时之愚民，百姓之中，有明于利害而欲迁者，则又阻塞其言而不使上达。故盘庚三篇之意，皆为有位者而发，其兼言民者，特并进于庭而连及之耳。且其人又皆世有功德于朝廷，为国家之旧臣，不可以刑格𫝑驱，乃反复晓譬，征色发声，动之以先王，动之以乃祖乃父，动之以祸福，动之以刑罚，词愈复而意愈厚，必欲使之悦于从已而后已。嗟乎！三代而后，秦为弃灰徙木，法在必行，至刑加于太子之师傅，而有所不恤。试与此参观，而知王道、霸道之分途矣。
迁都之意，非好为苟难，总不过求民之安耳。旧都将圮，新邑可怀，故后二篇一则曰「往哉生生」，再则曰「生生自庸」，虽其中言刑罚处甚多，要不过见之空言，而非忍实用之也。自秦汉以后，设为刑赏，不终朝而驱民之从已，宁若是之烦且重哉？圣人非不知此逸而彼劳，而宁为此不为彼者，以赤子待其民，而不以仇雠待其民也。后世奉天之诏，武夫悍卒闻而洒涕，其犹有此风也欤？若颠木之有由蘖，乃三篇之大旨，所谓「予迓续乃命于天」、「往哉生生」，皆此义也。傲上从康，有位之大戒。首篇之「猷黜乃心」，正窥见群臣之至隐而发其覆也。
自古言鬼神者，始于伊尹之告太甲，曰：「鬼神无常享。」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大约商人尚鬼，实由于此。故盘庚中篇历历言鬼神以警动其臣民，真觉洋洋如在。其后高宗尤崇尚祭祀，有以也夫。
三篇之中，未迁之词严，曰「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又曰「用罪伐厥死」，又曰「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又曰「罚及尔身，弗可悔」，皆所以黜其傲上从康之心也。将迁之词裕，曰「今予将试以汝迁」，又曰「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所以作其迁徙之气也。既迁之词慰曰：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又曰「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所以悯其去旧即新之劳也。一张一弛，或缓或急，古人其敢径情率意，以贵役贱，以智加愚乎？读盘庚三篇，不能不慨然于秦汉之间也。
盘庚中语极难解者，如「起」、「信」、「险」、「肤」、「吊」、「由」、「灵」、「敢」、「恭」、「生」、「生」、「叙」、「钦」之类，自是当日方言如此。要其文字之层峦叠嶂，往复留连，则所谓「咳罄如闻，形影如见」者也。
文字之佶屈聱牙者，无过于盘庚三篇。今读其言，缠绵往复，味之愈永，意厚而思深，故不觉其言之复也。
说命上中下凡九条。
说命三篇中，君臣多罕譬之语，实开后人喻言之体。如所谓「若金，用汝作砺」，是欲其磨砻德性也；「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欲其宏济艰难也；「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是欲其膏泽万民也；「若作酒醴，尔为曲糱，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是欲其可否相济，调燮几务也。「股肱惟人」，是欲其君臣为一体也。取譬皆有意义，而明良相须之实尽于此矣。高宗真能明于元首股肱之义者哉！「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知苦口之益也。「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知措履之难也。高宗于治道人情已极通晓，故傅说所告皆极精微，较之伊训太甲又不侔矣。惟木从绳则正，高宗以喻言启之，故传说亦遂以喩言答之也。
