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长第五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长，是孔子弟子。女嫁与人为妻，叫作妻。缧，是黑索。绁，是拘禁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系之于狱中，叫作缧绁。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谓之子。
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伦莫重于婚姻，匹配莫先于择德。吾门弟子若公冶长者，可以女配之而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虽曾为事拘系于狱中，乃是被人连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则固无害其为贤矣！”于是以所生之女而为之妻焉。此可见圣人之于婚嫁，不论门族，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非独谨于婚姻，亦可谓明于知人者矣！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宫，字子容。废，是弃而不用。戮，是杀戮。
门人又记孔子曾说：“吾门有南容者，尝三复白圭之诗，平日素能谨言慎行，是个有德的君子。若遇着国家有道，君子进用之时，他有这等抱负，必然人人荐举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于废弃而不用也。遇着国家无道，小人得志之日，他既言语谨慎，不致取怨于人，亦可以全身而远害，必不陷于刑戮之祸也。处治处乱，无所不宜，则其贤可知矣。”于是以其兄之女配之而为妻焉。前章以己女妻公冶长，此章以兄女妻南容，皆择贤而配，圣人致谨于婚配之礼如此。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贱，是孔子弟子宓不齐，字子贱。斯字，解做此字。上一个斯字，是说此人；下一个斯字，是说此德。
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之为学，都要学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门若宓子贱者，他的学力已达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贱所以能为君子，虽是他自家向上，有志进修，亦由我鲁国多君子，人才众盛，故得以尊师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鲁没有许多君子，则虽要尊师，而无师之可尊；虽要取友，而无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闻而已，将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可见自修之功固不可废，而师友之益又不可无也。然师友之益，不但学者为然。古之圣帝明王，屈己下贤，虚心访道，尊崇师保，而资其启沃，慎择左右，而责之箴规，无非欲严惮切磋，养成君德而已。古语说：“师臣者帝，宾臣者王。”然则人君欲成其德者，当以好学亲贤为急。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赐，是子贡的名。器，是器皿。瑚琏，是宗庙中盛黍稷的器，以玉为之，夏时叫作瑚，商时叫作琏。
子贡平日好比方人物，因见孔子以君子许子贱，故以己为问，说道：“赐也学于夫子，亦尝有志于进修，但造诣之浅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试说赐之为人何如？”孔子答说：“人之为学，以致用为贵，如世间器皿，以适用为宜。汝能告往知来，料事多中，既达于政事，又长于言语，是个有用的成材，就如器之适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贡又问说：“器有贵贱之不同，夫子以赐为器，不知是何等样器？”孔子答说：“器中有瑚琏者，陈之于宗庙，而饰之以玉，最是贵重而华美的。以汝之才，试之于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观，而足以为邦家之光，岂非器中之瑚琏矣乎！”然则子贡虽未能如君子之不器，其亦器之贵者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
春秋之时，人皆以口才便利为尚。而冉雍为人，重厚简默，与时俗不同。故或人谓孔子说：“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论其为人，可谓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素性简默，无有口才，而不能为佞也。”或人之言，非惟不知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御字，解作挡字，譬如说抵挡人一般。给，是取办。屡，是多的意思。憎，是恶。
孔子答或人说：“汝以冉雍为不佞，是必以佞为贤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己，亦何用于佞乎？盖佞人所以应答搪抵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办一时。那甜言巧语，高谈阔论，外面虽似有才，其中都没有真实的意思，被人看破，却是个邪佞的小人，不足以取重，而徒多为人所憎恶耳，亦何益之有哉？今汝以雍为仁，我固不知他仁与不仁。但说他不佞，正是好处，要那口才何用乎，然则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
由孔子之言观之，可见学者当用力于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只可憎，为害甚大。盖其言足以变乱黑白，颠倒是非，或逞其私智以纷更旧章，或巧为谗言以中伤善类。人君若不知而误听之，未有不败坏国家者。故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覆邦，皆所以垂戒于万世也。用人者可不以远佞人为急务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桴，是木筏。由，是子路的名。材，与裁字同，是量度的意思。
昔春秋之时，上无贤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叹说：“吾之周流四方，本欲得位行道，以致君而泽民。今人不见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于天下矣！虽居在中国，亦何为乎！不如乘着木筏，浮于海中，可以绝人而逃世。吾门弟子中求其可以从我远去者，其惟仲由欤？”盖仲由勇于为义，是个临难不避的人，故孔子许其从己。然这说话也只是孔子自伤其不遇而假设之词，非真有浮海之意也。子路闻之，以为夫子不许他人而独许己，遂信以为实然，心中喜悦，盖过于信师而暗于事理者矣。故孔子教之说道：“凡人懦弱者多惮于涉险。由也不以浮海为惧，而以得从为喜，这等好勇岂不胜过于我乎？然海岂可居之处，吾岂入海之人，不过伤时之意云尔。而由也遽以为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宜矣。由也可不思所以进于是哉！”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此可见圣人虽有伤时之意，而终无忘世之心，但当时之君不能用其言而行其道耳。以孔子之圣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终于乱也。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开。仕，是出仕做官。斯，指此理说。信，是知之真的意思。说，是喜悦。
门人记，孔子使其弟子漆雕开者，出仕而为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开对说：“人之为学，须是于这道理实得于心，知得十分透彻，深信不疑，然后出而居其位，行其志，才能事事停当。今我于这道理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是自己心里还有信不过处，正该力学以充之，岂可便出而治之乎！”观开此言，足征他所见者大、所期者远，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于精微之极，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闻而喜悦，盖深嘉其笃志于学，而将来成就有不可量也。求之于古，如伊尹乐道畎亩，便自任以天下之重；傅说身居版筑，便一出为王者之师。这正是他信得过处，所以能成辅相之业。夏禹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见于三宅之心，这正是的知人之可信而后用之，所以能收得人之功。可见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审其所长，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所蕴也。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孟武伯，是鲁大夫仲孙彘。仁，是本心之全德。
