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以后，第二个政治人物要推欧阳修。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人，卒谥文忠。他也是一孤儿，自幼便慕效韩愈为古文，但对辟佛一层，却与愈见解不同。他著《本论》，谓佛法为中国患，其本在于王政阙，礼义废。他主张从政治社会问题上来转移民间的信仰。他说：“尧、舜、三代之为政，大要在井田、礼乐与立学校。”他的意见，先须政府能注意社会的经济井田和教育礼乐与学校，才始是辟佛的基础。他《本论》共三篇，上篇晚年删去，载《外集》，多言理财治兵。他可说是正式由学术问题转移眼光到政治问题上来的第一人。罗大经《扪虱新语》谓：“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此论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可见《本论》意见在当时的影响。
所以修虽是一文章家，而他的抱负则偏重在政治。他曾说：
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他对政治，亦有极开明的见地。他说：
昔三代之为政，皆圣人之事业，及其久也亦有弊。故三代之术，皆变其质文而相救。就使佛为圣人，及其弊也，犹将救之，况其非圣者乎？
他认为久必生弊，贵能善变而施以救，虽三代圣王犹不免，所以他论政并不主复古与守常，亦不非汉唐。岂特不以为非，直谓唐太宗之治，几乎三王。叶水心《习学记言》因此他在学术上的兴趣，便转入于史学。著有《新五代史》与《新唐书》，他也是宋学初兴第一位史学家。《五代史》模仿《春秋》，着意在褒贬。石介虽确然自负以圣人之道，犹曰：“五代大坏，瀛王冯道救之。”长乐老人之见斥，始于修之《五代史》。其《新唐书》诸志，于唐代制度利弊，剖析尤精卓。
他本着史学家观点来衡量学术，常注重人事，不取玄谈。他说：
圣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际罕言焉。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见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他认为人事当直探其内里之真情，天地鬼神则仅能推测其外表之迹象。而所据以为推测者，还是本之于人情。他又不喜谈心性，因谈心性，则近是哲学玄谈了。他说：
性非学者之所急。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论语》载七十二子问于孔子，问忠孝、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未尝有问性者。（《答李诩第二书》）
他论礼乐也说：
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
于是他遂不喜《中庸》，他说：
《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
又曰：
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又谁可以当之？
他对经学，又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怀疑。疑三传《春秋论》上中下，疑《易传》《易童子问》，疑《河图洛书》，他那些大胆的怀疑，并为他自己所提拔爱护的学者所反对。《河图洛书》该是最可怀疑了，但苏轼、曾巩都反对。苏轼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曾巩云：“以非所习见，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也。”但他仍极自信，他说：
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伪经也。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也与修同其说也。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然则同者至于三，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六经非一世之书，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以无终极视数千岁，顷刻耳。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廖氏文集序》）
那是何等自信的精神？但自修至今不到一千年，他所疑，终于为大家所信服。这些都是他史学精神之表见，在宋学初兴中，可谓别开生面。但后人却一致推崇他文学，尊之比韩愈，这也因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和成就太过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学上的贡献转而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