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经传序论

经传序论

学者之治经，贵通大义，辨源流，知途径。故略读经传之后，于先儒序论名贵之作，尤不可不悉心考览。案梁《昭明太子文选》载卜、孔二序，为经序之最古者，世多以为依托，然其渊源甚远，理无可废。刘书王说，于经传之流别，论述颇详，六艺论虽辑自散逸，而多存古说，亦为后儒所珍视，盖尝论之。周孔之经传，不幸厄于秦火。汉兴，搜残补缺，置博士讲习，及至东都，郑君网罗百家，遍注群经，微言大义，焕乎复明。魏晋之际，儒者如王肃、王弼等，皆喜出新意，与郑君立异，然亦时有所获。迨南北分朝，好尚不同。唐初之孔、贾等，先后奉敕，纂修七经正义义疏，折衷各家异说，垂为定制，传至现代。凡考论经传之古义者，莫不赖之取材。中古以还，传注充斥，门户各别，约而言之，宋儒注经，多发挥义理；清人一变，独提倡训诂。其道相反，而实相成，善夫阮伯元之序儒林传也。谓周官师儒立教，相助为功，汉宋二家，各得其一，譬之门径堂室，未可偏讥。焦、陈诸君之言，亦多所发明，因知辨生末学，由来无取。江、方二氏，素以博雅自矜，乃各左袒著书，内斗不已，岂非门户之见未融，而其说自不免蔽与。故今汇录先儒之经传序论，于二家之作，一律博观约取，绝无偏阿，即其互相攻驳之言，不尽中肯，而可以考见当时学派之情实者，亦间加采录。盖欲学者于此，合观互考，以祛蔽而求本。则经传之源流既辨，途径已知，而大义亦不难通矣。

卜商

卜商，周，卫人，字子夏，孔子弟子。与子游并列文学科。先儒谓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故两汉传经大师，多出于卜氏之徒。清四库著录有《易传·诗序》，其提要则皆断为依托。

《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孔安国

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及《左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安国以今文读之，颇有所增。承诏作书传，又为古文《孝经》、《论语》训释。惟今所传书传及书序，近儒皆断为依托。而谓司马迁作《史记》，尝问业于安国，故《史记》中尚略存古文学之梗概云。

《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 ，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绝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世，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刘歆

刘歆，汉，楚元王五世孙，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与父向领校秘书。遂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班固因之，作《汉书·艺文志》，后世经籍目录之学自此始。歆治经尊古文学。哀帝时，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诸儒博士皆不肯与议，歆因移书让之，是为后世古文学与今文学争辨之开端。

移让太常博士书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冑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源，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也。何则？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小大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王充

王充，后汉，上虞人，字仲任。好博览，不守章句，著有《论衡》，列于杂家。充于经学虽无专书，而生近西汉，其《论衡》中所述经学本末，多可信从，以为考证之资。

正说篇论衡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耶？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耶？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耶？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按《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耶？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语》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炤，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郑玄

郑玄，高密人，字康成，师事扶风马融三年。既归，客耕东莱，授徒甚众。会党祸作，遂杜门修业。建安中，拜大司农。寻卒，年七十四。所著书凡百余万言，自谓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范晔论曰：“郑玄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近代儒者，以谓汉儒之有郑氏，犹宋儒之有朱子，俱一代不祧之大宗。今所存者，有《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注。又有《高密遗书》十四种〔《六艺论》、《易注》、《尚书注》、《尚书大传注》、《毛诗谱》、《箴膏肓》、《释废疾》、《发墨守》、《丧服变除》、《驳五经异议》、《答临孝存周礼难》、《三礼目录》、《鲁禘祫义》、《论语注》、《郑志》、《郑记》〕，则皆为后人所搜辑，非其原帙矣。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繇，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六艺论依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

六艺者，图所生也。〔《公羊序疏》〕

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毛诗·文王正义》，《路史·前纪》九〕

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于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乌，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于尸，秦穆公白雀集于车，是其变也。〔《毛诗·文王正义》〕

《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自生，自生皇初起。〔《礼记·大题正义》，《路史前纪》五，《后纪》一〕

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案：《曲礼正义》引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礼记· 大题正义》，《路史前纪》二，又五，案：《正义》引方叔机注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洛纪，连通纪，序命纪，凡六纪也。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洛三，连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又《左氏》定四年正义云：“伏羲始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此二字当衍。”又《路史后纪》一引之，教下有以厚君臣之别六字。〕

太昊帝庖羲氏姓风，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殁，宓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礼。受龙图，以龙纪官，故曰龙师。在位合一万一千一十二年。〔唐释法琳《辨正论》注一〕

宓羲氏为网罟，以畋以渔，取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氏。〔《辨正论注》一〕

炎帝神农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即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辨正论注》一〕

神农斫木为耒耜，揉木为耨，始教天下种五谷，故号为神农也。〔《辨正论注》一〕

轩皇姓公孙，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为岁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梦受帝箓，遂与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图》书。师于牧马小童，拜广成丈人于崆峒山。〔《辨正论注》一〕

黄帝佐官有七人，苍颉造书字，大挠造甲子，隶首造算数，容成造历日，岐伯造医方，鬼谀区占候，奚仲造车，作律管，兴坛礼也。〔《辨正论注》一〕

轩皇有景云之瑞，用云纪官。少昊帝有凤鸟之瑞，故以鸟名官焉。〔《辨正论注》一〕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备。〔《周易正义·八论》〕

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唯变所适。”此则言其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则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据兹三义之说，易之道，广矣大矣。〔《周易正义·八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

《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尚书·序正义》〕

若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群臣，举于侧陋，上下交让，务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尚书·尧典正义》〕

民间得《泰誓》。〔《尚书·序正义》〕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案：《北堂书钞》九十五，《御览》六百八，俱引此句〕。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毛诗谱·序正义》〕

《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诗·关雎正义》〕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毛诗谱·序正义、关雎正义》〕

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圣贤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毛诗谱·序正义》〕

河间献王好学，其传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毛诗·国风正义》〕

未有若今傅训章句。〔《毛诗·关雎正义》〕

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毛诗·郑氏笺·释文》〕

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御览》六百八〕

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毛诗·谱·序·邓》正义〕

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周礼·春官序官》疏〕

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案：“《奔丧正义》作五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礼记·大题正义》，《奔丧正义》，《释文序录》。案：《大题正义》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

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载圣名在也。〔《礼记·大题正义》〕

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礼记·大题正义》〕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礼记·大题正义》〕

《春秋》者，右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右史记事，左史记言。〔《礼记·玉藻正义》，《公羊序·疏》，《御览》六百八。案：《公羊疏》引作《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

孔子记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传·序正义》〕

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谷梁序疏》〕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公羊序疏》〕

玄又为之注。〔《孝经序疏》。案：此谓《春秋》。〕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孝经序疏》〕

玄又为之注。〔《孝经序疏》。案：此谓《孝经》。〕

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自序。《孝经序并注·正义》，《唐会要》七十七，《文苑英华》七百六十六。〕

赵岐

赵岐，长陵人，字邠卿。尝与兄袭得罪中常寺唐衡，避祸变姓名，卖饼北海市中。衡死，乃出。征拜议郎，擢太常，建安中卒 。著有《孟子章句》、《三辅决录》。

《孟子》题辞

《孟子》题辞者，所以题号孟子之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其篇目则各自有名。

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

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钅害，《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

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文多乖异不同。孟子以来五百余载，传之者亦已众多。余生西京，世寻丕祚，有自来矣，少蒙义方，训涉典文，知命之际，婴戚于天。遘屯离蹇，诡姓遁身，经营八纮之内，十有余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尝息肩弛担于济岱之间，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也。惟六籍之学，先觉之士，释而辩之者既已详矣。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指，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辩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其违阙，傥改而正诸，不亦宜乎！

杜预

杜预，晋杜陵人，字元凯，博学多通。武帝时，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吴功成后，潜心经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作《释例》、《盟会图》、《春秋长历》。尝对武帝言曰：“臣有《左传》癖。”卒年六十二，谥成。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故当依传以为断。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得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

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氏》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宏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隧。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郭璞

郭璞，字景纯，闻喜人，博学工辞赋。元帝时，官至尚书郎。注《尔雅》、《山海经》、《三苍》、《方言》、《穆天子传》、《楚词》等数十万言。

《尔雅注》序

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辩，其业亦显。英儒赡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靡不钦玩耽味，为之义训。璞不揆梼昧，少而习焉，沈研钻极，二九载矣。虽注者十余，然犹未详备，多纷谬，有所漏略。是以复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剟其瑕砾，搴其萧稂。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别为音图，用袪未寤。辄复拥篲清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

孔颖达

孔颖达，唐衡水人，字仲达，官至国子祭酒。尝受太宗命，撰《五经正义》，考前儒之异说，而求其一是。遂颁示学官，著为功令。后儒者皆推称之，即今注疏本之五经疏也。

《诗正义》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墋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于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间，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于鄢郢，毛氏光价于河间，贯长卿传之于前，郑康成笺之于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兹风不坠。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允、舒瑗、刘轨思、刘醜、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仕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其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宏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于卷首云尔。

《礼记正义》序

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故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但于时质略，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后，即应有君臣治国。但年代绵远，无文以言。案《易纬·通卦验》云：“天皇之先，与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辅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辅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皇谓遂人，在伏牺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礼起于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礼纬·斗威仪》云“宫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宫主妇，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为七政。七政之立，是礼迹所兴也。