傅说居于版筑之间，今亦不知其所学何事，但观其对君之言，如「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真能通彻治道本原，而为万世不磨之论。如为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乃醇。然大儒之言，后世论、孟诸书，论学皆从此出，真古之善于立言者。先儒谓高宗旧劳于外，当必深知傅说之贤，后欲举而相之，恐无以服天下之心，而托之于天帝之梦赉，理或然也。但古人亦有因梦而得相，如黄帝之于风后、力牧者也；亦有因卜而得贤，如文王感非熊之占，而得太公望于渭滨是也。古来圣贤之遇合，原非可以常情测。史记云：「高宗得傅说，与之语，果圣人，于是立以为相。」盖必有深观于气象词语之间，果非常人，而后用之，非尽凭于渺茫不可知之数。春秋之时，尚有立谈数语而取卿相者，亦不必疑梦赉之事为尽无也。后世人主，既难于知人之明，而天下人情诈伪滋多，如古人度外之事，亦万不可学，不知历试瀳登之为当。王莽以图纬用将相，遂使屠沽贩负骤跻显仕，为千古所讥，固不足道矣。光武尚以纬书命三公，亦独何哉？
高宗知天下之大非可以一君理，而人君之职莫大于择相，其勤求深念于宅忧恭默之中者至矣。精诚所格，志气所孚，鬼神通之，亦理之所有。不然，高宗亦何必托于帝赉之神奇，以慑俗而惊愚乎？况商俗尚鬼神，观盘庚屡举先王及群臣之祖父以立言，亦其风俗然也。观说命三篇，说所以望高宗者固殷，而高宗之所以待说者亦至。「启乃心，沃朕心」，非明主能为此言乎？人臣朝夕左右，贵明乎沃心之道，以理义悦心而不存乎形迹，以诚信感孚而不争于口舌。骤而语之不可也，贵需之以时日；迫而折之不可也，贵养之以从容。有时而巷遇，有时而牖纳，有时而主文诡谏，有时而因事进规。二事并论，则舍其小而趋其大，顺其美而覆其失，寄开导于弥缝之中，隐救正于将顺之内。不独天下之人不能知之，并人君亦不知也；不独君不知之，并己亦不知也。何有于智名勇功？何有于抗颜触忌？此之谓「启乃心，沃朕心」。噫！此岂一朝一夕之故，躁人浅夫之所能哉！
说命三篇，上篇史臣记相说之由及命说之词也。中篇说所以告君者，首言天为民立君臣之意，「惟口起羞」一节，言治体之大也。「惟治乱在庶官」一节，言用人之要也。「虑善以动」三节，言饰几微，戒骄逸也。「无启宠」以下，修身之道也。「黩于祭祀」，时政之失也。而总之以「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所以告之以政体者至矣。下篇则因旧学之言，又告之以为学之道，学于古训乃有𫉬一篇之旨也。前后篇中，内圣外王之旨，列如指掌，非圣贤而能若是乎？故高宗直以伊尹之事业望之，曰：「罔俾阿衡专美有商。」而说亦直任之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君臣之间，水乳融洽。盖由高宗天资学力俱到，只待傅说一加开导而言言有针芥之投，固宜其光于史册也。「无启宠纳侮」一语，最有深意。人君养尊处优，端拱渊默，孰敢有起而侮之者？惟是宠待小人，狎昵贱士，则蔽其聪明者有之矣，诱以匪彝者有之矣，窃其威柄者有之矣，假其𫫾笑者有之矣。亲之则无所忌惮，远之则肆为怨诽，是皆侮也，而谁其纳之？实自启宠纳之。古人𥊍御左右，必择端人正士。盖君子受恩则感，小人受恩则骄。君子重大义而忘小嫌，小人忘大恩而记小怨。君子之心，寡欲而易足，小人之心，无厌而不知止。故宠者侮之根也，侮者宠之报也。人君深念于此，能不憬然悟哉？无耻过作非。可见过本无非，惟耻之则愈加掩饰护匿而后成非。则其非也，耻过之心作之也。分过与非而为二，俱见立言之妙。
惟天聪明。此语习闻而实创。皋陶之言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尚言天以百姓为视听也。此则实言天有聪明之德，而人君当取法之，若人臣则但敬顺君之道而已。其言宏阔而精微，探原索夲之论也。赞汤之圣者，曰「从谏弗咈」。傅说之答其君，亦曰「后从谏则圣」。从来国有谏臣，皆是吉祥善事。主德愈明，谏者愈多；主德愈圣，谏者愈直。所谓圣朝无阙事而谏书稀者，慨世之无谏者也。人君当以有谏诤之臣为喜，以无谏诤之臣为忧。倘直言不闻，则当反而自思，或吾有咈谏之名。不然，决无有所行皆尽善，而无一可言之日也。如此，庶乎逆耳之言得闻于前矣。高宗肜日凡三条。高宗肜日篇，序谓高宗祀成汤之庙。成汤，远祖也，则与「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之言不合。蔡注谓高宗祀祢庙之时，有雉雊之异，似矣。