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
大诰多邦
在国而播命曰诰。临事而申戒曰誓。《大诰》之作，盖周师未出，而邦君庶士有疑子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故不扬文、武之德，不数武庚之罪，不悬赏罚，不戒进止。朱子疑其词缓不切，不知此特为诰，后且有誓，誓逸而诰存也。先儒多以黜殷之举为成王亲行，盖未察《大诰》为王在国播告之文耳。《竹书》记成王二年“迎周公于郊，遂伐殷”“五年春，王在奄。夏五月，王至自奄”，则亦袭编《书》之次序而讹也。且《竹书》于四年正月记，“初朝于庙”，盖谓三年灭殷，因以伐奄，不克而归，四年夏始复伐之，是以周公未归政之先，成王两至东国也。今按：成王方在幼冲，周公摄政，凡郊飨觐会之事，公且代焉，况千里东征，其敢令冲人尝试哉？则诰者王，而行者实公耳。成王之初，周公东行者凡再。其始以避相位而居洛，王迎而归，则“我徂东山”之诗是也。罪人未得，公归无期，故曰“慆慆不归”。其云“行枚”者，君行师从、卿行旅从也。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于后乃作《鸱鸮》之诗，而王仍未悟，则《金縢》所云“秋大熟”者，作诗之后三年秋也。故《东山》之诗曰：“于今三年。”以其时，则瓜苦在栗薪之上，盖秋杪矣。其以迎公西归为二年事者，误承“居东二年”之文，而不知《金縢》固有“于后”之语也。三年秋，公归，复摄政。而后二叔以流言之不行，疑怨益深，始挟武庚以叛。故《书序》曰：“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则是公复入相，乃有黜殷之役。而曰“公相王，将黜殷”，则黜殷者公行而未行，从可知已。公以三年归相，乃以明年东征，则《破斧》之诗是也。其诗曰“四国是皇”，而郑笺亦云：“周公既反，摄政。东伐此四国。”故曰“周公东征”，而不曰王也。若如《竹书》所记，王迎公而遂共东行，则于时武庚未叛，讵为祸先？《诰》何以云“越兹蠢”？且公席未安，遽偕王而东，是怒不旋踵，挟王以急报其怨，速取兵权以自张，而不顾国之未靖，公其将如刘裕之伐慕容超邪？况《大诰》之作，作于宗周，则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诰》云：“予惟以尔庶邦于伐。”云：“予翼以于。”云：“肆朕诞以尔东征。”言“予”言“朕”者，命自王出，则“以”者，固王“以”也。王命公“以”之，实王“以”也。能左右之曰“以”，不必躬行之辞也。若《多士》所云“朕来自奄”，则武庚已灭，二叔已刑之后，而奄复叛。时周公虽未归政，而成王年益长，国势益安，且奄以小寇无助，其凶焰不如殷孽三监之摇动天下，则奉王而行，可以无忧。而公之大勋已著于东征，则向者阻行之考翼亦无容疑畏，而听公之偕王以行矣。王之践奄，自在六年之夏。王归，遂迁殷民于洛，而营洛之事以起。其明年春，召公因行相宅。此《书》之始终历然可考者也。《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与《多士》所云“昔朕来自奄”者，同为一事。次《书》者先《多士》而后《多方》，编残简脱之余，其次序自不可泥，孔氏死守仅存之编次，乃云：“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鲁征淮夷，作《费誓》。王亲征奄，灭其国。”其为疏谬，班然可晓。而蔡氏信之，亦同于鲁莽。《多方》曰：“我惟大降尔四国命。”又曰：“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皆初告之之辞，《多士》曰：“昔朕来自奄，大降尔四国民命。”又曰：“予惟时命有申。”又曰：“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今尚”之尚，庶几也。“乃尚”之尚，犹也。 则皆申告之语，词意相仍，先后呼应。是《多方》前而《多士》后，审矣。则成王之践奄，惟在六年之夏。而三年黜殷，但命公往，不得以“昔来自奄”为三年事，而谓王亲行也。周之于奄也，一伐而遂灭之，未尝再举。灭奄则公奉王以亲征，黜殷则王命公以帅师。见于《诗》《书》者甚为著明。《史记》《古史》，邵子《皇极经世》皆可佐证。而《蔡仲之命》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亦见致辟者，公位冢宰之后，奉命以行矣。
至于《费誓序》云“徐夷并兴，东郊不开”，自别为一事。孔氏以合于践奄之役，其谬尤甚。奄在今曲阜县，盖即鲁之国都。成王六年践奄，迁其君于薄姑，今博兴县。 奄灭，而后以其地封伯禽。奄之未亡，未有鲁也。祝 之言曰“因商奄之民”以封鲁。则有鲁而无奄，明矣。成王践奄，固因之而伐淮夷，奄灭而淮夷未灭。奄非夷，夷非奄也。奄在曲阜，淮夷则在淮北。《春秋》称“淮夷病杞”，迨鲁僖公世而尚有淮夷，其非已灭之奄可知。淮夷者，滨淮北而处。淮水自安东入海。淮夷之地盖在徐州之东，沂、莒之南，海州、赣榆、日照之境，故与胶、密相近而病杞。其去奄也，有汳、泗、沂、汶之隔，凡数百里。故鲁公征之，道出于费，因誓于费。而《序》云“东郊不开”，则夷在鲁东，而非即奄，较若指掌，何孔氏之懵然不察邪？《费誓》之役，《礼》有明文。《曾子问》所云“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无辟”“鲁公伯禽有为为之”者是也。则是周公既薨，伯禽服丧，徐、淮交侵，因往御之。其与成王践奄相去十六七年，必不可扭合为一。元吴澄不通《书》以说《礼》，而谓“伯禽居武王之丧”，不知周公东归之时，武王之丧已除，而《记》言“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则成王初年，伯禽尚在宗周，安得遽即鲁而称公？且使武王之服未除，而成王、周公之黜殷伐奄，皆不避金革，老聃、孔子当称“成王有为为之”，胡为其但言鲁公乎？则澄之孤陋昏迷，为塾师而不足者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要以终举周公之相业，而立言之旨非以纪事，则 括成文，实则相武伐纣，相成伐奄，陈师凯乃云“武王亦尝伐奄”，而谓奄凡三叛，周凡三伐，则不达《孟子》之文，而显背《武成》“一戎衣”偃武修文之义，宋、元之世，所谓儒者，大抵如是。世迁人降，固不足论也。
今详考经传，折中事理，则周公奉王命而东征三监，在居东既归之明年，以王命《大诰》于宗周而后行。公奉成王征奄，在营洛之前一年，还自奄而作《多方》。其明年营洛已讫，周公至洛而作《多士》。迨成二十一年，周公薨，丧未除，淮夷、徐戎并兴，伯禽征之而作《费誓》。奄唯一叛，在殷亡之后，成王凡一伐奄而即灭之。费誓之岁去大诰之岁十八年，去伐奄之岁十六年，先后较若列眉。伐奄，王自行；黜殷，周公行；征徐戎，则周公薨而伯禽行，亦显然其无可混也。
小腆
孔传云：“殷后小腆腆之禄父。”则“腆腆”亦为不足之词。《说文》云：“膳腆腆，多也。”则古有‘腆腆”之语，盖谓琐屑猥多，如殽馔之繁也。《春秋传》言“不腆”，皆谓不能多有。而蔡氏曰“腆，厚也”，则失其义矣。凡币言不腆，尚可释为不厚。赋言不厚，则车徒亦何以为厚邪？况此云“小腆”，明为猥琐群聚之词。若武庚之党而能厚，则少康之一成一旅矣，矧“小厚”相连以为词，又其不成文理者乎！
考翼
考，父也。翼，犹辅也。谓父之辅翼旧人也。前云“考翼不可征”，成王斥指武王之旧臣而言也。后云“考翼其肯曰予有后”者，谓弗有堂播者父之亚旅也，言考者，父已没之称。蔡氏谓父老敬事者，不但不达于下旧人之说，且呼他父老为考，尤所不可。盖东征之役，决于往者唯周公，而武王之旧臣皆不与公同心。故昔之流言，举国不能为公辨。至此为天变所警，二叔之恶已不可掩，虽能释疑于公，而终执己见以与公相异同，倡为不可征之论，以摇邦君庶士之心。故公就其所挟，以武王之辅翼自居。而以义折之也。所以然者，汤放桀于南巢之后，终不殄桀之裔，故武王亦封武庚于故殷。武王之旧臣泥于夏、商之已事，执武庚为先王所建、不可用兵之说，以阴为管、蔡地。而公之黜殷，以非常人成非常事，即在二公，亦未免为旧人之言而犹豫，且迟回于天命人心之不易。故公亦不复与诸考翼争是非，但就大诰邦君御事之中，指摇惑之所由兴，而以“弃基”之说，尽底里以警告之。言使我“弃基”，则今日之阻我征者，他日又将责我矣，乃以始终执其邪说之必然而消之。而“民养劝弗救”之言，变“考翼”而言“民养”，则正以君臣之分义，使不敢公为异同，而以“劝弗救”之言备责而深警之。“民养”也，“考翼”也，均为武王之旧臣，而或尊之，或贱之，则以义类相从而异其称，旧注有未悉也。
微子之命
微子