郑康成《六艺论》云：“《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于遂皇，则七政是也。《六艺论》又云：“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牺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则伏牺之时，《易》道既彰，则礼事弥著。案谯周《古史考》云：“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悦，号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作琴瑟以为乐。”又《帝王世纪》云：“燧人氏没，包牺氏代之。”以此言之，则嫁娶嘉礼始于伏牺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牺，唯经三姓；《六艺论》云“历六记九十一代”，其又不同，未知孰是。或于三姓而为九十一代也。案《广雅》云：“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方叔机注《六艺论》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洛纪、连通纪、序命纪，凡六纪也。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洛三，连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牺之前及伏牺之后，年代参差，所说不一，纬候纷纭，各相乖背，且复烦而无用，今并略之，唯据《六艺论》之文及《帝王世纪》以为说也。案《易·系辞》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案《帝王世纪》云，伏牺之后女娲氏，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伅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伏牺之号”。然郑玄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案《封禅书》无怀氏在伏牺之前，今在伏牺之后，则《世纪》之文未可信用。《世纪》又云：“神农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案《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燔黍捭豚，蒉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苇籥，伊耆氏之乐。”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即田祭，与种谷相协，土鼓苇籥又与蒉桴土鼓相当，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农也。既云始诸饮食，致敬鬼神，则祭祀吉礼起于神农也。又《史记》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则有军礼也。《易·系辞》“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诸中野”，则有凶礼也。又《论语撰考》云：“轩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当有朝聘，是宾礼也。若然，自伏牺以后至黄帝，吉、凶、宾、军、嘉五礼始具。皇氏云：“礼有三起，礼理起于大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其“礼理起于大一”，其义通也；其“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其义乖也。且遂皇在伏牺之前，《礼运》“燔黍捭豚”在伏牺之后，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时？其唐尧，则《舜典》云“修五礼”，郑康成以为公、侯、伯、子、男之礼。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礼”。“五礼”其文，亦见经也。案《舜典》云“类于上帝”，则吉礼也；“百姓如丧考妣”，则凶礼也；“群后回朝”，则宾礼也；“舜征有苗”，则军礼也；“嫔于虞”，则嘉礼也。是舜时五礼具备。直云“典朕三礼”者，据事天、地与人为三礼。其实事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也。案《论语》云“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则《礼记》总陈虞、夏、商、周。则是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则夏、商亦有五礼。郑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不言夏、商者，但书篇散亡，夏、商之礼绝灭，无文以言，故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没后，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摄政，六年致大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礼也。故《洛诰》云：“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又《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于天下。但所制之礼，则《周官》、《仪礼》也。郑作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郑知然者，《礼器》云：“礼者，体也。”《祭义》云：“礼者，履此者也。”《礼记》既有此释，故郑依而用之。礼虽合训体、履，则《周官》为体，《仪礼》为履，故郑序又云：“然则三百三千虽混同为礼，至于并立俱陈，则曰此经礼也，此曲礼也。或云此经文也，此威仪也。”

是《周礼》、《仪礼》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故为礼。贺玚云：“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履无两义也。于周之礼，其文大备，故《论语》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

然周既礼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故先师准纬候之文，以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义。若失义而后礼，岂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后？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质素之事，无为静默之教，故云此也。礼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圣人之王天下，道、德、仁、义及礼并蕴于心，但量时设教，道、德、仁、义及礼，须用则行，岂可三皇五帝之时全无仁、义、礼也？殷、周之时全无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据之以难经也。

既《周礼》为体，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

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汉书·艺文志》云“汉初，高堂生传《礼》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献王献之。又《六艺论》云：“后得孔子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

《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故郑序云“体之谓圣，履之为贤”是也。既《周礼》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故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昏，后丧、祭。故郑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礼》，《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汉书》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汉书》云得五篇，《六艺论》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

其《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故范武子不识殽烝，赵鞅及鲁君谓《仪》为《礼》。至孔子没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

其《周礼》、《仪礼》、《礼记》之书，自汉以后各有传授。郑君《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又案《儒林传》云：“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事萧奋，以授戴德、戴圣。”《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儒林传》云：“大戴授琅琊徐氏，小戴授梁人桥仁字季卿、杨荣字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

其《周官》者，始皇深恶之。至孝武帝时，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时，通人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为众儒排弃，歆独识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缑氏杜子春，永平时初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往授业焉。其后马融、郑玄之等，各有传授，不复繁言也。

贾公彦

贾公彦，永年人，永徽中为太子博士。著《周礼》、《仪礼》义疏。发挥郑学，称为博洽。与孔颖达之《五经正义》，并列学官。

《周礼》废兴序

周公制礼之日，礼教兴行。后至幽王，礼仪纷乱，故孔子云诸侯专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郑注云：“亦谓幽王之后也。”故晋侯赵简子见仪，皆谓之“礼”，孟僖子又不识其仪也。至于孔子更修而定之时，已不具，故《仪礼》注云：“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

孔子曰：“吾自卫反于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谓当时在者而复重杂乱者也，恶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后，复更散乱。故《艺文志》云：“昔仲尼没，微言绝，七十二弟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书，纷然散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灭去其藉，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至高堂生博士传十七篇。孝宣世，后仓最明礼，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案《儒林传》：“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戴德、戴圣。”郑云“五传弟子”，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是为五也。此所传者，谓十七篇，即《仪礼》也。《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

《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为六乡大夫，则冢宰以下及六遂，为十五万家，千里之地，甚谬焉。此比多多，吾甚闵之久矣。”六乡之人，实居四同地，故云千里之地者，误矣。又六乡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案《艺文志》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诗赋。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奏其《七略》，故有《六艺》、《七略》之属。”歆之录，在于哀帝之时，不审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刘向、子歆考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者。成帝之时，盖刘向父子并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乖，理则是也。故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又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其名《周礼》为《尚书》‘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书序》曰：‘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是言盖失之矣。案：《尚书》《盘庚》、《康诰》、《说命》、《秦誓》之属，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过三千言。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作《周官》之时，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别，正有一篇。《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若兹，焉得从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

程颐

程颐，宋洛阳人，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为理学大儒，著《易传》。清《四库提要》谓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又著《春秋传》，未成而卒。有《经说》、《文集》、《语录》。

《易传》序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春秋传》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持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朱熹

朱熹，婺源人，字元晦。其学以主敬穷理为要，集性理儒学之大成。著述繁富，其《易本义》、《启蒙》、《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元明以来学者，皆笃守其学说。而《四书章句集注》一种，尤为世所诵习，而视为学问之准绳者。洵近古有数之巨儒也。

《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升高远之一助云尔。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诗集传》序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 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 《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蔡沈

蔡沈，建阳人，字仲默。父元定，师朱熹，皆当时大儒家。沈承二人未竟之志，作《书集传》，与程颐《易传》，朱熹《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春秋传》及元陈澔《礼记集说》，并为元明以来功令所用之五经注本。大抵宋元人注经，多参性理之说，以反求本心为要。虽不废汉唐人之注疏，而于名物训诂之事，用力较浅，其间不免稍有疏舛。然其说理明白，切近人事，颇得圣人为教之旨。裨益于后学者，亦不少焉。

《书集传》序

庆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

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而浅见薄识，岂足以尽发蕴奥？且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欲讲明于数千载之前，亦已难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

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纣，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沈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四代之《书》，分为六卷。文以时异，治以道同，圣人之心见于《书》，犹化工之妙著于物，非精深不能识也。是《传》也，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虽未必能造其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书，因是训诂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钱大昕

钱大昕，清嘉定人，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博通经史小学。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卒年七十七。著有《经典文字考》、《廿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疑年录》、《十驾斋养新录》、《元诗纪事》、《潜研堂诗文集》等种。自元明以来，学者多避难就易，空谈性理，而不征故实。遂令经传荒疏，学术寙陋。清儒惩其流弊，故提倡汉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主。其最著名大师，则为顾炎武、阎若璩、江永、惠栋、戴震、段玉裁、阮元、王念孙、引之及大昕诸君。或创言旨趣，或开示方法，或辨别真伪，或考订讹误。先后特起，俱为一时学者所宗仰。其群从之盛，著述之富，略具于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此清代学风一变而至于古之梗概也。

《经籍纂诂》序

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诗·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赞为知道之言，而其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诂训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诂训之于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谟，首称稽古；姬公《尔雅》，诂训具备。孔子大圣，自谓“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恶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删定六经，归于雅言。文也，而道即存焉。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我国家崇尚实学，儒教振兴，一洗明季空疏之陋。今少司农仪征阮公以懿文硕学，受知九重，敭历八座，累主文衡，首以经术为多士倡，谓治经必通训诂，而载籍极博，未有会最成一编者。往岁休宁戴东原在书局实创此议，大兴朱竹君督学安徽有志未果。公在馆阁，日与阳湖孙季逑、大兴朱少白、桐城马鲁陈相约分纂，钞撮群经，未及半而中辍。乃于视学两浙之暇，手定凡例，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择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门编录，以教授归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进臧在东专司校勘。书成，凡百有十六卷。公即任满赴阙，将刊梨枣，嘉惠来学，以予粗习雅故，贻书令序其缘起。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此书出，而穷经之彦，然有所遵循；乡壁虚造之辈，不得胜其说以衒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小学云乎哉！

段玉裁

段玉裁，金坛人，字若膺，一字懋堂。清乾隆举人，官巫山知县。引疾归，卒年八十一。玉裁师事休宁戴震，讲求古义，尤精小学。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古文尚书选异》、《毛诗诂训传》、《经韵楼集》等书。

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书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周礼·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迆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作“下迆”。唐贾氏作“不迆”，故疏曰：“不迆者，谓辐上至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迆，故曰不迆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迆”，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也。然则经本有二，“下”者是与？“不”者是与？曰：“下”者是也。“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迆邪？非谓辐与轂正直，两两相当。经下文“悬之以视其辐之直”，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牙。轮之圜在牙。上文“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作“下”是，贾氏本作“不”。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迆”之误，改为“不迆”；因以疏文之“不迆”，改经文之“下迆”，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义理乃大乖也。

《王制》“虞庠在国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学于四郊。”唐孔氏本经、注皆作“西郊”。《祭义》：“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注云：“四学，谓周有四郊之虞庠。”孔氏本改注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设四代之学：周学、殷学、夏学、虞学也。天子设四学，以有虞庠为小学，设置于“西郊”，当入学之时，而大子齿于国人。”今本疏文作“设置于四郊”，文理不可通，则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西郊，合注之“四郊”，所仍之注，非孔氏之注本也。然则《祭义》注本有二：“四郊”是与？“西郊”是与？曰：“四郊”是也。郑注以“周有四郊虞庠”，释经四学，文理一直，并无转折。“周有四郊虞庠”，即《王制》之“虞庠在国四郊”，注之“周立小学于四郊”也。故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学为东胶，小学为虞庠。”引郑注《祭义》“周有四郊之虞庠”，又引崔灵恩说，亦云“郑注《祭义》曰：‘周有四郊之虞庠。’”《北史·刘芳传》：芳表曰“《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注云：‘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刘、崔、皇、杜所见《祭义》注皆作“四郊”。王肃虽好驳郑，而《刘芳表》云：“王肃《礼记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郑氏则不知远近。”案：郑注《王制》“移之郊”云：“为习礼于郊学。”郊在乡界之外，则郑谓“郊学在远郊百里”，肃则云“近郊五十里”，惟此为小异，而小学在四郊无异。故卢辩注《大戴礼》，亦言四郊之学。《刘芳表》曰：“大学在国，四小学在郊。”引《保傅篇》，帝入东学，帝入西学，帝入南学，帝入北学，帝入大学，而总之曰周之五学，于此弥彰。崔灵恩亦曰：“凡立学之法，有四郊及国中，四郊并方名之，国中谓之大学。”然则四郊小学绝无可疑，再证以《王制》注：“习礼于郊学，在六乡之外，六遂之内。”则断不专在西郊一处，亦可证。或以《祭义》“祀先贤于西学”为疑，不知此即《保傅篇》“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祭先贤专在西郊也。西学者，四郊之一，别辞也；四学者，合四郊言之，都辞也。孔氏于《王制》依误本“西郊虞庠”，因改此注亦作“西郊之虞庠”，而经文故作“四学”，因用《仪礼》注“周立四代之学”，释经之“设四学”，以四学中有西郊虞庠，释注“谓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仪礼》四代之学，谓立大学于国中，不得与郊之小学糅合为四也。且以一承四，甚费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浅人校《祭义》疏，改“四”为“西”，因并改《祭义》注之“四”为西，《王制》经、注、疏之“西郊”皆沿误不改，则孔疏之底本虽得，而于义理乃大乖也。

