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底传统：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其重点在「自然」
講中西哲學之會通﹐首先由限制性講中西哲學之差異。在限制中表現具有普通性的概念﹐我們不能離開限制性憑空籠統地講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通性概念﹐故先講限制性﹐由限制性就有不同﹐可以講中西哲學之差異與分別
差異如何講法? 中西哲學皆歷史長而內容豐富﹐講差異是不容易的﹐若無綜合性的綱領如何去講呢 ? 憑空講是很難的﹐一定得通過以往幾千年來的發展﹐整個看來才能得一個線索﹐否則無從說起。所以只有通過發展這個觀念﹐長期發展的領導線索綱領才能把握。
經過長期的發展看中國的文化﹐由夏商周一直發展﹐也可以把握其綱領而看出其差異﹐這當然要對各時代的思想加以反省才能了解。
如上講所述的普通性與特殊性﹐以此乃可言中西哲學之會通。有普通性也不能以此而言中西哲學不能有差別﹑有限制性﹐故中西哲學永遠可保持其特殊性。由普通性與特殊性兩方面綜合起來﹐我們就可把握中西哲學發展之主要綱領的差異在何處。如剛說過﹐對中西哲學傳統的長期發展加以反省就可以看出其不同﹐我們可以用兩個名詞來表示。我們可說兩個領導觀念﹐一個是生命﹐另一個是自然。中國文化之開端﹐哲學觀念之呈現﹐著眼點在生命﹐故中國文化所關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點﹐其所關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對象」(nature or external object) ﹐這是領導線索。
由中國古代的經典﹐就可看出都是環繞生命這個中心問題講話而開展。重點在生命﹐並不是說中國人對自然沒有觀念﹐不了解自然。而西方的重點在自然﹐這也並不是說﹐西方人不知道生命。由歷史開端時重點有些小差異﹐就造成很來整個傳統發展的不同。我們就以「生命」﹐「自然」兩個觀念﹐來看中西哲學發展的大體脈絡。
所謂的關心生命﹐生命的意義有好幾層﹐首先所關心的生命是眼前的個體生命﹐生命就如其為生命而觀之(life as such) 。這一個層次的生命是有問題的﹐故首先意識到此。生命有好幾層次﹐如以佛教的說法﹐阿賴耶識也是生命﹐轉上來涅槃法身也是生命。可是關心生命﹑出問題的生命﹐而想法對付它﹐則此時的生命不是佛教所言的涅槃法身的生命﹐因為這個生命是經過我們關心它﹐處理它而翻上來的最高境界﹐到那個境界生命就無問題了。我們現實上並不能馬上就到達到涅盤法身的境界﹐我們的現實生命到處是麻煩。人首先注意到的是生命外部的麻煩﹐此外部的麻煩很容易解決﹐但生命自己內部的問題就很難了﹐所以說﹕「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難」。外部的問題都安排好了﹐但自己卻不能安排自己。如你外在周圍的種種問題都給你解決了﹐但你仍是左也不安﹐右也不安﹐不能自在﹐到處是問題﹐到處是麻煩﹐有人就是這樣的。「富貴不能樂業﹐貧賤難耐淒涼」﹐這種人是很麻煩的。貧賤固不好﹐富貴也不見得好。孔子就說過﹕「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不可以久處約」﹐意即不仁的人不能長久安處于其快樂﹑舒服與幸福的境地﹐他也不能長期處于其困厄倒楣的狀況﹐紅樓夢中賈寶玉就是這種人﹐富貴時他也不能好好地做事或讀書﹐貧賤時更受不了那種淒涼。如孔子所說的不仁的人也不一定是壞人﹐如賈寶玉你不能說他是什麼壞人。「不仁者」意即生命中無仁之常體的人﹐故孔子這句話意思是很深遠的。