孟武伯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轻许，故答他说：“仁具于各人之心，难以必其有无，仲由之仁与未仁，我所不知也。”
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之国，是诸侯大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的。赋，是兵。古者军马都出于田赋中，故叫作赋。
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若师，子路之仁，夫子岂有不知的，故又以为问。孔子答说：“由也好勇而果断，便是千乘的大国，若用他管理那兵赋的重事，必能训练倡率，不但使军旅强盛而有勇，抑且使亲上死长而知方。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室，是家。邑，是县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车百乘的。邑长家臣，通叫作宰。
孟武伯又问夫子之门人若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答说：“求也多才。虽是千家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做邑长，必能修政于其邑，而使人民无不安；用他做家臣，必能修职于其家，而使庶务无不举。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束带，是着礼服而束带于其上。宾客，是四方来聘的使臣。
孟武伯又问：“夫子之门人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答说：“赤也知礼。若使他束带立于朝廷之上，应对那四方来聘的宾客，必能通两国之情，达宾主之意，而不至于失礼。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盖仁之为言，必纯乎天理，而无一私之杂，始终惟一，而无一息之间，才叫作仁。其心之纯与不纯，有非行事所可见，他人所能识者。故夫子于三子皆许其才，而未信其仁。盖以发于外者易见，而蕴于心者难知也。有志于求仁者，当省察于吾心独知之地而后可。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
愈字，解作胜字。
昔孔子因子贡好比较他人的短长，而或暗于自知，故问之说：“你与颜回同游吾门，你自家说，比他所学，孰为胜乎？”
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对说：“人之资质有高下，悟道有深浅。赐也何敢指望到得颜回。
盖回也是生知之亚，资禀既高，工夫又到，其于天下的义理，听得一件，就晓得十件，从头彻尾无不默识心通，盖闻一以知十者也。赐也学而知之，资禀既庸，工夫又浅，其于天下的义理，听得一件，只晓得两件，比类思索，因此识彼，不过闻一以知二而已。即此观之，回胜于赐远矣。赐也果何敢望回乎！”
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与，是许。
孔子因子贡之言，遂激励引进之，说道：“汝自谓不如颜回，此言非虚，汝委实不及他。但人莫难于自知，而亦莫难于自屈。今汝自以为弗如，则是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矣。夫能自知，则必不安于所已知，能自屈则必益勉其所未至。今日之不如，安知他日之终不如乎？我诚取汝这弗如之说也。”其后子贡终闻性与天道，不止于闻一知二而已，岂非夫子激励造就之欤？然这弗如之一念，不但是学者上进的机栝，若使为人君者能以古之帝王为法，而自视以为不如，必欲仰慕思齐而后已，则其进于圣帝明王也不难矣。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昼寝是当昼而睡。朽木，是腐坏的木头。雕，是刻。墙壁上盖着泥粉，叫作杇。诛，是责。何诛，是说不足怪责。
昔孔门设教，只是要人好学。盖能好学，则志气精明，工夫勤密，然后可以入道。宰予学于孔子之门。一日当昼而寝，这便是昏昧怠惰，不肯好学的人。故孔子责之说：“凡木之坚者，然后可雕。若朽腐之木，虽欲雕刻成文，必然坏烂，岂可得而雕乎？凡墙之固者，然后可杇。若粪土之墙，虽欲饰以泥粉，必然剥落，岂可得而杇乎？譬如人必有志向学，然后可教，今予之昏惰如此，就似那朽腐之木、粪土之墙一般，虽欲教之，而无受教之地矣。然则我之于予，又何用于责备乎！”言不足责，乃所以深责之也。夫宰予以一昼寝之失，而孔子责之严切如此，可见人当以勤励不息自强，以怠惰荒宁为戒。故禹惜寸阴，成汤昧爽丕显，文王日昃不遑息，孔子发愤忘食，此皆生知之圣人，其勤如是，况未及圣人者乎？学者不可不深省也。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平日每自言其能学，今乃当昼而寝，志气昏惰，则行不及言甚矣！故孔子又警之说：“听言甚易，知人甚难。我始初与人相处，只道会说的便会行，故听人之言，就信其行，而不复疑其素履之何如。如今看来，凡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若闻言便信，未免为人所欺，故自今以往，听人之言，必观其行，而不敢遽信其言行之相顾也。夫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则虽善为词说者，无所用其欺，而可免于轻信之失矣。然我所以能改此失者，只为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我起初曾信其行，而今日始觉其非，故以此为戒，而改我之失耳。”
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宰予，使之惕然而悔悟也。夫师弟子之间，朝夕相与，其为人贤否易见，而孔子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盖人之难知如此。况人君之于臣下，尊卑之分悬殊，接见之时甚少，欲尽知其心术之微，得其行事之实，岂不难哉？盖敷奏必以言，而明试必以功。此即听言观行之法，用人者所当加意也。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刚，是坚强不屈的意思。申枨，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枨。欲，是贪欲。
孔子说：“凡人立身于天地间，须是有刚强之德，乃为可贵。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见有刚强者。”孔子之所谓刚，不但是血气强勇而已，是说人得天地之正气，而又有理义以养成之，其中磊落光明，深沉果毅，凡富贵贫贱，祸福死生，件件都动他不得，然后能剖决大疑而无所眩惑，担当大事而不可屈挠。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人之所易及者，故孔子叹其难见耳。或人不知其义，止见申枨血气强勇，就以为刚，乃对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如申枨者，其为人岂不刚乎？”孔子答说：“凡刚强的人，必不屈于物欲。枨也多欲，不能以理义为主，则凡世间可欲之事，皆足以动其心。其心一动，则意见必为之眩惑，志气为之屈挠矣，焉得谓之刚乎？”观孔子此言，可见有欲则无刚，惟刚则能制欲。凡学为圣贤者，不可以不勉也。然先儒有言，君德以刚为主。盖人君若无刚德，则见声色必喜，闻谀佞必悦，虽知其为小人，或姑息而不能去，虽知其为弊政，或因循而不能革，至于优游不断，威福下移，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欲求致治，岂可得哉？然则寡欲养气之功，在人君当知所务矣。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自言其志于夫子，说道：“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礼之事，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的心也是不欲的。若以己所不欲者而加之于人，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之所为也。赐则视人犹己，视己犹人。凡我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以此而加之于人。”夫观子贡此言，固是他志量高处，然此乃仁者之事，子贡之学尚未能到此地位。夫子恐其自许太过，而行不逮言也，故呼其名而抑之，说道：“最难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凡己之所不欲者，即不以加之于人，则是视天下为一人而略无形骸之间，以万物为一体而溥其兼利之仁，这非是心德纯全而己私克尽者不能。汝之所学，岂能遽及于此乎？”所以说“非尔所及也”。然孔子此言，不是言难以阻人之进，盖欲子贡知其难而加勉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文章，是德之见乎外者，指威仪文词说。性，是人所受于天之理。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体。