《春秋左传》：“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与之。”杜注曰：“皆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言之。”宋本亦或作“皆未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而言之”，二者皆出于宋本，孰为是与？曰：“皆死而赐”者是也。二人时未死也。既死而赐，故要其终而言之。若云“皆未死而赐”，则传终言之句不可接，而为赘辞矣。是一本作“未死而赐”者非也。然则“死而赐”于说经是与？曰：《春秋》常事不书，书者为其未死而赐也。云“死而赐”，则杜注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实非也。云“未死而赐”，则杜注之底本失矣，而于义理有合也。

《毛诗》：“泾以渭浊。”笺云：“泾水以有渭，故见谓浊。”《正义》曰：“泾水言以有渭，故人见谓己浊，犹妇人言以有新婚，故君子见谓己恶也。”引定本笺作“泾水以有渭，故见其浊”。《释文》曰：“故见渭浊。旧本如此，一本‘渭’作‘谓’，后人改耳。”案：“同一字，而《正义》作见‘谓’，师古《定本》作‘见其’，《释文》作见‘渭’，三者孰是？”曰：“《正义》作‘谓’是也。”如《释文》作见“渭”，则不可通。《定本》作“见其”，亦因旧作“渭”不可通，而改之耳。作“见谓浊”，文理易憭。陆德明反说“见谓”为非，“见渭”为是，苟知孔氏疏文底本作“见谓”不误，而义理之是非亦定矣。倘有必据《释文》以改《正义》，则孔疏之底本失，而于义理乃大乖也。

《士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冠义》同。上“乡”字，《释文》作“鄉”，云“二鄉（卿）并音香。”二经疏皆作“乡大夫、乡先生”。贾云：“经言卿大夫不言士。”孔云：‘谓在朝之卿大夫也。’“乡”“卿”果孰是与？曰：“乡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乡大夫”有二义，一则《周礼》之本乡乡老、乡大夫，关以下州长、党正、族师、闾胥也。乡大夫，卿也，乡老，公也。举乡大夫以上关公、下关士也。一则本乡之仕为大夫在朝者，亦举大夫以关卿士也。《乡射礼》注云：“遵者，乡之人仕至大夫者。”又曰：“乡先生，乡大夫致仕者也。”此“乡大夫”三字，所谓同一乡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乡而仕至大夫曰“乡大夫”。每乡卿一人者，亦即大夫之一也。同一乡仕至大夫致仕者曰“乡先生”，即“上老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乡饮乡射则谓之遵者”是也。郑于《仪礼》、《礼记》，皆释乡先生不释乡大夫者。《礼记》言“乡先生同乡老而致仕者”，则乡大夫之为同乡现仕者可知矣。《仪礼》言“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则乡大夫为乡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必重同乡者，死徙无出乡，百姓亲睦，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欲使一乡之人相好如一家，六乡六遂皆然，而后仁义著，教化行。本乡之外，恐太广而不浃；本乡之内，不甚远而易相亲。故有冠者必见其乡之已仕致仕者，圣人教民之深意也。如贾、孔作“卿大夫”，则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见与？是以陆是而贾、孔非也。今若依贾、孔之底本，改陆氏音“香”之说，改二经作“卿大夫”，则贾、孔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

就五事论之，依今疏作“下迆”，而贾不受也；依贾作“不迆”以改经，而考工经不受也。依《祭义》今疏作“四郊虞庠”，而孔不受也；依孔作“西郊”，而《祭义》、《王制》经注不受也。依皆“未死而赐谥”，而杜元凯不受也；依“皆死而谥”，又恐左公不受也。依疏作“见谓浊”，而陆不受也；依《释文》作“见渭浊”，而郑笺不受也。改二疏作“乡大夫”，而贾孔不受也；依疏以改经及《释文》作“卿大夫”，而经、《释文》不受也。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自宋人合《正义》、《释文》于经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学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负能校经者，分别又无真见。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为经之贼，而莫之觉也。如近者顾千里校祭义疏，改“四郊”为“西郊”，孔氏之底本得矣。而遂欲改注之“四郊”为“西郊”，且云：“《王制》经注之‘西郊’不误，是知孔氏之底本，而不知郑氏之底本也。”郑氏之底本失，则经之底本亦失，而周制四郊小学遂不传矣。千里又窃余时辨刘瑞临、卢绍弓据二疏改经“乡大夫”为“卿大夫”之说，著于《礼记》考异，而未知其详。且又因宋本之讹字，谓贾作“乡”不误，是又知经之底本，而不知贾疏之底本也。知之者所以辨其非而归于一是也。东原师云：“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辞生训也，其一守讹传缪也。”缘辞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缪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如孔氏“虞庠在国西郊”，所谓所据之经非其本经也，而缘之立说，则所释之义，非其本义矣。经文之不误者，尚惧缘辞生训，所释非其本义，况守讹传谬之经耶？孔氏守唐时讹缪之本，千里又守孔氏所守，至于古本之是者，确有可据，而不之信。信孔以诬郑，诬郑以诬经，不大为经之害也哉？凡校经者，贵求其是而已。以《祭义》注“四郊虞庠”谓之“四学”，正《王制》经注之“西郊”为“四郊”，考之《大戴礼》、王肃、刘芳、皇侃、崔灵思、杜佑诸家而无不合，以排孔氏之疏缪，所谓求其是也。执事以为何如？

章学诚

章学诚，会稽人，字实斋，乾隆进士，邃于史学。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札迻》、《乙卯丙辰札记》《实斋文钞》。

案：章氏《文史通义》中，力阐“六经皆史”之说，谓史即周官所掌之史〔此史字与后世所谓乙部之著述有别，不可相混而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后人不容僭拟。其说盖本于班固《汉书·儒林传序》曰“六学即六经，皆王教之典籍”一语。嗣是龚自珍著六经正名，颇与其说互相发明。而刘恭冕与刘伯山书，则谓今之列学官者，当有二十一经，其说又与章、龚相反。然亦未尝不言之成理，学者可并参之。

经解上文史通义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

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由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于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翼羽，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于《礼》，《左氏》、《公》、《谷》之别于《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附录刘恭冕与刘伯山书

窃思段懋堂先生拟以《史记》、《汉书》、《说文》诸书，与五经并列学官，惜当时之读书者，咸囿于所习，未克行先生之意，冕尝推其意而论之，以为今之列学官者，当有二十一经，不当仅列十三经。

《大戴礼》中，多记孔子、曾子之语，其精言粹义，多与《表记》、《大学》相出入，故《汉志》、《隋志》咸以《大戴记》与《小戴记》并列，今人只知习《小戴记》，而读《大戴记》者千不得一，此当补列为经者一也；荀子亦传孔门之学，徧治群经，西汉之学，皆荀子一派之传，其功不在孟子下，后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并弃其书，不使与孟子并列，此当补列为经者二也；太史公作《史记》，备列古今兴废之迹，以论其得失，而八书尤足与礼经相辅，盖史公本治《易》、《书》之学，俨然西汉之经生，班氏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斥之，非通论也，此当补列为经者三也；孟坚《汉书》，乃断代作史者之祖，后世史家，咸稟其法，故后世皆以马、班并称，此当补列为经者四也。温公《通鉴》，备列古今之政事，乃古代论治之书也，其所论断，悉受法于《春秋》，足以善善恶恶，儆戒百世，此当补列为经者五也；《楚词》为词章之祖，然讽一劝百，怨而不怒，史公称《离骚》一篇，兼有《小雅》、《国风》之旨，可谓知言，此当补列为经者六也；《说文解字》，集小学之大成，古今以来，欲通经学，悉以小学入手，而此书实经学之津梁，故近代治经之儒，咸先从事于此书，此当补列为经者七也；《九章算法》，亦为西周旧籍，乃商辛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书、数二端，列于六艺，而此书实为算法之祖，此当补列为经者八也。

以此八书，与十三经相合，共成二十一经，倘能家纟玄户诵，则人人皆可为通儒矣。

焦循

焦循，甘泉人，字里堂，乾隆举人。为阮元之族姊夫，恬淡寡欲，博学无方。著有《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论语通释》、《孟子正义》、《雕菰楼集》。

与某论汉儒品行书

循顿首白，接读手书，得闻责过之言。夫以循不肖而责之，实以循可教而爱之，且以循自误而惜之也。循闻之，不禁背汗泚，愧悔交集。特以弱冠以来，嗜痂成癖，习之既久，性情安之亦如伶酒贺诗，死亡莫变，得聆至论，感莫能从。既而思之，甚有不可不辨者，诚以人心学问之所关，非小故矣。

自南宋空衍理性，而汉儒训诂之学，几即于废。明末以来，稍复古学，攻击肆情，门户遂立。在前若杨升菴，在后若毛大可，其视宋儒，有不异寇仇敌国之比者，此实其根柢浅陋，大体未明耳。抑知儒者所奉，孔子也。孔子之科有四，而止于二端，曰言、曰行而已。六经者，言也，后世诸儒，皆其言者也。秦人之语，秦人能解之；汾、洛之人或半解之；滇、黔、闽、粤之间，则芒然不知所谓矣。六经如秦，汉儒如汾、洛，宋儒如滇、黔、闽、粤，今欲通秦人之言，问之汾、洛乎？问之滇、黔、闽、粤乎？虽然，汾、洛非秦人也，故说经之法，必以经文为之主，而以汉儒为之辅，以通乎六经之言，而非以求胜宋人故为此也。宋人若茂叔、伊川、考亭、象山诸君子，立忠孝之准，画利义之辨，去欲存诚，黜浮崇实，所以诩孔子之教，而为万古躬行实践之，则经训虽疏，何损大节？不用其言，而并黜其行，其在圣门，蟊矣，贼矣。

