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陈代，是孟子弟子。枉，是屈。直，是伸。八尺叫作寻。田，是田猎。虞人，是守苑囿之官。元字，解作首字。
昔战国时，游说之士多干谒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己往见。弟子陈代疑其过于自高，乃以己意问说：“君子以行道济时为急，得君而事，乃其本心。今夫子不肯往见诸侯，固为守身之常法；然以我观之，似是小节不必拘也。今若肯往见诸侯，必尊礼而信用之，大则佐其君拨乱反正，行汤、武之王道；小则佐其君招携怀远，成桓、文之霸功。似这等俊伟光明的事业，只在一见之间，夫子犹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书上说：‘人之处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则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在君子宜若可为也。’然则往见诸侯而成王霸之业，是舍小节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寻’之谓也，何为而不可耶？”孟子答说：“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于义，不当往见耳。不观虞人之于齐景公乎？昔景公出猎，以虞人当有职事，使人持旌节召之。古时人君召见臣下，各有所执以为信；召大夫方用旌节，若召虞人，当用皮冠。那虞人见以旌召他，非其官守，不肯往见。景公怒其违命，将欲杀之。孔子见虞人能守其官，因称他说：‘世间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贫穷，就死无棺椁、弃在沟壑，也不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躯殉国，就战斗而死、不保首领，也不顾避，正此虞人之谓也。’夫孔子何取于虞人而称美之若此？只为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耳。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况不待诸侯之招而往见，其如屈己何哉？故不见诸侯，乃义不当往，非故自为尊大也。”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出处进退之间，不当计较功利，只论义之可否而已。彼谓枉尺直寻在所可为者，乃是在功利上计算，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计利之心，则不论可否，惟利是徇，岂但枉尺直寻甘心为之？虽使枉寻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于丧节败名可以邀一时之利，亦将不顾而为之欤！不知君子之心，不计其终之直与不直，只论其始之枉与不枉，故惟义之与比，而不肯徇利以忘义也。况利害得失，不惟不当计，亦有不可得而趋避者。一有计利之心，则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岂但枉寻直尺而已哉？”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赵简子，是晋国大夫，名鞅。王良，是善御的人。嬖奚，是简子幸臣。乘，是御车。范，是法。诡遇，是随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舍，是发。贯，惯习。
孟子承上文说：“计利忘义，岂特士君子所不当为，即一艺之士亦有不肯为者。昔赵简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猎，命王良与他御车。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禽。嬖奚复命说：‘王良乃天下贱工，不善御车，所以不获。’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损了他善御之名，乃请再与之御，以试其能。那嬖奚不肯，强之而后往。自晨至食时，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复命说：‘王良乃天下良工，善于御车，所以多获。’简子说：‘我使王良专与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对说：‘这获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废法曲徇之所致也。盖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谋。前者我以御车之法驰驱正路，嬖奚不能左右迎射，故终日不获一禽。今我不由正道，只看禽所从来，迎而遇之，他才会迎着射去，一朝而获十禽。是嬖奚之射，必使御者废法而后可中也。《诗经•车攻》篇有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是说御车之人不曾失了驰驱之常度，而车中射者发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为之诡遇而后获禽，乃小人之所为耳。我不惯与小人乘。请辞。’由此观之，则王良之所以称为善御者，在能循正道，不在诡遇以求获也。射御且然，而况出处大节，其可苟且以就功名之会乎？”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是阿党。
孟子承上文说：“王良以御得名，嬖奚以射为事，皆不过一艺之微耳。今使御者与射者私相比合，废其驰驱之法而求获禽之利，犹以为小人之事而羞之。推其心，即使一时阿比，而所得禽兽积如丘陵之多，亦所不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况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计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见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为其然哉？且子以利害计算，亦已过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处以正，方能正人。夫苟枉己以从人，则轨范不端，本原不正，欲行道济时以成霸王之功，无是理也。夫使枉尺而可以直寻，君子犹且不为，况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则不见诸侯，乃君子自守之大义，不可以小节视之也。”时至战国，士风大坏，纵横游说之徒惟利是图，不顾礼义。故虽从游于孟子者，亦有枉尺直寻之言。岂知圣贤之道，以出处进退为大节，故宁终身不遇，而不肯一屈其身以求用于世，盖必如是而后可以正天下也。后之用人者，诚以进退出处之际观其大节，则枉直不淆，而举措无不当矣。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景春、公孙衍、张仪，都是战国时人。熄，是宁息。顺，是阿谀、苟容的意思。夫子，指女子之夫说。