孔子的「仁」之意義不易把握﹐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是每人都有的﹐人若沒有好惡就沒有是非﹐但要能成就好惡是不容易的。唯仁者才能成就「好人」之好﹐「惡人」之惡。如一討厭就討厭得不得了﹐就是所謂惡惡喪德。「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喜歡時千方百計地設法使其生﹐但到討厭時非得把他殺死不可﹐處之于死地。這樣的好﹐是溺愛不明。這樣的惡﹐是惡惡喪德。惡是當該惡的﹐但惡之至于喪德﹐你本身就是惡﹐也即本來你是惡惡﹐但惡的結果你本身陷於罪惡甚至比原來所惡的惡更惡﹐這反動很可怕。
這個道理孔子在二千多前就說出來﹐我們到現在還不明白。資本主義、資本家固然有許多罪惡﹐改革資本主義社會是可以的﹐但共產黨那樣的做法就是惡惡喪德。故「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是指能體現仁道的人﹐也即生命中有定常之體(仁體)的人﹐意即是有真實生命的人。有真實生命的仁者﹐才能好﹐才能惡﹐才能成就好之為好、惡之為惡。儒家是肯定好惡的﹐因無好惡就無是非。進而要如何成就好惡﹐但要成就好惡就要許多工夫。
不仁者(生命沒有定常之體的人)不能長處樂不能久處約﹐這樣不是﹐那樣也不是﹐這種人很麻煩﹐生命不能得到妥當的安排﹐我們的現實生命就是這樣﹐故征服世界容易﹐征服自己困難。人最後的毛病都是在自己﹐這個時代的災難最後也都在人本身﹐並不是在核子彈﹐故人是最難於對付的﹐人最可愛﹐也最可惡。故荀子指現實上的人為:「信不美﹐信不美」﹐意思是很不好﹐很不好。但另一面人也很值得讚美﹐人也可以達到最高的境界。故人的地位很不穩定﹐可以往上通神聖﹐也可以向下角落得比禽獸還壞。這就是我們一開始說 life as such 意義的 life﹐並不是指已經翻上來達到了最高境界如涅槃法身的生命﹐那種生命﹐問題都已經解決了﹐而我們現在所講的這個生命是指著 life as such 的現實生命而言的。中國由夏商周以來﹐著眼點一開始就在關心自己﹐如何來安排這自己最煩的生命﹐所以由此首先意識到「德」的觀念﹐故詩經講「疾敬德」以後一步一步注意向內修德。古代人如由科學的立場來看﹐知識很簡陋﹐簡直不能與我們現代的人相比。從這個地方來講是我們後來者居上﹐但並不是一切方面都是後來者居上。若從「德」方面來看﹐不但後來者沒有居上﹐反而每況愈下。所以古人對「德」有清楚而分明的觀念(clear and distinct idea) 。相反地﹐我們現代人對「德」無清楚的觀念﹐都模糊了﹐但對知識有清楚的觀念。知識是指科學知識﹐因為科學的成就是很明顯的﹐但其實一般人本身也不一定懂科學﹐因為他本身不是科學家﹐他也不懂原子彈、相對論﹐但我們相信科學是因為科學有證驗﹐所以就認為科學最可靠。所以客氣地講﹐現代人對知識清楚﹐儘管一般人並不清楚。那麼憑甚麼對知識有清楚的觀念呢?這還是憑知識權威、訴諸專家。因為科學已經是成立了﹐客觀地擺在那裡﹐儘管自己不懂而訴諸專家﹐這樣並不是獨斷﹐也不是迷信﹐所以是可諒解的。在可諒解這個層次上﹐我們姑且可以承認現代人對知識有清楚而分明的觀念。但對「德」則完全沒有﹐所以講很多的道德哲學﹐有許多主義與主張﹐但還是說得不明白。現代人在知識方面這麼進步﹐但對德、正義、公道等完全沒有觀念﹐沒有認識。而古代的人那麼原始﹐為甚麼對德有那麼清楚而明確的認識﹐這似乎是很奇怪的現象而不可思議。
因知識是很麻煩的﹐而道德上的是非善惡之判斷卻不需很多的知識來支持﹐而且最簡單明瞭﹐故儒家言道德的實踐是簡易的。相反地﹐我們想知道對象﹐對對象有所了解與認識﹐是很麻煩的而複雜的﹐到某一個地步還不夠﹐還要往裡步步深入。牛頓的物理學還不夠﹐還要進到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大宇宙的物理學不夠﹐還要向小宇宙的物理學前進。這是很麻煩的﹐越研究越專門﹐結果只有專家才有一點點的知識﹐我們一般人則一點也沒有﹐實際上一無所知﹐所以要有那一方面的知識就要向那一方面的專家請教﹐這樣一來其實都推諉給專家﹐這不是一無所知嗎?所以知識才是麻煩的﹐要得到知識是很不容易的。對知識要有清楚而明確的觀念也不是容易的。
