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第十一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先进、后进，譬如说前辈、后辈。礼乐，不专是仪节声容，凡人之言、动、交际，与施之政治者，但敬处都是礼，和处都是乐。野人，是村野的人，言其朴陋也。君子，是贤士大夫之美称。用之，是用礼乐。
孔子说：“礼乐贵于得中，但世道既殊，而人之习尚亦异。由今日观之，前辈之于礼乐，专尚简质，不事浮华，恂恂然却似郊外野人的模样，何其朴也。后辈之于礼乐，威仪习熟，文采可观，彬彬然却似贤人君子的气象，何其美也。今时之人，固皆愿为君子，而不屑为野人矣。若我之用礼乐则不然。盖前辈的人，存心淳厚，行事质实，与浮薄虚夸的不同。我今但欲反薄归厚，敛华就实，一一依着前辈的规模，虽冒野人之名，有所不恤也。”盖周末文胜，古道寝薄，孔子伤今思古，欲损过以就中，故其言如此。其后汉儒董仲舒劝武帝损周之文，用夏之忠，亦是此意。故人君之治天下，若能因时救敝，返朴还淳，行政则敦本实而不为虚文，用人则重老成而不取浮薄，庶几先进之风可追，而先王之治可复矣。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从，是随从。陈、蔡，是二国名。
昔楚昭王聘孔子，欲委之以国政，孔子往应其聘。行到陈、蔡二国之间，那时二国大夫谋说：“楚用孔子，必然强大，不利于我小国，不如阻绝了他。”乃发兵围困孔子，至有绝粮之厄。其后孔子还归鲁国，追思前事，因发叹说：“我当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我者。至于今日，或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国，不但有隐显之异，亦且有存没之殊，皆不在吾门矣。”盖以其相从于患难之中，故念之而不忘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颜渊以下十人，都是孔子弟子。门人因孔子追思陈、蔡诸贤，遂详记之说道：“当时从夫子于陈、蔡者，都是师门高弟，各有所长。有践履笃实，长于德行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有应对明敏，长于言语的，是宰我、子贡；有才识疏通，长于政事的，是冉有、季路；有闻见博洽，长于文学的，是子游、子夏。此皆平时受教于门墙，相从于患难者也。”然观此四科之目，则夫子之因材造就，亦可见矣。使得邦家而治之，则随才授任，必有可观，惜乎其终不遇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助我，是有益于我，譬如帮助的一般。说，是喜悦。
孔子说：“门弟子于问辩之际，常有发吾之所未发者，是有助于我矣。若颜回，则非助我者也。何也？人必疑而后有所问，问而后有所发。回也，于凡吾之所言，无不契合于心，欣然领受而无疑。夫既无所疑，自无所问，又安得有助于我哉？”盖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融，有非群弟子所可及者，夫子盖深喜之，故抑扬其词以称之如此。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骞，是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骞。昆弟，是兄弟。
孔子说：“百行莫大于孝，然而能尽孝道者鲜矣。以今观之，孝哉其闵子骞乎？”盖凡人之孝，见称于父母兄弟者有矣，然或溺于爱、蔽于私，而外人未必以为然也。今闵子骞之孝，不独父母兄弟称之，而外人亦皆称之，初无异于其父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实，积于中而著于外，何以得此乎？此闵子骞所以为纯孝也。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三复，是再三反复，佩服不忘之意。白圭，是《诗经》篇中的说话。其诗说：“白圭若玷缺了，尚可磨得；若言语差了，则不可追悔矣。”乃是要谨言的意思。子，是女子。妻，是为之妻。
门人记说：南容之为人，常再三反复佩服白圭之诗而不忘，盖深有意于谨言也。夫惟君子为能谨言，南容之欲谨言如此，可谓君子矣。故孔子以兄之女而为之妻，盖择配而取其贤也。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路，是颜渊之父。椁，是外棺。鲤，是孔子之子孔鲤。徒行，是步行。孔子尝为大夫，与闻国政，其曰“从大夫之后”，是谦词。
昔颜渊死，其父颜路以贫不能具葬，乃请孔子所乘之车，欲卖之以买椁。孔子答说：“人之生子，虽有贤愚不等，然以其父视之，都谓之子，其恩爱之情，初未尝异也。孔鲤固不及颜渊之才，然亦吾之子耳。当初死时，也只有棺而无椁，吾未尝徒步而行，为之卖车买椁。岂吾爱子之情，独异于汝乎？盖以吾尝受命鲁君，从大夫之后，体统有在，不当舍车而徒行故也。昔吾既不为孔鲤而舍车，今岂得为颜渊而舍车乎？”夫颜渊死，孔子至有丧予之叹，岂吝一车而不以周之乎？盖义有所不可故耳。此可以观圣人之用情矣。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噫，是伤痛声。
昔者颜渊死，夫子伤痛叹息说道：“吾之道，实赖颜回以传。今颜回死，则吾身虽存，而道已无传，就如丧了的一般。是天之丧予也！是天之丧予也！”重言以发叹，盖深惜之也。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恸，是哀之过。夫人，是说此人，即指颜渊也。
昔颜渊死，夫子哭之而过于哀，门人之从夫子者说：“夫子之哭恸矣。”欲其节哀也。是时夫子哀伤之至，殊不自知，乃问说：“果有恸乎？即有恸也，乃亦理所宜然者。吾非为此人恸，而更为谁人恸乎？”明其哭颜渊非他人比也。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门人，是孔门弟子。二三子，即指门人说。
昔颜渊既没，其家甚贫，不能具葬事，于是孔门弟子以朋友之义，欲相与厚葬之。孔子止之说：“不可。”盖丧具称家之有无，若贫而厚葬，则无财而强以为悦，非礼之当然也。门人不听孔子之言，竟厚葬之。孔子责之说：“颜回虽我之门人，然平日与我恩义兼尽，视我如父一般。我今日乃不得视之如子一般。盖鲤也死，衣衾棺椁，事事合礼，于心无有不安。今回之葬，则不合于礼，不安于心矣。是吾不得以视鲤者而视回也。然此非我之所为，乃二三子自为之耳。其以非礼处回，而使之不安于地下者，是谁之过欤？”盖以深责门人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即是子路。事鬼神，是所以奉祭祀之道。
季路问说：“鬼神者，人之所当事，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孔子答说：“明则为人，幽则为鬼。若未能事人，而得父兄长上之欢心，又安能事鬼，而使之来格来享乎？汝当先求尽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季路又问说：“死者，人之所必有，不知其道何如？”孔子答说：“人必有生而后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终而知所以死乎？汝当先求知其所以生者可也。”然事人之道，即是事鬼之道，不过一诚之感通而已；生之理，即是死之理，不过一气之聚散而已。果能明所以事人之道，则事神者可以兼举；果能尽所以有生之理，则全归者可以无愧。是夫子虽不明言以告子路，实所以深告之也。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侍侧，是侍立于旁。訚訚，是和悦而又正直的模样。行行，是强勇的模样。侃侃，是刚直的模样。不得其死，是不得正命而死。
