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禮》以大綱爲主，須以蘇子瞻讀《漢書》法求之。凡天時、輿地、職官、選舉、禮樂、食貨、喪祭、軍兵諸門，務求詳細，以爲稿子。先立間架，則心胸開闊；再求所以實之，所謂觀大意不求甚解。如此則功少效多，淺深皆有得。先具規模，聞見有歸宿。近今風尚之蔽，文字則求瑣細，一衣一冠，考校累月；一草一木，説以數萬言，夢夢爲之；倘遇喪祭儀節，或考兵農今古，則茫然失措。張盟蓀欲治《周禮》，疑名物難講，周潤民治《爾雅》，於動植求實指，積久無成功。予故以爲經學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必俟大綱已明，然後講求節目。或以制度爲躐等，初學當先講小節，説細事。不知井田、封建事本易明，非如義理精微，難於領悟。故欲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爲經，將《通典》及秦氏《通考》所引經傳子史證之。初學觀此，先具規模，不惟經學之本，經濟亦有裨益，與拘於名物者，得失何啻天淵！
名物多識，古爲小學，别有遠大，何必涸者終身？如欲講求，則專守一家，苟欲博通，愈多愈亂，皓首亦無究竟。前人專門之書，熟讀篤守，可省工夫。以爲别用學問，即有效驗，猶當擇術，况無效耶？
《周禮》無論其他，即三酒五齊，求之經年，亦不能明。今酒名目不下數百，我所知者幾何？《禹貢》山川，多難實指，但就古説，略知大概而已。欲深求，即身居成都，是否古城故址，武擔、摩訶，皆難指實。人生長之地，沿革山川，亦徒傳聞，何况數千年前、數萬里遠哉！經濟之學，總以熟於今圖爲主，非專門名家，不必苦鑽故紙。近人《長江圖説》論古處直如《封神》、《西遊》，有何益處！即使確考古蹟，亦無所用。古人衣冠，縱能裁縫，亦技藝技倆，爲士夫所鄙。百千年後，以知今之制度爲貴，抑能縫今之冠裳爲貴耶？如以冠裳爲貴，則予將從紗帽街肄業，不入尊經矣。
辨等威，著沿革，《禮》學總要，不出二端。欲理繁難，莫如立表，將其異同横爲五等，竪爲四代，二表綜稽，巨細無所不包。其有四代、五等不全者，則援例推補，附於其後。至於尊卑通禮，今、古所同，别爲一册，不必入表。若夫夷狄之俗，與夫僭越之端，更附二表，以存枝節。四代與三統相通，統宗分劃，固勝於《五禮通考》也。 表集録猶易，補闕爲難。以一反三，由端見委，别爲説以附於各表之後。禮家類書近推《五禮通考》，其書博而不精。三表既成，便當分别部居，汰除淺説，更標新旨，整理綱目，庶足爲完書乎！
《祭義》屢言孝，文多與《孝經》同，初疑爲《孝經》説，後閱《大戴》，《祭義》文在《大孝》篇，乃知《曾子》十篇皆《孝經》説，「費隱」至「示諸掌」，皆《孝經》説。舜、文、武、周公，乃「天子章」傳説。所云「春秋禘嘗」，皆與《祭義》同。《中庸》前説禮樂，中説孝，後説《易》。篇中「中和」皆指禮樂。《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曾子》篇文。屢言 注 爲子之義，亦以《孝經》爲主。以此相證，殊免割裂牽合之譏乎！
《戴記凡例》有傳、記錯簡之説，遠同宋人，近似高郵。然三《傳》則以義理爲主，不專整比句例。王、俞精粹，説似有理，但學人皆用此法，則改來改去，何所底止？好引用僻書，豈僻書不誤，經傳獨誤？不求本而循末，誤矣。
《王制》有佚文，見《白虎通》。《逸禮》有《王度記》，「度」與「制」對，豈《王制》外别有《王度》，如《坊記》與《表記》、《閒居》與《燕居》與？《别録》以《王度記》爲淳于髡等所撰，未審何據。《王度》有「記」，《王制》有「記」，明矣。豈《王度》即《王制》，偶變其文，「記」即《王制》之「記」與？
諸侯一娶 注 九女，此今文説，爲孔子新制，撥亂反正，大有功於政治。防再娶，鋤亂源，創造新義，不必師古。當時實以續娶爲常，如《左傳》是也。因再娶釀亂，故改制以救之。今人講《左傳》，以再娶爲疑，非也。《春秋》書媵，立不再娶之制，《詩》與三《傳》有娣姪之説者，緣經言之。
子夫笑宋人説《論語》，半爲鄉曲教學事。蓋鄉僻寒儒，自謂抱道隱居，故不出村學本領，相習成風，似孔子真爲館師傳心法。漢博士乃多説官話，聞見較闊也，然不免儒生氣，不能包攬九流，縱横六合。説經要略識聖人心胸，置身三代上，漢、宋皆有未盡。
子有益經學，文字、事實外，議論意旨尤要。非兼通九流，豈知聖人作用？九家皆聖人支派，欲治經，先明子。嘗欲就《藝文》舊目存亡繼絶，輯爲成書，各爲之注，並著《子話》以明其意；志在因子明經，不專爲子計。
子家多傳經之士，因其性近，流爲别派。秦漢以來，傳經者皆其後輩，故經學莫古於子。孟、荀無論矣；名家由《春秋》出；墨本從質義；吴起，曾子弟子；《司馬法》乃禮書；《韓非》亦説《春秋》；道家全由《禮》出；儒、法亦本《周禮》。知此，則啟人神智不少。
廿分工夫，寫之簡册不過十分，此謂開創，如孔子經；五分工夫，寫之簡册便有七八分，此謂摹勒，如子夏《傳》。傳以經爲的，持己審鵠，形迹可尋，不知者可以緣經起意。顔師孔，班學馬，以形求影，可人力爲。開創無所依守，勞於擇審，格於形勢，千頭萬緒，著録難於稱心。作謂聖，述謂賢；求賢易，求聖難，求聖不言之意，則尤難矣，誰得未言之隱耶？
辛巳院課，考酒齊所用題最繁難，精思旬日，大得條理。壬秋師以爲鈎心鬥角，考出祭主儀節，足補《禮經》之闕。舊説廟祭惟饗尸，無祭主之儀，至謂祊爲明日之祭。今考《禮記》祊祭諸文，定爲謂迎尸前殺牲薦血，獻齊焚膋，皆祭主求神事。先迎主於堂，然後索祭於堂、於室、於門。三索已畢，反主於室，然後迎尸。此時牲已熟，用酒不用齊，全用人道。祭以主爲重，今人祭主不用尸，是亦古禮。若如鄭説，專饗尸，不以鬼神待之，與《禮》意不合。祭主儀節，可補《禮經》。同時著《轉注説》，旬月專精，五花八門，頭頭是道。子夫謂年中工夫不過長一二次，形迹可驗，若此□□力争而得，非自然通悟也。
《禮記》儀節名目，歧於《周禮》，鄭必求通，牽就附會，不惟《禮記》不明，《周禮》因以大亂。《記》有制度、通論、經記，經師專説異義。今欲合通胡越一家，水陸一轍，必不可通。故説《周禮》，不定求合於《記》。《周禮》禮節多在十七篇外，《儀禮》互文，安知非其傳、記？《記》多言遷變，如今各部例文歧出，難於畫一，雖全文具在，非專門不能通。若篇目散佚，僅就一端欲通全體，此必不可得之勢也。鄙意於諸篇各自立説，不求通貫，苟其意旨難明，則零金碎玉存而不論，不以可疑之文，亂久定之説，如鄭因「王居門中終月」改廟寢之制。各就本經説之，不求相通；義證顯明，乃以相附。本經則必求相通，雖有闕失，所關者小。《禮記》篇各爲説，勤加功力，庶乎《禮》學有可明之時。
《别録》於《禮記》有「通論」一門，如宋人「語録」，其中贊美咏嘆、説《詩》引《書》，罕喻借證，與典制諸篇不同。大約先須分别制度、記事、議論、訓解四種：如《内則》、《玉藻》、《雜記》等篇，制度、禮節；《郊特牲》、《檀弓》，記事；《儒行》、《哀公問》，議論；《坊記》、《表記》，説經；《内則》諸篇，訓誡童子，專爲《孝經》説。足證《禮經》者，諸《記》爲要；議論、訓誡、説經、記事諸門皆師説。要在多分門目，然後可通。
《記》篇中多有傳，並有傳中傳。蓋《大傳》在先，弟子傳之，後之弟子又加注解。同在一簡，此簡不盡，或寫别簡，前後不一定。其始當有分别，後來抄録，或傳注在先，或先注後傳，或傳注相失，凌亂如滿屋散錢，加以錯簡、誤奪，彼此錯雜，非釐定本，不能讀也。 《王制》定本已刊，《禮運》三篇有定本，當由此推。
記識誤入正文，除《尚書》外，以《禮記》爲多，大約傳注參半。《記》有連用數「故」字者，篇首即「故」字者，不能指爲承上辭。疑「故」即「訓故」，别於本文，故上無所承，而屢言「故」。《喪服》經傳，人能分之，以其易明；《記》非正經，記識不純用傳例，故人多不悟。同學作《釋故》，題以「故」爲書名，備舉《記》 注 中「故」字釋之。大約作承上語不過一半，一俟審定，則天然傳傳，並不勉强，亦如《王制》定本，豈非快事！
《左傳》言「凡」者五十，杜以爲「例」，《隋志》有五十九 注 。攷杜得失不足論，然「凡」可爲書，則定説矣。東漢後，書名「例」者以百計，古無此字。蓋「凡」、「例」古今字。内江魏楚珊 正湘 作《釋凡》一卷，取《禮記》百二十「凡」釋「例」，予易名《禮記百二十凡考》。《左》有十六「凡」，專言禮節，於書法無干，《禮記》「凡」多與出入。《禮記》大繁賾，「凡」、「故」二門亦清釐之一法也。
《周禮》四時 注 間祀、追享、朝享，其説不一。《公羊》説禘爲五年大祭，於時祭行之，數年一殷，盛其禮。先鄭以追享、朝享爲禘祫，謂於時祭别行。案，數年一舉大祭，不當目爲間祀。既曰四時間祀，必與時祭相間而出，爲歲行之典。間者，相間而行，與時祭雜出之謂也。追享於遠廟，追遠、追王皆有遠義。朝享每月一祭，後鄭説是也。但以朝爲朝，朔則非朔，但言朝以明受朔，非必行此繁重之禮而後班朔。且受朔在禰廟行事，竊以爲當以《祭法》説之。所言祭祀與諸書不同，而惟與《祭法》、《國語》合。《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 注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祀之。遠廟爲祧，有二 ，享嘗乃止。去 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 注 曰鬼。」案：以疏數考之， 以下主時祭，五親廟皆月祭。「壇、墠有禱焉祭之」，謂一歲一祭也。月祭、歲祭之名與時祭間用雜出，故名之曰四時間祀，非謂禘、祫也，明矣。朝祭五廟，不止禰廟，故知後鄭以爲視朔朝廟者非也。月數於時，時數於歲，以時居中，加月、歲於其上下，所云「凡 注 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者，舉時祭以包二事也。凡《祭法》、《國語》説與《周禮》合，别書少見，是爲《周禮》專證。鄭《注》不引《祭法》，引《春秋》諸書説之，非也。
先儒言禮，每刻舟按圖，必求一律，少見參差，便生疑難，是不知《禮經》簡署，互文相省，且待傳、記補足，不可專執經文，如《左氏》之先配後祖、冠無見母之文是也。朝廷功令、法律頒之天下，當定一尊，以便遵守。然律例時有修改，前後間有不同，又載有邊省專條，是律例中不無歧出齟齬。引者據本事引本條，非律例執一，毫無異同。至於儒生之建言，名臣之獻策，諸侯各君其境，建尚不能無殊。故《曲禮》有從宜、從俗之説。今欲説成一律，豈有此理？唯其必欲求同，故牽强附會，百弊叢生。今分經、傳，經畧傳詳，大綱一定，節目不必執一也。
