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问题，其实并不在“生”的问题，而实是“死”的问题。凡所谓人生哲学、人生观等，质言之，都不过要解答此一死的问题而已。若此问题不获解答，试问人生数十寒暑，如电光石火，瞬息即逝，其价值安在？其意义又安在？
人皆有死，而人心里皆有一个共同的倾向与要求，即如何而能不死、不朽，与永生是也。此种要求，不独人类有之，怀生畏死，即其他动物亦莫不皆然，而惟人类为最甚。人类为满足此种要求而有宗教之信仰。宗教信人有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现实人生限于肉体现世，空幻不实，变化无常；灵魂生活不限于肉体与现世，彼乃贯串去、来、今三世，永恒不灭，真常无变。不过，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一、与科学冲突；二、忽略了现实。
人生的又一个问题是“我”的问题。无我则人生问题无着落。所以人生问题扼要说，也可说是“我生”的问题。然因人类有我见，而使人类都不免有自封自限、自私自利的习性，因而人我之间不能不有隔阂、有激荡，遂不能不相分离、相冲突，由此而招致社会之不安。人类为防止此种不安，而有正义、自由与法律。自由属诸各人自我范围之内，正义则为人我自由之界限，法律则为维持正义、限制自由而设。在正义界限之内，人各享其自由。若有逾越，则受法律之裁制。西方社会的现世安宁，即借正义与法律的观念而维持。所以他们即在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亦有很明显的界限，有很清楚的法律。但我们禁不住要问：若人生相与，仅有此等正义、自由与法律，则人与人间全成隔膜，全成敌体，试问人生价值又何在，其意义又何在？再以何者来安慰此孤零破碎漠不相关的人生呢？
西方人在这一点上，还是乞灵于宗教。他们用宗教家灵魂出世之说来慰藉现世孤零的人心。他们把人生不朽的要求引到别一世界（天国）去。因此之故，他们特重牧师与教堂。而在现世里则以法律来维持秩序，处理纷争，因此他们又特重律师与法堂。我们可以这样说，西方的人生是两个世界的。来世的人生是宗教的，现世的人生是法律的。二者互相为用，他们的政治社会以及一切文明，都支撑在此上。
中国人则与此不同。中国社会不看重律师与牧师，亦不看重法堂与教堂。但中国人又如何解答此生死问题，以及人我问题的呢？欲知此事，当明孔子学说。
中国人也希望不朽，但中国人的不朽观念和西方的不同。《左传》里载叔孙豹之言，谓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此三种不朽都属于现世，仍都在人生现实社会里。可以说人生的不朽，仍在这个社会之内，而不在这个社会之外。因此中国人可以不信有灵魂，而仍获有人生之不朽。我之不朽既仍在这个社会里，则社会与我按实非二。孔子《论语》里所常提起的“仁”的境界，即由此建立。在仁的境界之内，人类一切自私自利之心不复存在，而人我问题亦牵连解决。人生并不是一个个小我隔膜敌对，各自孤立，而即在现社会里，把人生融凝成一体，则人生自不当以小我自由为终极。不讲小我自由，便不必争论为自由划界的正义。既不争论那个为你我自由划界的正义，则维持正义、判决此争论的法律，自更不为中国人观念所重。扩充至极，则中国社会可以不要法律，不要宗教，而另有其支撑点。中国社会之支撑点，在内为“仁”，而在外则为“礼”。
西方人的不朽在灵魂，故重上帝与天堂。中国人的不朽，不在小我死后之灵魂，而在小我生前之立德、立功、立言，使我之德、功、言，在我死后，依然存留在此社会、在此人群之中，故重现世与人群。两者相较，中国人的不朽观念，实较西方人的更着实，更具体，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妥贴的观念。从事宗教生活者，必须求知上帝的意旨。求三不朽现世生命者，必须求知人群的意旨。我们不妨说，中国人的上帝即是人类大群。人能解脱小我私人的隔膜与封蔽，而通晓人类大群意志者，即可说他已经直接与上帝相通，已经进了天国。此种内心境界，中国儒家即谓之“仁”。孟子说：“仁，人心也。”正指这一种心的境界而言。此所谓人，并不指一个个的小我与私人，而是指的人类大群。