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书
禹贡
既载壶口
先儒俱云禹治水始自壶口。朱、蔡独以为治水当先从低处下手，故先决九川之水使通于海，又浚畎浍之水使通于川，下流之水杀，则上流之水渐浅。以实求之，固不尔也。中国之形势，从西北而下，山势逶迤于东者散为数条。两山之间，中为平野，川于是流。在北，则巨鹿以至于天津。在中，则荥阳以至于淮安。在南，则洞庭以至于吴会。其相间之际，各有冈脊，两川之必不相通者，冈脊间之，非人之所能强也。洪水之患，河实为之，虽云“怀山襄陵”，亦必不能北逾井陉，南漫楚塞。是他川之涨落，固无与于河流之淤通矣。今帝都沦污，人民垫隘，乃欲远疏他州畎浍之水，待其渐归于海，而后治冀州之上流，此犹痈在头而刺其足，不亦慎乎？
河之为洚水也，塞于吕梁，又障于龙门。其在上流，既漫入于汾、绛，为帝都之害；而其下流，又为太行诸山所厄，坌出水必且不循故道，蓄极横溢滥，灌于大名、曹、濮以及汴、宋之郊，非但治他州之川，漠不相与，即令治河下流，亦无与于龙门之阻。且弥漫四散，河身不现，智如神禹，当亦无从下力。而人治于下，水潴于上，蓄极必泄者沓至而日增。下淤渐去上溃，骤通，治水丁夫，即极数万夫之力，而此数万人者，分之则各以一身尔，长不满七尺，力不任百钧，就淤涨之下，横加疏凿，所凿既泄， 涌倾下，不转盼间而此数万人者皆鱼鳖矣。治之先自上者，以水治水也。先自下者，以人治水也。使以人治水，将所谓疏瀹者，如王安石之用济川杷为儿戏乎？亦将以 锸开高坚之地，勒水而强之上，如李昌言、贾鲁之为乎？乃昌言之回河，不十年而复决；贾鲁之挑黄陵冈，至洪武初而已绝，徒劳无益，弃地殃民，必非禹之所屑为而忍为者。且以人治水，由下及上，即有神术，能令水降而人不漂，乃下流之渠，浚治方净，而龙门、壶口、吕梁以西停积之水，乍然得通，其泥淤、浮沙、朽木、颓石，乘涨俱下，迨及山东平衍之地，势广安流，淤梗不行，则晋、冀之木石沙壤尽注于大伾之东，向之所开者有限，今之所淤者无穷，尽弃前功，而兖、豫仍为泽国矣。惟先上而后下，辟吕梁，凿龙门，使河之自保德、岢岚溢入汾、晋者，渐得其道，循孟门以出河曲，因积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漰湃以东。待之良久，积水既尽，则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之形，大略已定。其有阻滞者，亦可施其分合疏通之力矣。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渐东渐下，放于海而皆安流。故曰恶其凿而行所无事也。龙门之西，地形之高于九河者，不知其几百里。塞于千仞之下，安能使千仞之上泛滥横流？而况荆、扬之川，分阻汉东之山，梁州之川，尽绝剑阁、终南之险，其不相与为通塞也，皎若列眉，朱、蔡不知禹之治洪水与浚川浍者，各为一役，乃欲措百万生灵于建瓴累卵之下，以施迂阔徒劳之功，足知治水之智，自别有条理，非可坐筹之于几席也。乃《经》云“既载壶口”，大义炳然。犹立意见以破古人之成说，则非我之所敢知。
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蔡氏以此为治汾。乃汾水之所以待治者，河壅之也。河壅于孟门，则汾水无所宣，逆上北溢于太原。迨河既通，汾在河下，而浊河故淤留于汾岸，故因加修治之功，乃但自太原、岳阳而止。平阳以下，龙角、襄陵，群山所束，水落崖高，不待修也。冀州言修治而他州不言者，天子之都，一皆司空之所有事，若他州在侯封之内，大水既平，小有未修，一付之诸侯之自治，不待禹之遍治也。覃怀以东且在所略，况八州乎？于此亦可见禹之治水不先畎浍也。马碧梧谓“余州无事”，陈新安云“以例余州”，皆失之。
衡漳
孔氏曰：“漳水横流入河。”蔡氏因之。今按：河水自孟津至大伾，向海东北流。而浊漳水自壶关出伏牛山，南向阜城，亦东北流。其入河也，夹流俱下而相凑，非横入也。《水经》言：“浊漳水在冀州城西北，衡水入焉。”《信都记》云：“衡水历下博今深州 城北，而迤逦东北注，谓之九争曲，水味苦咸，俗称苦河，亦谓之黄漳河。”则衡、漳盖二水。言衡漳者，犹言妫汭、河洛，从其合流之地而纪之也。
衡漳、九河、恒卫、大陆、碣石
自周定王时，河徙砱砾，失禹故道，至汉夺漯水以南，自今利津县入海，其一枝夺济，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议者以无稽而争讼。乃考之于《经》文，参之以地势，则当禹之时，大河固夺漳水以流也，大河之东，自出河阴，入于沙衍之墟，土弱形夷，既无高岸以束之，其上流所迁，差以寻尺，则下流浸相悬远。而所趋之地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是自然一定之低下，必见夺而与俱流者也。故或北或南，俱夺他水之流以入于海。而水所不流，故为崖岸，则必其高焉者，势不得舍其低下旧通之径，横激而上越陵阜，以复求低下于他所。故汉初夺漯而与俱行，其后夺济而与俱行，又其后夺淮而与俱行，宋夺大清河而与俱行，元夺会通河而与俱行，今则全注徐州，南夺淮而与俱行。自非溪涧小水，必不冒之以过，他水自纵而河自横也。禹河故道，既得漳水夺与俱行，必不能溢于漳北，明矣。凡大山大泽之势，高下之形，以山水为准。去山近，则其高也迤逦渐下，以至于川。去水近，则其下也迤逦渐高，以至于山。必无有山焉崛起污下而忽高之理。北条之山，沿大行而北而井陉，又北而恒山，又北而紫荆，又东北而居庸，东而天寿，又东而古北，又东而密云、遵化，又东而山海关，则《经》所谓“恒山至于碣石”者也。而凡此诸山之趾，必无忽然遽下之理。则保定以东，放于蓟州、永平之南境，皆山之趾，而高于大名、广、顺、深、冀、河间者也。漳水之流，东北经浚县，故《经》云“至于大伾”，又北过广平县，又东北过威县，又东过南宫县，又东北过冀州南，故《水经》云：“北过堂县、扶柳，东北过信都。”而蔡氏所引“古洚渎自唐贝州经城北入南宫，贯穿信都”，亦显与漳合，故《经》云“北过洚水”。而所谓大陆者，自当在景州、交河之境，固不当谓即巨鹿，亦不可谓在西山之麓也。浊漳水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与清漳水合。自此而北，则天津、静海之南，其为九河之故道无疑矣。
禹之导河，自洛汭北流，经怀、孟、阳武，东至浚，又东北至内黄、魏县，得漳而夺与俱流。其合漳也，不于临漳，既以彰德地形，因林虑之余高为之阻隔，则程氏以孟康所云王莽河为禹河者，既不察于邺城高下之势。而既夺漳流以后，恒水自深州东来，与清漳合流而下，卫水自灵寿县与滹沱合流而下，至于交河，二水又合乎浊漳而与河俱行，故《经》云“恒、卫既从”，从者，河水在南，东北流，恒、卫在北，亦东北流，施道同行，至交河而随之以下也。河夺漳流，与至交河，则去海近矣。去海已近，地形必极乎下，故于此而东北播为九河，以达于海，此自然之势也。
天津之南，盐山、无棣、沾化、利津，九河之委流也。东光则有胡苏，沧州则有徒骇，乐陵则有鬲津，海丰则有马颊，渐次分疏，而非如指掌之平列。故许商云：“自南以北，相去二百里。”李垂云：“在平原而北。”赵称云：“自冀抵沧、棣，始播为九河。”盖其去天津密迩，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之能胜，故因上流既治之后，推洗坌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略定，沙渚渐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则下者阔之，高者培之，行所无事，而河已安流入海矣。