近年以来，循方勘破此旨，时以衾景之间，不能无愧，惟恐责循者持以诃之，以为徒汉学之躯壳，不能体圣贤立教之心，则是时将无地自容，求死莫获。不料责循者之适相反也。来书云：欲求科第，必学宋儒。又云汉人品行，不及宋人之恬淡。既以科第之学归之宋儒，则所谓宋儒者，第近来时文讲章之宋儒，庸下之师，假以糊口，冒义理之说，饰空陋之才，阳挟为道学之谈，阴耸以爵禄之贵，以拒高贤，以抑弟子，及叩以宋儒之书，往往不能举其目。程朱若在，必移之于郊，以是为宋儒，子亦过矣。且子谓宋儒恬淡，汉人莫及，其亦谓两汉之学，皆脂韦随俗，干求利禄之徒乎？循于史书，多不记忆，而汉儒本末，则稍稍能详言之。

西汉之经学最显，莫如董子。太史公云：公孙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疾之。其后辨诸儒之议，而兴《谷梁传》者，萧望之也。望之与王仲翁俱为丙吉所荐，并见霍光。是时吏民当见者，露索挟持，望之独不肯听，因不见用。仲翁为光禄大夫，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望之曰：各从其志。二君之行，可以见矣。他如田何、伏胜、毛苌、王式之徒，各守其业，不闻有干求自贬之事。若曰某为丞相，某为太守，某为御史大夫，沾沾焉指以为荣，则班生之陋也。

东汉诸儒，其迹尤显。帝问郊礼于郑兴，兴不为谶，遂以不任。其时上之好纬，臣下所知，使兴志在荣禄，何自持所学，不敢稍变以媚人主？康成杜门，其始由于党禁，固曰势无已也。久之，党禁既开，一则幅巾见何进，一宿逃去，再则以袁绍之举，征为司农，乞归不仕，清风介节，皎耀千古。张平子通五经，贯六艺，举孝廉，辟公府，皆不就，史称其从容淡静。诚有然者。又如申屠蟠，学贯五经，兼明图纬，隐居不仕，佣为漆工；周彦祖少通诗论，长精《礼》、《易》，陂田自给，悔于滑泥。其列《儒林传》者，刘桓公习施氏之《易》，举孝廉而逃，教授于江陵；孔子建传《古文尚书》，其对崔篆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杨文义精习韩诗，经中博士，自以年未五十，不膺旧科，上府让选；何邵公精研六经，通《公羊》、《孝经》、《论语》、《风角》、《七分》，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所好，辞病而去。其颖子严、蔡叔陵、赵岐、卢植，并能耻交欲贵，征聘不起，诚皆耽志诗书，无心利禄，非同以口舌之文章，鉤致名誉。惟刘歆、张禹、戴圣、马融之徒，志存媕鄙，为世所讥，以此概汉儒，岂尽然哉？即令两汉经生，率皆夤缘躁兢之流辈，为其学，亦惟师其言而置其行。

孔子曰：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废言。言与行之不能相提并论久矣。子责循，循不能辨；子诬汉儒，循能已于言哉？直言无状，惟更教正之，幸甚。

阮元

阮元，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乾隆进士。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历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在馆修儒林传，在粤设学海堂，在浙设诂经精舍。又辑《经籍纂诂》，校勘十三经，汇刻《学海堂经解》一百八十八种〔一名《皇清经解》，后王先谦又汇刻《皇清经解续编》二百九种，清人汉学家著述，大略尽于此二丛编矣〕，号为训诂之渊海，经典之统宗。卒谥文达，有《研经室集》。

《国史·儒林传》序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

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行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

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于天下哉！

《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呜呼！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列圣而昌明之，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备员史职，综辑儒传，未敢区分门迳，惟期记述学行。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列，别为《孔氏传》，以存《史记·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陆陇其等，国史已入《大臣传》，兹不载焉。

《经义述闻》序

昔郢人遗燕相书，夜书曰举烛，因而过书“举烛”。燕相受书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也。”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误会举烛之义，幸而治；误解鼠璞则大谬。由是言之，凡误解古书者，皆举烛、鼠璞之类也。

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嘉庆二十年，南昌卢氏宣旬读其书而慕之，既而伯申又从京师以手订全帙寄余，余授之卢氏。卢氏于刻《十三经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请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师，尝问字于怀祖先生，先生颇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门，余平日说经之意，与王氏乔梓投合无间。是编之出，学者当晓然于古书之本义，庶不致为成见旧习所胶固矣。虽然，使非究心于声音文字，以通训诂之本原者，恐终以燕说为大宝，而吓其腐鼠也。

《经传释词》序

经传中实字易训，虚词难释。《颜氏家训》，虽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所赖《尔雅》、《说文》二书，解说古圣贤经传之词气，最为近古。然《说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虽〕；《尔雅》所释未全，读者多误。是以但知“攸”训“所”，而不知同“迪”〔攸与由同，由、迪古音相转，迪音当如涤，涤之从攸，笛之从由，皆是转音，故迪、攸音近也。释名曰：笛，涤也〕，但见“言”训“我”，而忘其训“间”〔《尔雅》：言、间也。即词之间也〕。虽以毛、郑之精，犹多误解，何况其余？

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乃劝伯申勒成一书。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释词》十卷，元读之，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论也。元昔教浙士解经，曾谓《尔雅》“坎、律、铨也”为“聿，诠也”字之讹，辛楣先生韪之。又谓《诗》“鲜民之生”，《书》“惠鲜鳏寡”，“鲜”即“斯”之假借字；《诗》“绸直如发”，“如”当解为“而”〔“发”乃实指其发，与“笠”同，非比语，《传》、《笺》并误〕；《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为“隹”〔同惟〕之讹〔《老子》“夫惟”佳二字相连为辞者甚多，若以为“佳”，则当云“不祥之事”，不当云“器”〕。若此之畴，学者执是书以求之，当不悖谬于经传矣。《论语》曰：“出辞气，斯远鄙倍。”可见古人甚重词气，何况绝代语释乎？

与郝兰皋论《尔雅》书

古人字从音出。喉舌之间，音之所通者简；天下之大，言之所异者繁。尔雅者，近正者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予姻家刘端临之言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雅言者，诵诗读书，从周之正言，不为鲁之方言也；执礼者，诏相礼仪，亦以周音说礼仪也。小雅、大雅，皆周诗之正言也。刘氏此说，足发千古之蒙矣。

然则《尔雅》一书，皆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异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话者也。扬雄《方言》，自署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夫绝代别国尚释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联，音在字前，联音以为言，造字以赴音，音简而字繁，得其简者以通之，此声韵、文字、训诂之要也。《大戴记·小辨》一篇，足明《尔雅》之学。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学也。鲁国当时，或有此学，犹汉《急救章》、宋王安石《字说》之类，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学易，尔雅之学难。故孔子曰：“社稷之主爱日”。又曰：“士学顺，辨言以遂志”。顺与训通借，即训诂之训；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学其训，则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夫亦固十变之稘，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数言，述‘尔雅’之学甚明，何后儒之昧昧也？训诂错则言语错，执古圣之书，以小辨破其言，而龂龂论之，道义皆错矣。使古圣人见后人如此错解之也，必哑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尔雅”之学，则五经四书皆鼠璞矣。今子为《尔雅》之学，以声音为主，而通其训诂，余亟许之，以为得其简矣。以简通张，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乐不下席。”余与子接席而辨之，其乐何如！

王引之

王引之，高邮人，字伯申，念孙子，嘉庆进士。传父音韵、训诂之学而推广之，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与其父所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合刊，世称高邮王氏四种。其精博为汉学诸儒之冠，累官工部尚书，卒谥文简。

案：清人治经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根据文字之正变，而推其求著书之本意者，曰训诂；其二，钩稽参验，而是正其文字之错落者，曰校勘。二者皆无误，而后乃敢评论其立说之是非。此清人为学之真精神，余事皆自此出也。是编于清人说经之文，不能多录，亦不可胜录。故惟取其讨论训诂、校勘之名作数首，以为守约施博之资。学者幸勿以是而目书，斯可耳。

《经籍纂诂》序

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赜索隐，厥谊可传，下及《玉篇》、《广韵》、《集韵》，亦颇蒐罗遗训，而所据之书，或不可考。且旧书雅记，经史传注，未录者犹多。至于网罗前训，征引群书，考之著录家，罕见有此。惟《旧唐志》载天圣太后《字海》一百卷，诸葛颖《桂苑珠丛》一百卷，《新唐志》载颜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自古字书、韵书，未有若此之多者，意其详载先儒训释，是以卷帙浩繁，而惜乎其书之已逸也。

曩者戴东原庶常、朱笥河学士，皆欲纂集传注，以示学者，未及成编。吾师云台先生欲与孙渊如编修、朱少河孝廉共成之，亦未果。及先生督学浙江，乃手定体例，逐韵增收，总汇名流，分书类辑。凡历二年之久，编成一百十六卷，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

夫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揆厥所由，实同条贯。如《周南》、《关睢》篇“左右芼之”，《传》训“芼”为“择”，后人不从，而不知“芼”、“苗”声近义同，“左右芼之”之“芼”，《传》以为“择”，犹田苗蒐狩之“苗”。《白虎通》以为择取。《尔雅》“芼，搴也”，亦与“择取”之义相近也。《召南》、《甘棠》篇“勿翦勿拜”，《笺》训“拜”为“拔”，后人不从，而不知“拜”与“拔”声近而义同也。《邶风》、《柏舟》篇“不可选也”，《传》训“选”为“数”，后人不从，而不知“选”、“算”古字通，朱穆《绝交论》作“不可算也”。郑注《论语》“何足算也”？以“算”为“数”，正与此同义也。《台篇》“籧篨不鲜”，《笺》训“鲜”为“善”，后人不从，而不知《尔雅》“鲜、省”二字皆训为“善”，正是一声之转，且下云“籧篨不殄”，“殄”读曰“腆”，其义亦为“善”也。《小雅·采绿篇》“六日不詹”，《传》训“詹”为“至”，后人不从，而不知“詹”之为“至”，载于《尔雅》，乃古之方言，是以方言亦云楚语，谓“至”为“詹”也。《曲礼》“急缮其怒”，郑读“缮”为“劲”，后人不从，而不知“缮”之为“劲”，乃耕、仙二部之相传，犹“辨秩”东作通作“平秩”，“平平左右”亦作“便蕃左右”也。《学记》“术有序”，郑注云：“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后人不从，而妄改为“州”，而不知“术”、“遂”古同声，故《月令》“审端径术”，注云：“术，《周礼》作遂也。”

