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于此祈求被友善接受的著作，是一部独特的著作，它将自己展示为一部“写给中国人的生命学说”（Lebenslehre für Chinesen）。其意图既不是要勾画一套特殊的伦理学体系，也不是要提交一篇汉学论文，它源自几位极受尊崇的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我的激励。对这几位人物来说重要的是，将他们现在感受到的强大内在生命动力与德国哲学的观念论和我的奋进主义（Aktivismus）紧密关联。我曾收到前往中国的诚挚邀请，以对中国的思想世界作出影响；然而由于诸种原因我无法成行，因此产生撰写一部必须尽最大努力来促进中国与德国精神联结的著作计划。这个计划的执行必须是一种独特的工作：它为人所期待地被设想成一种在欧洲与中国文化间进行的对话，它们二者中的每一位都能被独立地说出他们的特性。于此起引领作用的哲学思想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生命形构（die Gestaltung des Lebens），它切合地展示那不但在此也在彼要为之提供的东西。更详细的安排如下：
首先，我尝试以简短清晰的措辞为中国人阐述一个——似乎很重要的——有关欧洲文化整体对生命问题所作的概观。随后紧接的一章是有关从孔子直到当代主要思想家的生命观的发展，这章是由与我私交甚笃的国立北京大学民法教授张嘉森所撰写，他曾居留在耶拿（Jena）好几个月，并且我们一起商讨了这些大问题。再接下来的章节出自我的手笔，我试图去阐明并推荐中国生命形貌的独特性，但同时也要指出，什么样的后续形象对这种生命而言是乐于期望的。于是这似乎提供了要去追随的人类生命之总体状况，亦即就如它在哲学上所论的那样；于此，我自然就此生命问题来展开我自己的观念和呼吁。最后，本书再返回到中国以及一个当代及不久的未来提交给它的任务。
本书优先转向现今正处在重大变革中的中国智慧，但我希望，它也会在德国找到读者，亦即一些完全赏识一种有关东方与西方紧密联结的重大意义，并因此期待着一个强而有力的德意志精神的合作者。
至于这个任务要面临多少危险和限制，我毫不怀疑，但我希望，本书所有阐述的不足之处将不会危害到其基本的思想。
鲁道夫·奥伊肯
耶拿1921年7月28日
道德与伦理的基础在中国也变得摇摆不定。古代还能维持多久？应该接受多少欧洲文化？这对中国精神世界是最重要的问题。我有幸能经常与枢密顾问奥伊肯先生谈论这些问题，其哲学思想在东亚极受珍视。这促成他完成一个尝试综合欧洲与中国文化的伦理学计划。作为对此的一个支持，我希望将以下阐述伦理学在中国之历史发展的论文，以最尊崇的心呈提给枢密顾问先生。
张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