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1）精其选，（2）解其言，（3）知其意，（4）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年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啰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啰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啰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外，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1982年6月于北京
（载于《书林》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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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嘲笑哲学家的故事。柏拉图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说，讲抽象的柏拉图买面包吗？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
(2)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4页。
(3) 《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 《饮冰室文集三十八·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5)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8页。
(6) 《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页。
(7) 《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8) 《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页。
(9)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10)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11)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12)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49页。
(13)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14)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页。
(15) 《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人民日报》，1966年5月5日。
(16) 《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347页。
(17)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页。
(18) 《自序》，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19)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20) 《自序》，《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1—2页。
(21) 《自序》，《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7页。
(22)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1页。
(23) 《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5页。
(24) 《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47页。
(25)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6)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27)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28)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4页。
(29)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30)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31)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32)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0页。
(33) 《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页。
(34)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1页。
(35)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9页。
(36) 《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0页。
(37) 原文为英文。1947年作于美国。发表于F．S．C Northrop所编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World Order（《意识形态差异与世界秩序》）一书，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涂又光译成中文。——原编者注
(38) 选自2012年香港中华书局版《中国现代哲学史》（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卷），原题为“《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现标题系编者所加。——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