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諸位先生,我最近眼睛看不見,不能看報,亦不能看書,已經兩年了。所以今天同諸位講話,並不能事先翻書好好作一番準備,所以這只能算是閒談,請諸位原諒。

我的題目叫「中國人生哲學」。這個題目,是院方指定要我講的。我認為中國並無所謂哲學,哲學是西洋人的一種學問,我們翻譯過來稱之為哲學。中國並無像西方般的哲學,只能說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思想。思想的方法道路,一切同西洋人所謂哲學思想並不同。所以不能說中國有哲學。倘使說中國有哲學,只是比較偏於人生方面的。倘用中國人自己的話來講,應說我是來講中國古人所講的一些做人道理。但不如依照院方指定用「人生哲學」四字比較通俗,亦不會引起人反對。

我們講到人生,照理世界人類生在同一天地之間,應該是差不多的。不過每一件事,從這一面看,和從那一面看,總是有不同。所以人生可以說是大同而小異的。同一人生,儘可有許多的不同。譬如說,照今天來講,中國人是中國人的一套,印度人是印度人的一套,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的一套,歐洲人是歐洲人的一套,非洲人是非洲人的一套。為甚麼呢?因為天時氣候不同,地理山川不同,物產動植礦都有不同。而我們人的行為習慣,在這不同的大環境之下,亦有不同。從有人類到今天,究竟是一百萬年呢,還是兩百萬年呢,還是更多呢?現在還沒有一個定論。我們有歷史記載已經幾千年了,這長時間的經歷不同、傳統不同,成為我們人生與文化的不同。或許不同的比同的更重要。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印度人就是印度人,歐洲人更是歐洲人。

今天我們講學問。我認為有一套學問,現在大家知道了,而還沒有詳細去研究。這套學問即叫做「文化學」。「文化」這兩個字,西洋人開始創造使用,不過是近代兩百年內外的事。英國人最先叫做Civilization,德國人繼之,改稱為Culture。中國人把Civilization翻成文明,把Culture翻成文化。這「文化」與「文明」兩詞,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來源了。易經上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說:「天下文明。」這是我們這兩詞的來源。

現在我們再講,甚麼叫做文化?這個問題現在還有很多的意見、很多的講法。我姑照易經上這兩句的原意來講,人文是說人生的各種花樣,這便是我上面所講人生的「小異」。但我們該把這許多小異來化成「大同」,這就要像是天下一家了。所以中國人在國之上,定要加一「天下」一詞。倘使國與國之間,不能趨向大同,這又那裹來有天下呢?

從前中國人印度人彼此交通不多,和中亞西亞以至歐洲交通更少了。現在的世界,交通到處方便,應該成為一家了。那麼我們中國人,不能像從前關着門的不懂歐洲人。歐洲人亦不應該像從前關着門的不懂中國人。因此今天以後,我們要講世界和平,第一個條件,要你瞭解我,我瞭解你。先要有一種所謂「人類文化」的知識。

文化二字講得淺,就是人生的花樣。我們從裏面講,宗教、科學、哲學、文學、藝術、政治、法律、經濟,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生的花樣,都從各自的文化展演出來。這樣講比較困難。文化表顯在外面的,就是我們的「人生」。人生當然是一個總全體。中國人是這樣的一套人生,印度人歐洲人又是那樣的一套人生。我這四次講演,就是要講中國人的人生。而我特別先要講的,是講一百年來的中國現代人生。

我今年八十六歲,我出生是甲午年的下一年乙未,就是臺灣割給日本人的一年。我小孩子的時候,絕不會想到我的老年會在臺灣過。我們現在普遍有句話,報上說,嘴裏講,求變求新。我們都要變,要向新的路上變。但中國這一百年來,實在已變得太大了。今天的中國,絕不是我小孩子時候的中國了。今天的中國人,亦絕不是我小孩子時候的中國人了。已經變得很大,亦可以說變得很新了。我們還要求變求新,我們究竟要變到甚麼一個階段?甚麼一個形態?怎麼樣的新?這是當前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人生問題。

我們在一百年前,康有為梁啟超就講變法維新。這只是在政治上求變求新,並不是整個的中國人生一切方面要變要新。當時有一句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要變,我們要有學問,要有知識。而當時的講法,我們應該以中國人的學問為體,西洋人的學問為用。怎麼叫「體」呢?如耳目為體,視聽為用。耳目不可變,所視所聽則可變。又如身為體,衣服為用。中國的學問是個本體,西洋的學問是可拿來幫作一用的。這兩句話我們都說是張之洞講的,實際上梁任公亦曾講過,不過我現在不能翻書了,我不能告訴諸位梁任公講這兩句話在甚麼書上。我記得有這件事,現在暫不細講。

到了我小孩的時候,中國實在已經變得很大了。講我小孩時一個故事吧。我從私塾跑進國民小學,那時候小學裏最看重的是體操唱歌。因為國文歷史還是一套舊的,體操唱歌都是新的。我們的唱歌先生是個日本留學生,這位先生了不得,能做詩、能塡詞、能畫畫、能寫字,當然還能寫文章,而到日本去留學。回來教我們唱歌。因為我們中國開始要變要新,而那時是一個滿淸政府,有一個滿洲皇帝。所以我們只求照日本人,或者照德國人,同樣有皇帝的國家來變。因此我們派出去的留學生,到日本的最多,到德國的次之。不過我們的心裏面討厭日本人,因為甲午年就吃了日本人的虧了。特別喜歡德國人。但唱歌是一門新課程,當時只有這一位先生能教,所以我們亦特別看重他。

另一位先生教我們體操的,這位先生到過上海讀書,他教的體操一課是從上海學來的。他有舊學問,又抱有新思想。有一天,他問我說,我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是嗎?我答是的。他說,這書不要讀,它開頭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這些話就都錯了。這是我們中國歷史走錯了路,纔有這樣的情形。現在的英國人法國人,他們合了不再分,治了不再亂,那會像中國人所說的天運循環呢。諸位聽呀!這個話,是在淸朝光緒時,一個鄕村教體操的老師所說。這在我的腦子裏,可以說是第一次接受到新思想。我到今天記得淸淸楚楚。後來我知道他是個革命黨。他還說,你知道不知道,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是滿洲人呀!這個不講了。

到辛亥革命,創造了中華民國。下面不久就又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提倡一口號,所謂「全盤西化」。我們一切要西化,可是當時所謂的西化,新文化運動,僅只在雜誌報章上宣傳,而並且都講的是些思想問題。孔子老子,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重要的是批評我們的舊中國、舊思想,要變出新的來,有兩項,一稱賽先生,指科學;一稱德先生,指民主。後來我到北京大學去教書,與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胡適之等人為同事。其實當時提倡所謂新文化運動的人並不多。各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們,乃至於北平全社會,還是一個舊中國、舊社會。只不過有一套新的潮流、新的運動,在那裏活動。

對日抗戰時,我到了雲南四川各地。大陸赤化,我逃到香港、到臺灣。詳細不講。可是在今天,臺灣的一切,和抗戰時的大陸全不相同,和五四運動時的大陸更不同了。今天我們沒有人在這裏批評舊中國、舊思想。中國舊書今天不讀了,難得有幾個人讀,這是同從前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以及一般的知識分子,大不相同了。今天我講一句話,我們人還是一中國人,而我們想的、講的、寫的,已是完全外國化西化了,不再是以前中國的一套了。你說的是一句中國話,但實際上,論其內容,則是一句外國話。你想的亦是外國人的想法。諸位或許認為我的話講得過分了,讓我馒慢舉例。

中國人究竟要怎麼樣的變?要怎麼樣的新呢?其實很簡單,我們就是要專門學西方。日本人亦是學西方。我們開始要學德國日本,以後要學英國法國,今天我們要學的是美國。我舉一個極簡單的例,從前我們在大陸,當時說全中國有四萬萬人,大學並不多,每一年由國家考試派出去留學的很少很少,自費留學這是更難了。現在臺灣一年有多少人到國外去留學,只此一點,就可以明白了。我們的變,已經變得很大了。

我們現在要變向西化,這誰也不能否認。我先發出一問題,我們究竟學得到或學不到,化得成或化不成西方人?這是問題。諸位說,我們要求變、我們要求新,其實就是要學西方人,而我們不知道西方人是不變的。我舉個例來說,譬如希臘人到今天還是希臘人,而希臘在馬其頓到羅馬帝國時早已亡了,但是今天希臘還是個希臘。羅馬人統一了意大利半島,再征服地中海沿岸,而建立羅馬帝國。帝國亡了,今天意大利這個國家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意大利人還是意大利人,仍然不變。這個猶可說,諸位拿地圖看看,西班牙、葡萄牙有多大,西班牙是個西班牙,葡萄牙是個葡萄牙,亦到今不變。荷蘭、比利時,英國、法國,都如此。英法只隔一個海峽,飛機往來很快,然而英國是英國,法國是法國。其他各國他們亦都不變。譬如英倫三島,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都在一塊兒,同是一英國,然而今天英格蘭是英格蘭,蘇格蘭是蘇格蘭、愛爾蘭是愛爾蘭,仍不變。所以我說西方人是喜歡分的。

西方人同西方人中間分,那麼西方人同其他的人當然更分了。英國人統治印度多少年,但今天印度人仍是印度人,沒有變成英國人。英國人統治馬來亞人多少年,但馬來亞人仍然是馬來亞人。英國人統治香港一百年,但今天香港人仍是中國人,沒有變成英國人。英國人只要統治你,並不要你改變成一英國人。西方人重法律,但英國人統治香港用兩個法律,一個是英國法,一個是中國法大淸律例。中國社會男女、婚姻、家庭、財產種種關係,打官司入訟了,英國人便以大淸律例來裁判,這算英國人的開明了。然而換句話來講,便是英國人不希望中國人亦變成英國人。對印度人馬來人及其他殖民地的被統治人,都一樣。

美國人本來是英國人。然而諸位要知道,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遍於全世界,他只能統治不是英國人,不是白種人。自己英國人他反而不能統治。如像美國人,它要獨立,就得讓它獨立。美國一獨立,加拿大、澳洲雖屬大英帝國,實際亦獨立了。似乎可說,英國文化是崇尙獨立的。他可以統治印度人、中國人、非洲人,凡是英國人跑到外邊,就不受英國統治。所以我說,西洋文化「貴分不貴合」。

美國講民主政治,今天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猶太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抓到財權。一個是黑人,在民主政治下,有他們神聖的一票。美國立國到今天兩百年,猶太人還是猶太人,黑人還是黑人,都沒有能化成為美國人。再隔五十年,再隔一百年,猶太人財權日漲,黑人人口日繁,試問美國又會變出甚麼新樣子來?

今天我們中國人最崇拜美國,並且謙虛好學,一意要學他們。但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舊金山中國城完全是中國樣,中國人、中國社會,美國人不来管。只要法律上受統治,中國人儘是中國人好了。紐約有黑人區,有華人區,黑人還是黑人,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中國人到了美國,傳子傳孫兩百年了,還是個中國人。日本人到美國去,亦還是個日本人。夏威夷是中國人、日本人的社會。可見美國人並不講究和合與同化。

中國人是最主張「和合」與「同化」的。我小孩時就聽人說,中國人很富一種同化的力量,這是不錯的。在中國的人,都變成了中國人。我是個江蘇人,從來是荆蠻之邦,本不是中國。當時的中國人只在黃河流域,廣東福建當時稱北粤,但是現在都是中國人了。五胡亂華時,中國國內有匈奴人、鮮卑人等,但到後便盡變為中國人了。蒙古人、滿洲人跑進中國,亦就變成了中國人。譬如我舉個例,到臺灣來的大畫家溥心畲先生,他是淸淸楚楚滿洲的皇族,但亦是道道地地的一個中國人。諸位讀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他也是滿洲人。但諸位讀他的書,他還不是一中國人了。我有一極熟的朋友梁漱溟,他上代是蒙古人。中國人喜歡和合,所以就能同化。西方人喜歡分,所以就永遠分。猶太人全世界跑,世界各國都有猶太人。蘇維埃有猶太人,德國有猶太人,其他國家都有猶太人。猶太人在唐代亦早來到中國,但中國沒有猶太人,他化了。我有一次在課堂講到這話,有一女學生她是浙江人,她告訴我說,她的祖上恐怕是猶太人,但她現在道道地地是一個中國人。在這一點上講,西方人喜歡講「分」,中國人喜歡講「合」,這是兩方人生一大不同。

我們的國歌說,「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是中國人的想法。認為我們依照西方創建了一個民主國家,便可進到西方的大同世界去。但不知西洋人不要大同。你去讀西洋史,看現代的西洋各國,可見他們實在沒有一大同的理想。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西洋文化的破裂。現在不是英國、法國,是美國、蘇維埃了。蘇維埃崛起在一旁,西歐各國應該統一起來,變成一個國家還可以對付。但直到今天,他們只有商業的同盟,每一件事情要許多國家開會。

