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多重言，《春秋》則一字一意；《詩》、《書》主文辭，《春秋》 注 主紀事終始。《春秋》意在此，言在此；《詩》、《書》 注 言在此，其意多在彼。《詩》、《書》必整篇説之，不可不字字解疏；《春秋》又借起文見義，不能不事事全録。故《春秋》有例，《詩》、《書》無例；《春秋》必求通，《詩》、《書》則不可求通；《春秋》字字有意，《詩》、《書》則但求詞華，不皆有意；《春秋》隱見相參，《詩》、《書》則意以文見。今人好以《春秋》之例説《詩》、《書》，必失其實，此舊説之誤。
緯書，經之衡線也，假梭而穿插於經線者也。孔子既著《春秋》、《孝經》，學者以經中制度記之以名緯，謂輔經而行者。其於載籍似《王制》、似《儀禮》記文，微言要義，非此不傳。蓋漢以前説經要籍也。惟其書掌於史官，藏在秘府，人所希見。史官所掌，别有占驗符讖之書，言頗奇怪，而又靈應，如今之《燒餅歌》、《推背圖》之類。又有數術、物理之書，如今之占經、算術、博物、廣異諸編者。漢初内學盛行，秘府遂將以上各類合寫成册，猶託於經名，以爲巨帙，凡經名以外，多其本書之名，如《雌雄圖》、《鈎命訣》，是其本書名而冠以經名者也。常欲將緯候諸篇者抄出另刻，以與經籍相輔，使經緯相貫，名之曰「緯」，還其舊稱。外者推廣其例，凡言天文、地輿、山川、草木者，别爲數術家言；又將言吉凶、禍福、相卜、雜占、符命、禎怪，列爲讖語。大約分爲三種，上者説經，下者亦有濟日用，分門别户，不使人疑爲怪誕晚出附會之書，以掩輔經之作。内學人多畏言之，苟能分别抄出，雖歐陽公不敢鄙之矣。
《藝文志》不載緯書，最可疑者，豈中秘未盡見耶？然所載天文類之《五殘雜變星》 注 、《五星彗客行事占驗》 注 、《日旁氣行事占驗》、《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 注 及曆譜、五行、雜占等類所載之事，文全見緯中，豈諸書未亡，雜入於緯中與？又《春秋》類 注 有《公羊外傳》、《雜記》，《禮》有《明堂陰陽説》 注 ，《詩》有《齊雜記》，《易》有《古五子占》、《雜災異》、《神輸》、《京房災異》 注 、《災異孟氏京房》等書，亦與緯、讖相似。豈中興以後，乃《藝文志》所載諸書，經亂殘缺，好事者雜輯以爲緯書，實即《藝文志》之舊典。劉歆所見讖文，則全爲讖書，與《志》所載不同與？然即文義考之，緯書實即所載諸書之言，則以《緯》爲西京舊籍，今所見緯書，則爲東漢以後揉雜之書，未爲不可。
讖爲歷來秘笈，《藝文志》所雜《圖書秘記》十七篇，即其書也。俞理初引《淮南·説山訓》、《史記·賈生列傳》、《趙世家》以證讖爲舊有，是也。《淮南》及《史》言秦皇挾《圖録》，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圖録」即《圖書秘記》之流。古凡占驗、方技，通謂之讖，即雜占之禎祥、變怪是也。其書本全見《藝文志》，東漢後拾其殘佚，因時尚統易今、古，其書全從中秘出也。俞理初乃以緯爲古史，謂在太史，不在秘書，故不著録，如漢令之比。案：《春秋》類《太史公》以下五家，皆漢近代太史所掌之文而載在《志》。理初謂史通記天、地、人，蓋靈臺所候簿占之藏書在史，比稽之天文，察之地理，知七政、五步、十二次之度、五方、剛柔、習尚、山川、險阻云云，按其所言史官所掌之事，其書皆見《志》之「術數」類，全爲史官所掌，可覆按也，何得謂其書在太史，故不著録乎？又緯中所言解經之人，明爲傳解先師之言，何與於史而裁之？若以爲史無所不言，則又何所區别乎？俞氏好博雅而少貫通，近人多驚其名，故悉爲辨之。
宋人最不喜《公羊》説，及報九世之讎，乃 注 偏篤遵信，不加駁斥。案：此説乃《公羊》之偏蔽，非其精粹之條，宋人駁其粹而專守此者，以其切於宋事者。故經説之偏僻處，正如硝黄薑附，乃真正救病之品，平常之藥不能也。宋人好言大中至正，非薄前賢。夫復九世之讎説，殊爲不中不正，乃篤信之，蓋有病則病受也。