门人记说：昔闵子骞侍立于夫子之旁，其气象则外和内刚，德器深厚，但见其訚訚如也。子路的气象，则多强勇而少含蓄，但见其行行如也。冉有、子贡的气象，则和顺不足，而刚直有余，但见其侃侃如也。四子气象虽不同，然皆禀刚明正直之资，而绝无阴邪柔暗之病。这等的人，熏陶造就，将来皆可以副传道之寄，而入于圣贤之域者。故夫子见之欣然而乐，盖喜其得英才而教育之也。然四子之中，惟子路过于刚强，有取祸之理。夫子亦尝警之说道：“我看仲由的气象，却似不得正命而死的一般。若能克其气质之偏，则庶乎可以免祸矣。”其后子路死于孔悝之难，果如孔子之言。此可以见圣人知人之哲矣。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为，是兴造。长府，是藏货财的府库。仍，是因。贯，是事。夫人，指闵子骞说。中，是当于理。
昔鲁国有藏货财的长府，鲁人要将旧制拆毁，重新改造一番。闵子骞见其事在得已，乃婉词以劝之说道：“这长府之设，相沿已久，未至大坏。且只因其旧制，稍加修整，以藏货财，似亦无不可者。何必创新改造，而为此劳费之事乎？”闵子之言，其意甚善，故孔子闻而喜之，乃称美说道：“此人不言则已，言则必当于理。”盖治国以节用爱人为要，而土木之工，乃劳民伤财之大者，苟非甚不得已，不可兴也。长府之作，本事之可已者，使鲁之君臣因其言而止之，一可以省费，二可以恤民，三可以昭恭俭之德，其为益也不亦大乎？所以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之称闵子者，所以警鲁人也。夫府库乃国家规制之当备者，在圣贤犹以为可省，况为寝宫、瑶台、芳林、别苑而纵游佚之欲者乎？有国家者，可以深长思矣。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瑟，是乐器。古之为士者，无故不去琴瑟，所以养性情也。奚字，解作何字。堂，是厅堂。室，是房室。
昔子路好勇，故其鼓瑟常有北鄙杀伐之声。孔子闻而儆之说：“吾之教人，以变化气质、涵养德性为要。而乐之为道，审声可以知人。今听由之瑟声如此，则其气质未变，德性未纯可知。何为而鼓瑟于我之门乎？”孔子此言，盖欲子路深自警省，以克其刚勇之偏，非遽绝之也。门人闻孔子之言，乃遂不敬子路。孔子晓之说：“汝等岂以仲由为不足敬耶？凡人之学识，其正大高明的去处，譬如厅堂一般；其精微深邃的去处，譬如房屋一般。今由之学识，已造于高明之域，而未入于精微之奥，就似人已升到厅堂，但未入于房室耳。使能勉力进修，所至固不可量，安可以是而遽轻忽之哉？”然观孔门入室之徒，自颜、曾之外，盖亦无几。以是知圣学精微之奥，诚未易窥，而人既知所趋向，又不可不勉其所未至也。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子贡问于孔子说：“门弟子中，若颛孙师、卜商者，二人所造，果谁为贤？”孔子答说：“师也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其学每至于太过；商也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其学每失之不及，是二人之所造也。”子贡不达过与不及之义，乃问说：“师既是过，商既是不及，然则师固胜于商欤？”孔子答说：“不然。道以中庸为至，不及的固不是中道，那太过的也不是中道，是太过也与不及的一般。若能各矫其偏，固皆可至于中，不然，则其失均耳。吾未见师之胜于商也。”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聚敛，是多方征敛，以取民财。附益，是增加的意思。非吾徒，是说不是我的门人，绝之之词也。小子，指门人说。鸣鼓而攻之，是齐声攻击其过失。
古之圣人有周公者，亲则成王之叔父，尊则天子之冢宰，又有安定社稷之功，食禄最多，赏赉最厚，其富乃分所当然也。季氏以鲁国之卿，而其富乃过于周公，则必有攘夺公家、刻剥小民之事。为家臣者，从而匡救其恶可也。冉求为季氏家臣，不惟不能匡救，又为之设法征求，多方聚敛，以增益其富，其党恶害民甚矣。故孔子绝之说道：“若冉求者，非我之门人也。盖我以仁义道德为教，则凡为吾徒者，皆当以直道事人，而不为阿谀；以惠政养民，而不为掊克。今求乃党恶害民，得罪于名教，则岂吾之门人乎？汝等小子与之同学，有过失相规之义，须明正其罪，齐声以攻击之，使知省改可也。”夫人之为恶，若党与不众，则其为害犹小，惟夫身据权要，而人又从而附丽之，则其虐焰滋甚，不可扑灭。故圣人于党恶之人，拒绝之严如此。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柴，是高柴；参，是曾参；师，是颛孙师；由，是仲由，都是孔子弟子。愚，是明智不足。鲁，是迟钝。辟，是务外少诚。喭，是粗俗。
昔圣门教人，专以变化气质为先，故孔子各举四子气质之偏而教之说：“高柴为人，谨厚有余，而明智不足，是其愚也。曾参迟钝而少警敏，是其鲁也。颛孙师务为容止，而少至诚恻怛之意，是其辟也。仲由粗鄙凡陋，而少温润文雅之美，是其喭也。”愚与鲁者，必须充之以学问；辟者，必须本之以忠信；喭者，必须文之以礼乐，然后可进于圣人之道。不然，亦卒偏而不得其中矣。可不知所自励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庶，是相近的意思。屡，是数。空，是匮乏。不受命，是不安于天命。货殖，是生聚货财。亿，是度。中，是得其理。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以贫乏累其心，则立志不高，信道不笃，其去道也远矣。惟颜回以明睿之资，务深潜之学，其于道盖庶几相近矣乎。盖常人在贫困之中，有不堪其忧者，而回则处之泰然。其家数至匮乏，一无所有，初不改其所性之乐焉。是其所见者大，所得者深，骎骎乎与道为一矣。若端木赐之为人则不然。贫富自有定命，不容强求者也。彼则不肯安受天命，而务欲生财以致富，其不如回之安贫乐道多矣。然才识明敏，其亿度事情，每每切中，如其所料，则亦有过人者。使由此而充之，亦可以进于道矣。此二子之优劣也。”夫颜渊亚圣，而孔子特称其屡空；子贡高才，而孔子犹讥其货殖。则洁廉自守之士，与嗜利无耻之人，岂可同日而语哉！用人者当知所辨矣。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践，是践履。迹，是圣贤之成法。入室，是造乎精微之域，譬如入于室内一般。
子张问于孔子说：“世有一等自然有善而无恶的人，其所行何如？”孔子答说：“善人者，质美而未学者也。惟其质美，故生来暗与道合，虽不必循途守辙以践圣贤之成法，而自不至于为恶。惟其未学，故亦不能涵养扩充，以造乎精微之域，而入圣人之室也。”夫其不践迹而自不为恶，此善人之所以为善人；不践迹而亦不能入室，此善人之所以止于善人也。然则夫人岂可徒恃其生质之美，而不加学问之功哉！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论，如论官论才之“论”。笃，是笃实。与，是许可的意思。君子，是有德的人。色庄，是内无实德，矜饰外貌的小人。
孔子说：“忠信之人，可以学道。故器质之敦笃而不虚华，朴实而无文饰者，乃君子之所与也。然人藏其心，情伪难测，外貌未足以尽人也。若不加深察，只论人于容貌词气之间，见以为笃实而遽许之，则斯人也，其果表里相符，而为有德之君子乎？抑亦矫饰外貌，假做个老实的模样，而为色庄者乎？使其为君子之人，则与之诚是也。若是个色庄之人，而亦与之，不几于失人乎？”然知人实难。以帝尧之圣，而犹见欺于象恭之共工，况其他乎？夫子之言，盖有所感也。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诸，是语词。求也退，这“退”字是怯弱的意思。故退之，这“退”字是裁抑的意思。兼人，是胜过乎人。