微子在殷，故封于东平之微，而爵为子。《商书》所谓“诏王子出迪”者，乃出即所封之国也。盖当纣之初年，微子虽受封于微，而犹居于商邑，为商贵戚之卿。纣恶既稔，不安于廷，乃就国于微，以绝嫌疑，而纣亦无庸其妒娼。《泰誓》曰“剥丧元良”者，犹“丧欲速贫”之“丧”，言其失位于王廷也。殷爵三等，曰侯，曰伯，曰子。始终称子，则微子固未尝失爵，林氏所谓“遁于荒野”者，谬已。且史称微子抱祭器以归周，林氏既信其然矣，使遁于荒野，则归周之前，将委宗器于草莽，而怀宝以处旷野，不但理所不可，而抑有攘窃之忧矣。则微子初之出迪，自退处于其国。迨武王克商，诸侯咸宾，而微子亦至。于时武庚尚守殷祧，则微子于周初，亦仍国于微而未改也。商之宗器在殷而不在微。微子避处东平，亦何从抱之归周哉？伐纣之师不按微境，诸侯之归周者不但微子，又何面缚衔璧如逢伯之云邪？况其面缚牵羊，语自相悖，有如杨用修四手之笑者乎？纣虽亡，而微子之侯封如故。武庚未黜，而微子之子于微也自如。东征已克，殷祀再堕，微子乃由殷之子而进爵为周之公，自东平之微而徙国于睢阳之宋。吴澄之说盖亦近是，特其所谓即微子已封之宋国建之为上公，则读《乐记》不审之过也。盖《乐记》所云“武王下车，投殷之后于宋”者，非微子也。实武庚也。宋去朝歌不三百里，固在殷千里之畿内。武王伐纣，既分殷畿北邶南鄘而东卫，武庚自千里之圻，降而就百里之侯服。而妹土已分三叔，则武庚之封，非宋而何？武庚以宋而为殷后，微子自守东平。迨武庚灭，而后成王以武庚之地改封微子，自子而进爵为公，故曰“建尔于上公”，自微而迁于宋，故曰“尹兹东夏”。《经》文自明，无容疑矣。《古史》记武王礼微子，使复其所者，复之于微也。又曰“更封微子于宋”者，明其前之未国于宋也。苏氏之纪较为正也。若《书》以《微子之命》名篇，而不曰“宋公之命”者，史氏志受封之始，当以人纪，不当以爵纪。言爵，则嫌乎后之嗣为宋公者。言人，则由是而位上公、尹东夏，其为宋公易知也。《康诰》之不言“卫诰”，《蔡仲之命》不言“蔡侯之命”其义一也。其后终称微子而不以谥显，则周公制谥法之始，不必人皆得谥，而犹以故号示别于？康叔、鲁公、蔡仲、曹叔皆无谥也。丁公而后，谥始遍矣。史册之言微子者多没其实，而微子之仁亦隐，故为考其初始如此。
康诰
乃洪大诰治
《康诰》简首四十八字，宋儒以谓非《康诰》之文，用破汉儒公摄称王之疑，是已。但以为在《洛诰》“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则亦非是。《洛诰》乃周公告卜之书，始终皆公与王酬答之辞，与“周公咸勤，洪大诰治”之文为不相属。勤者，劳而抚之也。洪者，广敷其命也。诰者，以告百工播民也。今《洛诰》始终无劳下之词，亦无大敷治道以戒侯服之语。“拜手稽首，复子明辟。”其与“洪大诰治”之旨，何涉之有哉？既谓之错简，则不知所错者何编？意别有《书》为周公咸勤洪治之诰，此其简首，而今亡矣。新安陈氏谓《召诰》所谓“用书命丕作”，即此所谓“洪大诰治”者，其说为通。乃陈氏不能固信其然，拘牵于眉山之论，又曰：“冠此九句于《洛诰》，方有头绪”，则曾不念《洛诰》非“用书命丕作”之词，徒冠九句于上，虽有头而不连项，虽有绪而不引端，则亦安得谓之头绪哉？定为逸《书》简端之错文，斯为允合。
惟君惟长
旧皆以君长指康叔而言，合之文义，不相伦比。古者王臣侯，侯臣卿大夫，卿大夫亦臣其私臣。为之臣者谓之君，犹赵筒子之称主也，长者，官之长也。君则有家人，长则小臣、外正。此言食邑之君于其家臣，六官之长于其属贰，不以德相能而唯用威虐，则不可复以德 ，而当施之以刑也。殷土承纣之乱，民则寇攘杀越，不孝不弟，庶子训人则违上行私，世家巨室则虐用刑威，所谓乱国也。故武王申言之，而皆使以刑止之。若废刑典于不用，则是汝不克敬法，而姑息以宽恶人，则“非汝封杀人刑人”，而人之自相刑杀，世禄巨室之私虐杀人者，多有之矣，斯岂文王之以敬天刑而忌疚恶者哉？则杀终不止，而其以裕民者，反底于不裕矣。盖《诰》之所谓慎罚，皆戒康叔以敕法明刑，除奸保善。故曰“告汝于德之说，于罚之行”，言以罚而为德也。罚以为德，文王之所以裕民也。眉山矫金陵之说，一主于宽，朱子固力辨其失，而蔡氏间复用之者，非也。今但循文思义，则苏氏之说，不攻而自破矣。
酒诰
百姓里居
凡《六经》所言百姓，皆大夫以上赐姓之家也。古今语文迭变，至孔、孟之时，民亦得有百姓之称，则相沿之差，圣贤亦因时立名，实亦三代之赐族日就蕃衍，则赐姓之家降为编氓者多也。今此言“百姓里居”，则百姓者，百官之族，里居者，井疆夫里之氓也。蔡注以百姓为民，民则无非里居者，而蔡以国中、野外分之，亦不审矣。陈大猷以为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闾里者，又误读孔传而附会之。百姓总以目世禄之家，固兼已仕未仕而言，里居则未有姓氏之氓，所谓“牵车服贾”者也。由诸侯百官世族以逮庶氓，《经》文毕举，井井有条理，括之无余而不乱，读而绎之，斯无不得已。
梓材
《梓材》一编，朱子疑其都不成文。蔡氏因摘“今王惟曰”以下为臣下进戒之辞，疑他《书》之脱简。今反复讽诵，文义固有可通者。为释之如右。旧以后简为左，从读者之左右也。凡予所撰列，以后简为右，从书册之正也。《春秋传》曰：“地从主人。”安得以我之左为书固有三左体也哉？
王曰封以厥庶民 至 惟邦君
言邦君下洎庶民，上洎王，皆其可左右而传达者也。“以”者，能左右之词也。左右民，则当敕法止奸，以安鳏寡，左右王，则当任法用 ，使王可任德去刑，以和其民。以天子之尊，不能察小以明刑。以大家之强，或且凌弱以逞威，惟邦君之为监者，下达临大家，上达天子，当为天子宣其德威，而为臣民传其壅滞，则抑强扶弱，合天下以从王之责，其职有专属矣。
汝若恒越曰 至 戕败人宥
夫以邦君之职如此，汝既君矣。乃且以私恩贷其大家，而不念庶民之荼毒，若常作是言曰：“我有此一国之众也，我有此司徒、司马、司空、尹旅也，是与我亲近而相与为国者。此臣暨大家也。”曰：“予可不市之恩，而顾行威以杀其股肱邪？为君之道，亦惟是先以礼敬之，以恩劳之。故敬劳乎彼，彼亦莫不以敬我劳我相报。”徇此意也，则假其大家以威，而主威不立矣。故彼往奸宄杀人厉人，而亦赦之；亦有假借公事以显为之名而戕败人者，亦咸赦之。夫然，则是以私恩宠其臣与大家，而纵之殃民，下无以达小民之隐，上无以敷天子之教矣。王启监之意，其如是哉。
王启监 至 惟其涂丹
夫王启立邦君以为监，其所治之职，非使之专宠大家而私其臣也，盖为民也。其曰无相戕虐，而以高明害茕独，逮至于寡而必敬，妇而必属，共遵王道而相与容也。盖挟富贵强众而戕害人者，其恶之所被，必先于孤儿寡妇，而茕独者无所容。若此者宥而不杀，则茕独无告而王仁不下究，是岂王启监乱民之旨乎？王者以位高听远。不能下谋茕独之苦，则不得不委其事于邦君。其教邦君越御事者曷以哉？亦命之引王之所以养民下养其民，使无有鳏寡而弱肉强食以致于冻馁；引王之所以安民者下安其民，使无有鳏寡而不适有安以底于危亡。自古王者，其立法以诏监，俾奉天讨以整齐天下，皆若此，固非监之可以任意而自立法，以作威作福，宥奸宄以虐鳏寡也。惟王制法，监率行之，宥惟王宥，杀惟天讨。惟曰：若治田，王既已勤敷菑而稂莠必除，监惟陈修疆畎，明其赏罚之制而已。若作室，王既已勤垣墙而遏恶卫善，监惟涂塈茨，饰其赏罚之密而已；若作梓材，王既勤朴斫以削平邪慝，监惟涂丹 ，昭其赏罚之章而已。惟王制法而非监之所可意重意轻，则修其经界以不僭不越，饰其训典以不疏不漏，详其文教以不暗不紊，监之责也，而可自恣己意，宥有罪以害细民乎？
今王惟曰 至 受命
承天而子民者，惟敦天德而不尚威。遵王而监邦者，惟修侯度而不敢市恩。倘为之监者，诎法以纵其世禄之家，使戕虐于鳏寡，则王且不能为鳏寡主矣，是侯不侯而王以不王也。今王之所以可用德而辑四方者，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远为近，而庶邦作享，兄弟方来”。大启土宇，置君启监，亦既用明德矣，则王之道尽矣。而有一国以为之后者，当以王之政典为式，诔暴禁乱，惠此小民，使之和辑，则尔庶邦乃克大享于王，而修其职。是王惟务德，而邦君不可不式典，则亦邦君式典，而后先王之用德者不虚也。是共主列侯之分所秩，而达庶民于天子，以中治之者，惟邦君，非若天子之不能遍式其典于天下，亦远近亲疏之势所由分也。远念古王之制如彼，近念先王之用如此。使汝而为王也，则漏网吞舟，以弘其德，犹之可也。今皇天既付中国于我先王矣承，则天用德者予一人之事。故我今惟以王道自责，惟德之用，以和怿之。民虽有迷在先，而今已觉，或及今不觉，而尚迷以相戕虐者，皆可和怿之而不事刑杀，以安先王所受之民，而非汝为监者之所得效也。
已 至 永保民
夫道则已然，使汝而能顺此道以为监也，岂过为威严而失人心哉？惟曰：戕虐之不禁，民不保矣。民之不保，将何以助王而永天命哉？则所式典而不私宥大家洎臣、以杀止杀者，亦欲万年作享于王，俾子孙遵守，以保民于无疆而已。盖殷之末造，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故无辜 天，以讫大命。及周之初，余风未殄，则君其土而为监者，不得借口用德，纵其大家，不惩之使改，乃新民怀保之切务。王既尽授其权于监，使一以重典整乱国，而后王可勤德以和怿之；《康诰》之奖其义杀，《酒诰》之督以尽拘，皆此意也。而《康诰》为封国之策，则辞加亲；《梓材》为命监之言，则辞加厉，故自称曰“王”不曰“予”，则天子命监之词，非寡兄诲弟之语也。其后管、蔡以小惠诱殷之故臣而倡乱，康叔不从其乱以辅周，见《汉书》。 则武王之戒为已夙矣。
召诰
牛二
孔传云：“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牛二。”蔡氏乃谓：“郊祭天地，故用二牛。”以实求之，蔡说非已。祭地于北郊，不见经传。《礼器》云：“飨帝于郊。”《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周礼·大宗伯》亦但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自社以外，初无祭地于郊之文。若《大司乐》所云“夏日至，奏《咸池》之舞于泽中之方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者，则《月令》所谓“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者，初非有北郊祀地，伉于南郊祀天之说也。郑康成以谶纬释经，析天为二，谓禘为祭天皇大帝，主北辰而配以喾，郊为祭耀魄宝等之五帝而配以稷，乃更以东井舆鬼之外天社一星为地祇而主方丘之祀。其说妖妄淫邪，宜王肃之力辟其诬也。朱子以《经》折纬，以道裁礼，灼知古无北郊，而云“郊但祭天，社则祭地”，用破从来之妄，如长夜一灯，何蔡氏之不能守师说而亟叛之邪？盖王者父天母地，则报地之恩者，均乎亲而异以尊。若崇地以与天伉，则贵养贱德，人道不立，而几乎禽兽。其尤悖者，合天地于一坛，而窃同牢之义，尤使地天之通不绝，而阴阳烁乱。今此《召诰》所纪，具为分析。
