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人以为我国若施行了某国的主义。小民就可以家给人足，不愁衣食了。其实，我国现在不缺好主义，只是缺好人。没有好人，纵使某种主义，普遍全国，小民也不过似为是去狼进虎。以暴易暴，出了火坑，掉人油锅，躲了一刀，挨了一枪，吐出黄莲，吞了苦胆。
圣人是大盗，现在圣人满街走。荡妇是祸水，现在祸水沿街流。国事焉得不糟，社会岂能不乱。
我国的志士，自古以来，没有今日之多；而国事之乱，没有今日之甚。
我在朋友家，见一只鹦鹉，狂叫“打倒帝国主义”。我对它说：“你这个东西，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么？”我愈追问，它愈喊叫。我说：“叫吧，你也不过是空叫。”
为已死的伟人，铸千百铜像，不如为未死的小民，筹一线生机。使人在眼里，时时瞻仰伟人的铜像，不如使人在心里，时时记念伟人的大德。否则，愈多铸铜像，愈使将来的小民，在砸毁的时候，多费一些气力。看一看魏忠贤的“生祠”。一千七百多座，全到何处去了？
听我中国的名人说话，中国若亡，是无天理。看我中国的名人做事，中国若不亡，是无天理。
人人全喜欢受人恭维，可惜配受恭维的人太少。人人全不愿挨骂，可叹应当挨骂的人太多。由自己起，自己就是第一个该当痛骂的人。
现今我中国，将出洋二字，认作超凡人圣的太事。非出过洋，不能做大官，不能当大学的教授，不能娶有学问的女人，不能显亲扬名，不能到处受人欢迎。依此推测，将来当厨子老妈，必须先出洋。倒马桶的，拉人力车的，也非先出洋不可。甚至不出洋，就不配娶媳妇，不配生孩子，不配为中国国民，不配在中国生话。简直不出洋，就不是人类，果能达到达种文明进化的地步，我中国就真要“出殃”了。
我听说，某学校，有一位国文教员，他的国文程度，实在是稀松平常，屡被学生攻击，大为同人鄙视。然而他善能施行革命，努力改造环境，立即跑到美国住了几个月。回国之后，立时被校长另眼看待，举为国文主任。同人对他，居然自惭形秽，侧目而视。学生对他，居然敬若天神，唯命是听。于是他的文名大噪，每有著作，全校无不争先传观，叹为前无古人，后无米者。由此可见，我中国连水土也须改良。否则不但在中国不能研究科学，甚至研究中国的文字，也非远涉重洋，去向洋圣人领教不可。
有人同我说：“枕戈待旦怎么讲？”我回答说：“那戈字原是胳臂之胳，经一般秘书先生们用错了。枕戈者，是枕着姨太太的胳臂；待旦者，是等待所捧的花旦。”
当官僚，若穿西服，上司与属员，必另眼看待。当学生，若穿西服，职教员与同学，必另眼看待。处家庭若穿西服，父母兄弟老婆姊妹嫂子媳妇与厨子老妈，必另眼看待。处社会，若穿西服，亲戚朋友与男女同志，必另眼看待。当教员若穿西服，校长同事学生与堂役，必另眼看待。打官司若穿西服，问官与警察，必另眼看待。逛胡同，若穿西服，娼妓与龟鸨必另眼看待。买东西，若穿西服，商店的老板与伙计，必另眼看待。讨饭吃，若穿西服，慈善的老爷太太与少爷小蛆，必另眼看待。当外勤记者，若穿西服，卫兵门岗与要人秘书，必另眼看待。甚至当扒手，若穿西服侦探与失主，也必另眼看待。并且自己若穿上西服，也就觉得立刻变成非凡出众的高等国民。你若不信，你可到天桥的估衣摊上，用三块钱买一套旧西服，穿上试一试。这种情形，我不敢说是亡国的预兆，我只可说是文明进化的现象。
孙中山先生说：“革命须先革心。”我再补充一句：“革心先肯说实话。”
中国现今，若还要给伟人铸铜像，我主张先多铸齐宣王的像。因齐宣王敢对太贤(孟子)说良心话，试同亘古以来有几个。有人说：“齐宣王不顾廉耻。”我说“顾廉耻，就当言行一致，不可向脸上‘贴金’假充神圣，悬节孝牌而开‘暗门纵’。那才实在是不顾廉耻呢。”
有人同我：“若给中国的女伟人铸铜像，当铸谁?”我说：“当铸苏秦的嫂子，因为她肯当面对苏秦说：‘季子位尊而多金。’她那意思就是说：老三，我尊敬你，是因为你做了高官，发了大财。试问现在能有几个女人，敢像她那样肯说良心话。
国民各凭天理良心，殚精竭力，尽他当前应尽的职责，就是爱国。爱国是行为，不是空言。是牺牲自己，不是牺牲别人。是尽义务，不是图富贵。是尽国民天职，不是滥出风头。是个人良心的表现，不是夸张自己的功勋。
人人以行为爱国，国不求强而必强。人人以言语爱国，国不求亡而必亡。
我国自古是“三爷主义”(舅爷姑爷少爷)的国。这种主义击不了，任何主义行不开。
前美国驻华公使弗兰克?克莱恩先生，在某处对中国学生演讲说：“……不必竭力教中国，只要诸君诚实不欺，心口皆同，言行一致，中国自能强盛。”他这几句话，正搔着我中国人的痒处，正探着我中国人的病根。我中国人一一尤其是青年的中国人一苟能如此，终可以使中国得着真正实在的利益。