董子《爵國篇》據四選之説，以爵爲四等：公、卿、大夫、士是也。初因《王制》言諸侯、卿分三等，欲就此推其禄，不能合；後以二等分之，乃合九十三國之數，而董子則已明言禄八差矣。蓋其法上卿 注 、中卿、上大夫、中大夫、上士、中士，從同下卿、下大夫、下士各降本班一等，故合二四爲八也。天子百二十官，爲國九十三，除二十七下士不封，列入附庸之内，所餘正九十三人，人封一國，數目全合。《孟子》云，天子之元士視子男上士、中士也；《王制》言元士視附庸下士也。秩有參差，各言一面，《孟子》「卿視侯」，謂上卿、中卿；《王制》「視伯」，謂下卿、下大夫，亦仿此推之。此千年未析之義，不知董子固已明言之，可見其書之古。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與太僕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 注 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 七家。 辨訟不决，以狀聞。制曰 注 ：『避諸死忌 注 ，以五行爲主。』」按一日吉凶至有七説，竊以禮家不同，實亦如此。今就所見標其目焉，曰經文家、 經文簡質。 傳記家、 傳記詳多，爲經所無。 經説家、 各據本經爲説，與大禮不同。 新學家、 莽、歆之僞制。 陰陽五行家、 如明堂、月令爲陰陽家説，近術數占驗。 義起家、 不必古典，自以義起。 沿變家、 禮本如此，後來改變，如改制及失禮諸説。 今古同家、 《周禮》不改之文，今、古所同。 今學小變家、 今學所無之文，見於古學，則説者必變之。如博士以「方十里出十乘」。 古學小變家、 本是今學相同，必求立異，如《異義》所引，説有小變。 混合今古家、 馬、鄭牽合，唐、宋調停。 内學家、 主緯説者。 訓誡家、 教童子誦讀之書，與子抄相似，但録警句，不詳終始，如《勸學》之類及諸子雜篇是也。 子學家， 各有宗旨，其原文不無增損。 此流派也。至於一家之中，又有歧出，經傳相雜，或互文見義，或詳略脱誤，或傳習偶異， 如《公羊》與《穀梁》、《左傳》與《國語》是也。 或文異義同，或書史佚文， 如《文王官人》、《明堂位》皆《逸周書》，《祭法》乃《國語》類是也。 除去僞新，皆當力求其合。門目欲其分，不分則不能各盡所長；流派欲其合，不合則支離而歧出。一分一合，皆當依類列表，使其融洽分明也。
漢初治《詩》，一人不能習全經，數人合治一經．或爲《雅》、或爲《頌》。班蓋誤襲劉歆邪説。《詩》本文雖較諸經爲多，然不過三萬餘字。漢人説「堯典曰」三字尚三萬言，豈於《詩》不能全治？爲是説者以見三家雜駁，不及古學。如以《尚書》本文殘缺，伏生老不能見客，晁錯不知齊語，又使女子口授之説，皆以攻擊今學經師耳。然《詩》不必分治，獨於《禮記》爲宜。《禮記》大經，號爲繁難，今别爲目，五六人分治，爲制度、爲六禮，爲通論，爲經説，爲子史、陰陽，爲餘論，各專一門，易於成事。書院資屬習《禮》者多，倘共爲之，三年可成。隋、唐《志》《中庸》、《月令》、《喪服》皆有單行，此亦古法也。
《月令》一篇，《吕覽》傳其文。蓋《尚書》命羲和、叔仲與視朔班令之傳，《大傳》嘗摘録以説《帝典》。 考《大傳》「西成朔易」所引「《傳》曰」，文見《月令》；「迎寅日出」又以爲天子迎日東郊，非羲仲在嵎夷迎日。 近撰《備解》，乃引以爲説。 不全録其文，但引據之，以其文過多也。 其言天子十二月異居，《禮疏》引《月令書》説明堂四堂十二室，鄭君誤解「終月」句，用先鄭之説，以爲明堂實有十二室，每月居一室，閏月無室可居，故《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後並改廟寢，亦如明堂十二室，是爲巨謬。《月令書》説明堂十二室者，謂城門外近郊之四堂也。天下豈有一堂爲十二室，而可以居人之事？一月必遷一室，亦非情理所有。且其所居之室共有四名：曰青陽、曰明堂、曰總章、曰玄堂。既異四名，必非一地。且四室之中皆太廟，一地立四太廟，此何所取？且十二室周圍環繞，説有户牖，不言門制，此廟從何而入？不言其室之向背若何，豈皆外向耶？若外向，何以又有太廟、太室？舊注以長夏居太廟、太室，則何以不居門中？若果如此，閏月又何以不居太室？既有四名，以一明堂名之，亦非矣。 《考工記》言明堂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明堂》 注 言明堂九室。其制均不作十二室。雖非説《月令》，亦可見明堂古説各異，非有一定説也。 謹案：明堂與玄堂對文，青陽與總章相比，竊以此四堂即《尚書》之暘谷、昧谷、明都、幽都也。《堯典》所言寅賓 注 、寅餞，即《月令》春迎、秋餞之文，專指天子敬天順時，非指四子在荒陬測量天日。此明堂决非以朝諸侯，亦决非屋十二室。《大傳》所言與《月令》相得益彰，乃四門外視朔之屋，南郊曰明堂，北郊曰玄堂，東郊曰青陽，西郊曰總章，四地同制，四方異名。西南隅立之太廟，則曰太廟而已，不别立名。閏月視朔，不出城門，立於門中。《玉藻》所謂之「闔左扉，王立於其中」是也。曰「居太廟太室」，「居」猶「立」也，與閏月王居門中「居」同。天子順時頒令，凡一切服色、車數、器物皆取應時象。故春三月於東郊之廟頒其制，仲在中，孟在左，季在右，一季三易，凡下律命，皆著於廟前。夏如之，秋冬亦如之。閏月言天子不出門，則以前之出門可知。《月令》明言天子還賞於朝，是四廟惟駕車一游，班令而反，非於其閒居一月也。天子尊居九重，一月一遷，又須居門中 注 ，果何所爲？况妃嬪、宫儲豈能在門中塞絶出入？且年復一年，是天子終身在明堂十二室中老矣。朝寢宫室，何用以廟爲居，人鬼交雜？又别立七廟，何用一廟之中，又分四太廟或五廟？ 長夏又居太廟。 不知所享何人？豈一人四主耶？又或四親廟皆可曰太廟耶？種種不通，不審何以後人不悟，乃并改寢廟爲十二室。試請鄭君仿此明堂，長居其中，並在門中一月，蓋誤。深知其誣，誤以「 」爲「居」，以四廟爲一廟，□而避之，廓如也。
《左》、《國》言禘、郊，禘在郊上。禘主帝，郊主天，禘大郊小。魯禘、郊並見，《春秋》書郊不書禘者，以禘僭天子，不可言，故不書。《大傳》「不王不帝」，即《春秋》書郊不書禘。《論語》「或問禘之説」章，言「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云云，即謂不王不禘。治天下者，王之事也。天有五天，帝祇一帝。王後降禮，得郊天而不可禘帝，此《禮》所以不王不禘，《春秋》所以不書禘。《春秋》之禘繫於太廟，皆爲時祭，非大禘。古禮説名同實異者多，後儒以大禘之禘説《春秋》，誤矣。
「祫」字先儒皆與「禘」字對舉，以爲大祭名，此亦誤也。據《王制》，「祫」與「犆」字對，謂時祭，時或合或特耳。禮：三昭三穆，親廟皆統於太廟，一時一祭，祭於各廟爲犆。合祭，如今之春、秋，故有祫、犆之分。此説惟《王制》、《穀梁》最顯，《左》、《國》、《祭法》之説明堂與親廟異地，其祭疏數以大小爲分，由日月次及時歲，遠則三年一祭，而四時合祭群廟之禮不詳。此當合觀，乃得其通。後來講《左》學者，據《左》、《國》以爲各廟有等差，升降一定，祭時各廟用各廟之禮，不相謀，故無祫祭之説，以致與今學小異。《公羊》歧出二者之間，説禘同《左》、《國》，説祫同《王制》，竊欲調劑二説，使之合通于一。《公羊》中補日、月、時、歲之説，而于時祭中補用《王制》祫犆之説。蓋日月之祭于各廟分獻，時祭皆合于太廟，有毁廟之主爲祫，無毁廟之主爲犆。時祭如今之春、秋二祭，月享如今之朔、望行香，日祀則爲宗祝酒灑、香火之事。禮緣人情，今不異古，日月行祀則大數，時歲一舉則過疏。案其日期而無疏數之弊，則今人通行之典，即古人行習之事矣。又《孝經》言「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舉春、秋以包冬、夏，亦如魯史四時具而以「春秋」爲名。《祭義》、《中庸》爲《孝經》説，乃專就經文霜露立義，亦若一年祇二祭者然。不知四時之中又以春、秋爲重，隆殺略有差等耳。今人用春、秋二祭，似以《孝經》説爲主。然冬、夏二時何遽無祭事？不過儀節差殺。以此見讀書説禮，不可刻舟求劍，尋行數墨也。
明堂古有五説。《大戴·明堂》篇「明堂者，古有之也」至「上圓下方」，此一説也；「明堂者」至「北狄西戎」，此《明堂位》 注 説，周公朝諸侯之明堂也；「明堂月令」至「三十里」，此《月令》明堂之説也；「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此《孝經》「宗祀於明堂」之説也；「朱艸生」至「出其南門」，此《晏子春秋》之説也。此外，《韓詩》、《尸子》亦有異同。竊以諸言明堂，皆經説派也。案：《堯典》之「嵎夷」、「南交」、「西」、「朔」，《方言》：宅者，謂可平土而居，即《禹貢》之「四隩既宅」，非竄放羲和於四裔。所言「暘谷」、「明都」、「昧谷」、「幽都」，則近郊之明堂。《大傳》言之甚詳，即《月令》之青陽、總章、玄堂、幽堂也。《明堂》 注 記明堂《書》説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 今《記》本誤作九室十二堂 注 ，不可解矣。 四户、八牖 注 、宫方三百步，在近郊。」此云「明堂《書》説」者，即説《書》之明堂也。四堂立于近郊，各有里數。明此爲《尚書》説，頒朔之明堂，分立于四郊，每方一堂三室，合爲十二室，以頒十二月之令。《月令》、《大傳》之説是也。鄭君不知制作本意，妄據《周禮》穿鑿爲一屋十二室之制， 四堂即明堂、總章、青陽、玄堂，十二室則兼左右个數之也。 如此作室，不能居人。且誤解《周禮》「終月」，謂在門中居一月，必不可通。昔予 注 溯明堂歷代異名，黄帝曰合宫 注 ，此朝諸侯之稱；唐曰衢室 注 ，虞曰總章，即用《月令》之名，此四時頒朔之廟；夏曰世室，此宗祀文王之廟；商曰陽館，此頒朔之名；周曰明堂云云。案：諸書以明堂爲通稱，考頒朔之廟，雖分立四郊，然制同事同，實則四方皆名明堂，因分在四門，故以青陽、總章、玄堂 注 、幽堂異其稱，然字異音近，則仍以明堂爲定稱。《尸子》之説陽館，當即青陽，其曰衢室，不知即玄堂否？其言黄帝、堯、舜有明堂，則是緣經立説，上以通于黄帝，多出後人之譯改也。