昔子路问于孔子说：“由尝闻道而患于未之能行也，自今一有所闻，即断然行之，可乎？”孔子答说：“闻义固当勇为，然父兄在上，有不得以自专者，若不禀命而行，则反伤于义矣。如何可以闻斯行之乎？”冉有问说：“求尝悦道而患于力之不足也，自今但有所闻，即勉而行之，可乎？”孔子答说：“学莫贵于力行。若见义不为，是无勇矣。汝其闻斯行之乎。”公西华疑而问说：“由也问‘闻斯行诸’？夫子告他说‘有父兄在’，则既以禀命为恭。及求也问‘闻斯行诸’？夫子又告他说‘闻斯行之’，则又以必行为是。由、求之问本同，而夫子之答迥异如此。赤也不能无惑，敢问其说如何？”孔子答说：“人之材质不同，教人者，当因材而造就之，不可执一也。冉求是个怯弱的人，凡事每逡巡畏缩不肯前进，故我告以‘闻斯行之’，使知勇往力行，以变其柔懦之习，所以引其不及而归之中也。仲由是个刚强的人，凡事都径情直遂，只要胜过乎人。故我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安分循理，不流于妄动之失，所以抑其太过而归之中也。其问同而答异者以此，汝何疑之有哉？”
按《洪范》有云：“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沉潜而治之以刚，即所谓退而进之者也。高明而治之以柔，即所谓兼人而退之者也。可见圣人立教，与帝王出治，其斟酌化裁，操纵阖辟，皆不出此二者，所以能甄陶一世，而尽君师治教之责也。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畏，是恐惧。后，是相失在后。
昔孔子被围于匡而有畏心，一时仓卒。遇难之际，颜渊偶相失在后。方其相失之时，夫子惧其为匡人所害，心正悬虑，及其至也，不胜其喜幸之意，乃迎而谓之说：“吾只以汝为死矣。今乃幸而无恙乎？”颜渊对说：“回于夫子，分则师生，恩犹父子，生死患难，相与共之者也。若夫子不幸而遇难，回必不爱其生，捐躯以赴之矣。今夫子既喜得以保全，回亦何敢轻于赴斗，以犯匡人之锋而死乎？”于此不独见其师生相与，恩谊甚深，抑且死生在前，审处不苟。盖由平日涵养纯粹，见理分明故耳。所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若颜渊者，真其人矣。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季子然，是季孙意如之子。异，是非常。不可，是君不信从。止，是去位。具臣，是备数为臣，无可称述的意思。
昔仲由、冉求为季氏家臣，故季子然问于孔子说：“臣一也，然有大臣，有小臣，职任既有崇卑，则其称之亦有难易。夫子之门人，若仲由、冉求者，其德器才识，可以谓之大臣与？”盖夸二子之贤，以见季氏之得人也。然季氏乃僭窃之臣，由、求既不能谏，又不能去，正孔子之所深恶者，故答之说：“汝之问我，我以为必有非常之事与非常之人。乃今以由、求二子为问，则汝之问亦卑矣。且汝以由、求为大臣，是岂知大臣之道乎？盖所谓大臣者，乃君德成败之所关，国家安危之所系，其责任隆重，与群臣不同。若只是阿意曲从，不顾道理，与夫贪位慕禄，不识进退，则何以成就君德，表率百僚？必须学术纯明，忠诚恳至，凡事都以道理辅佐其君。如君之所行有合道理的，便为之赞助于中，为之宣布于外，以成其美。如君之所行有不合道理的，便为之正言匡救，为之尽力扶持，以补其阙，必欲引其君于当道而已。若使君不向道，而吾之言或不从，谏或不听，则虽居官食禄亦是尸位素餐，便当引过自归，奉身而退，必不可枉道以辱其身也。盖大臣以正君为职，故志在必行；以旷职为耻，故身在必退，其道固当如此。今由、求之为家臣，既不能直道事人，以尽责难陈善之忠；又不能安分知止，以全难进易退之节，是乃备数为臣者耳，何足道哉！”夫子之轻由、求，所以抑季然也。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季子然又问说：“由、求既不可以为大臣，则凡事只听命于所事，唯唯诺诺，而无所是非者与？”孔子答说：“由、求虽不知大臣之道，然君臣之义，明白易见者，彼亦晓然知之。至于弑父与君，大逆无道之事，必不肯党恶以从人也。”盖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以为羽翼，故孔子阴折其心如此。此可见天下有大臣、有具臣、有乱臣，若人君能尊德乐道，则大臣得以尽其忠；能随材器使，则具臣得以勉其职；能防微杜渐，则乱臣无所容其奸。此又明主所当加意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羔，是高柴的字。宰，是邑宰。贼，是害。夫人之子，就指子羔说。佞，是强辩饰非。
昔子路为季氏宰，因欲举子羔为费邑之宰，孔子责之说：“凡人学优斯可以登仕，明体乃足以适用。今子羔资质虽美，而所学尚浅。若遽使为宰，则内有妨于修己，而学问无由以成；外有妨于治人，而功业必不能就。这不是爱他，实所以害之也，如之何其可乎？”子路因夫子之责，乃不自以为过，又强词以应之说道：“费邑之中，有民人焉，所当治也；有社稷焉，所当事也。若于民人而求所以治民之理，于社稷而尽所以事神之道，这便是学了，何必读书，拘拘于章句之末，然后谓之学耶？”夫治民事神，固学者事，要必学之已成，然后可仕以行其学。若初未尝学，而使之即仕以为学，则道理不明，施为欠当，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几稀矣。子路此言，非其本意，但不肯自认己错，而取辩于口给以御人耳。夫子乃直言以责之说：“我平日所以恶那佞口的人，正谓其不论理之是非，而惟逞口辩以求胜耳。由也自今可不戒哉！”夫漆雕开必已信而后仕，则夫子喜之；子路于未学而使仕，则夫子责之。可见出治有本，务学为先。凡有天下国家之责者，其职任愈大，则其学当愈充；其关系愈重，则其学当愈勤，诚不可一时而少闲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曾皙，名点，是曾参之父。
v门人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一日侍坐于夫子之侧，夫子欲使尽言以观其志，乃先开诱之说：“人情若拘于少长之分，则心生严畏，意不展舒，虽欲知其心之所存，不可得矣。今我之年齿，虽有一日少长于汝辈，而为汝等之师，然汝勿以我长而难于尽言，务当有怀必吐，有言必尽，可也。盖汝辈方平居之时，固皆自负说：‘吾之才，本足以为世用，但人莫能知我耳。’如或有人知汝，举而用之，则汝将何所设施，以展其生平之蕴哉？试为我言其所以待用之具何如？”夫子此问，盖欲考见四子自知之明，而因以施其裁成之教也。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尔，是轻遽的模样。千乘之国，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车千乘的侯国。摄，是管束。二千五百人为师，五百人为旅。加以师旅，是说有兵战之事。因，是频仍。谷不熟叫作饥，菜不熟叫作馑。勇，是强勇。方，是向。知方，是知向于义。哂，是微笑。
子路一承夫子之问，更不逊让，便轻遽而对说：“今有千乘之国，两边都是大国管束于其间；又加之以师旅，而调发不宁，常有兵战之事；又因之以饥馑，而荒歉频仍，每有匮乏之忧，时势之难为也如此。若使由也为之，外当事变之冲，内修政教之实；务农积谷于其先，简阅训练于其后；果锐以作其气，忠信以结其心。将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强勇，而敌忾御侮之争先；又且皆知向义，而亲上死长之无二。是则由之志也。”于是夫子微笑之。盖笑其言词轻率，非谓其所志之不大也。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孔子既闻子路之志，遂以次问于冉求说：“尔之志何如？”冉求对说：“千乘大国，非求所堪也。但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若使求也为之，制田里，教树畜，以开其源；薄赋敛，敦节俭，以导其流。将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富足，不惟仰事俯育之有资，亦且水旱凶荒之有备。求之志，如斯而已。若夫礼以节民性，乐以和民心，使化行而俗美，则必俟夫才全德备之君子，然后能行之，非求之所敢当也。”盖冉有之资，本自谦退，又因子路见哂，故其词益逊如此。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宗庙之事，是祭祀祖考。诸侯时见叫作会，众俯叫作同。端，是玄端，礼服。章甫，是礼冠。相，是赞礼者。谓之小者，谦词。