但人對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言行﹐如有錯誤﹐馬上就有罪惡感﹐這點古人就會了﹐所以說德的意識很「簡易」、「坦然明白」﹐若太複雜人們就不能了解了。假若你演算數學的問題演算不出來﹐證明不出來﹐這並非罪惡。你不懂數學不是罪惡﹐但若說錯話或做錯事﹐你自己就難過。所以德的意識很容易被人注意﹐古人對這方面的清楚的觀念﹐是很合乎情理而很可以了解的。而正相反﹐現代人就不了解德。所以「疾敬德」就是要你趕快使自己像個人樣﹐好好做事﹐好好為人﹐故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你不要妄為。古人一下把問題落在這個地方﹐就重視這個問題。
後來孔子出來﹐再往裡一層一層地深入前進﹐于是中國的哲學就開出了孔子傳統﹐後來的發展大體而言﹐儒家是主流是正宗﹐道家是針對儒家而發出來的旁枝﹐但道家還是對付生命這個問題的﹐道家也開出另一個系統﹐這樣中國的哲學就發展下去﹐一代一代人物也很多﹐各有其發展與注重的問題。
漢學主要是繼承儒家的經典。漢儒並不一定能了解儒家的真正精神﹐但能保持文獻也有他們的功勞。兩漢後接著來的是魏晉時代。魏晉時代的名士專談三玄﹐三玄是老子﹑莊子與易經。魏晉的三玄以道家的精神為主﹐故講老莊是很相應的。可是易經是儒家的經典﹐孔門的義理﹐而魏晉時代以道家精神來講易經並不一定相應﹐但也有所發明。魏晉時代的學問是由儒家的主流岔到旁的方向。隨著而來的是南北朝﹐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佛教是由印度傳來的﹐在此段時期中國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佛教的工作。可是隋唐的政治文物又回到中國原有的。由魏晉談三玄的歧出﹐再經南北朝的吸收佛教﹐佛教是外來的﹐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離我們本有的骨幹更遠﹐此即歧出中的歧出。這一段時間很長﹐由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共約五百年的時間﹐經談三玄道家的復興為橋樑進而吸收佛教﹐這個階段為中國思想歧出的階段。
在大唐盛世﹐國勢﹑政治文物﹑典章制度達到頂盛﹐是中華民族的黃金時代﹐是中華民族民的光榮。但唐朝不是哲學家的時代﹐而是文學家的時代﹐其表現在詩。所以要了解唐朝的三百年﹐要以特殊的眼光來看。其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是屬于儒家傳統的﹐但儒家學問的義理精神並無表現。唐朝時代思想義理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產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間。如天台宗完成于隋唐之間﹐而在唐朝仍繼續發展﹐有荊溪之弘揚﹐唐初玄奘到印度回來後開出真正的唯識宗﹐華嚴宗也發生于唐朝。故自發展佛教的教義而言﹐天台宗﹑華嚴宗都在這個時期全部完成達到最高峰。這是中國吸收印度原有的佛教而向前發展到最高的境界。中國人順著印度原有的往前推進一步﹐與印度原有的佛教不同是時間前後發展的不同﹐而非並列的不同。換言之﹐後來在中國流行的佛教是把原有的印度佛教所函蘊的推進發展出來的﹐所以只有一個佛教﹐並不能說另有一個中國的佛教。現代研究佛教的人﹐就有人把佛教分為印度的佛教與中國的佛教﹐而有些人以為重新由梵文才能得到佛教原有的真精神﹐因為中國的佛教都是經過中文翻譯的﹐認為這樣不可靠﹐而由梵文來追尋原有的佛教﹐好像中國的發展是歪曲了的。這些看法都不是正確的。說到翻譯當然不能無小出入﹐但主要的精神義理是不差的。