蘇維埃軍隊跑進阿富汗,美國人出來反對,主張不參加在莫斯科開的奥林匹克運動會。西歐各國到今天還沒有一致的意見。有的要參加,有的不參加。即使不參加,心裏還是喜歡要參加。說運動和政治是應該分的。這眞算是西洋頭腦,件件事都要分。有關全世界國際形勢的大問題,不該來轉移私人參加運動競賽的興趣,這叫「個人主義」,亦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我們今天說民主共和,實在是我們東方人意見。我們今天要西方化,學美國人,那麼只有「美麗島事件」,謀求臺灣獨立,這纔像個樣。從前英國人跑到美洲,說是政府的賦稅太重,不合理,可以要求改輕,英國還是一英國,不必另要成立一美國。倘使這樣,到今天這兩百年來,英國人在這世界上不得了啦,美國、加拿大、澳洲,全世界各地的英國人,仍在英國同一政府下,這還了得嗎?但美國人要獨立。今天我們要學美國,臺灣要獨立,叫做平等,叫做自由,這是要分不要合,要民主不要共和。

我們今天的西化,實在似是而非,仍不是西方化,否則中國早不能成為一中國。土地這樣大,人口這樣多,開始就該照陳烱明主張聯省自治,不該要有一大一統的中國。因此我們要學西方便該先瞭解西方,亦該瞭解我們自己。我們國歌上的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大同」兩字是中國人觀念,西方沒有。看英國、美國便知道了。看今天歐洲的商業同盟亦就知道了。要學西方就不該再要大同,分與爭是對的,合與和是不對的。看蘇維埃不是在和美國爭嗎?我們要學西方,有人要學美國,又有人要學蘇維埃,我們就自己爭起來。這是我們這一時代的風氣,這就是所謂「西化」。

今天我們中國人已經用了外國話,外國頭腦,還覺得中國還要變。我舉一個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我小時候進小學,就已算得是受了西方化的新式教育,後來纔有所謂國民教育。今天我們誇稱全國的兒童都受了國民教育,文盲很少,但「國民教育」四字就是西洋化,西洋頭腦。開始於普魯士,慢慢推及到歐洲各國。他教你做個國民,奉公守法。你做這一個國家的國民,你要懂得要服從這個國家的法律。但中國人的教育不是要教你做個國民,是要教你做個「人」。這叫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國的下面還有一個家、一個身,國的上面還有一個天下。修、齊、治、平,這是我們每一中國小孩要讀的大學一書裏講的。我在小孩時,就聽人批評中國人沒有地理知識,閉關自守,怎麼知道有天下。難道他已經知道希臘了嗎?已經知道歐洲,還知道非洲了嗎?其實這是他不會讀中國書,不懂中國觀念,拿西方觀念來讀中國書,拿今天的觀念來讀兩千年前的中國書。其實中國人講國,僅指一個政治組織。一個國,必有一政府。中國人講天下,這一個社會、一個人生。政治不能包括盡了全社會、全人生。社會還是永遠在政府之上。這是中國人的舊觀念。天下是指整個的社會、整個的人生。政治是只能管到人生中間的一部分。

我最近寫了幾篇文章,自己很得意。有一篇,題目是「國家與政府」。西方人政府就代表了國家。中國人是說,一個國家,必有一政府,這裏面就顯有大不同。而中國則國家的上面還有一天下。今天則只稱國際,但國際並不就是天下。國與國之間仍可有紛爭,天下則應是一「和合」的。

孔子要到九夷去居住,他的門人說,九夷陋。孔子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是說像孔子那樣的人去居住在九夷,九夷的天下就不會小,會變大了。這裏面就有中國文化傳統人生哲學最高的深意在內。我暫不詳講。我再舉一個例,北宋范仲淹為秀才時,就以天下為己任,他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天下,就是指整個的社會。那時候他還沒有做政府的官員。又如淸初顧亭林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見「天下」兩字,中國人自有一個講法,這是超在一政府的政治之上的。我們不能拿今天西方人的「世界觀」來講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人現在不讀古書了,我們該把中國的舊觀念用新的話來講,不該把今天的新觀念來講中國的舊書,這是不同的。

又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是大學書裏的一句話。你做皇帝,亦要講修身,和一個普通老百姓同樣要修身。怎麼叫「修身」呢?修身就是講一個做人的道理。講一個做人的道理為甚麼要叫修身?這問題我暫時不講。總之,人人都該講一個做人的道理,亦就是中國教育主要所講的。那裏是專要你做一個國的國民呢。

當時學校裹有一「修身」課,後來這一課改叫「公民」。這兩課程,便大有不同。你現在做「中華民國」(1)的公民,你要守「中華民國」的法令,這就是了。但你還得要做一人,這個觀念,西方人沒有的。西方人認為大家是個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臺灣人跑到美國,加入美國籍,美國承認你是個美國的公民,你就該守美國的法律,西方人所要求於人的就是個守法。政府就代表着國家,這便是所謂法治。法治之外,便一切都自由,一切都平等。中國不這樣,我們慢慢兒講下去。

西方教育中有宗教一項,從小孩教到老人,每禮拜要進教堂,這是西方教做人的所在。中國沒有宗教,是講孔子之道的。孔子稱為至聖先師,皇帝亦要祭孔。孔子的地位還在皇帝之上。從秦始皇到淸朝宣統皇帝,沒有一個做皇帝的敢說我的地位在孔子之上。孔子是天下的,皇帝是一國的。孔子是講的人生大道,政治是人生中一職業。至於法律,是政治上使用來限制人生的。這件事不能做,那件事不能做,這是人生的限制,不是人生。西方人在法律不限制你的地方,便一切自由。但中國人正要在這些自由處來講究。你在家裏做一小孩,有做一小孩的道理。你結了婚,成了夫婦,有做夫做婦的道理。做兒子做媳婦,有做兒子媳婦的道理。你做父母,有做父母的道理。做祖父祖母,有做祖父母的道理。離開家庭到社會,亦有做人處世的道理。皇帝亦是人,亦有他做人的道理。所以中國的皇帝亦得從師。李石曾先生的父親,就是同治光緒皇帝的師。師教學生,主要就在教「做人」。現在我們西方化了,人變成了公民,主要是教你遵守法律。我記得我從小孩到二十歲前,學校裏該教修身課還是公民課曾有過爭論。到了今天,「修身」兩字我們全忘了,只知道有公民課。所以我說,我們今天講話,即如公民法治等,已經全是西洋話。因發生了「美麗島事件」,大家說民主政治一定要講法治。但我們中國人這「法」字是指政府中的一切制度。但有法,沒有人,是不行的。中國人一向更不主張專以法律治國。沒有說政治是該重法律的。

譬如警察,淸朝時代就沒有。有一德國人,他跑到北京城外不見一警察,使他大為驚奇。他在中國住下來了,要研究中國社會為甚麼可以不用警察,於是他讀中國書,跑到山西省,老死在中國,成為西方一漢學家。後來他的兒姪輩,他一家都是研究漢學的。可惜他們是德國人,研究中國學問究竟有限,不能有大發明。我在小孩時,鄕村以及城市都沒有警察的,要到上海外國租界纔有警察。可是到今天,我們不可想像,臺灣省臺北市可以一天沒有警察嗎?這是中國社會整個變了,而且亦變得夠大了。我們在警察之下,我請問諸位,我們應該不應該講獨立,應該不應該講平等,應該不應該講自由?但人總是個人,不能緊跟政府警察跑。西洋人講法治,從他們的文化傳統講是對的。但中國人另有一套做人的道理,單講遵守法律,是不夠的。這是中西雙方的文化不同。現在我們要盡量取消中國舊文化,來服從西化,這事究竟對不對,請諸位自作考慮,我不再講下去了。

我今天只講,我們中國人要學西方文化,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袁世凱時代,有一美國人跑到中國來,一聽中國人講,中國是兩千年的帝皇專制,他就勸袁世凱應該做皇帝。中國既是兩千年來的帝王專制,又如何一旦便改為民主呢?今天的美國人,一到臺灣便想,臺灣人雖然亦是中國人,但到了臺灣已幾百年,臺灣當然該獨立。這些都是美國人的想法。我們中國人自己想一想,袁世凱應該不應該做皇帝?臺灣應該不應該獨立?我們中國人總該有一中國人自己的想法。今天我們學西方人,英國是英國,美國是美國,我們該不該亦還是一中國?美國人有美國人一套,英國人有英國人一套?為甚麼我們中國人沒有中國人一套?我們應該這樣學他們纔是對的。為甚麼他們講一句,我們不加討論就立刻全部接受?

像最近兩三年來,美國總統卡特提起了「人權」兩字,一下子我們就大家講人權。中國從古到今四千年,不曾講過人權兩字。「天賦人權」亦是一句外國話。天生下你這個人,便賦與你一份權,是平等的,獨立的。這是西方道理。因此他們上法堂,可以請律師,律師是跟教會來的。耶穌說「凱撒的事凱撒管」,所以他們政教分。律師是為社會人民來保障人權的。美國人離開英國到美洲去,亦為是要爭信教自由。他們的宗教能幫社會的,主要是教你死後靈魂能上天堂。後來又來謀求保護你的生命安全,主要是醫生和律師。西方的大學教育是從教會開始,除了宣傳宗教以外,便是這兩事。律師是幫人打抱不平的,法律有寃枉,律師便來替罪人作辯護。倫敦有一律師區域,正可見律師在西方社會上的崇高地位。他們的民主政治必有憲法,亦是用來限制政權的。

中國人既看重了做人道理,便不再有人權之爭。小孩在家庭便教他孝道,那何嘗是主張父權呢。滿到年齡成丁,你纔能獨立算個人,國家給你田;要你當丁,你可以結婚。未成丁以前,中國人規矩不戴帽。西方人不同,西方人從小就要教他獨立。嬰孩晚上就獨自睡一間房,晚上父母到房間,把電燈一關跑了。小孩不能獨立,要叫他獨立。老年人不能獨立,還得叫他獨立。中國人則扶幼養老,並不定要他們獨立。我想拿中國道理西洋道理平心而論,一件一件拿來比較,亦是應該的。倘使我是個小孩,我不情願獨立。現在我是一個老人了,我告訴諸位,幸而我還是個中國人,不要我獨立。

我下面想要多舉這類的例,來講中國的人生。從中國的人生裏面,可以來講到中國的文化。從這樣一條路,來讀中國的古書,論語、老子、孟子、莊子等,我們便會感覺到書中有另外一種味道。

諸位在故宮博物院管中國的許多古器物、藝術品,亦會接觸到中國的人生,中國的文化,發生出一套中國味道來。深一層講,西方亦有藝術。但你到美國到歐洲各國,進他們博物館,裏面只有埃及的,希臘的,中國的,卻很少他們自己的。縱使有,亦不佔重要地位。他們現代重要的,則另有科學館。像我們中國陶器、瓷器、玉器,自古相傳,直到現代,他們是沒有的。為甚麼會如此?這是有關人生問題文化問題上面的事,須在大本大源上來講文化人生,纔能瞭解。

我上面講的話,不是要說中國文化好。這話現在不能說,因為違背了現代大家的心理。不過我要說一句,世界文化裏有一套中國的,一套印度的,一套阿拉伯的,一套非洲的。正如在西方文化裏,有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現代又有美國的、蘇維埃的。我們要在這裏面平心觀察,我們總該要認識我們自己。能保留的,便該保留。能發揚的,便該發揚。不能一天到晚求變求新。我們已經變得夠變,新得夠新了。印度、阿拉伯、非洲都不如此。我們到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去,他們亦沒有像我們這樣的變,像我們這樣的新。這是我個人一個簡單的看法。對不對,且待諸位來判定吧。

————————————————————

(1) 新校本編者注: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後相關稱謂略作處理。下同。

第二講

諸位先生,今天我接着講中國的人生哲學。我且講一些中國以前的舊人生。我們先講講西方的人生。其實今天全世界都在學西方,簡單講西方人生是以個人主義的功利觀點為主。今天我們世界有四十億人口,如果大家都要求個人的功利,這個世界當然要爭要亂,不會安定的。而中國以前的舊人生,可以說不看重個人,而看重大群的。可以說是以「羣體」主義的「道義」觀點為主。

孔子論語講「仁」,西方就沒有這個字。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這個觀念。西方人翻譯中國書,比中國人翻譯西方書來得謹愼。他們翻譯論語「仁」字,只用拼音,還另寫一個中國的仁字在旁。因為他們沒有恰當的一個字來翻譯中國這個仁字。這可見孔子所講仁的道理,西洋是沒有的。中國的仁字究作何解呢?歷代相傳就有許多說法。中間雖互有不同處,但大體說來還是可相通的。東漢鄭玄康成說:「仁者,相人偶。」這個「偶」字,不僅是兩個人在一起纔稱偶。偶字從人從禺,這禺字加上辵,便是遇。禺字從人,便是偶然的偶。所以人與人相遇成偶,並不專指固定的兩人,只要偶然相遇,都稱偶。像一個男人,一定要個女人;一個女人,一定要個男人。這是全世界一樣的。中國古禮,男孩子要十八歲到二十歲纔叫成人,戴上一帽,稱冠禮。女孩子年輕一點,十六到十八歲即在頭髮上戴一笄,就算成人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他們就可配婚姻,結為夫婦了。我們講夫婦,總希望他們成為一對佳偶。不僅夫婦相處說是偶,即人與人偶然相遇亦稱偶。便得有一番仁道。我們今天老是講獨立,這是西洋人個人主義的觀念。中國人則認為個人處人羣中始成人,日常人生必有搭配,那能一個人單獨為人呢。你看中國這個「人」字,一撇不成,一捺也不成,要一撇一捺相配合,纔是一個人字。我們每做一件工作,都要有偶。