夫子又呼公西赤而问说：“尔之志何如？”公西赤对说：“礼乐之事，非敢说我便能之，诚愿即其事而学焉。彼宗庙之中，有祭祀之事，至如诸侯修好，则有会同之事，皆礼乐之所在也。赤当斯时，若得周旋供事于其间，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愿为赞礼之小相焉。序其仪节，使君不失礼于神明；审其应对，使君不失礼于邻国。赤之志，如斯而已矣。”盖礼乐本公西华之所优为，其曰“愿学”，曰“小相”，亦因问而承之以谦也。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希，是间歇。铿尔，是瑟之余音。作，是起。撰，是具。莫春，是三月的时候。春服，是单夹之衣。风，是乘凉。沂，是水名。舞雩，是祭天祷雨有坛、树木的去处，都在鲁城之南。咏，是歌咏。喟然，是叹息之声。与，是许。
方三子言志之时，曾点正在鼓瑟。三子言志既毕，夫子乃呼曾点问说：“尔之志何如？”点承夫子之问，鼓瑟之声方才间歇，余音尚铿然可听，乃舍瑟而起，从容对说：“点之志，与三子之所具者不同，有难言者。”夫子开导之说：“汝但言之，庸何伤乎？人各有志，亦惟各言其志而已，不必同也。”曾点乃对说：“点之志，非有他也，亦以性分之中，自有真乐，随寓而在，无事旁求。就如今暮春之时，天气和煦，景物固足以畅怀；冬衣已解，单夹之服既成，又足以适体，因而偕那同志之徒，冠而成人者五六人，年少的童子六七人，少长有序，气类相投，油油然往游于鲁城南之胜处。沂水有温泉，其洁可濯也，则相与洗浴乎沂水之滨；舞雩有坛树木，其阴可庇也，则相与乘凉于舞雩之下；兴寄有时而可止也，则相与歌咏而归。唱和交适，舒卷自如，是亦足以自乐矣，而他尚何慕焉？点之志，所以异乎三子者如此。”夫子一闻曾点之言，有契于心，乃喟然叹息说道：“吾与点也。”其深嘉乐予之意，溢于言表矣。盖君子所性，万物皆备，人惟见道不明，未免有慕于外，始以得失为欣戚耳。若是反身而诚，无所愧怍，此心泰然，纯是天理，则无往而不得其乐矣。故蔬食水饮，箪瓢陋巷，此乐也；用于国而安富尊荣，达之天下而老安少怀，施诸后世而亲贤乐利，亦此乐也。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用行舍藏，惟其所遇，而我无心焉。盖圣门学术如此，曾点知之，故为夫子所深许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礼，是天理之节文。让，是谦逊。
昔诸子言志已毕，曾皙以夫子独与己之志，而于子路则哂之，于冉有、公西华则无言，不能无疑，乃俟三子皆出，独留身在后，问于夫子说：“适间三子所言之志，其是非得失何如？”夫子说：“也只是各言其志而已，无他说也。”曾皙又问说：“夫子何为独笑仲由也？”夫子说：“凡为国者，必以礼让为先，则上下雍睦，示民不争，而后国可治也。今由也，言辞急遽，自负有才，直任之而不让，则失乎恭敬辞逊之道，而有悖于礼矣，将何以为国哉？此吾所以笑之也。”
“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曾皙又问说：“冉求之志，虽在足民，而其所治不过六七十、五六十之小，其无乃非为邦也欤？”夫子说：“先王之建万国，亲诸侯，虽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不同，而分封之典则一也。百里固为大邦矣，安见方六七十与五六十之小而遂非邦也者？盖土地虽云狭小，然一般有封疆社稷，一般有人民政事，岂可谓之非邦乎？是求之所任，固为邦之事也。汝何疑哉？”曾皙又问说：“公西赤之志，虽在于礼乐，而其所愿不过为小相耳，其无乃非为邦也欤？”夫子说：“自诸侯享亲，然后有宗庙；睦邻，然后有会同。赤既志于宗庙会同矣，谓非诸侯之事而何？且赤本素具礼乐之才，而顾愿为小相，特其谦退之意耳。若以赤为不足于大，而仅可以为其小，则谁有能优于礼乐，出乎其右而为之大者乎？是赤之所任，亦为邦之事也。汝又何疑哉？”
合而观之，三子言志，固亦夫子之所取者，乃独许曾点，何也？盖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穷不失意，达不离道，乃出处之大节也。若负其才能，汲汲然欲以自见于世，则出处之际，必有不能以义命自安而苟于所就者。子路仕卫辄，冉有从季氏，病皆在此。故夫子独与曾点，以其所见超于三子也。
颜渊第十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是本心之全德。克，是胜。己，是人心之私欲。礼，是天理之节文。归字，解作与字。
昔孔门之学，以求仁为要，故颜渊问于孔子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教之说：“仁，心德也。心德在人，本无不具。就中件件都有个天理当然之则，所谓礼也。人惟累于己私，不能自克，把这礼丧失了，故流于不仁耳。为仁者，必须从心上做工夫。但有一些己私，便都着力克去，务使一私不存，而念念事事，依旧复还乎天理当然之则，则本心之德全，而仁不外是矣。然这个道理，乃天下人心所同具的，果能于一日之间，己无不克，礼无不复，而先得乎人心之所同然，则天下莫不翕然称许其仁。盖秉彝好德，其理固有然者，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如此。然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难。今己是自家的私欲，礼是自家的天理，其克其复，皆由于我亦为之而已，而岂由人乎哉？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如此。”孔子以是告颜渊，所以勉之者至矣。然要之尧、舜相传心法，亦不过如此。盖所谓“人心惟危”，即是己也；所谓“道心惟微”，即是礼也；所谓“精一执中”，即是克复为仁之功，初无二理也。然则欲纯全乎尧、舜之仁者，可不服膺于孔子之训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目，是条件。勿，是禁止之词。敏，是明敏。请事，是奉行的意思。斯语，指“非礼勿视”四句说。
颜渊闻孔子克己复礼之训，其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故不复有疑，而直请问说：“克己复礼，用功的条目何如？”孔子告之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则不能不发见于视听言动之间。然视听言动，皆有个自然的天则，是即所谓礼也。才涉非礼，便是己私，故必谨于萌动之初，制于未发之始。视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于心而勿视；听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于心而勿听；言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于心而勿言；动必以礼，而一毫非礼，即禁止之于心而勿动。夫非礼皆己也，于此而禁之，皆克己也。己克，则礼复，而仁在是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者如此。”颜渊一闻孔子之教，便直任之说道：“人必才质明敏，方能造道。回虽不敏，然夫子之教可循也。请从事此言，务克去其视听言动之私，以复于天理节文之内，使本心之德，复全于我而后已，岂敢自诿于质之不敏，以负夫子之教哉！”盖颜子自量其力之可至，故直任之而不辞如此。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的字。大宾，是有德有位的宾客。大祭，如郊祭、庙祭之类。