唐朝在佛教之思想義理方面有很高度的成就與表現﹐能發展出天台宗華嚴宗﹐並能確認唯識宗﹐這就是最高的智慧。這些宗派的大師如智者大師﹑玄奘﹑賢首等都夠得上是真正的大哲學家﹐與西方的大哲學家相較絕無遜色。佛教的教義發展到這裡已經是最高峰了﹐再往前進是禪宗。因為禪宗以前的大小乘以及天台宗﹑唯識宗﹑與華嚴宗都是講教義﹐也即講義理系統。但禪宗則為教外別傳。以往的教派多了﹐教義也講得複雜而煩瑣﹐而禪宗要做的是把其簡單化後付諸實踐﹐這就是禪定的工夫。禪宗又是最高智慧中的智慧﹐只有中國人能發展出這一套﹐世界任何其他民族皆發展不出來。目前美國人很喜歡禪宗﹐覺得很新鮮而好奇﹐其實完全不懂禪宗。有人竟與維特根斯坦相比附﹐這樣比附對兩方面都沒有了解而且都耽誤了。禪宗是佛教﹐所以不能離開已有的佛教而空頭地隨便妄談禪。教義發展至高峰一定要簡單化﹐簡單化而付諸實踐。但佛教本來就是講修行的(如戒﹑定﹑慧) ﹐但修行由禪宗的方式來修行是了不起的。無論大小乘都講修行﹐無修行如何能成佛?但以禪宗的方式來修行是奇特而又奇特﹐真是開人間的耳目﹐此只有中國人才能發展出來﹐這不只是中國人的智慧而且是人類最高的智慧﹐故大唐盛世並非偶然﹐中華民族發展到唐朝實在是了不起。
唐朝義理思想的精彩不在儒家﹐但政治文物﹐典章制度是繼承春秋兩漢下來的﹐那是歸于中國的正統。社會上人民生活的倫常習俗並非印度的﹐所以吸收的只是佛教的教義。這樣唐朝的基本原則與精神落在那裡呢?其所以能繼承這一套典章制度的精神是服從什麼原則呢?義理是吸收外來的佛教﹐但並不能以佛教來治國平天下﹐因為佛教的重點不在此﹐佛教即使在其鼎盛時期也不過如此。中國在大唐盛世除與治世不相干的佛教及政治上的典章制度以外﹐精神上是服從什麼原則來運宰這一套制度﹐開一個大帝國﹐創造出這樣一個高度的文明?唐朝所服從的是生命原則(principle of life) 。大體比較地講﹐漢朝是以經學治天下﹐即以經學統政治﹐以政治統經濟﹐大體就是這個模型﹐但做到什麼程度很難說﹐故這樣﹐相對地說﹐漢朝是服從理性原則(principle of reason) 。唐朝則服從生命原則。為什麼以「生命」來說明呢? 佛教在此不相干﹐十三經註疏也無精彩﹐而唐朝大帝國能開出這麼一個文物燦爛的大帝國﹐由政治上而言﹐是唐太宗的英雄生命﹐他是典型的中國式英雄﹐十八歲開始打天下﹐打三﹑四年就完全統一中國﹐建立唐朝大帝國﹐這是英雄。英雄是表現生命﹐不是服從理性﹐生命是先天的﹐唐朝有此強度的生命。除唐太宗之英雄生命以外﹐唐朝的精彩在詩。兩漢是文章﹐唐朝是詩﹐宋是詞﹐元是曲。人們常說唐詩是學不來的﹐是靠天才的﹐如無那種天才與生命﹐就無那種才情。由此看來﹐唐朝時﹐儒家沒有精彩﹐佛教不相干﹐剩下兩個「能表現大唐盛世﹐文物燦爛」的因素是英雄與詩﹐詩靠天才﹐也是生命。生命放光輝就是詩才。英雄的生命也是光輝﹐就是英雄氣概。表現為詩的是詩才﹑詩意﹑詩情﹐此是才情。英雄不能說才情而說才氣﹐不能說氣象而說氣概。生命旺盛的時候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漂亮的詩不自覺地就產生出來了﹐生命衰了則一詞不贊,所謂江郎才盡。這種生命與才氣乃康德所謂的強度量(intensive quantity) ﹐而非廣度量﹐數學量。生命乃服從強度原則的﹐強度量是拋物線﹐可以從一無所有而發展到最高峰﹐由此最高峰又落下至一無所有。大唐生命發展至唐末五代即一無所有。中國歷史在以前最差的是唐末五代﹐那時代的知識份子廉恥喪盡﹐社會國家最亂。這就是服從強度生命原則的自然結果(consequence) 。所以人生的奮鬥過程在生命以外一定要重視理性。當生命強度開始衰敗﹐有理性則生命可以再延續下去﹐理性能使生命有體而不至于潰爛。