《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祭法》校之，不言禘嚳，不言宗武王，非異禮，乃省文互見之例。又言「春禘秋嘗」，而無夏、冬二祭， 今制春、秋二祭，蓋用《孝經》説，特知其原者少耳。 以校《王制》，則亦爲省文互見。先師以爲異義者，以禘爲時祭，又有雨露秋霜之説，似不能同於《祭法》。然《春秋》書郊，《左》、《國》皆以爲祀后稷所穀，是《孝經》與《左》、《國》、《祭法》不異。《孝經》言郊稷而不言禘嚳，言祖文而不言宗武者，亦省文互見之例。六藝定制，豈容相歧？以此推之，其義自見。時祭雜于疏數之間，一年二祭，不言夏、冬，亦爲互文。可知此經説家門目之分，初不敢合之，遲之又久，乃得大通，莫不絲絲入扣。又《公羊》説以禘爲大祭，郊以稷配，然以明堂主文王，是宗文王、郊后稷之説，亦同《孝經》，而禘又用《祭法》説，特不以爲禘帝嚳，而以爲禘文王耳。
予言《禮記》文多凌亂，有傳、記，再試徵之《明堂位》。《大戴》：「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壁廱，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此説《明堂位》而入《明堂》 注 篇者。考《周書》明堂全與《記》同。《記》先言周公朝諸侯，然後言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周書》則此段在先，然後接「周公朝諸侯」一節，先後不同。 文字亦有小異。 《明堂位》後段，《周書》所無。按，《明堂位》當是《召誥》之傳，所謂「攻位」、「位成」，皆明堂之位，乃《尚書》傳、説與《五帝德》、《帝繫姓》等篇同，本原傳説，後來又加注解，「今是以魯君」下，皆先師解説之文也。《禮記》凡獨説 注 一事者，多《書》、《詩》傳記，當歸還之。
《戴記》從别書采入，可考者，《樂記》、《勸學》、《禮三本》、《哀公問五義》出於《荀子》，《月令》出於《吕覽》，《明堂位》、《文王官人》見於《周書》，《保傅》出於《賈子》。其中儒家類如《曾子》、《子思》書尤不少，特無原書可考耳。以此例推，《荀子》入《記》者不止此數篇，先師偶舉此數篇，非獨精也，於全書當一例視之。
禘祫年數，諸儒所言皆非也。經不言禘年數，諸家所據以爲説者，《公羊》、《禮緯》耳。按，《公羊》言祫同《王制》，《緯》亦同。《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是禘、烝間歲乃一行也。又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是禘又一祫一犆。天子禘祫，皆諸侯降於天子，五年乃得再祫禘。以《王制》推之：一犆禘，二不禘，三祫禘，四不犆，五犆禘，六不禘，七祫禘，八不禘，九犆禘，十不禘。皆連本年起數以爲式。如從三式祫祭數到七式，爲五年而殷祭，是爲再殷祭，合本祫數之也。此《公羊傳》之式也。又從一式至三式爲三年一祫，再數至五爲一犆禘。祫謂祫禘，禘謂犆禘，互文見義，此《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數法也，非謂祫與禘爲二祭之别名也。今以爲天子一年一祫禘，諸侯從祫禘年起數，則五年再殷祭；而祫從犆禘年起數，則三年一祫禘，五年一犆禘，一切講祫禘異同年數之説，皆删之。 一説以爲祫於閏年行之，每閏則爲一祫祭，與此説稍異。
《周禮》於專條苦無徵引，《大戴記 注 ·朝事》篇全與《周禮》相同。鄭注《周禮》四時朝異名，及十二年巡守、世朝之類，宜當引之，鄭《注》乃不見引。所疑此爲魏晉下古文家所羼改；不然，則盧注用《周禮》而誤入正文者也。《大戴》六朝以後甚微，今本尤多誤脱，其非原文可知。《藝文志》有《周禮説》四篇 注 ，此亦羼改，如鄒、夾《春秋》，不必有此書。或乃以今大、小《戴記》同《周禮》之《玉藻》、《深衣》當之，此又誤中誤矣。
四代禮節由質而文，由簡而詳，至周乃少備。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以較夏、殷言之，實則經禮由孔子踵事增華，創作者多，又人事變異，禮緣情生，故多新事、新禮。凡歷朝晚季，史册莫不十倍國初，皆事變所致，踵增之效也。素王新作禮樂，大綱已定，細節未詳，聖作賢述，專賴及門補足，以《檀弓》一篇言之，其證不下數十見。故禮家有以意起義之事，如刑名之比例，似書吏之援案。其初但有大綱，節目未詳，如《曾子問》，所問皆變禮，孔子所答，皆從心之言，以意起者。又如曾子、子游裼襲而弔，曾子初非子游而終是之，此亦全由義起，因事變而意乃見。使禮節原有此言，則曾子早見之矣。凡事行之既久，莫不曲折巧妙，百倍於初，皆由習者補苴。故禮家有心造意起一派，在《禮經》之外，仁智異端，各隨所見，變幻曲折，難以言罄。此其數十年行習所得之精華，求佐證則無佐證，求原委則無原委，故予特立意起一派也。禮者原宜從俗，不能方拘。故三王不同，九土異制。即以目前考之，如一昏禮，南北迥然不同，一派中分無數小派，此土俗之異也。成都老城儉朴 注 ，不如今日繁華，然相習成風，即爲宜俗。苟欲考《會典》，講古禮，豈不冤誣？故春秋以後，禮家所録，《戴記》所言，有意起、 古無此禮，以意相起。 有鄉俗、有沿變。 《左》、《國》所言，諸子所記土地不同，儀節互異，此鄉土之説也。 又如家臣事大夫，禮：古大夫不專國命。後來攘奪國權，儀制乃異。禮書所言事大夫禮，皆末流事。孔子就春秋時事爲之，《左傳》言晉、楚制度，亦據侯國典禮而言，並非流變。《記》云某事某爲之也、自某始也，或以此爲《記》失禮之始，非也，此兼記沿變，尊行既久，便爲成例；别書引之，遂爲典要。故禮于定制外，須另立此三門，一收末流歧出之事，不可以定制求之。如今禮不能合《會典》，苟據《會典》以説世俗，豈有合乎？
《禮記》有雜篇一類，體如子鈔、格言，或爲教童蒙，或自作箴銘，故凌雜無叙。又係摘鈔，故語多不詳。緣録時不用全文，但取精語，如《曲禮》、《少儀》等篇，其言頗似子書中之雜篇，此類不必有經、傳之别。《曲禮》首數語出《曲禮》，乃作此篇者引之，非此篇名《曲禮》也。
《記》文似史者多爲《尚書》説。如《明堂》、《文王官人》之傳《召誥》、《立政》、《五帝德》、《繫姓》，《月令》之傳《堯典》 注 ，如《踐阼》篇、《文王世子》之傳《無逸》、《金縢》是也 注 。撰《尚書備解》，采古傳説五六十篇，《戴記》、《周書》爲最多。
《大戴·保傅》出於賈書；《禮察》篇湯、武、秦王 注 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公冠》 注 篇又羼入昭帝冠辭。蓋漢初經説諸書，有傳記、有解詁。傳記出於先秦，乃傳授秘本，非其自作，各篇多有記識，語如《王制》「古者」 注 、「今東田」一節，則明爲漢師加入。以此例推，《韓詩外傳》、《尚書大傳》、《石渠論》、《説苑》、《新叙》、《白虎通》之類，可與《記》文同觀。又《記》文雜存子書、史書二類，以禮實包此二家也。《弟子》、《保傅》、《胎教》、《容經》數篇最要，《記》偶遺之。《内則》、《曲禮》、《少儀》皆此例也。《大戴》有《保傅》、昭帝冠辭。《保傅》則以漢師説爲記之例也，冠辭則以漢事附入古書之例也。以此推之，恐不止此，惜不盡可考耳。《禮三本》又見《史記》，《禮察》一篇後半與《漢書》同，當亦如《禮三本》 注 、《樂記》之比。
或以《王制》 注 説《公》、《穀》。或以此《左傳》所無。不知□□□□□《左氏》天子、伯、侯、牧、小國、附庸十九國，考以明之。
天王王爲周天王者，天之臣；天子者，天之子。王者事天，有臣子之義。王姬姓，有《本紀》。
右天王一。《春秋》以天統王，以王統二伯，以二伯統八州牧，以八州牧統五十六小侯，而天下諸侯皆在是矣。《傳》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是也。歸權於天，歸正於道，《春秋》之大義也。
齊太公所封。《傳》云：太公之後，與周公夾輔周室。蓋周初周公與太公爲二伯，春秋初不爲伯，因舊爲二伯，貴間在宋上，後鄭有亂，因桓有功，乃命牧伯代鄭爲左伯。經二記災，早見。經：「公早如。」大夫稱子，一不名，禮待較晉爲最優。故《傳》天子稱伯舅、稱國、高爲二守。又云大國侯伯、元侯。至成二年，因鞌戰，貶爲方伯。故靈公命，《傳》稱舅氏；公不如齊，如楚。至昭二十七年以後，晉衰，天下分爲四伯，又見公如齊，有從國。《史記》有《世家》。在同盟，言戎狄侵伐。
晉《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云：晉文侯與鄭武公受平王命，夾輔周室。是東遷初，晉與鄭爲二伯，因曲沃之難，失伯，王以虢代之。齊桓受命以後，虢猶爲伯。虢爲晉滅，王因晉文之功，復命之爲伯。晉爲右伯，統夷，禮待不如左伯，故晚見。經不記災，初用平禮。晉悼以後，乃純用二伯禮。故《傳》天子稱□□與齊國隆殺不同。襄以後乃稱伯父。《傳》「文襄之伯也」，又曰「我於姬姓爲伯」。又以爲盟主，大國侯伯、元侯霸主，文世始同盟。昭十三年同盟止，諸侯遂亂，齊、晉争於内，楚、吴争於外，爲吴伯之辭，黄池與吴並叙，皆不叙從國，禮待又不如齊、楚。《史記》有《世家》，在同盟，言戎狄侵伐。
右伯國二，《曲禮》、《王制》所謂二伯，亦本《傳》所謂二公也。本《傳》無二伯明文，凡單稱伯者，皆謂此也。天子統二伯，二伯統侯牧，侯牧統小國。二伯儀制爲大國，所異於州牧者，會盟通主天下，戰伐通及天下，州牧以朝禮事之，討得爲伯討，不如州牧以下國。二國爲經意之二伯，至於鄭、虢、楚、吴、越，則隨時升降，然經則以齊、晉爲主。
宋《傳》：「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經宋子哀稱子，《傳》以爲蕭封人與蔡仲同是王後，有監，如管蔡三叔之制也。據《傳》，宋有屬國，經則以王後爲客，不純用臣禮，亦不統諸侯。《傳》不以宋襄爲伯，故言求合諸侯，天下無伯。經常以書諸侯先，故《傳》以求霸言之。本《傳》説五霸，不數宋也。在同盟，言戎狄侵伐。
右王者後大國一，於周爲客，州牧不以禮朝事，二伯不相攝，位次二伯下。
□□□□□□□□四州見八伯之制。《春秋》則實衍其意，用夏變夷，以成三千里九州之制。八伯 注 與《詩》四同四異，二小侯與《詩》一同一異。《春秋》封建八伯，四本封，四異地。魯、陳、楚、吴，中國、夷狄各二，本封；衛、鄭、蔡、秦，中國、夷狄 注 各二，異封。又八伯中四正稱侯，二子二伯。又衛、蔡以遷文異封，鄭、秦以稱伯，從畿内例也。
魯《春秋》本魯史，於魯爲内辭。經見湯沐朝宿邑，有監者。《傳》：天子稱魯君爲叔父，是州牧之證。有《世家》。在同盟，言戎狄侵伐。