古迹俱存，众论固定。程氏无端矫立之说，而朱、蔡因之，以为九河在碣石入海，则当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径，逆挽而又北之，不然，则当自冀州而掘高坚之土，挽河而悬载之于保定，绝呕夷、桑乾、直沽、滦水、潢水，过乐亭，榆关，而以达于碣石。吾不知河之越此呕夷、桑乾、沽、滦、潢之五大水者，何以不随五水东下，而能凌空飞度以北也？且所经之地，皆滨海卤舄之土，禹何能遏之而使不通？如其筑海岸数百里之地，斸山麓数百仞之渎，塞五水入海之道，尽挽而北之，则河之为害，远之惟恐不速，乃业已近海，而又勒之以殃五百里之人民，即至愚者不为，而况神禹！矧筑海岸，塞大水，掘山麓，即役使鬼工，演幻术，而亦万无可成之理也哉！诸儒不察，乃信新莽佞臣王横之言，以尽反古今之成论，非予之所知也，且横之言曰：“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渐没九河之地。”今据北海曲岸之形势，自蒲台而东至于长芦，北抵直沽，则岸曲向东，历马城、乐亭、至山海关，而益以东矣。山海之东，北连宁、锦，陆地数千里，去海逾远。使九河而在碣石，必东南风吹簸登、莱以北之海水，溢于西北，而后九河以没。今云东北风海水西南溢，则碣石之水且随风南去，而沙汀以出，其受溢而渐没者，必天津以南之海岸可知已。是横固无以证九河之在碣石。其从而附会者，郦道元之过也。况乎当横之时，韩牧已知九河之有迹而未尝没乎？若《经》所云“夹右碣石入于河”者，以纪岛夷之贡道所经过之地，文从其略，言岛夷自北而来，夹碣石以渡大洋，达于天津，而后入于河也。碣石去河虽远，要可约略纪之。如扬州言“沿江、海，达淮、泗”，江、淮入海异道，不妨捷言之也。且所云岛夷者，辽水之东海、盖、金、复之地，欲至于天津，故径碣石。假令河水在永平之境，则径当从弓弦山渡洋为近，不必更绕碣石之左矣。《经》云“至于碣石”，本以纪山，而非以纪河也明甚。山自有山之条理，水则以下为趋。惟壶口、雷首、底柱，山夹河行，出山以后，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东，至天津之南。山北而东，至永平之北。河云“入于海”者，流之合也。山云“入于海”者，支之尽也。安得概以为一哉！
《经》言“导水”，不言“载水”。《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言“水由侧山行”。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今乃云“载之高地”，又云“穿西山之趾”，则明异《经》文，而大背乎《孟子》之说。为此言者，不过见江南田野有壅水而载之山趾，以为堰灌田，而妄意河之亦可如此。不知禹将全堰大河之水，使过冀之北土，其亦如塞堰者收灌溉之利乎？且堰能分溪流，而不能回全溪以他往，况大河之莽莽者哉！西山之趾，其高过于魏、博、沧、瀛者，不知其几许。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当掘最高之地深至几百仞，而后河流可通，计非八年之所能竟。且为此言者，使行冀北永平之地，求其故渠，将何所指以为是？岂禹运神力以开之，后复有神力以堙之者邪？且使禹不揣而掘山以载水使北矣，乃其在大伾之野，水有自然之低下之道其怒，即可保其穿山以后之束于岸而不溃。而当初北之地，虽横筑数十丈之堤，亦不足以当下流不快，上流日增之势，崩溃漂流，千里鱼鳖，惨哉！其背天常， 彝伦而圮族于无穷，曾谓禹之不仁不智，乃至此乎？
《经》纪九河，在兖而不在冀，而与“雷夏既泽”之文相连。若碣石，则固系之冀矣。是河之入海，终始于兖，禹之不移兖害于冀也，亦以徒移害冀而终不能分兖之灾也。如云禹因河画州，天津、静海、顺天、永平之南境，皆为兖土，则又何以纪兖之贡道但及济、漯，而不纪滦、潢、直沽、桑乾、呕夷之五水也？以此考之，言禹载河于高地者，无一而可。乃宋人之为此言者，则有故矣。熙、丰间，王安石倡为回河之邪说，吕大防踵其误以敝宋，而始终力主顺河自流之议者，惟苏氏兄弟也。洛、闽诸贤迁蜀党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诬禹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据为指证，若王横、郦道元之言，皆安石之所尸祝者也。使然，则吴安持之功不在禹下矣。藉令诸君子能公心宅物，不以人废言，而一存苏氏之说，则岂有此蔽哉？若南渡诸儒，画江以居，而不识兖、冀之事，又其偏信之病所自深也。
灉沮会同
蔡注以汴为灉，睢为沮。按《经》纪此二水于兖州。而汴水出荥阳县河南开封府 大同山，过中牟、祥符，故《水经》云“出阴沟于浚仪北”。东过宁陵，与睢水合。又东过亳州蒙城县，故《水经》云“东至梁郡蒙县为睢水”。又东至怀远县荆山口入淮，其与《水经》言“至彭城入泗”小异，则以为黄河所夺，挟之南下，淤其入泗之口也。睢水出睢州东北，经归德府东过宿州，故《水经》云：“出梁郡鄢县。又东过睢阳县。又东过故相县。当萧县南入于泗。”睢之或合于汴，或合于泗，古今小异。然其所自出，一在荥阳，一在睢州，则豫州之域；其合也于蒙城，其入也，于萧县，则徐州之域；不于兖土而会同也。沂在泗北，泗在睢北，睢在汴北，徐州之境北尽东平、巨野，东直费县、海州。安得兖土南侵徐、凤乎？则灉非汴、沮非睢可知。此纪灉、沮上连雷夏，下接桑土。雷夏既在濮州，桑土者，郑玄《诗谱》说为卫之东境，自濮以南则为曹、鲁之地，而桑土属卫，必在濮北，《后汉书》注引《博物志》云“桑土在濮阳”者是也。则灉、沮之会亦近是。《尔雅》“水自河出为灉，济为濋”。晁氏以沮有濋音，谓沮即濋。但言灉自河出，则凡河之枝流皆可谓灉，犹自江为沱，而成都之繁昌、荆州之枝江皆有沱水也。汉以后，河日南徙，故枝流亦在南。而汴谓之灉，禹之故道河在北，则灉亦在北也。禹河自大伾而北，夺漳渠以去，去济绝远。兖之贡道乃云“浮于济、漯，达于河”，则河之经流虽相去邈绝，而其枝流尚有会同之处。盖兖土卑下，斜出成川，旁午不一，非如峡岸之流，彼此无相合之势也。然则此灉水者，盖在大名、广平之交，河水旁出，南溢达于东郡濮阳之境，而沮者，则济水于曹州之北旁出，北流以与灉会于濮，以俱下而流于济南。其会同之处，固兖之西土也。济以达沮，沮以达灉，灉以达河，故曰“灉、沮会同”，言河、济之于此会同也。王氏炎曰“沮出濮阳，灉出曹州”，盖为近之。然濮在北，曹在南，河在北，济在南，则沮当在曹州而会灉于濮东。濮去禹河既远，不得有旁流之河。倘以为灉、沮非河、济之旁出者，则兖西为沙壤，无有水源，其不能别成一渠于曹、濮，而必因于河、济，亦明矣。若今无此二水者，以河、济迁则灉、沮竭，可以今之地理求，难以今之川泽求也。汴、睢云乎哉？经纪兖州之水，独详于曹、濮之间者，以此土北邻浚、魏，南距睢、归，河流其北，济绕其南，二渎交控，无高山广阜以限之，故易为灌漫而治水之功倍也。功倍则辞详矣。
草木
谷之产，因于地之宜。地之宜，验于草木之生。故《经》于辨土之后，纪其草木之别，所以物土宜而审播种也。南北异地，九土异质，风气异感，故草木异族，而百谷亦异产矣。
由、条、渐、包、夭、乔者，草木因土性之故别，非由治水而始然也。当洪水泛滥之时，草木畅茂，榛芜秽塞，土荒兽逼，故益焚山泽，务芟除，而不务蕰崇之。林氏乃谓洪水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始遂其性，岂知草木之性遂，适以害嘉谷、塞途径、深沮洳、酿岚蛊、蕃禽兽，以与人争命乎！古之建国者，以拔木通道为事。《诗》所谓“拔柞械”、《春秋》所谓“启山林”是已。如以草木芜盛为平成之绩，则今猺之有峒，苗之有箐，其将平成于中土哉？则《经》纪草木，以物土而非序绩可知已。由，亭茂也，草之茎生者也。渐，进长也，进而渐长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夭，少长也，草之台生者也。条，长也，细而长也。木之孤干独擢者也。包，丛也，木之科丛盘生者也。乔，高大也，木之枝干兼伟者也。三州所产，族类之不同如此。犹土有白黑，坟壤之异也。土不因水已治而改其质，草木亦不因水之治而异其状也。所以惟兖、徐、扬三州纪草木者，此三州平衍之区，无高山大谷，草木鲜生，可以区别，而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泽，其地不齐，一州之间，各自殊别，不可定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草皆少长，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虽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得之矣。
大野