当时列国分争，游说之士往往以纵横之术窃取权势，震耀一时，公孙衍、张仪尤其著者。故景春羡慕之，问于孟子，说道：“我观当时之士，如公孙衍、张仪二子，岂不诚然为大丈夫哉？如何见得？盖方今诸侯力争，天下多事。他若有所愤怒，即能动大国之兵，使诸侯恐惧；他若安居无事，即能解列国之难，使天下宁息。以一人之喜怒，系一世之安危，是何等气焰，非大丈夫而何？”盖景春但见二子权力可畏，遂以大丈夫目之，不知圣贤之所谓大，有出于权力之上者。故孟子晓之说：“仪、衍所为如此，安得为大丈夫哉！夫大丈夫之道，与妾妇不同，子岂未曾学《礼》乎？《礼经》上说：丈夫行冠礼，其父醮而训之；女子出嫁，其母亦醮而训之。嫁时送之于门，戒之说：‘女今归于夫家，必要敬谨，必要戒慎，惟夫子之命是从，无得违悖。’母命若此。可见以顺从为正者，乃是为妾妇的道理。今二子虽是声势权力炫耀一时，其实有所喜怒，是揣摩诸侯之好恶而顺从其意，乃妾妇者流耳，岂大丈夫之所为哉？”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广居，指仁说。正位，指礼说。大道，指义。淫，是放荡。移，是变易。屈，是折挫。
孟子承上文说：“吾所谓大丈夫者何如？盖仁统天下之善，乃广居也。彼则存心以仁，兼容并包，而无一毫之狭隘，是居天下之广居矣。礼嘉天下之会，乃正位也。彼则持身以礼，大中至正，而无一毫之偏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义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则制事以义，明白洞达，而无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见用于时，则推仁、义、礼之道而公之于民；如不得志，而隐居在下，则守仁、义、礼之道而行之于己。时而处富贵，虽丰华荣宠不能荡其心；时而处贫贱，虽穷困厄约不能变其节；时而遇威武，虽存亡死生在前不能挫抑其志。这等的人，论学术则精纯粹美，而无权谋功利之私；论设施则正大光明，而无阿顺依违之态：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也。二子何人，可以此称之哉？”要之，孟子之所谓大者，是在道理上说，其大在己。景春之所谓大者，是在势力上说，其大在人：正君子小人之分也。然所谓大丈夫者，惟孟子足以当之。乃战国之君，溺于功利而不能用，至使仪、衍之流得以逞其喜怒，而操纵诸侯之权，岂非世道之一厄哉？后之用人者，可以鉴矣。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弔。’”
周霄，是魏国人。无君，是不得仕而事君。皇皇，是有所求而不得的模样。疆，是本国的疆界。质，是执贽以见君，如大夫执雁、士执雉之类。弔，是悯恤的意思。
昔孟子以道自重，不见诸侯。周霄欲讽其出仕，先设问说：“古时君子，亦欲得位事君否乎？”孟子答说：“君子抱道负德，本欲出而辅世长民，为何不仕？《传记》有云：‘孔子若三个月不得君而仕，即彷徨不宁，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失位去国，则必载贽以往。’盖贽是见君的礼仪，若所适之国君有用我者，则执此以见而事之耳。公明仪曾说：‘古之人若三月无君，则人皆悯恤而来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即此而观，可见君臣之义等于天地，虽圣如孔子、贤如公明仪，皆不能忘情于仕如此。则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三月无君则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以，是已甚的意思。黍稷，叫作粢。在器，叫作盛。缫，是治丝。衣服，是祭服。田，是祭田。牲杀，是特杀之牲。宴字，解作安字。
周霄闻孟子之言，遂问说：“三月无君，其时未久，遂至于相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孟子答说：“三月无君则吊，非是急于功名，只为情理所在，关系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犹诸侯之有国家；士若失位，就如诸侯失了国家的一般。何也？盖古人最重祭祀，必有田禄之入，方能举祭。《礼经•祭义》上说：‘诸侯亲耕籍田，率庶人终亩，待其收获，藏之御廪，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亲蚕、受茧、缫丝，以颁之世妇，使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是诸侯能备祭祀，以其有国也。假如诸侯失了国家，则牺牲不能成，粢盛不能洁，衣服不能备，就不敢举祭了。虽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尽乎？为士的也是如此。《礼记•王制》上说：‘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假如士失了官位，即无祭田。无田，则牲杀之具、器皿之资、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备，也不敢举祭了。既不敢祭，则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惧，而不能一息自安者。故三月无君，即废一时之飨，而有亏于奉先之孝矣。这等样情事不堪，亦不足弔乎？是知三月而弔者，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子何以谓之太急耶？”
“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周霄闻孟子之言，又问说：“三月无君，不得尽奉先之孝，是诚可弔也。乃若一去其国，必载贽以往，这等急于得君，又是为何？”孟子晓之说：“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犹农夫之耕，本以谋食。见君不可无贽，耕田不可无耒耜，其义一也。农夫虽至他处，亦不能不耕；既欲耕，则必用耒耜。岂谓离了本土遂舍其耒耜而不用哉？士虽至他国，未尝不欲仕；既欲仕，则必用贽以见君。亦岂以出疆而不载贽乎？”盖上下之交，固自有道，而进退之际，尤必有礼，士岂有无羔雁之贽而可以见君者哉？然则君子之欲仕而不轻仕，周霄可以自悟矣。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晋国，即是魏国。韩、赵、魏分晋，谓之三晋，所以都称晋国。仕国，是游宦之国。媒妁，是议婚之人。穴隙，是壁间空隙。