衛衛正稱侯，在豫州，僖公時遷帝丘，在兖州之境，是内早治平。經一記災，有使聘之文。《傳》：天子稱衛君爲叔父。又云：「取於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湯沐朝宿邑。又《傳》：「諸侯無伯，天或者欲衛討之乎？」是州牧之證。有《世家》。莊以前無伯，統於鄭。虢、齊爲伯，則衛主兖州；齊爲方伯，則衛主 注 豫州。
陳經二記災，見二監，稱使言聘，稱侯不言遷，故仍舊爲豫州伯。文以下不言同盟者，外之也。齊爲二伯，則衛爲兖州，陳主豫州。齊失伯，升楚爲伯，則荆牧無人，以陳攝之。故楚伯則同盟不叙，陳公如楚不如齊，定、哀以後本從楚，見經。不如衛、鄭者，以不與中國同盟，外之於荆州也。帝舜之後。《傳》以陳爲三恪，内方伯四，三國同姓，惟陳異姓，是尊爲三恪之義。有《世家》。
鄭《傳》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云：「受命夾輔周室。」是東遷初同晉爲二伯。《傳》曰「武、莊爲平王卿士」是也。春秋初，晉有曲沃難，失伯，鄭專爲之。後王以虢代晉，鄭爲左伯，虢爲右伯，故隱、桓《傳》文言鄭受王命事甚詳。後因齊桓受命復伯，鄭乃退爲侯牧，事在莊十六年。晉未爲伯之先，則晉爲冀州伯，故言滅國；既爲伯以後，則以鄭爲冀州國。故《穀梁》以鄭爲冀州國，例應稱侯，以伯稱者，從天子大夫例，稱字與秦伯同，且以見舊爲伯，鄭伯猶吴伯也。方伯比天子卿，大夫則下等。故《傳》累以伯、子、男爲説。得爲方伯者，上大夫可攝卿事。《傳》云「入爲王朝卿士」是也。經一記災，見監，大夫湯沐邑，稱使聘，是爲州牧次國之證。有《世家》。
右内州四侯牧，青、兖、豫、冀，皆《詩·國風》所有之國，二《傳》皆以爲中國國，是故皆記災也。
蔡蔡篤心事楚，《春秋》夷之。故楚盟會，以蔡親楚，常十數年不記一事、不記災、不言來聘與大夫如蔡、湯沐邑、監者皆外之，同於夷狄。初封在豫州，定公時□□遷州來，晚治夷狄之意。其地當徐州，故經以爲徐州侯牧，與衛遷於帝丘以爲兖州牧同也。有《世家》。
秦本在雍州，春秋存西京，不使秦有雍，故稱伯，與鄭同，如天子卿在西京爲留守者然，秦爲居者，鄭爲行者，故王臣仍氏舊采。雍州不見一小國，以爲王畿，天子返蹕，當以食王臣也。又因滅梁之文託之於梁，不記災，文以後乃卒。有名，不葬，後葬不名，有聘，一見不氏大夫，不卒與盟會。或以秦爲五霸。按《傳》云：「其不遂霸也，宜哉！」又云：「遂霸西戎。」則不以霸許之，明矣。文以後乃卒、葬，不常會中國。《傳》云「遂霸西戎」，明爲夷狄之長，此狄之之例。有《本紀》。
楚芈姓 注 ，熊繹所封。《傳》以爲子男。經稱荆，起州牧也。稱使、言聘，此侯牧之證。經後因齊鞌戰失伯，乃以楚主夷狄，與晉分主天下，故公不言如齊，言如楚，文同齊、晉。因其爲夷，非正伯，故出入皆月，以明非正，故楚爲伯，故以陳代爲牧。中國同盟不言陳、秦、吴，大夫皆不氏。楚有名氏大夫，夷狄中以楚爲大也。三《傳》皆以吴、楚、秦、徐爲蠻夷，吴、楚稱王。經乃稱之爲子，引而進之，繩以先王之法度，此《春秋》用夏變夷 注 之大例也。有《世家》。
吴泰伯之後，姬姓。經不記災，言使聘祇一見，不氏大夫，盟殊會，記卒，無諡，不葬。《傳》：「吴，周之胄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此吴爲揚州牧之證。與楚同稱子者，《曲禮》：「夷狄雖大曰子。」《傳》以伯言之者，定以後晉失伯，中外分裂，齊强與晉争，吴强與楚争，故《傳》屢以二伯爲言。是時無正伯，四國争長，二中國、二夷狄。然中分天下，經以二伯爲正。故襄、昭之世言「公如楚」，而不言「公如吴」。又大楚小吴，如内二伯，隆齊殺晉也。《傳》祇四伯，經之純待以二伯之制者，則惟齊、晉而已。有《世家》。
右外侯牧四，此不見《國風》。國初爲夷狄，《春秋》化之，乃成三千里九州之制。《春秋》夷狄與中國異辭，計卒者，地計爲方伯也。楚因齊失伯，曾攝爲之，經以方伯之劣等待之。不葬者，夷狄也。秦葬者，非真夷狄也 注 。
許許，外小侯，本爵侯，太岳之後也。初近鄭，後遷荆，是許間於中外之間，言許而中外之卒正皆舉也。許如《國風》之《檜》，《傳》「自《檜》以下無譏焉」。以此見爲小國也。稱男而叙在伯、子之前者，明伯、子、男號非實爵也。無《世家》，《年表》不列。
右外小侯一國，叙在鄭下，不與内屬小侯溷也。不言來朝，外小國，不朝魯也。卒則書葬者，借以示例，見小侯禮待也。獨號男者，以别於内之小侯。《春秋》小國稱伯子男。經許男、曹伯、莒子三國連叙，即「伯、子、男一也」之定制。地近鄭，與《國風》之《檜》相同。
曹爲内小侯之首，以下六國皆朝魯。《傳》云「小國朝之」是也。《傳》以曹爲伯甸，甸當爲男，與「鄭伯男也」同。本侯爵，稱伯爲託號，爲魯屬國。《詩》有《曹風》，與《檜》相起。以同姓居莒、邾先，爵有定，盟會，大夫稱人，經見不氏大夫，有師。以下國通不記災。有《世家》，列《年表》。 同盟十三。
莒《傳》以莒爲夷狄。經不葬，無諡者，與吴、楚同，夷狄不葬也。稱子者，夷狄正稱子，大小同也。爵有定，經、傳皆有大夫氏名，有師。《春秋》用夏變夷，進之同中國。無《世家》，不列《年表》。 同盟七。
邾《傳》云「邾爲蠻夷」，故稱子。初未王命，故不書爵。以附庸升小侯，從字升子，有見經，不氏大夫，有師。在魯南，居上等之末，故以小邾附之。八方伯：四中國，四夷狄。六卒正：三中國，三夷狄。用夏變夷，與方伯同意。無《世家》。不列《年表》。 同盟十一。
滕以同姓居魯，屬國下等，薛、杞之上，再見。本爵侯，常號稱子。經、傳皆無大夫名氏。《傳》于大夫會言滕人、滕大夫而已，無師。《傳》：「滕、薛、郳，宋屬役。」故與上三國别爲一等。《春秋》以王後不爲牧，故以屬魯。無《世家》，不列《年表》。 同盟五。
薛《傳》以爲庶姓，因後于滕。一見。本爵侯，稱伯，託號明非方伯。經、傳皆無大夫。《傳》于大事言薛人、薛大夫、薛宰而已。無師。魯與宋同爲王後，六卒正，各占三國。《春秋》以魯爲牧，故以屬魯。無《世家》。不列《年表》。 同盟四。
杞《傳》：「杞，夏餘也。」遷近東夷，故云「即于夷」。《春秋》因其微弱，以子伯殿諸侯之末，與宋稱公。先諸侯者，對文見義。古經有稱侯之文，異號伯子，與紀子伯同，明伯子非爵。經、傳皆無大夫，《傳》于大夫會言杞人、杞大夫而已，無師。有《世家》，不列《年表》。 同盟七。
右魯六小侯。《曲禮》：「庶邦小侯 注 。」下于方伯一等，今用其稱，《王制》所謂「卒正」是也。會盟，外州惟叙許男，内録此六國，詳魯而略外也。本州魯統二百一十國，常唯録此六國者，舉小侯以包之也。至襄世乃詳録。三《傳》或稱小國、微國、卑近國。
附庸一
小邾曹姓，顓頊之後。本名郳，經稱「黎來」是也。正辭不能以其名通，故附于邾，稱小邾。本爲宋役，《春秋》絀杞，故以杞殿諸侯，而以郳爲附庸。《世本》爲邾别支顔所封，故附邾附庸，不見會盟，常一見小邾，以見起不見。盟會附庸皆來，而經不書，見小邾，則天下附庸皆在是也。不記卒葬者，卑也。事卒正，如卒正事方伯之儀。
《春秋》惟此一天王、十九國獨記事，餘皆不記事。無明文者四條：狄滅邢，狄即晉也；梁亡記秦滅，以州名見；徐侵蕭，爲蔡遷，徐以州名見，與梁亡同。皆在十九國内。惟介人侵蕭，二國皆附庸，特見此例，明附庸經亦特言之，餘不書者，削也。凡外七州，小侯以下通不記事；内一州，連帥以下通不記事；而獨於附庸記一條者，如盟會列小邾之意。此爲一見例。不記此一條，不見諸侯，史皆記事；録此一條，以明《春秋》以此爲斷，凡非十九國之文，皆削之也。
《記》有重出篇名目者，兩《投壺》、《哀公問》是也。有重出一正、一附者，《大戴·曾子大孝篇》，《小戴》附于《祭義》；《儀禮 注 ·冠義》、《昏義》附見《郊特牲》；《諸侯釁廟》附見《雜記》是也。又如《内則》言養老與《王制》同，《大戴·哀公問於孔子》見於《小戴》。蓋當時轉相抄録，字句異同，且或合治，或分治，因而篇目亦改。學者類而叙之．不敢取此删彼。又《儀禮》有《昏記》一篇，與《戴記》同，又别有《昏義》，而《冠禮》記則同，足見取採甚博。
《祭統》、《祭義》、《禮運》皆言求神祊祭，而文各詳略出入。《大戴》之《投壺》、《哀公問》篇亦然，可見誤寫、脱字、省文、互見之外，尚有詳略不同之例。若專就文字求，則尋行數墨，望文生訓之弊，必所不免。
《記》有五行陰陽家説，《月令》、《夏小正》、《易本命》、《盛德》、《用兵》、《誥志》是也。五行本《洪範》，陰陽本《夏小正》，本爲經學。五行流於術數，陰陽入于子家，經學不能缺此門，故於禮外别立二家，本於經、子而推及史、志。同邑胡哲波好是事，因與相約爲之，既有專門，則經中此門有所歸宿矣。
《戴記》皆七十子所記，《夏小正》雖名古書，實孔子緒論，《禮運》「吾得夏時」 注 説是也。然則自六藝外，西漢以前經、傳、子、史皆與《戴記》源流同貫。正如寶山，觸目琳瑯，苟能全通，經學必可重光。然《王制》尚難，何論全書乎？
《戴記》門目繁極矣！以今考之，猶繁雜見端，當舉一反三，充類至盡，其煩尤且倍蓰。市中雜貨，千奇百怪，無不藴藏。初疑其濫，賣時乃嫌其少。欲窮其變，不能簡略也。
《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三輔一，此定説也。又：「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小國文同。 案：當云「大夫九人」，以二十七人參九大夫，以九大夫參三卿。今作五大夫，則上不配三數，下不合二十七數，此必有誤。《董子》作「九大夫」是也。其云五下大夫，有四上大夫也。上下分二等，而下數多上一人。考《董子》，天子於三公屬官以外，别有七通大夫，諸侯則大國、次國、小國皆有通佐大夫五人，諸書所不言。《董子》説本《王制》，無通佐大夫之文，則比附此下大夫以見義者也。諸侯見五人，不見天子七人者，可以相推。此省文例也。至于小國言二卿，下又言二十七大夫，此當云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九人，上士二十七人。鄭君以「一卿命于其君」句爲脱誤，不知此亦省文例也。
《董子》通佐之官不見職守，初以爲後世冗散之員，借以通補實任者；其有差使，亦其職事正員，如今之實缺；通佐如今之候補。國家不能于正額之外不置一員，此通佐之義，爲制官命職必不可缺之典。古今所同，不得謂今之所必有，在古可全無。近乃以六大當通佐。天子七通佐，云六大者，司會不數也。通佐人數亦定制，若冗散候選之員，不可以數定矣。