仲弓问于孔子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教之说：“为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要，惟在于敬恕而已。夫人见大宾无不起敬者，若于出门易忽之时，也俨然如见大宾的一般，则无一时之敢忽可知；承大祭无不致敬者，若于使民易慢之际，也肃然如承大祭的一般，则无一事之敢慢可知，是之谓敬也。人以非礼之事加我，我不欲也，若我以此加人，人亦不欲也。必推己之心，度人之心，不欲人之加诸我者，亦不以之加诸人焉，是之谓恕也。夫能敬则私意无所容，而仁之体以立；能恕则私意无所杂，而仁之用以行。由是外而在邦，上下莫不相安，何怨之有？内而在家，宗族莫不相悦，何怨之有？主敬行恕，而至邦家无怨，则心存理得而仁在是矣。”仲弓闻夫子之教，遂直任之说道：“人须是才质明敏者，方能体道。雍虽不敏，然夫子之教切至如此，敢不以敬恕之功自尽，以无怨之效自考，而期无负于夫子之明训哉！”盖仲弓自量其力之可至，故勇于自任如此。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名犁。讱，是坚忍不轻发的意思。
司马牛问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教之说：“子欲知所以为仁，当自言不妄发始。盖人惟心有不存，故言语每有伤易伤烦之病。惟仁者涵养深沉，措词简默，其于言语若有所忍而不敢以轻发焉者。子欲为仁，亦惟致谨于斯可矣。”司马牛又问说：“仁道至大，只这言不轻发，便可以为仁矣乎？”孔子又告之说：“这讱言不是容易的事。盖人惟其心之放也，故率意而妄为；惟其为之妄也，故肆言而无忌。若夫仁者，则心存而不放，故于临事之际，必熟思审处其难其慎，不肯以苟且为之。是以言必虑其所终，行惟恐其不掩，出诸口者自然不敢轻易，又安得而不讱乎？是其言之讱者，由于为之难；为之难者，本于心之存。心存则理得，而仁不外是矣。岂可以为易而少之哉？”夫子以牛心放而言躁，故反复晓告如此，盖约之使求仁于心也。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君子，是成德之人。忧，是忧愁。惧，是恐惧。内省，是自家省察于心。疚，是病。
司马牛问于孔子说：“学也者，所以学为君子也。不知君子之人何如？”孔子告之说：“成德之人，心常舒泰，绝无忧愁恐惧之私。人能如是，斯可以为君子矣。”司马牛说：“君子之道大矣，只这不忧不惧，便可谓之君子矣乎？”夫子又教之说：“不忧不惧，未易能也。盖凡人涵养未纯，识见未定，祸福利害皆足以动其心。所以未事则多疑虑，临事则多畏缩，此忧惧之所由生也。惟君子平日为人，光明正大，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无一念不可与天知，内而省察于心，无有一毫疚病。故其理足以胜私，气足以配道义，纵有意外之患，亦惟安于命而已，夫何忧何惧之有？此非自修之功，已造于成德之地者不能。汝何疑其不足以尽君子乎？”按司马牛因其兄桓魋作乱，常怀忧惧，故孔子开慰之如此。然内省不疚，实是常存敬畏中来，非徒悍然不顾而已。况人君居艰难重大之任，自非忧勤庶政，治民祗惧，其何以永贻四海之安，长享天下之乐哉？故兢兢业业，人主不可不加内省之功也。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商，是子夏的名。无失，是无间断。有礼，是有节文。
昔司马牛之兄桓魋，为乱于宋，而其弟子颀、子车，亦与之同恶。司马牛虑其得祸，故忧愁说道：“兄弟无故，乃天伦之真乐也。今人皆有兄弟，相安相乐于无事之天；而我之兄弟，独不得以相保，岂不大可忧乎？”子夏闻其言而宽解之，说道：“商也尝闻诸夫子矣，人之或死或生，是从命里生定的，非今之所能移；人之或富或贵，是皆天所付与的，非我之所能必，但当顺受之而已。若夫兄弟之有无，固天也、命也，忧之亦无益也。君子亦惟以天命自安，而修其在我所当自尽者耳。诚能持己以敬，而内外动静无间其功；接人以恭，而亲疏贵贱皆合乎礼，则盛德所感，人人皆知爱敬，四海之内相亲相保，就似同胞的一般，何所往而非兄弟也？然则君子患不能自修耳，又何患乎无兄弟耶？”子夏欲以宽司马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词。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此。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明，是心中明白，无所蔽惑。浸润，谓如水之浸灌滋润，是形容毁人者入之以渐，使听者不觉得意思。谮，是毁人之短。肤受，谓肌肤上受害，是形容祸患切身的意思。愬，是诉己之冤。不行，是不听信。远，是明之至而不蔽于浅近。
子张问说：“人情微暧而难知，物态纷纭而莫辨，苟非至明，何以察识？请问如何方可谓之明？”孔子告之说：“凡见人之所易见者，未足以谓之明；惟察人之所难察者，乃可谓之明耳。如谗谮人者，若直将那人的不是处说将来，则情犹易窥也。惟夫谮而浸润焉者，或乘我喜怒而暗为中伤，或即其近似而巧为诬诋，微言冷语，积之以渐而不露形迹，譬如水之浸物的一般，则听者不觉其入而信之深矣。又如假诉冤者，若使其词少缓，则情犹可见也。惟夫诉而肤受焉者，或言人之害我若在至极，或言我之受祸就在目前，情状危急，事势迫切，譬如就加到身上的一般，则听者不及致详而发之暴矣。夫是二者设心甚狡，用机至深，皆人所难察者也。若能察其为伪而不行焉，则是确然有见，洞烛群情之隐，而人不得以售其奸矣，岂不谓之明乎？然不但可谓之明也，若能于浸润之谮、肤受之诉而不行焉，则是超然远识，明见万里之外，而非浅近之知可比矣，岂不谓之远乎？盖于难察者而能察焉，则凡人之所易见者，皆无足言也。其谓之明且远也，不亦宜哉！”
按，此章之旨，在人君尤为切要。盖人君以一人之耳目，照临乎天下，使非明而且远，则邪之情状难明，谗谮之游言易入。苟听信少差，其关系治乱非小小矣。故必居敬穷理，使心有主持，而情伪毕照，然后人莫能欺，足称明且远也。明君宜三致意焉。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说：“为政之要，惟视民生之最切者以为之所而已。食者，民所赖以为养。食有不足，则民生不遂，不可也。必须为之制田里，薄税敛，使闾阎有乃积乃仓之富，国家有九年六年之蓄，这等样足食才好。兵者，民所赖以为卫。兵有不足，则民生不安，不可也。必须为之比什伍，时简阅，使伍两卒旅之无缺，车马器械之咸备，这等样足兵才好。然米粟虽多，兵革虽利，苟信有未孚，则民心日离，又岂可乎？必须施教化，明礼义，使为吾之赤子者，皆有尊君亲上之心，无欺诈离叛之意，这方叫作民信之矣。夫食足，则导之而生养遂；兵足，则治之而争夺息；民信，则教之而伦理明。虽帝王之治，不过如此。兼是三者，政其有不举者乎？”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又问说：“三者兼全，固为善政。若事势穷蹙，难以兼得，必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则以何为先？”