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闽学同时对立,分主坛坫的,是江西陆九渊。他和其兄九韶、九龄合称三陆,他们是兄弟六人中之后三个。家金溪,累世义居,推一人最长者为家长,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他们兄弟在这样的环境中历练成学。九韶字子美,学者称梭山先生。他主家政,编韵语为训戒辞。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则言于官府,屏斥之。他对家庭经济,主张不论贫富,每年留所人十之二三备不测,虽忍饥而毋变。宗族乡党有吉凶事,不足助以财,则助以力。如先而往,后而归,代服劳之类。总求不动摇家里贮蓄来维持此大家庭于不坏。他日记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他隐居不仕,但后人说他家政具有条理,可推以治国。

他不信周敦颐太极图说》,谓与《通书》不类,疑非敦颐作。否则是其学未成时所为。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此一即太极,未尝于其上再加无极二字。

曾遗书朱熹讨论,熹不谓然。他说熹求胜不求益,不愿再辩。后来九渊却接着其兄意见,继续申辩,成为朱陆异同中一件大公案。

九龄字子寿,学者称复斋先生。九韶朴实,九龄却有才气。九韶所讲都切近有补于日用,九龄比较喜欢学术的讨论。时秦桧当国,科场中不再讲程氏的洛学,九龄读《程氏遗书》,委心向往。他们兄弟家庭自相师友,但相互间意见,和而不同。他遇休暇,便督领诸子弟适场圃习射,他说:

是固男子事也,不敢鄙为武夫末艺。

适庐陵有盗寇警,旁郡皆请九龄主防御。

初,先生之父,采温公冠婚丧祭仪行之家,先生又绎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腊,奉盥请衽,觞豆饎爨,阖门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职。友弟之风,被于乡社,而闻于天下。

他在政治上仅做过一任兴国军教授,在任仅九个月,学生仅十五人,他的才志并未能表现。但他自负甚高。他说:

窃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苟不用于今,则成就人才,传之学者。

他看不起当时学风,说他们:

弃日用而语心,遗伦理而语道。

终日谈虚空,语性命,而不知践履之实。欣然自以为有得,而卒归于无所用。此惑于异端者也。

他自己说:

某日与兄弟讲习,往往及于不传之旨,天下所未尝讲。

他又说:

某稽百氏异同之论,出入于释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潜思而独究之,焕然有明。穷天地,亘万世,无易乎此。然世无是学,难以谕人。

然他虽这般地高自期许,朋友间却称他“务实有工夫”。又说他“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上语吕祖谦陈亮,下语吕祖谦告朱熹。所以说:

先生勇于求道,愤悱直前,盖有不由阶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据者实,公听并观,却立四顾,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吕祖谦志墓文)

九渊字子静,学者称象山先生。他在兄弟中,天分最高。三四岁时,问其父贺:“天地何所穷际?”父大奇之。听人讲程颐语,他便觉心上不欢,说:“他的话怎和孔孟不同呀!”他读《论语》,就不喜有子,说他支离。有一天读古书至“宇宙”二字,解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悟,说:

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他又说: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

有一天,九龄问他:“吾弟今在何处做功夫?”他答道:

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

可见三陆之学,全从他们的家庭环境笃实践履而来。所以全祖望说:

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

他们是学无师承,关着门做学问;而同时因大家庭生活,使他们对人情事势物理上,都有一番真切的磨练与了解,这才形成了江西陆学一种独特的精神。

九渊三十四岁登进士第,时已负盛名。初到临安,慕名从游者极众。九渊一见,便能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这是他天姿独特处。本来宋学精神,主要在参悟人心。不通心学,便无法了解得宋学。九渊在此有特长,无怪他能成为宋学中一显学,而又是宋学中“心学”的大祖师。

后十年,他四十四岁,做了国子正。在临安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旁无虚宇,并假于馆。当时中馈百需,不要九渊开一句口,他夫人都替他调度有方,举无缺事。那亦是陆氏家风,他夫人正亦训练有素了。他罢官归来,学者益盛,四方辐凑,乡曲长老,也俯首听诲。他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无地容纳,有时便群聚到寺观里听他讲。县官特为他于学宫中设讲席,贵贱老少,溢塞涂巷。这既不是胡瑗以来的书院讲学,也不如二程般只是私家朋友讲习。九渊的讲学,又另是一种向社会群众的公开讲演,为宋代讲学开一新生面。