《考工》，舊以爲失《冬官》，取以補其缺。按《記》序云：「國有六職，百工居一。」并不以《冬官》爲缺，則此篇不得云補。且漢時古書尚多，何《記》外絶無此體？若 注 博士撰補，何不取司空散見之文，乃别記工事？竊以《周禮》即《佚禮》，其書藏秘府，未通行。歆校書得之，争立不得。莽即真時，迎合莽意，羼改原文，爲今《周禮》，取爲新制作之意。《曲禮》六大、五官、六府、六工，即《周禮》之舊目也。《佚禮》不出周公《王制》職官之傳，如今之《會典》、《搢紳》。其書出弟子，皆經制，與周制、周公實不相干。博士説六藝，皆祖孔子六經新制，素王創造，微言不能宣布。歆與博士成仇，思敗之，改《周禮》，亂經制，國史諸説因緣而起。以周公敵孔子，以國史敵賢述，於是群經皆歸周公，國史撏摭孔子殆盡。六朝後甚行，二千年來沈蔽愈甚。道、咸間，大師碩學間發端倪。丁亥作《今古學考》，戊子分爲二篇，述今學爲《知聖》，論古學爲《闢劉》。庚寅晤康長素於廣州，議論相合，逾年《僞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絶倫也。
劉歆羼改五官，與《考工》小異。《考工》全同今説，文筆亦有參差。以《考工》終非《冬官》，疑歆改竄方畢《司寇》，遭功顯君喪，迫不及待，匆遽上進。因《考工》 注 不類《冬官》，乃作《叙》以屬之。五官均有潤色，不及修《冬官》；如修，則必不直録《記》文而已。然因《考工》可見五官之舊，五官則已修之，《考工記》文則五官之原稿也。 以《考工》爲《冬官》，終屬破綻。如爲 注 《冬官》，不能不别有添補。 《考工》所以全同今學者，所改制度于工無干，故不變改。《太宰》有掌百工明文，則工本屬太宰。在《佚禮》原不以天地四時名官，亦不以司空掌工也。名曰《周禮》，實非周書，亦與經中周制不合。歆但求立異《王制》，與博士爲難，所改新説，不惟孟、荀諸子不見引用，即《左》、《國》亦與相反。西漢以前毫無明證，惟古《書》、《毛詩》相同。《毛詩》、古《書》乃《周禮》子孫，非《周禮》説與之同也。
鄉保之法有數説：伏生《唐虞傳》：八家爲鄰， 一井。 二十四家爲朋， 三井。 七十二家爲里。 九井。 此《尚書》先師説也。皆依井田八家分限之制推之。《周官》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此《佚禮》以五起數之説也。《鶡冠子·王鈇篇》 注 言：楚法五家有長，五十家有里司，二百家扁長，二千家鄉師，萬家縣嗇夫，十萬家郡大夫，與《國語》同。《國語》：管子定民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人，軍則萬家，制鄙三十家爲邑，三百家爲卒，十卒爲卿，三卿爲縣，居十縣爲卒，此又小變。居民當以井田爲斷，以五起算者，乃營制，不然則以易田之制。每井八夫，大約折半可得五家，故以五家起算。五家方一里，二十五家五井也，百家二十井也，以此推之。
《周禮》鄉、遂有異同。《齊語》、《管子》居民鄉鄙制各異。蓋《齊語》即《佚禮》詳説。《周禮》之制多缺，當以《國語》、《管子》補證之。如居民有士、工、商之不同，《周禮》但詳農事。《管子》：齊有二十一鄉，《周禮》王祇有六鄉。均當以《國語》爲正，據齊推王畿十倍，當得二百一十鄉。
《墨子》書稱三月之喪爲夏制。據此推之，則殷當期，三年乃周制也。高宗三年不言，本有是事，《無佚》録之爲經，故疑之者眾。若古制通行三年，則高宗所行仍是常事，弟子不得設問。喪服四代本有損益，孔子翻譯《詩》、《書》，四代若有異同，後人將何遵守？「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注 ，以爲帝時已如此，所謂古之人皆然也。宰予欲短三年喪，本指天子國卹而言。國卹必如《帝典》，三載不用禮樂，真有禮壞樂崩之懼。揆之時勢，亦難通行，天誘其衷，斟酌盡善，乃六經言外之意。漢文以日易月，宰我以天子服三年，天下從服皆得三年，難行，意欲改服期。推諸侯絶旁期之法以尊降，明目張膽 注 改爲期年。天子期，臣民從服亦期，孔子則以期年亦太久。文帝以日易月，至今不改，較期爲少。明知三年難于通行，特不可大聲疾呼。天子期以尊降其父，則諸侯、大夫將援以爲例，且示天下父亦可以尊降。《公羊》實與文不與，正與此同。實則以日易月，不及期十分之一，不必禁其短；喪必三年，特不可明許其短。隄防一開，必至全潰。孔子云「三年天下之通丧」，明指宰我專爲天子，言通則上下同，天子不可以尊降父。且由文帝之制推之，臣民可以短，天子自盡可以不短，如晉武帝是也。若如宰我説，是因臣民而天子自短也。且自孔子定論後，天子不能三年，猶有自歉之心，儒生猶有非禮之論。若開此關防，則變亂不可問矣。然實與文不與説，不能明言，故孔子不與論禮，而與言情。若非爲天子事，則直據禮以答之足矣，奚爲不正言而遊戲之耶？且「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亦爲微言，非實責宰我。夫至親以期斷，既皆有三年之愛矣，何以父在爲母期乎？以鞠育言之，則母過於父；母既可期，則知孔子故留破綻，以示此非正語，庶不至以不仁疑宰我耳。禮樂崩壞，本天子事，非臣下所得言。如宰我自欲短喪，方且矯情飾貌以欺人，此商量制作之言。後人乃以爲宰予自欲短喪，當函丈前爲此病狂語。不惟宰我不堪，且置孔子於何地？宰我身列四科，數見稱許，非喪心病狂，不爲此語也。至孔子答子張，亦是難于措詞，故統曰：「古之人皆然，何必高宗？」其實古人無此事，若三年不止高宗，子張豈獨不知古人皆然耶？
改制爲《春秋》大門，自來先師多不得其意。凡《春秋》所譏非禮，皆周制。《春秋》斟酌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見譏，以起改制之意。如世卿、父老子代政、喪娶、喪用樂、喪祭、徹而不助、同姓爲婚之類，皆周時通行典禮，諸國所同，其事時見《左》、《國》、諸子。孔子改制，譏之以見意，不可勝譏，故擇其輕而介於疑似者以起之。如喪娶譏文納幣，喪用樂譏叔弓去樂卒事，喪祭譏閔吉禘，世卿譏尹、崔氏，代政譏武氏子。事皆輕，譏必於其重者，方爲明著，乃微事見意者。微者譏，重者可知，文省而義愈明。舊説不得其解，以爲譏失周禮，經義遂晦。推之税畝、丘甲、田賦，皆起用助改徹之意，至其事於周禮合否，皆在所輕。周助託以見義，故書之税畝、田賦、丘甲，皆譏其不合新制，以新制託之先王，故以魯爲不用周法。據《孟子》，周實用徹不用助，故云其事桓、文，義則竊取。《傳》於諸條不能詳其制，但據經譏其不合。實則周家自有制度，安得據《王制》駁之？此《春秋》所以爲《春秋》，游、夏不贊一辭也。《論語》所譏「雍徹」、「旅泰山」諸條，亦見改制之意。舊多以僭説之，人非下愚無恥，何以僭用儀注？市井皆知其非，不待聖言，又何須著録？此皆爲新制。今日以爲常語，當時則如雷霆也。
《周禮》鄉官雖有公、卿、大夫、士之名，與王官貴賤懸殊，故以「鄉」字冠之也。如舊説，則一鄉不過百里，天子三公、六卿祇理附近六百里之事，以下九千 注 四百里皆不詳，未免非情理所有。又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據鄉大夫爲卿，六卿則雖大司徒亦在數内，何以又受教于司徒？鄉官稱鄉吏，明與王官不同，見屬于司徒。此鄉官之公、卿、大夫、士與王官之公、卿、大夫、士號同而貴賤懸殊也。遂人與鄉老所屬之官皆爲鄉官，因其相屬有七等之别，故假王官七等之名以别之。其稱爲鄉大夫、遂大夫者，以鄉、遂名官，明非真大夫也。博士説有命民，《大傳》、《説苑》、《外傳》皆詳之，當即指此。漢以後之嗇夫、亭長、秦之民爵是也。《周禮》有官多之嫌，又一家須養官家八九口，萬不能行。今之保甲法，十家有牌首，百家有甲長，大約千家有保正。以《周禮》言，黨正五百家，已爲下大夫。今以牌首、甲長爲官，豈非病民？必不能行之事。王畿鄉、遂官不下數萬人，皆命民，民爵以民級法比之。今新訂官禮，于鄉、遂官皆删出，别爲鄉官，不與正官相淆。 《周禮田賦考》以鄉官爲正官，分派食禄，大誤。
東西通畿，周制明條，王莽六鄉、六遂用通畿法。鄭君以鄉、遂皆在西京，與《莽傳》不合。今據莽以長安畿内方八百里統名六鄉。 西京方八百里，與《逸周書》説同。鄉不必萬二千家。 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分六鄉，是鄉方百里者十有奇，則鄉豈止萬二千五百家？六遂爲東都畿内方六百里之名，非鄉外爲遂也。莽以十縣爲一尉，推其制，當以十小鄉 注 爲一大鄉。 《周禮》四縣爲都，而有大都、小都之名。《周禮》多大小爲説。小鄉 注 爲二萬五千家，大鄉爲二十五萬家。鄉大夫小鄉，率六鄉爲大鄉，二者須細爲分之。 六大鄉共六十小鄉，畿内地略于此。以六尉六十縣推之，則是莽以縣爲《周禮》之鄉，十縣爲一尉，即十小鄉爲一大鄉之文也。莽以河南附郡立六隊郡，師古以隊爲遂， 弘農縣十一、河東縣二十四、河内十八、河南三十二、潁川二十、南陽三十六，共爲百二十六縣。 合計六隊百二十六縣，亦適得方百里之地。莽于二都之外更割地立八州，可見六鄉、六遂之爲二都，即本古東西通畿之説，非謂遂在鄉外也。
通畿之制，《逸周書》西京方八百里，雒陽方六百里，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今東、西合計八八六十四，六六三十六，得方百里者百，非雍州方千里也。惟雍州方八百里，故梁州地兼有華山，以華爲梁鎮，則古之梁州兼有今陝西之半也。即夏、殷不以雍通畿，以華當正西，則渭以南皆當屬梁州矣。九州本井字，截長補短，不拘一定，故西方祇立雍、梁二州，而于青、揚 注 、豫、荆四州中間别立徐州，以地屬膏腴，故不論里數。又於豫、冀之間截方六百里以爲東京，故東京不占豫州地。《鄭語》以陳、蔡、許、申諸國皆在南方，外四州之南，則在二南中，以方二千里計，二二如四。内四州之東屬青，北屬兖，西屬冀，南屬豫，不數雍州。以王畿通東京，此當爲《詩經》師説，以《國風》專就内四州分四方。《春秋》則不如此。《左傳》齊桓所云東至海、 青。 西至河、 冀。 南穆陵、 豫。 北無棣， 兖。東至海，西至河，南穆陵，北無棣。 亦爲《詩》説，故與《鄭語》同。《詩》、《書》以陳、甫爲南方國，專爲此制，非《春秋》意也。
