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蓝色鸣鸟1
在西方哲学的范畴中，人们想方设法有意避开有关幸福的话题。这一事实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假如在目前的生活中存在这样一种哲理，它专门研究获取幸福的目标、途径和可能性，那将会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人类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幸福，然而，从过去到现在，人类贡献了自己的所有智慧，可从来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宗教的目标是救赎，而不是幸福。哲学致力于探求真理，而不是幸福。道德学说教的内容是职责，而不是幸福。有钱人追求的是快乐，而不是幸福。社会主义者把绝大多数人的莫大幸福当做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他们终日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不是幸福。爱好者有时候抓住了那只蓝色鸣鸟，兴奋地把它紧紧攥在手里，最终发现它死在他们的手掌里。只有那个嘴里叼着烟斗的人才真正理解幸福的真谛——倘若他能够把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写成一本书，让所有人都了解幸福，那该有多好啊！天使们不敢涉足的地方，难道我要仓促地赶过去吗？写一写关于前人没有讨论过的话题，总是那么有诱惑力。
无疑，这有些奇怪，我简直不敢相信。在我面前，我满意地收集到了最机敏、最睿智的美国思想家写的书籍——爱默生、马克·吐温、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汤姆·潘恩（Tom Paine），还有学者、诗人、自然主义者、文学评论家——一卷卷、一册册，他们写出了学识渊博、哲理深奥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谓气势恢弘。他们致力于研究各自的领域，从来没有人关注幸福的话题。他们中有些人在幸福话题的边缘领域苦苦挣扎，有些人看了它一眼，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有些人停下来思考，但对幸福的称谓却不恰当。（詹姆斯认为幸福可以使生活变得“极为重要”。）在对幸福问题的认识上，即使桑塔雅那也不能让我满意。虽然他认为生活是甜美的、舒适的，可他对于幸福所作的评述比我想象的要少。梭罗直奔幸福的主题，而且他几乎就要抓住它了。他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可他走得太远；当他不断地反对我们阅读报纸，反对我们去邮局取邮件的时候，我知道他并没有接受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诚然，独处是幸福的，朴实的劳动是幸福的，与自然界交流是幸福的。然而，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幸福，这与普通人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收到许多邮件，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彼此陪伴，此时此刻，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当哲学理念与现实生活不一致的时候，它就像无法发送电波的无线电台一样。尽管它只是与生活擦肩而过，但它对我们已经毫无用处。或许，幸福的话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是因为道德家们和哲学家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关于幸福内涵的先验理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理论。他们坚信，生活将与他们的特定理论保持一致，而不是他们的理论应该与生活保持一致。
我们一贯地自欺欺人，一贯地启发自己将获取幸福视为一个远古时代的难以破解的谜，究其原因，我们的出发点本身也许是错误的。于是，意外情况频频出现。今天，数十万也许甚至是数百万幸福、勤劳、诚实的美国人往往十分乐观地面对生活，并能够泰然处之；可他们却依然信奉邪恶的、有复仇欲望的、始终无法克服自己嫉妒心的耶和华，而耶和华却联合所有魔鬼和邪恶军团对付他们。无疑，这属于历史上造成的意外事故。我们的目光已经不再注意今天的世界；根据同样的传统观念，这无疑也是一种意外情况。成功的商人、房地产代理人、富勒毛笔销售人员、农场主和体力劳动者都非常看重今天的生活，然而，他们一旦反省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试图拥有高尚的精神生活，他们就会变得对钱财不再感兴趣，寻求救赎的途径，并抛弃能够激发他们生活热情的所有原则。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具有思想性，不管他是谁，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否认自己拥有一个躯体。这种故意忽视我们身体存在的思想，按照所有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理论，即使不值得人们的同情，那也会是荒谬可笑的。这种思想的实质内容是：人类是或者应当是超验主义的灵魂，一味地追求美好和正义的崇高真理；或者，如果他们有其他方面的兴致，他们的存在应当被忽视或者被认为可以不屑一顾。有时候，一位牧师伪称，我们只需要追求崇高的智慧和真理，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关注。然而，他的听众却十分清楚，他们拥有其他方面的渴望，而不是精神上的追求。当他从讲道坛上走下来时，这位牧师也感觉到心底涌起一种别样的渴望。于是，他索要某种“饮料”——当然，他“只要一杯”——不，他要的不是柠檬汁，那太庸俗了！就这样，我们一如既往地凭感觉生活着，我们的谈话方式就好像我们是脱离肉身、十分清醒的天使。
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虚幻的、错误的精神性，教会必须为此承担大部分责任。这解释了以下几个方面：为什么如此少的牧师会成为诗人，或者在讲道坛上努力使用诗意的语言；为什么如此少的牧师赞颂上帝创造的地球的荣耀。很少有牧师详述亚利桑那落日的荣光，紫丁花怡人的香气，或者歌鸫鸣叫的音符——这才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假如他们的职责正是赞颂上帝，并教导我们为上帝的慷慨大方而常怀感恩之心。我不在意科学家是如何阐释颜色的，不过我却了解到草是绿色的，天空是蓝色的，云是白色的，山坡是紫色的，黎明是红褐色的，晚霞是金黄色的——不仅仅是金黄色，而是闪闪发光、沁人心脾的金黄色。有的人可能会为此感激涕零，为生活感激涕零；假如这样的人声称信奉上帝，他应该第一个站出来表达自己对这种感性生活所有荣耀的惊讶和崇敬。当人们不喜欢他们的产品时，作家、画家和皮鞋匠总是郁郁寡欢。当我们对上帝的手工艺品，即如今的地球显示出轻蔑的神情时，上帝是不会感到高兴的。当我们轻视食物时，我们等于轻视上帝赐予的味觉；当我们蔑视声音的意义时，我们无疑在贬损为我们创造耳膜和那三块精致耳骨的上帝！
另一方面，正统的基督教神学犯下这一错误，因为它的目光只盯着天堂，而根本不瞧地球——这是一个相当草率的、彻头彻尾的错误。神学家们抨击目前的生活，认为它是人们应当逃避而现在不得不容忍的事情；而他们却没有让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落日的景象上，或者甚至没有回想起以前曾经观看过落日的情形。他们这样做，显得十分草率而又势不可当。我知道，这种专注于精神方面的观点出现在颓废的罗马帝国时期，当时，它是反击纯感性生活方式的强有力的一种手段。正是借助这一手段，几个有勇无谋的人最终攻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然而，在那个时期，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天堂被认为是一个安息的好地方，军舰上的奴隶可以在那里减弱他们的呻吟声，缓解他们的肌体痛苦。他们希望“消除烦恼”，所以他们才热切地期待去天堂生活。换言之，许多平民肯定已经厌倦了这种充满斗争的生活方式。但是，假设我们不是军舰上的奴隶，假设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假设我们恰好渴求和欢迎这样的斗争——因为，如今，普通人面临着相当难得的机遇——那么，将会怎样呢？假设看见太阳的光芒心中就会涌起美好的感觉，假设一个秋日的下午临近傍晚时分一次悠闲的散步可以使人置身于心旷神怡的境界，假设只是品尝一个水果就能使人心情舒畅，假设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快乐、完全可以依赖的世界，因为你有能力完成今天你所面对的工作，那么，将会怎样呢？毋庸置疑，上帝并没有徒劳地创造目前的生活。在上帝所有的亵渎者中，这些人亵渎生活，亵渎地球及其创造者，亵渎他们的所有邻居和父母，而正是他们的父母生育了他们，并辛辛苦苦把他们抚养成人，使得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人类的幸福，人类一生应当享受的快乐，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关注这一问题。我们对此十分清楚——事实上，我们甚至从来没有适当地考虑过这一问题。在这样的感性生活中，幸福早就被剥夺了，而来世中的幸福前景依然显得自相矛盾、混乱不堪——有时候，充满感官上的愉悦，仿佛看见了一座富有的城市用珍珠装饰的城门（这是当铺老板的梦想）；有时候，那并非感官上的快乐，而是一种虚无缥缈、模糊不清、无法确定的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一个人陷入了虚幻的僵局。我前文说过，宗教的目标不是幸福而是救赎——为了我们不确定的事情而救赎，却远离我们所能了解的范围——远离充满邪恶的现实生活。如果现在还这样说，也许就显得更加简单明了了。