后来他门人彭世昌,因游贵溪应天山,爱其陵高谷邃,林茂泉清,因约诸友为他建精舍讲堂,筑方丈寝舍,专辟作讲学之地。四方学士,各自在山结庐,相从讲学。

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席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

这不是近代的学校教室,而是定期的公开讲座。他

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则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

大率他二月登山,九月末束装归里,料理家务。如此五年,四方来著籍者逾数千人。他常说:

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瑟所以养吾之德性,艺即是道。

可见他日常生活,也极富情趣。但同时他也是一极能处理事务的人。他常告诫人说:

凡事莫如此滞滞泥泥。某生平于此有长,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会一事时,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闲闲散散全不理会事底人,不陷事中。

他又说:

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彻骨彻髓,见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轻清,自然灵大。

他又说:

风恬浪静中,滋味深长。

四围尽风浪,内心尽恬静,那是何等地滋味深长呀!

而且他也娴习武艺。他十二岁读三国六朝史,见夷狄乱华,又闻长上道靖康间事,即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常说:

吾人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优游,亦为可耻。乃怀安,非怀义也。

他四十六岁,又曾激起热情,讲究武略。常访求智勇之士,与相商榷。有李起云,将家子,九渊奇而教之,后在太尉毕再遇帐下。其家祠事九渊,或问之。曰:

云少时,尝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见先生,蒙诲,翻然而改。不然,不得为人矣。

五十三岁主荆门军,旧无城壁,九渊以为四战之地,决议筑城,二旬而毕。他常阅武按射,兵伍之外,郡民皆与,射中同赏。朱熹在漳州军,亦有教射故事。那时一辈道学先生,尤其如朱、陆大儒,都没有忽视了武事。后来颜元骂宋儒只坐书房,学女儿态,实是冤枉了。

九渊三十七岁那一年,吕祖谦约九龄、九渊兄弟与熹会于江西广信之鹅湖寺。九龄语九渊:“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遂与九渊议论致辩,又令九渊独自说,至晚方罢。九龄说:“你说甚是。”明日,九渊请九龄说,九龄曰:“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甚是。”我夜来得一诗,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九渊遂和其诗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遂同赴会。祖谦问九龄别后新功?九龄因举诗云云。只诵了四句,熹便说:“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据九渊《年谱》说: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辨,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

那年,熹四十六岁,正是他努力著书,也主张教人努力读书的年代。九渊说他支离,他自然要不快。但九龄比较和缓,后来祖谦曾有一柬与熹云:

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

稍后熹又和九龄见面,那已在鹅湖寺会后之三年,熹追和前诗,云: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看诗中第五第六句,想必九龄确是不再坚持前说了。其实此问题也可说来甚简单,张栻曾与九龄书,谓:

笺注训诂,学者虽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当昭示以用功之实,而无忽乎细微之间。使之免溺心之病,而无躐等之失。涵濡浸渍,知所用力,则莫非实事也。

祖谦亦说:

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自是人病,非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

这是把此问题从浅处看。或许九龄也知改从浅处看,故而不坚持。翌年九龄即死那年张栻也死了,熹有一篇祭文说

念昔鹅湖之下,实云识面之初。兄命驾而鼎来,载季氏而与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恳恳而无余。厌世学之支离,新易简之规模。顾予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始听荧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别来几时,兄以书来,审前说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怀。逮予辞官而未获,停骖道左之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与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何风流而云散,乃一西而一东。

观此知九龄对鹅湖争议,确不坚持了。但若说九龄不遽卒,九渊与熹的异见,便可会归一致,则未免把此问题看得太浅。其实,程门教人,又何尝如熹般,先要人泛观博览?直从杨时罗从彦到李侗,哪一个不是在默坐澄心?当时人也说:“为九渊之学者,只是澄坐内观。”此叶适语。熹也说:“李先生爱看《论语》《孟子》,看《春秋》不看传。”后罗从彦邀侯师圣,问:“伊川如何看?”侯告以伊川亦看《左氏》,要见曲折。罗、李才始看《左氏》。可见他们亦如九渊般不主张多看书。即湘学如张栻,也不务泛观博览。只熹才破此传统,从中期宋学返到初期,这是熹在正统宋学中最特殊处。九渊却才更近中期宋学与程门教法。程颐因其兄所教太高太简,始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把下一语来补充上一语。熹又从颐说再转进一步,却回到初期宋学之泛观博览。九渊在幼年,即说:“闻人诵程颐说,自觉若伤我者。”那何便能与熹合拍?熹自然也深知其意,他对他学生说:

