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充以来，中古思想起了两种变局：第一是批评精神的发达，第二是道家思想的风行。
二、批评的精神在东汉最发达，在种种方面都有表现。在学术的方面，如张衡（78~139年）的攻击谶纬，如郑玄（127~200年）、何休（129~182年）的争论《公羊》《左氏》，以至后来王弼（死约245年）的《周易注》的扫空一切旧说，都是这批评精神的表现。
看《后汉书》（八九）《张衡传》；又（六五）《郑玄传》。
看王弼《周易注》（《十三经注疏》本）。何休、郑玄争论的文字已不传了，黄奭辑的《通德堂经解》中有郑玄的《箴左氏膏肓》《释谷梁废疾》《发公羊墨守》。
三、在政治方面，批评精神表现在许多评论政治的书里，如王符（死约170年）的《潜夫论》，如崔寔（死约170年）的《政论》，如仲长统（死220年）的《昌言》，都代表这种精神。太学诸生的危言激论，更是这种政治批评的实例。
看《后汉书》（八二）《崔寔传》；又（七九）《王符仲长统传》。《潜夫论》有汪继培注本。《政论》有严可均辑本（《全后汉文》四六）。《昌言》也有严可均辑本（《全后汉文》八七~八九）。
看《后汉书》（九七）《党锢列传》；又（九六）《陈蕃传》；又（九九）（《窦武传》）。
四、最奇特的是这种批评精神在那时代造成“人伦”的风气。“人伦”即是品评人物的高下，分为等级伦类，故叫作“人伦”。《后汉书》《三国志》中常说某人“善人伦”，就是说他善于品评人物。最有名的“人伦”大家是郭泰（128~169年）和许劭（死194年）。当时没有报纸，这种品评就是当时的舆论。这种品评往往做成一种有韵的七言口号，既容易记诵，又容易宣传。例如：
天下模楷李元礼。（楷礼为韵）
不畏强御陈仲举。（御举为韵）
天下俊秀王叔茂。（秀茂为韵）
五经无双许叔重。（双重为韵）
党锢之祸就是批评政治与批评人物两项合并，成为一种伟大的政府运动，用清议来拥护几个负人望的政治领袖。结果就是二十年的党锢大祸（166—184年），把全国的清流名士都一网打尽。
看《后汉书》（九八）《郭太符融许劭传》；又《党锢传》。
五、东汉时，道家思想渐渐得士大夫的信仰。恰巧那时佛教已进来了，渐渐行于民间，那时已有人用黄老之说来解释佛教，使人容易了解领受。试看《楚王英传》中两次连举黄老与浮屠；《桓帝纪》论中也说前史称桓帝祠浮屠、老子；《襄楷传》中说“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襄楷上书在桓帝延熹九年（166），他已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都可见当时因佛教的推行，道家思想也渐渐行到民间去了。一世纪的楚王英，二世纪的桓帝都把佛与黄老看作同类的物事，大概都是受民间信仰的影响。顺帝时琅琊人宫崇自称师事仙人于吉，作《神书》，即是后来道教的《太平经》。这是太平道教的起源。同时有张陵，创为五斗米道教。太平道里出了张角兄弟，闹出黄巾的大乱（184）。五斗米道传到张修、张鲁，张鲁占领汉中近三十年，其道传播甚远。道教起于民间迷信，但他们硬把《老子》五千言认作他们的经典。
看《后汉书》（七二）《楚王英传》；又（六十）《襄楷传》；又（一○一）《皇甫嵩传》。
又《三国志》（八）《张鲁传》及注引《典略》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
六、从民间直到皇宫，都有崇奉黄老的风气了。知识阶级也逃不了这空气的传染。汉魏晋三朝禅代之际，有骨气的人做事也不易，说话也不易，于是多逃到谈玄说妙的一路上去。汉末的仲长统，魏晋的王弼、何晏、阮籍、嵇康、向秀、刘伶等人都崇尚老庄，遂开史家所谓“清谈”时代。他们全盘接受了道家思想，论宇宙则主张自然，崇拜虚无；谈政治则主张放任，反对干涉；论人生则主张适性自由，旷达恣意。阮籍说：“礼岂为我设耶？”这正是那颓废的人生观的意义。他们纵酒狂放，打破一切礼法制度的束缚，其实只是对政治社会的一种抗议。阮籍说：“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这话里含多少哀音？他们对那现实的社会没有勇气革命，只想在精神上得一种慰安，所以他们的下梢都想逃出世外去过那神仙的生活。旷达的人生观和神仙出世的理想是一条路的。清谈的风气是佛教思想的绝好预备。从虚无到空假，从神仙到罗汉菩萨，那是很容易过渡的了。
看《后汉书》（七九）《仲长统传》；《三国志》（二八）《钟会传》附的《王弼传》及注；《晋书》（四九）阮籍、嵇康等人的传。
看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四至五二（阮籍与嵇康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