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染篇》云：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此节下文即推言国亦有染，士亦有染，与《吕氏春秋》文略同。或谓此本吕氏所推说，非墨子之本文。汪中、吴汝纶说同。然此今姑弗具论，特墨子见染丝而叹，则必为事实。其寓意盖谓人之善恶由乎师友之习染，盖亦注意教育之论矣。
墨子之于教育，其对于受教者甚不主张盲从。故《法仪篇》云：
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此言虽非专为教育而发。然可见墨子之于受教者，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国家教育，均有仁不仁之辩，而无绝对服从之必要矣。而《荀子·致士篇》则云：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
《礼论篇》又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荀子之言如此。盖主张绝对服从者。此亦儒墨之所由大异也。然墨子之教人，亦力持干涉主义。《耕柱篇》云：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太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
则其督责教者之严，已可概见。证以《尚同中篇》所谓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则其干涉之精神，益可知矣。盖其主张绝对干涉，故其终也，虽与前说仁不仁之辩有矛盾，亦不自知矣。
然墨子之人格极高，其为孔老所不及者有二：
一曰：兼爱精神。
二曰：牺牲精神。
《孟子·告子篇》云：“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陈灃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摩，犹糜也。糜，烂也。糜烂而死之谓也。”
《荀子·富国篇》云：“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
此孟荀攻击墨子之言也。然墨子兼爱与牺牲之精神，可谓形容毕尽矣。《吕氏春秋·爱类篇》云：
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慈故能勇。
《韩非子·解老篇》释之云：
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
然则墨子其有得于老子之慈者乎：韩非其有见于墨子之勇者乎？不然，非之智盖不足以语此。然老子虽能言此，而老子之行事类此者却未之见也。至儒家则虽说泛爱，而行尚中庸，下者且以哗世取宠，不足语于牺牲也。
墨子之人格既如此，故其教育主义亦不外此二者。今其书各篇上自《亲士》、《兼爱》、《尚同》诸篇，下至《公输》、《备城门》诸作，殆莫非欲贯彻其兼爱与牺牲之精神者也。然约其为教育之旨，尚有六端。兹举之如下：
一曰：贵义。
《贵义篇》，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
墨子之所谓义，盖即含有牺牲自己以兼爱人之意。故墨子本书义字，本皆作羛，从羊从弗。见说文。 从羊与善字同意，兼爱之谊也。去我从弗，有排除为我主义，而以绳墨自矫，以备世患之意。《庄子·天下篇》语，弗，古文拂字，即矫拂之谊也。 今《墨子》书皆改羛作义，易从弗为从我，失墨子之本谊，甚矣。
二曰：尚意。
《耕柱篇》，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有贼也。功皆未至，子独何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将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此则凡事皆求其是，成败利钝，皆所不顾。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其勇盖近此。而一尚实利，一尚仁义，则其大异也。
三曰：尚分工。
《耕柱篇》，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亦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然则事无大小，凡能尽己力以益于人者，均在所当为，而无贵贱之分矣，反是而较其大小，计其价值而后为之，则天下之公益事可为之者少矣。
四曰：尚独行。
《贵义篇》，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王念孙云：如字古或训为宜。
此其特立独行之志，为何如邪？
五曰：尚实行。
《耕柱篇》，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
此则循名责实，不特察人用人当如此，自处亦当如此，不容有毫厘之文饰者矣。
六曰：尚创作。
《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此可见墨家创作之精神矣。
唯其如上六者所说，故其教育遂能收其大效。
《备梯篇》，禽滑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甚哀之。
《吕氏春秋·尚德篇》，孟胜为墨者巨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
《吕氏春秋·去私篇》，腹 为墨者巨子，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 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凡此皆可见墨子教育力量之伟大。夫死者人之所至难，而墨子之徒，乃乐为之如此。墨子非有特殊感化力，曷足致此？观其百舍重茧以往救宋，预知公输般之欲杀己，而犹亲往焉。见《公输篇》。 则其视死如归，墨子盖身自行之。故弟子亦相率而效之也。至其木鸢车 之巧，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九攻九却之术，乃其技之小者矣。
虽然，墨子之教，虽能化于少数之弟子；而为之太过，决不能久。故《庄子·天下篇》云：
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法，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然则《孟子》所谓“天下不之杨则之墨”，《吕氏春秋》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者，其说非邪？曰：此盖似是而非之墨。犹战国末似是而非之儒耳。不然，则真墨之众，充满六国，本墨子止楚伐宋之志以救六国；行禽滑釐等守宋之事以守六国；抱孟胜必死之心以忠六国；秦兵虽强，岂能灭六国如折枯推朽之易哉？老子曰：“强梁者不可以为教父。”岂非墨子之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