丁巳之用牲于郊者，郊以祭天也。戊午之社于新邑者，社以祭地也。郊之配以后稷，社之配以句龙，未之乱也。郊有牛二，而社云“牛一、羊一、豕一”者，盖地德阴，阴主味，其荐用熟，则折以为俎，一牢而可供后土句龙之祀，不如求天于气必特牛、而配者别一牛矣。今蔡云“天地用二牛”者，其二郊邪？其一郊而合祭邪？使如后代之礼，二郊并建，则丁巳一日，仆仆于南北二郊，祭天已竟，诚敬且弛，而用其余力以有事于方泽，苟且烦黩，其亦无以事神矣。故欲曲成蔡氏之说，则必合祭于一郊而后可。乃合祭之说，则王莽所以蛊元后，武曌所以窃唐鼎者，而谓周公为尔哉！且如王莽之邪说，天地同牢，而经云“牛二”，又何以曲为之说乎？夫天地同坛，既以夫妇同牢为其邪辞，将亦犹考妣同庙而共享矣。乃考妣合食，固曰以妃某氏配，则地祇亦将配天神矣。以地配天，则无所复容后稷。固未闻同牢合卺之席，容他人介于其侧也。既以地配，又以后稷配，一坛二配，位于何立？岂天地之皆南面，而后稷西向，如俗所绘家神然邪？且其祝也，不可以一后稷而并告配于天地，又将天神有配，而地示独无哉？况使其然，则上帝一牛，后土一牛，后稷又当一牛，而牛且三。岂周之不以后稷配天，而抑配者之但有其名而无牲，《礼》所谓“稷牛”者，又何以称焉？蔡氏之鲁莽，惑流俗而悖师说，于此不能辞其责矣。乱天地于一坛，而崇地以与天亢，阴敌阳，女夺男，下僭上。三代以还，典礼不修而天下大乱，皆此等启之也，可无辨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以”者，相以之辞，如《春秋》“蔡人以吴子伐楚”之“以”。“取币”者，诸邦冢君各取币，而太保以之，与俱出入也。其锡周公以告王者，亦与庶邦冢君同陈其词，如今连名会稿之比。盖庶邦冢君皆有事于营洛，而洎其事毕，则合词告成功，而因以进戒也。其曰“拜手稽首旅王句 ”，“旅”者，众见之词，犹“旅揖”“旅见”之旅，犹言旅拜稽首而进言于王也。“若公诰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句 ”：“若”，顺也，言今者营洛之事，顺周公之诰，以告于庶殷偕侯甸男邦伯之御事而丕作鸠工，既顺公命而勤王事矣。此乃告丕作之辞。自“呜呼皇天上帝”以下，乃始偕庶君而进戒于王。至后“拜手稽首曰”以下，乃为召公一人之词，亦如今会议后之著勘语也。蔡注谓“洛邑之定，欲诰告殷民，其根本乃自尔御事”，于文义良多牵强，而召公与诸侯以币告功，必无不相及营洛役事之理。言事毕而后及于进戒，则文字之体固然其不可乱者也。孔传“诸侯在，故托焉”之释，亦近似而终不谐者也。
夫知
“知”字之训，注疏皆未之详。倘以为知识之知，则抱子携妇以 天，亦何论知与不知？且业已 之，而岂但知乎？按《易》“乾知大始”，知之为言主也。主其事，主其人，则皆其所谓知者也。犹今郡守曰“知府”，县令曰“知县”之谓。“夫”，对妇之辞，知，对子之辞。父为子之纲，则父以主乎子，而谓之知，犹言一家之主也。当时盖有此方语，犹“侯强侯以”之“以”，谓佣保为“以”，因用而立名。使汉人失传，则后世亦安知“以”之为佣哉？
洛诰
朕复子明辟
复辟之说，自汉儒承讹以启王莽之祸，王介甫首辨其非，程、蔡因之，以益证周公无居摄之事。乃天顺之初，徐、石犹窃汉儒之余渖，为复辟之文，以陷君父于不义，则亦文义未明之咎，使乱臣有挟以相违也。
古今文告之语，既已差别，所可证其是非者，即本文之前后，及他处之同词以相证尔，如介甫以《周礼》“复逆”证此之言“复”是也。程子曰“犹言‘告嗣天子王’矣”，则亦与孔氏之说小异而大同，《立政》之言“告嗣天子王”者，归政之辞也。《洛诰》之作，本用告卜，故曰：“怦来以图及献卜。”何为有此言哉？蔡氏谓“称子者，亲之也，明辟者，尊之也”，意谓此诰首一语，如唐、宋人上书称“献书皇帝陛下”之比。乃考之于《尚书》，臣之称君，未有加以圣明之号者，不过曰“后”、曰“王”、曰“天子”而已。臣之与君，犹子之与父，名如其质，而爱敬已至，不待称父曰“慈父”、曰“圣父”而后为尊，则亦何事称“明君”而后见其尊哉？唐始以“圣人”称玄宗，于是而有尊号之加，同于生为之谥，此小人之无礼于君者，而谓周公有此乎？则蔡氏释明辟为明君，亦未之思也。夫欲证“明辟”之非尊称，无待他引，即下云“其基作民明辟”，词再见而相因，如知右目之为目，则左目之不名为耳，亦可知矣。“辟”，法也。“其基作民明辟”者，言营洛之为东京，示四方朝见会同之法则也。《诗》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皆谓作京邑为法则，与此义通。然则“复子明辟”，亦谓营洛以为四方明法，而卜吉位成，因以复于王也。顺本文而成章，其意自显。九峰之说，徒为冗文而无义。程子之说，断句立义，而不与下文相连。论靡有定，邪说乘之，故小人犹得依附孔传以害名教。如徐有贞之所为者，《经》正，斯无邪慝，故训诂之学不可忽也。
河朔黎水
黎水所在，传注未详。唯苏氏谓为黎阳，而云作洛以处殷民，民重迁，以河朔为近便，卜不吉，然后卜洛。以实求之，苏说非也。夫黎阳者，今之浚县。而殷、周之世，河夺漳水以流，当浚县之西，转而北去，故《禹贡》曰：“至于大伾，北过洚水。”则黎阳之在周初，实在河南，不得谓之河朔。逮定王之世，河南徙砱砾。至桑钦时，河乃益南，而黎阳始在河北。苏氏据宋河以证周河，而不知陵谷之变，其谬一。浚县之名黎阳，以大伾之山，后人谓之黎山，山南曰阳，非水北之谓也。《山海经》《水经》《郡国志》，俱不言河北有黎水。今俗以卫、淇二水合流入漳之渠名之曰黎水者，则后人因浚有黎阳之名，而以被之于淇之下流，其实非也。黎阳之黎，以山而不以水。苏氏以黎阳为黎水，据俗称以证古，其谬二。周公至洛在三月之乙卯。召公“攻位于洛汭”，在前六日庚戌，而其至洛也以戊申。凡卜地者必就其地而卜之，《仪礼》所记“筮宅”者可征也。浚之去洛四百余里，召公安能飞驰至于黎阳，三日之内卜毕而归卜洛乎？苏氏曾未之思也。其谬三。周公之营洛，虽以镇抚东郊，比殷民而俾之多逊，然实以成武王“毋远天室”之志，作一代之天邑，夫岂苟循殷民重迁之志，而就彼以为都乎？《多士》曰“昔朕来自奄”“移尔遐逖”，则洛邑未定之岁，殷民已西迁矣。故太保所命之庶殷，皆其已迁者也。业已迁之而西，复卜黎阳而返之以东，晨此夕彼，不适有宁，是重困殷民而召其侮矣。且殷民旧已居洛，而抑又何重迁之有哉？苏氏不察于此，其谬四，宋之黎阳，今之浚县，于周为卫地，康叔既已受封矣，而复卜都于此，则将徙康叔于他乎？抑王畿侯国可犬牙杂处而不嫌乎？如徙康叔而营于其国，则当预为布置，不宜潦草于三日之中，一听之卜也。且康叔既主其土，自当召令莅卜，太保漠不相告，驰入其疆，唯己所卜，则岂非挟天子以夺诸侯之土宇？三代未闻有此，而况二公之贤乎？洛虽去丰六百里，而旧为天子之圻。黎阳虽殷之故都，而已为卫之分土。苏氏不此之察，而惑于成王封卫之邪说，以黎阳为圻内。其谬五。积此五谬，则黎水之非黎阳明矣。
盖二公之所卜者，其地皆相密迩，故三日而讫卜，以践武王“三涂”“岳鄙”之命。其在河之南岸，则涧、瀍之交。在河之北岸者，则黎水之崖。洛阳去孟津七十里，去孟县百二十里，大河介其中。则此黎水者，盖孟津之西，孟县之南，济源、王屋之东，有此水焉，今其名不显耳。盖统大河之曲折而言之，则有三河之名，而怀、孟为河内，相、卫为河北，故袁绍居邺而谓之河朔。若以洛阳夹河之地而言之，则怀、孟、济源正值洛汭之北，而隔以大河，故自洛渡河而北者，其地皆可云河朔矣。特怀、孟之间，水之有名者曰沇，曰湨，未有以黎名者。以今度之，上党为故黎国，而沁水之源发自沁州。沁地属上党，则沁自黎来，出山而过济源、孟县，至武陟以入于河。济、孟之间，沁水之会，负太行，面黄河，实可以为都会，而与洛阳同为土中。考之《禹贡》及《春秋传》，俱无沁水，则沁在商、周，或因其出自上党之黎而名为黎水，亦未可知也。
又此言“我卜”云者；当以陈氏《经》之说为正。盖周公胤太保而继往，则二公共此一大事。周公之至洛，虽在召公既卜之后，而召公既得“洛食”之兆，因以视公，公无所疑，而遂用告王。以前既言“胤保”，则周公之告，即如召公之告，而召公之卜，即如周公之卜矣。其言“我”者，统词也。不然，八日之内，而再卜焉，《易》所谓“渎则不告”，《书》所谓“不卜习吉”，《诗》所谓“我龟既厌”者，非此谓与？且召公已得吉卜，周公不用而更卜，是一卜而不以信任召公，其他谋度之相抵牾者，又可胜道哉！且召公虽卜，而不足为有无，则何不待周公之来？而自轻以取辱，又何为邪？新安陈氏妄云：“洛诰言是日再卜。”《经》无其文，凿空立说，不亦悖与！
王肇称殷礼 至 无远用戾
按此段《经》文，传注皆离析而不相属，抑背戾而不可晓，且以为公告成王之辞，则倨侮失体，既与《召诰》《无逸》之文不类，亦与前“复子明辟”之文不侔。至以“予其明农”为周公告归之词，则文既不诚，理亦太妄。盖周公为王叔父，为周大宗，所谓继别为宗也。 爵元侯，位三公，即欲告老归政，自当返彼侯服，岂若后世布衣而取卿相者，可于致政之日为之辞曰“归田间而秉耒”乎？此所谓文之不诚也。且汉儒之以“明农”为归田，乃以曲全其篇首“复辟”之邪说。宋儒既辟复辟之妄，而复守“归田”之陋，是憎胡头而留其鼻也。公受武王之托，相成王以定天下。其为任为辞，此何等大事，使于理于事在可归休，则于王在丰命公相宅之日，既不面陈事毕归休之志，又不待营洛已竟，王来公返之余，特为申告，乃因告王宅洛之便，附伻人而顺及之。亵宗社，慢君上，而不自敬其进退，亦莫此为甚矣！汉儒以后世君臣驵侩之心，臆度君子，若将知成王之必命公以居守，而故先为告去，此桓温、刘裕之所不屑为者，而公岂然哉！斯所谓理之太妄者也。
