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宋学,对宇宙问题未注意,对修养问题,也未精密地讨论。周敦颐开始把此两问题注意到,讨论到。同时稍后有邵雍,也是能谈宇宙问题的。二程和邵雍是好朋友:

伊川程颐见康节邵雍,指食桌而问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处?”康节为之极论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叹曰:“生平惟见周茂叔论至此。”

宋儒都想排释老,尊儒学,但释老都有他们一套宇宙论。要复兴儒学,不能不探讨到宇宙问题上。而邵雍的宇宙论,又和周敦颐不同。

邵雍字尧夫,学者称康节先生。其先范阳人,宋初居衡漳,雍幼随父迁共城。其先是一刻苦力学人。他

幼即自雄其才,力慕高远,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坚苦刻砺,冬不垆,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有年。

继之是一豪放不羁人。因之

叹曰:“昔人尚友千古,吾独未及四方。”于是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而始还。

又后成为一虚心折节人。

时李之才摄共城令,叩门劳苦之,曰:“好学笃志如何?”曰:“简策之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学乎?”先生再拜,愿受业。挺之学图数之学于穆伯长修,伯长刚躁,多怒骂,挺之事之甚谨。先生之事挺之,亦犹挺之之事伯长,虽野店,饭必襕衣与裳连曰襕。始唐代,为士服,表恭谨,坐必拜。

学成则为一旷达和怡人。

蓬筚瓮牖,不蔽风雨,而怡然有以自乐。富弼、司马光、吕公著退居洛中,为市园宅,所居寝息处,名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又为瓮牖,读书燕居其下。旦则焚香独坐,晡时饮酒三四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任意所适。士大夫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复称其姓字。遇人无贵贱贤不肖,一接以诚。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甚取异于人。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

这在宋学中是别具风格的。

雍精数学,当时传其能预知,有先见明。他著有《皇极经世》,后世江湖星命之学,都托本于雍。他又著有《观物篇》《渔樵问答》。他说: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

他讲宇宙物质,无尽而有尽。他所谓天地有尽者,并不像近代天文学家所论宇宙之有限抑无限。他只说天是气,地是质,气分阴阳,质分刚柔。于是,阴阳刚柔便尽了天地与万物。若是天地复有外,依然还是气与质,则依然还是阴阳与刚柔。天地指气质言,阴阳刚柔则指德性言。我们只注意在德性,便可包括尽气质。周敦颐从时间讲天地何从始,他则从空间讲天地何所尽。因而注重到天地之德性上,这却是先秦儒家的旧传统。

他又说:

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性。动者性也,静者体也。

气只是一个体,静看便是阴,动看便是阳。静者我们称之为体,动者我们称之为性。宇宙间没有不动的气和物,但习惯上,我们总爱说有一个气或物在动。在于动之中,好像有一不动者是体。其能动及如何动者则是性。故说:

性得体而静,体随性而动。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倡。

阳指其能动,若无体,什么在动呢?故说“阳以阴为基”。但体终不可见,可见者必然是其体之某种性。故曰“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若使某体失去其一切性,则此体终于不可见,故曰“阴以阳为倡”。如此说来,吾人所见者均乃物之性,而非物之体。均系物之阳,而非物之阴。故他说:

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

有所不遍者是“有限”,无所不遍者是“无限”。西方哲学界讨究宇宙形上学,总喜欢侵入到无限。其实无限不可见,所见只属于有限。不可见者我们称之曰“无”,可见者我们称之曰“有”。换言之,有限者即是有,无限者即是无。此所谓无,却是常在这里的一种无。有则不能常在,来了会去,生了会灭。这是一种动。在哪里动呢?在常居不去的那个常在这里的“无”之中动。但他又说:

无不遍而常居者为实,故阳体虚而阴体实也。

有限者要去要灭,不是一个“虚”吗?无限者常在,不是一个“实”吗?如是说来,有是虚,无是实。换言之,则性是有而虚,体是无而实。这一说,实在甚新鲜,以前未经人道过。但分析说来是如此,若综合说,则

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二者一而已矣。

所以他又说:

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

又说:

气,一而已,主之者神也。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能出入于有无死生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

此处所谓神,其实仍是性。但可微加分别。他说:神无方而性有质。譬如说犬之性,牛之性,这是有质的。神则只指天地宇宙而总言之,是无方的。他这一番阴阳论,性体论,神气论,可说是蹊径别辟的,但也确有他见地。

从他的宇宙论转到人生论,他说:

天主用,地主体。圣人主用,百姓主体。

这也可说体是阴,用是阳,是性,是神。他说:

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

用则是有限而变动不居的。所以说:

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则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

这因物理也总是有限,总是变动不居,物理因用而始见。若要强通万理,要求物理之无所不通,则是有我之私见,如是将走入一种术,而失却物之真理。

他本此见解,才和周敦颐获得异样的意见。他说:

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

这因他的宇宙论,本着他有限与无限之分别而建立,本着他变与不变之分别而建立,而他偏重在变与有限之一方。换言之,则是偏重在用的一方。故他要主张以润身为本。

这不是他之狭,而实是他之宽。他实为异时异地的别人多留着余地。故他说:

所行之路,不可不宽,宽则少碍。

凡主张无限论,不变论,理无不可通论者,外貌像是宽,其实则是狭。主张有限论,变动论,理有不可通论者,外貌像是狭,其实则是宽。雍临卒,

伊川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先生举两手示之。伊川曰:“何谓也?”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

此见他心里不喜欢程颐讲学路径太狭了,故临死以此告之。程颐则便是主张格物穷理,一旦豁然贯通者。雍却说物理不能强通,这正是他的路宽。他学问极博杂,极阔大,所得却极谨严,有分寸,处处为异时异地别人留余地。雍之学,实近于庄周。

但他毕竟是儒门中的庄周呀!程颢曾称赞他说:

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议论,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或曰:“所言何如?”曰:“内圣外王之道也。”

王道无不走宽路。大抵程颢能从这里欣赏他,程颐却不能。因此他临终,还特地告诉程颐这一点。

雍又有《先天卦位图》,当时说:陈抟以《易》传种放,种放传之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雍晁以道《传易堂记》。雍儿子也说过:

先君子《易》学,微妙玄深,其传授本末,则受学于李之才挺之,挺之师穆修伯长,伯长师陈抟图南。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则其所自得。(邵伯温《辨惑》)

其实能有思想人,决然能创辟。如上所举许多话,哪里是陈抟、穆修、李之才所能想见的?必谓宋儒理学渊源自方外,总还是诬说。

雍又有《击壤集》,这是一部道学家的诗,在诗集里别开一新面。王应麟曾把他诗句来说明他的先天学。应麟说:

张文饶曰:“处心不可著,著则偏。作事不可尽,尽则穷。先天之学止此二语,天之道也。”愚谓邵子诗“夏去休言暑,冬来始讲寒”,则心不著矣。“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则事不尽矣。(《困学纪闻》)

我们该细读《击壤集》,也可解消我们对于所谓宋代道学先生们一些想象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