蔡注引《地志》“在山阳巨野县北”，又云：“郓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中都，今汶上县。巨野之北，正值汶上之南，非有异也。大野于宋为梁山泊，汇南旺湖而为一。及永乐中，开运河，始画而为二。南旺之东又有蜀山湖，亦谓之南旺东湖。凡此三湖，弥漫三百六十里，皆大野之所潴也。大野之水，其源本于汶，而不因于济。济水自由张秋过寿张，掠湖而东北以注于济南。大野之水则南下鱼台而注于徐、邳。《山海经》云：“济水绝巨鹿泽。”郭注云：“今在高平。”绝者，绝而过之之谓，非言济水毕注于此。若《水经》所云：“济水至乘氏县南分为二，南为菏，北为济。”郦道元谓“一水东北流入巨野泽”，盖当后魏时，济水之枝流偶注焉。而桑钦所云“菏水”者，下又云“东过湖陆县今鱼台 入于泗”，则亦与汶俱流，至鱼台而南，未尝绝而无所往也。天下无绝而无所往之水，蔡氏以菏为巨野，既徇末失本，而又以为济水所绝，则尤不审于《山海经》“绝”字之义。若何承天云“北连清、济”，则连济而非原于济，承天初未有失，而济水掠大野之北，徐地尽于大野之南岸，徐终不得有济也。蔡氏生于东南，当山东沦陷之后，一惑于道元之说，虽以当时显著之梁山泊且不之察，而况其他乎！
蠙珠
蠙，《说文》正作玭。宋弘云“淮水出玭珠”，即此。古之珠，皆以玉为之。后世南粤既通中国，合浦之珠始登服饰，而谓之真珠。“真”云者，言其不假琢而圆也。若以蚌甲为珠，则物贱而色黯，古谓之“蜃”，以饰器物，所在有之，不必淮夷。按《说文》，玭即瑀也。琢美石以为珠，赤者曰琚，白者曰瑀。《大戴礼》所谓“玭珠以纳其间”，盖佩玉之一也。佩以象德而有玭珠，岂佩蚌甲而可以象德乎？蠙珠之贡，盖以供佩。玭之为蠙者，借用也。若蠙字正音蒲边切，虱也。唐张蠙梦名虱，登第而改名蠙以应之，则蠙固非蚌，蔡氏之疏，两失之矣。
浮于淮泗
汳汴通 水至蒙为灉水。东入于泗者，汉河南徙之道也。泗入淮，故淮合泗。汶入泗，故泗合汶。汶在巨野，合济之支流。济合灉。灉源于河，则经所谓“浮于淮、泗，达于河”之道也。蔡氏两引许慎《说文》，未决所从。当以后说为定。盖禹河故道，自洛汭、孟津，北过怀庆，合卫河而入浚、魏。初未自河阴南下，经荥阳、祥符之境，则汴水、阴沟水皆无从得受河以成流。当禹之时无汴水。汉河南徙而濮州无灉，时异水迁，不可强同已。
三江
《经》于此言“三江”，后导汉云“北江”，导江云“中江”。传注家合二为一，故徒滋繁讼。以实求之，彼云“东为北江”，“东为中江”，自上游而言，浔阳以西之江也。此云“三江”者，自下游而言，芜湖以下之水也。知然者，以《经》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犹徐州所云“大野既潴，东原底平”。大野潴而东原平，大野者，东原之浸。三江入而震泽定，三江者，震泽之源与支流也。苏子瞻惟不知此，乃欲以味辨之，其亦细矣。
江水自芜湖而东，其下采石，过应天、仪真、镇江，至通州入海者，所谓扬子江，大江之经流也。乃海潮之上，直至小孤山，则小孤东北，水势已平漫，特江南有雁山、九华诸山麓以束之，江北有石镜、巢山诸山麓以束之，则岸高而不能旁泻。至牛渚之南，敬亭一带，山势已尽，采石北阻，不能尽纳大江之流，而芜湖东南地势污下，可容旁溢，故分水别注。
自高淳、溧阳抵于宜兴之南，所在潴积，为丹阳、固城、长荡诸湖，而注于太湖。其一则分自贵池、迳宁国县，由广德、长兴而注于太湖。《水经》所谓“东至石城县南，分为二。南江又东南径宣城之临城县，今青阳。 又东与桐水合，广德之桐池。 又东径宁国县南，又东北为长渎，东则松江出焉”者是已。是震泽，三江之首也。今其水之径溧阳者，中江之名固存也。而既入太湖以后，其经流上承中江径直之势，自鲇鱼口经苏州太仓入海者，一江也。今娄江。 其自吴县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过松江、上海之北入海者，一江也。今松江。 自大姚分支，过青浦之溆山湖，东至嘉定县界，合上海之黄浦，经嘉定、江湾，自上海之南入海者，一江也。今东江。 凡此三江，皆太湖之委也。委流顺，则从出之泽亦平。故三江入海，而震泽以定也。《史记正义》及《吴地记》之说，皆确有可据。要其上流则皆自芜湖东南分大江之支流者也。朱子以薛士龙之言为信，与蔡氏所引唐仲初之说，要为不诬。故《水经》亦云：“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其与后所纪之北江、中江，相去千余里，强而合之，则愈迷乱而不知所从矣。若大江自采石东下之经流，《经》不纪者，自然之渎，未之加治也。
九江孔殷
殷之为言，中也，盛也。物中则盛，故殷亦为盛也。“九江孔殷”者，言九江之流甚盛也。所以然者，以“江、汉朝宗，九江孔盛”文义相连，汉合于江，江行以缓，故九江为之盛也。
汉九江郡治在寿州，其地则今凤阳和州是已。至隋，始以寻阳为九江。而《汉地理志》云：“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者，则寻阳之小水也。汉寻阳县在江北，今之望江、宿松也。若今九江府之德化县，在汉为柴桑县，然则《汉志》之九江，盖皖水之源，其出有九。云“寻阳南”者，县在怀宁之南，望江之北，皖自其南而入江也。若《寻阳记》所称乌、蚌诸江，则洲渚之分，诚有如蔡氏所驳者。而晁公武乃云：“一江而称九江，犹太湖一湖而称五湖，昭余祁一泽而称九泽。”殊不知昭余祁者，九泽之一，或不审而名之曰九。湖之有五，则长荡湖、射贵湖、上湖、滆湖，与太湖而五，本非一也。湖本有五，泽别有八，而九江安得一也？乃朱、蔡以洞庭为九江，尤有疑者。《经》云“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者，巴陵也。九江在巴陵之西，而为江水之所经过。若洞庭则在巴陵之南，江水未尝过之也。《水经》“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下隽亦巴陵也。洞庭在巴陵之南，固不在其西北，亦明矣。《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初不言九江在巴陵潇湘之间。又《经》云：“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经文虽简，而衡山之于九江，九江之于敷浅原，虽限以大江，其山势必有相因者。洞庭之浦，东西相去四百余里，山形阔绝，不相连接。《经》盖言衡山自长沙岳麓而下，顺洞庭西岸，沿石门、慈利，滨江东北行，至荆江口，逾江而为蒲圻、兴国诸山，过德化以讫于庐阜。则过九江者，非过洞庭亦明矣。唐诗“落日九江秋”，注云：“江自荆南而合于汉沔间者有九：一曰川江，即大江；二曰清江，源出施州卫之西，至长阳入于江；三曰鲁洑江；四曰潜江，出自汉水而会于江；五曰沱江，夏水也；六曰漳江，出南漳，合于江；七曰沮江，出房县；八曰直江，公安之油水也；九曰汉江。”盖此九水，自长阳而东，渐合于江，至汉口而后江、汉水合。则汉阳以南，城陵矶以西，皆为九江合流之地，江势大盛，故曰“孔殷”也。而此上下三百里间，正在巴陵之西北，故《水经》云：“在下隽西北。”乃九江之首，起于长阳，故《经》云：“过九江至于东陵。”而湖北诸山，随江西下，放于江、汉之间，然后逾江而过武昌之南，岳州之北，于“导山”之文，亦无不合契者，斯以为《禹贡》九江之定论也。皖口、柴桑、洞庭之释，要于《经》文无取。
沱潜既道
“潍、淄其道”，潍水、淄水至寿光而合入于海也。道之为言通也。“沱、潜既道”，沱、潜合一而江、汉通也。沱者，今之夏水。楚庄王灭陈，乡取一人以归，谓之夏州，居之于此水之侧，故曰夏。夏水首出于江，在江陵县东南，东过华容今监利 ，至云杜县今潜江 入于沔。盖潜水分汉于潜江之南，而沱水自监利北注之。江、汉之支流，早已相通于汉口之上，特其岸狭渠小，故江、汉之经流必至于汉口而始大合，但有水可道，则漕贡之舟取其径直平夷，可以捷至汉水，而避自荆、岳达鄂，浮江溯汉七八百里迂险之冲，故下云“浮于江、沱、潜、汉”，此之谓也。
云梦
江北为云，江南为梦。盖平原大泽，地势相连，而江水分画其中也。其地在江南者为松滋、石首、公安、安乡，在江北者为监利以西至于江陵之东，跨江濒湖，南尽于澧而北尽于汉也。《汉地志》华容有云梦泽，华容至梁始徙县于南平郡之南安，则今县是。而故华容今为监利。故《水经》亦云：“云梦泽在华容县东。”而郭璞《尔雅注》以为巴邱湖者，今俗谓之西湖，其滨在江南之梦，而云在其北也。《子虚赋》所云“方八九百里”，虽为侈言，要尽汉南、湖北，亦几几近之矣。蔡氏所云“华容、枝江”者良是，而又云“江夏、安陆”，则跨江而东，逾汉而北，势已辽绝。且江夏有黄鹄、凤凰诸山峙立江岸，安陆居章山陪尾之麓，为原为阜，亦不得谓之为泽。德安之有云梦县，则西魏侵地汉上，欲夸其境土之远，而以江介泽薮之名被之于汉北。南北分争，侨置郡县，名实相谬，沿而不改，若此类者众矣。