唐末五代之後就是宋朝﹐宋朝的三百年﹐國勢很差﹐但時代的思想是儒家的復興﹐就是理學家的出現。理學家就是看到自然生命的缺點而往上翻﹐念茲在茲以理性來調護也即潤澤我們的生命﹐生命是需要理性來調節潤澤的﹐否則一旦生命乾枯就一無所有﹐就會爆炸。而理性就能潤澤我們的生命﹐這樣生命就可以線延不斷地連續下去﹐這一代不行可以由下一代再來。這是宋朝時社會上知識份子所擔負的﹐而不是趙家的君主們以及環繞君主的官僚所能擔負的。故宋朝國勢的不振﹐非理學家的責任。宋朝由宋太祖開國時的規模就不行﹐但為什麼宋朝能維持三百年之久呢? 這是不容易的﹐此乃靠文化的力量。故以後顏﹑李學派那些人責備理學家乃是氣憤之言。北宋南宋之亡﹐理學家不能負這個責任。了解歷史要公平而恰當的了解﹐但整個宋朝三百年還是服從理性原則。此與漢朝不同﹐漢朝是文獻經學的整理﹐而宋朝則是闡揚儒家的義理﹐故兩個型態不同。
宋亡後元朝不過一百年﹐而明朝底時代精神還是理學家為主的﹐即以王陽明為代表﹐故明朝的時代精神大體也是服從理性原則的。王學一出﹐佛教就衰微而無精彩了。宋明儒家是繼承先秦儒家而發展的﹐那是依儒家內部義理講的儒家﹐兩漢的經學是外部經學的儒學﹐兩者不同。而儒家之所以為儒家﹐是宋明儒所表現的。明朝的體制大體是模倣漢朝﹐其實是模倣不來﹐究竟是不同的。
明朝這一個朝代是不容易了解的﹐其間三百年從朝政及皇帝方面看實大體都是很乖戾的﹐講歷史的人就不懂其中的道理﹐故了解歷史是一個問題﹐記得歷史又是另一個問題。一般的是記得歷史而不能了解歷史﹐尤其是那些專重考據的。他們知道而且記得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情﹐但是小事情不是大事情。但了解歷史與記得歷史是不一樣的﹐這兩種能力顯然不同。記憶當然有價值﹐但了解也有價值﹐不了解而念歷史有何用處? 明朝之後是清朝﹐清朝一開始中華民族就倒楣而一直倒楣到現在。因為清朝是異族統治中國﹐對中國的文化生命與民族生命的影響是很大的﹐不了解的話﹐就看現在的中國。一步一步的變化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清朝是異族的軍事統治﹐對民族生命有很大的挫折﹐因而對文化生命亦有很大的歪曲。凡是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民族生命與文化生命不能得到諧和的統一﹐這時代一定是惡劣時時代﹐悲劇的時代。清朝的軍事統治把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傳統體制完全破壞了﹐以前設有宰相﹐到滿清就變成軍機衙門﹐成了軍事統治﹐此與元朝一樣﹐都是來自異族統治。
不管以前的宰相能做到什麼程度﹐但他是代表治權﹐宰相負責政治的措施。到清朝就成為軍事第一﹐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與理想喪失了。所以清朝的知識份子沒事可幹﹐就成乾嘉年間的考據。此根本與漢學不同﹐精神也不一樣﹐不是傳統文化的順適調暢的發展形態﹐這是在異族統治下的變態。乾隆皇帝就表示以往的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是壞習氣﹐如果這樣﹐我們皇帝幹什麼? 故清朝時﹐由孔子傳下來的知識份子的願望與理想都沒有了。現在知識份子的情形是經過清朝三百年統治後的自然結果(natural consequence) 。乾嘉年間的學問是清客的學問﹐那些考據家很多是做清客幫閒﹐清客是奉陪王公大人的。不說考據沒價值﹐而是要了解乾嘉年間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