周霄设辞探问，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讽之说：“据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谓急矣。然晋国亦士君子游宦之国，未尝闻有无君则弔、出疆载贽这样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则君子亦当易于仕矣，乃又不见诸侯而难于出仕，却是何故？”孟子答说：“君子之心，岂不欲仕而得位？但出处进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故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是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才好婚配而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钻穴隙以相窥，逾墙垣以相从，这等污辱苟合，不惟为父母者贱而恶之，举国之人皆贱而恶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未尝不欲仕，亦如为人父母之心，未尝不愿男女之有室家，但必识去就之义，明进退之礼，又以不由其道为耻。若不得诸侯之招而屈己往见，这便是不由其道，与钻穴隙相窥的一般，人之贱恶又当何如？然则士之不见诸侯，正恶不由其道也，岂以欲仕之急而遂轻于仕哉？盖君臣之大义，虽一时不容少缓；而出处之大节，则一毫不可或逾。苟以欲仕之急而贻可贱之名，即终身不仕，君子有甘心自守者矣，况三月无君耶？”世之为君者，知士之欲仕，而遂其致君泽民之心；又知仕之有礼，而全其直己守道之志，斯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彭更，是孟子弟子。后车，是随从之车。传，是乘传，即今驰驿便是。泰字，解作侈字，是过分的意思。
孟子在当时应聘列国，车徒甚众，诸侯之廪饩甚丰。弟子彭更疑其过分，乃问说：“今有一介之士，周流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乘传而食于诸侯，岂不过于侈泰乎？”孟子晓他说：“君子之处世，其辞受取舍，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当得，则虽一箪之食，极其微细，亦不可受之于人，况传食乎？如道所当得，则虽虞舜以匹夫受尧之禅而有天下，亦不可以为泰。子岂以舜之受尧为泰耶？如不以舜为泰，则士之传食犹其小者，亦不可以泰视之矣。”夫尧、舜之授受，与士人之辞受不同。孟子特举其最大者，以明义之当否耳。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事，是事功。羡，是有余。梓匠，是木工。轮舆，是车工。
彭更对孟子说：“舜受天下于尧，此是他功德隆盛，天与人归，所以有此。吾所谓泰者，非谓是也。盖以一介之士，未事诸侯，上无功于国家，下无功于民庶，而偃然食人之食，略不辞让，则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为不可耳。”孟子晓之说：“子以士为无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试以农工之事观之。且如农人种粟、女子织布，各有所为之功，与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余补彼之不足，则农夫必有余粟，而不足于布；女子必有余布，而不足于粟，此势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于通融，则我之所不能为者，必待人为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车的轮人、舆人，虽一艺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于此，以先王之道莫大于仁义，而仁义之实不外于孝悌；二者独能入而孝亲、出而悌长，守先王仁义之道于当时，使异端不得淆乱；传先王仁义之道于后世，使后学有所师法，继往开来，有功于世道如此，不特一梓、匠、轮、舆之事也。乃反以为无功，而不得食于子，是何尊重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之士哉？知仁义之不可轻，则士之传食于诸侯，非无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彭更因孟子之诘，乃变其说以应之，说道：“吾非敢尊梓、匠、轮、舆而轻仁义之士也。诚以梓、匠、轮、舆乃技艺之流，原其本心，固将以艺求食耳，食之可也。若君子为仁义之道，其抱荷甚重，其期待甚高，岂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志非在食，而乃传食于诸侯，此吾所以谓之泰耳，岂可以梓、匠、轮、舆例论乎？”孟子折之，说：“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与人，何必问其志为哉？惟当计其功之多寡，以为廪饩之厚薄。其人果有功于子，于理当食，即当称其事以食之耳。然则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其功则可食也。如以其志而食之，是率天下而为利矣，岂尚贤论功之道哉？”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是墙壁之饰。
孟子承上文诘彭更说：“劳力者食于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问子：平时以食与人，果以其志在求食，遂食之乎？抑因其有功于子，乃食之乎？”彭更之辞已屈，又强应说：“食志。盖梓、匠、轮、舆之人，皆有求食之志，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与前所谓无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驰矣。故孟子又诘之，说：“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设使有人于此，毁败子之屋瓦，画坏子墙壁之饰，不但无功，而且有损于子；乃其人之志，却将以此求食，则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说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说：“毁瓦画墁，无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毁瓦画墁以无功不食，则子之食人原非为志，还是因其有功而后食之也。既曰食功，则有功于斯道者，亦在所当食矣。乃谓其无事而食，岂非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乎？”
夫孟子抱道德、言仁义，使其见用，必可以致帝王之盛治、开万世之太平，其功甚大也。战国之君，但知举尊贤之礼，而不能尽用贤之道，使其志不得行已，非孟子之初心矣。更也犹以泰议之，何其待君子之薄耶！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当时宋王偃尝灭滕，伐薛，败齐、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诸侯忌而伐之。故万章问孟子，说道：“宋，小国也，今兴问罪之师，伸弔伐之举，欲行王政于天下，亦可谓有志于复古者。奈齐、楚之君，皆恶而欲伐之。以无道而伐有道，曲直固有分矣。然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不知何如而后可乎？”万章之意，若谓行仁无救于成败，而欲问强国之术耳。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
葛，是国名。伯，是爵。放，是放纵。遗、饷，都是馈送。