其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乃已事之辞，非以教王使然，辞气显明可见。而吕东莱乃谓“格君心，萃天下，宜周公以为首务”，其背戾者一。以“予惟曰庶有事”为止句，既歇后而不成语，且举行大典，初无可秘之隐谋。使百工从王于周，则其必有事也，人具知之。百工方待恩泽于下流，乃为且吐且茹之语，而曰：“庶几其有事乎？”若诱稚子而嗾驽僮者。何公之辱朝廷而轻天下之士邪？其背戾者二。大臣之于幼主，虽其政令言辞皆得与为裁定，然陈 谟以定命，自居平启迪之功，若播告在廷，为誓为诰，代天言而视诏章，必其在高文大册者也。今区区“汝受命笃弼”之五字，成王乃不能自出诸口，史佚诸人不能代为之词，而必待公千里外之遥授，则居平所抗法以教者何为？浸令百工别有所陈，将成王周章罔措，复驰使以请教于洛，待之数十日而后答乎？如云公于此诰之外，别有所撰授，如杨修之预为条教，应变不差，而成王以区区五字不能自言之童 ，则虽公有成教，亦且如高纬之誓师，而以笑终之矣。此其背戾者三。朋，比也。比，党也。臣结党以背公，则谓之朋。君之偏有所爱，是可云私也，而不可云朋也。君朋臣，则父亦朋子乎？且自洛往丰之百工，素非成王左右之近臣，论功行赏，即有所不均，而非关党昵，而何事戒孺子之无朋，不一词而足？此其背戾者四。《立政》曰“告嗣天子王矣”，重言王者，以申警成王，使知位尊而任重也。若“冲子”之称，则为相恤之词。乃云“汝唯冲子”，则其词旨既若相宽假，而抑为敖慢之词。且云“惟终”，则岂非冲子而可不惟终乎？其背戾者五。公于成王，亲虽叔父，义实君臣。成王初龄，未有太甲颠覆之事也，乃尹于太甲不惠之余，亦但云“辟不辟，忝厥祖”，且云“惟朕以怿，万世有辞”，不致危言以相诅。而公于成王无过之日，且方告营洛之盛事，乃若严父之责顽子，士师之告罢民，而曰“朕教汝，汝乃不蘉，时惟不永”，词傲而言之不祥。宇文护之不敢施于其君者，公乃出诸口而无惭，是与鬻拳之兵谏无异，而君臣之礼废矣。且成王固曰：“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而公乃云“时惟不永”，何其相反之甚，而相报之虐也！其背戾者六。《经》云“无远用戾”，其非云无远弗至也，明甚。东莱乃云“无远而至”，则不知其成何文句？岂远人皆至而可云“无远而至”？是犹人言无食不饱而曰“无食而饱”，其可乎？其背戾者七。若其首尾转折之间，倏此倏彼，句别为义，而节别为事，后人以不喻公之旨而离析释之，公亦不自喻于心而离析言之哉！今绎本文而求其可通，凡此盖公初往迎王之词也。为释之如右。
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 称，举也。言王今欲来洛，举大祀于新邑，则当与祭之百工固宜往迎也。
子齐百工 至 汝永有辞 “从去声 王于周。”“从”谓扈从也。“周”，丰也。此“百工”者，在洛有事之官，事毕而西迎王也。知然者，以言“从王于周”，而不曰“从王来洛”也。洛之称周，在东迁以后，当时但言“新邑洛”耳，《多士》可证也。“庶”，众也。“有事”，亦谓百工也。自“庶有事”以下，皆公戒敕百工之词，而述之以告于王，以示义不敢专，抑用将其上下交警之义也。公自述以告王曰：予之齐百工使来扈从也，予惟告之曰：“凡我众有事者，今之往迎王也。盖比者王使人来即我而授命曰：‘我且来修祀事，而助祭以与于有事之荣者，不必别行泽宫选士之典。但于营洛之士，纪录其功之尊者，即因功以知其为贤为能，而作使之以有事于此初举之大祀。’而惟以其事责之于我，其申命我曰：‘汝受相宅之命，而厚辅王室。既总其成，则固大明于百工之功载矣，载，上声，事也，绩也。 今使之来，可以惟汝简择而必当矣。乃百工虽有功于前，而恐其不恪于后。乃在汝之悉进而自教之焉。’夫王命我以悉教汝庶事，故我不容已于教，用是进汝往迎者而戒之曰：‘孺子其相率而朋往哉！称孺子者，以尊临卑之称，抑亲之之词，犹孔子称弟子为小子。朋，群也。 汝在昔者或为仇民，或为侯邦之陪贰，其得事天子者，自今日始，则当敬始以慎终，无如火之始焰焰，而卒至有所焚灼，延而弗绝也。汝尚顺修常法而无越礼，抚循职事而无废功，如予之事王者以事王，则焚灼之患，其尚免夫！且西周之百工，先未与汝共事，而自今以往，汝作扈从而同执事于元祀，则固有同僚之义矣。汝惟以彼在周之百工，此言周王，知前百工为在洛之工矣。 同往新邑。往犹来也，洛之百工既至周，则谓来洛为往矣。 使相向和谐而就汝以为僚友，则汝能有其僚矣，得朋庆而信友益以事上矣。既若彝抚事之不差，抑向好有僚之相协，则明作有功，物无败之，惇大成裕，物胥附之，汝永有令名于天下后世矣！’”
公曰已 至 汝往敬哉 再言“公曰”者，盖前承王命以教百工，此则以己意申教之也，前教百工以敬事和衷，则宜以王命戒之。此教以敬享，则非王之所自宜言，而以己意为臣子之自相警也。公分陕而主东诸侯，则东方百辟之享，本其所掌。此百辟往丰，虽以迎王，而玉帛之贽亦必行焉，故不容不戒已。“惟”者，专用其心之词。“汝”，指百工。“冲子”，谓王也。《识》音志 ，记也，谨识而弗忘也。“笃”，厚也。“叙”，以礼相接也。“正父”，天子六官之长也。“乃惟孺子颁朕句 ，不暇听朕教汝于棐民彝句。 ”“颁”，别也，谓不合也。“笃叙乃正父，罔不若句 。”“若”，如是也，言亦当“役志于享”也。诸侯大夫入见天子，则必发币于公卿，《仪礼》《春秋传》皆有其文可考也。公又述其己意教百工之辞曰：“若是之若彝抚事、向即有僚者，既已然矣。乃予思之，汝今之所当敬者，则专心壹力，惟冲子是事，而思君臣相与以有终也。夫欲君之终信乎我，则必我之允敬乎上。汝其敬识百辟事君之礼！其享不享，皆在己之敬不敬。倘不用志以敬识之，则民且有以议其不成享，而事爽其情，反以召侮矣。朕之教汝者如此，乃惟汝孺子不与予合志，而匆遽苟且，不听朕所教汝辅相斯民、敬恭奉上之常道，则是惰慢不勉而臣职废。民之所侮，上之所谴，其将受诛责，而何以永终哉？此不特进享于王者宜然。凡以礼厚叙其情于乃六官之正长者，父上声，犹祈父农父之父。 亦宜罔不如是，以仪之及物者为享也。盖尊王以敬王，人道相通尔。我之教汝者止此矣。今亦不知汝之听朕邪？颁朕邪？善败惟汝所自致，而我不能取必。我惟不敢废王以功作祀之命，遣汝往而已。而汝可不敬哉！”抑此周公命百工之词，而云百辟者，侯甸男卫与庶殷分作，则诸侯亦受百工之事，如康叔为司寇，丁公为虎贲，诸侯而兼王官者，固周制也。
兹予其明农哉，彼裕我民，无远用戾 “明农”者，经理疆洫之事，如禹之任土，文王之即田功也。“彼”者，对此之词。时方戒遣百工以迎王，则谓迎王为此事，明农为彼事也。“无”，犹弗也。言无能远至于丰也。周公既述其戒百工之词，而又明其不能亲往迎王之故。因百工以达于王曰：“予之所以不能偕百工以往者，以洛邑初定，民事未修，欲乘丕作之余力，往明饬其沟洫井疆之政。盖以明农者，所以裕我王之民，则亦王之所急者。是以不能远至于周京，而使汝扈从焉。”终言此者，亦俾百工知己之非慢，而亦以达己之情于王也。观此，则公之勤王家、辑仇友、敬冲人而寓教戒者，忠厚深远，固非浅儒所可窥。王曰：“公功棐迪笃。”此亦其征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至 乃单文祖德
按此传注俱言成王留公，而公许之。既承上文“明农”之讹，且王欲留公，则必有恻怛恳至之语，述王业之未成，引冲人之不逮，而篇内并无此文，则旧说之不足信，固也。今按：自“公明保予冲子”至“罔不若时”，以答公前诰而称其功也。伻至而王即行，故当时无容答，待至洛毕祀而后答焉。“予小子其退”至“四方其世享”，则命公尹洛，且以定《周礼》之事属之公也。周公作《周礼》实成于洛，故五官之首皆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其曰“辨方正位体国”者，《召诰》之所谓“攻位”“位成”也。其曰“经野”者，则此篇之所谓“明农”也。郑玄乃云“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七年致政成王，乃以此《礼》授之”，误也。大司徒之职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国焉”。谓洛都也。则《周礼》作于营洛之后明矣。今为释之如右。
王若曰 至 罔不若时 百工既至周京，迎王至洛，定都肇祀，而王称公功以答前诰焉。“将”，进也，行也。“旁”，谓旁求也。“作”，谓勤使之。“穆穆”，敬也。“迓衡不迷文武句 ”，“迓”，迎也，谓来迎己之百工也。“衡”，量也。“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句 ”，“教”，犹相也。王若曰：公显明保助我冲子，使得宅中以建国者，惟公所以训戒百工，能称扬大明之德，使相予小子，上扬先烈而对天命，下和定四方百辟，而奠仇民友民之众，使得所居。又俾予厚礼夫功之尊者，将行大礼，举修元祀，以及于无文而咸秩，则公训戒之功大矣！乃百工之所以承公教而无违者，非但称德以教之也。惟公秉德之明，光于上下，所勤之政，施于四方，故能旁求有位，鼓之舞之使咸敬焉。而来迎者，皆衡量其职，以顺文、武之宪，而勤相予以谨祀事也若此。然公之功，岂止今日为然哉？自秉政以来，所以辅助冲人，迪启百工者，其深厚罔不如是也。则一代之宗礼，舍公而谁托哉？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至 其世享 旧以“命公后”为封伯禽者固误。蔡氏留后之说亦未为得。留后之说，始于唐之藩镇，为副贰之名，既不可施于此；而史浩所云命公在后，则又姑且缓归之词，非使治洛之谓也。“命公后”者，犹言有后命也。“迪”，启也，言治之初启也。“宗”，尊也，四方所尊尚之礼也。“迪将”者，启其道而进之也。“士”谓卿士，六官之长。“师”谓官师，三百六十之长。“工”，三百六十之属也。“四辅”，当以朱子四邻之释为正，新安陈氏所谓“辅弼疑丞”是也。蔡氏以汉三辅为证，失之。汉之三辅，京兆、冯翌、扶风皆有分地。而洛，北河内，南邓、析，西弘农，东陈、许，皆侯封境土，未有所谓四辅者。经传不经见，不可以汉例周也。“公定”云者，定所未定之礼也。“困”者，执而不广之词。言无自执谦让不遑，而不广定一代之礼。汉章帝诏东平议明帝庙号，引此曰“公无困我”，正与此议礼意合。足见汉儒传《书》，初不以“困”为去而相窘之词。孔氏专家之误，不足据已。“康事”者，犹《无逸》之所谓“康功”，言治安之恒务，异于制作之大典也。王既称公功，因自告归丰，而命公以治洛制礼之事曰：“洛邑建以中 ，而宗周根本之地，不可轻去。予今退而就宗庙社稷，以为辟于周矣，而予更有后命焉。今四方之治初启，而一代所尊尚之礼未定，则无以宪四方而垂后世，未足饰我公戡乱启周之功于无穷也。则公当进而开启一代之典礼，以垂于后。其监监，平声，犹今之监修国史。 我士师群工，定其职掌，建其典文，俾皆大保文、武所受之民，以出治而辅我王室焉。是一代之宗礼，惟公其尚定之！盖洛邑无周京之繁冗，公可留治，而壹于定礼。若周京之庶政，则予且归而治之。乃或疑制作为天子之大权，则公且重难其事，而以责于我。顾公之功施德著于天下，人皆肃奉而敬爱之，非予薄德所能逮，则公无执而不广，以疑而不成哉！况予既有君人之责，则康定臣民之事，惟日万几，惟无 忘之为兢兢，而遑及于此？则公尚勿发，为天下崇其典刑，而四方其世享公之德矣。故吾愿公之勿困也。”