故此所谓人心者，乃指人类大群一种无隔阂、无封界、无彼我的共通心。到达此种心的境界则谓之仁。人到了仁的境界，则死生、彼我问题，均连带获得解决。西方人亦未尝不言心，但西方人所谓“心”，与“灵魂”离为两物。西方人所指的心，只指小我肉体之心之一种机能而言。中国人观念反是。中国人认为心即是仁。中国人看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西方人认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而与西方人之所谓灵魂者自不同。中国人看心，可以超乎肉体而为两心之相通。如孝，即亲子间两心相通之一种境界也。子心能通知父心即为孝。耶稣《圣经》中说：“你依上帝的心来爱你的父母与兄弟。”是就西方宗教意义言，人只认自己的心可与上帝相通，却不认人我之间的心可以直接相通。人我之心之直接相通，此乃中国观念，即儒家之所谓仁。
若以生物进化的观点论之：自无生物进而为有生物，自植物进而为动物，又自动物进而为人。人与其他动物之差别点，即在人有人心。人心自不当与动物心同类并视。人心能超出个体小我之隔膜与封蔽而相通，此为人兽之分别点。此种着重在“心”的一边的看法，其实只为中国人的观念。西方人则认人兽之别在有灵魂与无灵魂。他们看心，为肉体的，人心、兽心大略相似，无甚差别。所以有人兽之大别者，则在人类有灵魂，而由此认识上帝，直接与上帝相通。由此之故，只待近世西方宗教观念渐渐淡薄，他们便不免要认为人与禽兽同一境界，同属自然。像中国人观念中之人心更高境界，实为西方人所不易领略，不易接受。同一理由，西方宗教中之“灵魂”观念，则又为中国人所不了。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此所谓人心，非仅指肉体心。肉体心，凡属动物皆有，而各不相通。故动物仅自知痛痒，哀乐不相关，相互间可以无同情。西方科学里的心理学，即以这类心态为研究题材，他们自称为是无灵魂的心理学。这一种心理学，因为他们既剔除了他们所谓“灵魂”的部分，当然研究不到人心之真实境界。西方人把人心一部分功能划归灵魂，而又认灵魂只与上帝相通；人与人之间，则须经过上帝意旨之一转手，而不能直接相通；因此对人心的认识实嫌不够。中国人所谓“心”，并不专指肉体心，并不封蔽在各各小我自体之内，而实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哀乐相关，痛痒相切。中国人称此种心为“道心”，以示别于“人心”。现在我们可以称此种心为“文化心”。所谓文化心者，因此种境界实由人类文化演进陶冶而成。亦可说人类文化，亦全由人类获有此种心而得发展演进。中国人最先明白发扬此意义者，则为孔子。
孔子讲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显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教。当知科学智识虽可愈后愈进步，而人生基本教训则不必尽然。因人生大本大原只有这些子，这些子则可以历万世而不变。中国古人也信仰上帝鬼神，直到孔子，才把此等旧说舍弃，而专从人心这些子上立论。以后的中国人，遂常常讲“人心世道”，而不谈上帝。这实是中国思想之大进步。所谓人心，应着重“人”字看。所谓世道，应着重“世”字看。西方人看人心只如兽心，耶教教义认为人皆有罪，一切唯有听从上帝意旨，痛切忏悔，洗净自己的心，而改以上帝心为心，如是人类始可得救。西方人因此看不起人心，因而也看不起世道，而另要讲一种出世之道。迨到他们回过头来，想摆脱灵魂而单言人心，则又误把人心与兽心等类同视。既不看重人心与兽心之分别，故而又要陷世道于重大罪恶中。
我们可以说西方的宗教为上帝教，中国的宗教则为“人心教”或“良心教”。西方人做事每依靠上帝，中国人则凭诸良心。西方人以上帝意旨为出发点，中国人则以人类良心为出发点。西方人必须有教堂，教堂为训练人心与上帝接触相通之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须有一训练人心使其与大群接触相通之场所。此场所便是家庭。中国人乃以家庭培养其良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故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中国人并不以家庭教人自私自利，中国人实求以家庭教人大公无我。