孟子答万章说：“仁者无敌，王不待大。子岂以宋为小国，不足以行王政乎？试观成汤之事可见矣。昔成汤为诸侯时，居于亳邑，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祀先祖。汤使人问之说：‘国之大事在祀，尔为何不祀？’葛伯对说：‘祀必备物，吾为无以供牺牲也。’汤乃使人送与牛羊，以供其牺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说：‘牺牲既备，何为不祀？’葛伯对说：‘祀宜黍稷，吾为无以供粢盛也。’汤乃使亳邑之民往为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之不能耕者，往馈耕者之食。其厚于邻国如此。葛伯乃率其民，看有馈送酒食黍稻的，要而夺之；其不肯与的，从而杀之。有一童子，以黍、肉来饷，葛伯杀而夺取之。故《商书•仲虺之诰》曰：‘葛伯与饷者为仇。’即此杀童子而夺其黍肉之谓也。是汤固施仁于葛，而葛乃自绝于汤，弔伐之师，诚有不容已者矣。”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富，是利。匹夫匹妇，是指童子的父母。
孟子承上文说：“葛伯杀是馈饷之童子，则不惟绝邻国之好，而且戮无辜之民，其罪大矣！汤为是举兵而征之。四海之内，闻汤之征葛，都说道：‘汤之心非有所利于天下，只为童子以无辜见杀，其父母含冤无所控诉，故往征之，实为匹夫匹妇复仇耳。’盖惟成汤以弔民伐罪为心，故能取信于天下如此。”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弔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
载，是始。吊，是恤。徯，是待。
孟子承上文说：“当初成汤起兵征伐无道之国，自葛伯始。从此讨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则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之，说道：‘我等与彼国之民，都困于虐政，何不先来征我之国？’民之望汤来征，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夫军旅所至，未有不罢市而辍耕者。乃汤师之来，归市者不止，而商安于市；耕耘者弗变，而农安于野，只是诛戮那虐民之君，抚绥那受虐之民。所以王师一来，就如时雨之降一般，民皆幸其复苏，欢然大悦焉。《商书•仲虺之诰》述当时之民说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君来救久矣。我君既来，庶几其无罹暴虐之害乎！’观《书》中所言，则当时之民心可知，其已至而悦之深如此。夫成汤能行王政，大得民心，自能无敌于天下。岂尝闻大国有恶而伐之者？”
“‘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绥，是安。匪，是筐篚。玄黄，是玄色、黄色的币帛。绍，是继。休，是美。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辞。
孟子说：“行王政而王天下者，不独成汤，至于武王亦是如此。当纣之时，周家王业已盛，八百诸侯皆来归服。其中有助纣为恶而不为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东征以安之。惟此士女，都用筐篚盛着玄黄币帛而来迎，说道：‘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继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泽而见休美乎！’于是心悦诚服而归附于大邑周。其有位而为君子的，则以玄黄之币实于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为小人的，则盛着箪食壶浆以迎周之小人。这是为何？盖以商纣暴虐，民方陷于水火，武王兴兵征伐，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惟取其残民者诛之。除残之外，未尝妄有诛戮，故民怀其德，而以类相迎如此。其与成汤之时，民皆徯后来苏者，何以异哉？”
“《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太誓》，《周书》篇名。扬，是奋扬。凶残，指纣说。
孟子引《周书•太誓》篇所载武王誓众之词，说道：“我之威武奋扬，侵彼纣之疆界，声罪致讨，取彼凶残而戮之。虽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杀伐之功，因以张大。昔成汤尝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亦能取彼凶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岂不于汤有光乎？’是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未闻当时之大国有恶而伐之者也。”
“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承上文说：“成汤行王政，而徯后之民皆望汤以为之君；武王行王政，而见休之众皆望武王以为之君如此。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伯术服人，故见恶于大国云耳。苟能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若成汤弔民于大旱之后、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则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而有后我之怨、玄黄之迎矣。齐、楚虽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盖能行王政，则民心悦服，而无敌于天下；不能行王政，则民心不归，而受制于大国。然则人君欲自强者，亦在于行仁而已。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胜，是宋臣。傅，是教。咻，是喧哗。庄岳，是齐国里名。
当时，宋国之臣戴不胜者，素有志于正君，而未知荐贤为国之道，故孟子告之说：“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于当道？然涵养熏陶，非一日之功；维持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观子之事王，岂不欲使王之为善欤？然正君之道，子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且将学语一事来比方。假如有楚大夫于此，厌楚语为南蛮 舌之陋，而欲使其子学齐国之语，则将使齐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胜说：“欲学齐语，必使齐人教之耳。”孟子说：“学齐语而使齐人教之，诚是矣。倘使居荆楚之地，傅之者止一齐人，而朝夕喧哗咻之者有众楚人，则听闻不专，积习难变，虽日加鞭挞而求其子之齐语，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齐国，使居庄岳之间，且至数年之久，则所与居者皆齐人，所熟闻者皆齐语，必然化而为齐；虽日加鞭挞而求其子之楚语，亦不可得矣。”由楚大夫教子之事观之，则知人臣之欲正君者，必使直谅多闻之士常接于前，谗谄面谀之言不入于耳，然后可以熏陶德性，变化气质，将日进于善而不自知矣。若小人众而君子独，亦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贤臣。长幼卑尊，都是指在朝之臣说。