若乃先儒训释偶疏，而后人不知改正者，亦多有之。如《易·屯》六二“女子贞不字”，陆绩训“字”为“爱”，已觉未安。至宋耿南仲误读“女子许嫁筓而字”之文，遂以字为许嫁，不可更通，不如虞翻训为妊娠之善也。《尧典》“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传》训“烝烝乂”为“进进以善自治”，颇为不辞，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读以“孝烝烝”为句，且依《广雅》“烝烝孝也”之训为善也。《皋陶谟》“万邦作乂”，《禹贡》“莱夷作牧”、“云梦土作乂”，《史记·夏本纪》，皆以“为”字代“作”字，文义未安，不如用《诗·》篇传训“作”为“始”之善也。《禹贡》“嵎夷既略”，《传》谓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义，不如训“略”为“治”之善也。《康诰》“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传》读“猷”字为“句”，而训“猷”为“谋”，不如断裕为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训为善也；《诗·鄘风·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桧风·匪风》篇“匪风发兮，匪车偈兮”，《小雅·小旻》篇“如匪行迈谋”，《笺》并训“匪”为“非”，不如用《左传》杜注训“匪”为“彼”之善也。《王风·中谷有蓷》篇“暵其湿矣”，《传》、《笺》并解为水湿，与“暵”字之义相反，不如读“湿”为“”，用《通俗》文“欲燥曰”之善也。《魏风·陟岵》篇“行役夙夜无寐”，《传》以为寤寐之寐，不如读“寐”为“沫”，而用《楚辞》注“沫，已也”之训为善也。《小雅·南有嘉鱼》篇“烝然罩罩”，“烝然汕汕”，《传》依《尔雅》云“罩罩，篧也”。“汕汕，樔也”，不如《说文》训为鱼游水貌之善也。《菁菁者莪》篇“我心则休”，《释文》、《正义》并以“休”为“美”，不如用《国语》注“休，喜也”之训为善也。《北山》篇“我从事独贤”，《笺》以为“贤才”之“贤”，不如《毛传》训“贤”为“劳”之善也。《菀柳》篇“无自暱焉”，《传》训“暱”为“近”，与“无自瘵焉”之文不类，不如《广雅》“暱，病也”之训为善也。《都人士》篇“序衣服不贰，从容有常”，郑训“从容”为“休燕”，不如《缁衣正义》训为“举动”之善也。《大雅·绵》篇“曰止曰时”，《笺》训“时”为“是”，与“曰止”异义，不如训“时”为“止”之善也。《卷阿》篇“有冯有翼”，《传》云“道可冯依，以为辅翼”，不如训为“冯冯翼翼，满盛之貌”为善也。《民劳》篇“无纵诡随”，《传》云：“诡人之善，随人之恶”，以叠韵之字而上下异训，不如读“随”为“”而训“诡谲”之善也。《云汉》篇“昊天上帝，则不我虞”，《笺》训“虞”为“度”，文义未允，不如训为“有与助之”善也。《月令》“养壮佼”，《正义》以“佼”为形容佼好，与“壮”异义，不如训“佼”为“健”之善也。《桓十一年左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传》“始吾有虞于子”，杜注并训为“度”，不如训为“望”之善也。《宣十二年传》“董泽之蒲可胜既乎”，杜训“既”为“尽”，不如读“既”为“塈”，用《摽有梅》《诗传》“塈，取也”之训为善也。《襄二十五年传》“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杜训“亿”为“度”，“逞”为“尽”，不如训为“盈满”之善也。

后之览是书者，去凿空妄谈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传注，而得其声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传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训以正之，庶可传古圣贤著书本旨，且不失吾师纂是书之意与。

《经义述闻》自序

引之受性梼昧，少从师读经，裁能绝句，而不得其解。既乃习举子业，旦夕不辍，虽有经训，未及搜讨也。年廿一，应顺天乡试，不中式而归，亟求《尔雅》、《说文》、《音学五书》读之，乃知有所谓声音、文字、诂训者。

越四年，而复入都，以己所见，质疑于大人前，大人则喜曰：“乃今可以传吾学矣。”遂语以古韵廿一部之分合、《说文》谐声之义例、《尔雅》、《方言》及汉代经师诂训之本原。大人曰：“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大人又曰：“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引之过庭之日，谨录所闻于大人者，以为圭臬，日积月累，遂成卷帙，既又由大人之说，触类推之，而见古人之诂训，有后人所未能发明者，亦有必当补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当改读者，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命曰《经义述闻》，以志义方之训。凡所说《易》、《书》、《诗》、《周官》、《仪礼》、大小《戴记》、《春秋》内外传、《公羊》、《谷梁传》、《尔雅》，皆依类编次，附以通说。其所未竟，归之续编，亦欲当世大才通人纠而正之，以祛烦惑云尔。

嘉庆二年三月二日，高邮王引之叙。

《经传释词》自序

语词之释，肇于《尔雅》，“粤”、“于”为“曰”，“兹”、“斯”为“此”，“每有”为“难”，“谁昔”为“昔”？若斯之类，皆约举一隅，以待三隅之反。盖古今异语、别国方言类多助语之文。凡其散见于经传者，皆可比例而知；触类长之，斯善式古训者也。

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箸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扞格，而意亦不明。如“由”，用也，“猷”，道也，而又为词之“于”，若、皆以“用”与“道”释之，则《尚书》之“别求闻由古先哲王”，“大诰猷尔多邦”，皆文义不安矣；“攸”，所也，“迪”，蹈也，而又为词之“用”，若皆以“所”与“蹈”释之，则《尚书》之“各迪有功”，“丰水攸同”，“风雨攸除，鸟鼠攸去”，皆文义不安矣；“不”，弗也，“否”，不也，“丕”，大也，而又为发声与承上之词，若皆以“弗”与“大”释之，则《尚书》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我生不有命在天”、“否则侮厥父母”，毛诗之“否难知也”、“有周不显，帝命不时”，《礼记》之“不在此位也”，皆文义不安矣；“作”，为也；而又为词之“始”与“及”，若皆以为释之，则《尚书》之“万邦作乂”、“作其即位”，皆文义不安矣。“为”，作也，而又为词之“如”，与“有”、与“与”、与“于”，若皆以“作”释之，则《左传》之“何臣之为”，《晋语》之“称为前世”，《谷梁传》之“近为祢宫”，《管子》之“为臣死乎”，《孟子》之“得之为有财”，皆文义不安矣。

又如“如”，若也，而又为词之“而”，与“乃”、与“当”、与“与”；“若”，如也，而又为词之“其”，与“而”、与“此”、与“惟”；“曰”，言也，而又为词之为“欥”；“谓”，言也，而又为词之“为”，与“与”、与“如”、与“奈”；“云”，言也，而又为词之“有”，与“或”、与“然”；“宁”，安也，而又为词之“乃”；“能”，善也，而又为词之“而”，与“乃”；“无”，不有也，而又为词之发声与转语；“有”，不无也，而又为词之“为”；“即”，就也，而又为之“则”，与“若”、与“或”；“则”，法也，“及”，至也，而又为词之“若”；“兹”，此也，而又为叹词；“嗟”，叹词也，而又为语助；“彼”，他也，而又为词之“匪”；“匪”，非也，而又为词之“彼”；“咫”，八寸也，而又为词之“只”；“允”，信也，而又为词之“用”；“终”，尽也，而又为词之“既”；“多”，众也，而又为词之“祗”；“适”、“徂”、“逝”，皆往也，而“适”又为词之“啻”，“徂”又为词之“及”，“逝”又为词之发声。“思”，念也；“居”，处也；“夷”，平也；“一”，数之始也，而又皆为语助。“曷”，词之“何”也，而又为“何不”；“盍”，何不也，而又为“何”；“于”，词之“于”也，而又为“为”、为“与”；“爰”，词之“曰”也，而又为“与”；“安”，词之“焉”也，而又为“乃”、为“则”、为“于是”；“焉”，词之“安”也，而又为“于”、为“是”、为“于是”、为“乃”、为“则”。“惟”，词之“独”也，而又为“与”、为“及”，为“虽”。“虽”，不定之词也，而又为“惟”；“矧”，词之“况”也，而又为“亦”。“亦”，承上之词也，而又为语助；“且”，词之更端也，而又为“此”；“之”，词之“是”也，而又为“于”、为“其”、为“与”。凡此者，其为古之语词，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

引之自庚戌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二十八篇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结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论《毛诗》“终风且暴”，《礼记》“此若义也”诸条，发明意恉，涣若冰释，益复得所遵循，奉为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诸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易晓者则略而不论。非敢舍旧说而尚新奇，亦欲窥测古人之意，以备学者之采择云尔。

嘉庆三年二月一日，高邮王引之叙。

江藩

江藩，甘泉人，字子屏，号郑堂，监生。少受学于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经史。阮元督漕淮安时，聘为丽正书院山长，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义目录》，甄录诸儒及其著述，一以笃守汉学家法者为断。又有《宋学渊源记》、《周易述补》、《隶经文》、《炳烛室杂文》。〔案：江氏又有《经解入门》一书，而坊间不甚流行，曾见石印本两小册，书内列举条目，述群经之源流大义，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之事。前有仪征阮元序，称其文约旨详，甚便初学。后有于越徐仪吉跋，略谓是书初刻于江氏家塾，工未竣，而先生遽捐馆舍，以故世无传本，仪吉闻其副本尚在江右，因殚数年心力，以重金购得之，爰为斠讐，付之石印，以公同好云。今此编因卷帙有限，势难多采，故特摘其卷首之凡例并目录附钞于后，以为学者之绍介焉耳。〕