杶干
蔡氏谓“杶木可为弓干”，而以杶干为一木，不知杶即椿也。其木脆而易折，不中弓干之用。人家田园所植，芽为人采，多不易长。深山所有者，或大至十余围，色赤而理坚，可锯为材用。性辟虱蚤，故今人以作床榻。茎叶固如蔡氏所云“似樗”者，贡之以为什器尔。此木惟荆土多有。闽、广人不食其芽，动见砍伐，固宜蔡氏之不识。而又当宋末武备弛废之时，抑不知弓干之不可以椿为。杶自杶，干自干。孔氏以干为柘，当之柘而云干者，犹《诗》言“伐檀”而云“伐轮”也。
伊
《山海经》言：“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注：“熊耳在上洛县南。”《汉地志》：“卢氏有熊耳山，伊水出。”蔡氏以郭说辨《地志》之非，不知弘农、商洛之间有三熊耳山。一在陕州之南，卢氏之北，达磨之所葬。蔡氏疑卢氏止有此熊耳，因谓伊水不出其下，固是。在商州之南，武关之西，与郭璞所云“在上洛县南”者相乱。蔡氏遂以为伊水出此，而疑其与卢氏相远，因以辟《地志》之非者也。南召之西，内乡之北，洛水之南，有熊耳山，与东关鸾堂毛葫卢之地相接，《水经》所云：“洛水东径熊耳山北”者，此则伊水所出，其地亦隶于卢氏，而斜系商州之东南，则郭璞所云，与《汉地志》本一而非二也。《水经》云“伊水出南阳县西蔓渠山。”今谓之闷顿岭，地隶卢氏。从此而东，过陆浑今嵩县 、新城、伊阙俱伊阳 以入于洛。盖《山海经》《汉地志》所言熊耳者，统纪其地。而《水经》之蔓渠，今之闷顿，则直溯其源也。要以伊水所自出在武关之东，而不在其西，系之商洛，则失其实矣。
荥波
荥、波言潴，必有聚水。盖济溢南流，至于荥阳之东，以地势平下而聚，则所谓荥泽是已。至汉已堙为平地，而不复有泽。波自洛出者，《水经》所谓“洛水径宜阳县故城南，又东北出散关南，又东，枝渎左出”者也。迹其下流，居宜阳之左，则必在洛汭之西而与河会，去荥绝远。乃《经》合荥言潴，又系于伊、洛、瀍、涧入河之后，其在洛东可知。固当以《山海经》之波水为正，盖洛东小水合于荥泽者也。
菏泽
导者，因势而下导之也。水之东流，水之势也。地之西高而东下，地之势也。蔡氏以曹州之荷水为此菏泽，则水本在东，逆西上而被孟潴，岂理也哉！菏泽者涡水也。许慎曰：“涡水受扶沟、浪 渠、东入淮。”《水经》云：“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浪 渠，东南至沛为涡水。又东至下邳、淮陵县入于淮。”盖此菏泽由阳武东径祥符之铜瓦箱，东南过兰阳北，又东过仪封南，又东过睢州北，又东至虞城，被孟潴而过之，又东过夏邑，东南过丰县，东至沛州飞云桥，乃得“涡”名，东由徐达邳而入于淮。今其下流谓之涡，其上流谓之阴沟，亦云浪 ，而《经》则即浪 而予以菏泽之名尔。出于豫，经于豫，而入于徐。若曹州之菏东北会汶，与孟潴阔绝，且源出于徐，不宜纪于豫也。《汉志》：“睢水受浪 渠，东至取虑，音秋闾。入于泗。”则菏泽在汉盖与睢合，或自徐州小浮桥注于吕梁矣。虽古今迁徙于沙壤者流委不一，然孟潴为下流，菏为上流。源发于豫，不发于徐，则《经》文之不可易者。其为铜瓦箱所分之河渠，无疑矣。黄河南徙，则此菏泽为其经流也。蒗 渠之“菏”从草下河，曹州之“荷”，从草下何，《经》文自别。
嶓
东西二汉水，其下流皆名曰汉。其所出之山皆曰蟠冢。相承淆讹，合而为一者。缘《经》言“嶓冢导漾”，与《水经》以西汉水为漾、东汉水为沔，而云漾出蟠冢、沔出沮县东狼谷，遂使古今失据，合二汉水二嶓冢而一之也。
杜佑《通典》云：“蟠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汉中。在天水者，西汉水之所出。在汉中者，东汉水之所出也。”以地考之，无有如佑之切者。《汉地志》：“汉阳郡西县故属陇西，有蟠冢山，西汉水。”此杜佑所谓“一在天水”者也。若《经》所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至大别入江”者，杜佑所谓“一在汉中”者也。盖西县天水今并入秦州，在南条山脊之北，于《禹贡》属雍而不属梁，则此“既艺”之蟠，其在天水之“嶓”可知。而天水嶓冢所出之西汉水，自秦州嶓冢之南，流经凤县大散关，南过略阳之西，又南过阶州之东，又南过昭化、剑州、广元、阆中，又东南过南充、邻水，又南至江津之北入于江。其始出也虽近于东汉，而其过汉中，既限以青泥、鸡头之阻，其入川北，又隔以金牛、衰斜之险，则终不得合。迨其下流，早已合岷江于重庆之西，不随东汉为沧浪，过三澨、至大别而后入江也。则《经》之言漾，非西汉之源，而《经》之言嶓，非秦州之嶓明矣。若东汉水之下流，既一一与《经》为合，而所出之嶓即此“既艺”之嶓，在梁而不在雍。其以东汉为沔、西汉为漾者，《水经》之失也。孔氏曰：“泉始出山为漾水，东流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如淳曰：“北人谓汉曰沔。”漾、沔、汉，盖东汉一水而三名，西汉不得谓漾也。
此之嶓冢，在今宁羌州之北，两当县之南，宋王仁裕放猿之地。两当在汉为武都，故《华阳国志》曰“东汉水出武都县”，固梁州之北境也。汉水始出为漾，南过宁羌，又南过略阳之东，始与沔合。沔水一曰河池水。略阳，汉沮县也。故《华阳国志》曰：“沮县，河池水所出东狼谷也。”桑钦之纪沔水，与《国志》同，特不知沔非东汉之源，东汉自出于宁羌之嶓冢，在略阳之北谓之漾，至略阳合沔水乃谓之沔，至沔县而东过汉中府，始名曰汉。《经》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者，此也。其不言沔者，沔入汉，而非汉之源也。桑钦不达于漾为东汉源，沔合于漾，而以漾名加之于西汉。郦道元乃昏于二汉之源流各别，乃云：“东西两川，俱出嶓冢，同为汉水。”桑钦知有秦州之嶓冢，而不知有《禹贡》所艺梁州、宁羌之嶓冢。郦道元遂合二嶓冢而为一，乃不知西汉之自雍南入梁而达于江，今谓之嘉陵江。东汉自梁之北境，东沿雍、梁之界入荆，而后达于江，今固谓之汉江也。蔡氏既知西汉水径葭萌入江矣。又惑于郦说，强二汉以同归，合两嶓而为一，而曰“嶓冢一山跨于两县”，不知秦州之去宁羌，相去三百余里，中隔西和、成县两邑二百余里之原隰，又有空同、天井、仇池、朱圉诸山之间隔，两县不相为接壤，而亦安得为“跨”乎？秦州之嶓冢，北连汧、陇，其为雍地无疑。宁羌之蟠冢，在汉中之西，与巴、蜀共为益州，共为华阳，则亦共为梁州也。
沱潜
水自江出者皆为沱。蔡氏以郫县、汶江皆有沱，而不知沱之大者在新繁也。盖江水始发，未为峡束，随平壤而四溢，沱不一矣。《水经》云“沱在湔口之东，都安之上”。湔口在石泉县。都安，今之灌县。沱之在郫西者也。《华阳国志》云：“大江自湔堰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五津之地，上溯石泉，下汔井研，皆江、沱之道，旋出旋入，而共合于嘉定也。旧云水自汉出为潜，按《经》所纪汉，皆东汉也。东汉之潜，自在荆土。今此系之梁州，则此潜者，非自汉出，而即西汉之别名。西汉不见于《经》，盖在古谓之潜，而不谓之汉，《地志》所云“巴郡宕渠县西南，潜水入江”者是已。宕渠西南，今邻水县，嘉陵江之入江也于此。郦道元“潜水入大穴”之语，细碎而不经，盖不足信。唯西汉之即潜，故下云“逾于潜”者，言溯潜而上，至于略阳、凤县之间，西汉水与东汉水相去已近，而二水不相为通，则陆运至略阳之东，而后复浮于汉，亦可证《经》之不混二汉为一水矣。道元亦知西汉之即潜而非漾，故又曰“自西汉溯流而届于晋寿，界阻漾、枝津，南历冈北，迤逦接汉、沔”，则以明潜、漾之源委各别，不相通矣。而为说纷纭，自相矛盾，盖杂采他说以成书，得失并存而不知所裁。蔡氏惑其所失，而不考其所得，徒知沔、渭之间绝水百余里，乃不知东汉、西汉之间绝水亦百余里，乃以疑《经》“逾于沔”之文，不亦疏与。
和夷
和水出天全六番招讨地。天全六番，宋之和州也。和水下流注于青衣水。晁氏径以为清衣江者，误。晁氏又曰：“夷水出鱼复，至夷道入江。”此乃施州卫所出之清江，至长阳县入江者，与和川相去东西三千余里。和在梁而夷在荆，不得连类并纪，如“覃怀”“原隰”之文而属之“蔡、蒙旅平”之后。和夷者，和川之夷，犹言岛夷、莱夷。曾氏所云“严道有和川，夷人居之”是已。天全六番至西魏始入版图，禹因平蔡、蒙而及之，以循水之源而为治江水之资也。
西倾