中國是個農業社會,要耕田,田有一條條的溝,中間一疄一疄有一定的寬度。一人拿一把鋤頭去耕,耕不了這樣寬。要兩人同耕,兩把鋤頭齊下恰恰好,這稱為「耦耕」。這是把耕田做個例,其他工作都一樣。又如商業,我賣東西,要你來買的。我賣東西,沒有人來買,不成商業了。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要有個「搭配」,都要能相偶纔成。而這些配搭相偶,又都是偶然的,沒有前定的。在這配搭相偶中,必該有個道,這就是孔子所講的「仁道」。這不是個人主義。我並不是幫中國人宣揚,定要說中國人講仁道是對的,西方人的個人主義是不對的。我不過告訴諸位,從前中國古人像孔子,曾講過這番道理而已。對不對,讓諸位各自去批評,這就是諸位個人的自由了。

小孩子亦有偶的,像他對父親母親便成偶,不過這一偶是不平等的。兄弟姐妹相處亦是偶,便較為平等了。要他年過十六、十八成人了,與人結為夫婦,他的與人相偶纔得是平等的。

這裏又要講到我們的「心」。孟子書裏說:「仁者,以愛存心,以敬存心。」韓昌黎原道篇說:「博愛之謂仁。」只講愛,沒有講到敬。諸位要知道,不只是夫婦或男女之間纔有愛。人與人相偶,都要有愛。而中國人講法,要講「愛」同時一定要講「敬」。像東漢的梁鴻孟光,他們夫婦相敬如賓,就只提到敬字沒有提到愛字。不相愛,又那能相敬呢。中國古人又特別看重這「敬」字。孔子論語第一個字是「仁」字,第二個字是「禮」字。譬如賓主,主人對客人可以沒有很大的愛,然而他一定要有一份敬意。我們對父母,不能只知愛,不知敬。論語上說:「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你可以養頭狗養頭貓,對它都有一份愛。但人與人相偶,愛上必加「敬」,尤其是對父母。

孟子又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你愛他,他也愛你;你敬他,他也敬你。這「愛、敬」兩字,我現在再換兩個字來講。我們說親愛,說尊敬。愛他,就是親他;敬他,就是尊他。我們一個人生下到這人群中來,必有他相處的對象,必有他所處的環境。我們總要在對象與環境中,有我「可親」「可尊」的,這纔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對人愛與敬,可以有分數的不同,但斷不能無愛無敬。此種分數的不同,貴在各人自己心理上明白,此即孔子所言的「志」。所以孔子言仁,常兼言志。表現在外面則是禮。所以孔子言仁又常兼言禮。「仁」與「志」與「禮」,則是中國人講的人生大道,亦可說是理想的人生。

現在我們不這樣了。大家都想要人來親我尊我,但又說人生是平等、自由、獨立的。那麼你怎麼叫人來親你敬你呢?我親近他,我敬重他,這是我的自由,我做得到的。你要他親你敬你,這是他的自由,權不在你,你又怎麼辦呢?只有你先親近他,敬重他。客人跑來,主人敬重客人,客人當然回敬主人了。或許說,客人這樣想,我要主人敬重我,我先表示敬重主人,那麼主人當然敬重我了。

譬如今天我們大家在故宮博物院任職,生活條件我們不必講,但我們在這環境裏,總該要有所尊有所親的對象,我們的生活纔感有興趣。倘使覺得這一環境裏的種種對象,一無可尊,一無可親,那我們的生活又有甚麼意義呢?像今天我們許多中國人覺得中國無可尊無可親,所尊所親只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那麼我們今天人在臺灣,你說這樣的人生有甚麼意思呀!所以今天許多人把兒女送美國,全家搬美國,他纔覺得心裏舒服呀!

眞要講個人主義,覺得外邊無可尊,可尊的只是我自己。無可親,可親的亦只是我自己。這樣的人,永遠不會滿意,不會快樂的。所以中國人在人羣中,必先知道有他可尊可親的對象,這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所以中國的人生哲學不講功利,要講道義。功利是為他個人,道義是對人而發的。西漢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可見中國人觀念,「功利」是和「道義」對立的。對人愛與敬,是人生的道義。若為計功謀利,則並無愛敬可言。

我小孩時聽人家講,「孔子對中國有甚麼貢獻呀」,這就是一種功利觀念的話。當時孔子只求盡其道,盡其義,至於能有多少貢獻,這在孔子並不計較。中國人不計較功利。我們是一個中國人,我們尊中國,親中國,這是我們的道義。我們便會懂得親孔子尊孔子,因為孔子便是教導我們這番道義的。若要以功利觀點來問孔子對中國有何貢獻,則宜乎我們對孔子要無所親無所尊了。

今天我不是講孔子,不是講論語,不是講孟子、董仲舒,我是要來講中國人,整個歷史整個社會的中國人。我舉一句大家知道的話來講,天、地、君、親、師,我小孩時就知道這五個字。這五個字怎麼來的,我記得出在荀子書中,那一篇我不記得了。荀子到今天兩千年。我特別注意到這五個字,是在一九四九年,我避赤禍到香港。見到每一層樓廣東人家的門外都有一塊寫上「天地君親師」五字的小牌位。牌位前一小香爐,燒著三支香,也有點著一對蠟燭的,這是廣東人的風俗。我在那時深深感覺到,天地君親師五個字傳了兩千年,傳遍了全中國,亦傳到香港。香港的房子小,這牌位只能放在門外。但中國人看重這五個字,亦可想而知了。我今天就拿「天地君親師」五個字來講一講。

人生在世,照中國人講法,主要就是天、地、君、親、師這五個字。我上次已經講過,人同人是差不多的,不過不一樣的。第一個我們講天,全世界人莫不知尊天,可說是一樣的。只有印度佛教說「諸天」,這是說各方的天,他們都要來聽釋迦牟尼講道。這是佛教的說法,把天的地位似乎降低了。其他回教、耶穌教,乃至於我們中國沒有教,都尊天。現在我們試問天上有沒有一個上帝?上帝又是怎麼樣的?回教和耶教講的不同。佛教不講到上帝。中國人固然講天,亦講帝,但後來就只講天不再講帝了。

孟子說:「莫知為而為者,謂之天。」這件事甚麼人做的,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沒有人在那裏做這件事,而這件事做出來,這就叫做天。那麼孟子說天,又和以前人說法大不同了;天就成為無可指名的一個代名詞了。但孟子仍尊天,至少是沒有一個上帝了。

中國是個農業民族,今年水災了,明年又是水災,那個人在下令成這水災的?誰也不知道。孔子論語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的知識,是「知」與「不知」兩方合成的。知道我所知的,又知道我所不知的,這纔叫「知」。只知道你知的,不知道你有不知的,這怎麼叫知呢。至少只是知的一半。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我可以說,多半是西方人生,美國人生。中國人從前怎麼講的,怎麼做的,我們只能說是我們不知道。你能知道你不知道,這就好了。所以我常勸大家,說到以前的中國,就該說我不知道。不要強不知以為知,這就是你的知了。中國古人看重知,亦同樣看重不知。似乎天較可知,而帝較不可知,所以多言天,少言帝。

希臘只限在小小一半島上,他們以商業立國,商品貿易須發展到外地去。但外地非他們所有,故希臘人不重地。羅馬帝國搶得奪得了地中海四圍,但羅馬帝國的立國還是靠羅馬人,對於羅馬以外的地,亦只看重它地上的財富而已。直到耶穌教傳來,此下的西方人更是只看重天,不看重地。中國以農立國,廣土眾民,賴地而生,所以中國人看重天,亦同樣看重地,這又是中國文化傳統一特徵。

孟子說:「莫知為而為者,謂之天。」莊子則說:「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把天和地平等連說了。把天和地平等連說,便把天拉近了。把帝和鬼平等連說,便把帝更看輕了。所以會有個天,必然會有番道理的。天上有個上帝,更該有一番道理。不會沒有道理而生出天和上帝來的。今天西方的科學像天文學地質學之類,亦都為生天生地來找出一道理來。但西方科學家亦信上帝,只不能把宗教與科學合成一體,說全由上帝來生天地。中國古人則只講他們知道的,不講他們不知道的。所以多講天,少講上帝,而把天和地平等連講,則有關天的,又更易講了。而且地和農民的關係更深更大,所以中國從道家莊子以下,常連講天和地,而更重要的,是在講此天和地之道。道有可知,有不可知。但雖不可知,我們總知它應該有一道。

現在再講生天生地之道,有些應該是屬於物質方面的,有些則該是屬於精神方面的。人死為鬼,究竟人死了有沒有變為鬼呢?莊子亦沒有說。大家講天上有個上帝,但究竟有沒有個上帝?那上帝和鬼對我們這個世界上又會發生甚麼作用呢?作用就在這道上。上帝倘使能發生作用,亦該合乎道,不該不合道。而且如何生來有個上帝,亦該有個道,不該沒有道。所以我們人亦只該合道就得了,不必再去問上帝。這是中國人講法。西方人不這樣講。但照孟子莊子這樣一講,中國人以後雖仍信有個天,就不會有像西方般的宗教了。所以佛教來中國,中國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耶教回教,中國人比較難接受。這因我們經孟子莊子這樣一講,兩千年來我們大家讀孟子莊子的書,我們的思想習慣就難改。現在慢慢來,我們大家不讀孟子莊子,讀了亦覺得他們說的沒有意義,沒有價値了,那麼再隔兩百年三百年,我們的思想慢慢變,我們容易接受西方的宗教了。你要限時限刻變,這是不成的。

「天」字下邊為甚麼要連帶說個「地」字呢?這又是中國人特別的。天上有個上帝,天生民而立之君,我們人由君來管,即是由天來管。天可尊,君亦可尊,但不可親。我們尊重天是對的,然而我們不能大家親這個天,這總是一遺憾。中國人想法,總喜歡從人類,從自己內部近處講出去。西方的想法,喜歡客觀,要從外邊遠處講過來。這又是雙方一不同。這亦可說是一哲學問題。

且講中國,像西周那時,總至少有一千以上的諸侯。直到春秋時代,還至少有兩百以上的諸侯。這樣大的土地,有魯國、衛國、齊國、晉國、鄭國、楚國、秦國等,倘使我們大家要親天,一切事都要請天來作決定,那麼天不是就太麻煩了嗎。於是天只有派一君來管我們,像西周開國,有周文王、周武王、成王、康王等,由他們來管我們全國,稱之曰「天子」,天之子就代表了天。我們要祭天,亦由天子來作代表。我們中國古禮,民眾是不能直接私自祭天的。那麼天所接觸的人間,由天子一人來作代表,天不就輕鬆了嗎。

此下中國從秦始皇起,直到淸朝,仍只由皇帝來祭天。不是皇帝定個法律,說我有資格祭天,你們不許祭天,不是這樣的。這是一套中國的人生哲學。北京有個天壇,這是皇帝祭天的所在地。

不僅民眾不能祭天,古代有諸侯,如魯國、齊國等,他們亦不能祭天,只能祭他們自己國內的名山大川。魯國有魯國國內的名山大川,齊國有齊國國內的名山大川,各自分別而祭。這在中國人講來是禮。天只能由天子來祭,諸侯只祭自己國內的名山大川。我代表這個國家,我祭這個國家的神,名山大川都有神,都是由天派來管理各地的。

國之下又有城。齊國到戰國時,就有七十多個城。每一城就各該有一神來管,稱為城隍。每一城的外邊各地,又有土地神。那能全世界只由一個天,一個上帝來管呢?這又是中國人想法。依照我們現代說,這是多神教,是低級的迷信,遠不能比上帝一神教合乎眞理。這又很難分辨了。我小孩時,各地還有城隍廟土地廟,現在極少看見了,並且亦不再受重視。最近幾年前,我到韓國去,在中部某地乘了汽車到處跑,沿路都見有土地廟,這還算是沿襲着中國之舊。

中國人以前的土地廟是極小極簡陋的,不重在物質上來作表示。我們去祭土地神,只表現着我們一個心。正如上面說的香港各家門邊一塊寫着天地君親師的神位,亦只是表現出我們對它敬禮的一個心而已。兒子孝父母,亦不講物質條件,只重在你的一個心。你心能孝就夠了。若定要講物質條件,互相比較下來,多數便不能稱為孝。中國人是要人人講道,人人能孝纔是。我在年輕時,看報讀雜誌,就見處處在批評中國的不是。但私下翻讀古書,知道中國古人並不是像我們今天這樣的講法,還是有他們的一番道理。

我上一次講過,我小學的體操先生告訴我,英國、法國治了不再亂。後來我看英、法亦並不這樣。照今天西方科學來講,他們亦不能證明天上有個上帝,他們亦不能證明說泰山沒有一個神,黄河沒有一個神,為甚麼只可有一個上帝,不能有泰山神、黃河神。這種我們都不講。我是講中國人的思想,比較西方,可說是偏重主觀的,拿自己作主來想的。西方人的思想是偏重客觀的,從外邊來講的。怎麼是主觀的呢?譬如說政治,有一個中央政府,有兩百個諸侯地方政府,諸侯下邊如魯國有鄪、有郈、有郕三都,齊國後來有七十幾個城,每一城各派一官去管。我們人這樣,想來天亦這樣。這就成為泛神多神了。中國人主觀的用自己作基本來想,這難道必然是不對嗎?

