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亲士》是《墨子》一书的开篇，主旨在于论证统治者应该多亲近贤士，只有胸怀广阔、亲近和任用贤士，才能治理好国家，甚至成就霸业。在墨子看来，任用贤人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允许他们直言进谏，能够听得进去逆耳的忠言，只有这样才能广开言路，否则偏听偏信、受人蒙蔽，最终只会招致杀身亡国之祸。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意脉起伏不定，章节之间不够连贯，颇有难以理解之处。后世学者对此多有诟病，认为本篇如果不是文有缺失，就是后人连缀残章而成。至于文章所论主旨，则与《尚贤》篇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1.1 入国而不存其士[1]，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2]。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3]。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注释】
[1] 存：体恤，慰问。
[2] 缓：怠慢。
[3] 虑：谋划。
【译文】
主政一国而不去恤问国之贤士，就会导致亡国。发现贤能的人而不急于任用，就会逐渐怠慢国君。没有比任用贤人更急迫的事情了，没有士人就没有可以商讨国家大事的对象。怠慢贤者、轻视士人，而能够长保国家社稷，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1.2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1]，桓公去国而霸诸侯[2]，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3]，而尚摄中国之贤君[4]。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5]。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注释】
[1] 文公：指晋文公重耳。他曾被迫逃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即位，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正，长，为诸侯之长，指称霸天下。
[2] 桓公：指齐桓公小白。他曾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后回国即位，重用管仲，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3] 勾践：春秋末年越国国君，曾为吴国国君夫差所败，后卧薪尝胆，终于灭吴，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丑：羞辱。
[4] 摄：通“慑”，慑服，敬畏。中国：中原地区的国家。
[5] 抑：压抑，遭遇困境。
【译文】
从前，晋文公出逃避难却最终成为诸侯之长，齐桓公逃离国家而最终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吴王夫差的羞辱，却最终成为威慑中原各国的贤能之君。这三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而扬名于天下，都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曾遭遇困境、个人曾蒙受奇耻大辱的缘故。最好是从不失败，其次是失败后仍能有所成就，这就叫善于用人。
1.3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1]，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2]。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3]。是故偪臣伤君[4]，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5]，上必有詻詻之下[6]。分议者延延[7]，而支苟者詻詻[8]，焉可以长生保国[9]。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10]，远臣则唫[11]，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12]。
【注释】
[1] 自难而易彼：自己承担困难的事情，而把容易的事情留给别人。与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精神一致。
[2] 从整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墨子与孔子思想的相通之处，也能看到他与孟子的思想渊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滕文公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
[3] 所恶：与上文“所欲”相对，指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4] 偪臣：权臣。
[5] 弗：通“拂”，违背，这里指敢于诤谏的大臣。
[6] 詻：同“谔”，直言争辩貌。
[7] 分议者：指持不同意见并能做到不苟同的大臣。 延延：指长时间论辩。
[8] 支苟：此处文字有误。支当作“交”，苟当作“敬”，通“儆”。交儆，即相互儆戒。
[9] 焉：同“乃”。
[10] 喑：同“瘖”，不能言。
[11] 唫：同“噤”，闭口不言。
[12] 归：通“馈”，赠送。
【译文】
我听说：“并非没有安适的居处，而是我的心不安定；并非没有足够的财富，而是我的心不知足。”所以，君子乐于承担困难的事情，而把容易做的事情留给别人；一般人却是自己做容易的事情，而把困难的事情留给别人。君子进则不会中途放弃自己的志向，退而详细考察失利的原因，即使混迹于寻常百姓之中，也终无怨恨之心，他们是有自信心的人。所以，勇于承担困难的人，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没听说过拈轻怕重的人，能够避免他所厌恶的结果。所以，权臣会危及国君，奸佞小人会有害于官长。国君必须要有敢于诤谏的臣子，官上必须要有直言争辩的下属。持不同意见者敢于坚持到底，立场不同的人也敢于直言不讳。只有这样，君主才可以长养生民并保全国家。如果大臣都以爵位为重而不敢直言进谏，左右近臣就会缄默不语，远处的臣子也会闭口不言，百姓心生怨恨，身边又全是谄谀之人，好的建议被阻塞，国家就会陷入危局。桀纣不就是因为身边没有贤人辅佐而招致杀身之祸，最终失去天下了吗？所以说：与其赠送给国家宝物，不如推荐贤能之士。
1.4 今有五锥，此其铦[1]，铦者必先挫[2]。有五刀，此其错[3]，错者必先靡[4]。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5]，灵龟近灼，神蛇近暴[6]。是故比干之殪[7]，其抗也；孟贲之杀[8]，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9]，其事也[10]。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注释】
[1] 铦：锋利。
[2] 挫：折断。
[3] 错：磨。
[4] 靡：销蚀。
[5] 招木：指乔木。
[6] 神蛇：传说中一种会兴云作雨的蛇，古人暴晒它以祈雨。暴：通“曝”，晒。
[7]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因屡次进谏被纣王剖心而死。殪：死。
[8] 孟贲：战国时期卫国的勇士，一说齐国人。能力拔牛角，后为秦武王所杀。
[9] 吴起：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改革家，后因在楚国推行改革触犯楚国贵族的利益，被车裂而死。
[10] 事：功业。
【译文】
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锋利，那么这把一定最先折断。有五把刀，其中一把磨得最快，那么这把刀必定最先损坏。所以，甘甜的水井最先干涸，挺拔的乔木最先被砍伐，灵龟之甲最容易被灼烧用以占卜，神蛇最容易被暴晒用以求雨。所以，比干之死，是因为他的刚直不屈；孟贲被杀，是因为他的勇力；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的美貌；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的功业。可见，这些人罕有不死于他们的过人之处。所以说：极盛之后难以为继。
