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以后,第二个政治人物要推欧阳修。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人,卒谥文忠。他也是一孤儿,自幼便慕效韩愈为古文,但对辟佛一层,却与愈见解不同。他著《本论》,谓佛法为中国患,其本在于王政阙,礼义废。他主张从政治社会问题上来转移民间的信仰。他说:“尧、舜、三代之为政,大要在井田、礼乐与立学校。”他的意见,先须政府能注意社会的经济井田和教育礼乐与学校,才始是辟佛的基础。他《本论》共三篇,上篇晚年删去,载《外集》,多言理财治兵。他可说是正式由学术问题转移眼光到政治问题上来的第一人。罗大经《扪虱新语》谓:“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此论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可见《本论》意见在当时的影响。

所以修虽是一文章家,而他的抱负则偏重在政治。他曾说:

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他对政治,亦有极开明的见地。他说:

昔三代之为政,皆圣人之事业,及其久也亦有弊。故三代之术,皆变其质文而相救。就使佛为圣人,及其弊也,犹将救之,况其非圣者乎?

他认为久必生弊,贵能善变而施以救,虽三代圣王犹不免,所以他论政并不主复古与守常,亦不非汉唐。岂特不以为非,直谓唐太宗之治,几乎三王。叶水心《习学记言》因此他在学术上的兴趣,便转入于史学。著有《新五代史》与《新唐书》,他也是宋学初兴第一位史学家。《五代史》模仿《春秋》,着意在褒贬。石介虽确然自负以圣人之道,犹曰:“五代大坏,瀛王冯道救之。”长乐老人之见斥,始于修之《五代史》。其《新唐书》诸志,于唐代制度利弊,剖析尤精卓。

他本着史学家观点来衡量学术,常注重人事,不取玄谈。他说:

圣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际罕言焉。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见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他认为人事当直探其内里之真情,天地鬼神则仅能推测其外表之迹象。而所据以为推测者,还是本之于人情。他又不喜谈心性,因谈心性,则近是哲学玄谈了。他说:

性非学者之所急。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论语》载七十二子问于孔子,问忠孝、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未尝有问性者。(《答李诩第二书》)

他论礼乐也说:

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

于是他遂不喜《中庸》,他说:

《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者,谁可以当之?

又曰:

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又谁可以当之?

他对经学,又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怀疑。疑三传《春秋论》上中下,疑《易传》《易童子问》,疑《河图洛书》,他那些大胆的怀疑,并为他自己所提拔爱护的学者所反对。《河图洛书》该是最可怀疑了,但苏轼曾巩都反对。苏轼云:“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曾巩云:“以非所习见,果于以为不然,是以天地万物之变,为可尽于耳目之所及也。”但他仍极自信,他说:

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伪经也。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也与修同其说也。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然则同者至于三,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六经非一世之书,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以无终极视数千岁,顷刻耳。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廖氏文集序》)

那是何等自信的精神?但自修至今不到一千年,他所疑,终于为大家所信服。这些都是他史学精神之表见,在宋学初兴中,可谓别开生面。但后人却一致推崇他文学,尊之比韩愈,这也因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和成就太过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学上的贡献转而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