示谕竞辩之论,三复怅然。愚深欲劝同志者,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论,而力勉于吾之所急。

又说:

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

这些正见熹之极大极深处,决不是随便退让或涵容。

后来九渊四十三岁,熹在江西南康军,特邀九渊赴白鹿洞讲学。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感动,有至泪下。这一篇讲义,至今还有刻石留在白鹿洞。熹跋云:

发明敷畅,恳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其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悚然动心。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则庶乎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据九渊《语录》:

一学者自晦翁处来,其拜跪语言颇怪。每日出斋,此学者必有陈论,应之亦无他语。至四日,此学者所言已罄,力请诲语。答曰:“吾亦未暇详论。但此间大纲,有一个规模说与人。今世人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此学者默然。后数日,其举动言语颇复常。

这是九渊教法,显然和程门洛学极相似,无怪他讲喻义、喻利之辨,博得熹极度称赏。他又说:

前言往行,所当博识。古今兴亡治乱,是非得失,亦当广览而详究之。顾其心苟病,则于此等事业,奚异聋者之把钟鼓,盲者之测日月?耗气劳神,丧其本心。非徒无益,所伤实多。

这正如程颢戒谢良佐多记史事,而自己于史书却甚细心理会。他居象山,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

这是九渊极度自信之深。他认为他所讲这一番道理,在天地间常存常明,所以有了他也不会添一些,没了他也不会减一些。那何尝是著书立说底事?朱熹拼命著书,正是他担阁了自己。九渊生平,除却《文集》《语录》外,更无著作。在宋儒中,只有程颢和他是一般。

到了九渊五十岁那年,又和朱熹为了周敦颐《太极图说》,引起一番绝大争议。时熹已五十九岁了。可见他们两人的讲学意见,还是到老未合。这一番争辨,最先起于九韶,现在九韶原书已不见,但观熹覆信,知当时所争,不仅《太极图说》,还争辨到张载的《西铭》。大抵九韶之意,谓《西铭》不当实谓乾坤为父母,熹答书云:

《西铭》之说,犹更分明。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若以父母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见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

这一辨,实在也是朱陆异同之根本处。大抵九韶所谓“仁体”指“心”言,而熹所谓“仁体”,则要说成“天地万物实是此体”。让我们再返观程颢,他著名的《识仁篇》曾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订顽》即《西铭》原名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此处颢之本意,也决不指天地乾坤实是一仁体,而只指我心之仁之浑然与物为同体。故学者首务,在自识得此心;识得此心之仁,下面便只要有存养工夫。这说法很简易。若如熹说,便该向外格物穷理来实见此体,那从陆氏兄弟看,便不免支离了。九渊学问路径,其实还是和九韶差不远,他们的来源,还是程氏洛学,而更近于程颢。二程只喜欢张载《西铭》,不喜欢《正蒙》。其实《正蒙》则正如熹意见,要实从天地万物来证明其实为一体者。熹似乎因二程明白表示过不喜欢,故他也不正式推崇《正蒙》,而转移论点来推崇《太极图说》。但二程心里也并不喜欢《太极图说》的,只没有明白说。九韶怀疑《太极图说》非敦颐作,熹答书力辨,往复了两番,九韶即搁起不理了。事隔多年,九渊又重新提出争辨,但九渊却只争《太极图说》,不再争《西铭》。这一论点,直要到明代王守仁门下钱德洪王畿,才始更作详明的阐说。但九渊对《西铭》见解也决不会和九韶有异致,这是我们先该明白的。

九渊和熹辨《太极图说》,所辨只在《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之一语,而前后往复书各七通,后人多嫌双方牵涉太广,而没有见到他们所辨之扼要处。此刻姑拈一端说之。九渊云:

直以阴阳为形器,而不得为道,此尤不敢闻命。《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丧,出入行藏,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奇偶相寻,变化无穷,故曰:“其为道也屡迁。”《说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顾以阴阳为非道,而直谓之形器,而孰为昧于道器之分哉?