子贡说：“凡人学力有浅深，故其闻道有难易。吾夫子平日，凡动作威仪都有法度，言词议论都有条理，这是德之著见乎外的，所谓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无所隐秘，故不待深造者而后闻之，凡浅学之士、从游门墙者，皆可得而闻也。若夫仁义礼智，禀于有生之初的，叫作性；元亨利贞，运于於穆之中的，叫作天道。夫子亦尝言之矣。但道理极其微妙，言语难以形容，若不是学力既深，可与上达的人，决不轻告。故不但浅学之士不得而闻，虽久于门墙者亦不可得而闻也。”盖子贡晚年进德，乃始得闻性与天道，故叹之如此。然圣门教人，循序渐进，于此亦可见矣。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这是门人记子路之勇于为善，说道：“人固贵于闻善，然闻而不行，与不闻同；行而不力，与不行同。惟子路之为人，有兼人之才，负刚果之气，每闻一善言，必即时行之而后已，若或未之能行，则此心惕然不宁，惟恐复有所闻，而前闻者或壅滞而不得行焉。”曰“唯恐有闻”者，非不欲后闻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闻，而预待其所未闻耳。观未行而惟恐有闻，则既行而惟恐不闻可知矣。子路之勇于体道如此。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姓孔名圉，谥文子。敏，是聪敏。下问，是问于在下的人。
古时生有爵位者，没必有谥。人有贤否，则其谥有美恶。孔圉得谥为文，是个美谥。子贡疑其为人不足以当之，乃问于孔子说：“卫大夫孔文子者，不知何以得谥为文也？”孔子答说：“凡人资性明敏的，便恃着他的聪明，不肯向学。孔圉虽有明敏之资，他却不敢自是，凡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一一讲习讨论，而无有厌心。其勤学如此。爵位尊显的，便看得自己过高，耻于下问。孔圉虽居大夫之位，他却不敢自亢，凡事有未知的，一一访问于人，虽下僚之卑，小民之贱，也虚己问之，而不以为耻。其好问如此。盖谥法中有云：勤学好问曰‘文’。今孔圉之行正与之相合，此其所以得谥为‘文’也。”然勤学好问，不但是卿大夫之美行，虽古帝王之盛节亦不外此。盖人君有聪明睿智之资，尤易于自用；居崇高富贵之位，尤难于自谦。然不学，则义理无由而明；不问，则闻见无由而广。故虞舜好问好察，所以为圣；高宗逊志典学，所以为贤，真万世人君所当法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郑大夫公孙侨，字子产。恭，是谦逊。敬，是谨恪。惠，是恩惠。义，是裁制经画，事事都有条理的意思。
昔孔子尝称说：“郑大夫子产之为人，有君子之道四件，何以见之？彼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产之行己也，则有善不矜，有劳不伐，推贤让能，退然恭逊以自居，是有君子之道一也。敬以事君，君子之道也。子产之事上也，则内修国政，外睦诸侯，小心尽职，始终敬谨而无怠，是有君子之道二也。仁以育民，君子之道也。子产之养民也，则利必为之兴，害必为之去，件件都替百姓留心，而有厚下之深恩，是有君子之道三也。义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产之使民也，则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事事都有个限制，而无姑息之弊政，是有君子之道四也。”子产备这四美于上下人己之间，是以能尊主庇民，而郑国赖之，岂非春秋之贤大夫欤？然郑以区区小国，能用子产，故虽介于晋、楚二强国之间，而竟能杜其侵陵之患，若人君以天下之大，任用得人，则其长治久安之效，又当何如哉？此用人者所当加意也。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齐大夫，姓晏名婴，字平仲。善与人交，是说能尽交友之道。
孔子说：“朋友，五伦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则善与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起初皆知相敬，至于既久，则习狎而怠忽矣。怠忽则必生嫌隙，嫌隙既生，交不能全矣。平仲之与人交也，始固相敬，至于久而亦然，不以其习狎而生怠忽之心，故交好之义始终无替，此平仲之所以为善与人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是鲁大夫，姓臧名辰，谥为文仲，素以智名者也。居，是藏。蔡，是大龟，用以为卜者，以其获之于蔡地，遂名为蔡。节，是柱头斗拱。藻，是水草。棁，是梁上短柱。
孔子说：“人都以臧文仲为智，然明智之人必然见理不惑，试举他一事言之。且鲁之有大龟，虽所以为占卜之用，然不过以决疑示兆而已，非能司其祸福之柄也。文仲乃为屋室以居之，又将那柱头斗拱上都刻为山形，梁上的短柱都画上水草，真若大龟居处于其中，而能降福于人者，斯不亦大惑矣乎？”盖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当尽，而神之理，则幽昧而不可知。惟尽其所当务，而不取必于其所难知，斯可谓智矣。今文仲不务民义，而谄渎鬼神如此，则是不达幽明之理，而惑于祸福之说，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谓之智乎？夫文仲之智，人皆称之，夫子独据实而断其不然。这正是“众好之，必察焉”者，所以为人物之权衡也。观人者宜取以为法。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是楚国执政的官。子文，是楚人。仕，是进用。已，是罢官。愠，是怒意。
子张问于孔子说：“楚国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进用而为令尹，人都羡他尊荣，他却无喜悦之色。及至三次罢官，人都替他称屈，他也无愠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他既罢了令尹，又把旧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与新任的令尹，略无猜嫌妒忌之心。其物我无间如此，这等为人，夫子以为何如？”孔子答说：“凡人患得患失、妒贤嫉能者，都是只顾自己，不为国家，此乃不忠者之所为也。子文这等行事，是不贪恋朝廷的名爵，只要干济国家的政事，是个实心为国的人，可以为忠矣。”子张又问说：“制行如此，人所难能，亦可谓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说：“仁在于心，不在于事。子文之行虽忠，然未知他心里如何。若有一毫修名为人之意，便是私心，而非纯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便信其为仁矣乎？故不敢以轻许之也。”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是崔杼；陈文子，是陈须无，都是齐国的大夫。马四匹为一乘，十乘是四十匹。违，是去。犹，是相似。
子张又问说：“当初齐大夫崔子弑了齐君，那时也有同恶相济的，也有隐忍不去的。独有陈文子者，恶其为逆，不肯与之同列，虽以大夫之官，有马十乘之富，飘然弃而去之，略无贪恋顾惜之意。及到他国，见其臣皆不忠，便说道：‘这就与吾国大夫崔子一般，不可与之共事。’遂违而去之。又到一国，见其臣亦不忠，又说道：‘这也与吾国大夫崔子一般，亦不可与之共事。’又违而去之。其审于去就如此。夫子以为何如？”孔子答说：“凡人与恶人居，便要污坏了自己的名节，清者不为也。今陈文子不恋十乘之富，不居危乱之邦，是个洁白不污的人，可以为清矣。”子张又问说：“制行如此，人所难能，亦可谓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说：“仁在于心，不在于事。文子之行虽清，未知他心里如何。若有一毫愤俗自高之意，而后来不免于怨悔，这也是私心，而非纯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遽信其为仁矣乎？故亦不敢轻许之也。”大抵人之行事易见，而心术难知。其念虑之纯与不纯，存主之实与不实，有非他人所能尽察者，故虽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夫子犹未肯以仁许之。观此，则仁之所以为仁，其义可知，而人之有志于仁者，当知所务矣。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是鲁大夫，名行父，谥为文子。三思，是思了又思，展转无已的意思。再，是两次思量。