周公拜手稽首 至 文祖德 “来”，呼而进之之词，谓将来，犹言将进也。时王及公俱在洛，不得言来洛也。“弘朕恭”之言“朕”者，述成王自称之词也。“孺子”，述王之称公也。以“相宅”本周公之事，而王来则肇祀也。蔡氏以公自言，大其责难之义，于上文既不类，且孟子言“责难于君谓之恭”，谓责难者可谓之恭尔。如以恭为责难，则天下之所谓贼者，皆其曰“吾君不能”者乎？典即六官之典也。重言“曰”者，前代述成王之命，故曰“乃”、曰“朕”、曰“孺子”，谓文王为祖者，臣从君之词也。此言“曰”，则述成王命己之意也。“多子”，即王之所云“士”、云“师”也。“御事”，王之所云“工”也。王言“监”，专所任而总其成也。公言“以”，分其事而集众益也。“恭”者，敬其事于始也。“孚”者，信其法于成也。“昭子”指成王。武王于世为昭，成王为昭之子，对文祖而言，故称“昭子”。周公受治洛定礼之命，乃拜手稽首以承之曰：“今者王之命我进而诏之曰：‘汝其奉保此文王之受命，光大烈考武王之德，而以弘大我之所以恪恭乎天职者，惟此定礼之一大事而已。盖孺子先同大保以来相宅，则既有和恒居师之责矣。今此其尚益大前功，厚其典礼，而定之于洛，与殷献民损益斟酌，拨乱反治，为四方新法，而俾天下之恪恭周道者，于此作之先焉。’夫王之命予以此，非旦夕之谋，一方之治也。盖曰其自是宅中建治而典礼定，则万邦率由之以寡过。惟王有成功，以刑之天下而垂之子孙也。王命之重如此，予旦其敢辞难乎？固将以多子越御事，考典参职，勒成一代之宗礼，以上厚前人之成功，下答四方之瞻仰，俾天下之信从周道者，于此作之先焉，乃以成我王之法，而究文祖之德，则岂不勉哉！”《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此谓也。
伻来毖殷 至 怀德
按此与上文不相属。孔氏曰：“史说之。”蔡氏殊未分晓。详其文词简质，别为一体，有类钟鼎铭识之文，盖即后所谓“逸祝册”也。于此记其文，而后记其事，系以月日，古史记事之文或如此。然其间亦有阙文矣。前云“命公后”，犹《春秋传》所谓“天子有后命”也。后云“惟告周公其后”，则诰公以世为周公，而立其后以为周之大宗也。按王命伯禽，自别有伯禽之诰，祝 所云“命以伯禽”者是。而君陈称周平公，其后又有周公孔、周公黑肩，则《诗》之所谓“在宗载考”，《礼》之所谓“继别为宗”也。知此言“命后”之非鲁公者，以“惟告周公其后”之文，明非封鲁之词。而诸侯以始封为祖，则伯禽自为鲁之祖，而不得为周公之后。鲁之祀周公于太庙，则惠公以降失礼而为之也。公既留洛以定《周礼》。王更封其别子为宗后，而命史逸述其事与祝辞于册，其为公言而不为王言者，使公之子孙守之以为信，典册之所以异于诰命也。故如彝器铭识之文，自藏之以贻后焉。云“伻来毖殷”，记其使者之兼事也。“乃命宁予”者，“宁”，定也，命周公而定其为后也。“柜鬯”者，使之主祀也。“曰明禋”者，秬鬯之名，犹酒曰清酌，脯曰尹祭也。“拜手稽首休享”者，公受命也。“宿”，留也。知非《顾命》“三宿”之宿者，鬯非可饮之酒，不待言“不敢”，而固然其不进也。且蔡氏于《顾命》既从孔颖达之说，以为进酒神前矣，而此复云不敢受以自进，为义殊不可晓。“不敢宿以禋于文武”者，周公受命为周之大宗，礼宜主祭，而受命即禋，不敢迟留也。此册以记公受“其后”之命之始事也。“惠笃叙”以下，则祝也。系祝于册后，所渭祝册也。“惠笃叙”至“殷乃引考”，祝公之词也。“惠笃叙”，祝其德也。“无有遘自疾”，祝其福也。“遘”者，天行之疾。“自”者，己致之疾也。“万年厌于乃德”，祝公之德及子孙。“殷乃引考”，祝公之福及殷民也。“王伻殷”至“怀德”，则祝王之词也。盖引公福德而致之于王也。王使殷承顺即叙于万年，祝王定洛之福。其永观朕之子孙，怀有周之德，祝王命后之福。“朕子”，谓周公之子孙。“怀德”者，笃奉周宗而不贰也。旧说杂乱，漫无伦脊，故以此正之。
戊辰王在新邑
此以月日统记上文所纪之事也。烝祭于文、武，前所谓祀于新邑者，自一事也。“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乃王归西周以后，伻来至洛之事，又一事也。“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又以记烝祭之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又以记伻来至洛，命周公其后之时也。文既错出，乃史家杂叙之言。若以序求之，则“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当在“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之上。“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当在“伻来毖殷”之上。此或错简，或古史之传，前记言，后记事，不可一律拘也。然“烝祭”与“告后作册”，事既不一，时亦不同，则所谓戊辰者，端非十有二月之日，而孔氏以为月晦，误已。盖孔氏以烝祭在仲冬，而以十二月为建亥之月，故以晦日省牲，晦日行礼，遂悬定十二月之为建亥，而戊辰为其晦。乃周用天正，虽以建子之月为岁首，而终不谓建亥之月为十二月，《豳诗》言“一之日”“二之日”者可考。况是年三月丙午朏，则甲辰朔，见于《召诰》者不妄。计其建亥月之晦日，非庚子则辛丑。即三月为建寅之月，亦不过戊戌、己亥而止，安得有戊辰晦之理？则戊辰之烝，自在建子月之终，而“作册，逸诰”之在十有二月者，建丑之月也。盖王祭毕归周，又迟之一月，而始遣伻命公也。前以言烝，故知其为仲冬，故戊辰不系月。后言“在十有二月”，乃以终言一岁之事，与下“惟七年”相合成文，其不言日者，义不系于日也。旧说囫囵无眉目，故为分而正之。
惟七年
蔡氏从吴说，谓周公居洛七年而薨。按此自当以孔氏传为正。周公之薨，在成王二十二年，故王于十一年命君陈尹东郊，未尝言元老奄丧，而一皆周公生存之语。且此篇《周书》，而非周公之私史，则其纪年自当用成王之纪年。上云“在十有二月”，记月也。此云“惟七年”，记年也。《经》文并列，其亦明矣。云“诞保文、武受命”者，即前云“诞保文、武受民”，皆谓定宗礼以成王业也。《中庸》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明治定制礼，乃受命之事，则此以纪营洛竟而作《周礼》，在成王之七年，盖于是冬始鸠其事，而登为成书，则史亦未之及也。或他编别见，而今逸矣。
多士
惟我事不贰适
“贰”，犹“贰过”之贰，谓再举也。“适”与擿同。言武成之后，辑干戈，櫜弓矢，不复有所擿求于殷，而乱之不已，则惟尔殷王之家乘衅挑乱，而反致擅于我，以为兵端。“不贰适”者，即“我不尔动”之谓也。“惟尔我适”者，即“自乃邑”之谓也。此叙其事，下则因事而自反之言也。蔡氏谓：“割殷之事，一于从帝，而无贰心”，盖据《诗》“上帝临女，毋贰尔心”以释此。乃《诗》以言牧野之事，警周人以果毅，而《书》则言东征之役罪在殷而不在周，其义自别。使如蔡氏所云，则为辞失当，殷之顽民且将曰：“女之专心壹志，不芟夷我而不止，在牧野之日已然。”将无益鼓其怨而深其疑忌乎？且两言“适”，而文意皆相因，蔡氏分之，各自为义，其亦疏矣。
多逊
“逊”，顺也。事逆则难，顺则易也，故逊亦可释为易也。“多逊”云者，革商之始，殷民尚为武庚及三监侯国之民，逮其迁洛，则不复为侯国之民，而臣于宗周，为圻内之百姓，故“移尔遐逖”，以就近畿。其君子“简在王庭”，而服大僚。其小人职贡便利，而亲天子。是向者听政令于千里之外，故阻而难，今者服奔走于五百里之内，其为顺而易也多矣。“多”云者，以彼较此而见其便利之多也。旧注未审。
无逸
卑服
传注皆以“卑服”为恶衣服。衣服可云恶者，以缣素对锦绮，彼美而此恶也。若“卑”则与“尊”为对，上下自有章秩，可以侯王而服匹夫之服乎？且此篇言“勤”而不言“俭”，始末不及服饰之丰约，安得徒于文王著恶衣之文？“服”，事也，位也。犹“有服在王庭”之“服”。“卑服”，谓文王初服之卑也。文王中身有国，又其后乃受命专征而为西伯，所服之位乃尊。其在壮岁尚为世子，迨既在位，且为遐方之小侯，故曰“卑服”也。言此者，与上“旧劳于外”“旧为小人”同义，以见成王生长富贵，易于自逸，而益当加警也。
庶邦惟正之供