近人解經，喜言貫通，又文人敷藻，多用通假，鋪張鍛鍊，居然修辭。意既無方，辭多過實。苟以《春秋》之例相求，比齊文句，則以無爲有；推考禮制，則化虚成實；莫非附會之言，豈有貫通之樂乎？且一意數闋，是謂長言。本可節删，拘於譜格，句異尾文，都爲均言。調縱複繁，意歸簡要，既已神行，不數官節。注疏家因其重言，滋爲牽混，架床叠屋，强作解人。是當汰除，以反虚澈者也。 今小曲中《十杯酒》、《哭五更》之類，與《兔罝》、《苤苢》之例正同，長言不休，更無他意，苟以同均相異，亦無不可，就此煩説，不嫌生事乎？
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天德，故詳於門内，而略於治外；《春秋》王道，故詳於制度，而略於躬修。二書從合觀，乃全聖人之量。孔子所自作，首此二經。《尚書》則如近選之古文，《詩》則如近選之詩集。緯説以《孝經》、《春秋》相比。至於《禮》，則又如《會典》，有所去取，皆爲今學派矣。治經者須知宗旨。
《易》、《詩》二經，修辭逆志，所言名物，半多假託，不如《儀禮》、《周禮》徵實之學，最爲精審。故二經亦當以禮制求之，前人於二經中言禮者是也。夫言禮之書，平實如《儀禮》、《周禮》，猶不能明，何况二經之鱗爪偶見、首尾不具者乎？故必知爲天學而後可也；若取以爲禮家之證據，則萬不可。秦蕙田《通考》乃虚引二經以爲禮證，支離惝恍，無所憑依，莫非據注疏以爲斷。注疏之説又豈可據？不惟無益於二經，而且有害於禮説。故予言禮制，不據天學爲説也。
《易經》完備，出一人之手，頗與《春秋》相似。然多用韻語，文亦變異，不如《春秋》綱領節目明備。竊以此爲今之《靈棋經》之比，所畫卦爻亦如甲乙數目。彖、象則吉凶之詞，欲人記誦，則用均語，或取方言，或雜謡諺，不一律也。其初編纂，吉凶亦自有例。至於詞語，隨便録用，無所拘也。孔子因其成書，陳列消長，足以觀玩，亦爲譯改。此則我用我法，非原書之本意，故孔子不以《易》教人。 《靈棋經》之類，亦有初本，有加注，有附識，正如《易》之《象》、《彖》、《文言》之《翼》也。
緯書不獨今學，時有與《左傳》同者，當是《藝文志》所載經籍之殘簡。東漢人輯録，雜以讖説，以取信於人。本爲舊籍，故不主一家。欲輯《藝文志》所亡諸書，於緯書取文義相近，依類爲之，可得十餘部，是緯亦如《永樂大典》矣。
近人言《尚書》，多究心於《禹貢》，如《錐指》諸書是也。一古一今，言人人殊，而實則不能有所折中，如畫鬼神。然又頗似郡縣志書，徒有争辨，并無實用。竊以爲水土既有變遷，名字尤爲淆亂。居今日而欲考明古制，無異癡人説夢。此但當心知其意，如古官名、禮制，不必强今以合古也。苟必長編巨帙，推衍比附，徒勞心神。陳氏父子主經義矣，而未有貫通之才，如滿屋散錢，殊乏貫串，亦可惜矣。
東漢之初，亦無「緯」名，但云讖記、秘記等名而已，所指之書，則《元命包》等亦在其中，名則東漢後來所加也。故除范史所稱外，惟《康成傳》有「緯」字。大約古代本有此名，末師重讖，推以解經，遂於緯外加以讖名，意雖甚是，而名則甚非。經豈可以讖相對？使可名讖，子夏之《傳》早以讖名矣。又讖中雖雜有師説，然採録甚雜，又豈可與經比？章懷注《樊英傳》，引七緯書名，皆以三字爲名。大約下三字爲讖本名，與《赤伏符》、《金匱符》相同，上云加以經，皆後師所録。讖既爲《藝文》之殘編，末師因以經説羼入其中，改加經名。東漢之初引讖有加經名者，皆後人所補耳。七緯以外，有不加經名之讖，有加以經名而仍不入於緯者，則加録又在後，倣前書而稍後者也。至於曹魏宋注，則入緯不入緯之書一律注之，故章懷名目以外，宋氏均有注也。由此推之，光武引讖以决事，當時實未附以説經之書，故言明堂、辟雍，仍是讖文，則以説經語入讖，又加以緯名者，皆是後師所爲。賈逵以《左傳》有劉氏之文，而《左傳》得立。後之以經説附入讖記者 注 ，欲假讖以自行其學，皆以讖爲據，摘經語於其中，以求顯貴，此當時事實也。後人不明此意者，史臣拘於後聞，不能無所修潤。後人囿於前説，未能徵實。豈知東漢初之讖有術數，無經説，有本名，不加經名，但名讖，不名緯哉！初以讖爲東漢得《藝文志》書而誤合之，統以今名，不如此説之得實，存此異解，以俟考定。