西倾在洮州卫之南，与松潘接壤。“因桓是来”者，因于桓水而来贡也。桓水，今谓之羌水，自文县千户所绕南山、太白而入于西汉。《水经》以桓水入于南海者，误。羌水西南，正当坤维之脊，地势极高，而又有西番之亦思八思今河，董卜韩胡之乞里马出河，皆东流合于江。桓水安能缘之以南邪？西倾不属雍而属梁者，虽在岷、洮之西，而实与太白、剑门南北相值也。
渭汭
蔡氏云：“汧源县弦蒲薮有汭水，即《诗》之芮鞠。”今按《诗》言“芮鞠之即”纪公刘迁邠之事，芮自在邠，去陇州之弦蒲薮几四百里。公刘之国，其疆域不至汧西，则芮者乃邠州之小水，今所谓宜录川是已。若弦蒲薮所出之水，乃汧水也。汧自宝鸡入渭，而不与泾属。使以汧为汭，而汧不连泾，径达于谓，则当云“泾汭属渭”，不得言“泾属渭汭”也。汭在邠，而泾过邠东，汭水因东流注之，故曰“泾属汭”。宣言“泾属汭、渭”，乃先渭而后汭者，则以汭小而渭大尔。
漆沮
雍州有二漆水。其一出永寿县，东过同官北，至耀州，东合于沮。沮水出中部县，南过宜君，今子午水，东南至耀州，合于北洛水。此二水，皆非径入于河，而由北洛。北洛合二水直入于河，而不由渭以达河，蔡注云“入渭”者，误。乃《经》文云“既从”“攸同”，则皆主渭而言，而非以河言。然则此漆者，盖扶风、杜阳之漆水。而沮水无考，则或麟游、 水之类，古今异名也。晁氏之言，深为有据。乃程氏以《经》序渭水节次不合疑之，不知由泾而汭，由汭而漆、沮，由漆、沮而澧，自北迤南，以纪入渭之诸水，节次未有乱焉，何得屈由洛达河之漆、沮，强所本不然者而诬之入渭乎？《吉日》之诗曰“漆、沮之从”，盖亦谓此。朱子以北洛当之，周王不应度泾而北，从禽于三百里之外也。
原隰、猪野、三危、黑水
蔡注因《诗》以原隰为邠州之隰原，据《地志》以猪野为凉州之休屠泽，今按邠之去凉几三千里，而中又间之以泾、渭，限之以黄河，不得言“至于猪野”也。《经》所纪者，因近渐远，势必相邻，若覃怀之于衡漳是已。上志鸟鼠，下纪邠地，则既越陇坂之阻，逆回而东者千里，又遽北折而西，及于凉土，迂回辽阔，序次乖张。《禹贡》一篇，无此义例。则原隰、猪野，皆在鸟鼠之西南无疑已。“鸟鼠”以上纪洮东，“原隰”以下纪洮西，则此猪野，盖洮州卫之青海也。西宁亦有青海，俗呼之讹尔。 广平曰原，下湿曰隰，原隰所在而有，非有适名。冷地峪以西，临洮以南，滨河以至于青海，其地平下，皆原隰也。
三危山，《汉书》注，以为在沙州燉煌县，以地按之，盖亦失实。《后汉书》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经》之析支也。汉河关县属金城郡，今兰州。 后改属陇西郡，今巩昌。 今之河州卫是已。《地志》云：“积石山在河关西南，河水所出。”三危在河关之西，当与积石相近。以地度之，则其在河州之南，洮州之西，叠溪之北，滨于大河之东，而非在凉州，亦审矣。《水经》云“在敦煌县南”，远纪之也，实则有湟南湟北，河东河西之别，而相去几千里矣。意河西四郡，当禹之时未入中国，而雍、梁二州极西之地，止于积石，非能远至瓜、沙之境，故“导山”之文，始于 而卒于岷，北不逾湟水，而南不至越隽也。
黑水为梁、雍二州之界，而梁州断无跨河以北之理。云“导黑水至于三危”，则三危亦梁之西北而雍之西南，皆足征其为岷、洮之境也。旧志谓黑水在肃州者，其亦误耳。《山海经》之言黑水者屡矣。见于《西山经》者曰：“昆仑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郭云出山东北隅。 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郭云出西北隅。 ”所谓昆仑邱者，去渤泽四百里也。泑泽亦青海。见于《海内经》者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又曰：“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生昌意，降若水，生韩流。”黑水既为后稷墓田，必不能远在嘉峪之西，而与若水相迩，则固在西南，而不在西北也。《王制》言：“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河者，同、韩之间，去流沙止千里而遥。黑水又在其东，则必非酒泉之黑水愈明。是以孔颖达亦以居延之流沙去中国太远，而辨《地志》之非。则黑水之更在流沙之东者，从可知矣。蔡氏不能为之折中，随其篇册，既登《水经》出张掖南至敦煌之说，又杂采《地志》出犍为、南广今叙州。 之文，或疑樊绰之指为丽江，而终取夫程氏西洱河之言以为定。不知在张掖肃州 则既不得为梁境，在犍为则去三危绝远，不能越峨眉、岷、嶓而挽之北行，且泸、叙不应为雍土，若丽江、洱河，其差弥远，又不待言矣。出南广者，泸水也。丽江者，出腾冲卫徼外茶山长官司，至云南巨津州为金沙江者也。西洱河者，出鹤庆府为样备江，至大理府为滇海者也。泸水入江，而不入南海。丽水、洱水虽由交趾达南海，而皆在梁州极南之境，去三苗所居之三危，山川修阻，几五千里。樊、程拘于“入南海”之文，而蔡氏生于宋季，云南不入版图，因以忖度滇北之连乎西羌，而不知其舛之甚矣！以实求之，黑水当在西倾、积石之间，或朋拶河、出河之类，又或其即为湟水，古今异名，遂无可考。其云“入于南海”者，因文字之讹，以入于“南河”为“南海”。河在积石之外，行于番夷，当中国之坤位，故曰“南河”。守文以核地，不如按地以定《经》。要以黑水既至于三危，则川、陕西陲近自岷山、瓦屋、大相、小相，远则大雪山，而极于于阗、天竺，崇高连亘，断无可至于南海之理。此《经》文之必当传疑，而不可强为迁就者也。以黑水在肃州，则洮河、积石、临洮、巩昌、甘、凉、西宁，俱应为梁州之地，而雍之西界，应在亦集乃，亦集乃，海名。 是雍不当有弱水、三危。以西河为黑水，则全川皆雍州之地，而大理以南始为梁州。凡此皆悖谬之尤，随文立诂而不相通也。奚可哉！以《后汉书》定三危之所在，而原隰、猪野，弱水、黑水、昆仑、析支，皆相栉比，不致滋古今之大惑矣。
昆仑
昆仑一山，古今积为夸远之说，倡始于汉之术士，而成于王嘉之诞说。蔡氏破群迷而曰“在临羌”者，定论也。临羌于汉属金城郡，在今金县之西，河州之东，与积石密迩。《山海经》所云“昆仑之邱，河水出焉”者，据其入中国之始。直谓之出，则以内夏外夷，而不必穷其源也。《经》以昆仑与析支、渠搜而并叙，亦知其为附徼西戎之地矣。桑钦惑于邪说，乃云“去嵩高五万里”。使其在五万里之外，安能与西戎同其就绪哉？司马迁不知近有昆仑在雍州之境，顾远征之张骞，而曰“乌睹所谓昆仑”，好奇之过，曾不察夫《禹贡》之本文，为罔而已。《山海经》之言昆仑者曰“邱”，非有崇高莫并之山也。必求其地，则临洮之胭脂岭，兰州之皋兰山，河州之普赞山，洮州之雪山，皆足以当之。古今异名，无从定耳。后人不察，乃指肃州玉门以西北狄之山为昆仑。胡元侈其境土之大，又以阿以伯站之赤耳麻卜莫刺山为昆仑，而昆仑之实愈晦。据《禹贡》之本文，守蔡氏之定说，以折妖妄之论，其尚求昆仑于河、洮之间哉！
渠搜
蔡氏据《水经》谓渠搜地近朔方，不知朔方之渠搜在河湟、丰州之东，受降之南，于中国为北，于种类为狄。而下云“西戎即叙”，则与析支同为西戎，其非朔方之渠搜明矣。夷狄以部落显，不以地著，迁徙而仍其故号。或此戎当商、周之世徙于朔方，秦、汉有其地，因筑为城。抑或当秦之时，斥地河、湟，徙渠搜于北河之南，俱未可知。要当虞、夏之世，渠搜固在昆仑、析支之间也。析支西去河关千里，盖今邈川贵德之壤。渠搜非北近宗哥，则南濒朋拶，世移事易，名实互贸，我知其为西戎而已，其他阙疑可也。
导山
导山之说，王、郑以三条、四列分之。蔡氏辨其非，是也。而蔡氏南北二条复分为二，则亦与王、郑之说相去无几。盖以我测《经》，不若以《经》释《经》之为当。《经》云“九川涤源”者，一弱水，二黑水，三河，四漾，五江，六沇，七淮，八渭，九洛也。弱水，黑水，皆雍川也。河亘雍、豫、冀而濒于兖。漾出梁，濒雍而入荆。江出梁，过荆而入扬。淮出豫，过徐而入扬。渭在雍。洛在豫。非九州之各自为川。而青本无川，亦不能张皇小水以与大川亢衡。《禹贡》纪治水，因所涤以为川，不似《周礼》《职方》因已定之土，各立川浸，强小大而比之同。则“九山刊旅”亦非一州之各有一山，审矣。青、徐、扬、兖，下流平衍之区，一行所谓“四战之国”也。必欲于无山之州，立冈阜之雄者以敌崇高之峤，官天府地者之所不为也。
