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西方的现代化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使社会生产力一下子提高了几百倍，以至几千倍，这就使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然经济，产业革命打破了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这就是那个大变化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男耕女织，男的用一些简单的农具耕种一百亩左右的土地，每年收入的粮食就足够他一家几口人吃了；女的靠一张织布机，每年织几匹布就够她一家人穿了。他们的生产都是为自家的消费，这就是自然经济。
产业革命以后，这样的自然经济就不能存在了。一个纺织工厂用机器生产，机器一开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生产很多匹布。它生产的布就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卖钱。这种经济就是商品经济。
有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人们就不能不用它，因为它的生产比手工业生产快得多，它的产品比手工业产品好得多。但是，一用它，生产力的结构就要大变。一架大机器制造起来要用很大的本钱，使用起来要用很多的工人。手工业工人所用的简单的生产工具不能用了，他们要依靠机器生产，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一架机器需要很多工人才能开动，拥有机器的人则不开动机器，于是社会中就产生两个新的阶级：一个是资本家，即资产阶级；一个是工人，即无产阶级。它们就成了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斗争，互相转化。它们真正是一个矛盾中的统一体。
一个封建社会如果听其自然，它就会照着这个程序向前发展。这在本书第六册绪论中已经讲过。
中国的封建社会受了外来的压迫，不能自然发展，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式下也还是出现了新的阶级。
在资产阶级方面，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是中国的商人，是从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资本家，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官僚资本家是从中国封建官僚转化过来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靠外国的势力发家致富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依靠他们手中的政权发家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却是依靠自己的经营发家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夹攻中艰难地挣扎出来的，他们是真正的中国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虽有三个，但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因此无论哪一个资产阶级都要有无产阶级作为它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相互依存的。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在现代革命时期，有两个革命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两个阶级先后领导了两次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阶级各自在旧社会中找到了他们的天然同盟军，结为联盟，共同进行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找到的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无产阶级找到的是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工农联盟，这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不当权派的联盟，则尚未为历史学家所注意。好像民族资产阶级单枪匹马在几个月之内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这一点上要多说一点，以明历史的真相。
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发动宫廷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之后，迫于中外舆论，也说是要实行立宪。她声称实行立宪要有充分准备。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她订了一个时间表，提出以九年为准备时期，每年把皇权下放一点于民。她所谓“民”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当时称为“绅”。
照清朝的制度，受皇帝直接任命、掌握国家机器的人称为“官”。在各省做官的人都要回避本省，就是说，不能在他的本省内做官。已经取得做官资格的人，或已经在别省做过官的人就称为“绅”，他们就算作本地区的“民”。清朝末年所谓“民意”“民办”，其实就是“绅意”“绅办”。慈禧太后在她的准备立宪的时间表中，声称要把皇帝的权力分期下放于民，这个民其实就是“绅”。
慈禧太后和以后的清廷，为了装饰门面，也设立了所谓“民意机关”，在中央设了资政院，在各省设谘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议会的象征。这些民意机关的议员，也还是由上面指派的，可是他们不是官而是绅，更好听一点说就是“民”。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这些民意机关在实际上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在各省的革命军起义以后，往往推举谘议局的议长主持民政，也有些省是由谘议局出头发动革命。再看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的行动，事情就更清楚了。
袁世凯本来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出卖了谭嗣同，帮助了慈禧，以致变法失败。慈禧死了以后，光绪的兄弟当了摄政王，迫使袁世凯退居原籍河南。于是，他就不是官而是绅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用北洋新军打革命军，因为袁世凯是北洋新军的创始人，又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作为统帅，于是他又由绅而成为官了。
袁世凯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各省的绅和革命军的声势，以及他自己手中的兵权，取清朝皇帝的地位而代之。他所统率的政府军打了一次比较硬的胜仗，攻占了汉阳，他的前线指挥官就联名发出通电，请清朝皇帝退位，交出政权。清朝的隆裕太后没有办法，就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政府，与革命军议和。当时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以及当时的人事安排，就是南北统一的条件，也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盟的条件。
南北统一以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待以元首之礼。在一次正式欢迎宴会上，孙中山说，他要办一个中国铁路公司，修铁路二十万里；要袁世凯训练一百万军队，认为这样中国就富强了。孙中山的这个演说的含义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要分工合作，资产阶级负责经济方面的建设，地主阶级负责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设，这也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条件。
袁世凯当然接受这个条件，下命令成立中国铁路公司，任命孙中山当全国铁路督办。可是修铁路的资金一点也不给，孙中山只好在上海的一个小马路上挂了一个“中国铁路公司”的空头招牌。