孟子告戴不胜说道：“子知学语者在于精专，则知正君者成于多助，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办也。今子谓‘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荐举于朝，使之居于王所，诚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群臣，长幼卑尊都似薛居州之贤，则所闻皆善言，所见皆善行，王虽欲为不善，其谁与之为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群臣，长幼卑尊都不似薛居州之贤，则善言不入于耳，善行不接于目，王虽欲为善，其谁与之为善乎？今尔之所举，惟一薛居州，而不如薛居州者甚众，这就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也。吾恐群邪必至于害正，孤忠不能以独立。虽有维持匡救之功，终是一暴十寒而已。即欲引君于善，其如宋王何哉？”故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必集众思，广忠益，使君之左右前后无非正人端士，而后君德可成也。若夫用贤之道，则又在人君之信任勿疑。苟谏不行，言不听，虽善士盈朝，亦何益之有哉？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
不为臣，是未曾出仕。段干木，是魏人。泄柳，是鲁人。已甚，是太过。迫，是求见之切。
孟子不肯往见诸侯，故公孙丑问说：“君子以济世安民为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见诸侯，不知果何义也？”孟子答说：“古之为士者，必委质为臣，有官守之责，则当奔走其职，以官而见。若未为臣，则无官守可召，无职事可见，惟当高尚其志，不见诸侯，此古之道也。然所谓不见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往见耳。若有尊贤下士之君，自来求见，则岂有终绝之理乎？昔魏文侯时，有个段干木，是未为臣的；文侯来求见他，乃逾墙而避去。鲁缪公时，有个泄柳，亦是未为臣的；缪公来求见他，乃闭门而不纳。二子之自处如此，是皆立己于太峻，拒人以太严，而为已甚之行者也。不知所贵于士者，岂必以隐为高、往而不返，然后为贤哉？惟君无下贤之诚，故士高不见之，节耳。今二君求见之意既如此其迫切，则二子见之，不为枉道，何必逾垣而避、闭门而不纳哉？是二子者，执礼义而失之太过，君子所不由也。”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
阳货，是鲁季氏家臣，僭为大夫者。欲见，是欲召见。瞰，是窥。亡，是出在外。先，是先来加礼。
孟子又引孔子之事以晓公孙丑，说道：“昔鲁国有阳货者，尝慕孔子之道德，而妄自尊大，意欲召之来见；又恐人说他见贤无礼，乃欲以术致之。他知道《礼经》上说：‘大夫有所赐于士，士在家拜受则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于家，必亲往拜谢于大夫之门。’惟时阳货正僭为大夫，孔子为士。因使人探看孔子出外之时，将蒸豚馈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于家，必然往拜其门，可乘此以相见也。孔子虽不逆诈，亦不堕其术中。也探看阳货外出之时，乃往拜之。既答其礼，又不使他得见，可谓曲而尽矣。夫阳货虽非可见之人，然亦有愿见之意，孔子如何终不见之？盖只为当时阳货欲用术以致孔子之见，而不肯先来加礼故耳。若当是时，阳货真能下贤，先加就见之礼，如文侯之于段干木、缪公之于泄柳，则孔子非绝人于太甚者，岂得瞰亡以往，而终不见之哉？盖孔子不当见而不见，与段干木、泄柳之为已甚者不同，此所以为礼义之中正也。”
“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胁肩，是耸起两肩。谄笑，是强为欢笑。都是勉强媚人的模样。病，是劳。夏畦，是夏月治畦的人。赧赧，是心惭面赤的模样。
孟子说：“礼义者，立身之大闲；污贱者，士人之深耻。尝闻曾子说：‘今有一等人，见人不大礼貌，他乃胁肩谄笑以求媚悦，这等作伪的情状，不胜劳苦，比那暑月治畦的人更甚。’这是极鄙之之辞。子路说：‘凡人彼此契合，方可与之谈论。若素日无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强与之言，却心惭面赤，赧赧然若无所容的模样。这等人品，非由所知矣。’这是极恶之之辞。夫由此二子之言观之，他既痛恶这等的人，决不肯干这等的事，其胸中涵养，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设使诸侯未曾先来加礼，欲要二子去俯首求容，强颜求合，断然不为矣。此可见不为臣不见者，乃士人守身之常法。若世有下贤之君，固不当绝人于已甚，如段干木、泄柳之所为。世无下贤之君，亦必不肯屈己以求容，为曾子、子路之讥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税。已，是止。攘，是物自来而取之。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决，乃问孟子，说道：“古时井田之法，什而取一，近乃有厚敛于民者矣。古时关市之法，讥而不征，近乃有并征其货者矣。先王之良法无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国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复那什一之旧，去那关市之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吾愿治之本心也。但积习已久，难以骤更；国用所需，未能顿革。目前且把这两件稍从轻减，待至明年，然后尽罢今之弊政，复行古之良法，夫子以为何如？”孟子告之说：“为政在于力行，知过贵于速改。子既有志于革弊，而曰‘姑待来年’，是何异于攘鸡者乎？今有人于此，日日攘取邻家之鸡。或告之说：‘攘取邻鸡，苟得无耻，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说道：‘子言诚是！只是我一时便止不得，请暂且减损，每月止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这等的人，谓之能改过迁善，可乎？今宋之攘取其民，犹攘鸡之不义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当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早受一日之赐，何故等待来年，如所谓月攘一鸡者哉？”盖为政本以为民，有利于民，则宜速为；有害于民，则宜速去。若曰姑待来年，则必因循怠废，日复一日，终于不能革矣，岂更化善治之道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