夫导者，有事之辞。水流而禹行之，云导可也。山峙而不行，奚云导哉？然则导者，为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畅茂，下者沮洳猪停，轨迹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云，正导之谓矣。青、兖、徐、扬，或本无山，即有山而亦为孤峦，不能取道。雍、冀、豫、梁、荆，则山相连属，附其麓而可届乎远。乃以崖壑崟欹，草木荒塞，振古而为荒术，禹乃刊除平夷，始成大道，由西迄东，其道凡九也。岍、岐、嶓冢言道，而他不言者，其故未有道，则禹导之，其故有道，因而修之者，不言导也，非自禹而导之也。
九山者：一，岍为首，而属岐、荆。二，壶口为首，而属雷首、太岳。三，底柱为首，而属析城、王屋、太行。四，恒山为首，而属碣石。五，西倾为首，而属朱圉、鸟鼠、大华。六，熊耳为首，而属外方、桐柏、陪尾。七，嶓冢为首，而属荆山。八，内方为首，而属大别。九，岷山为首，而属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者，九山之余也。近者详之，远者略之。恒山去碣石千余里，岷山至衡三千余里。中无所纪，略也。九江之东，纪以敷浅原，而匡庐东南不之纪者，非《禹贡》之幅员也。恒山西北飞狐、句注、五台、贺兰不之纪者，北塞而非旅道也。徐、扬之潜、霍，青之大岘、福山、成山，《经》之不及。兖之岱山，仅见于州壤，而不著于导山者，孤嶂不可为道也。梁之峨眉，荆之二酉、五岭不之纪者，南塞而非旅道也。若谓九山各于其州为旅祭告成之明祀，则当如《职方》所纪，随州分志，不应别纪三条、四列，而反遗九山之宜载见者矣。九山之次第，自西北而东南。均乎南北，则先西。均乎西，则先北。“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岍在陇州，视壶口底柱恒山则西，视西倾则北，自岍而西北，禹迹不至，地本狄戎，因此足见瓜、沙、甘、肃之弱水、黑水、三危、昆仑、猪野非禹甸，而后人蒙之以名也。导岍自陇坂，东至于岐，又东而至于富平之荆山，皆在渭北，虽间以泾水，而云阳之山与醴泉相接，故岍、岐、荆虽三山，而为渭北之道，一也。逾于河而山穷矣。导 之次，宜纪西倾，而及壶口者，因逾河之道，壶口与荆南北相值，即以顺而东也。始壶口河岸，自吉州、九原、玉壁而南，以至于雷首，虽间以汾水，而两岸相接，形势均高，则折而东北，沿羊角、三尧以至霍太山，其东北为太原平衍之区，水尝灌之矣。故壶口、雷首、太岳三山为河东之道，一也。由此而南，画之以安邑、平陆舄卤之地，山势既绝，中条初起，则底柱为河北诸山之首。由底柱循河岸而东北，至垣曲为析城，至阳城而王屋，至泽州而太行、轵关、天井，道以通焉。由此以东，至于彰、卫而山绝。故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四山而为河北之道，一也。于是而与岍，岐南北相值之山穷矣。魏、博、邢、赵、放乎山东平衍之区，水落则道出，而无所事于刊通矣。于是而北，则燕、赵迤北达于榆关者，以恒山为首。以东西计，宜后于西倾。以南北计，则先于西倾。且因太行之所绝，迤东而顺及之也。恒山以西，出倒马关，缘繁峙而抵乎岢岚、偏关以逾河，而放于延绥，非禹甸也。恒山而东北历飞狐、居庸、天寿、密云，逾滦以东尽于碣石，为舜幽州之境。绕塞以达岛夷，凡千余里而山相属，其为幽、燕之道，一也。“入于海”者，尽词也。逾陇而西，秦、徽、阶、文之间，重山叠嶂相仍，而西穷雍、梁之疆域所止，则西倾为之首，其西则戎也。从西倾而东，秦州则朱圉，北而临洮则鸟鼠，顺渭水之南，鸡头、空同、大散、斜谷、太白、甘泉、终南、子午，达临潼而出乎华岳，山麓相属。又东放乎崤函而山势尽。故西倾、朱圉、鸟鼠以达太华，丛山之以名著者四，而为关西、渭南之道，一也。出关而东，河、洛为水国，而抑为平壤，惟洛表为荆、豫之脊，则以熊耳为首。熊耳者，卢氏之熊耳，非永宁之熊耳。 熊耳以东，自陆浑以达偃师，虽间以伊水，而伊阙之山与偃师相接，循之以东，得嵩山为外方。嵩山之南，自女几沿汝水又南至宝丰，冈势未断，迤平氏而抵乎桐柏。若桐柏之东，裕州之野，汝宁之郊，皆平壤而山绝矣，不复东行，而为之南通楚塞，过平靖、应山以终乎德安之陪尾。泗水亦有陪尾，非此陪尾。 其南则江汉之泽国也。由此而东，穆陵、黄、土、潜、霍、司空，南尽于江，禹盖未之道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起豫抵荆，而为洛南楚塞之道，一也。西倾之东，梁北之山，嶓冢为首，以东西计，岷先于嶓。以南北计，嶓先于岷也。嶓冢东下为汉南，沿褒斜而东，自汉中放乎西乡、兴安、平利、白河，东达于均，或麓或谷，山道以通，循武当而尽乎南漳之荆山，故嶓、荆千余里，而为汉南、蜀北之道，一也。其为山势，至南漳而尽。东出襄阳，则又为平壤矣。内方之山，北界以襄、宜，不属于荆山，南界以荆门、长坂，不属于岷阳。故江北之山，以内方为首。内方、大别，相去无几，而得名一山者，江、汉下湿，赖此道以通荆土，故为汉南、江北之道，一也。“岷山之阳”云者，犹言岷阳也。山南曰阳。岷山按剑门以东下，其南麓自成都过重庆、广安、万州而抵夔州。乃归、巴、巫山之险不可逾，则避峡中之厄，自夔渡江，南过石柱，又南至铜仁，出辰、沅，东下宝庆以达于衡山，而为自梁入荆南之道焉。其间虽纡回数千里，而山势相接，有通谷巨壑以达之，其为川、湖之道，一也。重庆而南，放乎滇、黔，则固为禹甸之所不至，以此益知以丽江、洱海为黑水之非矣。若“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因衡山而纪荆州东北入扬之山道。以衡山之余，西绕湘西，连属不绝，故不得别纪一山以为首。而自衡山东北至长沙，则地势卑下，渐为泽国。故为依山开道，自湘乡而北至于常、澧，循洞庭之西岸，渡江至荆州，沿江而过云梦之北，复渡江以抵通山、大冶，而尽于柴桑。九江之过，虽无高山崇阜，而于江、汉之中为脊，则江、湘之水即泛，固可通也。乃自辰、沅径可达常、澧，不必南至衡山，则经本互文。自衡可循山至澧，而自辰亦可出澧而过九江，故为岐路之词，言自岷阳而东南可至衡，而东可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也。乃其统为岷阳可通之道，则二而一也。若夫兗、青、徐、扬，地本卑湿，在治水之先，则于四载唯舟行；在水治之后，则平野而可容方轨。道不循山，无所事于刊除，虽有陵阜，不劳纪载矣。道山之说，必此为正。若夫三条、二条之说，则青鸟不经之论。禹非杨救贫、赖布衣之流，为人审龙以相宅阡葬，亦何用远捕沙水，若此之勤哉？何似即下文之九山，顺本文“至于”之次序，为分九旅旅犹馆驿也。 之得邪？
敷浅原
鄱阳县在彭蠡之东，隔以太湖，山不相属。晁氏谓敷浅原在彼，其说固非。乃蔡氏以庐山当之，亦未为得。高平曰原。匡庐矗起壁立，不得谓之原也。《水经》云：“敷浅原在历陵县西南。”汉之历陵，今之德安。庐山在九江之东，德安在九江之西，敷浅原更在德安之西，则武宁、宁州之境矣。盖湖广武、岳之东北，兴国、大冶、九宫、钟台诸山，迤东而至于九江之西南，山势已尽，而垂乎德安之博阳。九江德安县有博阳山。 又东则章水之濒，复为泽国。其东北之为匡庐者，亦孤嶂濒湖而无所往也。蔡氏以庐阜最高，所当纪志，不知《经》之所详，非水所待治，则陆道所经，若非水陆之冲，则冀之五台，扬之黄山、白岳，雍之褒斜，梁之峨眉、巫峡，荆之武当，徐之天柱，俱不见于篇，一匡庐云乎哉！朱子谓“人过而非山过。道所不过，禹不之导”，则块然匡庐，亦何足以登于《经》？
弱水合黎
甘州镇夷所有合黎山，旧云禹导弱水至此。《汉》《隋》《地志》皆云弱水出删丹县。今按：删丹在甘州东百二十里。合黎在甘州之西，“至于合黎”，合黎山下有水，即谓之合黎河。《一统志》乃谓合黎之水为黑水，而以瓜州之且乐水为合黎河，其谬甚矣。“余波入于流沙”者，《水经》“流沙在张掖居延县东北”，亦甘州也。弱水之经流，导之至镇夷所而止。镇夷而西，地属番夷，禹所不至，亦不问其何所归矣。余波则自删丹分支，导之至甘州而止。要以导弱水入夷地，绝其东流，毋滋河势。其下流所委，则一听之，不疲弊中国以治夷狄之水也。甘州虽在凉州之西，而于河、湟为近。禹因治黑水之便，渡湟治之。若西而酒泉、敦煌，地属西番，北而庄浪、宁夏，地属北狄，皆四载之未至。《隋志》谓“流沙在敦煌”，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盖误以沙州之鸣沙山为流沙，其为荒远，不足信也。
同为逆河