为什么宗教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仅仅基督教而且还有其他的宗教形式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幸福总是难以捉摸，幸福的时段往往比较短暂；幸福是无法信赖的、难以持久的。吃一顿美味佳肴，穿一件新衣服，这样得来的幸福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宗教可以使幸福长久、稳定，并持续到永恒（事实上，“永恒”是一个夸张的字眼，人类经验无法对此提供依据）。关于幸福，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它的完全不可捉摸的特征。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幸福时刻，也有许多紧随其后的悲伤时刻。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尽管确信他们拥有生命权和自由权，但只是讨论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并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会获得幸福；他们觉得，无论是上帝还是他们的宪法都无法保障幸福，只是为每一位美国公民确认追求幸福的权利，并提供获取幸福的机会。（然而，具有哲学家气质的杰弗逊经过深思熟虑，正式提出幸福权作为三种权利之一，以代替旧的三位一体，即原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幸福看起来总是像一只蓝色鸣鸟，由一个个瞬间组成。我们能够享受的幸福瞬间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我们享用了一顿美味佳肴；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朋友突然露面，并和我们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一对夫妻在通向结婚殿堂的甬道上缓缓前行；我们不仅偿还了所有的债务，而且，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剩下一笔可观的余额；我们听说一个坏人死去，或者对我们敬重的某个人充满溢美之词；我们干了一天活，满意地收了工，感到昏昏欲睡，浑身的肌肉疲乏不堪，却感觉很惬意，而且当天晚上没有造访的客人，我们可以放心地上床睡觉。刹那间，幸福可能转瞬即逝，于是，我们重又开始追求幸福。与丈夫一起驾车出行的新娘可能突然会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甚至恐惧。再次见面的朋友似乎有所改变，生活的热情不如以前那样高涨了，这一点变化几乎很难觉察到。深夜，当我们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对邻居的赞美似乎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至于清偿所有债务方面，你以为还剩下不少余额，其实不然，因为你忘记了一笔175.65美元的支出。一个人干了一整天活，累得筋疲力尽，除了他之外，谁也不敢保证那天夜里会睡得很踏实。在上述情形下，一个人的兴奋转化为忧虑，于是，他的思想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他尽力查找自己的不足，每件事情都比较其优劣；这个人只有具备一种自嘲的哲学理念，他才能得救，才能酣然入睡。大致就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产生了。
假如世上有一门关于人类幸福的学科，我坚信它的出发点应该从纯粹的描述开始，自如地描述我们的幸福瞬间，或者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然后分析它们，并对人类的幸福来源得出结论。一个人也许应该学会思想开阔一些，不必在意关于幸福最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运用这种方式进行下去，他也许就会得到十分可靠的线索，引导他了解幸福的内涵和获得幸福的途径。如果我们抛弃一种华而不实的理论上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并对此足够重视，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只要我们略加用心思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幸福场景就会随处可见；幸福并非人们所谓的难以破解的谜。例如，当我们享用一顿美餐时，我们可能会由衷地说道“我很幸福”。由于我们善于捕捉这样最普通的生活瞬间，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即真正幸福的来源和本质。另外有一个人偶然得出同样一个结论，他就是《旧约》中“传道书”的作者，一位睿智的老年“传道者”。为了探索幸福的真谛，他毅然对生活进行了一次实验，甚至还“对愚蠢和疯狂的行为做了试验”。“因此，高高兴兴地去吃你的面包，怀着快乐心情去喝你的葡萄酒”。他发现，女人让他失望。如果“他”指的是拥有三千个妻子的所罗门王，我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二、生理上的安宁
假如我们继续前行，而这一次并未带有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神秘色彩，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幸福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很容易掌握，很容易简化为人人可以接受的形式；幸福意味着安宁，身体的安宁和思想的安宁。这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情形，一种与一个人生活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形，一种也许与一个人的生活目的相符合的情形。使用“幸福”的字眼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那种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实现安宁和满足感的境界。汉语中有一个词语叫做“平安”，它似乎概括了每个家庭的愿望和所有家庭的生活目标。新年来临之际，人们在红纸上大大地书写下“平安”两字，张贴在每堵墙、每扇门上（只要是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写其他汉字）。这个无法翻译成英语的汉语词组缩小了安宁和幸福的差异，最终使得二者的内涵完全相同。它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彻底放轻的感觉。英语单词“happy（幸福）”也反映了对一个人精神和身体状态满足的情形。你在家里为客人准备好一个房间，并安置他在那里住上三个星期，你告诉他：“我觉得你在这儿会感到快乐的（happy）。”你这样说是想提醒客人，在你家里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他离开时，你送他去车站，你发现汽车上已经坐满了乘客，可你还是为他找到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车厢里拥挤不堪，连挪动一下胳膊都感觉困难。但是，汽车上暖气烧得不冷不热，你的朋友惬意地缩在角落。你问他：“你现在快乐（happy）吗？”你的意思是说，他坐在那里是否舒适，他是否随身携带几本杂志或者其他用来消遣的东西，他面前有没有令他感到明显不快的乘客。如果上述条件都令他满意，如果他在衣兜里还装着一本精彩的侦探小说准备在路上阅读，那么，他很可能会这样回答：“是的，我太满意（happy）了，多谢。”