《国朝汉学师承记》自序

先王经国之制，井田与学校相维。里有序，乡有庠。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所以耕夫余子亦得秉耒横经，渐诗书之化，被教养之泽。济济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轨也。秦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圣人之道坠矣。然士隐山泽岩壁之间者，抱遗经，传口说，不绝于世。汉兴，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书》，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公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礼》，于鲁，则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自兹以后，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六经五典，各信师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开横舍，延学徒，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爰及东京硕学大师，贾服之外，咸推高密郑君，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晋王肃自谓辨理依经，逞其私说，伪作家语，妄撰圣证，以外戚之尊，盛行晋代。王弼宗老庄而注《周易》，杜预废贾服而释《春秋》，梅赜上伪书，费甝为义疏。于是宋、齐以降，师承陵替，江左儒门，参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旧章，《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若辅嗣之《易》，惟河南青齐间有讲习之者，而王肃《易》亦间行焉。元凯之左氏，但行齐地，伪孔传，惟刘光伯、刘士元信为古文，皆不为当时所尚。《隋书》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岂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于干戈之世，创立于戎马之中，虽左右櫜鞬，栉沐风雨，然锐情经术，延揽名流。即位后，雠正五经，颁示天下，命诸儒萃章句为义疏。惜乎！孔沖远、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见，去取失当，《易》用辅嗣而废康成，《书》去马、郑而信伪孔，《谷梁》退麋氏而进范宁，《论语》则专主平叔。弃尊彝而宝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砾，不亦傎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如欧阳修之《诗》，孙明复之《春秋》，王安石之《新义》，是已。至于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置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哉？然皆滞于所习，以求富贵，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也。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箓，拨乱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顺治十三年，敕大学士傅以渐撰《易经通注》，以《永乐大全》繁冗芜陋，刊其舛讹，补其阙漏，勒为是书，颁之学官。圣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遗孽，亲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万机之暇，栖神坟典，悦志艺文，阐五音六律之微，稽八荒九章之术，天亶睿知，典学宏深，伊古以来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敕大学士库勒纳等编《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二十二年，敕大学士牛钮等编《日讲易经解义》；三十八年，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五十四年，又敕大学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敕大学士王顼龄等撰《书经传说汇纂》，又敕户部尚书王鸿绪等撰《诗经传说汇纂》。凡御纂群经，皆兼采汉宋先儒之说，参考异同，务求至当，远绍千载之薪传，为万世不刊之巨典焉。世宗宪皇帝际升平之时，咸宁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观书，虽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经。即位之后，即刊行圣祖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皆御制序文，弁于卷首；又编定圣祖《日讲春秋解义》。雍正五年，御纂《孝经集注》，折衷群言，勒为大训，推武周达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权衡醇驳也。至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则耆定十全，文德则旁敷四海，富则与地乎侔訾，贵乃与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诏儒臣排纂圣祖《日讲礼记解义》；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二十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周易述义》《诗义折中》；三十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春秋直解》。于《易》，则不涉虚渺之说与术数之学，观象则取互体以发明古义；于《诗》，则依据毛、郑，溯孔门授受之渊源，事必有征，义必有本，臆说武断，概不取焉；于《礼》，则以康成为宗，探孔、贾之精微，综群儒之同异，本天殽地，经国坊民，治法备矣；于《春秋》，则採三家之精华，斥安国之迂谬，阐尼山之本意，洵为百王之大法也。经学之外，考石鼓，辨太昌用修之非；刊石经，湔开成广政之陋。又刻御制说经文于太学，皆治经之津梁，论古之枢要，所谓悬诸日月，焕若丹青者也。于是鼓之篋士，负笈之徒，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六艺之囿，驰惊仁义之涂矣。我皇上诞敷文教，敦尚经术，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天下之众，乡风随流，芔然兴道而迁义，家怀克让之风，人诵康哉之咏。猗欤！伟欤！何其盛也！盖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纟玄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

藩绾发读书，授经于吴郡通儒余古农、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

嗟乎！三代之时，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魏晋以后，左右邦家，咸取才于科目。经明行修之士，命偶时来，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委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甚至饥寒切体，毒螫肤，筮仕无门，赍恨入冥，虽千载以下，哀其不遇。岂知当时绝无过而问之者哉？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志高风，非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麋鹿以共处，候草木以同彫也。

附录《经解入门》凡例并目录

一、是编为初学治经起见，故类分各篇，以清眉目，其中语皆浅显，使学者一览而知。

一、是编专为治经者开其先路，故所列各书，皆为于经有用之书；所举各事，皆为治经极要之事。此外史学各家之说，不敢滥入。

一、是编皆靠实立说，无一虚语，使学者知治经一道，入门便不可以凭空臆说。且所学各条，俱鉴前人得失，裁酌尽善，由此而入，万不致有歧途之悔。

一、今人名经学为汉学，盖以秦火而后，汉始昌明其学，魏晋以降，渐亦颓废，而国朝则直追两京，斯为极盛。故书中于汉人书及国朝人说经各书，皆详述之，于唐以下之书，从略，以精者罕也。

一、是编分八卷，分篇五十有二，本为初学苦治经而无师傅而作，然即以此为师，则胜千里负笈者多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此即经学之先路也。

一、说经家引用群籍书名，皆宜标明其书，多者尤宜标明篇目。如引《易》，则当云某卦；引《左氏传》，当云某公某年；引周秦诸子，亦当云某子某篇；引汉以下各注，则当云某某某书某篇注〔又《周礼·六官》缺《冬官》，汉人以《考工记》补入，引《考工记》不得称《冬官》〕之类，所以昭征实。是编，引各说亦然，学者不宜忽过。

一、治经首重家法，家法不明，即为俗学，故《汉书·儒林传》诸经师，必详所出，其所出不明者，不录，国朝诸老亦然。余所以有汉学师承之作，初学切宜确守。

一、说经文法，只求明白晓畅，说尽而止，篇幅长短，皆所不论，不宜雕琢字句，及闲说空话。读末卷所附各篇，自无不可三反矣。

卷一

群经缘始第一〔附群经分合次第〕； 群经源流第二〔与两汉传经诸儒参看〕；群经辨异第三；群经辨伪第四 〔附辨诸子之伪〕；诸经古文今文第五；注家有得有失第六；古书疑例第七；古经佚文第八。

卷二

历代经学兴废第九；历代石经源流第十；历代书籍制度第十一；两汉传经诸儒第十二；两汉通经诸儒第十三。

卷三

南北经术流派第十四；汉宋门户异同第十五；国朝治经诸儒第十六；近儒说经得失第十七。

卷四

经与经相表里第十八；经与纬相表里第十九；经与子相表里第二十；经与史相表里第二十一；说经必先识文字第二十二；说经必先通训诂第二十三；说经必先明假借第二十四；说经必先知音韵第二十五；说经必先审句读第二十六；说经必先明家法第二十七.

卷五

字学源流第二十八；音韵源流第二十九；古有六书第三十；古无四声第三十一；有目录之学第三十二；有校勘之学第三十三；有训诂之学第三十四；有考据之学第三十五。

卷六

解经不尚新奇第三十六；解经不可虚造第三十七；不可望文生训第三十八；不可妄诋古训之三十九；不可剽窃旧说第四十；不可穿凿无理第四十一；不可附会无据第四十二； 不可有骑墙之见第四十三；不可作固执之谈第四十四；门径不可不清第四十五；体例不可不熟第四十六。

卷七

不可增字解经第四十七；不可妄改经文第四十八；方音异同不可不晓第四十九；制度沿革不可不知第五十；平日读书课程第五十一；科场解经程氏第五十二。

卷八

附选。

方东树

方东树，清，桐城人，字植之，诸生。师事姚鼐，工古文辞。中岁研精义理，一宗朱子。著《汉学商兑》，条列汉家阎、胡、惠、戴之说，而驳斥其非。与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遂俨若对垒焉。又有《大意尊闻》、《书林扬觯》、《仪卫堂文集》等书。

案：清代儒者，与汉学家，时持异议者，惟桐城派古文家方、姚诸君为著，而汉学家亦多不满于桐城派之古文。道不同，不相为谋，其此之谓与。参看《古文治要编》。

《汉学商兑》自序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严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坠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疏不学，为荒于经术。而其人之所以为言之恉，亦有数等：若黄震、万斯同、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敝意有所激，创为救病人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慎、焦竑、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若加乎儒林之上，缘隙奋笔，忿设诐辞；若夫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暗于是非。

自是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丳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

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詟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昔孟子不得已而好辨、欲以息邪说、正人心。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今诸人边见傎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汨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又若李塨等，以讲学不同，乃至说经亦故与宋人相反，虽行谊可尚，而妒惑任情，亦所不解。

东树居恒感激，思有以弥缝其失，顾寡昧不学，孤踨违众，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胜也，要心有难已。辄就知识所逮，辍拾辨论，以启其端，俟世有真儒出而大正焉。倘亦识小之在人，而为采获所不弃与。

道光丙戌四月，桐城方东树。

评戴东原说五则《汉学商兑》

戴氏曰：“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大者也。论者又谓有汉儒之经学，有宋儒之经学，一主训诂，一主义理。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凿空得之，悉取于经乎？惟空任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而古今县隔，遗文垂绝，然后求之训诂，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乃因之以明〔即如所论，是训诂为筌蹄明矣，而何以严禁义理，皆不求之乎〕。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从此路歧去，认奴为郎矣，所以谓之汉学，盖其门面宗旨如此，故为异端〕。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何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

按戴氏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若以实求之，皆谬说也。古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从性道说起，此程子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如颜子问仁，问为邦，此时自不待与之言小学事矣。子夏固谓草、木有区别是也。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书，毕生精力，止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成名立身，用以当大人之学之究竟，绝不复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义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明道玩物丧志之戒，久为世口实，不知此止虑其志趣，局止于是，即致远恐泥、君子不为之旨。古人言各有当，教亦多术，同归于是而已。故当日特又记读史，逐字看过一条，以接引来学，可知非舍学问空谈义理也。若谓舍经空谈义理，不事训诂以求经，则古今无有是事，何况程子？汉学者不穷理析义，援引脱节，以济其私，既诬前贤，又自迷误，致从事差谬，又因以迷误来学，一言三失，所以为罪也〔以上辨主张训诂误以小学当大学〕。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持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汉学家专泥训诂，如高子说诗，所以多不可通〔如《惠氏古义》《臧氏杂记》及近时诸家新说〕。故宋儒主义理，原未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政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曲不可信者耳。若其不可易者，古今师师相传，硕学之徒，莫之或徙，宋儒何以能废之也〔如朱子《诗集传》，训诂多用毛、郑〕？汉学之人主张门户，专执《说文》、《广雅》小学字书，穿凿坚僻，不顾文义之安，正坐斥义理之学，不穷理故也。故义理原不出训诂之外，而必非汉学家所守之训诂能尽得义理之真也。如曰不然，试平心而论，汉儒、宋儒说经，谁得古圣人语言心志多乎〔以上辨义理，本于训诂之不尽然〕？