我上一次又講,西方人是重分的,所以他們就政教分離,上帝的事情耶穌管,凱撒的事情凱撒管。中國則主政教和合,孔子這樣教,皇帝亦得這樣管。道只是一個道。凱撒那裏能脫離了上帝來管這世界呢?

然而為甚麼這樣想呢?至少有它一個道理。上帝是我們接觸不到的,上帝管的太多了。一座泰山,一條黃河,一個城的城隍,一個鄕村的土地,是我們可近可親的。我們人生要有個可尊的,亦要有個可親的。只能尊,而不能親,總是我們人生一個缺憾。天可尊,而地則比較上更可親。「天」與「地」配合起來,就可尊又可親,這就如我們的父母一般。這是中國人想法。

而天地只是個自然。我們要在人羣中找一個可尊可親的,就輪到「君」。君那裏來的?中國人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人羣中必該有一君。這是我們中國人羣體的人生觀。西方人可以不要一個君,就如希臘。希臘半島只有多少大,而有幾十個城邦,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不成一個國,不要一個君。到了羅馬,有君如凱撒,凱撒只是羅馬城的君。意大利半島是被征服的,意大利半島以外地中海沿岸更是被征服的,這便是一帝國,由向外征服而來。眞的講,凱撒只是羅馬城的君。羅馬人對他可尊可親,意大利人並不這樣。意大利以外被征服的人民,又更不這樣了。以後變了,意大利人都成了羅馬人,但意大利以外的,還不是羅馬人。是一層一層分的。其實這個道理還是中國道理。中國亦有諸夏在四夷之分,但中國人並不想用武力來征服四夷,這就不成為一帝國了。羅馬帝國崩潰,歐洲的現代國家興起。他們的君,最先講神權,後來講君權,最後又講到民權。他們的政治統治就看重這一「權」字,這就還是一種帝國精神。我們中國的政治只重「道」,不重權。所以中國人只說有「君道」,不說有君權,道統猶在政統之上。

我小孩時,就聽人講中國是帝王專制。又有人說,中國人只會造反,不會革命。西方的君權民權是分的,民權起來推翻君權,在他們是革命。中國則君道、臣道、民道是和合為一的。遠從神農皇帝以來,唐、虞、厦、商、周,下及秦始皇,到今五千年,中國人都稱炎黃子孫,結成一大國。全世界古代文明有四區域,巴比侖、埃及、印度和中國。埃及、巴比侖多少大,他們早亡了。印度屢受外國人統治,自己沒有歷史。只有中國,廣土眾民,長期統一,經過了四五千年到現在。雖有朝代更迭,中國仍是一中國。所以我常說,中國人的政治見識是全世界沒有的。現在我們這個都不講。

中國人的政治領袖是一皇帝,這是不錯的。但皇帝又怎麼樣來專制呢?至少要有兩個條件。一要有錢,一要有兵。不要說君主專制,現在的民主選舉,試看美國沒有錢怎麼去競選。要競選大總統,你要化多少錢,共和黨、民主黨各自拼湊出來,那裏能沒有錢呢?講到兵,皇帝要專制,先得有皇帝私人的軍隊。如法國革命前,皇帝的兵還不用法國人,用外國招來的傭兵。他出了錢,用了外國人來當兵,你就無法反對他。今天美國也只仗有錢有兵。西洋人的個人主義功利觀點,做生意發財,我們不如他。但是中國政府的財政,不由皇帝管。像漢朝大司農,管理政府財政。少府是管理宮廷財政的。皇帝只能用少府的錢,不能用大司農的錢。這就是君權亦有限制的。講到中國人的賦稅,孟子說「王者之政十而稅一」。但是漢朝折半,變成十五稅一,比孟子講的王政還要少。實際上,漢朝的稅還要折半,成為三十而稅一。到了唐朝,更成為四十而稅一。這我在國史大綱以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兩書內,都已交代明白了的。

歷史上在田稅外,還有人頭稅。到了淸朝,只收田稅,不收人口稅。現代我們又要駡了,說中國人荒唐,連國家有多少人都不知道。當時的人口數字是由郵政局調查得來的。政府因不收人丁稅,又沒有警察,如何來知道全國有多少人。這個皇帝眞是個糊塗皇帝,眞應該値得我們駡。但不該駡他專制呀!

說到兵,歷代的兵額,二十五史十通都明白記載着。中央政府有衛兵,歷史上漢朝多少,唐朝多少,都有註明。全國軍隊都不是皇帝私人養的,亦不由皇帝管。皇帝憑什麼來專制呢?

說到政府用人。中國自秦以下,不是一貴族政府。姓劉的做皇帝,朝廷羣臣不是姓劉的。姓李的、姓趙的、姓朱的做皇帝,朝廷羣臣不是姓李的、姓趙的、姓朱的。漢、唐、宋、明朝廷上的大臣,能有幾個是皇帝的本家。西洋民主政治有憲法,但中國歷代政府都有制度。朝代可變,漢變唐,唐變宋,宋變明,明變淸,不是在變嗎?然而制度則大體不變。中國的通史,三通、九通、十通主要是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賦稅制度,兵役制度,選舉考試制度,都是從古到今,一線相承,大體不變的。皇帝亦在此一制度下。要說專制,只能說是由制度來專制皇帝,但並不由皇帝來專制制度的。

平心而論,中國歷史上亦有許多好皇帝。我們不要講堯、舜、禹、湯、文、武,講秦始皇以下的。倘使我們中國有人肯幫中國人講句公平話,拿中國歷代的皇帝來講,我想一個朝代至少應該有一個兩個好皇帝。就算異族統治,像淸朝的康熙皇帝,你拿他詳細的來講,不算得是世界上難得碰到的一個好皇帝嗎?倘使他留在滿洲,仍在關外,不做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下的一個皇帝,怕亦不會這樣好呢!

皇帝不講了,講今天我們國人好駡四五千年或兩千年來,我們在皇帝專制下的中華民族的奴性吧。其實皇帝亦並不專制,我們中國人亦並非天生的奴性、做慣奴才的人。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連說「天、地、君」?君應該是一個可尊可親的。現在我們要學西方,皇帝是最討厭的,不僅討厭到皇帝,即如民主政治裏的大總統,亦說是一公僕。這又是西方人想法。我們為一家之僕,一人之僕還不易,如何來做一國之僕呢?現在卡特難道眞是美國人的僕人嗎?這只是他們嘴裏這樣講。我們對全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可尊可親的政治領袖,這總不是這一羣人的幸福。這是中國古人的想法,不是今天中國人的想法。

中國俗話又說,「天高皇帝遠」。皇帝雖亦同是一人,但其政治地位高了遠了,就覺得並非可親。就拿今天我們臺灣來說,這樣小的地方,我們的「總統」可以說可親的了。他常常跑到各縣市各鄕村去,還到老百姓家裏去,同老太婆小孩子握握手抱抱,這該算可親了吧?但還不能是我們人人可親的,就像今天我們在座的,恐怕有許多位沒有同「總統」握過手,或許沒有見過「總統」的面。有尊而無親,豈不是人生還有一缺憾。所以我們天地君之下,還要有「親」。各人家裏有父母,這就各人有他可尊又可親的對象了。

我上次講,中國人做人為什麼叫修身呢?中國人的想法,不像西方人唯心哲學,唯物哲學,物質的,精神的,都分別講。有人說,中國思想偏近唯心論。但中國人認為每人總必有一身,所以中國人講做人就要講修身。人生便在此身上做起。沒有這個身,怎麼有這個人呢?這不又像是偏近了 唯物論了嗎?這可見中國人想法,不能全用外國話來做說明的。

現在問這身從何來?不是由父母來嗎?中國人並不要每個人各自講出一番大道理來。西方人的邏輯辯證法,他們一人如此講,叫你不能不信。但他們說,「我愛我師,我尤愛眞理」。這就連你學生還得要不信你。中國人則我所講的由你聽,你覺得對不對,由你自己作主。孔子論語第一句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是孔子講你們應該學而時習,你們且去試試,你覺得開心不開心。中國人講道理如此講法,我們今天還要駡我們中國人不懂邏輯,不懂辯證法,所說的全是一番獨斷的話。孔子只是說他自己的感覺,由你來作批判,還不好嗎?所以孔子又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講話總希望有人聽,所以有朋自遠方來,就不亦樂乎了。我們這樣一個故宮博物院,兩百人同在一起,不亦可樂嗎?你儘可搖頭說不樂,你要抱一個人主義,則我也無奈之何。但我們大家的身體總是父母生的,父母不該是可尊可親嗎?所以我們中國人說修身,最重要的是要孝敬父母。

現在我們中國人都用西方話來講中國。譬如說秦朝以前是封建社會,西洋的封建社會是在他們的中古時期,中國秦以前的社會,又那能和西方的中古時期相比。我們當時是一封建政治,有霸諸侯的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等,這是我們都知道的。在各諸侯之上,還有一個僅擁虛名的東周天子。那時代的貴族豈是歐洲中古時期的堡壘貴族所能相比。西周封建開始有周武王、周成王,有周公制禮作樂。西方的封建時代有沒有?中國當時是一封建政治。西方封建社會是羅馬帝國崩潰以後產生的。中國有中央政府,怎麼能叫封建社會呢?那麼中國那時該叫什麼社會呢?西方人沒有這樣一個社會,西方人不來講中國史,他們講的是西洋史,當然沒有這樣一個社會的名稱。倘使我們要為此一時期的中國社會造一名稱,我想應稱為「宗法社會」。而中國的宗法社會,可以說直傳到今天。西方的封建社會,則到今天已不存在了。宋代的百家姓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這就是中國人看重宗法的遺傳。既重宗法,必然會看重家庭,所以我們特別看重「親」,即父母與天、地、君並稱。

今天我們中國最大的改變是就快沒有家了。今天中國的家庭都要西洋化。我常向人講,日本吉川幸次郞曾對我說,「中國人駡人說,你算個人嗎?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他讀中國書,可算得明白了中國文化。我最後一次同他見面,他又同我講兩句話,他說「我一生做錯一件事,不應叫我兒子女兒到美國去留學。我今只老夫婦在家過活,而兒子女兒媳婦女婿都在美國。時時記念他們,好不寂寞。」他可算還有一個中國人的情味。我在此地碰到很多朋友,兒女都在外國,但他們說我們儘可過活,不必要子女在身傍。這就近似外國頭腦了。我想中國情味與外國頭腦,至少亦是各有得失。中國人講父慈子孝,亦有一番人情味。那能說這就是封建頭腦呢?

