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学者称景逸先生。以疏弹执政谪揭阳，半载而归，遂与宪成复兴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每月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以为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闻而恶之。在林下二十八年而复出，坐移宫案，削籍为民，并毁其书院。翌年，又以东林邪党逮，夜半投水自尽。攀龙自序为学次第云：
吾年二十有五，闻李元冲与顾泾阳先生讲学，始有志，以为圣人必有做处，未知其方。看《大学或问》，见朱子说“入道之要莫如敬”，故专用力于肃恭收敛，持心方寸间。但觉气郁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无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谓“心要在腔子里”，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间否邪？觅注释不得。忽在《小学》中见其解，腔子犹言身子耳。大喜，以为心不专在方寸，浑身是心也，顿自轻松快活。是时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动无谬。己丑第后，益觉此意津津。癸巳，以言事谪官，颇不为念。归尝世态，便多动心。甲午秋，赴揭阳，自省胸中理欲交战，殊不宁帖。在武林，与陆古樵、吴子往谈论数日，古樵忽问：“本体何如？”余言下茫然，虽答曰“无声无臭”，实出口耳，非由真见。将过江头，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劝酬，然余忽忽不乐，如有所束。勉自鼓兴，而神不偕来。夜阑别去，登舟猛省曰：“今日风景如彼，而余情景如此，何也？”穷自根究，乃知于道全未有见，身心总无受用，遂大发愤，曰：“此行不彻此事，此生真负此心矣。”明日，于舟中厚设蓐席，严立规程，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静坐中不帖处，只将程朱所示法门参求。于凡诚敬主静，观喜怒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极而睡，睡觉复坐。于前诸法，反复更互。心气澄清时，便有塞乎天地气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无人事，而山水清美，主仆相依，寂寂静静。晚间命酒数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涧。时坐磐石，溪声鸟韵，茂树修篁，种种悦心，而心不着境。过汀州，陆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楼，前对山，后临涧，登之甚乐。偶见明道先生曰：“百官万务兵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猛省曰：“原来如此。”一念缠绵，斩然遂绝。忽如百斤担子，顿尔落地。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平日深鄙学者张皇说悟，此时只看作平常，自知从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阳归，取释、老二家参之。观二氏而益知圣道之高。若无圣人之道，便无生民之类，即二氏亦饮食衣被其中而不觉也。甲辰，顾泾阳先生始作东林精舍，大得朋友讲习之功。徐而验之，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自幼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余以最劣之质，即有豁然之见，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济焉？丙午，方实信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实信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实信《大学》知本之旨。壬子，方实信《中庸》之旨。程子名之曰“天理”，阳明名之曰“良知”，总不若“中庸”二字为尽。中者停停当当，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当。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天地圣人，不能究竟，况于吾人，毙而后已云尔！
黄宗羲云：
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后涵养愈粹，工夫愈密，到头学力，自云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刘先生宗周谓先生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谓无生无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
这里钞摘他这一长篇的自序，一则宋、元、明三代已过六百年的理学，正到结穴时，我们可以把他来作这六百年理学家最后归宿的一典型。二则他为学一本程朱，我们若避开理论，专从实际工夫上来看程朱、陆王之异同，则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出许多极接近陆王的成分。
问：“阳明、白沙，学问如何？”曰：“不同。阳明、象山是孟子一脉，阳明才大于象山，象山心粗于孟子。自古以来，圣贤成就，俱有一个脉络。濂溪、明道，与颜子一脉。阳明、象山，与孟子一脉。横渠、伊川、朱子，与曾子一脉。白沙、康节，与曾点一脉。敬斋、康斋、尹和靖，与子夏一脉。”又问：“子贡何如？”曰：“阳明稍相似。”
问：“整庵、阳明，俱是儒者，何议论相反？”曰：“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宋之朱、陆亦然。陆子之学直捷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确守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
又曰：
除却圣人全知，一彻俱彻，以下便分两路。一者在人伦庶物，实知实践去。一者在灵明知觉，默识默成去。此两者之分，孟子于夫子微见朕兆，陆子于朱子遂成异同。本朝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是两样。宇内之学，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来是后一路。两者递传之后，各有所弊。
这些话，也显可看出学术思想转变之痕迹。从前都在理上争，以谓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此刻则渐渐转换眼光，来看各家学派之脉络，侧重在学术本身之流变与异同。如是则争传统的宗教气，将转成为学术史的研究。因于如此的转变，故其论学精神，亦将不再悬空去争辨宇宙人生的大原理，而自会更注重在针对时弊上发脚。他曾说：
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究而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鲜而士鲜实修。
故他说：
尝妄意以为今日之学，宁守先儒之说，拘拘为寻行数墨，而不敢谈玄说妙，自陷于不知之妄作。宁禀前哲之矩，硁硁为乡党自好，而不敢谈圆说通，自陷于无忌惮之中庸。积之之久，傥习心变革，德性坚凝，自当知大道之果不离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实地，与对塔说相轮者远矣。
根据上引，可见攀龙与宪成，在其讲学的外貌上，虽似有不同，而内里精神，则实有他们的一致。他们都不在凭空追寻宇宙或人生之大原理，再把此原理运用到现实，或凭此原理衡量已往的历史。他们似乎更着眼在当前时代的实际情况，和已往历史的客观经过上。因此他们的理论，更像是针对着现实，客观了已往。因此他们在思想上，似乎都没有要自己建立一完整的体系，或信守某家某派的理论和主张。这一点，显然是一种新态度。六百年来的理学，便会在这一新态度上变了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