昔鲁大夫季文子者，是个用心周密的人，每事必反复计虑，思了又思，展转数次，然后施行。孔子闻之，说道：“人之处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过思。故凡事到面前，造次未可轻动，从而仔细思量一番，及思之已得，犹恐见不的确，又平心易气再加斟酌一番。如此，则事理之可否从违，裁度已审，行出来自然停当，斯亦可矣。何必三思为哉！”盖天下之事，虽万变不齐，而其当然之理则一定不易，惟在义理上体察，则再思而已精，若用私意去揣摩，则多思而反惑。《中庸》教人以慎思者，意正如此。善应天下之事者，惟当以穷理为主，而济之以果断焉，则无所处而不当矣。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卫大夫宁俞，谥武子。知，是明知。愚，是昏愚。
盖世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又有一等明知之深，韬光用晦，权以济变，反似昏愚的，则所谓大智若愚者也。宁武子能然，故孔子称之说：“宁武子之为卫大夫也，当国家有道，治平无事之时，则明目张胆，知无不为，直道而行，无少委曲。他的才能智识，都昭然可见，真是个明智的人。及至国家无道，危急存亡之日，则韬晦隐默，不露形迹，而卒以济艰难之业，成国家之事。他的才能智识都暗然内用，却似个昏愚的人。夫观人者，但据其迹而未窥其深，则必以愚不如智矣。自我而言，治平之世，公道昭明，君子可以行其志，但有才能的都会干济，有见识的都会主张，武子之智犹或可得而及也。至于昏乱之朝，则国势倾危，人心疑忌，忠君为国之深意既难以自明，扶危定乱之微权又难于先泄，最人之所难处者。武子之愚，乃能上济其君，下保其身，正是他善藏其用的妙处，非天性忠义而才足以运之者，不能如此，人岂可得而及哉？”盖处常易，处变难；用其力以立功者易，藏其智而成功者难。所以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自人之分量而言，知固不如愚，然时乎无道，乃使君子不敢用知而用愚，则岂国家之幸哉？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陈，是陈国。党，是乡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说。狂简，是志大而略于事的意思。斐，是有文采。裁，是裁正。
昔孔子周流四方，至于陈国，淹留既久，知道之终不能行，乃发叹说道：“吾之初心，本欲行其道于天下。今周流至此，而竟不一遇，是世终无用我者矣。我其归于鲁国欤！我其归于鲁国欤！然我之道虽不行于当时，犹当传于后世。今吾乡党后生中，尽有识见高明，志趣远大，不拘于小节的人，看他规模体段，已是斐然有文理之可观。但其志愿太高，学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时出于规矩之外耳。若就其才性之所近者，因而抑其过，矫其偏，以归于中，则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寄吾欲行之心，又何必栖栖遑遑以求用于世哉！此吾之所以欲归也。”是可见圣人为当时计，固欲其道之行；为后世计，又欲其道之传。其心真有视天下为一家，通古今为一息者。此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教万世无穷也欤！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长曰伯夷，幼曰叔齐。念，是追念。怨，是恨。希字，解作少字。
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至清介者也。大凡清介的人，疾恶太甚，其中多褊狭而不能容物，故人亦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齐，持身虽介，处心甚平。人有不善，固尝恶而绝之矣，然只是恶其为恶，而非有心以绝其人也；若其人能改而从善，则止见其善，而不复追念其旧日之恶。其好恶之公，度量之广如此，所以人皆尊敬而悦服之。就是见恶的人，亦乐其后来之能恕，而谅其前日之无他，怨恨之心自然少矣。”此可见疾恶固不可以不严，而取善尤不可以不恕。古圣贤处己待人之道，莫善于此。若人君以此待下，尤为盛德。盖凡中材之人，孰能无过，惟事出故为，怙终不悛者，虽摈斥之，亦不足惜。然或一事偶失而大节无亏，初时有过而终能迁改，以至迹虽可议而情有可原，皆当舍短取长，优容爱惜，则人人乐于效用，而天下无弃才矣。虞舜宥过无大，成汤与人不求备，皆此道也。此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鲁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见称于时。人但慕其名而不察其实，故孔子举一事以断之说：“人皆以微生高为直，如今看来，谁说他是直人？盖所谓直者，必诚心直道，有便说有，无便说无，无一毫矫饰，而后谓之直。今微生高者，人曾问他求醋，其家本是没有，却不肯直说，乃转问邻家求来与他，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矣。即此一事推之，则其心之私曲、行之虚伪可知，焉得谓之直乎？”夫微生高之直，人皆信其行，而孔子独断其非，所谓“众好之，必察焉”者如此。然当时似是而非、虚名无实者，不止一事，利口之人乱信，乡愿之人乱德，孔子皆深恶而痛绝之，盖欲人致谨于名实之辨也。然则用人者岂可徒采虚名而不考其实行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言，是言词工巧。令色，是颜色和柔。足恭，是过于恭敬而不中礼者。左丘明，是当时贤人。耻，是羞愧。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
孔子说：“人莫善于诚心直道，莫不善于谄媚奸险。盖人之相接，词色体貌本自有个正礼，若乃巧好其言，务以悦人之听，令善其色，务以悦人之观，足过其恭，务以悦人之意，是谄媚之人也。左丘明为人方正，尝耻之而不为，我亦耻之而不为焉。人之相交，恩怨亲疏自有个真心，若心里本是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面，佯与交好，是奸险之人也。左丘明存心诚笃，尝耻之而不为，我亦耻之而不为焉。”夫观此二者，为圣贤之所共耻，学者可不省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哉！然此等人不止可耻，尤有害于国家。盖谄媚之人，阿谀逢迎，非道取悦，人情易为其所惑；奸险之人，内怀狡诈，外示恭谨，人情易为其所欺。若不识而误用之，则其流祸有不可胜言者。所以古之圣王，远佞防奸，如畏鸩毒而避蛇虺，盖为此也。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盍，是何不。志，是心之所向。
昔颜渊、季路尝侍于孔子之侧。孔子向他们说道：“二子学于吾门，都各有个志向，何不各言尔之志于我乎？”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衣，是着衣。裘，是皮服。敝，是坏。憾，是恨。
子路因孔子问其志，遂对说道：“人不可以自私，且如乘的车马、着的轻裘，虽是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当为天下用之，不得专之以为己私也。我若有此车马轻裘，则愿与朋友共之，虽至敝坏亦无所恨焉。”盖子路勇于为义，识见高明，不屑为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伐，是矜夸。善，是有德。施，是张大的意思。劳，是有功。
颜渊因孔子问其志，遂对说道：“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虽有善可称，然亦不过复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夸于人，而自以为善焉。人能立功，虽有劳可录，然不过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而已。我若有劳，不欲张大于人，而自以为劳焉。”盖颜子几于无我，气象浑厚，无一毫满假之心，故其言如此。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安，是安逸。怀，是抚恤的意思。