中國社會特別看重家庭,一定要講個孝道。父母是我們最可尊最可親的。萬一我的父母不可尊不可親呢?像古時的大聖舜,父頑母嚚,但舜還是尊他們親他們,終於完成了他的大孝。他的後母亦為他感化。所以中國人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修身只是修你自己,你不能去修你父母的。現在我們就是不修自己,要修父母。說你是封建頭腦,封建觀念,這家亦就成一分爭的局面,不成一和合的局面。學生上學校,不能管學校的先生。你任一職業,不能管你的上司。最好管的是你家裏的父母。丈夫最好管的是太太,太太最好管的是丈夫。中國人一向最看重的家庭,現在是快要破壞了。全世界的人生中,今天的中國人恐怕是會最感到苦痛了。

再說中國人講天地君親的道理是誰,就是師。而中國人的「師」,是和天、地、君、親相配合,亦成為中國人可尊可親一對象。中國人說「作之君作之師」,這是天道。天為你造一君,造一師。在人羣中總要有一政治領袖。西方人後來亦知道了,但你是一個君,我要限你的任期,四年八年你就該退,臨時投不信任票,你亦該退。尊與親的情味是太少了。中國古代有堯、舜、禹、湯、文、武,那是何等可尊可親啊。到秦始皇以下,不能再像古史上的聖君,但中國人尊君親君的觀念,則依然保留着。至於師呢?孔子為中國至聖先師。朝代是要換的,而孔子至聖先師的地位則終不換。在中國社會裏,作師的,那一人能像孔子。但中國人尊師親師的觀念,亦終不變,論其程度,有的還在尊君親君之上。這是舉世所沒有的。

諸位來臺灣,那裏見有順治、康熙淸朝歷代皇帝的廟,但孔子廟還是到處有。鄭成功是反淸來臺的,臺灣成了中國的一省,受淸朝皇帝的統治,但臺灣有鄭成功廟。除了孔子廟、鄭成功廟以外,還有吳鳳廟。吳鳳封為阿里山王,這豈是淸朝皇帝封的?這就是中國人在治國之上,還有平天下的道理的明白證據。鄭成功為什麼要反淸?吳鳳為什麼要殺身成仁?這都從師道孔子之道來。可見中國師道的尊嚴了。皇帝那有權力管得到此。而鄭成功和吳鳳地位,在臺灣人心裏,則更高在皇帝之上。現在我們讀中國書,都用外國的觀念來讀,這叫新觀念。就對這些事實便會講不通。

我再舉一點。中國名山大川名勝很多,名勝裹必連帶保存有古蹟。如泰山,歷代皇帝多來此巡狩,但現在只留李斯一個碑。其他有宋朝胡瑗同孫復在泰山讀書的古蹟。不只是泰山,又如杭州的西湖。南宋就建都杭州,西湖即當時中央政府所在地,但西湖沒有宋高宗、宋孝宗等宋朝皇室遺跡。有一個岳王墓,岳飛是宋朝的罪人,宋朝皇帝殺了他。秦檜夫婦的石像就跪在岳王墓前,秦檜是當時宋朝的宰相。宋高宗不跪在岳王墓前,就是中國人尊君的表現。有秦檜夫婦跪在墓前,亦就夠了。這難道又是帝王專制嗎?下面來元朝、明朝、淸朝,有文天祥,有方孝孺,有史可法等人,他們都有碑有墓,供人流連崇拜,元、明、淸歷朝皇帝亦都不能管。可見道流行在社會,遠高出於政治權力之上,這又是一明證。

講到岳飛,我們又連帶講到關公。我到臺灣來,臺灣除上面說的孔子廟、鄭成功廟、吳鳳廟以外,就要輪到日月潭的關帝廟。但日月潭亦並沒有一個皇帝的廟。抗戰時,我去雲南,經過河內,每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咖啡舖裏懸兩個像,一是孫中山,一是關公。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我最初到香港,香港的警察局裏便供有關公神位。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套,法國人、英國人亦不能管。我到巴黎去,大家瞻仰的就是拿破侖的凱旋門。拿破侖是在法國革命時期爬起來想做皇帝的,他兩次兵敗向外國投降,法國人到今還崇拜他。凱旋門之外,還有一個拿破侖的墓。拿破侖死了,本葬在一個島上,法國人想念他,又在巴黎建一衣冠墓。巴黎郊外又有凡爾賽王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大會,就在此召開。到倫敦有西敏寺,有白金漢宮,有國會大厦,代表神權、皇權、民權的諸建築都排在一起。美國華盛頓市容建設是學巴黎的,法院國會前一條大馬路,盡頭高矗着一個華盛頓銅像。外國人看重政治領袖,就算在現代民主政治之下,亦並不在中國人之下。中國歷史上一個朝代一個朝代換,皇帝的尊嚴亦是隨時變。有些處似乎還遠不如西方。現在他們說,他們在民主政治以前是帝王專制,我們亦就說從秦始皇以後我們全是帝王專制。這又如何來辯呢?

至於中國社會上的名勝古蹟,有歷代修建長歷兩三千年以上的,在西方看不到。例如華山有陳摶,陳摶並不是一政治人物,亦已經歷了一千年以上了。如此之類,不勝舉。可見中國社會實與西方社會有不同。帝王在社會上的地位,絕沒有西方這麼高。因此西方人要反帝王,要爭民主。中國人沒有這一套,只尊道統,不爭民主,這不該原諒嗎?

中國社會有中國社會的一套,我們不該儘駡中國人奴性,兩千年來只是一帝皇專制。又如揚州的西湖,因史可法遺跡而亦成為一名勝。史可法反滿洲政府,但滿洲皇帝並沒有來禁止揚州社會建造史可法的遺跡。這還不夠明白嗎?「天地君親」之下,有個「師」,由師來發明,來領導人遵守天道、地道、君道、親道,教育的地位還遠在政治地位之上。但到今天又變了,可以說我們今天只有在新式學校,像西方人般以教員為職業的,卻再不見社會上有像前淸以上一般的所謂「師」,倘我們再要有師,便該由西方人來當。但西方只有宗教裏的牧師,沒有像中國之所謂師。這不是中西社會又一大不同嗎?

我年輕時,十八歲就做小學先生,那時的社會還知尊師。碰到婚喪喜慶大事情大典禮,學校先生送幅對聯,定掛在高地位。有宴席,學校先生定居上座,地方紳士以及富商們,都謙遜不敢坐學校先生之上。所以在我年輕時,還覺得做一先生是光榮的,是快樂的。戰戰兢兢,覺得先生不易做。今天則學校先生變成一低薪俸的職業了。我們不是說公教人員,或說軍公教,總之教是居了末位,不能和以前的天地君親師相比,這又是顯而易見的。韓昌黎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今天我們在學校做教師的,再不傳道。授業亦不是授傳道之業,解惑亦不解對於道的惑。我們亦可說韓昌黎的話又是全錯了。為人師的,又有什麼可尊可親呢?我們中國人講尊與親,是重在道義方面的,今天則重在功利方面去了。

我這一次所講是中國人以前的人生觀念。至於對不對,將來能不能再行,這要待此後的變了。倘使此後的中國人,仍然認為這些道理不可行,這當然就算了。我今天只勸諸位,古今時代不同,變了。生為今人,不必多駡古人。我的意思只如此,務請諸位原諒。

第三講

諸位先生,今天我講第三講。我講中國的人生,並不是我有一套意見,我只希望講出一套近於中國從前以往的人生實相來。上一次我講天地君親師五個字,今天我想拿一本古書大學來講,講這書裏的身、家、國、天下四個字。

當然人生有各項專門的知識,專門的職業。可是人與人之間,總該有一套共同的方面,可以相互認得說得的纔是。

民初五四運動時,他們提出兩點,所謂「德先生」、「賽先生」,科學與民主。直到今天,我們還都講這兩項。但我要問,科學方面有沒有一本書,可讓我們大家共同讀的?科學愈分愈細,越跑越遠,你講你的,他講他的,講到後來,兩位科學家可以對着面無法相談。這總不是一件要得的事。講到民主,這是屬於政治方面的。今天的政治,儘可與昨天的不同。明天的政治,又儘可與今天的不同。這十年來的政治,豈不就與前十年大不同了嗎?有沒有一本書,來講政治,使我們人人可以共讀,又是必該共讀的呢?所以科學與政治,像是極具體,極現實,而很難使我們大家互相認得淸,說得通,這就成為今天我們當前人生一大難題了。總而言之,人生總該有一「共通」方面纔得安。

西方有一本耶穌教的新約,不僅法國、英國、美國,全歐洲各國,從小到老,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讀這一部書的。這可算是他們一本人人共同必讀書。我們不能說西方文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特別自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到今天,西方很多思想家,感到他們自身亦有缺點,須來提倡一種他們的新文化,來救他們的舊文化。但很多人最後總會想到他們的宗教,因為宗教纔是他們大家的,可以共同相通的。今天耶穌在西方的力量一天天的減了,所以他們想,只有復興耶穌教,纔對他們的起死回生,補偏救弊,可以發生大作用。至於我們中國呢?從來並不信耶穌。耶穌在中國人心理,斷無可使中國人心心相通的力量。若要我們中國人人人信耶穌,這恐不是幾十年一百年內可能的事。

我今天要講的,從前的中國人,有沒有像西方耶教新約般,有一本大家共同必讀的書。我就可以從這上面來講講中國人以往的人生。中國的論語,在漢朝時,已普遍成為識字人,一本人人必讀的書。初入小學便讀論語。那時的小學有三本人人共同必讀書,論語外,一孝經,一爾雅。直到南宋,朱子為幼童時,讀到孝經,他說,「不讀此書,不得為人。」但到後來,朱子年齡大了,他不再講這話了。不是不再講孝,他認為孝經一書不是孔子所講,是後來人所著的。孝經開頭說,「仲尼閒居,曾子侍。」怎麼先生稱其號仲尼,而學生卻尊稱為曾先生呢?孝的道理,論語也講,孟子也講,都比孝經講的好。提倡孝道,又何必定要讀孝經呢?所以朱子到後來再不提倡這書了。爾雅則只是當時的一本字典,備人翻檢的。

漢朝人到了大學階段,就讀五經。當時說,五經是周公所創始,孔子所編定的。亦可說中國的孔子,就等於西方的耶穌。中國有孔子,則至今已過兩千五百年,西方有耶穌,至今未到兩千年。不論他們所講的內容,中國古人總是大家崇拜孔子的。直到南宋,距離孔子時代已遠。五經比較難讀,於是朱子又提出四書來,教人讀了四書,再讀五經。朱子所定的四書,照時代講,論語孔子的,大學曾子的,中庸子思的,最後為孟子。而朱子教人,則先讀大學,次及論語、孟子,最後始讀中庸。可是大學實僅一短篇,中庸亦只分三十三章,兩書篇幅短,坊間印四書把來合裝為一本。所以人人進私塾,先讀大學、中庸,再及論語、孟子。這本非朱子之所定。而大學成為中國識字人一本人人最先共同必讀的書,則亦已是六七百年以上的事。我進私塾,沒有讀完四書,只讀到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此下是後來補讀的。我們有一句俗話說,「三年讀本老大學」。這是說,最蠢的人,上學讀了三年書,還在那裏讀大學。

今天我就根據大學來講一番中國人從前的人生。照理說,一個民族實在總該有一本兩本人人共同必讀的書。現在的問題是,今天以後,我們中國人還能不能仍有一本兩本大家人人共同必讀的書呢?這是我們當前的知識份子,所該深切考慮的一件事。我們中華民族九億人口,如果沒有一本兩本大家共同必讀的書,這對民族國家的前途相當嚴重。西方人有一本新約,回教民族亦有一本可蘭經,印度人我不知道,這些今天我不講,我是要從大學來講中國的舊人生。

大學有三綱領八條目,我今天只從八條目下面四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講中國的舊人生。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照着秩序連貫而下。大學又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即是論語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

中國人從古到今,都講「修身」二字,這可說是中國人講道,即人生哲學,一個共同觀念。我小孩時,學校有修身課,我在上一次已講過了。但此後學校裏便沒有了,改為公民課。修身是教人如何講究做一人,公民是教人如何做一國家政府下的公民,這兩個意義是不同的。我們且不要來論其誰是誰非,但先該知道這兩者有不同。做一公民,你是一中國公民,但也可改做一美國公民,這是人的自由。但做人,中國人、美國人同是人,照中國人的道理講,便不該有兩種做法。這就無自由可言了。

今天人的觀念,中國例外,做了這一國的公民,便不該同時兼做另一國的公民,這不是在國之上更沒有一個共同的天下存在了嗎?所以外國人只講治國,不講平天下。在治國之上,再有平天下一項,這只是中國人如此講。而治國之下,又有齊家一項,亦是只有中國人講,為其他國家所不講。今天我們講西方文化,只舉「民主」與「科學」兩項。你既是這一國家的公民,你就可預聞這一國家的政事,這就是今天所謂的民主。但做一人,不能只講政治,再不講其他做人的道理。至於科學,當然更不講到做人道理了。這可見做人道理,實在只有中國人講,這就是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從修身層累而上。換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在做人的道理中,沒有離開了做人的道理而可以來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再換言之,做人道理中,便該有可以用來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沒有離開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再另有一番做人道理的。

我講到這裏,我特別要講一點中國人講的家。家的組織,有兩個最重要的成分。首先第一是夫婦,沒有夫婦怎麼有家呢?所以中國人說,「夫婦為五倫之始」。第二纔及到父母子女。夫婦一倫,當然必和合男性女性而成,一為夫一為婦。父母子女,亦兼男女。所以中國人講做人,男人女人兩面同講。我常說,中國人講道理有正面亦有反面,有這邊亦有那邊。男性女性或可說是分左右兩邊,或正反兩面的。但左右正反共成一體。只是在一體中分,不是說可分為兩體。今天大家都講左傾右傾,中國人則要講中道,不左傾,不右傾,「執兩用中」。又說:「用其中於民。」這就把左右兩邊和合成一體了。又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是反面,陽是正面,陰與陽同是一個天。不能只有晝,沒有夜;只有晴,沒有雨。講到人,男性是陽,女性是陰,亦可說人道須合男女兩性而成。全世界人類沒有一處,是只有男人,沒有女人;或只有女人沒有男人的。所以做人不是一個人做的,至少要兩個人搭配來做的。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結為夫婦,做人道理纔由此開始。