孙中山不久就知道受骗了。他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失败了。袁世凯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自己当皇帝，这就是地主阶级完全复辟。革命的进程最终是只能前进的。袁世凯的复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的帝制失败了，他自己也死了。此后就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面目全非了。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各朝代政权的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传说中的尧、舜为典型的，称为“揖让”；另一种是以传说中的汤、武为典型的，称为“征诛”。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这两种形式的结合。从革命军这一方面说，它是用武力把清朝皇帝和几千年的帝制打倒的，这是“征诛”。从袁世凯这方面说，他是接受清朝统治者的命令组织政府，这是“揖让”。这种“揖让”和“征诛”相结合取得政权的方式本来是不彻底的，所以，虽然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快固然是快，但革命是不深入的，其不能持久也是必然的。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整套完全新的哲学体系。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觉悟了，成为一个“自为”的政治势力。中国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时期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同盟军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有一个农民起义的传统，有些朝代就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农民所用的夺取政权的形式，就是上边所说的“征诛”。但农民是地主阶级的一个对立面，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因此也不能创造新的政治形式。旧的朝代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朝代，原来的农民起义领袖成了新朝代的皇帝。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其实这不是篡夺，而是势所必至。到了20世纪初期，世界和国内形势都已大变，袁世凯还要称帝，这就不是势所必至，而是倒行逆施，自取灭亡。
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处在旧社会中的最下层，这两个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在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所谓“绅”就成为革命的对象了，这就是所谓“土豪劣绅”。
在西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没有同盟军这个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集中在城市，工人也有人权，受法律保护，资本家可以在经济上剥削和压迫工人，但不能用非法手段在政治上迫害工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设想，工人在平时用合法的手段，如罢工之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武装暴动，一举而取得城市，由城市推及全国，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可是中国的形势就不同了。在二三十年代，统治中国的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既不讲理，也不讲法，而且掌握了整套的国家机器，对工人和劳动群众可以为所欲为。当时领导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者，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这简直是自我暴露，不但劳而无功，甚至使共产党的组织在大城市也不能存在。毛泽东提出和制定了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政策，使党的组织下乡，找到了天然同盟军，结成工农联盟。农民本来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也跟着共产党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了。共产党得到农民起义的支持，如虎添翼；工农两个阶级互相支持，相得益彰。终于打倒了军阀，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
这不仅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贡献，由此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既然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了。
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了，继之而起的是社会性质的问题。按教条主义的说法，中国革命既然由无产阶级领导成功，成功后的中国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了。但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吗？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已经看出这个问题了。他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的几个国家的革命，也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它们的经济也比较落后，基本上也没有进入商品经济。列宁、斯大林看出了这个问题，就不称这些国家为社会主义，而称它们为新民主主义。就是说，这些国家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个过渡阶段中，由他们本国自己的无产阶级领导，实行民主主义。因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也赞成这个理论，实行这个方针政策，在当时也自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临时宪法。其中规定五种经济并存，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当时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其威望之高，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所未有的，这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结果。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不幸出现了“左倾幼稚病”。有这种病的人认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中国社会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了，用不着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既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共产党就可以用它所掌握的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来几个“大跃进”，中国社会就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是共产主义了。共产党领导农民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公社的社员在本公社的食堂中“吃饭不要钱”，社员的生老病死都由公社包了。这种“左倾幼稚病”越来越厉害，不久就成为极左思潮，表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几乎陷入到全盘崩溃的边缘。当时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但是极左思潮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反历史的“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它把极左思想推到荒谬的地步，把它的危害性完全暴露出来，使之家喻户晓。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个月，党中央消除了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进行拨乱反正。拨乱者，即拨极左思潮之乱；反正者，乃反新民主主义之正。
第四节“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不仅大惊不已，而且大惑不解。在此以前，中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自称为“天朝”。对中国以外的地方，均视为“夷狄”，为文化所不及。何以“天朝”竟败于“夷狄”之手？然而，失败总是失败，对于这种事实，中国如何应付？开明的中国人都以为应该向西方学习，“以夷为师”。但是，对于首先要学习什么，人们的意见各自不同。有的人认为，首先要学习西方的兵器；有的人认为，学习西方的工业，当时称为“实业”；还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宗教。最后，人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人们认识到这里，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不承认科学的重要，但对于什么是民主，还没有一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