孔子认为培养良心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教人孝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再由孝弟扩充，由我之心而通人类之大群心，去其隔膜封蔽，而达于至公大通之谓圣。心之相通，必自孝始。孝是人与人两心相通之第一步。中国人的宗教，只限于人与人之间，并不再牵涉到人以外的上帝。因此中国宗教亦可说是一种人文教，或称文化教，并亦可称之孝的宗教。孝之外貌有礼，其内心则为仁，由此推扩则为整个的人心与世道。因此既有孔子，中国便可不需再有西方般的宗教。
孔子之后有墨子。墨子思想颇近西方的宗教。“兼爱”则如耶教之博爱，“天志”“明鬼”都是西方宗教的理论。然而墨子有一大缺点，他没有教堂以为训练人心上通天鬼之场所。他既没有宗教的组织和形式，所以只可说他是一个未成熟的宗教家。孔子则不然，他不从人生以外讲永生，孔子已避免了先民素朴的天鬼旧观念之束缚。子路问死，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直接以人生问题来解答人死问题，与其他宗教以人死问题来解答人生问题者绝不同。他看祭祀，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活动，亦可说是一种心灵的训练与实习。故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他只看重人心一种自能到达的理想的境界，而不再在人心以上补出一个天鬼的存在。他实在是超宗教的、进步的。惟孔子虽超宗教，而仍特设一个家庭为训练人心之场所。墨子不能超宗教，而又无他的特设的教堂为训练人心以供人神之接触而相通。这是孔 墨之相异点，亦即孔学之所以兴与墨学之所以废的大本原所在。
今再剀切言之：孔子的教训，实在已把握了人生的基本大原则，如孟子所谓“先得吾心之同然”是也。人生进于禽生与兽生，已不限于小我肉体的生命，而别有其心的生命。此种心，已不是专限于肉体的“生物心”，而渐已演进形成为彼我古今共同沟通的一种“文化心”。所谓人生，即在人类大群此种文化心之相互照映中。若只限于肉体的自然六尺之躯之衣食作息，此则与禽生、兽生复何区别？故各人的私生命，亦即存在于人类大群的公心中。所谓人生之不朽与永生，亦当在心的生命方面求之，即人类大群公心的不断生命中求之。此人类大群的公心，有其不断的生命者，即我上文所谓“文化心”是也。人的生命，能常留存在人类大群的公心中而永不消失，此即其人之不朽。肉体生命固无不朽，而离却人类大群之公心，亦无不朽可言。故知真实人生，应在大群人类之公心中觅取，决非自知自觉自封自蔽之小我私心，即限于自然肉体之心，便克代表人生之意义。必达到他人心中有我，始为我生之证。若他人心中无我，则我于何生？依照孔学论之，人生即在仁体中。人生之不朽，应在此仁体中不朽。人生之意义，即人人的心互在他人的心中存在之谓。永远存在于他人的心里，则其人即可谓不朽。孔子至今还存在人的心中，所以孔子至今还是不朽，还是生存于世。只因“人心之所同然”为孔子所先得，所以孔子能永生长在于人类的心中而历久不灭。若把此番理论来论耶教，则耶稣之所以永生不灭，也并不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降生下来救此人群，实在因为他也已把握人心之同然，他也只永远存在于后世人群的心中而时时复活，永存不朽。所以耶教理论尽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同，而耶教精神，还是可以把中国传统精神来解释。然正因为观念不同，理论不同，因此形成了东西双方其他文化方面之种种相异点。正因为有孔子的心教存在于中国，遂形成了中国人之独特文化与独特的人生理论，与西方社会人生专赖法律、宗教的维系者不同。今日之世界，宗教信仰既渐淡，而法律效能亦渐薄；欲救斯弊，实有盛倡孔子心教之必要。
（民国三十二年四月《思想与时代》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