我在小孩時,便聽人講,中國人重男輕女。這句話直到現在還有人講。我眞不知道這句話是從何講起。試問我們從來的中國人,是不是只看重父親,不看重母親的?又是不是只看重兄弟,不看重姊妹的?照中國人講法,男人女人同是人,夫婦、父母、兄弟、姐妹同是一家人,大家相親相愛,這纔叫做「齊家」。如何來做夫做婦,做父做母,做子做女,做兄做弟,做姊做妹,這則是「修身」。我想全世界人,沒有像中國人這般看重女性的。舉一個證據,你拿一部二十五史來看,中間講到女性的有多少。我想至少有百分之十到二十。而那些女性,絕大部分都不牽涉到政治事業。這是全世界其他各國歷史記載中所絕對沒有的。

我再舉一例,春秋時代晉公子重耳,因國亂逃到狄國,娶了一妻,名季隗。他後來又要離狄逃亡他國,他對季隗說,請你等我二十五年,我不回,你再嫁,好嗎?季隗說,我今已二十五歲,再等二十五年,我快進棺材了。你放心,我會等你一輩子。重耳又逃亡到齊國,齊桓公亦妻以一女,為齊姜。重耳很安樂的在齊國住下了。他的從亡者,一天,在一大桑樹下商議,如何讓公子離開齊國,再往他處去。他們說的話,給在樹上採桑的丫鬟聽見了,那丫鬟就是齊姜身邊服侍齊姜的。回去告訴齊姜。齊姜便把那丫鬟殺了,勸重耳趕快離去。重耳終是不捨得離去,齊姜再與他的從亡者商量,把重耳灌醉,載上車,離開了齊國。

在重耳出亡的故事裏,便連帶寫上了兩個女性。季隗在重耳離去,肯終身不嫁,使重耳安心。齊姜又灌醉了重耳,逼他離去。第一個肯守寡,第二個肯與夫生離,他們兩人都犧牲了自己的終身幸福,為重耳前途謀。後來重耳由秦返晉,做了國君,就是晉文公。城濮一戰,打敗了楚國,繼齊桓公而霸。齊桓晉文是關係春秋時代歷史上的兩位重大人物。沒有他們,天下變了,下面怕亦不會有孔子。此下的全部中國史,怕會完全不同了。上述的兩位女性,肯不顧夫婦私情,讓晉文公有他的前途,這不是兩位賢妻嗎?這亦就是她們兩人的修身了。又不是和治國、平天下有着連帶關係嗎?亦可說,她們兩人對此下的中國,二千六七百年來,有她們重大貢獻的。我們的史書像左傳,像史記,都把她兩人這兩件事詳細記下,這亦算是看輕女性嗎?諸位試去讀一部左傳,像季隗、齊姜這樣的故事還多。這可見中國人中女性的偉大,女性的貢獻。這亦就是中國人平等看待男女兩性的成果。這是世界其他各國不能望其項背的。

或有人會說,季隗、齊姜為重耳如此般的犧牲,重耳返晉為君,史書上對她們兩人的下文並無詳細記載,這還不是中國史書的重男輕女嗎?但史書是記載有關國家民族的大事,並不能許細寫每一對夫婦的悲歡離合。晉文公之為人,自有他的缺點。所以孔子論語上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這些事可待讀史的自作評論,那得再由史書來詳細記載呢?

我再講一故事,明陶宗儀輟耕錄有妻賢致貴一則,載南宋興元路張萬戶家,有俘虜多人,賞一女俘給男俘程鵬舉為妻。結婚三日,女告其夫,看你才貌非凡,趕快逃離此地,否則常為人奴,豈不可惜。程鵬舉疑心她為張萬戶作試探,把她說的話告訴張萬戶,她受了一頓毒打。過了三天,她又勸丈夫逃走。不料她丈夫又去告訴張萬戶,張萬戶便把她出賣了。夫婦臨別,她把腳上一隻繡鞋,換了丈夫一靴,哭指着說,我們靠此再相見吧。程鵬舉感悟了,終於逃歸南宋,做了官。後來又轉入元朝,做到了陝西省參知政事。他從張萬戶家逃出時,年僅十七八歲。現在相隔三十多年,但尙念其妻,並未再娶。派人去興元路買他妻的那家去打聽。他妻自賣到那家後,夜間從不脫衣而臥,把半年來紡織所得,贖回自身,轉入一尼姑庵為尼。程鵬舉所派人又尋到尼姑庵,拿出隨身携帶的一鞋一靴來,纔知那尼眞是他的主母。請她同到程鵬舉任上去,她拒絕了。後來程鵬舉又特派人來迎她去陝西,重為夫婦。

這一則故事中的女性,連姓名也不知,只知她亦是一官宦人家出身。她的故事乃與兩千年前晋公子重耳之妻齊姜同一心情。固然程鵬舉的事業成就不能與晉重耳相比,但他能三十年不再娶,這就又勝過了晉重耳。中國人的人情味眞是可貴呀!後來柯劭忞寫新元史又把此女故事載入,又有人把它編為平劇,取名韓玉娘,由梅蘭芳演出。國人愛看京戲的,幾於無人不知。

中國的文學就是人生,也可說中國的人生就是文學,所以纔可把眞實的人生放進文學裏去。西方的人生不能成為文學,所以他們纔編造好多故事裝進文學中來。他們多講男女戀愛,但那有像中國般的夫婦愛情呢?而且又多牽涉到國與天下的大局面上去的呢?諸位要瞭解中國人生,亦該去看看中國的平劇呀!像韓玉娘,雖然平劇中把故事略有改動,但大體還是眞實的。

說到平劇,我再舉一齣三娘教子來講。三娘的丈夫姓薛,娶了二妻二妾。他因公出門,有人謊報他死了。大娘二娘改嫁了,二娘留下一子。三娘因念薛家只此一脈,不忍離去,立志把此子扶養長大。一老家人亦留陪不去。三娘以紡紗織布維生,送子上學,管教很嚴。有一天,同學譏笑那小孩不知三娘不是他的親生之母。小孩聽了,回家後對三娘很不禮貌。三娘教他背書,他不背。於是三娘命他跪在地下。戲裏的三娘,一路唱着的教訓她兒子。本來訓子只要幾句話可盡,中國戲的妙處正在這裏。三娘的唱,廻腸盪氣,可歌可泣。人生有好多情味,語言表達不出,便把歌唱來代替。這尤是中國戲的特殊處。幸有那老家人前來解圍,使母子重歸於好。這一齣戲,除三娘外,老家人亦要唱,小孩子亦要唱。一段簡單的故事,唱得臺下聽眾留在腦際,可以久久不忘。結果這小孩長大了,考試中了狀元。他父親亦立了大功,升了大官,回來了。富貴圑圓一場喜劇。而劇中最動人的,還是那三娘教子的一番唱,戲劇中便涵有了一段甚深的悲劇。這眞是對人生一好教訓。近代國人又說,我們中國人只懂大團圓,喜劇。不能有像西方般的悲劇。這眞可說不懂中國人的人生理想。中國俗話說,苦盡甘來。難道定要成為悲劇,纔是有意義有價値的人生嗎?

這戲與韓玉娘不同,韓玉娘是做妻子,三娘是做母親。這故事到底有沒有,且不論。但與孟母教子不一樣嗎?與岳飛的母親教岳飛,不又是一樣嗎?不過我們唱戲,岳母刺字與三娘教子都唱,而孟母斷機訓子比較不大唱。因為孟子是個亞聖,所以我們少把來在戲裏唱。連岳母刺字,亦比三娘教子少唱。因岳飛亦是一武聖人。可見社會平常人有動人故事,更受大家歡迎。中國人生深處,亦在這裏透露出來了。所以我說,中國人生是文學,是道義,又更是藝術。這種藝術表現在那裏呢?尤其是表現在我們的家庭。而中國人的家庭,尤其重要的是「賢妻良母」。沒有女性,又怎麼成家庭呢?

我還要講到梅蘭芳。在對日抗戰前,他到美國去唱戲,這是當時一件大事。為要美國聽眾瞭解,臺上用幻燈打出英文翻譯,每一聽眾各給一份劇情說明,並附唱詞和說白。梅蘭芳扮演打漁殺家中的女兒,說:「爸爸怎麼說,女兒當然照爸爸話去做。」臺下兩個美國老婦人聽到這裏,指着臺上說,我們倘有這樣一個女兒,該多開心。可見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外國人又怎麼樣的羨慕啊!中國戲劇說不盡。再講一齣武家坡,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有人在英國倫敦把此故事改編為英語劇演出,英國人喜歡滿意,那人亦就出了名,成了一文學家。其實西方的話劇,那能和中國以歌唱為主,有說不盡的人情味的平劇相比呢?

以上從中國戲劇來講中國女性,分從多方面講,已講得太多了。但還是講不盡。即如做丫頭女婢的,如西廂記中的紅娘,如白蛇傳中的小靑,至性至情,亦足使人嚮往,敬慕不已。但我只能到此而止了。

今天一般的中國人不讀舊文學,連平劇亦不懂欣賞,又何從來談中國人生呢?有一位從美國回來的訪問教授,也去聽平劇,和我在戲院裏碰見。他說:「平劇只得算是地方戲,那能叫國劇。莎士比亞的劇本中的故事,西方原來有,由莎士比亞改編,就成了大文學。我們中國就沒有人把這些戲劇來重編一番,就不能同莎士比亞相比,亦不能稱它為國劇了。」這位教授所說,依然只在說中國比不上西方。他不懂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的戲劇,本不在中國文學裏佔高的地位。但已有此造詣,而他不懂欣賞。專根據外國情形來批評中國,只可說他對中國是無知了。

近代我們亦有根據舊文學來編成戲劇的,即如孔雀東南飛一劇。我已講過中國戲劇中的女性,做太太的,做母親的,做女兒的。孔雀東南飛則是講一離婚故事的。但中國人的離婚又和西方人離婚情況大不同。諸位讀孔雀東南飛的詩,或去看孔雀東南飛的劇,便可知道。

我再講一首古詩。「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這亦是講的離婚故事。那婦人被離婚,過着如此淸苦的生活。但她遇見了舊時的丈夫,她還如此般的多情多禮,悱惻纒綿。若由外國人來寫,他們如何結婚,如何離婚的經過,必會詳細寫出,交代明白。他們是重在「事變」上,我們中國人則重在「情義」上。只此短短二十個字,就何等耐人去玩味呀!這就是中國人的人情味,亦就是中國的人生哲學了。把如此的人情來講求人生,自然女性的會更勝過男性的。這又如何說得中國人是重男輕女呢?

我再要講一個做嫂子的。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父母早亡,由他兄嫂扶養。但,哥哥亦早死了,韓愈仍然依他寡嫂,長大成人。除韓愈外,他寡嫂還有一子,一家三人。韓愈學成,赴京投考,忽然他的親姪又夭亡了,韓愈有一篇很出名的祭十二郞文。粗心的讀者,只想到十二郞,卻沒有細想到他的生母,韓愈的寡嫂。韓愈成為中國唐代以來第一個大文學家,影響中國其下歷史的多方面,這豈不他的寡嫂亦有了很大的功勞嗎?所以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連女性亦在內。這是千萬不可忽視的。

我上面講中國人生,多講了齊家,多講了女性。這亦有緣故。因中國人生重情感,西方人生重事業。中國人生重在內,西方人生重在外。要請女性到社會上來求富求貴,爭權爭利,當然比不上男的。要使女的來當政治領袖,作三軍統帥,亦自會遠不如男的。但專講做人道理,要把一己的情感充分發揮,使人羣相和相安,滿足快樂,則女性的貢獻或許會勝過男的。中國人在齊家以上,還有治國、平天下,當然以男性表現為多。然而正本淸源,把一陰一陽之道來講,女性自不可忽。我此次所講在中國人生之大本大源處,在每一人之德性上,在每一人之情感上。我這一講,多講了女性,自然有些偏。但諸位善加體會,從此尋向上去,自然不會錯。

現在再從齊家講到治國、平天下。大家都說治國、平天下必該有人才。淸末曾國藩的原才篇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這是說,人才源於風俗。風俗厚,人才出。風俗薄了,人之有才,反多為害不為利,就算不得是人才了。現在我們試問,風俗從那裏厚起呢?還不是要從家庭,要從賢妻良母,要從人的一生,從幼小到長大成人,有一個溫暖和愛的家庭厚起嗎?一個女性在家,豈不亦有她的心之所嚮嗎?淸初顧亭林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正亦可說,天下興亡,匹婦亦有她的責呀!滿淸入關,顧亭林終身不仕。他就說,他的不仕滿淸,正為奉他守節寡居的嗣母的遺教。則女性的有關治平大道,天下興亡,不又是一證據嗎?