只有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我们才会感到幸福；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不满足的人不会感到幸福；在实现生活目标的过程中，如果一个人焦躁不安或者屡受挫折，他不会感到幸福或者安宁；不清楚自己生活目标的人内心不会感到安宁；没有任何需求的人也不会拥有需求得到满足的快乐。所有的动物都显得非常幸福，因为，自然界提供并满足了所有动物的需求——否则，它们就会死去。人类的幸福之所以出现问题，只是因为人类拥有更加复杂的需求，可能是一个远大的志向，一个实现生活目标的愿望，这些需求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人类比动物有优越感，因为人类拥有高尚的需求，也许比动物了解更多的幸福，可我并不是这样。在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文明进程中，我们经常会忘记许多事情——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躯体里仍然流淌着鲜血，仍然布满了神经和肌肉；我们的神经和肌肉按照我们生理上的一般规律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虽然我们属于高级动物，可我们仍然是具有一个躯体的动物。在我看来，幸福往往意味着我们的内分泌腺功能齐全。现在的医生经常告知他们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在于他们的生理机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很可能，在当今高度文明的生活状况下，他们已经大大背离了普通、健康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首要条件。
我意识到，幸福来自于完成一项工作、取得一些成绩之后的满足感。我意识到，一项工作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的消耗；幸福光顾那些成功地完成其工作的人，无论他们从事的是何种工作。然而，物质必定是精神安宁的基础；无论我们多么高尚，我们生命的古老定律，即我们在神经和肌肉方面的生理需求，也许都不会被忽略或者藐视。情况看来真的如此。幸福的基础是确定无疑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具备这一基础；精神的高涨随后就会出现。
爱默生评述道：“我知道，由于长时间地坐着，长时间地交谈，我的情绪烦躁不安，思想混乱不堪，为了使这一情况有所好转，没有比劳动更有效的方法了。我缺乏生气；因此，如果某个朋友意外造访我，我不得不在椅子上连续坐个把小时，我就会变得心情郁闷，眉头紧锁。这时候，我就会想到该去拜访一下阿克顿森林，并从此以后与松鼠生活在一起。但是，我的园子就在附近，当我用锄头锄地时，我是为我的错误在赎罪，于是，我就不再想去攻击我的敌人。我承认，开始劳动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怨气，通过干些体力活释放一下。可是，通过把崎岖的小丘修理平整，我烦躁的情绪渐渐趋于平缓；通过拔出杂草长长的根茎，我也拔掉了自己性格上的小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可以聆听到长刺歌雀美丽的歌喉，可以欣赏身边纷至沓来、五光十色的景象。”（《日记》，1839年6月12日。）这段话语显示了真正的智慧。
当一个人对联合国问题或世界和平问题感到惊恐不安或者不满意的时候，当他希望重新得到幸福的时候，对他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找到厨房排水沟堵塞的地方，并设法将其疏通。一个人忙碌一个上午，最后看见污水顺畅地由排水沟流出，并发出清晰的汩汩声，这时，无论是谁，都会感到十分自豪。或者，在捷克斯洛伐克悲剧发生之后，一个人不应该选择自杀方式来解脱自己，而应该在房子里四处转转，看看是否会找到一把摇晃的椅子，自己是否能够把它修理牢固，便于再次使用它。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只有首先拯救自己，让自己快乐地活着，他才能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应付世界混乱局面的最佳方案似乎是，为每个家庭配备一把斧头、一只活动扳手以及足够多的钉子。我似乎听见孔子说道，拯救了椅子，家庭也就得救了；拯救了家庭，民族也就得救了；拯救了民族，世界也就得救了。当一位父亲发现自己的儿子在家里烦躁不安、心情抑郁的时候，就告诉他：“到外面去修一修有毛病的火花塞再回来。”他这样说显得很明智。随后，他将会发现，当儿子把火花塞修好，并得意扬扬地回来时，他已经从糟糕的情绪中摆脱出来。而这位父亲本人却往往不能明智地使自己从他个人问题的悲观情绪中摆脱出来。
一个鞋匠制作出一双优良的鞋子，他感到多么自豪多么荣耀！一个农夫在沼泽地里成功地开挖出一条沟渠，他感到多么快乐！忙碌了一整天，坐下休息时伸展一下疲惫的双腿，顿感心旷神怡，又有什么能够比得上这样的快乐呢？在《满意的冒险》关于“沼泽地里的沟渠”一章中，戴维·格雷森描述了挖排水沟的极大兴奋之情和劳作之后身体上的极大幸福感和满足感。他的这种描述甚至比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述挖掘“豆田”的文字还要精彩。我怀疑那位“高尚”的读者此时已经读完了这一章节，可我想知道他对人类生活规律的了解程度。我只知道，此刻他也许正在思考世界万物的规律。我不嫉妒他。
伸展着双腿，我很想吟一首诗……我发现，幸福几乎总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因为，那样的话，幸福肯定成为泡影！
——戴维·格雷森
身体决定着精神，多么的确定无疑、合情合理、深刻而坚定。今天早晨，我四点半起床，走出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完美的早晨：低洼处弥漫着如幔的薄雾，太阳悬挂在山巅之上，世界万物浸润在清新的晨露中，散发着怡人的香气，其间回荡着晨鸟的啁啾声。
这段时间正是春耕播种之后、干草晾晒之前，农场主一年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我利用这段时间在低洼的农场边缘挖掘一条排水沟。在这片农场上，将近有半英亩的土地长满沼泽杂草和蓝色菖蒲；自从我买下这个农场，我一直都在计划着挖掘一条沟渠，从它低洼的边缘一直延伸到那条小河……今天上午，赶快做完家务活之后，我把背包和铁锹扛在肩膀上，朝要挖的沟渠走去（穿着橡胶靴子）……于是，我开始挖掘。在艰辛的体力劳动中，我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轻松的感觉：无须思考问题，只是体力消耗。我站在齐踝深的冷水里，每挖一铁锹都不容易。当我把挖出的湿泥培在沟渠边缘的时候，小股的水流又踅了回来。我什么也不想，一直挖呀挖呀。在用力挖掘的过程中，我感到一种奇特的快乐。我用一只脚使劲踩下铁锹，然后，我弯腰、直腰、转身，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一开始，我还感觉到清晨的凉爽，可是，到了七点钟，天气已经相当炎热！我解开衬衣的扣子，把袖子又往上挽了挽，继续挖下去，又干了半小时才休息，这时我已是大汗淋漓。
“我会跌倒的。”我自言自语道。于是，我把铁锹当做一架梯子，爬出了排水沟。我感到很渴，我就穿过湿软的山谷，径直走向生长在小河边的桤木丛。顺着耕牛踩出的小径，我穿过丛林，走到小河边。在那里，我坐在一根原木上，拿出水来，一口气喝了个痛快。随后，我把头浸在凉爽的河水中，往胳膊上撩水；直起身时，我浑身滴着水，气喘吁吁！噢，多么美好的感觉！
然后，我回到山楂树下，坐下来，伸开双腿，感觉很惬意。此时此刻——卖力地挖完排水沟后——我很想吟一首诗；虽然写不出来，但我内心能够感觉到！我打开背包，取出半条哈里特为我准备的面包。在树荫下，我掰开未经加工的面包，一块块品尝着。我品尝着原味面包，心里想着，我们这样的经历多么匮乏！我们把黄油涂在面包上，我们烘焙面包，我们边吃面包，边喝牛奶或果汁。我们甚至用面包蘸肉汁（而在这儿，在乡下，我们无须谦让，可我却感到非常舒适）。结果，我们永远品尝不到真正美味的面包。今天上午，我感到很饿，就把半条面包吃得干干净净——还觉得不够。然后，我在树荫下躺了一会儿，透过山楂树冠外侧稀疏的枝叶眺望着太空。一只红头美洲鹫在高空懒洋洋地盘旋着，一只青蛙从一洼水边不时地探出头来，花丛中忙碌的蜜蜂不停地飞来飞去。
我在河边又喝了些水，这才有点不情愿地——我说的是实话——往回走，准备继续干活。天气很热，开始工作时的快乐早已消失殆尽。可是，排水沟得继续挖下去，于是我重新忙碌起来。这时的人就像一部机器一样，没有思考能力，动作十分机械。然而，尽管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在大脑中留下直接的印象，它却常常闪现在意识里。我发现，有时候，对于某一项工作中的特定步骤，过后很长时间，我还能记起来并感到十分欣喜。
这是新奇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劳动者什么也不用思考。据我所知，我经常一干就是很长时间，其间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念头，除了想一想与单调乏味的重复劳动本身有关的事情——把铁锹放下去、抽出、抬起、翻过来——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然而有时候——大多是在午前时分，那段时间我一点也不觉得劳累——我突然间会有一种感觉：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其中包含它的壮观景象和丰富内涵——这种感觉让我感到一种奇特而又充分的幸福，一种接近于完全满足的幸福。