《天官》九賦，有邦甸、邦縣、邦都之文。《小司徒》云：「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税斂之事。」《天官》之邦甸、邦縣、邦都，即《小司徒》之甸、縣、都也；《天官》之九賦斂財賄，即《小司徒》令貢賦税斂之事也。甸爲方四里，縣爲方八里，都爲方十六里，此井牧、井田、埜中之小名，非二百里以内爲甸、四百里以内爲縣、五百里以内爲都也。遠近之分，當用《禹貢》説，五百里一服，内三百里爲近、外二百里爲遠，百里之國亦當三十里爲郊，二十里爲遂。
《費誓》三郊、三遂則與王莽六郊、六遂同，本封當爲三郊，間田當爲三遂。莽鄉、遂乃東西畿之分名，不關一畿内外。西京爲六鄉，東京爲六遂，各有内外。鄭君以百里爲鄉，二百里爲遂，三百里爲家削，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不惟不合古説，并不合莽制。莽説猶師古，鄭説乃真臆造矣。
《管子》：齊方三百餘里，而有二十一鄉。然則方千里當爲二百一十鄉矣。《大司徒》：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二千五百家。又《大司馬》：萬二千有五百人爲一軍，三軍共四萬餘人。據《爵國篇》言之，此小國五十里之制。 五十里小國，軍四萬口，以三分之，每軍萬二千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不計。 天子地四百倍于五十里國，以九軍計之，每軍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故經稱京師方百里國四軍，地四倍五十里，合得十六萬口。次國七十里，得百里之半，合得七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人數由田畝而出。《周禮》以二萬五千人爲一軍者，據小國以起例。方千里、方三百一十六里、方百里、方七十里，數各不同，舉一小者起數，無待煩言。馬、鄭不知此旨，遂以萬二千人爲軍制定數，無論國之大小，一定如此。天子九軍、六軍，小國三軍、一軍。以地言之，則小國地祇天子四百分之一，而出軍則三分之一，少亦六分之一，苦樂不均，莫此爲甚。《爵國篇》明文朗在，以其爲博士説而不之用，馬、鄭至今二千年，無人翻此案者，豈不哀哉！
舊説以六軍爲皆六鄉所出，以家出一人，三軍正合六鄉之數。按王畿千里，不應祇此二方百餘里出兵，而九十七方百里遂皆豁免，以爲王畿内皆出車，則軍數目太少，六鄉與六軍數目巧合，一鄉一軍，不能立異，此舊説所以誤人也。案：東西京通畿，共方千里。使就地考之，《爵國篇》云：「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 注 ，與方十里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一軍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大約口數多于小國四百倍，當九軍。今但云六軍者，此就出車言之。天子出，一公守，二公從，二公各統二鄉 注 ，共六軍。此兵額也。至於出軍，則多以千乘爲率。蓋軍事十萬人已不爲少，兵多則亂，所費不貲。大約平事十家限出一人，六十鄉出六軍，如今之一成隊。以車馬芻牧既多，而盡出則無備，故常制以千乘爲率，兼制節有數，則十萬人已不爲少。周時兵制頗與漢近，起役若干，皆臨時定數，而詔發之，皆就近起徵。如南方有事，則從南近處起軍，不必遠徵，騷及他方。任兵之人，正副各有名色。故一軍已起，有從後補發徵調之事。 其詳見于錢文子《補漢兵制》。 漢人皆仿古所爲，不能如俗説拘泥。苟如此，則滯碍太多，不能行。
鄭君説不拘天子、諸侯、大國、小國，皆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按，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二百里國便與天子相敵，四國且倍于王師，如此威令何以能行？考《公》、《穀》説京師皆云：「京，大也；師，眾也。」天子之師，當以眾大言之。諸侯稱師，天子稱京師，明與諸侯有别。必如董子所云，天子百七十七萬人爲一軍，乃爲京師，與諸侯有别。經、傳有起數之例，鄭君多誤。《左傳》：魯、鄭待晉六卿以三命之禮。此亦舉小者以起例，非六人同待以三命也。鄭三卿受楚馬八匹、六匹、四匹有差等。鄭三卿有分，豈晉六卿不分？難于詳言，故舉小者以起數。細言之，則下軍佐三命，將四命；上軍佐四命，將五命；中軍佐五命，將六命；天子之卿六命，故二伯卿從之。難于細數，舉下卿之三命示例而已。 《周禮》多同《管子》，鄭注引内政寓兵于農，又莽爲《周禮》始師，鄭亦引《莽傳》爲證。予説多本二書，鄭已言之，特未盡其妙耳。
經、傳所言大略也，至于施行，必須更有潤色，此大例也。古今講經學而必欲見之施行者，惟王莽一人。如封建之制，《周禮》、《王制》言之未嘗不詳，而欲實辨，則須别有補潤。莽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秉等與州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 注 ，圖簿至于數年不定，故到臨行之時，其瑣細處，多與大綱相反。一事之細，以天下財力，至于數年不能定。可見儒生一人通全經之難，而治經但能明大略，至于臨行又須别有變通，皆可由此而悟也。
莽諸侯未授封，有月錢之事。《周禮》畿内封國無明文，司禄之制又闕然，當如《王制》所言， 沈彤《田禄考》雜用公田説，不足爲信。 《大司徒》五等封，指五長而言。又云：諸公其食者半，侯伯參之一，子男四之一。舊注説可疑。 先鄭以食爲本封之君所食，餘爲附庸，後鄭以易田説之。按，附庸名不見經，封地爵尊地多，又不應獨得上地。 竊以封者爲諸侯，食者爲王臣，畿内不封國，但食其禄。諸侯爲二伯，封方五百里，王臣、公祇食方四百里；弱方伯封方四百里，卿食三之一；卒正封方三百里，大夫食其封三之一；連帥封方二百里，上士食方百里者一；屬長封方百里，下士食五十里。以侯比卿，以大夫比伯，下大夫比子，元士比男。其有封而未受地，亦食其禄，如月錢故事。五等説疑原文不指封地，乃説間田事。公爲二伯，侯爲方伯，伯爲卒正，子爲連帥，男爲屬長，各有間田，食奉多寡不同，當是原文如此，歆乃少加潤澤，如一州封四公、十一侯之牽拘是也。
公、侯、伯、子、男乃五長正稱。凡經、傳五等之稱，指小國言者，百中不過一二。今以《左傳》「人有十等」證之自明。禮九錫九命，分爲十八，合則爲九。歷代官品皆同于此 注 。由天子至九品，由一品至未入，皆十等也。《左傳》上五等用王、公、卿、大夫、士之名，下五等則用皁、輿、隸、僚、僕、臺之號。初讀《左傳》，疑下五等相臣之説近于誣，輿、臺以下何必細爲分别？細讀《孟子》、《王制》，然後知《左傳》爲十等人名目全文，他處皆有假借，遂疑爲創出耳。考《孟子》，天子、公、卿、大夫、士凡五等，下又云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侯視卿，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是以公、侯、伯、子、男爲五長之正稱也。下數之君，即子、男亦在内。《孟子》就其本國名曰卿、大夫、士，此下五等借用上五等之號也。若十等必見本稱，不相假借，則必爲《左傳》之皁、輿、隸、僚、僕、臺，全出十號，不可兩見卿、大夫、士之稱矣。以今制言之，大約 注 五品以上爲公、侯、伯、子、男，五品以下爲皁、輿、隸、僚、僕、臺。五等爵禄既已先見于五長，賤者不能與相同，勢不得不更立名目。其所以云皁、隸、僕、臺者，皆就天子言之，爲天子之僕役賤使耳，非爲平人當賤役也。五品爲男，士臣皁，皁即男之隸變。公、卿、大夫、士祇四等，皁居五等，即稱爵之男也，名異實同。六品爲輿，七品爲隸，八品爲僚，九品爲僕，未入爲臺。尊卑銜連，有君臣節制之義，馬圉牛牧，不在此例。《傳》中卿、大夫皆以圉、牧爲稱，是今之尚書爲卿、爲侯，侍郎爲大夫、爲伯，郎中，爲士、爲子，主事爲下士、爲男、爲皁，直隸州爲輿，知縣爲隸，佐雜未入爲僚、爲僕、爲臺。下五等之稱卿、大夫、士，侯、伯、子、男，乃借用上等之稱，非正稱也。如五等封地、五瑞、五贄，諸以五爲節者皆指上五等，非謂下五等也。鄭君注《禮》，不審五爵爲五長，盡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公、侯、伯、子、男，以近事比之，豈非就知縣以下分爲九等乎？如《王制》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此本指方伯以上，如今之督撫。統計君臣所食，當在萬人上下。若百里之國如今一縣，官此地者何能空養此萬餘人哉？一知縣以下，又何有卿、大夫、上中下士五等品級之人哉？九錫、九命本同今制，盡以諸侯歸之，七品以下是詳知縣，從大學士 注 至于道府司官，豈一筆删去，不又詳略失宜哉？又考《太玄》、《潛虚》九等圖，以王、公、牧、伯正下合卿、大夫、士、庶人爲九等，亦詳于五長。大抵鄭君經説，以此第一大誤。以五長禮制盡歸之百里以下，如讀《會典》，道禮七品以上皆不考詳，但就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知縣爲品官之制，其于典禮豈有絲毫之合哉？
《禮經》十七篇，經略而傳詳，故一篇可以作數篇之用，審是何以有二《射》篇？曰：舉一以示例，而冠、昏、喪、祭在所不舉；舉諸侯、卿、大夫以示例，而天子、公、士不舉。如《春秋》一見例，以發凡也。即以饗禮而論，《詩經》所言飲酒有天子禮、諸侯禮、公、卿、大夫及士、庶人禮。以近事喻之，如一燕會，上而朝廷，次而行省，下至閭巷，莫不有之，别等差、分貴賤，特在名物，其爲飲酒則一也。禮如求備，則人有十等，必須十篇。故經以一篇示例，非以一篇括盡其事，謂經外别無其禮，不見經者皆非禮也。試即《鄉飲酒》、《鄉射》二篇論之，自鄭注以後，皆讀爲「鄉」。説者雖疑《饗禮》不當亡，鄉里禮儀、樂章、職事、官司不當與《燕禮》、《公食禮》同，然無説以破之，則已耳。因讀《鄉飲酒義》有單舉「鄉」字，與《雞人》、《小司馬》有「饗射」之文，以此疑「鄉」當爲「饗」；因《鄉飲酒義》賓爲三卿，《射義》卿、大夫之射，疑二篇首皆宜有「卿相」二字，名本爲「卿相饗禮」，「飲酒」二字所以釋「饗禮」之義，因誤合爲「鄉飲酒」。「鄉射」當爲「卿相饗射」。《禮記》之《鄉飲酒義》當爲《饗義》。凡《禮記》之單言「鄉飲酒」皆爲饗禮。外如「鄉人士」、「鄉射」、「吾觀於鄉」，《盛德》之「鄉教以敬讓」，《冠義》「鄉飲酒」，《王制》之「鄉相見」，《禮運》之「射鄉」，朝聘諸「鄉」字，皆當讀爲「饗」。 餘皆可以此例推之。 考《祭義》：「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鄉、饗通用之明證。 其證尚多，略舉此一條以見例。 在嘉州以此課試，樂山羅采臣 家彦 考證甚明，足備一解。采臣旋而物故，秀而不實，深可傷慟。丁酉仲冬，從敝簏中檢得采臣舊稿，惜其力學早逝，諸稿零散，獨存此篇，因請資中郭君景南加以潤色，刊附卷中。説曰：