今《藝文志》有脱漏者，俞理初以《藝文志》不言《甘石星經》，定讖、緯與《星經》同掌於太史。案：章懷注言《星經》見《藝文志》，石氏爲魏人，注必不誤。是唐本有《石星經》也，後乃脱去，可藉此爲證。
讀古書不可以求孤證。蓋孤證或爲字誤，或爲羼誤，證以時事，並無其論，此可知也。如《莊子》有「十二經」之説，從古並無此言，必字誤也。緯書，東漢之初猶無此名，而《李尋傳》乃有「五經、六緯」之説，本謂緯星，乃强以爲書名。使當時果有六緯，與經並重，何以時人並不一及，惟李尋一語？東漢尊信讖記，無所不至，使緯名與經對文，何不以緯名讖？蓋緯名之貴，乃東漢末師私尊其學，俾與經對，西漢並無此説也。
張平子以讖緯始於哀、平，其説非也。圖讖自古有之，讖名甚古，在西漢初，緯説亦古，皆《藝文志》所録經説、數術之言。東漢重内學，末師以所學師説羼附讖書以求勝，因與經相關，久乃有「緯」名耳。
近人知遵信緯書，但西漢大師如京、孟、翼、劉之流，皆師用其説，以災異、神怪爲主，然非取以説經也。哀、平以至建武所言圖讖，何嘗 注 有説經之語？後人以先師之説羼入緯中，乃謂先師私用緯説，亦前後失倫矣。
或云緯書之名雖起於東漢中，而書實成於宣、元之間。西漢經師 注 皆兼治五行災異之説。伏生《大傳》無論矣，《繁露》實即緯書之祖。他如《京氏易》以六十四卦更值用事，與《易緯》同。然則《易緯》，京氏之學也。夏侯始昌「明於陰陽」，此《書經·洪範》之故也。翼奉「六情」、「十二律」、「五際」，則《詩緯》 注 翼氏之學也。翼奉曰：「《春秋》有災異。」凡董、眭、劉諸家，皆以災異説之，則《春秋緯》皆西京之書也。其書多行之私家，不盡藏於秘府，故《繁露》之書，《藝文志》亦不載。其書與《天文志》數術類相同，特數術之書不説經，此則以説經爲主，推以及於災變。故《開元占經》引《海中占驗》、《石氏》、《甘氏》，凡見於《藝文志》諸書與緯並見，是緯即《藝文志》中書也。成帝時甘忠可 注 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後事下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是其書即讖文，與緯有説經者不同。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明是有合五經而施行之事，則緯書出在前明矣。
《中庸》「舜其大孝」以下數章，皆《孝經》天子孝之傳也。春秋祭祀，又言禘嘗，確是《孝經》師説。梁武帝有《孝傳》，不知古亦有此，當輯補諸侯、大夫、士、庶人傳，以見古書之體。大約《中庸》篇從首至「唯聖者能之」爲説「中庸」，從「費而隱」以下至「治國其如示諸掌」皆《孝經》説也。
九家有陰陽，此經學之一小派。《書》言「洪範」，《春秋》言「災異」，必不可缺。自推測家言之，凡日食、星隕皆有定數，不關時政。然《春秋》書之者，《春秋》以天子治諸侯，天子尊無二上，無所畏忌，故以天治之。書天變，亦以天治天子之意，使有敬畏。故事天如父、如君，君父有變，臣子宜修省也。
董子《繁露》爲緯書之祖。昭、宣以後，災異愈盛，治經者莫不兼習陰陽、星曆、天文、月令之術，往往依經設義，依託象類，迎合時尚。故五經之家，全以災異爲主：《易緯》皆京氏學，《詩緯》皆翼氏學，《春秋緯》則董子以後之附益也。董子以前説經義處多，京、翼以後説災異處多。甘忠可 注 僞造《太平經》十二卷，劉歆以其於五經不合，則但説災異，不説經者也。緯書有此三種，皆西漢經師所爲，始則説經兼災異，繼則説災異以附經，後則全説災異不及經。其書不盡藏於秘府，東漢以來續有添補，故至於八十餘種。董子已有《繁露》、《玉杯》、《竹林》之名，則其名亦成於西漢。其名不見於《藝文志》者，《藝文志》多大名，不載其細目。孟、京氏《災異》、《明堂陰陽説》五篇，當亦其書也。