我发现，幸福几乎总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人类想象着他们能够满足于纯粹的思想、激情或是柔情，他们是何等的愚蠢！破坏世界的美好，又是何等的愚蠢！因为，那样的话，幸福肯定成了泡影！她喜欢看见人类不停地忙碌。她喜欢汗水、疲惫、自我牺牲。她不会待在宫殿里，而是蛰伏在玉米地和工厂里，盘旋在杂乱的书桌上方；她加冕于不停地玩耍的孩子无意识的头上。如果你在辛苦工作的时候突然抬起头来，你就会看见她；如果你注视她太久，她就会伤心地离你而去。
在市区有一座小型工厂，生产木桶铁环和狭板。工厂里总是传出我生活中很少听到的阵阵悦耳的口哨声。它准时在12点响起：多么神圣的声音！过去的半小时，我一直在挖沟渠，那是个艰难、缓慢的过程。我汗流浃背，筋疲力尽，可我仍然坚持不懈，为的是郑重其事地等待着音乐的响起。听到那阵口哨的第一个音符，我放下手中的铁锹。即使我挖起一铁锹的泥土刚举到半空，一旦听到口哨声，我也会马上停下来，不会多付出一点精力；紧接着，我跳出沟渠，赶快回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否则，口哨声可能随时会消失。回到家时，哈里特站在门口，我觉得她就像一位天使，一位烹饪天使！
快乐的话题源源不断。也许，世上有些食物的味道好于炖牛肉、烘土豆和自制面包；也许，世上有……
[《满意的冒险》（六）]
三、工作的激励作用
戴维·格雷森所谓的“伸开双腿就想吟诗”，正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称为的“音调和谐的器具产生的作用”。幸福往往意味着一种身心愉悦的状态；虽说我们并不愿意使幸福掺入粗俗的成分，可我们也许会认为，我们此生中有能力追求的幸福往往指“身体上的愉悦感”。假如存在比躺在阳光下更大的幸福，我倒真想洗耳恭听。我的意思并非指一种懒散的态度。“身心愉悦”是指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的神经功能齐全，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并有能力处理手头的工作。既然我们的神经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的神经烦躁不安，除非我们有事可做，那么，就设法投入自己喜欢的某项工作中去，这样才会达到一种和谐的效果。换言之，幸福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时所产生的那种快乐和安宁的感觉。
这种工作是体力的消耗，也可以称为脑力的付出。梭罗准备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他这样描述身心愉悦的状态：“我们有时会经历一种完全充实的生活，而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感到自己心里涌动着一股不寻常的文学创作冲动……在身心两方面我都感到十分振奋……我感到，我品尝过的果汁，如甜瓜汁和苹果汁，已经融入我的大脑，刺激着我的创作冲动。它们给我以巨大的力量。现在，我能够写出遒劲有力的文字了。”（《日记》，1851年9月7日。）梭罗认为，写作应该由“完整的人”来从事，他自己创作时，他的大脑和肌肉都在发挥作用。“由于感觉生活不如意，我向往着更加美好的事情，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内向，更加克制自己，就好像期待着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像果肉的核心一样充满生机——我内心充溢着平和而友善的快乐。我自言自语道，我必须注意饮食；清晨，我必须早点起床，出去散步；我必须抛弃奢华的生活方式，终生致力于思考问题。因而，我筑坝拦截内心奔涌的激流，于是，我浑身的水流汇集在一起，促成一个头脑的产生。就这样，我产生了丰富的思想。”（《日记》，1853年10月26日。）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用过早餐后，本杰明·富兰克林有时会赤身裸体地坐在那里完成上午的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享受着自己的脑力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制造和生产物品的快乐，完成我们可能会引以为豪的事情所得到的快乐，堪称生活的最佳奖赏。无论是农夫观察自己的土豆田播种的进度，还是作家看到自己笔下的作品越来越丰富，快乐和满足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体力劳动者只有运用自己的大脑，才能称为称职的体力劳动者；我也知道，任何一位写作者都会从写作时的体力消耗中获得乐趣，不管是连续敲打打字机，并看到他创作的文字源源不断地从压纸卷筒里打印出来，还是在持续的创作过程中听着钢笔有节奏地在纸上刷刷的摩擦声。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学会去习惯并享受长时间的体力消耗以及与他的劳动息息相关、耳熟能详的所有物质条件，包括钢笔、笔记本、熟悉的书桌，甚至还有放糨糊和剪刀的小罐。他只有喜欢与写作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体力劳动，才能被称为一名称职的作家。所以，凡·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写作过程中付出体力时的乐趣：
奥斯顿（Allston）喜欢麦克尔·安杰罗（Michael Angelo）的文字描述，他认为这一描述对他来说也是真实有效的——‘当我手里拿着一把凿子的时候，我知道这很适合我。’他两三次提到他的方法：
“我开始一天写作的时候，总是先把前一天做过的所有工作誊写一遍，并进行几处小的修改。这让我的思维活跃起来，我由此得到足够的写作动力。这就如同旋转一只陀螺。如今有些时候，当我完成前一天工作的誊写时，陀螺就开始自转起来……因而，我的笔记都是感觉的沉淀；当我在一天的工作过程中看到这些笔记时，这种感觉油然而生。但愿上苍保佑我不必打印笔记，不必向秘书口述。由此产生了历史上多数作家的注入式写作风格。优秀的作品是通过感觉创作出来的，只有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相对容易地达到这一效果。”2
不，你并没有脱离身体的范畴。即使一个人所穿的衣服也和他的写作有关。“我从来不会扔掉自己的任何一件旧衣服，除非我又写出了一本书。”奥利弗·奥斯顿（Oliver Allston）说道，“当我着手写作时，我穿着一件我特别喜爱的灰色花呢衣服；我还没有完成第二章的创作。在我的大脑里，这件衣服和这本书不知不觉融为一体。我不该幻想穿着其他任何一件外衣或者裤子坐下来写作。正因如此，我在写这本书时。思想严重抛锚了。我继续穿原来那件衣服，希望把我的运气带回来；当我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这件衣服已变成了一堆碎布条。但是，‘假设衣服的背部与边缘破损不堪’，我会不会扔掉这件衣服？即使送给我可可西岛的所有宝藏，我也不会扔掉它。我保存着这件衣服，写完了这本书。我总觉得，是我的这件灰色的旧外衣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3
在我看来，犹如许多忧愁均是由精神因素造成的，低迷的精神状态是由于终日碌碌无为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所做的事情没有做好、没有做成功，或根本无力去做造成的。在世上所有不快乐的人中，最不快乐的是那些什么事情都不愿去做的人。有多少去精神病医院的病人，就表明有多少不快乐、不工作的人，而不是有工作、没烦恼的人。再难完成的工作也不会把人累死；置人于死地的只有无法完成的工作、毫无目的的工作、具有下述性质的工作：它吞食了一个人的神经，正如海洋淹没了一个人的躯体一样。在美国，讨论这样的事情是冒一定风险的；太多的人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于神经系统的过度紧张。但是，事情的真相并不为人所知。艰苦的工作可以置人于死地；此处，艰苦的工作包括饮食过度，甚至是行走，比如马拉松比赛。然而，由于工作、饮食或者行走等具有其正常功能，所以上述说法是不公平的。根据我对词语“艰苦工作”的理解，美国人是不会因此而死亡的；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马拉松比赛，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一直高度紧张地关注着最终谁将超过谁。我们身体的一般规律是不应该被轻视的。只要没有忽视身体的一般规律，真正的幸福就会降临于这样的人：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再好好地休息一下，以恢复自己的精力。真正的幸福产生于一天中适量的工作。
