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生論要旨,備見於論語所講之「仁」與「知」。孔子的形上學,則備見於論語所講之「道」與「命」。

道,亦稱為天道。命,亦稱為天命。所以必稱為「天道」與「天命」者,正見其已深入於一種形上的境界。

道本指道路言,故莊子曰:「道行之而成。」韓昌黎亦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但孔子所指之道,既不限於某一時,亦不限於某一人或某一羣人。孔子所意想中之道,乃一種超越於時代與人羣,普泛於時時與世世。換言之,孔子所意想中之道,乃包舉古往今來全人類歷史長程所當通行之大道。既是包舉全人類,亦即是一大自然。故此所謂道,雖曰「人道」,同時亦即是大自然之道,因此亦可謂之為「天道」。

然此道,既超越於時時與人人,既包舉了古往今來各時代之全人羣,則試問此道,何以能入於某一時代某一人之心中,而獨為所發現?此在西方哲學家,亦僅自稱為愛智者,彼輩亦僅求如何獲得此發現,而未嘗眞信彼輩自己之確已獲得此發現,眞信彼輩自己之確已具知了此道。具此眞信者,則惟人類中之大教主,故釋迦宣揚此道,自稱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耶穌宣揚此道,則認為彼乃上帝之獨生子。孔子雖不自居為一大教主,然亦深信其自己之明具了此道。故其宣揚此道,雖不同於釋迦與耶穌,然孔子亦必曰:「天生德於予。」於是遂由道而牽連及於「命」。因孔子亦深信其所悟之道之大,則決非可以出於其本身之力而獲有此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猶言斯道。朱子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朱子此注,似微有所未盡。何者?禮樂制度布於世,乃為道。若禮樂制度未布於世,即不成為禮樂制度。固不能謂禮樂制度而具備於某一人之身。然則所謂「文」者,當是所以行道之節次步驟,規模門類。自歷史言,文者,乃道之既存已顯之迹。自當前言,文者,乃道之推行措施之序。孔子身與斯文,若其得世而行道,乃始有禮樂制度可言。今孔子既未能得世行道,道具於身,未布於世,故僅曰文,不曰道,此非謙辭,乃實辭也。

何以此超越於時時與人人之道,而獨明於某一時某一人之心?在孔子言之,此乃天意之未欲喪斯文。此即是天命也。故子貢稱孔子,亦曰「乃天命之將聖」,「將聖」即大聖。大聖亦何以異於人,而何以獨明具此大道?於是則推說之,曰:「此天命也。」然天命既使此大道明備於聖人之身,又何以不使此大道遂明備於聖人之世?豈遂有或人者出力以沮遏之,以使其不行乎?若使於某一時,有某一人者,能出力以沮遏此大道之行,則豈非此一人之力,遂更勝於聖人之道乎?然聖人之明備此道,則出於天命,則豈此一人之力,遂更勝於天乎?若果此一人之力可以勝天意,違天命,沮遏天道於不行,則所謂天,所謂道者,豈不將轉屈於此一人之力之下,又何以成其為天與道?故知若果是大道,可以行之世世與人人,則必無人者可以沮遏之,既曰無人可以沮遏之,故曰:「匡人其如予何」也。

然既無人可以沮遏此大道,而大道何以仍終於不行?在釋迦,則說之曰:「此由眾生無始之積業」。在耶穌,則說之曰:「此由人類原始之罪惡」。而孔子,又不然。孔子不歸咎之於人,則說之為此仍是「天命」。

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惟天意不欲此道之行,則雖聖人亦無如何。故非天意,則聖人不得明此道;非天意,亦無人可以使此道不行於天下。

故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何人,乃能沮遏天命於不行?公伯寮既不能沮遏天命於不行,又何以能沮遏大道於不行。大道即本於天命,不僅公伯寮一人之力,不能沮遏此大道與天命,即積一世人之力,亦無法沮遏此大道與天命。夫大道固將推行於世世人人而無阻,而豈一世之人之力所得而阻之。且若此一世之人,將合力以阻此大道之行,即此道者,固得謂之大道否,亦誠可得而懷疑矣。孔子固謂「道不遠人」,若道而遠人,則不得謂之道。夫既道不遠人,則人心必不欲違道。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其道不遠人,故人心必不欲違夫道。換言之,固無一世之人,皆欲違此道,而此猶得謂之為道者。既謂之道,必將有當於人心,故決無有人人出力以違道之事。人人既無意於違此道,而任何一人或數人之力又不足以沮遏此道,而此道終於不得行於世,則非謂之天命而莫屬矣。

釋迦推原此道之不行由於眾生無始之積業,耶穌溯述此道之不行由於人類原始之罪惡,而孔子獨信此道之不行,不屬於人事,亦出於天意。此乃孔子之至仁,亦即孔子之大智。然天意何以不欲此道之竟獲大行於此世,天之用意又何在?此則最為難知者。而聖人之知則必以知此為終極。故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孔子既以行道於天下為己任,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曰:「我何以異於人。」孔子不欲異於人,故所以負有此任者,亦歸之於天命,故曰:「天之降大任於是人。」而此道又終於不獲行,亦仍歸之天命。故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何以不尤人?因孔子深知無人可以沮遏此道之遂行,亦無人願意沮遏此道之遂行者。則於人乎何尤?此道之不行,既非出於人心與人力,則必出之於天意。天意既沮遏此道,又何以不當怨?因道既本於天,而此道之所以獲明於斯世與斯人者,亦出於天意,則天意終無可怨也。若怨天,斯無異於怨道。若尤人,亦無異於尤道。今既將以行道為己任,故不怨天,不尤人。而道則終於不獲行,則必求其所以不獲行之故,又必求其所以終獲行之方,於是使聖人遂愈益明夫天,愈益明夫人。換言之,則愈益明乎命,愈益明乎道。故曰「下學而上達」。

然此種眞理,則終難驟得世人之共信與共明,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然其知一也。孔子既不欲自異於人人,自居於生知,則必為學而知之者。學必遇有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此為孔子所遇之困之最大者。困而不廢於學,不怨天,不尤人,於是由下學而上達。所達愈高,所知愈深,而知之者愈無人。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然則惟孔子知天,世人因不知天,遂亦無從知孔子。

道與命之合一,即天與人之合一也,亦即聖人「知命」「行道」「天人合一」之學之最高之所詣。故孔子雖不自居為教主,而實獨得世界人類宗教信仰中之最深的領悟,宜其世不知、道不行、而不怨不尤矣。

(一九五四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