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孙复两大弟子，徐积与石介，也如其师门，各有不同的风格。后人说：“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大弟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即此可见两家渊源之不紊。
徐积字仲车，山阳人，当时称节孝先生。他三岁而孤，事母至孝。既冠，徒步从胡瑗。时瑗门下逾千人，处之以别室。遣婢视其饮食浣濯，盛寒惟衲裘，以米投浆瓮，日中食数块而已。瑗使同门馈之食，积不受。将还，始受一饭，曰：“先生之命，不可终违。”他常说：
人当先养其气，气完则精神全，为文则刚而敏，治事则有果断，所谓先立乎大者。
他又说：
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若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
又说：
杨子称孟子之不动心，曰“贫贱富贵不能动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长往之士，岂不能以贫贱富贵不动其心，世之匹夫之勇，岂非死生不动其心？孟子充养之至，万物皆备于我，万变悉昭于胸中，故虽以齐国卿相之重位，亦不动心思之经营而可治。
他又说：
情非不正，圣人非无情。欲求圣人之道，必于其变。
他这几节话，可说已透露了后来宋学所谈修养问题的要旨。当知宋学所重，外面看来，好像偏倾在私人的修养，其实他们目光所注，则在全人群，全社会。所以徐积说要“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因此要养气。不动心不是要无情，而是要担当得人事万变的重任。积又有《荀子辨》，只有接受孟子性善主张，才能为修养与教育奠深厚的基础。这些全可当后来宋学之大辂椎轮看。
石介字守道，奉符人，当时称徂徕先生。他是当时一怪人。他著《怪说》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斥杨亿。杨亿是宋初浮文小艺之代表者，他沿袭着晚唐五代进士轻薄的传统。文艺轻薄与老佛出世，虽成两流，而常会汇归于一趋。太宗时，裁定《景德传灯录》，颁行之者即杨亿。从前韩愈辟佛，即提倡古文，石介最崇拜愈，他著有《尊韩篇》。又著《辨惑篇》，说：“天地间必然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孙复也有《儒辱篇》，排佛老，谓不能排佛老，乃儒者之辱。可见他们主要的攻击对象在佛老。故介又有《中国论》，这犹如近人主张“本位文化”，于是才提出中国固有的道统。道统的提出，必在学术思想宗派分歧时。唐代佛家宗派分歧，于是天台、华严、禅宗才各有其道统。韩愈则想复兴中国旧道统，孙复受其影响，故说：“自汉至唐，不叛不离，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介承之。”把中国道统定为孔、孟、扬雄、王通、韩愈而至他同时的柳开、士建中与孙复。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先。后改名开，字仲涂。这表示他有志替学术界打先锋，辟新道路。介赠张绩诗有云：“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所以他自号守道，这表示强立不返之决心。他与士建中诗亦云：“攘臂欲操万丈戈，力与熙道建中字攻浮伪。”用现代话说，他想要组织当时卫道的十字军。孙复著有《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他们师弟，可说一位在“尊王”，一位在“攘夷”。这是当时的启蒙运动，似乎较之胡瑗、徐积，粗豪有余，而精微不足。全祖望曾说：“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又说：“徂徕先生严气正性，允为泰山第一高座，独其析理有未精。”大抵孙、石代表宋学初兴期之北方派，胡、徐代表宋学初兴期之南方派。后来南派为宋学正宗所尊，然北派在当时一种推倒一切的革命功绩，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