「鄉飲酒」，舊説以「鄉」爲行禮之地，「飲酒」乃其禮節，是舉其篇目，當曰「飲」，或曰「飲酒」，方足與《冠》、《昏》、《相見》、《喪》、《祭》相比，不能舍其禮節之「飲酒」，偏以鄉地目之也。乃讀《鄉飲酒義》，其稱禮也，則「觀于鄉」。《王制》、《昏義》、《祭義》亦皆曰「鄉」，至于本經或曰「鄉」，或曰「鄉樂」， 鄭注《聘禮記》：「饗」今文作「鄉」。又云：「饗」古文，或作「鄉」。當移注于「鄉飲酒」、「鄉射」之下。 「鄉黨」之「鄉」非禮名，既以「飲酒」爲儀，則不可以「鄉」稱之也，明矣。考《祭義》：「饗者，鄉也。」《説文》：「鄉」與「饗」可通用。又《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鄉』。」皆如「饗禮」，注亦同。《聘禮》「壹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爲『鄉』。」案：經文三言「饗」皆作「鄉」 注 ，鄭君兩引古文、一引今文作「鄉」以證之，是爲經文有以「鄉」爲「饗」而發。此注當移于《鄉》 飲酒 、《鄉射》下，何于二篇不下此注，乃以「鄉」爲鄉黨之鄉耶？則所謂今文、古文之以「鄉」爲「饗」者，不幾成虚語乎？疑鄭君此語爲舊説《鄉禮》、《鄉射》之專訓，鄭君引「饗」以證「鄉」，後因《周禮》「鄉」字乃讀如字，不然則古、今文以「鄉」爲「饗」，三注皆無所施矣。是「鄉」即「饗」，故《義》之「觀于鄉」，當爲「觀于饗」。「鄉射」，《周禮》小司馬、雞人皆作「饗射」，緯書亦多言「饗射」，《王制》、《昏義》、《祭義》之「鄉射」、「射鄉」當從《周禮》作「饗射」、「射饗」。《記》之「鄉」當爲「饗」，「鄉樂」當爲「饗樂」。惟其爲「饗」，故可單稱之也。此可以據《周禮》作「饗」，單舉「鄉」名定爲「饗」者也。又《儀禮》經文互省之例，不悉舉其文，但云如某禮、如 注 公食大夫之禮、如燕禮、如士相見之禮。至於細目，言「如賓酬主人之禮」、「如賓禮大夫」、「如介禮」，凡言「如」者，其儀節皆在經中，篇名皆可考見。考《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禮。」案：公食大夫以尊臨卑，戒速迎拜，或以大夫主之，或賓遜不敢當；惟鄉禮賓主皆卿，用平行之禮，故大夫相食與卿相饗同。所云「皆如饗禮」者，即指鄉 飲酒 、鄉射。主人親戒賓、速賓、迎賓門外，賓主平行答拜之禮。飲食禮惟二篇爲平行，故大夫相食禮用之也。鄭注以爲大夫相饗之禮，不知即鄉 飲酒 、鄉射爲卿相饗，不指大夫相饗也。又《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案：鄉 飲酒 禮之「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鄉射》文同，不如《燕禮》之洗「當東霤」也。又《聘禮》篇記：「凡致命皆用其饗之加籩豆。」鄭以爲《饗禮》今亡，褚氏因有《饗禮補亡》之作，不知此記所言「饗之加籩豆」，即指本篇之八豆、六豆、四豆、四籩而言。考禮家飲食禮以饗、食、燕爲三大綱，而無飲酒之名。《郊特牲》以饗飲與食分陰陽，而饗與燕蓋又以隆殺分。《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燕」，「上介，壹食，壹饗」，「大夫于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 注 ，若饗」。惟公用燕禮，下公則食、饗而無燕，其下有「不受饗食」、「不饗食」。又《聘義》言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而不及飲酒。《周禮·掌客》有「三饗、三食、三燕」、「再饗、再食、再燕」、「壹饗、壹食、壹燕」，亦無飲酒之名。案：《郊特牲》以飲爲饗，是「飲酒」即「饗」之實事，「饗」爲「飲酒」之禮名。故《周禮》「饗禮九獻」，鄭注：「大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聘禮》「再饗」注：「饗謂饗太牢以飲賓也。」《周語》韋注：「饗，飲也。」《詩箋》：「大飲賓曰饗。」考「饗」字一作「享」，雖不專爲飲酒，而饗禮則以飲酒爲正解。故疏云：「饗用酒醴。」敖氏云：「飲人而用牲焉曰饗。」考《射義》：「諸侯之射也，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鄉」即「饗」，當與燕禮對文。《鄉飲酒義》當爲《饗義》，與《冠》、《昏》、《射》、《聘》、《燕》六義之文相同。經本單舉一字以爲名，而「飲酒」二字則先師記識，所以訓「饗」之爲飲酒禮。又以見朝廷隆重，故以「飲酒」名「饗」，鄉里簡殺，則名「飲酒」，不名「饗」。惟其如此，故「鄉義」單稱「鄉」者凡二見，如「鄉 句 人士」、「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又《義》云：「合之鄉射，教之鄉 飲酒 之禮。」是以饗、射爲二禮，合鄉與射。即卿大夫之射，先行鄉 飲酒 之禮。是此二篇「鄉」當爲「饗」之明證。又考二篇主人、賓皆卿，《儀禮》篇目言《士冠》、《士昏》、《士相見》、《士喪》、《士虞》、《公食大夫》，士、公是其官爵，冠、昏、相見、食方是禮儀。《禮記》之《冠》、《昏》、《丧》、《祭》、《鄉》、《相見》，皆舉禮儀爲目，不舉士、公官爵爲目。如「鄉里」之「鄉」，可以名篇，則士、公亦可以名篇。以此相推，則二篇「鄉」必爲「饗」，乃與冠、昏、喪、祭 注 一律成文，是《饗禮》固未嘗亡也。經目本作「卿相饗」、「卿相饗射」，以「鄉」爲禮名，以「飲酒」釋「饗」，後人遂誤以爲「鄉飲酒」而改之。鄭注《儀禮》時，未能校正，後來遂以爲定説耳。或據《燕居》云：「射鄉 注 所以仁鄉黨，食饗所以仁賓客。」「鄉」與「饗」並見。《樂記》亦有「射鄉」、「食饗」之文，以舊説爲長。不知《燕居》上有郊、社、禘、嘗。《禮經》無其 注 目，《樂記》之鐘、鼓、干、戚、昏姻、冠笄與射鄉、食饗，皆隨文便稱，不爲典要。如以經果爲「鄉」字，則可言「鄉射」，萬不可稱「射」、「射鄉」，此一定之理也。《記》文「射鄉」、「食饗」，上字爲經目，下字爲儀節，即由「射」以包「饗」，更由「食」以見「饗」，顧亦無妨也。如必以「鄉」爲鄉，試問「射鄉」成何語乎？ 惟射、饗皆禮名，可曰「射饗」，亦可曰「饗射」 。或曰：《周禮》六鄉，卿主一鄉，三年大比，行鄉飲酒之禮。每鄉卿爲主，雖其儀文、職官、詩樂有非鄉里所得用者，然以卿主之，則正得其宜。六鄉六卿，言鄉即卿在可知，何必改經以就己説？曰：《周禮》之「鄉老」、「鄉大夫」，乃民爵，非實官，故六鄉之公、卿、大夫同受 注 質於司徒，即以爲實官，卿行鄉則當名鄉，如公行禮于朝可以名朝，士行禮于家可以名家。《禮經》之例，固以所行之禮爲名，不以行禮之地也。《開元禮》以刺史爲主，《明集禮》以郡縣爲主，《鄉飲酒》有工四人，有樂正，有太師，乃「作相爲司正」，鄉射官同司正爲司馬而有司射等官，略同《燕禮》，其樂儀、禮節、官制亦略相等。鄉射射前行鄉飲酒禮，鄉射節亦倣于大射樂儀，官制亦略相等。然燕禮官數除鄉飲酒所有外，有膳宰 注 、樂人、司宫 注 、射人、小臣、祝史、士射至庶子、甸人、閽人、鍾人，此爲公禮，其官愈備。大射官數，除鄉射所言外，有射人、司士、宰夫、司馬、量人、巾車、庶正、僕人、太師、少司樂、太史、司宫、甸人、閽人、鍾人，亦惟公備此官。然卿之飲酒猶公之燕禮，卿之射禮猶公之大射，卿大夫射先行鄉 飲酒 禮，公射先行燕禮，四篇皆言公、卿禮儀，鄉大夫不應取裁于公。又諸官司皆爲唐明儀注所不敢用。官主之猶不能用，則鄉里更無其制可知矣。或曰：後世鄉飲酒爲化民巨典，古今通行。《史記》：孔子卒，諸儒習鄉飲、大射禮孔子冢上。《論語》有「鄉人飲酒」，《燕居》有「仁鄉黨」之文，安得謂「鄉」字爲誤？曰：飲酒，上下通禮，自天子至于大夫言饗。《周禮》：大夫介無饗。是士以下無饗之名，直名爲飲酒。鄉人飲酒，自爲鄉人之儀，如《明會典》之里社式，特非經之卿禮。經以卿爲目，别有上下等差之變，是大夫以上名饗，士以下名飲酒。飲食禮者，經莫先于鄉 飲酒 ，故習禮皆以爲名。 《漢·成帝本紀》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初無「鄉」字，有「鄉」字自《續漢書》始。後世因鄉習其禮，遂以飲酒全爲鄉里之式，則殊失本旨耳。考《開元禮·鄉飲酒禮》、《明集禮·縣邑飲酒讀律儀注》、《明會典·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圖式》，皆以官主之，非純卿禮，然其儀節皆簡于《禮經》。禮之儀節本爲卿制，饗禮上下皆可由此而推。《明會典》里社之式緣經而創儀注，正得經意。今爲此説，意在循名核實，使知明里社式乃爲鄉里而設，與經之卿禮輕重迥别，非敢變亂經文，而有取舍其間。 考由漢至明所行鄉飲酒之禮，或以天子主之，或以侯王主之，或以州郡主之，或以州縣主之，或以里社主之。由天子以至庶人，因《鄉禮》經文而緣飾之，實則惟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儀式，乃非官主之，專爲鄉社之飲酒禮。以上皆官主之，别爲一飲酒禮，不可專以「鄉」名也。 《論語》之「鄉人飲酒」與《射義》「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與明里社禮略同，自是鄉人之事，專爲飲酒，不名饗，與經不相干涉也。或曰《鄉飲酒》「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鄉射》「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今讀「鄉」爲「饗」，何以解于此三「鄉」字？鄉服，《鄉射》作朝服；鄉先生，《鄉飲酒》無「鄉」字。二篇本爲一禮，彼此互證，知《鄉飲酒》之「鄉服」爲「朝」字之誤，《鄉射》之「鄉大夫」，其「鄉」字爲衍文也。或曰：既讀「鄉」爲「饗」，何必于篇首加「卿相」二字？不知全篇經目以士名者五，公名者一，而天子、諸侯、大夫禮皆有專篇，獨無卿。自天子以達公、卿、大夫、士，無容獨無卿篇。且以次第考之，《冠》、《昏》、《士相見》並士大夫禮，自《燕》、《飲》至《公食》爲公禮，《覲》則天子禮，二篇居其中，爲卿禮。