子路问于孔子说：“吾二人之志，已各言于夫子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愿有闻焉。”孔子答说：“吾之志无他，只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盖天下之人不同，有老者焉，有朋友焉，有少者焉。老者当安，吾愿养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逸。朋友当信，吾愿与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少者当怀，吾愿抚恤之以恩，而使之各适其性。随其心之所欲得，而与之以理之所本然。此则吾之志也。”合而观之，子路公其物于人，而有难于兼济；颜子忘其善于己，而犹出于有心；惟夫子之志兼利万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见其迹，真与天地之量一般，又岂二子之所能及哉！使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则时雍风动之化，当与尧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已矣乎，是绝望之辞。内自讼，是心里自家悔责。
孔子说：“人不能以无过，而能改则可为君子。然必自知其过，而内自讼责，则即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我尝以此望于天下之人，自今看来，凡人有过，不是饰非以自文，便是委靡以自安，并未见有自家知所行的不是，而内自悔责者也。然则欲求其能改过，岂可得乎？昔之所望于人者，今则已矣。”这是孔子欲人悔过迁善，故为是绝望之辞，以激励天下人的意思。大抵悔之一字，乃为善之机。《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故终为有商之令主。然能居敬穷理以预养此心，则自然邪念不萌，动无过举。圣人所以能立无过之地者，其要在此。若待其有过而后悔之，不亦晚乎？孔子之言，盖为中人以下者发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资质纯实，可进于道者。丘，是孔子的名。
孔子说：“人之造道，固在于天资，而尤须乎学力。我之得闻斯道，非徒以资质之美而已，实由好学以成之也。若但以资质言之，则岂必天下之广，就是那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纯朴笃实，可进于道如我者焉。则天下之如我者，可胜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质，不如我之勤敏好学以扩充其资，所以不能闻道，而有成者鲜也。”夫人乃不咎其学之不至，而徒诿于资之不美，岂不过哉？盖美质易得，至道难闻。故君如尧、舜，必孳孳于精一；圣如孔子，犹汲汲于敏求，况其他乎？欲法尧、舜、孔子者，当知所以自勉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南面，是人君之位。
冉雍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称许他说：“吾门弟子如冉雍者，其器宇识量，恢恢乎有人君之度，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以总理众务，统驭庶民，亦无不可者。”盖仲弓为人宽洪简重，惟宽洪则不失之苛刻，而有容物之量，惟简重则不失之琐碎，而得临下之体，故孔子称之。昔皋陶称帝舜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文王罔兼知于庶狱庶慎，亦是此意。读者合而观之，可以知君德矣！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
仲弓，是冉雍的字。子桑伯子，是鲁人。简，是不烦琐的意思。
仲弓知孔子许己南面之意，盖因其器度之简重而取之，而疑子桑伯子之为人，亦有与己近似者。故问说：“子桑伯子之为人如何？”孔子答说：“凡人立身行事，多有过于琐碎，自为烦扰者。伯子为人，简易不烦，盖亦有可取者焉。”
按《家语》记伯子不衣冠而处，是乃率意任情，轻世傲物之徒。而孔子以为可者，毋亦以其真率简略，独超于流俗而取之欤？斯仲弓之所以致疑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
仲弓因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而不能无疑于心，乃遂评论之说：“居上临下之道，固贵乎简，然有简当简，有苟简之简，不可不辨也。若能自处以敬，兢兢业业，无一怠惰放肆之心，则中有主而自治严矣。如是而行简以临其民，事事只举大纲，存大体，不至于琐屑纷更，则事有要而不烦，民相安而不扰，这才是简当之简，岂不为可贵乎？若先自处以简，恣意任情，无矜持收敛之意，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概从简略，不分缓急，不论重轻，一味只是纵弛，则事无可据之规，民无可守之法，是则苟简之简而已，岂不失之过甚而为太简乎？”仲弓此言，盖以伯子为太简，而疑孔子之过许也。
子曰：“雍之言然。”
然字，解作是字。
当时孔子许子桑伯子之简，特就其所可取者而许之，盖亦未暇深论。而仲弓之言则精确至当，诚居上临下不易之定论，故孔子深许之说：“雍也以居敬之简为可，以居简之简为过，其言岂不诚然乎！”此可见仲弓平日盖能居敬而行简者。孔子许其可居南面，其意正在于此。为人君者，若能详味仲弓之言，而知敬简之义，则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亦不外是矣。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迁，是移。本怒此人，而又移于他人，叫作迁怒。贰，是重复。已先差失了，后来重复差失，叫作贰过。
昔鲁哀公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弟子甚众，不知谁是好学的人。”孔子答说：“人之为学，必是潜心克己，深造有得，然后谓之能好。吾门弟子中，独有颜回者，是个好学的人。何以见得他好学？夫人意有所拂，孰能无怒，但血气用事的，一有触发，便不能禁制，固有怒于此而移于彼者。颜回也有怒时，但心里养得和平，容易消释，不曾为着一人，连他人都嗔怪了，何迁怒之有乎？夫人气质有偏，不能无过，但私欲锢蔽的，虽有过差，不知悔改，固有过于前而复于后者。颜回也有过失，但心里养得虚明，随即省悟，不曾惮于更改，致后来重复差失，何贰过之有乎？回之潜心克己如此，岂不是真能好学的人？惜其寿数有限，不幸短命而死。如今弟子中，已无此人，求其着实好学如颜回者，吾未之闻矣。岂不深可惜哉！”
夫颜回之在圣门，未尝以辩博多闻称，而孔子乃独称之为好学；其所谓学者，又独举其不迁怒、不贰过言之。是可见圣贤之学不在词章记诵之末，而在身心性情之间矣。然是道也，在人君尤宜深省。盖人君之怒，譬如雷霆之震，谁不畏惧？若少有迁怒，岂不滥及于无辜？人君之过，譬如日月之食，谁不瞻睹？若惮于改过，岂不亏损乎大德？故惩忿窒欲之功，有不可一日而不谨者。惟能居敬穷理涵养此心，使方寸之内，如秤常平，自然轻重不差，如镜常明，自然尘垢不染，何有迁怒贰过之失哉！所以说，圣学以正心为要。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
这一章是门人记圣人用财的道理。
子华，是公西赤，字子华。冉子，是冉有。粟，粟谷。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秉，是十六斛。
门人记说：夫子用财，惟视义之可否。如子华为夫子出使于齐国，时有母在，冉有恐其缺于养赡，乃为之请粟于夫子。夫子说：“与他一釜。”与之甚少者，所以示不当与也。冉有未达，又请增益。夫子说：“与他一庾。”益亦不多者，所以示不当益也。冉有犹未达，而终以为少，遂自以其粟与之五秉。一秉十六斛，五秉共为八十斛，则与之过多而伤惠矣。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
适，是往。裘，是皮服。周，是周济。急，是贫穷窘急。继，是续。
夫子因冉有之过与，乃教之说：“我非吝于财而不与之也。盖赤之往齐国也，所乘者肥壮之马，所衣者轻暖之裘，则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尝闻之，君子但周济那贫难窘急之人，不继续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为之请粟，又多与之，是继富非周急也。夫岂用财之道哉？”这是不当与而与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
原思，是原宪，字子思。宰，是邑长。粟，是宰的俸禄。
门人又记说：“夫子为鲁司寇时，弟子原思为属邑之宰。夫子与之粟九百，乃其常禄所当得者也，原思却乃辞而不受焉。”盖其素性狷介，故虽常禄亦辞而不受，则过于廉而非理之中矣。
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毋，是禁止之词。五家为邻，廿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