当时杨、墨之言充满天下，孟子欲防卫吾道，不得不辞而辟之，故有疑其好辩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问说：“夫子一言一论，必皆有为而发。然今在外之人，皆说夫子好为辩论，以求胜于人，是必有故矣。敢问夫子何为如此？”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岂不欲与之相忘于无言？然义理有当发明，事势有当救正，虽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于今日，岂故好为辩说，哓哓然与人争论哉？乃有不得已于言者耳。所以不得已，为何？盖自上古以来，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气化人事，相为循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其气化盛，人事得，则天下为之一治；及其气化衰，人事失，则天下为之一乱。反复相寻，未有常治而不乱者，其势然也。”夫由治而之乱，虽圣贤不能止其来。然拨乱而反治，在圣贤岂得辞其责？故虽至艰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为者，而况于言乎？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泛滥，是水流横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为居。营窟，是掘地而处。洚水，是无涯之水。菹，是水泽生草之处。江、淮、河、汉，是四水名。险阻，即指洚水说。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一治一乱者，何以征之？昔当帝尧在位之时，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致横溢弥漫，遍于中国；况平陆之地，皆为蛇龙所居。天下人民，无有定止。地势卑的，则架木为巢以居；地势高的，则掘地为窟以处，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书》上说：‘洚水警予。’言此洪洞无涯之水，乃是天降灾异以示儆戒。所谓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时气化乖沴，害及生民，便是一乱。于是帝尧忧之，举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责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归，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将这泛滥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横决；以蛇龙之性必有所居，于是驱逐蛇龙，放之菹泽之地，而不使其盘踞。水既归海，则下流不壅，得以顺其轨道而行于地中，即今江、淮、河、汉之水是也。此时水患尽平，险阻既远，不但蛇龙已归菹泽，不为民害；而凡鸟兽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后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为巢，上者不必为窟，举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乐生之愿矣，岂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观之，可见水旱之灾，虽圣世不能免。惟当时为君者儆惧于上，为臣者勤劳于下，故能挽回气运，转乱而为治如此。然则救灾拯溺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宫室，指民居说。园囿、汙池，是君上游观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泽，是聚水之处。
孟子承上文说：“当尧、舜之时，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尧、舜既没，圣人仁民爱物之政，湮灭无存。历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继而起，都要侈于自奉，不顾民生休戚。将百姓所居之室毁坏以为池沼，使之无所安息；将百姓所耕之田荒弃以为园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兴，风俗日坏。其在下之臣民，又肆为邪诐之说、暴慢之行，而害人者众矣。且田土弃为园囿，宫室坏为汙池，则凡生民之所聚者，皆化为水草之区。沛泽日多，禽兽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于商纣之身，愈为不道，毒痡四海，而天下又大乱焉。乱极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气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奄，是东方国名。是飞廉，是纣之幸臣。丕，是大。谟，是谋。烈，是功烈。咸正无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当纣之时，天下大乱。于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为之辅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讨，以诛独夫之纣。又以奄国之君助纣为虐于外，则兴师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诛戮；又以幸臣飞廉助纣为虐于内，则驱之于海隅而戮之；又灭纣之恶党五十余国，而后人害以息。且驱其园囿之中所畜猛兽，如虎、豹、犀、象，皆使之远去，而物害以消。当时天下之民，苦于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圣王之泽，莫不欢欣鼓舞，交相庆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书•君牙》篇说道：‘丕显哉！文王创业之谟；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开迪我后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尽善尽美，而无一毫之亏缺也。’盖周公于治定功成之后，制礼作乐，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业，不由此而兴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有作”的“有”字，与“又”字同。