1.5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1]，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2]。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3]。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4]，非一狐之白也[5]。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6]，大水不潦潦[7]，大火不燎燎[8]，王德不尧尧者[9]，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10]，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11]，逝浅者速竭[12]，墝埆者其地不育[13]。王者淳泽[14]，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15]。
【注释】
[1] 处：这里有强行占有的意思。
[2] 致，使达到。见：被。
[3] 天下器：这里指经天纬地之才。
[4] 镒：古代质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黄金为一镒。裘：皮衣。
[5] 一狐之白：狐狸腋下的皮，洁白轻软，但因面积过小，故而狐皮裘十分难得。
[6] 昭昭：明亮的样子。
[7] 潦潦：水势盛大的样子。
[8] 燎燎：火盛的样子。
[9] 尧尧：高貌，这里形容道德高尚。
[10] 砥：磨刀石。语出《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11] 陕：通“狭”，狭隘。
[12] 逝：指水流。
[13] 墝埆：土地坚硬而贫瘠。
[14] 淳：厚。泽：恩泽。
[15] 流：流布，引申为恩泽广被。
【译文】
因此，即便是贤明的君主，也不会喜欢没有功劳的臣子；即使是慈爱的父亲，也不会喜欢没有作为的儿子。所以，才能无法胜任工作，即使占据了职位也不算这个位置上的人；德行担当不起爵位，即使领取那个爵位的俸禄也称不上是这些俸禄的主人。良弓难于拉开，但可以射得高、射得深；好马难以驾驭，但可以负重赶远路；贤才难以驱使，但可以使君主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江河不满足于小河的注入，所以能够逐渐阔大。圣人遇事不辞繁难，遇物不背常理，所以能成为经天纬地般的大人物。因此，江河之水绝非只有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狐裘也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做成。哪有不用同道之人，而任用苟同自己意见的人呢！那不是兼爱天下的君王应有的做法。所以，以天地之昭昭、大水之潦潦、大火之爎燎、王德之尧尧，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这样的人才是天下真正的统治者。如箭一样笔直，如磨刀石一样平坦，这样不足以包容万物。所以，狭窄的小溪很快会干涸，浅的水流很快会枯竭，坚硬贫瘠的土地不能繁衍万物。君王淳厚的恩泽如果只限于宫廷之内，就不能广被天下。
【评析】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是一个战火连绵、动荡不安的乱世。然而，这段艰难时世给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国文明的质变期。中华文明经历了这段血与火的洗礼才真正完成蜕变，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对旧的礼乐文明框架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彻底颠覆，传统的封邦建国的国家管理方式为大一统帝国的郡县制所替代，旧式贵族那种受到中央政府承认和保护的独立采邑经济制度也成了明日黄花。另一方面，这种蜕变表现为人类理性的觉醒，人们开始突破传统礼乐文化和道德观念的束缚，慢腾腾的礼乐节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崇高的道德口号已经难以约束人们日益膨胀的贪欲，话语权再也不是紧握在王朝精英手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是各个思想流派相互争鸣的利器，理性之花终于在人间遍地绽放。而随着旧有社会体制被打破，社会群体开始出现分化，“士”这一特殊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作为文明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士”阶层由中下层贵族的失势者和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组成，他们有才有德却没有政治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士”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亲士》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在墨子看来，一国治乱的根本首先在于国君个人的胸怀和眼界，“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驾驭人才的本领也是国君治理好国家的必要条件，“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在此基础之上，是否拥有人才，尤其是拥有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便成为制胜的关键。故墨子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有了贤能之士的拥戴，国家强盛、开疆拓土才会有强有力的保障。
对于人才，除了具备经纶天下的才能之外，墨子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对人才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君子自难而易彼”；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要能够做到“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二是对人才过刚易折、“太盛难守”的行为方式问题提出严正警告，指出人“寡不死其所长”，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炫才扬己、徒惹怨望。
在中国思想史上，墨子是第一个集中论述“礼贤下士”重要性的思想家。“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这种理论主张充分彰显了墨子敢为天下风气之先的勇气和自信。正因为墨子的这份勇气和自信，才会有他以“国宝”自任的大担当，才会有他“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虽枯槁不舍”的大毅力。即便退避如庄子，亦对墨子的这份担当和毅力赞不绝口，认为墨子是真正的天下“才士”（《庄子·天下》）。
然而遗憾的是，不少学者从这篇文章的瑕疵出发，对其是否为墨子思想提出了种种质疑。对于种种问难，这里皆不予采信。理由并不复杂：首先，墨子师出儒门，有这样的理论主张并不奇怪。其次，从本文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此文的思想观点尚未跳出儒家思想的局限，而且文章论点分散，论据指向模糊，写作水平远不如《兼爱》、《非攻》等文逻辑严谨、结构完整。但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否定的理由，还不如说是出自墨子早年手笔更具逻辑上的可能性。第三，整体而言，墨子本文的思想源出孔子和老子，如“君子自难而易彼”思想明显源出孔子，“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的思想也明显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痕迹。墨子出孔老之后，远在诸子之前，其思想源出孔老，又能下启孟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特征更符合墨子所处的时代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