夫子因原思之辞禄，乃教之说：“尔毋辞也，盖官有常禄，乃国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辞之。若俸禄有余，则尔之邻里乡党有贫乏者，推以与之，不亦可乎？而何以辞为也！”这是不当辞而辞者，夫子教之以义如此。大抵人之取与辞受，都有个当然的道理。当与而不与，固失之吝；不当与而与，则失之滥；当辞而不辞，固失之贪；不当辞而辞，则失之矫。夫惟圣人，一酌之于义理之中，而自不致有四者之失。视世之私恩小惠、小廉曲谨者，只见其陋而已。善用财者，当一以圣人为准可也。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犁，是杂文。骍，是赤色。角，是头角周正。周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头角周正者，乃用于祭祀；若杂色之牛，则贱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
昔者仲弓之父贱而行恶，仲弓却为圣门高弟，以德行著名，当时有以其父病之者，故孔子取譬之说道：“牛之杂色者，固不可用为祭祀之牺牲。若其所生之子纯然赤色，而又头角周正，则正祭祀之所须者。人虽以其为犁牛所生，要不用它，然那山川之神岂能舍此而他享乎？今雍父之恶就如犁牛一般，雍之贤就如牛之骍且角的一般，人虽以其父恶而欲勿用，然有如此之德，自当见用于世，又岂能终废之哉！”是可见圣贤之生，不系乎世类；用人者但当取其才德，而不必问其世类之何如。古之帝王，立贤无方，盖为此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回，是孔子弟子颜回。离此至彼，叫作违，从彼来此叫作至。
孔子说：“仁乃吾心之全德，必纯乎天理而无私欲之累者，乃足以为仁。若有一私之杂，一息之间，皆非仁也。吾门弟子有志于仁者多矣，其中独有颜回，天资既高，学力又到，真能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至于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发，未尝有一毫私欲之间杂，盖庶几乎中心安仁者焉。其余众弟子，一般也去求仁，也有到得仁的时候，但已得而复失，暂明而复蔽；或一日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日日如此；或一月之内能至于仁，不能月月如此，欲如回之三月不违，岂可得乎！”观孔子此言，不惟知圣门弟子之优劣，亦可以见仁道之难成矣。然孔子他日又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则亦岂言难以沮人之进者哉？盖仁具于心，故欲之而即至；心惟易放，故舍之而即失。欲求仁者，先收放心可也。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鲁大夫。从政，是为大夫而从事于政治。果，是有决断。达，是通事理。艺，是多才能。何有，是说不难的意思。
季康子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若仲由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优柔不断者，不足以从政。由也，勇于为义，是刚强果毅的人，使为大夫，必能决大疑，定大计，当断即断，有振作而无废弛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季康子又问说：“如端木赐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执滞不通者，不足以从政。赐也闻一知二，是明敏通达的人，使为大夫，必能审事机，通物理，斟酌处置，有变通而无窒碍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季康子又问说：“如冉求者，可使为大夫而从政也与？”孔子答说：“凡人才力空疏者，不足以从政。求也长于政事，是多才多艺的人，使为大夫，必能理繁治剧，区画周详，随事泛应，绰乎其有余裕矣！其于从政，何难之有？”夫三子之才，各有所长，而皆适于用如此。使季康子能劝鲁君尊信孔子，委任群贤，则何东周之治不可复哉！惜乎其不能用也。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是鲁大夫。闵子骞，是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骞。费，是季氏的属邑。辞，是言词。复是再来。汶，是水名，在鲁之北境上。
昔季氏为鲁大夫，专执国政。一日使人召闵子骞，着他做费邑之宰。闵子骞是个有德行的人，心恶季氏，不肯入于其党，而又不敢显言，乃对使者说：“大夫虽欲用我，然我之心，不愿仕进，汝其为我从容委曲，善为说词，以达吾不仕之心，而止其用我之意，必不可再来召我也。若不肯见信，而再来召我，则吾当逃避于汶水之上，而不复居于鲁国矣。大夫岂能强我之必仕乎！”夫闵子隐而不仕，既不失身于权臣，其言逊而不阿，又能免祸于乱世，真可以为贤矣。然以闵子之贤，鲁君不能用之以匡公室，而使季氏欲引之以为私人，此鲁之所以微而不振也。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窗。古之病者，卧于北窗下，若人君来视，则暂时移在南窗下，使人君得以南面视己，所以尊君也。亡，是丧亡。命，是天命。
昔者伯牛有疾，孔子往问之，伯牛乃迁于南牖下，使孔子南面视己。盖以尊君之礼尊之也。孔子不敢当，故不入其室，但自牖中执其手，而与之诀曰：“病势危笃如此，其丧亡必矣。然此乃天之所命，非由于人者也。何则？人而无德，或不能谨疾，或有以召灾，固不足言矣。今以如此之贤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恶疾也！以如此之贤人，而何乃有如此之恶疾也！岂非莫之致而至者耶！信乎其为命也已！”盖夫子痛惜之深，故重言以叹之如此。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贤，是有德之称。箪，是竹器。食，是饭。不堪，是受不得的意思。
孔子称许颜回说：“凡人学道者多，得道者少。我看颜回是个有德的贤人。如何见得？盖人莫难于处贫，而回则贫之至者。他的饮食不过是一箪之饭、一瓢之饮，又居处于荒陋的巷中，其困穷一至于此。若使他人处之，有不胜其愁苦者。然颜回之心自有乐处，但见其优游自得，不以身之困穷而遂改其乐也。这是所见者大，故中心自无不足；所得者深，故外物自不能移。非贤而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说‘贤哉，回也’！”大抵处富贵而佚乐，居贫贱而忧戚，乃人情之常。圣贤之所乐，盖有超于贫富之外者。舜、禹有天下而不与；孔子饭蔬饮水，乐在其中；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其心一也。善学者当自得之。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说，是喜悦。中道，是半途。废，是止。画，是自家限量的意思。
冉求自言于孔子说道：“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我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资禀昏弱，心虽欲进，而力有所不足，故不能至耳。”孔子教之说：“所谓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心诚向道，尽其力以求之，至于中道，气力竭了，莫能前进，而不得不废，这才叫作力之不足。今汝本安于怠惰，不肯用力向前，譬如画地以自限的一般，乃能进而不欲，非欲进而不能者也。奚可自诿于力之不足哉？”大抵人之勇往力行，生于真知笃好，盖志之所至，气必至焉。若冉有者，还是不曾真知道中之味而悦之。使其果悦之深，则必如颜子之欲罢不能矣，而岂以力不足为患哉！学者不可不勉也。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儒，是学者之称。
孔子尝教门人卜子夏说：“如今为学的人，都谓之儒，不知儒者亦有分辨。有一样君子之儒，有一样小人之儒。所谓君子儒者，其学道固犹夫人也，但其心则专务为己，不求人知。理有未明，便着实去讲求，德有未修，便着实去体验，都只在自己身心上用力，而略无干禄、为名之心，此君子之儒也。所谓小人儒者，其学道亦犹夫人也，但其心专是为人，不肯务实。知得一理，便要人称之以为知，行得一事，便要人誉之以为能，都只在外面矫饰，而无近里着己之学，此小人之儒也。汝今但学那君子之儒，而专务为己，不可学那小人之儒，而专务为人。能审乎此，则趋向正而心术端，自然日进于高明，而不流于污下矣。可不谨哉！”这君子、小人之儒，不但学术所关，亦世道之所系。人君若得君子之儒而用之，则必能守正奉公，实心为国，而社稷苍生皆受其赐；若用了小人之儒，则背公营私，附下罔上，而蠹国殃民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故用人者，既观其行事，而又察其心术，斯得之矣。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字子游。武城，是鲁国的邑名。宰，是邑长。人，指贤人。澹台，是姓；灭明，是名。径，是小路。公事，是官府中公举的事，如乡饮、乡射、读法之类。