但观祖己有「先格王，正厥事」之言，又曰「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恐高宗贤君，亦不待如此言之而后入。且观太甲盘庚之类，书中亦无以庙号名篇者，其称庙号，宜为高宗庙中肜祭之日。故通鉴前编因史记之言，系之于祖庚三祀，谓祖己训祖庚之书，与蔡注不同，似为得之。「惟先格王，正厥事」，乃大臣进规之道，此所谓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典祀丰昵之过，不过欲邀福于鬼神，以冀永年之心耳。故首以「天监下民，降年有永有不永」正之，使之明于降福自天，永年在义，孽祥可畏，渎祀无益，则其过不待正而自格矣。若源之不濬，但于事而争之，其能有济乎？
「王司敬民」，正所谓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是也。盖天子何职？以敬民为职。天以民付之于君，祖宗以民付之后嗣，职守莫大于此。乃旷其职守，隳其统绪，虽日奉牲帛以见天，祖神不且吐之乎？故前以典义格其心，而后以敬民正其事。其言甚简约而义理完备，足见古大臣之学术矣。西伯戡黎凡三条。
「西伯戡黎」，注以为文王。宋儒谓武王亦称西伯，疑其为武王。今观其言曰「天既讫我殷命」，则其词何迫也。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亦无可如何之言也。当文王之时，商辛之恶方张，西周之𫝑未盛，羑里之囚，献地之请，皇皇畏罪之不暇，安有称兵于畿内之诸侯，而商之君臣如是其震动者乎？且文王崩，武王嗣立，十三年而始有盟津之举，亦安有情事若是之迫切，而纣犹能容之于十三年之久乎？祖伊之言，定当为陈师牧野之时，而非西伯专征之日可知也。通鉴前编系之于武王，允当矣。国家之败亡，其始必有水旱灾伤，使人民流离失所，皆放弃其良心，违越其典常，而后兵革随之，败亡因之。此皆由天心之厌弃，而后至于斯极也。故祖伊举此以明败亡之符，而绝不言及于戡黎之事，见兵戎之在外者易靖，而民生风俗之坏于内者，大可忧也。强国之凌逼者可挽，而天命之既去不可挽也。特因戡黎之时而痛切言之耳。
「我生不有命在天」，正所谓矫诬上天也。人主称天，以出治常也。兴朝之主称天，而失德之主亦称天。兴朝之主，畏天而称之也。失德之主恃天而称之也。畏天者天怀之。恃天者天覆之。千古至可信者此天，而至靡常者亦此天。譬如奸贪之吏，其所恃以侵夺百姓者，原恃人主之爵禄也。一旦罚及于身，则今日削夺刑戮之君命，非即前日宠荣瀳加之君命乎？吁！盖可类观矣。微子凡二条。
微子一篇，乃微子与箕子、比干相与忧乱之词。今读其书，但著微子、箕子之言，岂比干无所言哉？盖比干之以谏而死，其义易明，其答微子之言，当自无异于箕子，故可以不复著也。箕子之谏与比干之谏自同，特比干死而箕子偶不死耳。比干其初当亦无必死之心也。圣贤处人家国，必求其事之有济，与其道之所安，不苟为一死以塞责，如后世荀息之所为也。大约其时箕子、比干于商为元臣，故以臣之道自处。微子于商为宗子，故以子之道自尽。臣之道莫大于救危亡，子之道莫大于存宗祀。比干非狥名，微子非避难，三人之心，昭然如揭日月，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皆从此章「人自献于先王」看出也。公孙杵臼谓程婴曰：「死易，立孤难，子勉为其难者。」公孙杵臼死，而程婴复死，遂开后人轻生狥名之弊，为圣贤所不道也。
从古政乱俗偷，则其国未有不危亡者。善医者不视人之肥瘠，而视人之脉理神气。脉理既乱，神气既耗，则虽壮盛，特需时耳。故纪纲风俗者，人身之脉理、神气也。微子与箕子之言，但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又曰：「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牷。」其时民心之悖叛纷扰，盖可知矣。即以此为沦丧必至之𫝑，初未尝举敌国外患以为言也。其曰「我用沉酗于酒」，又曰「我其发出狂」，非止臣为君讳之文。大臣与国同休戚，与人君共腑膈，凡君之过，何莫非身之过乎？但视为不敢斥言，犹浅矣。
书经衷论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