孔子说：“若不得已，宁可去兵。”盖食足而信孚，则民亲其上，死其长，虽无兵而守固矣。此兵之所以可去也。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又问说：“三者去兵，已是权宜，若事势愈蹙，虽食与信亦有难兼者，必不得已，于二者之中又当去一，则以何为先？”孔子说：“又不得已，宁可去食。”盖民无食必死，然自古及今，人皆有死，是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若夫信者乃本心之德，人之所以为人者也。民无信，则相欺相诈，无所不至，形虽人而质不异于禽兽，无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不若死之为安。故为政者，宁死而不可失信于民，则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矣。此食所以可去，而信必不可无也。即此观之，可见国保于民，民保于信。是以古之王者不欺四海，善为国者不欺其民。盖必有爱民之真心，而后有教养之实政，自然国富兵强，民心团结而不可解矣。此信所以为人君之大宝也。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大夫。质，是质朴。文，是文采。驷，是四马。皮去毛的叫作鞟。
昔棘子成厌周末文盛，人皆习于利巧，而无忠信之意，故立论说：“君子之行已应务，惟当存其本质，不失了原来真意就是了，何必缘饰文采，以眩观美，反使实意之不存乎？”子贡闻而正之说：“今时方逐末，人皆不知有质。吾子之说，意在崇本抑末，乃君子之道也。惜乎发言太易，不无矫枉过正之失。既已出于舌，虽四马不能追及之矣。盖人之为道，无质不立，无文不行，是文也与质一般，质也与文一般，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此也。若尽去其文，徒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混而无辨，就如虎豹之鞟和那犬羊之鞟，都是一般，看不出好歹了。盖虎豹之皮，所以异于犬羊者在于毛；君子之人，所以异于小人者在于文，然则文岂可以遂废哉？”夫棘子成矫当时之弊，固失之过，而子贡矫子成之弊，又无本末轻重之差，胥失之矣。若求其尽善而无弊，则必如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乃为定论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盍，是何不。彻字，解作通字，是周家什一取民之制。周行井田之法，取通同均匀之意，故叫作彻。
鲁哀公问于有若说：“如今年岁饥荒，国用不足，将如之何？”有若对说：“国家财赋，必取于民者有制，用于上者有经，然后岁之丰凶不足为患。君欲足用，何不复行我周彻法十一取民之旧乎？”哀公说：“我鲁自宣公税亩以来，已是十分取二了。今吾之用度尚然不足，如之何更行彻法，岂不愈加匮乏耶？”有若对说：“君民一体，休戚相关。如今朝廷上的费用，哪一件不是小民出办？若能轻徭薄赋，一毫不过取于民，使之丰衣足食，家家殷实，是百姓足矣。将见民之生计既饶，则钱粮易于措办，凡军国服御之需，莫不乐于输纳，自然仓廪实，府库充，人君百凡用度，取之沛然而有余矣，其孰与不足乎？若是井地不均，赋敛无度，使百姓每衣食不给，家家贫困，是百姓不足矣。将见小民生计既窘，必至流亡失所，不但赋税无从出办，亦将怨嗟疾视，而起离散争夺之患矣，人君又将安所取足乎？即此观之，吾君不当徒以足国为心，而当以厚下为念也。”
按，有若此言，深得君民一体之意，人主诚宜加念者。然足民固所以足国，而足国之道则在节用而已。能节，则薄取自见其有余；不节，则厚敛且见其不足矣。然则孔子“节用爱人”一言，岂非治天下者之龟鉴哉！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崇，是日有增加的意思。行道而有得于心，叫作德。辨，是辨别。惑，是心有所蔽。忠，是尽心而不欺。信，是诚实而无伪。徙，是迁。义，是理之所当为者。
子张问于孔子说：“得于心之谓德，所当崇也；蔽于心之谓惑，所当辨也。兹欲崇之、辨之，果何所用其力乎？”孔子告之说：“德根于心而达于事者也，使内有伪妄之心，则善端充长之无基；外无迁善之勇，则培养滋益之无助，德何由崇耶？故必存于心者，常以忠信为主，而无一毫之虚伪。又能于理之所当为者，便迁改以从之，而事事欲其合宜。如此，则根本既固，而善行又有所积累，本心之德自将日进于高明矣，岂不是崇德之事？人之生死有命，本非吾所能张主也。今也爱其人，便要他生，恶其人，便要他死，既已溺于爱恶之私，而不达夫死生之定分矣。况此一人耳，方其爱之，既要他生，及其恶之，又要他死，易喜易嗔，变迁无定。然则造化死生之柄，岂在吾好恶中耶？甚矣其惑也。能于此而辨之，则惑可得而去矣。”盖惑虽多端，死生乃其大者，推之于一切理外之事，皆不必虚用其心，又何惑之有？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景公，名杵臼。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对说：“为政以叙彝伦为先，彝伦以君臣父子为大。必也君尽为君的道理而止于仁，臣尽为臣的道理而止于敬，父尽为父的道理而止于慈，子尽为子的道理而止于孝，君、臣、父、子各尽其道，则治理由此而举，国家由此而治，乃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若于此忽焉而不图，岂所以为政乎？”
按，是时景公失政，而大夫陈氏厚施于国，则君不君、臣不臣矣；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则父不父、子不子矣。故夫子告之如此，所以深儆之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景公闻孔子之言，深有契于心，遂称赞说道：“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论也。如果君不成其为君，臣不成其为臣，而君臣失其道；父不成其为父，子不成其为子，而父子失其道，则纪纲颓败，法度废弛，国之灭亡无日矣。国家虽富，米粟虽多，吾岂得安享而食之乎？”景公知善夫子之言如此，亦可谓本心之暂明矣。然卒以继嗣不定，启陈氏篡弑之祸，岂非“悦而不绎，吾未如之何”者欤？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片言，譬如说一言半句。折，是剖断。狱，是争讼。由，是子路的名。稽留隔夜叫作宿。诺，是有所许于人。“子路无宿诺”一句，是门人说的。
孔子说：“人之争讼者，各怀求胜之心，情伪多端，变诈百出；听讼者，虽极力以讯鞫之，尚有不得其情者矣。若能于片言之间，剖断曲直，使各当其情，而人无不输服者，其惟仲由也欤？”盖仲由为人忠信明决，惟其有忠信之心，故人不忍欺；惟其有明决之才，故人不能欺，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辞之毕也。门人因夫子之言，遂记之说：子路平日为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托，已应承了，则必急于践其言，曾未有迟留经宿而不行者。其为人忠信如此，则其所以取信于人者，正由其养之有素也。夫子称之，岂无自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听讼，是听断狱讼。犹人，是不异于人。