“同”之为言皆也。“同为逆河”，言九河之皆为逆河也。凡水之行，以上流高而下流下，上流浅而下流深，上流狭而下流广为顺，反是为逆，水之入海，其从来虽陡速，而近海必平。且潮落则顺下，潮生则逆上。其随潮而逆上也，上流狭浅，则近海之地必且涌溢而漫流。故禹疏九河，于潮所可至之地，深阔其上流，以受潮之逆上，故曰“逆河”，所以救海滨之地岸，不为海蚀也。而九河之尾皆逆，非合而为一可知已。既播为九，以杀水势，复从而一之，一不足以纳九，则河以归墟不快，又泛滥旁溢以为害。且九河之地，南北相去三四百里，强九成一，则迂曲而必溃圮，欲并三四百里之地潴为一河，功既浩大而难施，且徒以召海水之入，而弃壤土于河，其于河之疏塞则固无益。即使尽壑冀、兖以为海，亦不足饱海之贪，而适以逆河之路，是平天成地者，适以裂地而滔天也。故《经》言“同”，而不言“会”，其亦九河皆为逆河而非一，亦审矣。云“为”者，人为之也。
东为北江入于海
郑樵以“东为北江入于海”为衍文，朱、蔡据以为是。今按江、汉之东下者，与《禹贡》正无少差。特《经》文错综，不易读晓，故穿凿者引水味以强分之，而泥著者不知通《经》文之变而诬为失也。《经》言：“东汇泽为彭蠡。”又云：“会于汇。”则汇者，他水之聚而非谓汉之潴也。“汇泽”云者，所以纪章江也。章江上流濒乎百粤，禹迹所不至，故不见于《经》，而就其下流入江之次纪之，曰“汇泽于彭蠡”，又曰“会于汇”，言章江之会江、汉也。乃本文之连江、汉而为词者，章江之不能自为彭蠡，犹潇湘之不能自为洞庭也。江水东出之势，扼潇湘而为洞庭。江、汉东下之流，至小孤为潮水所阻，屯壅以扼章江，而汇为彭蠡。则为彭蠡者章水，而使之为彭蠡者江、汉也。朱子曰：“彭蠡非有所仰于江、汉，而泉流之积，日遏月高，势已不复容江、汉之入。”是未详“会于汇”之文，初非谓汉之入为彭蠡，而抑不知小孤之潮，逐江、汉而却行，即时溢入彭蠡，亦势之所必有也。《经》云“南入于江”，则汉于此已为江所并，而汇泽之实，不复独归之汉矣。朱子曰：“汉果汇于彭蠡，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是又未详于《经》之本文，上言“入江”，下言“北江”，而不复系汉之旨也。《经》言“南人于江”，则纪汉之事已毕。而汉自入江以后，江不得独有其流，故自大别以东入海之水可名为江，亦可名为汉。则武昌以下，通州以上，水所经过，不妨见于“导漾”之下，故于汉有“入海”之文，于江又有“会于汇”之纪。互举而并存焉，以著江、汉之两大也，彭蠡之汇，可属于“导江”之下，亦何不可属于“导汉”之下？系汉则失江，系江则失汉。而汉在下流，故两存而详于所近出者，非谓仅一汉水入为彭蠡而复出为北江，而江不与也。其言“东为北江”者，南人通谓水为江，此又以著北江、中江之称，以明“地从主人”之义，言汉在略阳之北谓之漾，略阳以东谓之汉，均州以东谓之沧浪，汉口以东谓之北江，一水而四名也。《山海经》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南江者，青衣江也。故《山海经》又云：“高山在成都西。”北江者，汉也。曼山或即嶓冢。大江者，中江也。溯其所出，则嶓在岷北，及其东下，则汉口在前江口之北，故汉曰北江。青衣江出于黎雅，其与江合在叙州，于江为南江。南江合中江于叙，及其东下，已并为一。而南江源小，不足亢江，故《经》但言中江，而不及南。江、汉合流以后，荆人之称之者，不复目言江、汉，而以汉为北江，江为中江。《经》于其下流，悉其异名，以著土人之称谓有然者。“为”之为言，谓也。犹言“为汉”“为沧浪”“为济”“为荥”之云，初不谓江、汉之各自成川于会汇之后也。其言“入于海”者，江入海，而汉与之俱入也。渭、洛纪入河，而不重言入海，河不与渭、洛敌也。漾、沇既入江入河，而重言入海，汉、济与江、河敌也。江与汉敌，故江、汉各立“入海”之文，而汉微逊于江，其东下又江先而汉后，故于汉水又著“入江”之目。使不先言“入江”，则失江、汉合流之实。不各言“入海”，则大别以东，扬子之水，汉实居半，义不得全属之江也。《经》文为起错举之例，两言而并著之。犹济之业已入河，其溢为荥者，河、济合溢也，乃不欲使济为河掩，且屈河之支流以从济况江、汉之絜大争雄，并纪南国者乎！特彼则河有经流，故独系荥于济之下，而于河不再见。此则江全合汉，故必再著于“会汇”“入海”之文。《经》之体物立义，其精如此。读者草次不察，欲擅大别以东之水全归之江，而诬《经》为衍文，然则《春秋》之会盟同地，而再言葵邱、首止，《诗》之“七月流火”，而一篇三及者，其又何以通之也邪？
澧、九江、东陵
澧，谓洞庭之末流也。九江者，起清江至汉江，要其终于汉口而言之也。“过”者，言江水之经过，而因与之合也。东陵者，武昌以东，瑞昌以西，江之东岸诸山也。所以然者，蔡氏谓澧为山泽，既舍著明之水，别求无名之泽。胡、晁以九江为洞庭，不知江水实未尝经过洞庭，又有目者所共睹。若东陵之为巴陵，既无所考，且江亦何尝过洞庭，至巴陵而后东迤北也。《禹贡》之文，详内而略外，详近而略远。彭蠡源于章江，不言章江而言汇。洞庭实兼九水，西莫西于沅，南莫南于湘，不言洞庭、沅、湘而言澧，则以虔、吉为百粤之地，而当湖口者，我止知其为汇也。洞庭之纳九水，微者既不足纪，沅、湘出于黔、粤、苗、猺之地，而澧最居九水之末，则亦止知洞庭之为澧也。故王逸《离骚注》云：“洞庭谓之澧口。”犹河之所出，张骞所不能穷，而《禹贡》则断以积石为始，内中国故详，外夷狄故略，此圣人以义裁物之精意也。汇言彭蠡，而澧不言洞庭者，彭蠡湖濒于江，故湖水入江，水势平缓，泛江而下，过彭蠡，故彭蠡有与于江。洞庭自君山以北，不复为湖，高下殊势，故巴陵之水迅流以达于荆江口者四十余里。泛江顺下，不见洞庭，故割洞庭而无与于江也。《水经》云：“江水至长沙下隽县，澧水、沅水合，东流注之。湘水从南来注之。”盖水落洪出之后实有然者，而无所谓洞庭矣。洞庭者，夏秋则有，冬春则无，抑不如彭蠡之常为湖也。《水经》且不于江而著洞庭，况《经》之简核以立言者乎？朱子身游其地，乃不知江水之未过洞庭，屈从胡、晁之说，况蔡氏之遥为忖度，固守专家之学者哉！
沇济
沇水出今泽州之阳城县析城山，下有神池，伏流地下，至怀庆府济源县复出为济，《水经》以为出垣县者，析城在汉隶于垣，今垣曲。 而后割入于阳城也。若其东至温县以后，则为河水所乱，古今差异，而不可刻舟以求剑矣。汉筑石门，而济随河合流，不入荥渎。王莽时大旱，济源枯绝，而不复有济。迨后复通流而为河所夺，则河之经流与济莫辨，虽荥泽再通，要不能析之为济矣。当宋之季，黄河南徙，济水径流，方回所云“清济贯浊河”，遂成虚论。宋、金之代则然。若今黄河之流虽南，而自温至汴，与济并流者数百里。禹河在北，南溢而为荥。今河徙南，北出而为仪封、曹城之小黄河。济为河水所挟以后，自张秋北去，经武定、滨州、利津，为今大清河以入海。今河南徙而势弱，则循禹故道，自华不注之北，径青州、博兴，为小清河以入海。要之，济小而河大，相去悬绝，为河所乱，则或南或北，亦不可复识其为济矣。《经》云“入于河”者，已明著济水之不能自达于海矣。其云“东溢为荥”，则以河东来，而济南出，适际其冲，与溢为荥泽相与比近，则河固溢而济亦溢，虽不可执荥为济之下流，亦不可径指为河之支流，故上冠以“入于河”，而下继以“溢为荥”。是河、济合溢，可以系之河，而亦可以系之济也。其不以系之河者，河大以经流为正，济小则溢流可存。可以系之济，固不必系之河矣。朱、蔡以苏子瞻“江、汉辨味”之说为童騃，而徒于济水之性求辨于劲疾，旁证于趵突，引验于阿胶，则犹夫苏之騃也。程大昌谓溢出者非济，而欲绝济于荥。蔡氏乃欲谓溢出者非河，而绝荥于河，程不知上固连济，蔡亦不知下已言入河也。盖自广武以东讫乎海，北至东昌，南至徐、寿，地既平衍，当洪荒之世，水初定位，即播为数渠。南起金末项城之河，北而正统间亳州之河，又北而梁靖口之河，又北而虞城之河，又北而曹州之小黄河，即荥。 又北而定陶之河，皆河所分。济亦时随之俱往。间或河移于温，而济水特达，要亦未能始终而与河离。
《孟子》曰：“疏九河，瀹济、漯。”九河为河下流之分支，济、漯为河上流分受之大渠。自非全河注荥，则荥虽兼受河、济，而岸狭水小，则河之浊者以渐就安流而向于清。今徐州、怀远以下，河之入淮者，亦不似汴、宋以西之混杂泥滓，亦犹江、汉之初出，乘涨混浊，至扬州、石头而泓然一碧也。故不必泥水之清者以为济矣。若阿胶之性劲重，则或驴鞟使然。而青州非济所经，所合白丸子，用彼中之水，亦与阿胶同功。要以地湿下而水咸则质重，不因济也。使济有疏痰之力，则何不于济源造胶，乘沇伏流之初出者，其效为尤大乎？此方技之卮言，不可荧听者也。漯受河，则济亦受河。荥受河，则亦受济。两水既合，谁与辨之？泥沙随瀑流而徙，且解散而四出，况其俱为水而同流邪？夫油轻而水重，水轻而泔重，此较然者。今以一瓮之油，一石之泔，投之溪流，不逾寻丈而已散乱，济独何能纪其类以自远于河哉？况济既劲下，则必趋其尤下者，乃舍大河经流之渎，而旁溢于支流，则必济水轻缓，为河所浮，若溪流之有芥羽，则集于洄也。若趋下，而清者之必不旁溢，亦审矣。画荥为济，非戏论与？《经》于此，一以志沇，一以志河之支流，故别其名曰荥，而不曰济。《禹贡》志约而义精，类如此。因以知禹河虽北，未尝不南。从古无纳黄河于一渎之理，则载河于山之说，益信其妄。若四渎之云，则以河分为二，在北合漳为河，在南入荥为济。通计中国之大川凡四，礼家谓之四窦，犹四窍也。刘熙曰：“渎，独也。”亦纤陋之见。