将自己看做圣人，必将旁人看成混蛋。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天良就真闭了，双眼就真瞎了，双耳就真聋了。如此，任什么良言善行，就全打不开他的心门，触不着他的耳目。久而久之，就养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的确确的混蛋。这种人若再遇着别的混蛋拍他捧他，他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天下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自知为混蛋的，第二种是不知自己为混蛋的。天下的坏事，全是这第二种人做出来的。天下的扰乱，也是这第二种人酿出来的。欲求天下太平，人民安宁，必须首先打倒这第二种人。
群众有了幸福，你既是群众中的一个，你也必有幸福可享。群众遇了祸害，你既是群众中的一个，你也必有祸害难逃。天下人全有连带的关系。一国扰乱，天下不安。只看中国的军阀，他们仅图营私肥己，苦害人民，因而民穷国乱，全国之中，找不出一个安宁之所，他们也因此东奔西逃，求庇于外人保护之下，而成了丧家之狗。
我的朋友某教员，因受了人力车夫的气，大骂畜类不止。我说：“你不要骂他畜类，他有拉车的一技之长。要知我们若不能教书了，我们欲当畜类，还没有拉车的力量呢。生在变化无定、七乱八糟的时代，谁知将来升降到什么地步，我的老友陆军中将某师的参谋长某君，已摆了卦摊卖卜为生了。试何我们研究过《周易》与《子评》么？”
说实话则招人恨怨，说假话则受人欢迎，办实事则被人讥为无能，放空炮则被人称有志。生在这种时代，若讲天良就算落伍了。
妇女被人强奸了，向人哭叫喊闹，听见的人，还有时对她表同情，替她掉眼泪。国土被侵占了，若只以哭闹叫骂为止，不但无人表示同情，反招人大加讥笑。
若将我中国人，近几年来对外所说的大话记录下来，足可使拿破仑听了丧掉真魂，使大彼得听了吓破苦胆。
学者的话不可靠，政治家的话也不可靠，外交家的话更不可靠，美人的话尤不可靠。
现今我国的农村破产，并非起于农民的知识弧陋，也不是因为未经科学的训练，更不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未经科学的改良，全是起于捐税繁苛与兵匪扰乱。只要军用不作内争，减轻捐税，少为他们谋改革，少管他们的闲事，不必假装疯魔，为他们谋幸福，他们自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农工商，全是专门的职业。他们只靠着轻验进行他们的业务。外行的人不可越俎代谋，更不可妄用高探的学理，以他们作改良的试验品。农工商，脑筋多是简单的，思想多是诚恳的，行为多是忠实的，所以容易团结。读书的人，脑筋多是复杂的．思想多是变幻的，行为多是诡诈的，所以最不容易联合。天下惟读书的人，最奸猾，最可怜，最可恨，最可羡，最可鄙，最明哲．最混蛋。穷人说大话，愈说愈穷。弱国说太话，愈说愈弱。
现夸，著本着良心说话做事，就有人说你不道人情，不达事理。你若昧起良心说话做事，反有人说你通权达变，习性和平。
我中国人，并非不知爱国。可叹在专制时代，国被帝王视为私产，人民欲爱而不敢。自共和以后，国又被强者霸占分割，人民敢爱而不能。
现在中国的法律，是阔人的护身符．是小民的绊脚石。
律师愈多，诉论的人愈多。医生愈多，患病的人愈多。
俗语说：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黑暗时代，是有钱就有理。在文明时代，是无钱就无理。
从前有钱的人打官司，可以暗约讼棍。如今有钱的人打官司，可以明聘律师。反正钱愈多，理由愈充足。
从前的讼棍，据说是挑词架讼。现今的律师，据说是维护人权。依我的见解，全然为已，就是讼棍。十分之一为人，可称律师。
有钱的人犯了罪，大概是情有可原。无钱的人犯了罪，多半罪无可恕。
生在人伦破产的今日，若因无儿缺女忧愁，未免是自寻烦恼。要知：有钱，路人也愿为儿女；无钱，儿女也便是路人。
现在愈是野蛮的父母，愈能生养文明的儿女。父母多是昏愦糊涂，儿女多是先知先觉。
现夸我中国，不必忙于为青年男女设立学校。最要紧的是，先多多设立“父母传习所”。由政府通令全国，凡奉经“父母传习所”改造过的旧式夫妻，不准再有生儿养女之权，以免一班优秀的小国民，受家庭专就的压迫，而终日恨天怨地，减少救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