蔡氏以“供”为供赋之供，引《春秋》时五伯之事以例文王受贡赋于庶邦。今按《汝坟》之诗，南国之赋役，一奉王室，使诸侯既不能免殷之职贡，而复增常赋于周，则如火益热，而何以云“父母孔迩”乎？考诸经传，凡共赋之共，发为平声，“字”皆作“共”。其从人从共之供字，许慎曰：“设也。”义类文旨，固当以设为法则，俾庶邦取正为义。孔传云：“以众国所取法则，当以正供待之。”其说自长。且《经》文上承“游田”而云“以”，初不从财赋立义。岂庶邦所供者，但羽猎之所得乎？蔡云：“上不滥费，则下无过取。”不知一游一逸，何所费而须过取邪？且《多方》云“惟进之恭”，文与此相类。“惟进之恭”，盖云“惟恭之进”；“惟正之供”亦谓惟待之以正而已。当时自有此文体，逆一字以成章。此读《尚书》者必别于古今文制之殊，斯不凿空以立说。
君奭
大弗克恭
进退是人臣之常节。召公欲去，而周公遽责之曰“大弗克恭”，何其相责之已甚邪！蔡氏“召公告老”之说，乃以臆断千年之上，识者不敢疑其不然，而况敢信其然乎？且召公诚志在归休，于成王初年诚为已早，迨成王在位既久，天下奠安，则固可遂其初志。而康王嗣位之初，犹领冢宰，何前之矫矫而后之濡滞哉？盖召公同国休戚之情，终始无求去之心，亦以己之所处，乃无嫌无疑之地，而其致疑于周公者，则别有说也。
周公归自东征，不以往事为惩，而犹位冢宰，正百工，留洛邑定宗礼，力以“率俾海隅日出”为己任，恝然无忧于天下之疑，则实召公所未喻。周、召俱为先王之旧臣，而相与为肺腑之亲，则不但国事所当同恤，而彼此进退之大节，亦不能不互为谋而交相益。则谓商、奄已殄，洛邑已定，诚周公可以谢政之日，何事制作之皇皇，以久居大位而秉国政？其爱周公也至，而亟欲其退，自贤者之恒情。特以周公方志在必为，难可直谏，乃终怫其心，而有不说之意。《书序》所云，固非诬也。周公知召公之意，而志期莫大之功，事待已然而后著，固有难于预为显言者，故以“我不敢知”为发词之端，而末云“祇若兹，往敬用治”，则以功之成否归之天，而己意不可悉言。且欲召公之忘言，以俟己之经理，且为之而无恤其他也。故苏氏谓“召公欲周公告老”，为得其旨。蔡氏之说，非所敢从。
巫咸
孔、蔡皆以巫为氏。按大夫赐氏始于周。黄帝至殷，唯分族姓，而不以氏显。巫，官也。殷道尚鬼，故巫列于大臣，而卜筮、医药一统于巫。《山海经》言九巫采药，《楚辞》言巫占梦，皆其征已。乃九巫有巫咸，《楚辞》亦云“从巫咸之所居”，未知其即此巫咸与否？王逸固云：“巫咸，殷人。”特《山海经》世云大禹所作，似不当及殷之巫咸，而抑载夏后启及殷王亥之事，则亦商、周之际或为之，巫咸，殷人，不妨见也。据此，则巫贤亦良巫，而不必为巫咸之子，如孔氏之云矣。
有殷嗣天灭威
旧谓纣为殷嗣。今考本文上下义旨不属。“灭”犹蔑也，谓无所用之也。盖言“平格”者，著保 之功。故有殷得以继天为君，而天不降之以刑威也。
小子同未在位
上言“予小子旦”，则公既以小子自称，此乃以小子为成王，此传注家之大谬也。公固尝呼王为“孺子”矣，而“孺子”之与“小子”文似而实远。言“孺”，则但以年言之。曰“小”，则狎亵之词也。况菲薄其无所能，而曰“同未在位”，则是蔑之为不足比数，而谓事权一在于我辈，此非大有无君之心者，而敢作此词乎？高澄之所云“狗脚朕”者，亦不过如此而已。“在位”者，言己在冢宰太傅之位也。公言我固久在其位，而功德未昭，遽欲告去，同于未在大臣之位者，不以诞大之责为己责，收敛自全，罔勖所不及，徒谓己之年造造犹命也。 耇老，托于庶官七十致政之例，而德不降下，则物理且不察，而况于天命乎？此为公深于自任之言，而以明大臣之位，义异庶寮，所以破召公之疑者，奈之何断析文句，屈圣人以不道之辞邪！
鸣鸟
谓鸣鸟为凤者，不知所本。鸟为统名，凤特其一。鸟皆能鸣，岂但凤然哉？《卷阿》之诗所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者，亦诗人兴比之词耳。兴固有不因所见而起者，而况于比？如宫人之咏后妃，亦安得至河洲而睹雎鸠乎？且《卷阿》之诗作于召公，绎其文旨，大抵在周公归老之后。则此言“鸣鸟不闻”者，其在凤鸟已至之余乎？抑凤鸟未至之前也？如在凤鸟未至之前，则周公即刻画己德以期祥瑞，而安知瑞应之至，不为醴泉、朱草、黄龙、白麟，而必以凤哉？如在凤鸟已至之后，则其鸣固可得而闻矣，而又何以云“不闻”邪？蔡氏乃云：“在郊之凤，将不复得闻其鸣。”岂周公必欲此凤旦夕嗈嗈于耳侧乎？使然，则亦春之莺，秋之蝉，而不足为凤矣。且鸣凤之闻实，实天休所锡，则既能有格，而后可以致凤，今云“鸣鸟不闻，矧能有格”，则是有格难而鸣鸟易闻也。岂凤既至，而尚不可谓有格乎？求之《经》文，但言鸟而不言凤，其云鸣而不闻者，特不闻，而非不鸣也。犹所谓寸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盖以甚言在家不知国政，则隔垣之外，音响不宣，虽鸟之鸣噪且不能闻，而况冥不可知之天命，其能有格乎？传注附会失实，乃使本文失理，不足采也。
蔡仲之命
蔡
孔氏谓蔡叔圻内之蔡，仲徙封于淮汝之间。孔颖达引杜预之言，谓叔度封于汝南上蔡，胡徙新蔡，圻内蔡地，不知所在。以实求之，孔固失之，杜亦未得也。祝 曰“杀管叔而蔡蔡叔”，上“蔡”字注音素达切。 而《禹贡》“二百里蔡”，蔡之为义本取草莱之名，以荒远草野之土为罪人所居，故谓之蔡。则圻内不得有蔡地，而叔度之称蔡，亦非其国名可知矣。文王之昭，在武王时唯周公、康叔、聃季官于王廷，五叔无官，则亦未尝列土为侯。其后管叔以为监，得食地于管，然称字而不称爵，则固天子之大夫例所称也。若霍叔得封于霍，地在河东，当亦“三年不齿”之后，始受茅土尔。则蔡叔在未叛之先，盖亦以大夫监殷而未封，其云“蔡叔”者，则以其被流蔡之刑而名之尔。叔死，仲封，周公因以蔡名其国，而割淮、汝之土以授之，使后人顾名思义，而求盖前愆也。故杜预于隐公四年《春秋传》注云：“蔡，今汝南上蔡县。”亦足见蔡仲之未徙封于新蔡也。上蔡之去新蔡，不能百里。新蔡之名蔡，其原起不可考。要自蔡仲受封，以至于昭侯迁州来之日，始终都于上蔡，而未尝一日居于新蔡。杜预之说，见于《春秋传解》者甚明。不知颖达所引预说者，又何所出邪？岂预彼此之有异说哉？抑或颖达之误识之也？而况如孔氏所云圻内蔡地，尤为无稽者邪！
多方
惟尔殷侯尹民
蔡氏谓“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此殷侯不知何指。以为殷国之侯邪？则禄父已灭矣。以为殷之诸侯邪？则殷尚得有诸侯哉？且业已归周，而又何外之邪？此言“殷侯”者，皆追谓武庚也。“尹”犹君也。言昔武王诛纣，已宜殄灭之，而我且使尔武庚嗣为殷侯、得尹其民者，乃我“大降尔命”，故使纣裔得君其故土。此述始事以见周之仁而殷之悖，故下言“弗永寅念于祀”，见殷之不复能尹民，乃其自取尔。武庚受封，必有国号。承殷之祀，自当号殷。爵列五等，自当云侯。其后改封微子于宋，位为上公，周公之制乃然耳。
甲于内乱
“甲”谓草木初生之萌。许慎曰：“木带孚甲之象。”内乱如木之萌甲，渐发而不已。故曰“甲于内乱”。旧注未悉。
立政
用咸戒于王
蔡氏谓“周公帅群臣进戒于王”，前为赞词，而此为群臣之所同戒。今按《立政》一篇，乃周公作《周礼》以后，具职官之典，进陈于王，而因言官人之所尤重者，以戒王之慎所用，故无事帅群臣以共戒。且群臣而胥进戒，则亦必有辞，不当但列数五者之官而漫无一言。盖前云“周公若曰”，乃史记周公所进戒之意，而后“周公曰”以下，方实为公言。史言周公作此《立政》，当其进戒之时，拜手稽首告王以君道，而因取此左右三宅及缀衣、虎贲之官，条其职任以戒于王，见所当恤。此三言“曰”者，史之词也。孔传云：“周公因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斯为近之。
缀衣
葛氏谓“缀衣”为《周礼》司服之类。乃司服以掌辨章服之尊卑，而非典衣之官。冢宰之属有缝人以司缝 ，而女御为之，非士大夫之所典。按：《顾命》称“狄设缀衣”。缀衣者，帘幕之类也。乃供之者幕人，设之者狄，狄则乐吏之贱者，不得与虎贲同科。盖缀衣张于王座，则此言“缀衣”者，非司缀衣之官，而侍立于王之左右、在缀衣之内者，盖近臣也。此为统言。而下所云“携仆”“太史”之流，皆其人与？
携仆
传注谓“携持器物之仆”。今按《周礼》五仆不兼携持之事，则携自携器物之小臣，而仆自仆也。其官若小臣、小子之类，盖携为其统名也。
大都
卿大夫之采邑曰都。《春秋传》曰：“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周礼》有“都宗人”“都司马”，是已。大都，公卿之都。小，则大夫之都也。宗人、司马皆为王官。其他则其自为辟除。“伯”犹正也。宗人、司马皆正官也。旧注未悉。
夷、烝
夷、烝与微、卢同举，而夹于首尾，则其必为国名可知。以夷为蛮夷之统名、烝为众者，其失明矣。地之以夷名者，《春秋》“许迁于夷”，《左氏》曰“实城父”，城父在今亳州，即三亳之一，不当赘举。烝之为地未闻。唯衡阳有烝水，故孙吴名其县曰临蒸，而要在荆州之南陲则皆非是。唯《春秋传》记“纪人伐夷”，杜预曰：“夷国在城阳壮武县。”而汉东海有承县，承故音烝，地在今峄县。然则微、卢纪西，而夷、烝纪东，皆属夷之国也。
三亳阪尹
孔氏谓“亳人之归文王者三”。文王方率六州以事纣，安得为亳人逋逃之薮？此妄说也。陈氏谓三亳，商故地，分而为三，则周初未有瓜分商地商民之事，亦为无据。按上文兼言文王、武王之事，则三亳自言武王已事，而孔氏之谬既明。“三亳”者，殷之故都也。“阪”者，安邑之阪，夏之故都也。武王初定天下，于二代之墟立王官以尹之，所以安辑之也。商都西亳，而南、北二亳皆设尹者，意商尝建二亳以为亳辅，故皆以亳名之。亳亦大也，与京同义。其犹洛邑之称周，而汉、唐之有两都，宋之有四京与？旧注殊疏。
君陈
君陈