九泽
大陆一，雷夏二，大野三，彭蠡四，震泽五，云梦六，菏泽七，孟猪八，猪野九。凡此九泽，见于《经》文者，具为缕悉。扬、豫庳下平衍之地，本有二泽，不得故黜其一。青濒海地狭，源短流疾，梁处丛山亘峡之中，皆不容有泽，无容强而使有。与九川、九山不以州分者同。孔、蔡泥上九州之文，别著山泽。信《传》固不如信《经》也。
五服
《禹贡》之书，成于舜之中年。盖禹受命治水在舜殛鲧之后。八年之后，而兖州之作又十有三载矣。蔡氏以尧都冀州为五服之中者也。然舜都于蒲，其正北直大同，而正西直河州，临洮府属。 亦无二千五百里之远。若南抵衡山之阳，则且四千里矣。大同以北，沙漠之野，黄茅白苇，朔风飞雪，蒙古固有其地而不能耕，而洮、湟之外，河西四郡，其山川不见于《经》文，则非禹之所甸可知。盖中国之幅员，本非截然而四方，绝长补短，移彼就此，东西南北，原不相若，则五服之亦以大略言尔。且以王畿言之，而太康畋于洛表，则南赢而北缩，是甸服固有出于五百里之外者，亦可以纳米为之通例也。又先儒疑五千之服狭于周、汉，蔡氏又谓荒服之外别有区画，不知汉之以里计者道路，《禹贡》之以里计者土田。方五千里之田，方千里者二十五。以提封之井地计之，为亩者二百二十五亿万亩，较之《王制》八十一亿万亩为多三之二。或夏后氏之田一夫五十亩，方里之田四百五十亩，犹当一百一十二亿五千万亩，抵二百四十步之亩四十六亿八千七百五十万亩，而多于开元田数者尚三之一。又或古今步尺之长短有差，要以今六当古十，犹得二十八亿一千二百五十万亩，而多于开元十四亿万亩有奇者尚倍之，方疑禹甸之太遥，非唐全盛之所及。若汉之方田止于七亿万亩有奇者，又勿论已。或古之治道明而民情愿朴，汉唐则法圮民奸而多所隐射，要以世远而无从核实，乃禹甸之非狭而荒服之外无区画，则不足疑也。
甘誓
三正
三正者，子、丑、寅三统之正，而非但以岁首之建也。古者作历，必立历元，以为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之辰，而因推其数以定将来。自宋以上皆然，至郭守敬而后罢。以甲子岁仲冬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元者，日月五星皆会于室，是谓天正。以甲寅岁孟春甲寅朔平旦冬至为元者，日月五星皆会于虚，是谓人正。后世盖两用之。惟地正后不复用，故亦无从而考。以二正推之，则当以刘歆《三统》之说自合于地统。地化自丑，毕于辰，而用甲辰岁孟春丙寅、前月季冬乙丑、甲辰朔鸡唱冬至为元，日月五星皆会于斗，为地正之元也。三元异建而历亦大同者，则亦人生之会上逮地辟，地辟之会上逮天开，岁差所积，日月五星之合，历一会而差一辰，揆之一元之全，则固合也。
颛顼之后，尧舜以前，帝喾之历，盖以甲子为元，天统也。尧以甲辰为元，地统也。三正异元，而授受有其合符。故古之帝王虽用一正，而不废二正，犹《春秋》以夏时冠周月，用子正而二三月皆称王也。舜承尧统，“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所以修明尧法，而甲辰之历未改，故曰“绍尧无为”。禹受终而易尧舜之历，用甲寅为元，以上同颛顼，为法以近而密，故孔子称“行夏之时”。禹之为功，平天成地。平天莫大于三正，成地莫大于五行。有扈氏之擅命不恭，生今反古，疑禹之革唐虞之正朔，不如舜之承尧，故不用夏政，威侮而怠弃之，以借口而生乱，当禹之时，慑不敢动。禹崩启立，称兵以与天子大战，固小人乘丧草窃之恒。其或如孔颖达所谓继父不服者，亦非臆度。由其不用夏后五行、三正之法，则以与子为称乱之名，亦其势也。蔡注于此大属未详。
攻左攻右
蔡氏曰：“攻，治也。”今按：车左之射，车右之刺，皆莅之平日，其治不治非待方战而始饬之。攻，击也。左之攻左、右之攻右，古战阵之法也。两车相当，我之左值敌之右，我之右值敌之左。相值而相攻，于势虽近，而执弓者左手握弓靶，左足必视所射者而斜向之，右手驱弦，必曲而之外。使以左射右，则左足既为左箱所蹙，右手向后而为车后蔽所迫矣。右之执矛，左手近锋，右手近錞。近錞之手，力所从发，必曲而向外，若正刺则向后而无力。近锋之手，必直而向前，若正刺则曲向内而不审。且击兵在手，七在外，一在握，二在内，顺之以向敌，则錞必碍胸，抑或转錞使左，而右手之力为虚设矣。故两车相值，势必错攻，而不正相值也。使敌车在左，其右为箱之所隐，则可射者惟左；敌车在右，其左为箱之所隐，则可刺者惟右。彼隐而不能攻我，我亦攻其所相为攻者而已。古之行阵，因其自然，而使得尽攻之用，既画为一定之法，特当车驰马突之际，则有不尽于攻者，然犹使之必此为法，盖不令仓猝或乱，致失己之长而轻攻以取败。若在追奔逐北之际，有必胜之势，可以因利乘便，而亦终不听其违法刺射，以滥杀而无已。斯左必攻左，右必攻右，古人立法之情，非后世恃勇野战之所及。犹御必马之正，不得邀利取径，则败不致于偾车，而胜不致于贪杀也。《春秋传》所记两将相敌，皆左射左而不射右，亦古法之仅存者也。
胤征
仲康肇位
肇，建始也。羿距太康，夏祀欲绝。仲康就大河之南，复正天位，中兴之业，同于创始，夏民惊喜。若非所得，且不承国于先君，故不可云“即位”，而云‘肇位”，史氏之例也。建始曰肇，以纪夏复兴之始。下云“胤后承王命徂征”，初不承“肇位”之文，则命胤侯掌六师者，在肇位之初，而承命徂征，则他年之事。蔡氏信虞广刂之说，以为仲康之元年，与《皇极经世》同，其实非也。《竹书纪年》一编，固多附会不经，而其纪甲子也，则精密而不可易。《皇极经世》以仲康元年为壬戌岁，上距尧元年甲辰一百九十九年，下距宣王元年甲戌一千三百三十三年。今以刘炫、一行、郭守敬历法参考之，仲康五年癸巳九月朔庚辰，日食于房二度，则知仲康元年岁在己丑，上距尧元年丙子一百九十四年，下距周宣元年甲戌《经世》与《竹书》至此始合。 一千一百二十六年。而历法所推，正得九月朔日食于房。是则《竹书》以尧元年为丙子，仲康元年为己丑，而记五年癸巳九月朔日食。仲康始命胤侯徂征义、和，其有征而非妄矣。《竹书》出于晋太康之世，非历家之言，而与刘炫、一行、郭守敬之法合符。则《皇极经世》以尧元年为甲辰、仲康元年为壬戌推之，无“日食于房”之事，其误审矣。盖尧用地正，以甲辰为历元。甲辰者，尧所推上古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元，而非尧之元年也。注疏之精于历者，莫如刘炫。历之征今而信古者，莫如一行与守敬，三家合符以证《竹书》之确，贤于蔡之宗邵、邵之宗虞，其已远矣。谓尧以甲辰为元者，犹《颛顼历》之以甲寅为元，周历之以甲子为元也。而颛顼元年岁在乙卯，而非甲寅，且以颛顼元年乙卯，如《竹书》所纪，历一百四十一年正得丙子，又历一百九十四年正得己丑，又四年而正得癸巳，于法当以九月朔日食，则其编年之有所本也明矣。虞、邵之说，漫无征据，徒延其年岁以合于宣王元年之甲戌，遂使尧之元年丙子降二百一十三年，而为夏后相之二年，。仲康之元年己丑降二百有八年，而为夏王不降之二十九年；又四年而得癸巳，则为不降之三十三年，不知不降之二十九年己丑，日不以季秋食于房，则蔡氏之说为非。而《皇极经世》所纪仲康元年之壬戌，上差二百有八年，乃《竹书》尧未即位以前十四年之岁。自壬戌以至丙寅五年之九月，日亦不食于房二度，则以“辰弗集于房”，征胤征在仲康五年癸巳，以癸巳九月朔庚戌，日食限在房二度，征“辰弗集于房”之文，《竹书》之与《经》合，而可为《经》释也。观乎武王克商之岁在辛卯，《竹书》所纪与《国语》吻合，而一行、守敬之术亦相协无异，惟《皇极经世》以为己卯者，则与《国语》不合，知三代以上之编年纪事，惟《竹书》之为可信已。又孔氏谓仲康为羿所立，蔡氏从之，其说亦非。使然，则仲康得国于仇贼之手，亦安足纪！且羿岂肯以兵权授之胤后邪？刘炫谓仲康为五子之一，蹊于洛汭，太康不返而仲康立，其说是也。
《书经稗疏》卷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