顧亭林的考據是繼承傳統儒家來的講實用。儒家內聖外王是真正的實用﹐不是記誦雜博以資談助。顧亭林考據背後的精神完全與乾嘉年間的不一樣。所以我並不反對考據。講中國古典﹐歷史的考據當然有其相當的價值﹐但亦不只是考據所能勝任﹐而且最重要的是以什麼精神來從事考據。我們反對的是乾嘉年間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那種意識形態是清客。理學家不做清客﹐他們都有根據中國以往的傳統傳下來的知識份子的理想與願望﹐這些現在大家都忘掉了。中國有五千年的長久歷史﹐一個人若有存在的呼應﹐即在現在就與歷史生命不隔。而現在的中國人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對中國的歷史傳統無存在的呼應。故與歷史生命相隔﹐不能存在地相呼應。現在人喜言「代溝」﹐這是社會學與心理學所用的名詞﹐指老少年人之間因年齡相差而產生互相間不了解的情形。這事實中國以前也並非不了解﹐但並不誇大此事實﹐卻寧願講承先啟後﹐代代相傳。這樣﹐個人的生命就能與民族的歷史生命相契相呼應。故不要被目前的流行名詞把我們的生命錮蔽住。
西方人有許多觀念﹐許多主義﹐這些觀念與主義只是學術上的主張﹐或是政治上的個人見解﹐在西方社會是司空見慣的不會引起什麼騷動。但這些觀念與主義一到中國就不得了﹐每一個主義就成了一個宗教﹐都想以之治國平天下。就這樣地生命固結在某些觀念上﹐而排斥其他的觀念﹐終于對我們的生命造成騷亂。目前中國人號稱有十幾億﹐但究竟有多少能夠算得上是真正的中國人? 表面上看來﹐當然都是中國人﹐但以其意識上所持的觀念來看﹐很少是真正的中國人。即使在風俗習慣﹐社會禮節方面仍遵守典型中國的傳統﹐但其思想與意識完全不是中國的﹐這樣一個人的生命就四分五裂﹐生命不能諧和﹐不能一致。如中共以馬列主義為教條﹐以蘇俄為其祖國﹐而宣言工人無祖國﹐而現在統戰又要人回歸認同祖國﹐這是自相矛盾而不通的﹐但一般人就被其所惑﹐就順著去回歸認同﹐其實這些詞語都是迷惑人的﹐而在玩弄文字把戲。
所以目前的中國人意識上的觀念橫撐豎架﹐而把生命撕成四分五裂。乾嘉年間以來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是清客。故清末民初西方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我們就完全無法應付。因平常不講義理﹐不講思想﹐故腦子裡就沒有觀念﹐沒有學問傳統﹐在這樣的情形下靠什麼來應付呢? 只靠一時的聰明是沒用的﹐這種聰明中國人是很有的﹐清末民初那些人也都有﹐但只是這種聰明不足應付。因為我們喪失了學問傳統就不會表現觀念﹐不會運用思想。現在的中國人完全無觀念無思想。在這樣不會運用思想的情形下﹐就以直接反應來應付問題﹐有一個與動(action) 就有一個反動(reaction) ﹐這種反動都是直接反應(immediate response) 。這個時代一般人都是採取這種直接反應的方式﹐直接反應怎能解決問題呢?
因為要解答問題是要有根據的﹐如解答一個數學問題就不能憑空來解答﹐一定得根據前面所學的定理來解答。要解決經濟的問題﹐就要根據經濟學上的知識原則與辦法來解決。這樣就是要會運用概念﹐運用概念才會運用思想﹐運用思想才能解答問題﹐直接反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直接反應的結果就是孟子所謂的「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來一個刺激就出現一個反應﹐這樣一個接著一個﹐就整個地拖下去了﹐所以一個民族到不會表現觀念時就沒有了生命(no idea therefore no life) 。其生命就是動物性的﹐因為動物性就不須要idea。清朝亡了﹐民國初年更不成話﹐顛倒惑亂下去﹐結果共產黨終于出現﹐要不然中國人何至竟為魔道所迷!