疑又飲食禮别篇記舉變禮，或言公、卿，或言卿、大夫，或言公、卿、大夫，公、大夫之間無不言卿者，惟二篇云：若有諸公、大夫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公三重，大夫再重；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皆于公、大夫之間不言卿。據二篇全無「卿」字，則卿相饗、卿相饗射，賓主皆卿，可知也。蓋《禮經》賓主之分，有平行、尊卑二例。平行者以「相」字爲名，如經之「士相見」、《記》之「大夫相見」、「大夫相食」是也。下行如「公食大夫」，上行如「士見於君」。經例：凡尊卑相同，但稱賓主，不以爵；惟尊卑不同，賓主乃以爵見。又以平行爲經者，以上行、下行爲《記》；以下行爲經者，以平行、上行爲《記》。《士相見禮》正文但稱賓主，不見「士」名，知賓主皆爲士。《鄉飲酒》、《鄉射》二篇全不見「卿」字，又但稱賓主，以「士相見」相比，則賓主皆爲卿，更可知矣。《禮經》每以一篇推見五等，如相見以「士」名而言士見大夫、下大夫相見、上大夫相見、士見君、庶人見君、大夫見君，所謂推士禮以及于天子也。二篇以「卿」爲賓主正名；其言「公」則公相饗之禮，言「大夫」則大夫相饗之禮。以「士」名篇，則别見大夫、君、庶人；以「公」名篇，則别見大夫相食禮；以「卿」名篇，則别見公與大夫名。以一等名篇爲正文，而參見上下各等之變禮也。《燕》與《大射》爲公禮，而疊見卿、大夫之文，以客非公，不言「公相射」、「公相燕」，其稱「公」者亦以客非公，此全經篇名正變之大例。經「士」、「公」名篇，舉「卿」合之，則以官爵爲名者八篇。「鄉里」之「鄉」，即《記》所謂庶人之禮，不當在公、士之間，其儀節又不當與《燕》、《大射》大同也。或曰：以「鄉」爲「饗」，所謂「鄉樂」者何也？曰：即《饗禮》、《饗射》二篇所言之樂也。《燕禮》爲公燕卿大夫之禮，經正文樂笙奏，唯用《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 注 、《由儀》，工歌唯用《魚麗》三篇，《周》、《召》六篇，與《饗禮》、《饗射》同。以客惟卿爲尊，故用卿相饗之樂。考《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 注 大夫爲賓。」又云：「公拜受 注 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宫 注 ，笙入三成，遂合 注 鄉樂。」按經無《肆夏》，《記》言《肆夏》，則以經燕卿，唯用卿相饗。《樂記》言兩公相燕，賓主皆公，當用公樂。故云拜爵爲奏《肆夏》。除公樂以外，遂用卿相饗樂，故云「遂合鄉樂」。謂「笙 注 入三成」以下，同用饗樂，即《燕禮》正文之「樂」與「饗樂」，非謂鄉人之樂也。考《左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辟不敢當，以《肆夏》爲天子享元侯禮。《儀禮》之公即元侯也。「工歌《鹿鳴》之三，三拜」，蓋燕卿惟以《鹿鳴》以下爲正。魯三卿可攝爲卿，《肆夏》則公用之。《左傳》多藉事以明經義，此事全爲《燕禮》，公樂《肆夏》、卿樂《鹿鳴》而發。惟卿乃能用此樂，以樂定禮，則非卿不能用《鹿鳴》以下之樂，可知矣。考《禮》，大夫以下無樂，樂不行于鄉里可知。總而言之，舊説之難通有六：官司儀物同《燕禮》，國君之樂不能下同於里社，一也；以「飲酒」注文奪《饗禮》正文，遂以《饗禮》爲亡，二也；大夫以下無樂，《鹿鳴》乃爲卿樂，三也；「鄉射」猶可言「射鄉」，於義不屬，四也；鄉人本有飲酒禮，如明頒《圖式儀注》，簡畧不如經之備物，五也；經例不舉地以名禮，鄉非士與公之比，六也。用今説長義，亦有八饗禮，舊以爲亡。褚氏輯爲《補亡》一書，今以《鄉飲》當之，原本具在，一也。建國立三卿、三賓象三光，《射義》：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卿爲賓義有明文二篇，但稱賓主，不稱爵，公與大夫之間全不見「卿」字，是以賓主皆卿，二也。《公食禮》云：「皆如饗禮」，又云「設洗如饗」，舊皆以爲亡佚，是《饗禮》亡而《食禮》亦多缺典。今以「鄉」爲「饗」，則皆有實證，三也。經以爵爲名，士、公與卿合爲八篇，一律相同，四也。讀「鄉」爲「饗」，《儀禮》正名，士以下不名饗，名飲酒，固以「飲酒」二字注「饗」，遂誤爲「鄉飲酒」。「飲酒」非禮名，各篇不引用，又不與饗、食、燕三者對文，五也。考《大射》前半同《燕禮》，《饗射》前半同《饗禮》，單行合行相比，以見「鄉」當爲「饗」，六也。《周禮·掌客》「三饗、三食、三燕」，「饗」在「食」、「燕」之前，《郊特牲》以「饗」爲「飲」，使飲酒之目不奪《饗禮》之名，七也。讀「鄉」爲「饗」，名乃可以單稱，所有「鄉」與「鄉相見」、「鄉射」、「射鄉」、「鄉樂」之文皆可通，《周禮》又有「饗射」之文可證，八也。初陳大概如此，其詳宜再加考訂、改注二篇。
注 言：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娶：原作「記」，據文意改。
注 記：原作「祀」，據文意改。
注 五十九：疑作「五十凡」。《隋書·經籍志》著録《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注 時：原作「旨」，蓋因「時」字俗體「峕」形近而訛。本段中共七處誤「時」爲「旨」，今改正。
注 一壇一墠：原作「一墠一壇」，據《禮記·祭法》改。
注 墠：原作「壇」，據《禮記·祭法》改。
注 凡：原作「几」，據文意改。
注 上卿：原作「土卿」，據《春秋繁露·爵國篇》改。
注 天人家：原作「天文家」，據《史記·日者列傳》改。
注 曰：原無，據《史記·日者列傳》補。
注 避諸死忌：「避」原脱，「忌」原作「吉」，據《史記·日者列傳》補改。
注 《大戴禮·明堂》：原作《大戴禮·盛德》，誤。言明堂出自《大戴禮·明堂》篇，據改。
注 寅賓：原作「迎賓」，據《尚書·堯典》改。
注 門中：原作「門傼」，據文意改。
注 明堂位：「位」原爲墨丁，案前面引文出自《禮記·明堂位》，據補。
注 明堂：原作「盛德」。案引文出自《大戴禮記·明堂》篇，據改。
注 十二堂：原作「十二室」，據《大戴禮記·明堂》篇改。
注 八牖：原作「八庸」，據《大戴禮記·明堂》篇改。
注 昔予：「昔」原爲墨丁，「予」原作「子」，據文意補改。
注 合宫：原作「合德」，據《五禮通考》卷二十四改。
注 衢室：「衢」字原爲墨丁，據《五禮通考》卷二十四補。
注 玄堂：原無，據前文及《禮記·月令》補。
注 明堂：原作「盛德」。案引文出自《大戴禮記·明堂》篇，據改。
注 説：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大戴記：原作「大戴説」，據《大戴禮記》改。
注 周禮説四篇：「篇」字原爲墨丁，據文意補。案：《漢書·藝文志》有《周官傳》四篇，而無《周禮説》。
注 成都老城儉朴：「城」原作「成」，據文意改。
注 「堯典」後原有「是也」二字，據文意删。
注 是也：原無，據文意補。
注 王：原無，據《大戴禮記·禮察》篇補。
注 公冠：《大戴禮記》各本皆訛作「公符」，誤。
注 古者：原作「古書」，據《禮記·王制》篇改。
注 禮三本：原脱「本」字，據《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補。
注 王制：原無「制」字，據文意補。
注 八伯：「伯」原作「百」，據文意改。
注 夷狄：原作「夷秋」，據文意改。
注 主：原爲墨丁，據前文意補。
注 芈姓：原作「芋姓」，據《史記·楚世家》改。
注 用夏變夷：「變」原作「蠻」，誤。據文意改。
注 夷狄：原無「狄」字，據文意補。
注 庶邦小侯：《禮記·曲禮下》作「庶方小侯」。
注 儀禮：據文意，當作「禮記」爲是。
注 吾得夏時：「吾」原作「化」，據《禮記·禮運》改。
注 若：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考工：原脱「工」字，據文意補。
注 爲：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王鈇篇：原作「王鐵篇」，據《鶡冠子》改。
注 遏密八音：「密」原作「秘」，據《尚書·堯典》改。
注 明目張膽：「目」原作「日」，據文意改。
注 九千：原作「九十」，據文意改。
注 小鄉：原作「小卿」，誤。據文意改。
注 小鄉：「小」字原無，據文意補。
注 揚：原作「陽」。案：古九州無「陽州」，據文意改。
注 六十六：原作「六十四」，據《春秋繁露·爵國篇》改。
注 鄉：原作「卿」，據文意改。
注 朱鳥堂：原作「未央堂」，據《漢書·王莽傳》改。
注 同于此：「于」原作「子」，形近而誤，據文意改。
注 大約：「約」字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大學士：原作「大士學」，據文意乙。
注 鄉：原作「饗」，據前後文意改。
注 如：原衍一「如」字，據文意删。
注 若食：「食」原作「若公」，據《儀禮·聘禮》改。
注 祭：原作「記」，據文意改。
注 射鄉：原作「鄉射」，據《禮記·仲尼燕居》乙。
注 其：原作「共」，據文意改。
注 受：原作「愛」，據《禮記·王制》改。
注 膳宰：原無「宰」字，據《儀禮·燕禮》補。
注 司宫：原作「司空」，據《儀禮·燕禮》改。
注 崇丘：原脱，據《儀禮·燕禮》補。
注 亦：原脱，據《儀禮·燕禮》補。
注 受：原脱，據《儀禮·燕禮》補。
注 新宫：原作「三宫」，據《儀禮·燕禮》補。
注 合：原脱，據《儀禮·燕禮》補。
注 笙：原作「卿」，據《儀禮·燕禮》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