若夫舍经废训诂，亦诚有之，但须区别。如陆子以六经为注脚，有似舍经者，朱子已深斥之〔详见后卷〕；若程子摆落传注，所见实胜前儒，则其废之者固甚当也。至于朱子极尊训诂〔详见后卷〕，而亦有时废之者，废其失真、不得圣意而致贻误来学者也。今深疾义理，欲伸汉学，恐不能胜，乃以疑似之迹，概诬宋儒为舍经废训诂。空任胸臆言理云云，此欲欺天下，使耳食无闻者谓为信然，同以莫须有之罪归焉，欲以一手掩天下目也〔以上辨程朱非舍经废训诂〕。

夫谓“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此自俗士妄人，其于学术大局，焉能为有亡轻重，固不足论。若古今异文，说文所引壁经古文，多不与马、郑相应，无论后世。古今既远，传写脱误，或由先师，众说不一。如荀悦《申鉴》、朱国桢《湧幢小品》云云，则亦不足为病〔《申鉴》云：文有磨灭，音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有所措定。后世相仿，弥以滋伪。《湧幢小品》云：古人古事古字，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不见其二，哄然纠驳，未免为古人所笑〕，但论其大体无失可也。如范升所云：“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则过矣〔有一汉学之徒，痛诋欧《五代史·明宗纪》，云：在位十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以为不应，自相牴牾至此。余曰：此十年当是八字，传写偶伪，五代惟唐末帝十一年，余者多至六七年而已。欧公此语，诚小失，然不以辞害意可也〕。”若夫颇通于训诂，而实不识字，详于制度，而实昧于义理，又何说也？〔《困学纪闻》，引李衡《识字说》，云：孔光不识进退字，张禹不识刚正字，许敬宗不识忠孝字，柳宗元不识节义字。又刘念台《人谱类记》，称方逊志先生谓门人曰：汝读书几年，尚不识个是字〕。盖忠孝、信义、进退，取予、廉耻等，字不待读，苍雅说文，而世无不明者，古今学人或不识得，岂为不晓训诂之故与？〔以上辨不识字之人有分别。〕

至谓古圣贤，义理即存乎典章制度，则训诂以经典所载，曰钦、曰明、曰安、曰恭、曰让、曰慎、曰诚、曰忠、曰恕、曰仁、曰孝、曰义、曰信、曰慈、曰俭，曰惩忿窒欲，曰迁善改过，曰贱利重义，曰杀身成仁；反而言之，曰骄泰、曰奢肆、曰苟妄、曰自欺、曰谗谄、曰贪鄙。凡诸义理，皆关修齐治平之大，实不必存乎典章制度，岂皆为异端邪说与？而如戴氏《七经小记·学礼篇》中所记，冠弁诸制，将谓即以尽天下之义理与。震为江永弟子，永之言曰：“经籍包罗三才，制度名物，特其间一支一节耳。”斯为儒者，持平之论，而震顾张皇若此，不亦谬乎？〔以上辨义理不必存乎典章制度。〕

龚自珍

龚自珍，清，仁和人，字璱人，号定庵，段玉裁之外孙，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通《公羊春秋》，其文学周秦诸子，多新奇可喜之论，同光之际，风行一世。著有《定庵集》。

六经正名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庄周·天运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书》、《诗》，后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见《礼》，即汉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天下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

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谷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后世有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谷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是则韩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三家，《礼》分庆、戴，《春秋》又有邹、夹。汉世总古今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称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经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

善夫刘子政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有苦心焉，斟酌曲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又经之户枢也；不敢以《论语》夷于记，夷于群书也；不以《孝经》还之记，还之群书也。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虽为经之贰，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经之名。向与固可谓博学、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诗》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与固岂非则古昔崇退让之君子哉！

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以为尊圣。怪哉！非所闻，非所闻。

然且犹为未快意，于是乎又以子为经。汉有传记博士，无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术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传记。传记也者，弟子传其师，记其师之言也。诸子也者，一师之自言也。传记犹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诸子犹公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专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于诸子，而夷之于二戴所记之间，名为尊之，反卑之矣。子舆氏之灵，其弗享是矣。

问：子政以《论语》、《孝经》为经之贰，则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经》者，曾子以后支流苗裔之书，平易泛滥，无大疵，无闳意眇恉，如置之二戴所录中，与《坊记》、《缁衣》、《孔子闲居》、《曾子天圆》比，非《中庸》、《祭义》、《礼运》之伦也。本朝立博士，向与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则刘向、班固之序六艺为九种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动矣。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子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台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台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与江子屏笺

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摒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龟、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汨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摒，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圆无一切语弊矣。自珍顿首。丁丑冬至日。

陈沣

陈沣，清，番禹人，字兰甫，道光举人，先后主讲学海堂书院及菊坡精舍。著《汉儒通议》、《东塾读书记》，谓汉儒亦言义理，宋儒亦言考据，力排汉、宋门户之见。又有《声律通考》、《切韵考》、《说文声统》、《东塾集》等书。

郑学七则《东塾读书记》，下同

郑康成《戒子书》云：“念述先圣之元意，此自言其所学也。”其论学之语，则《学记注》有云：“所学者，圣人之道，在方策。”《孔疏》云：“郑恐所学惟小小才艺之事，故云所学者圣人之道。”沣谓郑恐学者向壁虚造，故又云“在方策也”。郑君论学大旨，盖如此。

孔沖远云：礼是郑学〔《月令明堂》、《位杂记疏》，皆有此语。不知出于孔沖远，抑更有所出〕。考《两汉书·儒林传》，以《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礼》家独少。《释文序》录汉儒，自郑君外，注《周礼》及《仪礼·丧服》者，惟马融，注《礼记》者，惟卢植。郑君尽注三礼，发挥旁通，遂使三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故直断之曰：礼是郑学也。

卢子幹云：“修礼者，应征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后汉书·本传》〕。”然则郑君礼学，非但注解，且可为朝廷定制也。袁彦伯云：“郑玄造次颠沛，非礼不动〔《后汉记》卷二十九，皆掇会诸古书，非袁彦伯虚造〕。”然则郑君礼学，非但注解，实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颜子“非礼勿动”。颜子请事斯语。郑君亦非礼不动。故范武子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

《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释文》引〕。”此郑君注经之法，不独诗笺为然。《周礼》序云：“二郑同宗之大儒，今赞而辨之〔赞即表明也，辨即下己意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何平叔《论语集解》序云：“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隋书·经籍志》云：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论语释文》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尚书注》虽已佚，焦里堂辑《禹贡注》而释之云：“郑注一本于班氏《地理志》，闲有不合者，必别据地说等书，明言所以易之之义，注虽残阙，尚可考而知也。”然则郑君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法无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也。

郑君师事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又从张恭祖受《左氏春秋》、《韩诗》，然其后注《左传》〔郑君注《左传》未成，以与服子慎，见《世说·文学门》〕而不注《公羊》，笺《毛诗》而不笺《韩诗》。郑君之学，不以先入者为主也〔《公羊》僖二十四年，徐疏引发墨守而论之云：郑氏杂用三家，不苟从一。沣谓不苟从一之语，似识郑君家法，其云杂用三家，则非也。郑君宗《左传》，而兼用《公羊》、《谷梁》，亦如宗《毛诗》，而兼用齐、鲁、韩耳，岂得谓之杂用乎？徐氏实未知郑氏家法也。盖郑氏家法，知之者鲜矣〕。

郑君之赞辨二郑也，其说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疑当作析符复合〕。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始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识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周礼》序〕。”沣尝论之曰：自非圣人，孰无参错？前儒参错，赖于后儒有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贵也。然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读古人书，辨其参错，而其多善则置之不论。既失博学知服之义，且开露才扬己之风，此学者之大病也，由失郑氏家法故也〔读郑君《周礼序》，所谓如入宗庙，但见礼、乐、器；读何邵公《公羊序》，则如观武库，但睹矛、戟矣。郑学非何所及，可于两序见之〕。

《周礼》注：“与先郑不同者，则云玄谓。”《尚书·大传》注：“以大传为非者，则云玄或疑焉。”驳五经异义，每条云玄之闻也，盖说经不可不辨是非〔《曲礼》：毋雷同。《注》云：人之言，当各由己。孟子曰：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然辨先儒之说，其辞气当谦恭，不可嚣争求胜也。其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则不然。有云：“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者。”此以何邵公三书，有害于经学风气，不得不忿疾。又何之年辈，不在郑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

朱子书七则

朱子《论语训蒙口义》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与魏应仲书》亦云：参以释文，正其音读〕。”《论语要义目录》序云：“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答余正父书》云：“今所编礼者，内有古经阙略处，须以注疏补之，不可专任古经，而直废传注。”《答张敬夫孟子说疑义书》云：“近看得《周礼》、《仪礼》一过，注疏见成，却觉不甚费力也。”《语类》云：“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卷一百二十九〕？”又云：“今世博学之士，不读正当底书，不看正当注疏〔卷五十七〕。”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如此。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也。

《语类》云：“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卷七十二〕。”又云：“先生初令义刚，训二三小子，见教曰，训诂则当依古注〔卷七〕。”《答黄直卿书》云：“近日看得，后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今人多是等妄作，诳误后生。其实都晓不得也。”《答李公晦书》云：“先儒训诂，直是不草草。”《答王晋辅书》云：“礼书缩训为直者，非一，乃先儒之旧，不可易也。”朱子重训诂之学如此。其《答何叔京书》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当时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朱子从学于李延平，乃早年事，其时已好章句训诂之学矣。

《语类》云：“而今人多说章句之学为陋。某看见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坏了道理〔卷五十六〕。”《沣案薛艮斋与朱编修书》云：“汉儒之陋，则有所谓章句家法〔此称朱编修者，朱子尝除枢密院编修也〕。”朱子所云今人者，盖即艮斋也。朱子注《大学》、《中庸》，名曰章句，用汉儒名目，以晓当时之以为陋者也。读朱子书者当知之，讲汉学者亦当知之。

《学校贡举私议》云：“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谬。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语类》云：“汉儒各专一家，看得极子细。今人才看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会得〔卷一百二十一〕。”《策问》云：“问汉世专门之学，如欧阳、大小夏侯、孔氏书，齐、鲁、韩氏诗。后氏、戴氏《礼》，董氏《春秋》，梁、丘、费氏《易》，今皆亡矣。其仅有存者，又已列于学官，其亦可以无恶于专门矣。而近世议者深斥之，将谓汉世之专门者耶？抑别有谓也。今百工曲艺，莫不有师，至于学者，尊其所闻，则斥以为专门而深恶之，不识其何说也，二三子陈之。”