熹答云:

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

这一辨,也是朱、陆异见之根本处。我们仍该回溯到二程。程颢说:

《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原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

又曰: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

又曰:

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

又曰:

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

又曰:

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以上诸条,语极明显。天地也只是形与气。形与气皆可见,道则指其中之不可见者。不可见之道,即在可见之形器中。故洒扫应对亦即是形而上,因洒扫应对亦有道。但程颐说法便不同,他说: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他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理固深,说则无可说。所以阴阳者道,既曰气,则便是二。言开合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所以开合者道,开合便是阴阳。

这一说,实与程颢不同。颢只说即此一阴一阳者是道。颐则说所以一阴一阳者是道。如此分别得似乎更明白。但究竟此所以然之道是内在与附在呢?还是外在而先在呢?颐并没有详说,而朱熹则确然说其为先在了。先在的不能不认其近是外在了。可见九渊主张近大程,熹主张近小程。所以九渊主张只要一太极,而熹主张在太极之上还要一无极。他说:

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于阴阳之中。

这样则朱、陆心中之“太极”,亦各不同。依九渊意,太极便即是阴阳,所以不该说“无极”。而熹则认为太极在无物之前,阴阳之外的,所以必说是“无极”。于是遂成为熹之理气二分说,与理先气后说。如是则所以然之道之于阴阳,便不得不成为外在而先在了。这是双方在形上学上的歧见。落实到人生问题上,则更见双方之异趣。

心亦落在形气中,九渊主张“心即理”,熹则主张“性即理”。他说:“心是知觉,性是理。”性只是理,心则是气,所以他又说:“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姚舜功初问学于九渊,后师熹,尝言:“陆子不喜言性。”“道气”之辨转落到“心性”之辨上,朱、陆异见,更见鲜明。我们也可说,朱陆异见,其实只是二程兄弟间异见之引伸扩大而达于鲜明化。九渊死了,熹说:“可惜死了一告子。”但当时还是有许多人极推重九渊。詹初说:

陆子是天姿极高底人,朱子却是曾子

初与黄榦讲学,乃熹私淑弟子,但他已不偏袒熹。后来元儒吴澄也说:

陆子有得于道,壁立万仞。

可见朱、陆歧见,双方在思想系统上,实在各有渊源,各有根据,却不纯在“尊德性”“道问学”,指导人入门途径上的歧见呀!

现在再约略综述九渊思想之大概。他说:

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

这是他的“鞭辟近里”。为学只是尽人道,学为人,如此便把他远离了周、张、邵诸家,而贴近于程颢。当知义利公私之辨,则全辨在自己内心的动机上,故他说:

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地做个人。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剿模人言语底,与他一般是小。

只因公私义利,一问自心便知得,所以“不识一字,也可堂堂地做人”。因此他说: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彼之所谓理,亦仍是义利公私之辨。若我心为公为义,即便充塞了宇宙。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浑然与物同体,这是一句富含哲学意味的话。因使人对此要感到不易识。九渊则不说仁,不说与物同体抑异体,只说辨个义利公私。这样说,便专落在实践上,人人反心可得。然当知此说虽简易,却广大。任何一切人,应付任何一切事,都可有一个义利公私之辨。故说:“万物森然于方寸间。”九渊即从这一分辨上,指点出人心与宇宙之合一。只为义为公便无我,无我便与物同体,便与宇宙合一了。故他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这并不需从宇宙论形上学讲起,只此心公与义便是。故又曰:“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上、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此心此理,也是指的公与义。故他说: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只为私为利,便有了我,便把我自己与宇宙限隔了。如何是公与义,则各人心里都知道。只不在自私自利上专为自我作打算,便即是公与义。此种分辨,人非不知,只是不肯。若要肯,须是立志。

傅子渊自槐堂归,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曰:“辨志。”复问曰:“何辨?”曰:“义利之辨。”

说格物穷理,则并非立志便可了。若说辨义利公私,则立志要辨便能辨。所以九渊只鼓励人立志。他说: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又说:

彘鸡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须是一刀两断,何故萦萦如此?萦萦底讨个什么?

若这一个志立定了,后面一切易解决。他说:

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如鱼龙游于江海之中,沛然无碍。

有人问:

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也。”

他说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亦比程颢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更切实,更明白。所以他说:

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

九渊的学问思想真可谓朴实之至。惟其朴实,所以易简。

或有讥先生之教人,专欲管归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