孟子承上文说：“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天下已治。及传世既久，至平王东迁之后，国运渐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于是纪纲紊乱，风俗陵夷，邪说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无道之极，至于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灭绝，彝伦攸 如此，是世之一大乱也。孔子生当其时，既不得君师之位，操赏罚之权，以施其拨乱反正之术，甚为世道人心忧惧，乃假《鲁史》旧文作为《春秋》之书，以教后世。这《春秋》所载，皆王者惇典庸礼、命德讨罪之法。如为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赏；为恶者贬，是法之所必罚：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说：‘《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谓其以片言之间，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伦大明于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谓其以匹夫之贱，而假天子之权，使黜陟赏罚之柄托于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则此书之作，使君子有所劝而为善，则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惧而不为恶，则罪我亦所不辞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虽不得兴治道于一时，而使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岂非天下之一治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圣王，指尧、舜、文、武说。处士，是未仕的人。横议，是肆为议论。
孟子承上文说：“自上古以来，治乱相寻，大略如此。至于今日，则尤有可惧者。盖圣王不作，为日已久；列国诸侯，力政相争，而放恣于法纪之外。于是异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学横议于其间，如杨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杨朱、墨翟之说，布满天下；天下之论学术者，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而去圣人之道远矣。夫杨氏之言，主于为我，自一身之外，治乱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则天下国家谁与共理？是无君也。墨氏之言，主于兼爱，视天下之人，远近亲疏曾无差等。如此，则天性至亲何异路人？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与禽兽何异？横议惑人，一至于此，其害可胜言哉！昔公明仪曾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原是有为而发。乃今观杨、墨之害，则有甚于此者。盖以仁事亲，以义事君，本万世不易之道。自尧、舜以来，传之孔子，而杨、墨以无君无父之教乱之。使杨、墨之道流而不息，则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说诬惑人心，而充满天下，以蔽塞仁义也。仁义蔽塞，则人皆无父无君，陷于禽兽。是杨、墨倡禽兽之教以坏人心，即所谓率兽食人者，其祸至于人相残食，而乱臣贼子之祸，接迹于天下矣。其为生民之乱，岂特如春秋之时而已耶？”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闲，是卫。先圣，指孔子说。距，是绝。放，是驱而远之。淫辞、邪说，都指杨、墨之言说。
孟子既推异端之害，遂以卫道自任，说：“杨、墨祸流之深如此，吾为天下忧之，思欲防卫先圣仁义之道，使之著明于世，不为异端所塞。故于杨、墨之学，则深距而痛绝之，以放斥其淫荡无归之辞，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其为非，而邪诐之说不得复起以诬民，此所以卫道也。盖邪说之作，虽发于言论，实本于心术。既作于其心，则见之一身，凡举止应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于事矣。既害于其事，则措之天下，凡纪纲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于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虽圣人复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则圣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乱又何时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大抵异端之害，在于学术之偏，而其本始于心术。心术既坏，则发为言语，皆淫邪之辞；施为政事，皆偏私之举，而天下之乱实基于是矣。孟子之辟杨、墨，正为此也。挽回世道者，当以正人心为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抑，是止。兼，是并。膺，是击。惩，是创。
孟子既叙三代圣人维世之功，乃总结说道：“由往古之事观之，可见治乱相寻，固有定数。而维持救正，则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则能拯民之灾，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则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之书，则明大义于当时，垂法戒于来世，而乱臣贼子有所畏而不敢为恶：是自生民以来，天下所以乱而复治者，皆三圣之功也。况今杨、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兽之灾，盖有惨于夷狄乱贼之祸者。《诗经•鲁颂》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是说周公于戎狄、荆舒之国，膺击惩创，使之畏威从化，莫敢拒违。圣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严如此。今杨、墨之教，无父无君，坏乱纲常，与戎狄无异，正周公之所击而远之者也。有世教之责者，岂可坐视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邪说三句，都指杨、墨说。诐，是偏僻。淫，是浮荡。三圣，即大禹、周公、孔子。