講學以通爲主，然求通之道，最宜審慎。與其變易定説以求通，不如守定説而闕其可疑。不然，則因求通一念，遂使難通者不能通，即通者亦不通，此大蔽也。鄭君言廟寢與明堂異制，此定説也。後因《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一節，疑「閏月」何以「居門中」？必因一月一室，明堂祇十二室，故閏月無室，乃居門中，遂改説廟寢亦如明堂，雖廟寢十二室，於經傳無徵，特以「王居門中」一語不能通，不能不改舊説。竊以當求通《周禮》以合前説，苟不能通，則寧闕疑，不可因此以改前説。何則？言廟寢與明堂不同之證多，可疑者唯此一句，揆以從眾之義，當以前説爲準。今求通此句而改前説，此句一通，而前説諸據皆不通，足因一小不通，致數十百大不通也。喻之人事，似一孔破堤，此大害也。故定説當守之，可疑當闕之，不可因一以改百，因小以改大也。且於疑義專心求通，未有不可通者。《周禮》「王居門中」，謂王聽朔時不出南門，閏月 注 ，闔左扉而立於門中。《周禮》之所謂 注 「居」，即《玉藻》之所謂「立」。「居」古字， 從立，作「 」。 今、古文字小異耳。其言「終月」者，即《左傳》「歸餘於終」之「終」，謂閏在十二月後耳，非謂在門中住一月也。門者往來通衢，無可居之理。以天子之尊，在門中住一月，亦非情理所有。予之説經，唯求通其所疑，苟不通則闕之，萬不敢因小而失大也。
經術如碑帖，經濟如卷摺。以碑帖之法施之卷摺，非也。不用碑帖而能卷摺，亦無是事。此事是一是二，能碑帖而不知卷摺，迂儒也。且將碑帖何用？能卷摺而不知碑帖，俗吏也，其卷摺亦必不工。自漢以來，此事久分爲二途，徹上徹下，夫誰能之？
史公以「實事求是」、「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爲治經之法。所謂「實事求是」者，糟粕也；「心知其意」者，精華也。禮家曰禮意，刑家曰律意，書家曰筆意，儒家曰經意，嗚呼微矣！
人有二十分功夫，寫之簡册不過十分，此謂開創建始之作，如孔子之《春秋》是也。人有五分功夫，寫之簡册便有七八分，此謂守成摹勒之作，如子夏之《傳》是也。《傳》以經爲的，持己審鵠，有形跡可尋，心中所無之事，可以緣經起意。顔子之師仲尼，班氏之學司馬，以形求影，可以人力爲也。至於開創之事，無所法守依傍，有擇審之勞，多形勢之格，心中千頭萬緒，著之於編，難於稱心。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求賢人之意易，求聖人之意難，至於求聖人不言之意，則爲尤難矣。何時求得聖人未言之隱耶？
「爾雅」二字，不得名義，竊以此亦如轉注、假借之比，必當時通語。漢人好用此二字，所謂「讀應爾雅」、「文章爾雅」。又似即予「譯通」之意。總之以二字爲意，不如俗所謂「近正」之説。《爾雅》一書，專説《説文》之假借、轉注二門。重字同訓，此轉注也；所列無復本義者，假借也。
《詩》稱「尹氏大師」，尹稱氏，與《春秋》同。《春秋》爲孔子貶之，《詩》在先，不應貶，孔子又豈襲《詩》之文而氏之？疑不能通，久之乃悟古經書皆從手寫，先師各從方音而改者多，其中異字且又多譯改之，故有意改寫，以合私文之事，如《後漢·儒林傳》所言是也。《春秋》經學，稱「尹氏」，謂爲譏世卿，貶。《左傳》一本作「君」，杜以爲有世卿，故不從貶「尹氏」之説，直讀爲「君」字。經書「武氏」亦貶也，杜注亦不用其説，以爲以氏稱其常，非貶，故改「尹氏」，不改「武氏」，此隱三年事。於五年《傳》曰：「王使尹氏、武氏助之。」以經連稱氏、傳連稱氏，同爲貶也。《傳》故見二氏，以明譏世卿之説。《毛詩》與《左傳》同師，古學皆以稱「氏」爲平文，此之稱「君」必譯改之故。齊、魯《詩》定亦作「氏」也。其爲先秦以前或漢人所改，則不能定矣。
近人喜言《尚書》，南皮謂治《尚書》最難。實則知古、今之分者，唯陳氏父子乃有成書。《尚書》如今之《古文淵鑑》耳，故《經解》以爲有「疏通知遠」之益，不可以求通。特先師既專門説此，乃取古今禮制附會之，實皆非本義也。當就三代異禮補救之，其中文義顯明者譯改多，晦塞者譯改少。近來金石家、小學家好以文字通假繁省説之，豈無千慮之得？然欲以此法通全經，則萬無此理，或從或違，皆以便其私而已。竊以爲好言古字，用功多而得效少，畢生之力不能通一編；縱使能通，亦燕説耳。故余説《尚書》文義，專取《史記》及漢儒説以爲定，凡所疑闕之處，近人成説可取者亦附焉，不敢於金石文字望通《尚書》也。