昔者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说：“为政以人才为先。武城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谊可以表正风俗者。汝今为宰，亦曾得这样人与之相处否乎？”子游对说：“有个澹台灭明者，乃武城之贤人也。其存心正直，制行端严，寻常行路，必由坦然之正途，而捷径之小路则不肯由；岁时谒见，必是为邑中的公事，而非公事则未尝轻至于偃之室。夫行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欲速见小之心可知；非公事不见邑宰，则有以自守，而无枉己徇人之私可见。此灭明之所以为贤，而偃之所知者，唯斯人而已。”夫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犹若是，等而上之，宰相为天子择百僚，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必以此类观焉。则刚方正大之士进，而奔竞谄谀之风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孟之反，是鲁大夫。伐，是矜夸。奔，是败走。殿，是居后。策，是鞭。
孔子说：“凡人但有功劳未有不矜夸自足者。我看鲁大夫孟之反，是个谦退不伐的人。大凡进军，则以当先者为勇；军退，则以殿后者为功。当时齐与鲁战，鲁师败绩。众人都往前奔走，孟之反独在后面堵截敌人，保全士卒，可谓有功矣。他却不自以为功，及将入国门之时，正众人瞩目之地，乃鞭策其所乘之马，向众人说：‘我不是敢于拒敌，故意在后，只为马疲乏不能前进耳。’”盖归罪于马，正所以自掩其功，非有功而不伐者乎？此可以为贤大夫矣。大抵不伐二字最为美德，盖谦虚乃能受益，盈满必然招损。颜渊“无伐善、无施劳”，故孔子许之。大禹不矜不伐，故帝舜称之。读者所宜深玩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祝鮀，是鮀卫大夫。佞，是有口才。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名朝。美，是容色之美。难免，是说不免为人所恶。
孔子说：“方今世道不古，人情偷薄，不好直而好谀，不悦德而悦色。故必言词便佞如祝，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后可以取人之悦。若不有祝之佞口、宋朝之美色，则无以投时俗之好，人将厌而弃之，求免于今世之憎恶亦难矣。”夫巧言令色本尧、舜之世所深恶者，而春秋之时，乃以为好，则习俗之浇漓可知。圣人所以伤叹之也。有世道之责者，可不谨其所好尚哉！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户，是门户。道，是人伦事物日用之理，人所当共由者也。何莫，是怪叹之辞。
孔子说：“事必有道，譬如室必有户一般。人若能出不由户，则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谁有能出不由户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盖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难而不能由，则夫人独何为而不由乎？是诚可怪也已。圣人警人之意莫切于此，人能反而求之，道岂远乎哉！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是质实。文，是文采。野，是村鄙的人。掌管文书的，叫作史。彬彬，是匀称的意思。
孔子说：“凡人固要质实，也要文采。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胜。若专尚质实，胜过乎文，则诚朴有余，而华采不足，就似那村野的人一般，一味是粗鄙简略而已，岂君子之所贵乎？若专尚文采，胜过乎质，则外虽可观，而中无实意，就似那掌管文书的一般，不过是虚浮粉饰而已，亦岂君子之所贵乎？惟是内有忠信诚恪之心，外有威仪文词之饰，彬彬然文质相兼，本末相称，而无一毫太过不及之偏，这才是成德之君子。德至于君子，则岂有野与史之弊乎？”盖周末文胜，古道尽亡，孔子欲矫其偏而归之正，故其言如此。但当时之君，安于弊政而不能变更，公卿大夫习于流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衰也。有挽回世道之责者，其念之哉！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是真实公正的意思。罔，是虚罔不直。幸，是侥幸。
孔子说：“人得天地之正理以生，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存之于中，发之于外者，都有个本然的公心，当然的正理，所谓直也。人能全此道理，则生于天地之间乃为无愧。若使存心虚妄，行事私邪，或作伪以沽名，或昧心而徇物，则是矫罔不直，而失其有生之理矣。生理既失，便不可以为人，就是生在世间，不过侥幸而得免于死耳。岂不深可愧哉！譬之草木，或夭或乔，畅茂条达者，乃其生理也。今乃矫揉造作，或扭直以为曲，或移此以接彼，则戕其有生之理，其不死者幸耳。人之不直，何以异于是哉！”孔子深恶不直之人如此。故圣王在上，举用正直之士，斥远邪之徒，则举措当而人心服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之，是知此道。好之，是好此道。乐之，是乐此道。
孔子说：“人之造道，有浅深之不同，然必到那至极的去处，乃为有得。彼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识其为当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是固胜于不知者矣。然这只是心里晓得，未能实用其力也。不如好之者悦其义理而爱慕之深，玩其旨趣而求为之力，然后可以进于道也。岂徒知者之可比乎？所以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固胜于知，然这才是用力进修，未能实有诸己也。不如乐之者融会于心而充然自得，全体于身而浩然自适，然后乃为学之成也。岂徒好者之可比乎？所以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夫是三者，以地位言，则知不如好，好不如乐；以工夫言，则乐原于好，好原于知。盖非知则见道不明，非好则求道不切，非乐则体道不深。其节次亦有不可紊者。学者诚能逐渐用功，而又深造不已，则斯道之极，可驯至矣。此圣人勉人之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中人，是中等的人。语，是告语。上，是上等精微的道理。
孔子说：“凡人资质有高下，学问有深浅。教人者，要看他力量如何。若是中等以上的人，其资禀既不凡，功夫又精熟，已是有上达之机了。然后告以精微的道理，则言者适当其可，而听者不苦其难，就似登山的一般，将到高处，才说与高处的景象，便理会得，所以说‘可以语上也’。若是中等以下的人，资质既是寻常，功夫又未积累，但当就其力之所及而引进之。若遽告以精微的道理，不惟强其所不能，亦终茫然而无得，就似行路的一般，才在近处，便说与远处的路途，如何知道？所以说‘不可以语上也’。”然则君子之教，但当因人而施，岂可躐等而进乎？然此为施教者言耳。若学者之学，又当自加勉励。盖奋发勇往，则下学皆可以上达；因循怠惰，则中人亦流于下愚。是在人立志何如耳。孔子他日告鲁君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又进学者所当加意也。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樊迟，是孔子弟子。务，是专用其力的意思。民义，是人所当为的道理。难，是切己难尽的工夫。获字，解作得字。
樊迟问于孔子说：“如何叫作智？”孔子答说：“所谓智者，见理之明而已。盖人生日用，自有当为的道理，若鬼神之福善祸淫，虽与人事相为感通，然其事则幽昧而难知者也。不可知而谄事以求之，惑之甚矣。今惟用力于人道之所宜，凡伦理所当尽，职分所当为者，一一着实去做。至于鬼神，则惟敬以事之而已，却不去亵近，而谄渎祷祀以求福也。这是他心有定见，故祸福之说不足以动其念，幽远之事不足以眩其明，岂不可谓之智乎？”樊迟又问：“如何叫作仁？”孔子答说：“所谓仁者，存心之公而已。盖为人之道，本是难尽，若为之而有所得，虽功效相因，理之自然，然不可有心以预期之也。有心以期之，则涉于私矣。今惟先其事之所难，凡身心之所切，性分之所关者，只管上紧去做。至于后来的效验，则惟俟其自至而已，却不去计较，而有意以期必之也。这是他心有定守，故能纯乎正谊明道之公，而绝无计功谋利之念，岂不可谓之仁乎？”按夫子此言，虽是分言仁智，其实只是一理。盖媚神之念，即是望效之心；先难之功，即是务民之义。人能用力于人道之所难，而祸福得失，皆置之于不计，则仁智之道，兼体而不遗矣。此又学者之所当知。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知者，是明理的人。乐，是喜好。仁者，是全德的人。