在这层因果关系中，一个特殊问题出现在美国特权女性的面前。随着一个国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一个闲散的特权阶层成长起来，但是，在美国，它却变成了特权的、闲散的、不快乐的女性阶层。李丽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和克莱尔·布斯（Clare Boothe）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多萝西·帕克在她的小说中，都曾描述过这一女性阶层；赛珍珠（Pearl Buck）将她们称为“火药女人”。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上越来越分化，詹姆斯·特鲁斯罗·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描述了这一特殊现象有历史意义的发展进程。
一种新型的孤独感……
——詹姆斯·特鲁斯罗·亚当斯
除此之外，美国人的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孤独感，那是一种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美国妇女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她们总是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处在嘈杂的环境中，从孤独和单调的家庭氛围中摆脱出来。商业、各种专业和政治都是女人不能涉足的领域，除非一个很不普通的女人，或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愿意被人称为“怪人”的女人。因此，普普通通、孤孤单单、喜欢社交、思想活跃的一个又一个女性开始致力于创建属于自己的世界。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的人们也许有着极其强烈的孤独感，因而，在19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发起了组建现代化妇女俱乐部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情感和知识的饥渴状态的妇女发现了“文化”和美丽。“孤独的人们”组建了“勃朗宁俱乐部”和“漂亮房子”。这些组织尽管都不是太成熟，但是，女性最终发现了新的兴趣和新的刺激，以及鼓舞人心的新的自尊。男人也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奠定个人或者民族生活的物质基础，而女人正在为建设知识和审美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约翰·道（John Doe）先生作为当地的食品公司或者木材公司总裁，可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或者可能正在竞选国会议员，而道夫人现在可能当上了妇女文学协会会长，并开始感到自己是同一个社区里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位领导。
男人世界和女人世界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宽。假如妻子不能与丈夫一起参加商业和政治活动，那么，丈夫也不能与妻子一起参与“文化”社团活动……当他在商界和政界为获得成功全力以赴的时候，他也许会因为没有完全尽到丈夫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良心上的刺痛，并感觉到他与“娇小女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然而，当她在属于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社交圈子里——而他本人被排除在外——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时，他们两人平等了。他觉得，只要他的妻子在“社团”里不感到孤单，而是一边品茶，一边聆听身边的某位女士阅读关于《索代罗》4的一篇文章，并乐在其中，那么，他就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如愿以偿地花在商业、威士忌以及和他的男性朋友一起谈生意上。在社交圈和知识界，男人和女人开始发挥令人奇怪的不同作用，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美国人》5]
因此，在考察这些美国妇女情况的过程中，赛珍珠清楚地表明了对特权的诅咒，主张为“火药女人”做些事情，并认为这是她们获取幸福的最佳方式。“在我们的文明进程中，最悲剧性的人物是中年妇女。她们在家里的职责已经完成，她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她们正处于身体和心理的最佳阶段，她们却感到自己的存在已经失去意义。她们是最不幸的人。她们终日碌碌无为，因为无人向她们要求或是期待她们做任何事情；她们不能得到幸福，因为她们终日碌碌无为……这种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健全在我的国家促使了这些火药女人的出现；当我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不起任何一个可以责难她们的词语。我知道，假如男人们面临这一问题，假如，简言之，他们并不具备强制性的工作纪律所产生的优势，那么，他们永远不会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他们目前出类拔萃的水平……不，如果没有正常的工作纪律、固定的工作时间、竞争标准的要求，那么，男人现在将会和女人发挥同样的作用。”她具有真正的心理洞察力，于是她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工作权是公民至高无上的基本权利，它使得他们真正地走向自由……她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她想做一项轻松的工作，她可以在她的村庄或街坊那里寻找。如果她想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或者在全民族的高度上思考问题，或者意识到远处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等待她去探索。不去了解要做事情的极大数量，等于证实了这一公民基本权在何种程度上损害了人们的感知能力；而她了解后不采取行动，证明了已经对她的意愿所造成的损害。”6
正是伟大的心理学家C.G.荣格如此奉劝这些神经紧张的都市妇女：“到乡下去。养孩子，喂猪，种胡萝卜。”我不相信，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种的胡萝卜一天天长大，她此时的快乐会比不上一名画家或者作家；前者欣赏着自己创作的一幅绘画，后者经过辛勤的笔耕书稿终于完成。在所有的情形中，只有创造性的劳动和看到自己的工作出色地完成，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毫无疑问，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间，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位成功的胡萝卜种植者。
四、满足的奥秘
毕竟，世上还存在一门哲学，满足的哲学。在前文中，我曾引用早餐桌上的教授所说的话，“生存的伟大目标就是使人类与自然规律保持一致”。我认为，这位教授没有要求我们重新建立与人类和谐共处的自然规律——那将会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规律——而是要求人类与他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保持一致，与他自身的规律——这才是关键之处——保持一致。用不太狂妄的语言来说，任何一个人生存的伟大目标是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这就是满足的奥秘。我再次把生活比作一幅图画，在画中，一个人在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里挤来挤去。假如在拥挤的车厢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就会感到快乐和满足；否则，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车厢里有的人爱管闲事，他们没有想到为自己找座位，而是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挤满乘客的车厢的秩序，让乘客心情舒畅——让伸腿的乘客把腿收回去；让乘客把外衣放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有人感觉热或是冷，就请求靠窗的乘客把窗户打开或是关上，用很大的嘘声提醒身后某个大声说话的乘客声音小点。普通的乘客并不清楚，如果每位乘客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五分钟之内就会建立良好的车厢秩序；并且，只要他的神经在旅行结束时不会因为旅途劳顿而变得极度受损、烦躁不安，他在旅途中的首要职责就是在那个临时社区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美国人，至少是纽约客，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是神经紧张、烦躁不安。与欧洲人相比，美国民族具有情绪激烈的特征。一些商业主管认为，当他们办公桌上的三部电话同时响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最幸福的人，这表明他们属于“成功人士”。其实，他们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一个人把握住生活方向和自我定位，他首先表现为内心沉着冷静；而具有上述经历的人，无论是谁，都丧失了这种平和的心境。不停地忙碌绝对不是成功的标志。一位成功人士——因而也是一个幸福的人——只不过是了解清楚了自己在生活中的真正需求，并且实现了它。