總而言之﹐中國人以前所謂學問﹐是要懂得義理才是學問。名理是研究邏輯﹐數理研究數學﹐物理研究自然。儒家講性理﹐是道德的﹐道家講玄理是使人自在的﹐佛教講空理是使人解脫的。性理﹑玄理﹑空理﹑名理﹑數理﹑物理還得加上事理。事理與情理是屬于歷史與政治的。中國人常言懂事﹐事理是一個獨立的概念﹐情理是人能通達人情﹐這種屬于具體生活的也是很深的學問﹐但在以前未見能達至佳善之境。
名理是邏輯﹐中國是不行的﹐先秦名家並沒有把邏輯發展到學問的階段。至于數學﹑科學也不行﹐故中國文化發展的缺陷在邏輯﹑數學與科學。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精彩所在。我們並沒有發展出來﹐有就有﹐無就無﹐故不要瞎比附。
中國人以前幾千年學問的精華就集中在性理﹑玄理﹑空理﹐加上事理與情理。事理情理要有一個學問來支持才行﹐否則不一定好﹐會變成社會上所謂的老奸巨滑或圓滑頭這一類的。事理情理本來有獨立的意義﹐故可成一種學問﹔性理﹑玄理﹑空理皆是學問。一有學問表現出來﹐人的生活才有軌道﹐才能處事應世。這就是中國以前的學問傳統中的「理」﹐而乾嘉年間的學問就完全不懂這些「理」﹐只懂得說文爾雅之理﹐就是大約相當于現在所謂的語言學。到不懂這些「理」時﹐生命就不會運用思想﹐不會運用觀念﹐這樣就不能應付這個時代﹐故民國以來一步一步都是與動反動地交引下去﹐結果終于出現共產黨的劫難。
當然一個文化只有性理﹑玄理﹑空理是不夠的﹐可是只有邏輯﹑數學與科學也是不夠的。所以我們檢討中國的文化﹐沒有的如何使它開出來。本來五四運動以來就想開出邏輯﹑數學與科學﹐但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都還沒有生根﹐還發不出來﹐目前的階段還是在跟人家學﹐因為我們的頭腦心態受成習底制約﹐很難適應這些學問﹐要想自發地發出這些學問來須要自覺地自我調整。
性理﹑玄理﹑空理是一方面的學問﹐是屬于道德宗教方面的﹐是屬于生命的學問﹐故中國文化一開始就重視生命。而性理﹑玄理﹑空理都是為了調護潤澤生命﹐為了使生命能往上翻而開出的。但我們的生命不只要往上翻﹐還有往外往下的牽連﹐這方面的牽連就有各種特殊的問題﹐如政治﹑社會﹑經濟等﹐都需要特殊的學問﹐即專家的技的學問。這又是一個層面與上述生命往上翻的層面不同﹐我們不能以這一層面的學問來代替另一層面的學問﹐這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一個是屬於生命的學問﹐一個是屬於知識的學問。我們也不能只有調護潤澤我們的生命的學問就夠了﹐平常所謂夠了是因其有普遍性有必要性﹐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 而非充足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了解了這點就不要爭論了﹐講中國文化與講科學並不衝突。
故我們疏通中國的哲學傳統﹐結果其重點就落在生命﹐其代代傳下來的為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釋道三教。每一朝代的典章制度﹑風俗習慣﹐隨著時間的過去就過去了﹐不能再恢復﹐那些陳跡﹑風俗習慣﹐怎麼能維持不變呢? 有些是可以保持的﹐有些是不能保持﹐這須分開。
故了解一個文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其內部核心的生命方向﹐不能把生命方向等同於每一個時代的風俗習慣。講中國文化若只擺出我們祖先的文物古董﹐這樣不能了解中國文化﹐對此應有清楚的觀念﹐不要為目前一般流行的浮薄而錯誤觀念所迷惑﹐這就須要運用思想去處理﹐自己的生命才能上軌道。要不然永遠都以直接反應的方式去處理﹐這是不得了的。
語言分析對這些都需要加以分析﹐可是現在做語言分析也沒有自發的觀念﹐也不會運用思想﹐去分析目前流行的各種詞語的意義。故當時荀子作正名﹐我們這個時代也一樣要作﹐那就是語言分析的工作。故學哲學就是要做正名的工作﹐那自己的頭腦就要清楚了。念哲學就是要使人頭腦清楚才能正名﹐否則不但不能正名﹐而且增加混亂﹐徒增麻煩而使天下大亂。故學哲學是終身性的工作(life work) ﹐與學習某種技術不同。