《记解经》云：“凡解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疏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长矣。”《答张敬夫书》云：“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语类》云：“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卷一百三十七〕。自晋以来，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绎，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卷六十七〕。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卷十一〕。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卷十九〕。南轩语《孟子》，尝说他这文字不好看，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卷一百三〕。”

《语类》云：“古时无多书。人只是专心暗诵，且以竹简写之。寻常人如何办得竹简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诵而后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书》二十余篇。黄霸就狱，夏侯胜授书于狱中，又岂得本子？只被他读得透徹。后来著述诸公，皆以名闻，汉之经学，所以有用〔卷十四〕。”《语孟集义序》〔初曰精义，后改名集义〕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答张敬夫书》云：“秦汉诸儒，解释文义，虽未尽尝，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数多处论之，则以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与夺之际，似已平允，若更于此一向刻核过当，却恐意思迫窄，而议论偏颇，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又《与林择之书》云：“钦夫云《论孟序》中，不当言‘汉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盖汉儒虽言亦不得也。某则绝不爱此等说话。”朱子深明汉儒之学，故不喜南轩刻核之论也。

王先谦

王先谦，清，长沙人，同治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尝汇刻《皇清经解》二百九种，以续阮元所编。又编录《续古文辞类纂》。所著有《虚受堂诗文集》。

复阎季蓉书

奉二月朔手教，知前函已达左右。足下恕其愚直，而复有以诱进之。盛心勤勤，佩仰无量。足下谓“明代士习之坏，始自中弃”，其论允矣。至谓“国朝康、雍以前，士习端谨，至今遍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由于汉学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诱，士始奔走于津要，而荡焉，无复廉耻”，则仆不敢附和。

国初承宋、明讲学之余，风气穷则思变，天下稍稍恶虚趋实，抑陆、王而尊程、朱，此以为理学中之善机。乾隆以后，学者务于经籍传注，考订发挥，即有宋诸君子之书，亦复多所辨正，其实事求是，使古籍暗而复明，微言绝而复续，有裨学术甚巨，如江河之不废也。圣贤之书，义蕴闳深，虽经宋儒阐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无舛误。此固待后人补正。而为其学者，高谈义理，以实事求是为不足为，于是各尊师说，互相诋，窾启寡闻之徒，沿波逐流，遂有汉、宋学家之目矣。所谓汉学者，考据是也；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今足下之恶汉学者，恶其名也，若谓读书不当从事考据，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汉学之名，而实之曰考据之学，则足下无所容其恶矣；去宋学之名，而实之曰义理之学，则訾诋理学者，无所容其毁矣。此名之为学术累也。然谓二家之学无流弊，则非也。理学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载记者，大略可睹；考据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

今之士习日非矣。然所谓奔走津要，荡无廉耻者，岂考据之学导之邪？彼身居津要，能考据之学者谁邪？又孰肯持一卷汉学书，以奔走达官贵人之门也？果有之，仆与足下当心识其人。今茫乎未有闻也。谓考据家以名相高，似矣；谓其以利相诱，则何利之有？谓今天下皆游手浮宕之民，彼为考据学者，终日钻研，目眵发秃，以求没世可称之名，岂游手浮宕所能为功？此不得不辨也。

仆在江南，续刊经解，有谓不当，如阮文达不收李文贞、方望溪辈著述，以为排斥宋学者。仆晓之曰：“子误矣。经学之分，义理、考据，犹文之有骈、散体也。文以明道，何异乎骈、散？然自两体既分，各有其独胜之处。若选文而必合为一，未可谓知文派也。为义理、考据学者，亦各有其独至之处。若刊经学书而必合为一，未可谓知学派也。仆傥续《通志》、《堂经苑》二书，则必取言义理诸书，而考据家皆在所弗录矣。”其人大悟。此可见彼之为说者，于学术之深，未尝贯通而博究也。

本朝纠正汉学者，姚姬传氏最为平允。其时掊击宋儒之风过盛，故姚氏非之，以救时也，非为名也。至其论学，以义理、考据并重，无偏而不举之病。道、咸以降，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以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辨争。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之乱归狱汉学，大为士林姗笑。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习之颓靡，发愤著书，思拯其弊，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汉学，似不若姚、曾两君子之持平。谨贡其愚，惟亮察焉。

仆于学问，惟务躬行，不欲以口舌相争，私念附忝心知，义无缄默。足下方以其道倡于沅、沣之间，一言之出，承学者奉为依归，关系至重，傥不弃刍荛而俛纳之，学术之幸也。吴崖村诗文一卷，戛戛独造，优入古作者之域，真词必己出者，乞代致倾慕之诚为幸。

张之洞

张之洞，清，南皮人，字香涛，又字孝达，又字香严，同治进士，屡督学典试，所至提倡实学，而亦不薄宋儒义理之言。督抚垂三十年，在两湖最久。光绪末，废止科举，兴办学堂。一切制度章程，多出其手定。著《劝学篇》，推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又著《轩语》、《书目答问》，胪列应读书籍，详加指示。至今学者犹多奉为南针焉。所著诗文曰《广雅堂集》。

守约(《劝学篇》)

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昔战国之际，儒术几为异学诸家所轧。吾读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说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于有博无约。如此之儒，止可列为九流之一耳，焉得为圣？焉得为贤？老诟儒曰“绝学无忧”又以孔子说十二经为大谩；墨诟儒曰“累寿不能尽其学”，墨子又教其门人公尚过不读书；法诟儒曰“藏书策，修文学，用之则国乱〔韩非子语〕”。大率诸子所操之术，皆以便捷放纵，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难无用诬儒家。故学者乐闻，而多归之。夫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且孔门所谓博，非今日所谓博也。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即以经而论，古言古义，隐奥难明，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

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寖微寖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设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是惟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间执雠中学者之口，而解畏难不学者之惑。

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示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间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是为以约存博。与子夏所谓“博学近思”、荀子所“谓以浅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专门著述之学，有学堂教人之学。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学术，皆分专门学堂与普通学堂为两事〕。将来入官用事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书种既存，终有萌滋蘗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

一、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经邦国，治官府，纪万民。其余《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国、官、民三义并举。盖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如《十翼》之说《易》，《论》、《孟》、《左传》之说《书》，大、小序之说《诗》，《孟子》之说《春秋》，《戴记》之说《仪礼》，皆所谓大义也。欲有要而无劳，约有七端：一明例，谓全书之义例〔《毛诗》以训诂音韵为一要事，熟于诗之音训，则诸经之音训皆可隅反〕；一要指，谓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经少则数十事，多则百余事；一图表〔诸经、图表皆以国朝人为善，谱与表同〕；一会通，谓本经与群经，贯通之义；一解纷，论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国朝人说，而后出者较长〕；一阙疑，谓隐奥难明，碎义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别，谓本经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考其最著而今日有书者〕。以上七事，分类求之，批郤导窾，事半功倍。大率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易》则程传与古说兼取〔并不相妨〕，《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孙书兼采汉人说及王弼注〕。《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止读陈奂《毛诗传疏》。《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国朝人讲公羊者，惟此书立言矜慎，尚无流弊〕。《春秋谷梁传》止读钟文烝《谷梁补注》。《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已刊，未毕〕。《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钦定七经传说义疏，皆学者所当读，故不备举〕。《论》、《孟》除朱注外，《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可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孝经》即读通行注本，不必考辨。《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五经总义》止读陈沣《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兼采段、严、桂、钮诸家，明白详慎。段注《说文》太繁而奥，俟专门者治之〕。以上所举诸书卷帙，已不为少，全读全解，亦须五年。宜就此数书中择其要义先讲明之，用韩昌黎提要钩玄之法，就元本加以钩乙标识〔但看其定论，其引征辨驳之说，不必措意〕。若照前说七端，节录纂集，以成一书，皆采旧说，不参臆说一语、小经不过一卷，大经不过二卷，尤便学者。此为学堂说经义之书，不必章释句解，亦不必录本经全文〔盖十五岁以前，诸经全文已读，文义大端已解矣〕。师以是讲，徒以是习，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如此治经，浅而不谬，简而不陋。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有经义千余条，以开其性识，养其本根，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总之，必先尽破经生著述之门面，方肯为之，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

一、诸子：知取舍；

一、理学：看学案；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

中学之训诂，犹西学之翻译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此大谬可骇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二程遗书》《近思录》引〕。”朱子曰：“训诂则当依古注〔《语类》卷七〕。”又曰：“后生且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今人多是等妄作，诳误后生，其实都晓不得也〔《答黄直卿书》〕。”又曰：“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答张敬夫书》〕。”又曰：“向议欲刊说文，不知韩丈有意否，因赞成之为佳〔《答吕伯恭书》，此外言训诂为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经，训诂精审，考据说文者甚多。潜夫论圣为天口，贤为圣译，可谓善譬。若不通古音古义，而欲解古书，何异不能译西文而欲通西书乎？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汨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如水部自有专书，示部多列祭礼，舟车今制为详，草虫须凭目验，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偶有抵牾，则阙之不论〔许君书既有脱逸，复多奥义，但为求通六书，不为究极许学。则功力有限断矣〕。得明师说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何至有废时破道之患哉？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此条本应隶于小学著述序论类，因字数无多，不便割裂，仍附于此〕。

史记

《史记》，汉，司马迁撰。凡一百三十篇，记述黄帝以后，至汉武帝时事迹，自来号为实录。书中记载孔门行事，与经传源流，最为近古，而可依据。《孔子世家》、《弟子列传》两篇，采摭《论语》及他书所载孔门师徒之言行，尤能提挈纲要，为学者进读原经之一助。

孔子世家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士飨，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书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

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

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犂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袯矛戟剑拔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之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馀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勾践会稽。

有隼集于朝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之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辨辨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

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以得闻也已。”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催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昬，名失则愆。失志为昬，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

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

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可谓具臣矣。”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蒉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蒉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下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木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卻，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勾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于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鈇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而退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四十九岁。

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公冶长，齐人，字子长。

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

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

曾蒧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　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吾与蒧也！”

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漆彫开字子开。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

公伯僚字子周。

周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问君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十三岁。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

子华使于齐，冉有为其母请粟。孔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

巫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梁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少孔子五十岁。

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颇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

冉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坚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祺。

县成字子祺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哙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儒林列传》序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双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义，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氏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吏；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附录《汉书·儒林传》序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原书为“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奸七十余君。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又云：“周监于二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弗废，至于宣、威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而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適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怒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予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繇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查，亡以明布谕下。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