孔子論語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專從外面事業來講,則如今人所高談的民主呀!科學呀!其實還只限於孔子所說游於藝的最末一項內。如我們今天大學教育,各門各科,像哲學、文學、政治、經濟、物理、科學等,其實都還是一藝。要講依於仁,據於德,從人的性情來講,則我此講,我自謂較易顯出其涵意。而志於道一項,所謂人生大道,亦就由此顯出了。現在我們又要提倡男女同校,務使男女雙方接受同樣一色的教育,將來都到社會作同等的活動,這又和我們中國以前人的人生理想,人生哲學,有大不同了。

時間有限,講得太簡略,敬請諸位原諒。

第四講

我這四次的講演,我很抱歉,沒有什麼特別的理論心得,只是隨便談談。第一講是講我們中國的現代人生。我們希望所謂現代化,西化美化,一切學美國人,這是學不成的。這是我第一次講的大意。第二第三講,我是講從前的中國人生是怎樣的。今天第四講,我要講講明天的中國人該怎樣。這一次只能講一些我心裏想的,不能像前兩堂舉着些實際的事情來講。

實在我們過今天的生活就應該考慮到明天。我們不懂得明天,不想到明天,怎麼過今天呢?這是不可能的。過一天算一天,這不叫人生。我們應該要知道有明天,顧慮到明天,纔來過我們的今天。明天我們中國人的人生應該是怎麼樣的?我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有一美國人特地來看我,他說,你在香港辦一個學校,得到美國耶魯、哈佛兩個學校的補助,你認為香港是個安全的地區,還是並不安全?他的意思,認為香港是不安全的。我回答他說,現在的時代,什麼地方都不能說是安全。可是比較講來,香港總比美國要安全些。他大出意外,問:「你這話怎麼講?」我告訴他:「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動亂的世界,可是這種都是小的動亂。倘使要有大的動亂,只有一個,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當是你們美國同蘇維埃的戰爭。這個戰爭一定是一個原子戰爭。你們美國的原子彈拚命向蘇維埃扔。蘇維埃的原子彈同樣拚命向你們美國扔。香港沒有資格讓你們兩國扔原子彈。」他聽了我這個話,完全以為然,不出聲了。可是這還是二十幾年前的話。到現在,我二十幾年前講的話,卻愈來愈近情了。

其實遠在我們對日抗戰時,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教授們辦一雜誌,名戰國策,就先已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還會有美蘇對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興起。不過在當時,只是一種憑空想像的講法。即連我二十幾年前在香港時,對那美國人所講,亦只是一種憑空想像的講法。可是今天則事態逼眞了。至少下面的五年十年可能引起美蘇戰爭。照我的看法,不只十分之五的可能,或許還在十分之五以上。當然我們要看今年美國的大選,明年美國的總統換新的還是舊的。再看蘇維埃,我對蘇維埃知道的太少。總之,在美國、在蘇維埃,雙方都在變。這個戰爭可以從緩,可以拖延,可是絕不能根本上的解消,說下面的世界是和平了,絕不戰爭了。這句話,至少須待五年十年以後,看情形再可說。在這五年十年以內,怕總不能說世界絕無戰爭。而這一戰爭,必是一場大的原子戰爭。我們應該想一想,萬一這五年十年內,眞有美蘇原子戰爭,我們臺灣雖可不吃到原子彈,但要安安頓頓的過,亦不容易。還有世界其他的一切變化。不論國家、不論民族,單論我們個人的生活,人生總該有番考慮呀!不能說是過一天算一天,這是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我想中國總還是一個中國,總不能像今天般,兩個政府,只隔一個海峽,永遠的對立下去。我想最近將來,中國總是會統一的。或許在五年十年以後,這要看世界大局的變化。我們中國一時總脫離不了美國關係。中國問題同時亦就是美蘇問題。今天我們兩個政府,一個就是馬、恩、列、史的共產黨政府,毛澤東開始就叫一面倒,倒向蘇維埃。我們這裏的政府,就是要民主政治,總算得是親美的。今天大陸變了,同蘇維埃隔離了,大批的留學生派到美國、歐洲。世界上的共產國家,只有我們大陸這樣做,沒有第二個。那麼下邊的大陸是不是也要變向美國一面倒了呢?這還沒有定。倘使這樣,那麼我們兩個政府同算得是親美的了,當然會合併。倘使不這樣,第三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敗俱傷,美國不可靠了,蘇維埃亦不可靠了,那麼我們的問題亦就解決了。當然會和平統一。

我這番話,在前兩年,我到香港新亞書院去作講演,就已曾公開的講過。我當時亦只說在五年內,現在過了兩年,到今天還說在五年十年內,這是無法確定說的。諸位總要考慮,倘使到這一天,我們今天在座的十位中至少怕會有八位要回到大陸去。不僅大陸人會回大陸去,臺灣人亦會到大陸去。縱然不是五年十年,在諸位的畢生中,我想總會有這一天。你今年三十歲,四十、五十、六十、七十,或許你在大陸過。你今年五十歲,或許六十、七十,你在大陸過。這是諸位一生中必然會有的現實人生,總不該不早有考慮吧。可是這就是一大問題。

我們在臺灣,每一個人,除了懂得臺灣,或許有十分之五,乃至十分之五以上的人,都懂得一點美國。而且我們今天的人生,實際上已是美國人生,不是中國人生了。不僅做出來的,即就在腦子裏想的,亦是這樣。諸位不信,諸位看報看電視看雜誌,一切思想言論,仔細一想,亦就明白了。

至於我們對大陸呢?三十歲的人,生在臺灣,可稱對大陸什麼都不知。四十的,從小就來到臺灣,對大陸所知亦太有限了。那麼有一天回到大陸,不是到了一個毫無所知的世界上去了嗎?而且這個世界是我們大家所看不起的,亦可說是我們不願意去的,而竟然去了。下面的人生又該怎樣呢?當然我們今天在座的有年齡大的,但一般說來,看輕大陸,不願意去大陸,亦似乎和年輕人一般。然而到底我們大家仍得回大陸去。這不是我們今天一絕大的人生問題嗎?這是現實人生的問題,不是哲學思想的問題。至少今天在我們的腦子裏,要考慮到這兩個可能。倘使你腦子裏考慮到這兩個可能,你今天的人生就會不同。現在我們是有一天過一天的人生,所以不會想到我上面所說的。

我再進一步講,這個世界怎麼會到今天這個樣子?我說我們不知明天,就不知今天。現在我再要講,我們不知道昨天,亦就不懂得今天了。這是中國人的人生哲學,要把一輩子從小到老,整個的生命,全部都打算在內,纔能知得一正當的人生。不僅自己一輩子,父母子孫,一個家、一個國、一個天下,亦都要打算在內,纔知得一最高正當的人生。不是私人的,一段一段的,過一天算一天,就算得是人生。而且就是這一天,還要抗議,要求變求新,不肯安定的,在這一天上過。那麼連這一天都沒有了。其實西方人並非這樣,英國是一個英國,法國是一個法國,他們亦一千年到今天了。而且全部的西方人,他們還都常念到希臘羅馬,西方人有他們西方人的歷史傳統,在他們的腦子裏。而我們求變求新,則要把以往的五千年歷史全部勾銷,來學西方。但又只能學西方的今天,總不能回頭來學西方的全部歷史。這樣下去,中國究竟將要變成個什麼呢?這眞値得考慮呀!

我且再講一講美國。我拿我自己八十年的經驗來講。我生在前淸的乙未年,前一年是甲午。我小孩時,就有八國聯軍打進中國來。有英國、法國,有德國、日本、俄國,美國只是跟在後邊的,不重要的。其他各國都早同中國有關係,有侵略地,有租借,美國沒有。所以當時中國人的心裏,恨的是英國、法國、日本、俄國。還有一個德國,這事件是由德國開始的。美國不在內。庚子賠款,八個國家一國一份。忽然美國人把這份錢退還中國,教中國人派留學生去美國讀書。這還了得,當時中國人的心裏對美國是應該和對英法諸國大不相同了。當時的美國,在世界列強中,最多算得是第二流,或許只能說是第三流的國家。可是世界第一次大戰興起,美國參加了,他便一躍而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又變成中國最親密的戰友,而他又變成了世界第一大強國,這是全世界公認的。

但美國人在西方歷史中論,是不成熟的。我們只舉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像意大利,像法國,甚至於像英國,許多國家社會不安,共產思想之猖獗,美國人化多少錢,完全由美國一手救的。而且美國從頭到尾,絕不想做一帝國,絕不要滅亡人家的國家來做他的領土。但實在講來,美國人亦不懂得如何來做世界第一大強國,如何來做全世界的領袖。他們遠離了文化大傳統歐洲本土,已有四百年。每一個人,當他在艱困中,則易於做人。當他得意了,做人便難。所以人生的失敗,常在得意時。美國今天是得意了,得意了該怎麼辦?這是中國人講人生最所注意的一點。

我們大家希望得意,不希望失意。然而中國人不教人追求得意,只教人得意了,要加倍小心謹愼,防有失意事來臨。這是中國從古到今,講人生很看重的一點。美國人似乎不懂注意到這一點。好像可以為所欲為,我要怎樣就怎樣。而他要的,有些卻不是為他們私的。是為人家,不是為自己。我舉個例,像如南北韓戰爭,美國出面來幫助南韓,世界景從,成了十九國的聯軍。這眞如泰山壓頂,不僅北韓不能抵抗,毛澤東出兵幫北韓,又那能抵抗。但美國人卻不用全力,連一座鴨綠江大橋亦不派飛機去炸,儘讓毛澤東軍隊源源不絕地渡江而來。美國人好像在想,他們自己是不會失敗的,然而終於失敗了。在三十八度線的板門店,吞聲下氣地講了和,使美國眞成了一毛澤東所說的紙老虎。倘照物質條件來講,美國是不會失敗的。但照精神條件來講,人家拚死出全力,美國連一半力量都沒有使出。他們實在是太得意了,認為要這樣就這樣。世界上那有這般容易事呀!

但美國人並未覺悟到此,南北韓戰爭停了,接着就來南北越戰爭。越南的舊主人法國,已經退出不再過問。美國人卻又出頭來援助南越。然其他各國不再像韓戰時那般踴躍出兵,只讓美國獨自來擔當。美國人亦仍不用全力,一次一次的加兵,但決心不打進北越去。他們只要打一不求勝利的仗。他們既不求勝利,那麼又只有歸於失敗了。

諸位當知,這世界天天在變,刻刻在變。以一個世界第一大強的美國,可以先敗於韓,後敗於越。而蘇維埃在背後,則始終並未明白露面。只有我們在臺灣的中國人,直到今天,還認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強國。只有它可以為所欲為,是可以依靠的。而美國人,則連他們對自己的信心亦失掉了。義務兵役取消了。他們大概想,從此以後他們是只要和平,不再要戰爭了。這眞是當前世界一件大事呀!

歐洲人自普魯士開始,全國皆兵,義務兵役是他們一件極大的事。我小孩時,我們中國人稱讚歐洲人的義務兵役,駡自己國家連戶口册子都沒有,你國家有幾個壯丁都不知道。其實這亦算得是淸朝一德政。他們不再抽人丁稅,所以亦不再要調查戶口了。那就更不要講義務兵役了。我從知讀書,就知道義務兵役中國從秦朝漢朝就有。其實秦漢前周朝已早有,這較之歐洲近代的義務兵役,又早了兩三千年。但今天我們中國人卻閉口不講,這究竟是知道,還是不知道的呢?漢朝的義務兵役到唐朝變了,還是義務兵役。漢朝是全農皆兵,唐朝變為全兵皆農。實因為中國地太大,人太多,斷不需要全國皆兵了。這又怪中國什麼呢?到宋朝,乃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說法。這可見,中國人亦是一路在求變求新呀!

現在這個不講,我們再回頭來講當前的世界問題。我們再要講到美國人的心理。我先提出兩個字,一是驕傲的「驕」字,一是謙虛的「謙」字。謙則心虛,而對外易得和。驕則心滿,而對外易啟爭。中國人只提倡謙虛和合,絕不教人心滿意足,大膽做人。「驕」字是中國人一向要人警戒的。西方人生重在每件事要求有成功。但一番成功,便易引起一分驕心。西方社會是一個商業傳統的社會,今天的商業廣告,每件商品他們都自稱自滿,驕態十足。亦教人買得,便能對己滿足,對人驕傲。沒有自謙,說他商品還有缺點的。所以西方人易生驕傲,不懂謙虛。希臘羅馬若懂謙虛,不自滿足,便不易快速亡國。近代的西方人,若懂得謙虛,以和相處,亦不會連着產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今天的美國人,當然他是今天世界第一大強國,眞像可以為所欲為,要怎樣就怎樣,便產生了一個驕傲心,這一心理就幾十年來害了美國人。韓戰、越戰美國人見義勇為,並不錯。但兩次都失敗,便害在這一「驕」字上。

在這兩次戰爭中,亦有蘇維埃,但他們只躲藏在後面,不出頭露面,沒有驕態流露。但亦非有謙意,乃其陰險,而扮演出一種退狀弱態,不與美國正面敵對相抗,但他們成功了。美國人要怎樣就怎樣,他這個心理,他這個態度,便吃了大虧。今天美蘇兩國人的心理,似乎轉過來了。美國人膽怯了,蘇維埃膽大露面了,他們的軍隊開進阿富汗,這是一明證。現在他們兩國的地位似乎亦要轉過來了。那麼今天的美國人又怎麼辦呢?