壬秋師嘗云，欲將《孝經》成數十百卷巨帙。蓋謂其經文少，傳義微也。余治《孝經》，引《禮記·祭義》、《本孝》諸篇以爲注，更採《緯候》，乃以漢人説補之，其詳備當過於注疏本也。
《詩經》不在文辭，唯取逆志。《詩》意有本詩之意，有學者取詩之意，誦諷罕喻，大似今童蒙所誦《增廣字訓》。編集古語，由人引用，不必與本意相合。人有好用其語者，一日之内數十百引其説，此其取用之效。至於涵泳諷誦，使人不急迫，有温柔敦厚之德，則樂之餘意也。孔、孟、荀及《左傳》、《禮記》所言《詩》意，則全是《增廣字訓》派頭，又頗似今俗所謂抛文者。
余嘗疑《爾雅》一書，其始如《急就篇》，皆有韻以便初學。後來之師從其訓詁，加之解釋，如今《急就篇》注本也。既加注文，則一字數義者又當别出，故更分出解之。後師别解，旁注正文，後來寫本一路鈔之，故訓詁、旁注一同混入經文。然其韻語之跡，猶有可考。有「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基、胎、輿爲均是也。《水經注》舊亦如此，得戴校而經、注乃分，安得有戴氏者一定《爾雅》經、注也？
《墨子》亦多《春秋》説。如云「百國春秋」及「觀齊社」之類，不惟多從《王制》説，《非攻篇》 注 所言「嘗藥」、「學問」之事，則直《穀梁》許世子傳文之注脚矣。餘者尚多，《穀梁决事》中當引此爲證也。墨子宋人，傳今學者弟子，學於魯，歸以教授之餘派也。《孔叢子》、《公孫龍子》論名家，引《春秋》「五石」、「六鷁」之説，以爲名家祖。《孔叢》深得《穀梁傳》意，所謂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先秦以前師説也。晉人不知此義，或以《孔叢》爲僞撰，非也。諸説必有所本，謂王氏有所羼改，可耳。
嘗欲仿阮文達《詩書古訓》之例，統集先秦以前群經之説，以爲博士之先導。此爲最古精粹，當有出博士上者，名曰《周秦群經遺説》，如《經解》、《表記》、《坊記》諸篇，及《國語》、《左傳》、《逸周書》、《孟》、《荀》、《列》、《莊》、《墨》、《韓》諸子之類，皆在所必録也。再以博士以後之説爲之輔佐，則又取法乎上之意矣。
注 春秋：原作「詩易」，據文意改。
注 詩書：原作「春秋」，據文意改。
注 五殘雜變星：原作「五殘雜星變」，據《漢書·藝文志》改。
注 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原作「五星客行等占驗」， 據《漢書·藝文志》改。
注 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原作「日合月暈雜變行事占驗」， 據《漢書·藝文志》改。
注 春秋類：「類」原作「内」，據文意改。
注 明堂陰陽説：原作「五行説」，查《漢書·藝文志》禮類無《五行説》，當爲《明堂陰陽説》五篇，據改。
注 京房災異：《漢書·藝文志》易類著録《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無《京房災異》。
注 乃：原作「句」，據文意改。
注 以經説附入讖記者：「經説」下原衍「讖記」二字，據文意删。
注 何嘗：原作「何常」，據文意改。
注 經師：原作「經」，據文意補。
注 詩緯：原作「詩偉」，據文意改。
注 甘忠可：原作「甘可忠」，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改。
注 甘忠可：原作「甘可忠」，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改。
注 閏月：原無，據《禮記·玉藻》補。
注 所謂：「謂」字原無，據文意補。
注 非攻篇：原作「非攷篇」，蓋「攷」與「攻」形近而訛，據《墨子》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