满足的奥秘在于，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能力和不足，在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各项活动中都能找到乐趣，并都明智地意识到，无论他有多大的影响，无论他取得多大的成就，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绝对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很可能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在他的领域的功勋榜上，以至于他会认为自己在这个领域中不可或缺或者无所不能。他被内心的某种野心左右着，于是他丧失了任何形式的满足感。有时，找出自己的不足要比了解自己的优点更加重要。一个人有那么多的忧愁，是因为他不了解自己的需求，或者他有太多的需求，或者他可能想有所作为，想成为远离自我的任何角色。保持真正的自我形象，不随波逐流，不想成为其他角色，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在实现满足感的过程中，中国人也许做得最出色。爱默生和梭罗两人都曾经引用中国圣人孔子的语录。“圣人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7
下面的一句话是格雷森最精彩的话语之一：“在一个世界上，我正在逐渐了解一件重要事情，那就是，让人们一生都在不停地争论，就像我一生都在争论一样。”我认为，他的这句话体现了完整的生活观，这是普通人很难理解的，除非这个人对于戏剧性的人类历史进行了充分的思索。在《友谊之路》的一个章节《我吹口哨》中，他说道：“很久以前，我就立志设法保持真正的自我形象，而并非其他任何形象。”他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反思，“我记得，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是如何枉费巨大的精力试图改变我最亲密的朋友。可爱、认真、务实的哈里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总是想方设法修剪我胳膊上装饰的羽毛——我希望这样能够让自己更加适合居住在这个宁静、友善和安全的栖息地——我常常为此感到十分烦恼。有些时候，我们走过如此漫长的一段路途，才认识到我们最亲爱朋友的个性特征。因为我们是如此的珍爱他们，所以我们试图把他们改造为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某种古怪的完美形象——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大声嘲笑我们自己的荒谬行为（意识到他们很可能在努力地改造我们，正如我们在努力地改造他们一样）；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想改变他们，我们只是喜欢他们，欣赏他们！”8
格雷森曾经引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话，来描述在一个农夫家里借宿的那个名叫斯坦利的男孩：
我说‘听听这位罗马的老哲学家在说些什么’——我把书举到灯光下，开始大声读道：
“只要在你参加的争论中你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战胜对手，那么，你就是不可战胜的。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别人面前显得十分荣耀或者拥有无上的权力，或者无论如何都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你千万要小心，不要认为他是很快乐，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如果我们有能力具备善良的本性，我们心中就不会产生任何猜忌。然而，你自己并不愿意成为将军、参议员或者领事，而是想做一个自由人。只有一种方法能做自由人，即，不要关注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斯坦利先生得意地说：‘那就是我一直主张的事情，但是，我并不知道某本书也对此论述过。我总说，我不想当参议员或是立法委员，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官员。我生活在这片农场上，悠然自得。’”
我认为这一章节与格雷森的作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幸福的话题，格雷森所作的描述文字优美，影响深远，而其他作家对此评述甚少。
这种对生活的接受。这种谦恭的态度。这种了不起的做法产生了绝对正确合理的结果。这就是满足……
——戴维·格雷森
在我看来，生活的快乐来自于保持自我形象的感觉，就像我在此处的感觉一样；生活的快乐来自于坚持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感觉。我所了解的所有不满足的人都在辛辛苦苦地想成为与他们的本性相悖的角色，想做他们无法做成的事情。在乡下报纸的广告中，我发现，男人追求财富，借口是承诺使女人变得漂亮；男人学识渊博或者富甲一方——一夜暴富——方式是激励善良的农夫和木匠成为可怜的医生和律师……
不要尝试让我们变成这个或那个角色（不要尝试遵循关于我们自身的改编了的版本），而是应该使我们自身完全服从于充实的生活——让我们充满生机。这种对生活的接受，这种谦恭的态度，这种了不起的做法产生了绝对正确合理的结果，这就是满足，其实是一种有效性。有效性！——那是我们所了解的最高尚的事情。
它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一种伟大：它真正掌控了现实世界。据我了解，有些人在他们的背后或者在他们心中，似乎拥有所有的社会、国家、组织；他们仿佛世界地图，怎么会了解我们！他们实施自己的行为并不借助自己柔弱的躯体，借助的好像是整个生命的精华。他们开口讲话，话语是他们讲的，声音却是整个人类的声音。
我不知道对上述现象应该作何种总结：是遵照上帝的旨意还是符合现实规律。奇怪的是，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上帝并不在意我们如何称呼它，而我们一直称呼它为上帝。思考这些神秘的事情，我似乎明白了晦涩难懂的神学家们把一切也搞得晦涩难懂。难道不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赎罪才使我们所有人感到温馨，才使我们所有人得救？
在所有这些文字中，我讴歌了美好的田园生活，我自己都觉得过于热情了。我热爱这种生活，因为它拯救了我。很久以前，我就认识到，对我来说，农场是唯一让我显得强壮和坚定的地方。而对你来说，我的朋友，生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不同的需求。我在城里经历了不少事情；我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会看到一张张快乐的（甚至是安详的）面孔，我对此有时会感到疑惑不解。我承认，那些人一定也能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符合他们的生活原则。就让他们管理自己的金钱，制作鞋子，缝制衣服，分户记账——假如这样做真的让他们感到完美，感到满足。我和他们每个人都不发生任何争执。毕竟，这是一个包容万物的大千世界，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得幸福。
每个人都是一块磁铁，具有异乎寻常的高灵敏度。一些磁铁把田野、森林和山丘吸引过来，反之亦然；另外一些磁铁如川流不息的街道以及巨大的财富，这对城市的居民来说司空见惯。我们吸引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确吸引了什么。据我了解，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在于，千千万万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机会自由地吸引；相反，他们终日辛勤劳作，疲惫不堪，仿佛无生命的物体被那些郁郁寡欢的懒散者所吸引。他们不是在耕种土地，而是被别人耕种……
因而，如果一个人与生活节奏一致，自我服从于生活，他对生活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是绝对需要的。正是一个人心中产生的必不可少的感觉，进而促成了他的满足感。
[《友谊的冒险》（四）]
五、如何做到既圆滑又温情