我先告訴諸位,驕心總是要不得。尤其是在得意的時候,更要不得。一個人在失意的時候,這句話可不必講。一旦得意了,便會失敗在這上。但美國人,到今天,這個驕的心理似乎還不易丢掉。我們做人,諸位要知,一旦得意起了驕心,便會一輩子忘不掉的。現在的美國人,他們並不是不希望世界和平,他們亦不想引起世界戰爭,至少他們不再喜歡當兵了。義務兵役都取消了。

卡特上臺,就在提倡和平,獲得了美國人的心理同情。阿拉伯人有了石油,不比從前,他們與以色列之間的爭執,卡特就出來從事調停,不再專一袒護以色列了。卡特認為我出來調停,雙方爭執就易解決。但卡特這種做法,是不容易成功的。他們雙方爭執,你就不宜參加進去,該從旁設法調停。現在失敗的不是以色列,亦不是埃及,而是美國。卡特不懂得。如有兩朋友相爭,你私下設法從旁勸他們是可以的,不能加進一我,成為三人之爭,就更複雜,更談不攏了。

第二個越南問題。卡特上台前就說,他要承認北越,現在又失敗了。第三是韓國問題。他又說,要從南韓撤兵,今天撤了兵沒有?反而增加了。第四是中國問題。他忽而取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來承認大陸。他的用意,固然想要聯合中共來對抗蘇維埃。美國的大敵,當然是蘇維埃。然而對中國這般的棄信背義,不但不易解決問題,反而會引生出更多問題來的。

我可以說,卡特並無野心,而且存心在謀取和平。然而他一連串的輕率從事,大家說他不懂外交,其實他對阿拉伯,對韓、越、對中國,還是有一驕心在裏作祟。此下美國總統競選,不知是共和黨勝利,還是民主黨勝利,還要隔四個多月纔能知道。在美國人的一般心理來講,還沒有十分厭棄卡特,可見美國人都還是要和平。然而美國人一面要和平,一面忘不了我是世界第一大強國。

照中國人的講法,你得意了,你成為第一流的人物,你千萬不要驕傲,你要謙虛、你要謹愼、你要有禮貌、你要懂得退讓,纔能與人相處。臺灣對美國有依仗,南韓、南越亦然,都視美國為朋友。但美國對臺灣、南韓、南越,則無謙意、無禮貌,不像一朋友。他要你怎樣就怎樣。中國大陸、北韓、北越,則是美國的敵人,但美國則轉把他們當朋友看,對他們比較客氣,不敢說我要你怎樣就怎樣。今天大家認為美國人不能做朋友。我小孩時,全世界白種人,就是美國人可以做朋友。可是今天全世界的白種人,只是美國人最難做朋友。你做他敵人,他對你有禮貌。你做他朋友,他就對你無禮貌。這就是他有驕心無謙心的一種心理作用在作祟。

所以我們一個人做人是該謙不該驕的。又試看毛澤東,他統一了中國大陸,這是從袁世凯以來中國大陸眞統一了。當時那邊一個蘇維埃,這邊一個美國,左右逢源。蘇維埃要找到他,美國亦要找到他。英國羅素就說過,此下的世界,將是蘇、美、中三個大陸國的世界了。如英、日島國,是不行了。而毛澤東一起來就叫一面倒,倒向蘇維埃,不理美國。不僅一面倒,還要自己出頭來抗美援朝。他不知,共產主義並不要叫你一面倒,共產主義亦並不要你使用人海戰術來抗美援朝。蘇維埃不是藏在後面不叫抗美援朝嗎?正為毛澤東亦有了一驕心,他太得意了,認為我可以要怎樣就怎樣。現在毛澤東是失敗了。

諸位,我們那個人不希望得意呢?但倘使有一天你眞得意了,你要記好美國和毛澤東的教訓。一個人、一個家,發了一些財,做了一個官,你就能得意忘形嗎?這是要不得的。他此下的失敗,就在這裏。蘇維埃淸算史達林,這是他們的內政,本可與毛澤東不相干。你淸算史達林,我以後不再講史達林就好了。毛澤東的國際外交,仍可一面倒,然而他驕心已起,太得意了,他和蘇維埃亦從此失和了。轉而對他的手下同黨人不斷淸算、不斷鬥爭,落得如此下場。諸位是都知道的,不用再講。

現在再說到蘇維埃。他對中國大陸有了裂痕,卻從不正式反臉。直到鄧小平出兵和北越打仗,蘇維埃還不曾有露骨的表現,他還在陰暗處做文章。依照中國人意見,在謙處做文章是容易的,在驕處做文章是難的。蘇維埃對大陸並無謙意,但亦不露驕態。到今天他們又變了。看他們向阿富汗出兵,便是他們的驕態呈現了。此下蘇維埃的文章,亦就不容易做了。今天以下,兩驕相遇,又如何得希望世界和平呢?

中國的易經六十四卦,每一事變即講一番應變的道理。但總是戒驕而重謙。在謙卦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就是得意,就是滿足,就是驕。中國古書明白教訓如此。可算說得已夠已盡了。

我們今天要在這裏求開發,這十年十五年來臺灣的進步,是不必講了,大家都知道。可是這個進步是物質上的。從心理上來講,今天我們已很得意了。說我們今天是美國商業上的第七個伙伴,此後還希望逐年進到第六第五個伙伴。只做美國一個商業伙伴,這又何値得這般自稱自賣的得意呢?我們有電燈、我們有汽車、我們有高樓大厦,貿易成長率一年比一年高,這些不應該放在嘴邊來自誇自大。我恐怕這亦就是一種驕意的表現,亦就是我們此下失敗的根源了。今天我們只要看報上每天所載社會的一切消息,風俗人心,還是日趨進步呢?還是日趨墮落呢?別的都不用講了。

我再舉兩句孟子的話來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不是像西方般的一篇哲學論文,卻是根據人生實況的兩句格言。我們個人要各自問自己的心,怎叫安樂、怎叫憂患。我們不是儘要求安樂,不肯要憂患嗎?我們人的一切性情、智慧、才具、能幹,或者講到事業,都從憂患中出生長大。一到安樂,一切便都會老去死去。我們卻又儘說,我們是在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和」固然是好,恐怕人要謙虛要憂患纔能和。依照孟子的話,安呀、樂呀、利呀,恐怕要不得。如果我們一心要追求安樂與利,那將會使和的亦會變成不和。只要和,自能安、自能樂,而利亦在其中。那能把不和的氣氛,來爭利,來求安求樂呢?我們說美國人是安樂的,但要知道這種安樂是靠不住的。毛澤東初上臺時,大陸生活還比臺灣要安樂些。但到今天,是不安不樂了。這正從毛澤東得意忘形,政治高壓,上下不和而起。所以我們要求安樂,就該先懂得憂患。懂憂患,纔能生安樂。安樂了,又會生憂患。今天我們卻盡力在提倡「安樂」二字,這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嗎?我們的老「總統」蔣介石先生,教我們要「勿忘在莒」。這就是教我們要懂憂患。我們又說越句踐臥薪嚐膽,這又明白是在憂患中,不在安樂中。我們今天仍在孤島上,國家未統一,怎麼能不要憂患,儘求安樂呢?

世界有治有亂。生在治世,天下太平,有太平時代的人生。生在亂世,我們亦該有一個亂世的人生。我總認為,我這一輩子就是處的亂世。從我生下來到今天,八十六年,不是處的治世。我要懂得,我應該怎麼做人,我常要看中國歷史上亂世的人物,他們怎麼做人的。我當然做不到他們,然而我希望學到他們一點。

我再舉一例。我為幼童,就懂讀三國演義。長大了,我又喜歡看平劇。但在三國演義中,以及平劇中的諸葛亮,實在並不是一個眞諸葛亮。諸葛亮在出師表裏他自己說:「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諸葛亮把「謹愼」二字來稱讚自己,並說他自己知謹愼。這須細讀三國志正史,纔能知諸葛亮是怎麼般的謹愼法。我們和諸葛亮同樣生在亂世,我們遠不如諸葛亮,便更應該學諸葛亮的謹愼。不要尋求得意,得意了就不再會謹愼了,得意了便想出風頭。當前風頭出得最健的,一個就是美國,一個就是前幾年的毛澤東。現在我們都看見了。至少今天我們是處在亂世,不能得意,不能出風頭。

諸葛亮又教他的兒子,「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個字。我們一個人總要有個志,這是中國人最愼重提出來講的。從孔子開始講起,直到淸朝末年,都在講做人先要立志。現在我們不講了。所謂「立志」,要做第一等的事,第一等的人。即在亂世,亦有第一等事,第一等人可做。最簡單說,我們不一定非要做一成功的人,可是我們絕不能做一失敗的人。居亂世,更應這樣想。失敗尤其重要的是在人格上,人格上失敗了,中國人就說他不是人。西方人講人格是法律上的名詞,中國人是指德性上說的。淡泊明志,此志亦指人格言。淡泊最簡單講,就是不要在物質功利事業名位上有多要求。

諸位不要認為這些話都是古話。今天的人要照今天的生活,怎麼可以不講物質條件呢?我告訴諸位,我活了八十幾年。我小孩時,沒有電燈。我不記得到那一年纔用電燈,至少在十歲以後吧。然而我回想沒有電燈時,我並不覺得不快樂。有了電燈,我並不覺得因此而很快樂。三十年前,我初到臺灣,那時臺灣輪番停電,我在臺灣住一個禮拜,至少要碰到兩個晚上沒有電燈。但是我覺得,沒有電燈並非不快樂。晚上沒有電燈,不會影響你的人生。你自己失掉一份人格,就會抬不起頭来。現在我們再不講「淡泊」二字,為非作歹的事層見叠出,怎麼辦?大家就來講法律,說要民主就該法治。人生難道只該受法律支配嗎?不在法律支配之下,又怎麼樣過日子呢?諸葛亮教兒子所說的淡泊,不僅專指物質生活言,名呀、利呀、權呀、位呀,都不該太看重,這樣纔能寧靜致遠。我們今天又只要活動,不言「寧靜」。所以我說,今天我們中國人的頭腦早變成了西洋頭腦。

諸葛亮又在出師表裏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他所說的「性命」,亦指「德性人格」言,不指物質生活言。今天我們則只在物質生活上打算盤,再不想到德性人格。諸葛亮說的苟全的「苟」字,不是苟且之意,是指不顧物質生活,不求名位聞達,只要求全他的德性人格。這眞是最難的事,亦是最容易的事。你只要退一步,能淡泊、能寧靜,不是就能保全你的性命了嗎?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教你不要謀求得意,不要想出風頭,這還不容易嗎?倘使我們每一個好人,有德性人格的人,都能有名有位,都能被人敬重,這就不叫亂世,這是太平之世了。總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還是個亂世吧?你在這個亂世裏,你不要出風頭,不要求得意,不要計較物質生活上的條件,這是諸葛亮講的話。講得對不對呢?請諸位各自仔細想一想吧。

我上面說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可能回大陸去。到那時,我們不論是何地位,至少都像是富人跑進了窮國。我們最重要的,便不該覺得是得意,是出風頭,抱有一分驕心傲態。今天大陸人民的生活是如何般的艱苦,但我們回去主要的不是面對物質,面對電燈自來水,而是面對人。而且所面對的,是中國人,同是炎黄子孫,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不該把勝利者的姿態,異國人的心理,來面對他們。我們回到大陸,總不能說,你們全錯了,都不對,你們不知道人家美國是怎樣的。我們回到大陸,第一該懂得「謙虛」,第二該懂得「憂患」,第三該懂得「謹愼」。我們回大陸,不是安樂的開始,乃是憂患的開始。要懂得如何和大陸同胞來共其憂患,來謀求國家民族的百年大計,長遠的前途。這樣的一番大責任,不是今天就早該憂患着嗎?所以我說,諸位在今天就該顧慮到明天,五年十年很快就來,那時眞是天地大大變了。

我的意思,與其你到華盛頓、到紐約,去住一段時候,或是旅行一番,你認為可以享受一些快樂。你還不如定下心來,拿我上面所舉如論語、孟子、易經、大學、諸葛亮集等幾本中國古書好好去研讀一番。把中國古人教人如何做人的道理如謙虛呀、憂患呀、謹愼呀,好好放在心上。這不僅對我們個人,而且對我們國家民族大前途,定會發生一番作用的。因為我們到底是個中國人。諸位千萬不要認為昨天的過去了,我們要講明天了。這個觀念,中國人講人生絕不這樣講。我們的今天,還是該保存有昨天,還要連帶及於明天。這是所謂人的一生。若使昨天已過去了,今天又要過去了,只有明天。但明天很快就會是今天,又會成昨天,亦會很快的過去。這人生不是全部落空了嗎。

我這匆匆四次的講話,言有盡,意無窮。一切講不盡的意,留待諸位自己體會,自己考慮吧。還請諸位原諒。完了。謝謝。

(一九八〇年台北故宮博物院連續四次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