我們文化的精華是可以傳下來的﹐可以撇開風俗習慣而單獨去考量之的。性理﹑玄理﹑空理也即儒釋道三教﹐這是中國哲學傳統所留下的智慧方向﹐文化基本核心處的智慧方向。但是此智慧方向不能用來解決具體而特殊的問題。我們不要以功利主義的觀點﹐以為這些學問不能解決那些具體而特殊的問題就忽視它甚至不要它。在科技方面﹐雖然西方人很行﹐但在生命的學問方面﹐西方人就不見很行。故要學哲學就要好好研究：儒家的義理是什麼﹐其中有好幾層的境界﹔道家發展到最高境界是什麼樣的形而上學﹐其中有什麼問題。至于佛教的空理更了不起﹐佛教的教義內容可以不管﹐也可以不贊成﹐但佛教大小乘各教派所開出的義理規模﹐對學哲學的人是很具啟發性的。
對中國哲學各系統的性格與其所函有的種種問題﹐我的「中國哲學十九講」一書對此皆有扼要而概括性的闡述。由此初步了解中國哲學以後﹐我們才能了解中西哲學的會通是在那層面上會通? 在什麼問題上會通?並不是籠統地什麼問題都可以會通﹐有些是不相干的。會通能會通到什麼程度? 這其中還有限度的問題。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地深入了解。今天所講的是中國這一方面﹐就是敘述中國文化的動脈如何繼續前進。
下次講西方哲學﹐西方哲學由希臘開始一直發展到今天﹐內容也很複雜﹐如何去了解呢? 同樣地也要順著一個綱領去了解﹐同樣地也可用幾個系統來概括。西方哲學的開始其重點就落在「自然」﹐以自然為對象。西方哲學概括起來有三個骨幹。首先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經過中世紀至聖多瑪的神學﹐就是古典的傳統系統。近代以來康德以前有笛卡兒開大陸的理性主義﹐下有斯賓諾薩與來布尼茲﹐此即所謂的獨斷的理性主義(dogmatic rationalism) 。在英國則有洛克開端﹐柏克來﹑休謨繼承的經驗主義。把此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加以批判地消化的就是康德﹐因而遂形成康德的傳統(kantian tradition) 。這是西方哲學史上一般的講法。我們暫不採取這種一般的分法﹐而把理性主義中的來布尼茲單獨提出來﹐因為他是最典型的獨斷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康德所批評的大都是對他而發。而且來布尼茲的哲學與邏輯往下傳至羅素的數理邏輯以及其邏輯的原子論﹐由此也可說另開一個傳統。此種講法不是順一般哲學史分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而把來布尼茲單獨提出來至羅素而成一個傳統。這並非說這個傳統可取代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而是把此兩方面的對顯暫時放一放﹐而另提出一個傳統。因為這一個傳統在了解現代哲學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經驗主義較簡單﹐比較容易了解﹐而理性主義中的笛卡兒也只有歷史的價值﹐斯賓諾薩很難為人所宗主﹐大家很少講他了。後來有發展的是來布茲﹐由他開始傳至羅素而發展出數理邏輯的系統﹐這是了不起的。目前英美講分析哲學﹐所以能吸引人乃由于其淵源于來布尼茲與羅素﹐因有這兩位大哲學家為其背後的支柱﹐分析哲學才有這樣大的吸引力。其實邏輯實證論的哲學內容是很簡單的﹐其吸引人處乃在其講邏輯。
故西方哲學的精華集中在三大傳統﹐一個是柏拉圖傳統﹐一個是來布尼茲﹑羅素的傳統﹐再一個是康德的傳統﹐此三大傳統可以窮盡西方哲學﹐西方的哲學不能離開此三個骨幹。
(第二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