上文所述的生活的快乐完全属于一种思想方法。葡萄酒也许可以看做消除忧愁的工具，或者指一种习惯性的心愿，或者是一种恰当的场合，此时，饮酒的人感到有些飘飘然，比平时的感觉舒服些。我们除了从各种物件中学会获取快乐，再也不会有其他收获。一个人也许常常愤世嫉俗，他在自己的犬儒哲学中得到快乐；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抑或感伤主义者。每一种思想方法都带有同样的主观色彩。如何选择一副合适的眼镜观察生活，只是个人的爱好问题。一种思想方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习惯做法，对当事人来说，它随后会变成一种生活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一位智者会小心谨慎，不让任何特定的思想方法成为永久性的态度；他知道，一旦产生某种思想方法，他就必定会从中获得快乐。冥顽不化的傻子将会从他的冥顽不化的蠢行中获得快乐，年轻而圆滑的愤世嫉俗者将会沉迷于他的犬儒哲学。[即使是在一幅剧照中，利奥内尔·巴里莫尔（Lionel Barrymore）的固执也让我感到厌烦。]
杰弗逊说：“比起过去的历史，我更加注重未来的梦想。”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杰弗逊式的思想方法。他选择佩戴这样的一副眼镜观察世界，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的。一个人怎么会意识到他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或者如何得到看待生活的最佳方法？霍姆斯法官曾说：“快乐法则和职责定律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回事。我坦承，毫无私心的言论和愤世嫉俗的自私言论在我看来似乎同样是不真实的。”他又说，“生活的快乐就是以一种自然、有效的方式释放一个人的潜能。”在这一模式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念，而他自己并不清楚是怎样形成的。经过一生漫长、睿智的生活方式，霍姆斯法官终于发现了这些真理。
富兰克林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业余道德说教者。他观察生活时，时而非常清醒，时而又怀抱幻想。他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本文体现了典型的富兰克林风格，今天我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它的新奇和强烈。他在文中阐述了关于“自由选择”的观点，关于用两种方法看待生活的观点。本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富兰克林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观也许会“通过模仿来形成，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据我所知，在写这篇幽默的散文时，富兰克林正忍受着痛风带给他的痛苦，而且他的一条腿用绷带扎缚起来。
健全的腿和畸形的腿
本杰明·富兰克林
世界上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幸福的人，另外一类是悲惨的人，尽管他们拥有同样的健康状况和财富以及其他形式的生活慰藉。这种分化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为他们采用不同的态度看待物体、人和事件，这些不同的态度继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法。
不管处于哪一种情形，人们都会拥有便利、遭遇麻烦。
不管和谁待在一起，不管待在何种场合，他们都会发现某些人、某些谈话或多或少令人感到愉快。不管坐在怎样的餐桌旁，他们都会品尝到味道好坏不均的肉食和饮料，制作精良和粗劣的菜肴。不管处在怎样的气候区，他们都会碰到好天气和坏天气。不管在怎样的政府管理下，他们都会发现有些法律合乎民意，有些法律不得人心，有些法律得到很好的贯彻，有些法律执行不力。在每首诗或其他才华横溢的作品中，他们都会发现其中的瑕疵和优点。在几乎每张面孔和每个人身上，他们都会发现一些优缺点，一些美好和不良的品质。
在上述情形下，在上述两类人中，追求幸福的人们总是关注提供便利的事物、谈话中令人愉快的部分、制作精良的菜肴、关味的葡萄酒、晴朗的天气等，并且怀着快乐的心情欣赏这一切。另外一类人的思想和言论总是与第一类人背道而驰，他们注定是不快乐的。于是，他们自己永不满足，他们刺耳的话语使得交流的快乐一扫而光，他们的个性冒犯了许多人，致使他们本人在每个场合都不受欢迎。如果这些不快乐的人在本质上具备这种思想方法，他们的处境会显得更加悲惨。然而，吹毛求疵、令人厌烦的性格也许最初就通过模仿形成了，并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习惯；虽然现在它是他们很难克服的痼疾，但是，如果有这种习惯的人为他们的幸福考虑认识到其恶劣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改掉这一习惯。所以，正因为此，我希望这个小小的劝诫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促使他们改掉一个习惯；尽管这一习惯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却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它会带来真正的伤心事和灾祸。这类人冒犯了如此多的人，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他们……
我的一个老朋友处理问题客观冷静，他根据经验对上述习惯采取谨慎态度，避免与这类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就像其他哲学家一样，他配备一支温度计供他了解天气的冷暖，一支气压计供他预知天气是否适宜。然而，如果没有发明任何仪器马上测定一个人的这一令人厌烦的性情，他就会利用自己的双腿达到这一目的。他的一条腿没有任何残疾，而另一条腿，由于某次意外，已经弯曲变形。假如一个陌生人在初次会面时更多地注意到他那条畸形的腿，而不是另外一条健全的腿，他就会怀疑他的能力。假如这位陌生人只是谈论畸形的腿，而丝毫不理会健全的腿，这足以决定我的这位哲学家朋友与他失去了任何交往下去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两条腿的“仪器”，可是，一个人只要略加注意，他就会或多或少察觉到这种吹毛求疵的性格，并采取同样的措施避免接触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因此，我建议，如果那些爱挑剔的、发牢骚的、不满足的、不快乐的人期望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如果他们自己希望获得幸福，他们就应该停止观看那条畸形的腿。
19世纪20年代，海明威膜拜的鼎盛时期，美国青年过分夸大死亡、性和绝望。9在这种背景下，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教授创作了一篇随笔，“如何做到既圆滑又随和”。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海明威膜拜是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堕落行为，一种不成熟的行为，而年轻人趋之若鹜。性的探索、直面性的勇气、突然的幻灭感、想成为“硬汉子”的欲望，所有这些很正常的青春期特征，都被称为老到的智慧。埃德曼，当时是关于青少年问题的一位智者，质疑所有这一切特征，仿佛一位教授批改一个大学生的论文，无论批语多么迎合论文的内容，这篇论文都显得有些浮躁，或者说满篇都是陈词滥调，或者让人感到伤悲的是，论文表达的是错误观点。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向我们揭示的那样，过去的美国人思考的是幸福问题，而如今精于世故的美国人喜欢思考不幸和绝望。
但丁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罪孽之一就是在阳光下闷闷不乐。对那些那样做的人，他惩罚他们在泥土里永远不停地翻滚。10
——欧文·埃德曼
通过铭记一代人的爱好，通过研究一代人轻视的对象，一个人就会足以了解这代人的主要性格。在我们的时代，要想说出我们喜爱什么绝非易事；我们原有的爱好充满了种种疑虑，而且，在我们当代的智者怀疑论的掌控中，爱本身已经变得臭名远扬。对斯巴达人来说，纪律严明、节奏紧张的勇士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中世纪，受难者、禁欲者或是圣徒代表着理想生活的最终目标。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希望成为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11侍臣一样的角色，它集绅士、学者、士兵和老于世故的人于一身，是这些角色的完美结合体。而在当代，我们将会模仿英雄人物的虚构模样，因为当代英雄至今尚未确定下来。我们没有英雄形象；另外一个关键在于，我们怀疑英雄膜拜……