孔子说：“天下有明智之人，有仁德的人，人品不同，则其性情亦异。大凡知者之所喜好，常在于水；仁者之所喜好，常在于山。盖知者于天下之理见得明白，其圆融活泼，无一些凝滞，就似水之流动一般，此其所以乐水也；仁者于吾心之德养得纯粹，其端凝厚重，不可摇夺，就似山之镇静一般，此其所以乐山也。夫人惟心有拘系，所以多忧。知者既流动不拘，则胸次宽弘，遇事便能摆脱，凡世间可忧之事皆不足以累之矣，岂不乐乎？人惟嗜欲无节，所以损寿。仁者既安静寡欲，则精神完固，足以养寿命之源，凡伐性丧生之事皆不足以挠之矣，岂不寿乎？”夫人情莫不欲乐，亦莫不欲寿，而惟有知仁之德者为能得之。则反身修德之功，人当知所以自勉矣。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鲁，是二国名。变，是变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文武之治道。
孔子说：“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于鲁。二国皆被圣人之治，其政教风俗固纯然文、武之盛也。至于今日，则齐、鲁皆与旧时不同。然齐经桓公霸政之后，其习俗相传，遂急功利，喜夸诈，而太公之治已荡然无存。鲁则无所变更，至今犹知重礼教，崇信义，而周公之遗风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耳。若齐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仅可如今日之鲁。盖功利既革，方可望于礼教，夸作既去，方可望于信义，而文武之盛固难以遽复也。若鲁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便可至于先王之道。”盖礼教信义莫非先王之旧，但修举其废坠，则纪纲制度焕然维新，而文武之盛可复见于今日矣，所以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耶？此可见夫子经纶的次第。使二国能用之，则虽至道有难易，而一变再变之余，治功无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是木简。古时未有纸札，唯削木为数方，书字其上，用以记事，以其器有棱角，故谓之觚。“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
孔子发叹说道：“天下的事物有其实，乃可以称其名。如器之所以名为觚者，本因其有棱角，故名为觚也。若为觚而去其棱角，则失其觚之本制矣。既失其制，则名虽存而实已废，尚得谓之觚哉！尚得谓之觚哉！”然圣人之意，非为一觚，盖见世之有名无实者多，因感于觚而发叹也。故君尽君道，而后可以为君，臣尽臣道，而后可以为臣，不然亦皆觚而不觚者也。若其所关系，则又岂特一器之小而已哉！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是孔子弟子宰予。井有仁的仁字，当作人物的人字。从，是随。逝，是往救。陷，是陷溺。欺，是欺诳。罔，是诬罔。
宰我有志于仁，而不知为仁之道，乃问于孔子说：“仁者既以爱人为心，则闻人有难便当往救，虽是人告他说，有人溺于井中，亦当随之入井而救之乎？不救，则无恻隐之心；救之，则有沉溺之患。然则为仁岂不难哉？”孔子答说：“仁者虽切于救人，然必己身得生而后可以救人之死。若从人入井，则无益于彼，而先丧其身，愚亦甚矣！仁者何为而若此乎？大凡仁人君子闻人有难，便有恻然哀怜之心，使之奔走而往救则可，若使之入井而自陷其身则不可。盖凡事自有个道理须要斟酌，若是理之所有的，人虽欺诳他，也要信了；若是理所必无的，人虽欲诬罔而使之轻信，岂可得乎？然则井中有人，理之所有也，故可使之往救；入井救人，理所必无也，故不可使之陷溺。子欲为仁，亦详审于轻重缓急之间而已。”盖利济兼爱者，仁之心也；揆度事理者，智之事也。有智以行仁，而后仁为无蔽。宰我忧为仁之陷害，其不智可知，故孔子晓之如此。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是广。文，是《诗》《书》六艺之文。约字，解作要字，是敛束的意思。礼，是天理之节文。畔字，解作背字。
孔子说：“君子之学，将以求道也。然道散于万变，而文则所以载之，使非博之以文，则闻见浅陋，而不能旁通。道本于身心，而礼则所以检之。若徒博而不能约之以礼，则工夫汗漫而无所归宿，便与这道理相背了。”所以君子之学，务要旁搜远览，凡天地民物之理，《诗》《书》六艺之文，一一去讲习讨论，以广吾之闻见。这是博学于文。然又不徒博而已，必收敛约束，于凡视听言动之间，都守着天理之节文，不敢少有放肆，这是约之以礼。夫博学于文，则闻见日多，既不病于孤陋；约之以礼，则身心有据，又不涉于支离。如此用工，虽未必便能与道为一，然由此进之，则亦可以至于道矣，何相背之有乎？圣人示人为学之方，莫切于此。若就君道上说，则凡亲贤纳谏，读书穷理，即是博文的工夫；以其所闻所见者而检束其身心，体验于政事，即是约礼的工夫。人主务此，则二帝三王之治可几而至矣。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无厌之！天厌之！”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矢字，解作誓字。否，是不合道理。厌，是弃绝。
昔孔子曾到卫国，卫君之夫人有南子者，素知尊敬孔子之道德，要与相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人仕于其国，有见小君之礼，南子据礼以求见，故孔子不轻绝之。圣人所为，无一而非礼之所在也。子路不知此义，只说南子是个淫乱的人，不该见他，心里不悦。孔子也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说：“凡人立身行事，须是依着道理，不愧于天，则天必佑之。若使我之所为不合于礼，不由于道，有一毫得罪于天，天必将弃绝我矣！天必将弃绝我矣！”重言之者，欲使子路笃信乎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盖孔子道大德宏，不为已甚，故其待南子者如此。至于灵公问陈，则明日遂行，孔子岂屈己以徇人者哉？合而观之，可以知圣人之心矣。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是无过不及。庸，是平常。人所同得的道理，叫作德。至，是极致。鲜，是少。
孔子说：“天下之事但有一毫太过，便可减损；有一毫不及，便可增益，都不是至善的道理。惟是中庸之为德，本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不离乎民生日用之常，既不偏于太过，亦不偏于不及，而其理经久可行，乃是至精至粹，尽善尽美的道理，岂非极致而无以加者乎！然这道理是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当行，自古圣贤所以治世修身都不外此。但如今的人，或拘于气禀之偏，或安于习俗之敝，贤智的则失之太过，而不能裁抑以合乎中；愚不肖的则终于不及，而不能黾勉以求其至，少有此德者，亦已久矣。”孔子深有感于世道之衰，故叹之如此。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博，是广。施，是施恩于人。济众，是济度众人，使各得其所。何事，是说不止如此。病，是心里不足的意思。
子贡未得为仁之方，而徒志于高远，乃问于孔子说：“吾闻无所不爱之谓仁。如有人焉，广施恩惠于天下之民，能使万民之众各得其所，而无有不济，这等为人，夫子以为何如，亦可以谓之仁矣乎？”孔子答说：“仁者之心无穷，而分量亦有限。如必博施而济众，则岂止于仁而已？必是圣人全体仁道而造其极者，然后能之乎？然圣如尧、舜，可谓至矣，而尧、舜之治天下，犹有下民其咨之叹，黎民阻饥之忧，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足也。况他人乎？”夫圣人且以为难，而子以是求仁，失之远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立，是成立。达，是通达。
孔子告子贡说：“汝以博施济众为仁，只为未识仁体故耳。夫所谓仁者，只是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看得天下的人就如自己一般，疾痛疴痒都有相关的意思。如自己要成立，便不忍他人之颠危，必思以扶持调护，使之同归于成立而后已；自己要通达，便不忍他人之穷困，必思以开导引掖，使之同归于通达而后已。这等立心就是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气象，虽不必遍物而爱之，而本体已具，则功用在其中矣。此乃所以为仁，而非博施济众之谓也。”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譬字，解作喻字，是比方较量的意思。方，是术。
承上文说：“仁之本体，只是一个公心，则为仁者亦不必求之于远矣。若能近取诸身，将自己的心比方他人的心，如自己欲立，便知人之欲立与我一般，即推之以立人；自己欲达，便知人之欲达与我一般，即推之以达人。这就是为仁的方法。所谓纯乎天理之公而无私欲之间者，不过如此。岂复有他术哉？”盖子贡之说，是在功用上求仁，故其效愈难而愈远。孔子之论，只在心体上求仁，故其术至简而至易。况能知为仁之方，则虽尧、舜之所以为圣，亦不外此。盖尧、舜之圣岂能遍物而爱之？只是其心常在安民而已。人君若能以安民为心，而推之以治天下，则仁圣之事一以贯之，而何尧、舜之不可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