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或以梁之旅平为告成而祭，雍之既旅为兴役而祭，何也？」曰：此书皆所以纪成功耳，祭固有告始者矣，独谓之「告始」，则何以纪成功乎？故知皆主告成言也。观下文「九山刊旅」可见梁既言「旅平」，故雍止言「既旅」，其蒙梁旅平之意而互见欤？
或问：林氏以为禹贡所叙九州事，为禹别九州，自导岍以下为随山，自导弱水以下为濬川，自「庶土交正」以下为任土作贡，如何？曰：书序乃挈一篇之大旨言之，非指定其章句而截为品目也。导山、导水，乃因前九州内所说山川源委未尽，故申述之。若以此为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则前各州内所说山川贡赋皆非乎？或问：弱水、黑水，河水分行之道，唐孔之说如何？唐孔氏曰：「黑水出张掖，而三危山在炖煌，自炖煌而南，黑水安能截河而南行？盖河自碣石以西，多伏流地下，故黑水传越而南也。」新安王氏曰：「非也。以地之南北考之，弱水出张掖，在北，自张掖西至流沙。河水经积石，在金城郡，在南，自积石北行而东。三危在炖煌，又在积石之西南，故黑水至三危可南入海也。」
或问河源，新安王氏曰：「西汉时，积石河关之外，地属羌戎。至唐始知河源在吐蕃中。故杜佑曰：河从吐蕃西南数千里流而东北，是为积石之河。」佑之言略而未详。唐长庆中，刘元鼎使吐蕃会盟，见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夏秋乃能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谓昆仑者也。蕃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三千里。河源其间，流澄而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他水并注则浊。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绩尾，殆五百里，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如此。然则河源于紫山东北出于积石，葱岭在积石之西北，紫山在积石之西南，盐泽、黄河原不相属，潜行地下之说妄也。
或问：「济、河、江、汉分合之辨如何？」唐孔氏曰：「济水既入河，与河流相乱，而汉孔氏知截河过者，以河浊济清，南出还清故也。二苏氏、曾氏以为味别也。」详见上三江下。 林氏曰： 「说皆未为确论。夫济清而河浊，济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会浊之多者，不数步间，则清者已化为浊矣。既合流数千里，安能自别其清者以溢为荥乎？古之人盖有知水味者，惟知其味之合而已。淄之味如此，渑之味如彼，淄、渑合则其味又如此。三沴亦然。」苟使淄、渑既合为一器，而使就一器之中，别其半以为之淄，别其半以为之渑，则虽易牙、陆羽，亦有所不能矣。水合则味合，安能以味别而复出哉？郑渔仲谓汉水至大别入江，经文止此而已，东汇泽而下，皆脱文也。导沇水至入河，经文亦止于此。夫经文难晓，则缺之可也。若以己意增损经文，其病又甚矣。曰：「林氏本说自明白简易，见集传。然其辟水味水色，亦未为尽。夫水之合流，两边并行而不相杂者有矣，非如一器之内，搅杂二水而为一也。苏氏谓京口江至金山少北，水味殊绝，轻重亦异，知是不相杂。水之相合，其流派之在左在右，或清或浊，亦有可辨处。如济入河，汉入江，或自一边流入，合流之后，复自一边流出，固亦可辨济、河之清浊。窃意二孔当亲见之，林氏南渡后人未必亲见也。」或问：「晦庵之言如何？」晦庵曰：「汉既入江，则汉水已终，其汇为彭蠡可言也。其为北江入海，乃导江事也，而属之汉，此不可晓。」曰：「观林氏之说，则可释矣。」
或问：「澧之说如何？」孔氏曰：水名也。言郑氏曰：此经导水，自弱水以下，凡 过言会者，是水，凡言止者，或山或泽，皆此水也。此澧乃陵名，即今长沙澧陵也。曰：「据楚词，则澧为水名明矣。郑氏以为言至皆山与泽，而水未尝言至，亦有理。但经文未尝有陵字，而以为澧陵，则牵强矣。或是地因澧以得名也。如今言至钱塘，岂是至钱塘江？如言至吴江，岂是至江中？盖地因水以名者多矣，故两存之。」
或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成赋中邦。林氏以为交易折变而输其赋于中邦，且引后世转漕京师之费以证之，如何？」曰：「古者赋藏于天下，惟王畿之赋则归天子，然犹乡里有委积，岂若后世尽输天下之赋而纳之京师哉？此说不惟文义不顺，若交易折变而输京，乃桑孔之遗智，而唐世两税货钱轻重之弊所由生也，岂圣人任土作贡之制哉？」
或问：「三百里纳秸服，王氏、夏氏之说如何？」王曰：「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畿内移用，故使之纳秸而服输将之重所。」夏曰：「纳秸虽轻于粟米，然曰服输将，则足以偿其 输之轻矣。」曰：「王说秸服二字虽详，然后世郡县纳赋，犹是官自漕运。三百里去王畿不为近，若以为五百里之中而便于畿内移用，则是输将于五百里之间，不亦劳民乎？此必不然。」兼服只是服役之义，谓之「服输将」，则是增衍为说，于文义亦未当。夏因王说而谓服输将以偿其所输之轻，则意愈差。当时所以为轻重者，必有多寡之等，而未必以输将为偿也。
林氏曰：「禹锡玄圭，以告成于天。古者祀天地必用圭。玄圭者，盖天色，因天事天，犹苍璧然也。」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