孔子说：“为人上者，因民之争讼，而判其孰为曲、孰为直，此事我也可以及人，不为难也。然要不过治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知耻向化，兴于礼让，自然无讼之可听，乃为可贵耳。”这是门人因孔子称许子路，并记其平日之言如此。盖治民而至于使之无讼，则潜消默夺之机，有出于政刑教令之外者，视彼片言折狱，又不足言矣。明君观此，可不以德化为首务哉？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政，是治人之道。居，是存诸心者。倦，是倦怠。行，是施诸事者。忠，是尽心而无伪。两个之字都指政说。
子张问于孔子说：“如何是为政之道？”孔子告之说：“凡人心所存主叫作‘居’，设施于事叫作‘行’。为政者，孰无所存之心？但始虽如此，而其终不免于倦怠，则其为政不过苟且而已。必也居之无倦，如何养民而使之得所，如何教民而使之成俗，念念在兹，始如是，终亦如是，不以时之久远，而少有懈惰之意，则政自有恒，而治民可期其成效矣。为政者，孰无所行之事？但事虽如此，而未必出于真心，则其为政不过虚文而已。必也行之以忠，凡制田里以养民，兴学校以教民，肫肫切切，外如是，内亦如是，一皆本于真德实意，而不徒为粉饰之具，则政皆实事，而德泽自然及于民矣。”盖政虽多端，皆由一心以为之根本，未有始终表里一于诚，而政有不举者。是道也，小可以治一邑，大可以治一国，又大可以治天下，虽圣人之至诚无息亦不过此。有为政之责者，可不知所务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这是孔子论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
说道：“君子见人行一件好事，便诱掖之以助其所不及，奖劝之以勉其所欲为，务期以成就其美而后已；若见人行不好的事，则规戒以晓其惑，沮抑以挽其失，务期以改易其恶而后已。盖君子之心，有善而无恶，故见人之善其心好之，惟恐其志之不坚而行之不力也；见人之恶，若身有之，惟恐其名之玷而身之辱也。小人则不然，见人之为恶，则迎合容养以成其为恶之事；见人之为善，则忌克诋毁以阻其为善之心。盖小人之心，有恶而无善，故见人之恶，即喜其与己同，惟恐其不党于己也；见人之善，即恶其与己异，惟恐其或胜于己也。其用心之相反如此。”是以国家用一君子，则不止独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为利更无穷也；用一小人，则不止独被其人之害，而其败坏天下之善，为害更无穷也。人君可不审察而慎用之哉！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名肥。帅，是表率的意思。
季康子问于孔子说：“如何是为政之道？”孔子对说：“子欲知为政之方，先须识‘政’字之义。盖政之为言，所以正人之不正，以归于正也。然必先自正其身，而后可以正人之不正，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今子为政，不宜责之于人，唯当求之于己。如欲人之以正事君，则先自笃其忠敬，以示为臣之则；如欲人之以正守官，则先自尽其职业，以为居官之准。所言者必天下之正言，侃侃乎守经据理，而无少涉于诡随；所行者必天下之正道，挺挺然持廉秉公，而无少动于私曲。能帅之以正如此，将见标准立而人知向方，模范端而众皆取则。凡望子之风采，仰子之仪刑者，皆将改心易虑，而相率以归于正矣，其孰有自逾于范围之外者乎？不然，则虽刑驱势迫，有不能强之使从者。子欲为政，亦惟本诸身焉可也。大抵下之应上，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立曲木而求影之直，为缓呼而求响之疾，此理之必无者。”孔子斯言，不独以告鲁大夫，实治天下之要道也。汉儒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亦是此意。君天下者念之。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欲，是贪欲。
昔季康子患国多盗贼，因问于孔子，求所以止盗之方。孔子对说：“民之为盗，生于欲心，而所以启之者上也。诚使吾子清心克己，不事贪欲，则上行下效，廉耻风行，虽赏以诱之，使为盗窃，而其心愧耻，自不肯为之矣，尚何盗之患哉？”盖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未有上以不贪为宝，而下犹寇攘成俗者也，所以说“虽赏之不窃”。其实上不贪欲，则观法之地以善，诛求之扰以去，优恤之政以施。观法善则民良，诛求去则民安，优恤施则民足，虽外户不闭，比屋可封之俗将由此成矣，岂止不为盗而已耶？为人上者慎诸！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无道，是为恶的人。有道，是为善的人。君子，指在上者说。小人，指在下者说。上字，解作加字。偃字，解作仆字，是颓靡倒倚的意思。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稂莠不翦，则嘉禾不生；恶人不去，则善人受害。若将那为恶而无道的杀了，以成就那为善而有道者，何如？”孔子对说：“民之善恶，顾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以子之为政，则何用杀乎？子诚欲善，而躬行以率之，则民自然视效而归于善矣。何也？那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风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应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而加之以风，无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无不顺从，此乃理之必然者也。然则欲民之善，亦反诸其身而已矣，而何以杀为哉？”
按，康子三问，皆是责之于人；夫子三答，皆使求之于己。盖正人必先于正己，而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能以其欲利之心欲善，则民岂特不为盗，而且皆为善矣。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者也。《大学》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即是此意。人君可不以躬行德教为化民之本哉！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
达，是所行通达。闻，是名誉著闻。
昔子张之在圣门，心驰于务外，而不肯着实为己，孔子亦每因事而裁抑之。一日问于孔子说：“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夫士君子处世，随其所往，而皆通达顺利，无有阻滞，乃人人所欲者。然必有实德于己，而后人皆信之，非可以袭取而幸致者也。夫子已知子张不识达字之义，乃故诘之说：“何哉，汝之所谓达者？”盖将发其病而药之也。子张遂对说：“人惟名誉不彰，是以行多窒碍。吾之所谓达者，惟欲声称播乎人耳，誉望服乎人心，在邦则必闻于邦，在家则必闻于家，如此而已。”是盖以闻为达，而忽于近里着己之功，正其平日受病处。夫子遂从而折之说：“据子所言家邦必闻，是乃所谓闻也，非所谓达也。”盖闻之与达虽若相似而实不同。达则以实行动人，闻则以虚声鼓众，以闻为达，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岂可昧于所从而不知辨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质，是质实。直，是正直。察言观色，是察人之言语，观人之颜色，以验在己之得失。虑以下人，是常思谦退，不敢以意气加人的意思。