孟子承上文说：“大禹、周公、孔子拨乱之功如此，皆其责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于杨、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则有负于三圣矣。故当此之时，亦欲讲明仁义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杨墨之邪说，拒绝其偏僻之行，摈斥其浮荡之辞。如此者，正以承三圣之功，拨乱世而反之正也。然则予之丁宁反覆而不免于多言者，岂好辩哉？邪说之横流方炽，则斥之不容不严；人心之蔽锢已深，则启之不容不力，诚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能立为言论，以距杨、墨之说，而斥其‘为我’、‘兼爱’之非者，虽其学之所造未必有得，然能辟邪崇正、以闲先圣之道，则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可见异端之教，人人得而辟之，况予有世道之责者，岂得以好辩自嫌而遂已于言耶？外人之论，可谓不谅予心者矣。”
夫当时纵横、名、法之学害圣人之道者，不知其几。而孟子独辟杨、墨者，盖百家之言，害在政治，浅而易见；杨、墨之说，害在心术，深而难知。使非孟子极力辟之，则世道之沦溺，亦不知其所止矣。后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谓此也。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匡章、陈仲子，都是齐人。於陵，是地名。螬，是蛴螬，食果的虫。匍匐，是无力难行的模样。将，是取。咽，是吞。巨擘，是手中大指。
匡章问孟子说：“廉乃士人之美节。然或有外面矫饰，不由中出者；原因贫贱，强自谨守者：这都不是真廉。若仲子之在齐，岂不真廉士哉！盖仲子生富贵之家，而甘处淡泊，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于三日不食，耳无所闻，目无所见。这等样穷苦，未尝求食于人。适然井上有李，螬食其实者已过半矣，这是人之所弃的，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间，然后耳复有闻，目复有见。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夫欲洁其身，而至于不顾其生，岂不诚廉士哉？”孟子晓之说：“当今齐国之士，溺富贵而贪功利者甚多。仲子独以穷约自守，而不溺于流俗，譬如众小指中之大指，吾必以仲子为齐士之巨擘矣。然仲子虽贤，而所守之操，未免有过中失正、不近人情者，仲子亦恶能自遂其廉哉？盖士君子之处世，当居而居，当食而食，惟义所在，不肯苟取，这便是廉，非一无所取之谓也。仲子析义不精，而务为矫激，据他这等的操守，仲子亦必有窒碍而难充者。若要充之以至于尽，除非是似那蚯蚓，一无所求于世而后可也。仲子亦人耳，必不能无居，不能无食，又恶能充其操哉？不能充其操，则亦不得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干土。黄泉，是浊水。树，是种。
孟子说：“吾谓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后可者，为何？盖蚯蚓之为物，上边只吃些干土，不待人而后食；下边只饮些浊水，不待人而后饮：这等才一无所求。若人生世间，岂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筑；食必以粟，粟必待人而种，这居、食之所从来，岂能逆料其义与不义乎？且今天下之言义者必归之伯夷，言不义者必归之盗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筑乎？抑亦贪如盗跖者之所筑乎？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种乎？抑亦贪如盗跖者之所种乎？如其义即为伯夷，如其不义即为盗跖，其所从来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无居无食，而又能必其皆出于伯夷，然则仲子亦恶能成其为廉哉？故欲充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后可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 ，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曰：‘恶用是 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之肉也。’出而哇之。
辟，是绩。纑，是练麻。世家，是世卿之家。盖，是邑名。频顣，是皱眉不悦的模样。鶂鶂，是鹅声。哇，是吐。
匡章对孟子说：“仲子之居食，虽所从来未必尽出于伯夷，是亦何伤其廉洁哉？盖人之处世，只要自己能安贫守约，不取诸人，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亲身织屦、妻子绩麻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不义而取诸人者，岂必出自伯夷然后为廉哉？”孟子晓之说：“尔谓仲子自食其力，遂以为廉乎？不知处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盖仲子素非贫贱之人，乃是齐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于盖，见有万钟之禄，即使同居共食，谁曰不义？仲子顾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屑于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屑于居也。乃避其兄，离其母，挈妻子而处於陵之地。其于天性之亲，亦既薄矣。及他日归家，偶有馈其兄生鹅者，是亦交际的常礼，岂便是不义？乃频 而言，指其生鹅说：‘这 乃不义之物，要他何用？’又他日归家，其母亲杀是鹅与仲子食之。其兄适自外至，见而讥之，说：‘尔所食的，乃向日所馈 之肉也。’仲子一闻兄言，竟出而吐之。仲子所为，其不尽人情如此。夫圣贤所谓廉者，不违亲，不绝俗，未有离人类而自为一道者。仲子欲成一己之小节，而遂废母子、兄弟之大伦。即使能充其操，犹不足道也，况有不能自充其操者乎？”
“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孟子既述陈仲子之事，遂总断之，说：“人生世间，岂能无食无居？至于母之食、兄之居，则尤天性至亲，不待外求者，即食之居之，谁曰不义？今仲子则不然，以母之食，则以为不义而不食；以妻之辟 所易者，则又从而食之。以兄之居，则以为不义而不居；以於陵之居，则又从而居之。此何为者哉？夫以母之食为不义，则凡食之类皆无有义而可食者矣。以兄之居为不义，则凡居之类皆无有义而可居者矣。仲子舍此而取彼，是尚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类也乎？不能充其类，则必不能充其操矣。吾故谓仲子之操，必似那食槁壤、饮黄泉的蚯蚓，然后可以无求自足，而能充满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仲子固禀天地之性而为人者，顾可同于蚯蚓乎？”
大抵君子制行，自有中道。如其非义，虽一介不可苟取；如其义，虽万钟有所不辞。况夫生人之伦莫大于母子兄弟。必避兄离母而后可以为廉，则弃人伦、灭天理，廉不可一日有矣。此学术邪正之辩，故孟子辟之不得不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