李氏称郑氏注《中庸》云：“君陈，周公子。”今《中庸》郑注乃无此文，当由他见而李氏误志之也。然君陈之为周平公而伯禽之弟，既确不可易，王氏乃谓篇中不言“尔考周公”，与《康诰》言“穆考文王”，《蔡仲之命》言“乃祖文王”者不同，则不知成王之命君陈在十一年，而周公之薨在二十一年，安得生而称“考”哉？此孔颖达“周公既殁”之说误之也。《经》云“昔周公”者，“昔”之为言昨也。又云“式时周公”，“时”，是也。固当时之称也。没则云“乃考”；“考”，善辞也。生不可云“乃父”；“乃父”，亵称也。称君陈之德而曰“孝友”，则固为人子之词。父在，子无专美，故他无可称，而但举其内行也。其曰“既见圣”云者，亦目击而亲炙之词也。公以成王之七年治洛，凡阅岁五而归于周京，仍相成王，故令君陈代其任。然此之命尹东郊者，特代公治洛而已，未尝嗣公爵而国于周，以为周宗之大宗也。命之嗣爵而绍封，则当称其先烈。命之代任而治事，则但令法周公以敬典。盖嗣爵因乎先德，而命官则唯其人，不以世故，而用之者初不如康叔、蔡仲之以懿亲开国者比，无庸称引先世，义不系于父子之相承也。王氏不谙于辞命之体，疑非所疑，乃欲生称人父为考，而尽没周平公以洎周公孔、周公阅、周公黑肩之世系，是恶可哉？蔡氏曰：“君陈，臣名。”亦师心矫古而失实也。
顾命
芮、彤、毕、毛
诗言“虞、芮质厥成”，盖商之旧国，早服于周，因之而不替其封者。至春秋时，国尚存。芮伯万为母所逐，而秦并之，今平阳府芮城县，其地也。彤国地未详，王肃以谓“姒姓之国”，他不经见，未知所本。疑此或“胙”字之误，传写小失。盖周公之子而封于卫辉之胙亭者也，毕国在长安西。毛国，传注亡考。春秋犹有毛伯而随周东迁，非其旧地。安定有毛氏，则其国当在周京之西北也。
翼室
蔡氏谓路寝旁左右室，今嗣子既为丧主，而入侧室，于礼非安。孔氏训“翼”为“明”，云即路寝。“翼”之训“明”，犹“明日”之为“翼日”，古有是诂。路寝，向明出治之室，故曰“明室”。《礼》：君薨必于路寝。故《春秋传》曰：“正也。”成王以乙丑日崩，太保即迎嗣子而入，时尚在小敛之前，无缘尸在路寝，子居侧室，而不亲冯含。其必俟已死而始延入者，世子先居别宫，问安有时。王疾病则居于内，死乃迁尸于路寝。临终而子不在侧者，天子之礼别嫌明微。异于士庶也。天子在，则世子不得辄入路寝。故必待延入，延入则为主矣。孔说自正。
命士须材
传注皆言“致材木以供丧用”。不知所言丧用者，何所用之？《檀弓》言“虞人致百祀之木”为棺椁之用者，则事在未殡之前。今业已殡而始须之，何为？若《士丧礼》所云献明器之材，则事在筮宅之后，启殡之前日。天子之丧九月而葬，乃急须于九日之内，又何其太速邪？且致棺椁之材则有虞人，治明器则尊甒、弓矢、琴瑟各有司存以上统于司空，而何以命士？况此篇《经》文上下皆未言及丧纪，故九日之内，所为复、含、大小敛，哭临、殡涂，一概不书于篇，何为独于丧用之材而特记其须？揆之本文前后，殊为不伦。彼含敛奠殡，其事之大且百倍于须材，逸其重而记其轻，不已慎乎？盖此篇为纪顾命而作，则所重在嗣子之受命，而丧礼概所不纪，固其宜也。所谓“士”者，《周礼》之司士也。司士之职，国有故，则致士而颁其守。“材”者，材武之士。“须”，待也。新君将立，国之大戒，故选材武之士，颁其所守，以待命焉。而正朝仪之位，摈王行礼，皆司士之职，故特命之。后之“执惠”“执戈”者，皆其类也。寻文绎义，斯为可通尔。
狄设黼扆缀衣
设张之事，自幕人所掌。狄之为官，不见于《周礼》，唯《丧大记》言之，则《周礼》所谓“夏采”者是已，《祭统》所谓翟，乃龠师之别名，不与此同。狄不典黼扆缀衣，而特司其陈设。故《丧大记》云：“狄人设阶。”此云“设”者，兼下文而言。黼扆缀衣，四席四几，有司备之，而皆授狄人使之排设也。夏采所掌，乃始死而复之事，此兼命之者，以方在殡，礼杂吉凶，且狄司复事，为神所依，亦使求神而授命也。旧注未悉。
赤刀大训
传注谓“赤刀”为赤削鞘 。今按刀鞘施赤，不足为宝，亦不可名为赤刀。所谓“赤”者，赤金也。古以铜铸兵，而赤铜脆甚，不任为刀。此以赤金为之，则其冶炼精良，固非恒物，亦上古物产未备时所为，可以征物始也。陶弘景《刀剑录》记夏孔甲铸一剑，铭曰“夹”。“夹”，篆“亦”字，古或通作“赤”，盖其类已。“大训”，孔传谓是虞典，蔡疑孔说之偏，乃谓兼数代之书及文、武之训，固无从辨其非是。然《顾命》在成王之末，则文、武之训，初为成王所藏，不足以昭世守。而三皇五帝之书，外史所掌，不入宝藏。意虞典旧文，为当时故简者犹存，武王克商，获以归而宝之，与外史所掌五帝三皇之书，文是而简非者不同，孔氏必有师承，说贤于蔡。凡此类，非有确证不可轻驳古注也。
夷玉
旧注谓“夷”为常。藉其为寻常之玉，则亦何必为之名哉？而亦不足为宝矣。《周礼》：“大丧共夷盘冰。”《丧大记》云：“大夫设夷盘。”郑玄注云：“夷之为言尸也”，“尸之盘曰夷盘，床曰夷床，衾曰夷衾。”此言“夷玉”者，谓玉之美者，能津润养尸也。汉人用玉匣以葬，义取诸此。然非真玉则不堪用，故玉以能为尸玉者为美，《汲冢书》有“天智玉”，纣衣之自焚而尸不毁，其此类与。
綦弁
爵弁，士所以代冕而祭于公，则“綦弁”者，皮弁也。韦弁色赤。爵弁如爵头，赤黑色。蔡以爵弁为赤色，既属不审。韦弁、皮弁皆以鹿皮为之。韦弁则染韦赤色，皮弁则如鹿韦之本色而不染。然必去其毛，则一也。蔡云“以文鹿子皮为之”，则误以带毛斑烂为綦色耳，不知綦者，苍艾色也。其见于《曹风》者曰骐，则亦青苍马色。既非鹿毛赤黄白相杂之色，而《礼》注但言白鹿皮，谓去毛而韦色白尔。不言文鹿。言“文”者，蔡氏以己意附会之也。鹿鲜白者，綦、骐皆青苍色，而皮弁非苍，则知所谓“綦”者，《周礼》之所谓“璂”也。綦，结也，皮弁之缝中贯，结以采玉以为饰。《诗》云“会弁如星”，此之谓已。大夫之弁璂饰二玉，亦二采。士之皮弁则结饰。此言綦弁，亦大夫之弁。以王之中士再命。异于侯国之士，故綦弁亦为士服。而如吕氏之说，大夫四命，则希冕矣。
宿、祭、咤、酢
按此传注纷纭不决，殊难分晓。以咤为哜者，苏氏之失也。谓祭为酹酒神座者，郑氏之未谛也。谓酢为报祭，王答拜为代尸拜者，蔡氏之谬也。既以咤谓哜，则下云咤哜，于文不通。以祭为酹酒，酹者缀祭也，亦相因继进之义。言三祭酹，则缀可知，而但言祭，则不可以酹为释也。以酢为报祭，报祭之名不知何昉？新安陈氏乃云“报祭者，亚献也”，则其妄益甚。酢者，宾答主人之称尔。以答拜为代尸拜，则不知唯祭有尸。今此但为受命于几筵，非祭也，而何以有尸？既葬反虞而后立尸，为殡已藏于土而神无凭也。今成王之殡在宫，而立之尸，则亦致之死而不仁矣。且几筵四设，其亦将有四尸乎？祭以子孙奉其先，则立尸而致尊之，以尽孝思也。今新君受命于先王，而一人俨然在位以传天下于嗣子，是彼尸一天子也，一堂之上有二天子矣。谁敢为此尸，而公然以天下与人乎？以实求之，所云“三宿三祭三咤”者，约举成文，实三献也。前云“即位”，其所即之位，传注不言所在。以子受命于父之义求之，则当与《冠礼》相通，盖阼阶也。由宾阶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亲也。即位则于阼者，正其为主，所谓践阼也。“宿”，肃也，谓揖进也。言“三宿”者，自阼阶肃进于几筵之前，凡三献，则三进而三降也。其降以疑立待神之享，因洗同而又进也。“三祭”者，谓三实酒于同而拜送于神也。“三奠”者，谓三置酒于牖间几筵之右也。统言之而不详记其仪，史事尚简，非犹记礼者之必详其进止之容，以诏后之行礼者也。三献既毕，故上宗传命曰飨，所以告利成，而何又有下报祭之亚献哉？三献而凡用三同，祭备而彻同，太保受之。此礼为受命而举，同为天子之大器，不可同于凡祭之爵。故宗奉以上，而太保受以藏也。“以异同酢”者，神人之别也。亦以同而加璋者，重嗣王也。“酢”者，宾答主人之献也，此则神受飨而报主人也。以酢礼礼王，宾先君，而正王之为主也。太保代神以酢王，则其无尸可知矣。“授宗人”而不奉之王者，初丧无举爵之礼，不可同于虞祭之酢，孝子受爵，故宗人代王受也。“拜”者，拜送酢酒也。“王答拜”者，答酢拜也。此受命之礼，杂于吉凶。凶，故王不受爵而无牢鼎，同于奠食，亦不立尸；杂于吉，故不举哀，异于丧奠也。礼之有酢，则必有酬，酬则必旅。今以凶故，又受命而非祭，则旅酬以废，然废旅而不废酬，以酢之不可无酬，嫌于啬神惠也。《经》再云“太保受同”者，又一异同，盖酬酒也。亦用同者，尊太保之为神酢也。不用璋者，臣不敢受君之璋也。太保受王之酬同，不言王酬太保者，亦省文也。太保受酬而祭，此祭乃祭始制饮食之人。 而哜，而奠于其位，太保宜在宾位。 不卒饮者，凶也。祭且哜者，臣异于子，以敬杀哀，受酬于王，不敢虚君贶也。“授宗人同”者，礼毕反同，不复举酬也。“拜”者，拜王酬也。“王答拜”者，以宾礼礼太保也。史记其约略如此，而其间进退登降之文，尊罍洗篚之设，笾豆俎铏之荐，皆所不纪，则以非义所系，不足纪也。受命必以酒者，所以交于神明，不可无实也。《经》文虽略，而次第不乱，因文释义，自尔条析。传注如舟行雾中，倏此倏彼，则将令人何适之从？
宗人
注以太宗为大宗伯，宗人为小宗伯。今按上文言“上宗奉同瑁，由阼阶 ”，未有小宗随之，而始终与王成礼，唯太保与宗人，则此宗人即大宗，上宗可知，其宗伯则陪位之卿士也。太保以宗臣为顾命之首，故代先君以受命。宗人以宗子掌王之家政，故赞王以受命。依蔡注，则为宗伯者，彤伯也。王肃所谓“姒姓之国”也。虽为典礼之官，而“奉同瑁”“受同”，则自非贵戚之卿不足任。《仪礼》云“继别为宗”，《诗》称“大宗维翰”，则此宗人者，盖国之大宗，而非宗伯也。周公薨，则君陈为大宗。而毕公之继君陈在康王之十二年，则是时君陈固存，成王不豫之时召之而来也。
康王之诰
黄朱
注谓黄马而朱其鬣，朱鬣之说，未知所出，而几同儿戏。抑或谓黄朱为篚实，乃币唯玄 ，不应有黄，且下云“宾称奉圭兼币”，则币者，其所奉持也，非其所布陈也。“黄朱”者，黄间朱之色，所谓骍也。周尚赤，而无纯朱之马，故大路乘骍。此充庭实者，必齐其色，以共大路之驾。故每国四马，而皆黄朱。注两说皆碍，非所当从。
羑若
苏氏谓“文王出羑里，天命自是始顺”。出羑里而天命顺，乃云“羑若”，大不成语。且此兼言文、武，而囚于羑里但文王之事。苏氏之说，其穿凿固不相入已。按《说文》：“羑，进善也。”故周之圜土，殷人谓之羑里，言以惩警恶人，诱之以进于善也。其字与“牖民孔易”之“牖”通，故“羑里”亦或作“牖里”。此云“诞受羑若”者，谓大受上天之命，羑进斯民于顺道也，“羑若”言教，“克恤”言养。教及天下，故曰“诞受”。养在圻甸，故曰“西土”。文义自尔著明，何事牵附于羑里哉？若蔡氏谓即下文之“厥若”，“羑”“厥”篆文相去甚远，不易成讹也。