科学不再是实验室里的专家们拥有的神秘事物；科学已经成为大街小巷众所周知的术语，或者至少是在沙龙里聚会的女士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我们非常熟悉腺状组织，因此我们不会轻信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忧郁的心情。当我们感到压抑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可能，造成我们机能出现问题的不是广袤的宇宙，而是具体的甲状腺……再次提一下爱的话题。在青少年中间，爱可能会自我炫耀其古老的、人人可以理解的雄辩术。但是，我们对爱了解得更清楚。爱具有一副华而不实的假面孔，掩盖着欲望的本性，我们透过这副假面具——甚至是借助欲望本身——了解爱的本质。几乎每一个学童都曾读过弗洛伊德的作品。每一个成年人都能够引用海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的话语。我们投入的爱也许很深厚，但是它的最深处却在我们丑恶的灵魂深处。至于我们用永恒的方式赞颂每一份短暂的情感——哦，我们自己对早已过时的柔情主义抱以赞许的微笑……
因此，摒弃了一系列古老的神话，我们逐渐形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英雄神话……该现代人出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无论男女，就像体形和头饰一样，其思想感情将是完全相同的。他不会谈论爱，不会接纳爱。他不会信奉美好的生活，不会在其他人的目光中公开过这样的生活。他将对宗教保持理智态度，并且相信原始的思想体系的遗风犹存。他对“耶稣或者柏拉图珍视的一切事物都将会麻木不仁”。他不会赞同其他人谦逊的言行，他自己也不会变得谦逊。他将努力成为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快乐而冷漠地生活在艰难的人世间。他自己最不愿意容忍的事情将会是高尚的行为。他最不愿意迁就的弱点将会是温柔体贴。他谈起话来就像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作品中的人物，做起事来就像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描述的奇特的伦敦知识界中的一员——或者他将假装如此——他将会运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女主人公在无拘无束的时刻所使用的话语思考问题……
而在目前最高级的社会交往中，正派被认为是下流的，害羞被认为是可耻的，谦逊被认为是无礼的，朴实被认为是有疑心的。我们中间有许多另类的聪明人，他们宁愿残害儿童，也不愿意善待父母。他们宁愿因为粗鲁而受到责骂，也不愿意因为谦逊的态度而得到人们的赞许。他们甚至在许多方面怀疑自己：他们也许会偶尔产生某种不再流行的高尚情感；他们也许会偶尔实施某种善行；他们也许会放纵于某种自发的感情冲动……
在我们的时代，很难同时拥有“坚定的意志”和温和的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并非害怕其他人会作何评价，而是害怕自己会对自己发表什么看法。在思考、创作和交谈方面产生的所有新现实主义思想，使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无论是谁，只要熟悉新精神病学理论，他就会清楚其中的缘由。我们知道，我们想要慷慨大方的姿态显得有些胆怯或者徒劳无益。我们知道，我们努力表现出来的善良是对我们自身不足的一种弥补，是担心自己不善良的一种表现。热情是青春期延长的一种症状。狂喜是一种心理上的放纵，一种远离理智的粗俗方式。
看来，现在我们是应该去搞清事情的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认为，老于世故的那些人自己会意识到事情已然如此。在我们最高级的社交圈里，有知识的绅士们和淑女们会为文学上或艺术上所透露出来的任何一丝纯真气息而欢呼雀跃；对于这样的快乐，我们又能作何解释呢……至于精于世故的人所轻视的那些可敬的中产阶级民众，那些生活殷实的乡巴佬，他们无法具备足够的、传统意义上的朴实的美德和朴实的心灵。正如一个英国人最近所做的那样，为这些人写一篇报道，内容是：一位父亲家境破败，却表现得英勇无畏，他与各种困难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天真烂漫的儿子。倘若如此，你就会得到数十万民众的支持，你的出版商也会得到数十万件报道素材。在所有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常常高兴地引用“克里斯托弗·罗宾（Christopher Robin）”和“小熊维尼（Winnie-the-Pooh）”系列故事中那些异想天开的天真想法。我不清楚这一局面现在的情况如何。
实际上，这一问题可以归纳为：温情和圆滑能否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呢？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能否同时具有诚实又善良、聪明又谦逊、见多识广又幸福快乐的品质呢？……它们属于修辞性疑问句，这是有意为之。作为关注事态发展的人，我至少希望找到一些微小的证据加以证实，当代智慧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范围。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甚至在当代世界上，意识到生活的舒适，过舒适的生活，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圆滑需要诚实，但圆滑并不需要暴躁的脾气。有一种智慧叫做成熟老练，在文学历史上，令人愉快的此类事例俯拾皆是，蒙田是这类智慧的权威人士；他的散文文字优美，行文儒雅，表达了他的清醒头脑和脉脉温情。最近的当代悲观主义者清楚地了解世界上有多少令人悲叹的事情，蒙田也同样了解。生命的鼎盛期是短暂的；一半的生命是由幻觉造成的快乐，另外一半是由幻觉的后果带来的不幸。我们在一生中有把握的事情寥寥无几，而在大部分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感到的必定是遗憾或者羞愧。
暴躁的脾气不可能是保证舒适生活的一种情绪，也不会是世界上有理智的人愿意具有的一种精神状态。蒙田很清楚这一点，可现在的人们却不清楚。天堂的光芒、地球万物存在的意义，也许早已远逝。我们也许变成了受命运支配的动物，怀着焦虑的心情匍匐而行，一路上伴随着快速而杂乱的心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但是，在杂乱的心跳间歇，不时地显露某种惊喜或美丽；甚至在我们缺乏秩序的当代社会也存在快乐的瞬间。显然，只有分户记账的借方才会感到这样的快乐；否认油炸圈饼中间有孔，这类现实主义是带有偏见的虚伪的思想方法。
总是怀疑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善良或者我们狂喜的心情，也是不诚实的，不合道理的，这是因为实验室里一直摆放着各种器械，而这些情感正是依赖它们才发挥出自身的作用。我们得知，爱只不过是一种腺体分泌物。而承认这一生理事实，就等于承认爱的存在。在潜意识里，我们也许有无数个理由说明我们需要帮助一个失意的朋友，或者为了某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投入我们的精力，牺牲我们的生命。最近这场战争的爆发也许证实是出于某种肮脏、卑鄙的目的，但是，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人也不会否认，千千万万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普遍相信，他们从事的是崇高的事业。是什么因素让我们狂喜，让我们产生爱和忠诚，这并不重要。即使最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怀疑这些情感的存在。
了解我们飞行的物质上的原因，并不是否认飞行的事实或者价值。认识到大千世界里存在着恐怖和罪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机会欣赏去纪念人世间所有活泼可爱的事物。也许的确可以这么说，成熟而不是幼稚的本质在于，当认清生活的本来面目时，不再感到气恼。另外，这也意味着，能够以一种平稳的心态面对生活，没有幻觉——也不能幻灭……
不断地美化生活，不断地讽刺生活，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成熟的表现。但丁能够想到的最严重的罪孽之一就是在阳光下闷闷不乐。对那些那样做的人，他惩罚他们在泥土里永远不停地翻滚……一个人也许会做到坚定的意志和温和的心完美地结合起来，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想。坚定的意志不会因为任何事实或者任何恐惧而变得脆弱；它也不会因为任何形式的快乐或者幻想而发生错误的改变。一个人具备了坚定的意志，他就会了解到，人既不是猿猴，也不是天使，而是一只危险的困兽，它生活的世界变化无常，时而狰狞可怕，时而美不胜收。
[《亚当、婴儿和来自火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