孔子告子张说：“闻之与达，虽若相似而实不同。夫达也者，非有心于求人之知也。以言其内，则质实而无巧伪，正直而无私曲；以言其外，则动惟见其好义，事必求其当理。其立心行己之善如此。然犹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语之从违，观人颜色之向背，以验在己之得失；又不敢以贤智先人，而常思谦抑退让，居人之下。其处己待物之谨又如此。夫是以盛德所感，人皆爱敬，随其所往，无不顺利。其在邦也，则上得乎君，下得乎民，而达于一邦焉；其在家也，则父兄安之，宗族悦之，而达于一家焉。盖所谓达者如此，岂偶然而致者哉。”
“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色取仁，是外貌假作为善的模样。违，是背。
孔子又说：“德修于己，而人自信之，然后谓之达。若夫闻也者，存心虚妄，其中本非仁也，却乃矫情饰貌，做出个善人君子的模样；夷考其行，则素履多愆，全然相背，是与质直而好义者异矣。且又肆无忌惮，果于欺人，泰然处之，略无疑沮，恰似实有此仁的一般，是又与察言观色、虑以下人者异矣。夫深情厚貌，彼既巧于文其奸，而久假不归，人又无由窥其诈，则掩饰之际，疑似乱真，人有不被其欺而称誉之者乎？故其在邦也，则动辄见称于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则动辄见称于父兄宗族焉，盖所谓闻者如此。”然声闻过情，君子所耻，况作伪之事，终必败露，比之于达，其相去何啻千里哉！是可见达者，为己而自孚于人；闻者，为人而终丧乎己。诚伪之间，学者固当深辨矣。若乃实行登庸，则邦家获无穷之益；虚名误采，则邦家贻莫大之忧。其关系又岂小小哉！用人者尤宜致慎于斯。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舞雩，是鲁城南祭天祷雨的去处。修，是治而去之。慝，是恶之藏匿于心者。攻，是克伐。忿，是忿恨。
昔者孔子闲游于舞雩之下，樊迟从之，因问说：“理得于心之谓德，如何可崇？恶匿于心之谓慝，如何可修？事蔽于心之谓惑，如何可辨？”孔子以其问之切于为己也，故美之说：“善哉汝之问乎！夫人心不可以两用，使为其事而即计其功，则天理夺于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则心志专一，功夫无间，本心之善将日积而不自知矣，这岂不是崇德的事？人惟轻于责己，而重于责人，则自家过恶卤莽而不暇治，慝之所以不修也。若能专于攻己之恶，一毫不肯放过，而无暇去攻人之恶，则自治诚切，而纤恶不留矣，这岂不是修慝的事？若夫一时之忿恨甚小，乃不能自制，而与人争斗，遂至于丧亡其身，因以连累父母，至于亏体辱亲，则其祸大矣。夫以小忿而致大祸，这岂不是愚惑之甚欤？能于此觉悟而惩创之，则心无所蔽，而惑可辨矣。”樊迟粗鄙近利，故夫子告之如此，所以救其失也。然工夫虽有三件，贯通只是一理。盖崇德者，所以存吾心之天理也，其事属之涵养；修慝、辨惑者，所以遏吾心之人欲也，其事属之省察克治。非涵养不足以培其源，非省察克治不足以去其累，善学者体验而密其功可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达，是明其义。举，是举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错，是舍置。诸字，解作众字。枉，是邪枉的小人。
樊迟问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告之说：“仁主于爱，必也于人之亲疏厚薄皆在其所爱之中，斯可谓仁矣。”樊迟又问说：“如何可以为智？”孔子告之说：“智主于知，必也于人之邪正贤否莫逃其洞察之下，斯可谓智矣。”樊迟虽闻夫子之言，而未能通晓其义。盖以仁者爱无不周，而智者知有所择，有所拣择，必有伤于爱物之仁；混同兼爱，又恐昧夫知人之哲。夫子之言，恰似自相违背的一般，此所以疑而未达也。于是夫子解之说：“仁智虽有二用，其实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举动光明，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为直，则举而用之。若夫立心偏陂，举动暧昧，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为枉，则舍而置之。由是那邪枉的人，见吾之所举者在于直，亦莫不有所感发，而去恶从善以求举用，是能使枉者直矣。甄别方行，而感化随之，道固有并行而不悖者，子何疑哉？”夫子之意，盖以举直错枉，智也；能使枉者直，仁也。于知人之中，自寓爱人之理，二者不惟不相悖，亦且相为用矣。何樊迟之终不悟耶！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乡也，譬如说前者一般。富，是所包者广。
昔樊迟未达仁智之旨，夫子既告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矣。迟尚未喻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见子夏，乃问说：“乡者吾见夫子而问智，夫子告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何谓也？”子夏笃信圣人者，就叹说：“富哉，夫子之言！其所包者广矣，岂止言智而已乎？昔者舜有天下，选于众人之中而得皋陶，乃举而任之为士师。由是天下之人感皋陶之见举，而耻己之不与也，遂皆化为仁，而不仁者若见其远去而无迹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人之中而得伊尹，乃举而任之为阿衡。由是天下之人感伊尹之见举，而耻己之不与也，亦皆化为仁，而不仁者若见其远去而无迹矣。”
夫举皋陶、伊尹者，是举直错诸枉，智之事也；人皆化而为仁，则能使枉者直，仁之功也。即舜、汤之事以征夫子之言，信乎仁智兼举而无遗矣，是岂专为智而发哉？昔禹称帝尧亦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可见仁智乃人君之全德，而知人、爱人，又王道之大端。圣贤相与讲明者，不过此理。欲学二帝三王者，当知所从事矣。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忠告，是见人有过，尽心以告戒之。善道之，是委曲开导。
子贡问处友之道，孔子告之说：“友所以辅仁者也。若见人有过，而不尽心以告诫之，则己之情有隐；忠告而非善道，则人之意不投，皆非善处友者也。故凡过失当规者，务用一点相爱的实心以告劝之，而又心平气和，委曲开导，不径直以取忤，如此则在我之心无不尽矣。至于听不听，则在彼也。若其蔽锢执迷，终不肯从，则当见几知止，无徒以数见疏，而自取辱焉。”盖朋友以义合者也。合则言，不合则止，乃理之当然者。处友者知此，交岂有不全者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文，是《诗》、《书》、六艺之文。友，是朋友。辅，是相助的意思。仁，是心之全德。
曾子说：“君子之学，所以求仁也。苟无朋友以辅助之，固不足以有成。然使会友而不以文，则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亦不足以辅仁矣。故君子之会友也必以文，或相与读天下之书，以考圣贤之成法，或相与论古今之事，以识事理之当然，庶乎日有所讲明，不徒为会聚而已。于是乃以友而辅仁，过失赖其相规，德业赖其相劝，取彼之善，助我之善，务使吾德之修，因之而益进焉，庶乎相与以有成，不徒为虚文而已。”夫以士人之为学，尚必资于友如此，若夫人君资臣下以纳诲辅德，尤莫有要焉者。使能听之专而行之力，则其益当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