君牙
嗣守文武成康
旧说“穆王命君牙为大司徒”。今按《经》称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虽昭王之德不及成、康，然亦不宜竟置之不道，若无昭王然者。史无穆王命君牙之事。《竹书》记“昭王六年，锡郇伯命”，《左传》记郇叔为文王之昭，当为武王所封。《王会解》记成周之会，唐叔、郇叔、周公在左，则郇叔固翼戴成王之宗臣，与此言“世笃忠贞，服劳王家”者吻合。然则君牙者郇伯之名，而命之者昭王也。若《冏命》自穆王，但称文、武而不及成、康，则亦可不言昭王。辞命之体，固各有损益之宜也。
囧命
大正
蔡氏既以大正为太仆，又疑太仆为下大夫，不得为正，复从孔氏之说，以为大驭。按：大驭虽秩为中大夫，而其所掌者，特驭玉路以祀而已，其一切仆御之事，非其所总理也。大驭驭玉路，戎仆御革路，齐仆御金路，道仆御象路，田仆驭木路。王之五辂，凡五驭分驭之，各不相为统摄。特以玉路驾之郊祀，故特重其事，而秩大驭以中大夫。乃秩虽尊，而事权则轻，盖以优礼之亲臣为之。若其政令，则不但彼四仆者受成于太仆，即大驭之尊，亦必受辖于太仆也。太仆之有正者，为小臣、祭仆、御仆而言也。若大驭则为因事而设之官，不但无属官，而并无府史胥徒，不得云“正”。《经》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者，祭仆、御仆也。臣者，小臣也。皆太仆之属，而于大驭亡与也。《经》云“出入起居”，谓太仆之正王服位，相王法仪也。《经》云“发号施令”，谓太仆之出入王命，掌复逆也。《经》云“正于群仆侍御之臣”，谓太仆之逆御仆与御庶子也。凡此者皆非大驭之所有事。且太仆辖仆臣而有常职，且其所掌兼出入号令服位之事，而不专于御车者。若大驭则临事简选，如今大祀、亲征题点执事官之例，当亦听于太仆，事毕则已，故有官位而无职守，因以不设府史胥徒之属。考之《周礼》，固自著明。若其云“正”者，自以对其属官而言，虽下大夫而不可云非“正”也。且太仆之官，下大夫二人，而伯冏居其一。或一正一倅，而伯冏为其正与？蔡氏狐疑不决，亦未熟读《周礼》之过也。
吕刑
吕
吕，《礼记》作甫，《诗》“不与我戍甫”，毛传但言其为姜姓，《朱子》云“其地未详”。按《说文》有“鄦”字，其音与许同，云：“太岳之裔甫侯所封地，在颍川。”今考许之封壤，正在颍川。而鄦、许同音，则不应此两国同出太岳，同封颍川，而国名之音又一也。毛、郑于《蒸民》之诗，列言甫、申、齐、许为四国，盖缘“扬之水”之诗言许而又言甫。然《诗》之立文，有重出而异称者，如《伐轮》《伐辐》两章互见，而辐固轮也。或在西周之世，为吕为甫，而在东周则谓之许，音转文异，犹 之为殷，亳之为薄，虢之为郭也。特见于《春秋》者，许男爵而非侯。乃甫侯之称，但见于《传》，而《经》无其文，则亦无以必其为侯爵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皋陶不与三后之列，东莱以谓文有宾主。然考诸本文，则奉法以行者皋陶也，制法以折刑者伯夷也，则秩宗议道之公卿，而士为作而行之之大夫也。其尊卑则固有差矣。唯刑法定于伯夷，故后但言伯夷播刑之迪，而不及皋陶。《吕刑》一篇，以言制法之事，故祖述伯夷。知此，则吴氏两刑官之说，无足疑者，如汉萧何制法而别有廷尉也。“中”，当音丁仲反，《周礼》所谓“士师受中”是已。刑有“要”有“中”。“要”者，犹今之勘语。“中”则供招罪名也。后云“观于五刑之中”，其义亦同。
俾我一日非终 句 惟终在人 句
上言尔所罔不自慰而克作天牧者，非“日勤”乎？尔所无能戒而为上帝所不蠲者，非“不勤”乎？勤则敬，敬则足迓天命。而“日勤”者，一日之积也。一日不勤，则不得为勤矣。乃天与人以一日，其为勤不勤者，胥此一日也。能与人以日，而不能使人勤，则终此一日之力以勤者非天也，其惟终者在人也。而可不敬而若勿敬，美而若勿美，以终一日之勤，以逆天命哉？听讼之失，自非鬻狱者，恒因于惰；惰则不详为阅审，而人之情无以自达矣，故穆王深以勤戒之，传注迂折不顺，特为正之如此。
五过之疵
过失则在所赦，而有不在赦例者。于刑非不简，于罚非不服，乃曲引过误之条以赦之，是为五过之疵。无心而误出者，听于平反。疵则有故而纵之者，其故凡五：一，官位相联，惧相干涉，而故出之以自便；二，前之听狱者与己不协，立意欲与相反，则不论曲直而但翻驳其成案，以出非所出；三，托于女谒以求请；四，受货而纵之；五，旧与往来，或嘱托所与往来者。缘此五者，因非过而谓过，入于赦宥，皆为法病。病法则纵有罪，虐无辜。必审实其罪，而故出者亦均坐焉。此皆言故出人罪者。蔡氏兼言故入人罪，失之。“惟反”之释，孔、郑皆未审。“惟来”之释，孔、蔡各得其偏。当以事理求之，自见。
锾
许慎曰：“锾，锊音劣。 也。锊者，十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慎又曰：“北方以二十两为锊。”以十一铢有奇则太少，以二十两则又多。孔氏六两之说为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且此所罚者，不知何金。孔氏谓为黄铁。乃黄铁之名，他不经见，则亦铜而已矣。铜有赤有黄，古以铸兵，亦以铸钟鼎。乃此所罚者，或不应须铜如此之多，则当以铸泉货耳。则虽名为罚金，而六百两之铜，当五铢钱五千有奇，盖所罚者泉布，而计其重以为多少也。旧注未悉。
文侯之命
秬鬯一卣
“秬鬯”，郑康成谓不和郁者。乃徒以秬为酒，则亦黑黍酒而已，恶足为重？郑之注此，为鬯人所共而言耳。鬯人为秬酒，而郁人以郁和之，亦必和成而后为鬯也。蔡氏徒以鬯为香草，则误。鬯为郁所和秬酒之名，而非草名。草自名郁，不名鬯也。言“一卣”者，昭始赐也。诸侯不敢为鬯，未赐者资之于天子，所资者止共一祭之裸而无余也。赐之圭瓒秬鬯，则自为鬯，自有此一卣之赐，则继此不待更赐而自为之矣。《白虎通》曰：“孝道备者，赐以秬鬯。”谓其馨香之德，物与相称，而足交于神明也。故《诗》言“秬鬯一卣”以赐召康公，而称其德曰“召公是似”，又曰“告于文人”。此以秬鬯赐文侯，亦曰“克昭乃显祖”“追孝于前文人”。则皆以嘉其孝而赐之也。传注言“当以锡命告其始祖”，皆属未审。
费誓
淫舍
“淫”，大也，亦放也。军行五十里为一舍。所舍之地，必有顿置牛马之场，为护阱之所不及。乃此征徐戎之师，不但鲁师，诸侯之兵大集，则旧所为次舍者不足以容。淫滥四出，随地安舍，则越阡陌，践蹊径，而旧非禁地，护阱之设，固有之矣。是故使之杜而敜焉。抑此蔡注谓以“令军所在之居民”。乃誓者，莅众于行间之词也，故前云“嗟，人无哗”，则其为面命可知。则亦使闲牧牛马者自杜敜之也。不然，牧人不谨，使马牛罹伤，而独罪居民，非法之允矣。
臣妾
注以此为严部伍之事。乃军中有女子，自乱世之政，况营伍不守，乃至妇人亦得逋逃，则丁壮之溃散又何禁乎？不责其防卫之不严，而但戒其勿越逐，尚为有军政哉？按此盖为淮夷、徐戎所侵犯之境，避兵入保者言也。避兵者与征战之士，旁午交错于道，而避兵之民，牛马臣妾有迷失者，若许其主穿营伍而求之，则奸谍或诈为寻逐之民，以生不测。故禁民勿逐，而令收得者还之也。必如此释，于义乃顺。
无余刑非杀
传注以“非杀”为不至于杀。前所言“有常刑”者，皆不至于杀，何但于此？誓以警众，非以慰之也。不至于杀，则亦不杀之而已，何事预告以宽之哉？辞之失体，莫此为甚！如云除不杀外，凡刑皆用，则胡不正告以当坐之刑，而使军吏得以上下其手邪？且蔡云“刑之非一”者，任人之随用一刑乎？则罪均而刑异。如谓但除大辟，一切皆并施之，则既墨之，又劓之，又刵之，又刖之，是脔割其人无完肤而必至于死，何似一斩之犹得速死为幸邪？糗粮不逮，茭刍不多，皆坐大刑，传注皆谓“乏军兴之刑”。“乏军兴”者，死刑也。方筑而乏桢干，筑必不成。且战且筑而迟误于须臾，则所害甚大，曾不似干粮之可均可补，茭乾刍也。 刍之可以续运。乃彼则誓以必死，而此则宽之以不杀，于义何居？“无余”者，尽词也，正大辟也，必言“无余”，而不但言“大刑”者，谓应办之夫里，催督之里胥，考成之官正，一坐以死，而无所杀也。杀音色界反。 糗粮刍茭之不备，罪坐其人，而余从末减，此则不分等杀，而一坐以大刑，缘桢干之备记里步丈尺，必全具而后俄顷成城，乘敌之不及我攻，缺一不具，则全功皆虚，故立法尤严。此以军机之神速，为军令之矫虔，而非经生之所能测也。固其宜尔。
秦誓
不啻若自其口出
《尚书》文义多难解了。然或错综成文，而有字则必有义。独此一语，绎之殊不易顺畅。如谓不但见之于言，则当云“不啻自其口出”，而何以云“若”？如谓不但如其口之所言者，则当云“不啻若其口出”，而何以云“自”？今既云“若”，而又言“自”，又言“其”，则传注所云“其于口之所言”，皆粗疏成解，而于《经》文不合。《大学章句》及诸家小注，俱未清析。绎文思义，上言“其心”，“其”者指一介臣而言也。此云“其口”，“其”者指彦圣而言也。谓一介臣之好此彦圣，有以深信而夸美之，不但如彼彦圣者之自道其长也。盖人之知人，恒不如其自知。而所藏之美，所通明之理，唯自有之，则言之皆真，不啻若从其人之自道。则所谓“唯公知我，胜我自知”者也，或疑苟为通明之美士，则方且耻躬不逮，而何至自炫？乃此所谓彦圣者，亦秦之彦圣耳。秦人夸大而好自誉。今观《小戎》《终南》《无衣》等诗，其踔厉自雄，曾无逊让之意，居然可见。其流风达于上下，则有吕不韦著书而悬千金，以夸其一字之不能易，始皇勒石自颂，谓古帝王皆莫己若，沿至后世，如东方朔之自称曰“可以为天子大臣”，而袁盎、朱云、班超、梁鸿、陈遵、马援、杨震、杨修、李靖、严武、李泌、杜牧、寇准之流，皆自许高达，而无推让不遑之事，则心有其美，必自口出，秦之彦圣，如是而已，而又何疑哉！
《书经稗疏》卷四下终
《书经稗疏》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