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意态,可分积极消极两种。就中国言,儒家思想是积极的,墨家更积极。杨朱是消极的,庄周老聃同是消极,但不如杨朱之甚。人生应该积极,但不宜过分。中国后代,扬儒弃墨,可谓采酌有当。但积极人生,非可一步到达。漫长的过程中,终不免滋生流弊。庄老道家即针对此种种流弊而求挽救。中国后代,又采取了庄老道家来为孔孟儒家作补救,这见中国后人之聪明处。

印度人生比中国道家更消极,西欧人生则较中国儒家更积极。积极人生必求发展向前,换言之亦是向外。外面有路发展,受害者先是其发展之对方。而发展主体,则暂时可以见其利,不见其害,待发展到外面无路,则受害者会转回到发展者之自身。古代西方史且不论,就近代西方言,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之向外发展,受害遍及全世界,但西欧各国,则欣欣向荣,一若可以漫无止境般向前。但外面可供发展之环境究有限,不数百年,转回头自相争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迭起,西欧本身受创。抑且愈积极,则所受创伤亦愈深重。大英帝国国旗遍悬全世界,可以永不见日落。而且两次大战都站在胜利一面,乃其所受创伤独甚。法帝国疆域较小,两次大战中都遭挫败,而其所受灾祸,似转较英帝国为轻。德国为两次大战之主动,连遭覆灭。但其复兴机运,却较英法为多。论短期,德国为积极,论长期,英法更积极。论受害,短期德国为重,长期英法更深。此乃愈积极则受害愈甚之眼前一好例。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传统的积极人生,转移到美国与苏俄。四百年前英法人向新大陆移殖,而有今天的美国。美国自始即从西欧积极人生中产出。立国两百年来,最先一百年,不断由东向西移殖,亦积极向前,受害者属印第安人。美国自身,则仅见其利,不感其害。但积极向前终有一限度。到今天,西部开发已告一段落。而自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但全世界形势已变,帝国主义已难再起,殖民渐转为殖财。余下的自由世界,又是满目疮痍,要殖财,且先得输财。待其疮痍渐复,一样懂得堵塞殖财,甚至反殖财。资本主义没有帝国主义为后盾,则其向前发展更有限。眼前自由世界经济恐慌前起后拥,不啻告诉人们积极的经济人生,已到达了断港绝潢,并无大海洋在前,可资恣意翻腾。积极人生向外翱翔之天地日形窄缩,于是转回头,在其自身内部见病害。目前美国社会腐蚀情形,触目惊心,先识之士,认为古西方罗马帝国之末日,不久会在美国社会重演,已不见为是杞人之忧。

其次剩下最积极者,只一个苏维埃。它的武力财力,皆远不逮美国。正为如此,更激起其积极向前之意态。而且远从帝俄时代起,俄国人早已追随西欧积极向前,但为西欧所阻压。东向西伯利亚之开发,亦远不能如美国西部开发之顺遂而愉快。俄国人数百年来积极向前之积压心理,终于要一泄为快。然而更积极则更受害,历史前例,无可否认。苏维埃立国,至今已五十年之久。倘能改变意态,先整顿内部,逐渐从和平繁荣的大道上,安定自身。此种意态,像似消极,但消极中有积极,却不失为一种无祸害之真积极。无奈从帝俄以来,其一意向外向前之路线,急切间无法自变。君以此始,亦以此终。无怪今日苏维埃之执迷不悟。而世界第三次大战之阴影威胁,则愈逼愈厉。谁也不敢担保其可以避免,谁也不能逆料其孰胜孰败。但就前两次教训,大战后之双方,终必两败俱伤。而愈积极者愈受害。胜者一方之受害程度,必更在败者一方之上。

其实从第二次大战以来,各地战事,此起彼落,并未间断过,唯人们心中之三次大战,则必然将为一核子战,主要必在美俄两个核子大国的身上。非更积极亦不能成为一核子大国。而核子战又当以先下手为强。但先动手也不能禁制敌人回手。循此以下,虽有上智,亦无可预言其进程中一切可有之变化。但从整体论,仍当是最积极者,最受祸,依次及于核子装备之较劣者。而无核子装备之国家,则受祸当最浅。此一猜测,应可无误。

上述是说人生愈积极,受祸当愈大。而不幸近世人心,但受数百年来西欧积极人生之迫害灾祸太深重,而相率追随尽走上积极的路,而唯恐或后。最先是争财富,接着是争强力。群认为此是人生唯一正途。所以核子战虽未起,而不够核子战的较低级战争,则风起云涌,早在不够积极的国家中兴起。其实此等较低级战争,同样有飞机、大炮、坦克,以及各种舰艇,陆空海规模较之第二次大战,无多逊。较之第一次大战,尤过之。积极人生,力求进步。谋财杀人的技巧,则为现代积极人生力求进步之主要项目。其前途自可想见。

尤可诧者,在积极人生中,一面要求能多杀人,另一面,又主张少生人。节制生育,乃现代化中一时髦宣传。一面要少生人,另一面又要多产物。重物轻人,爱物恶人,已成为现代积极人生中一共同心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瓷器、丝绸,凡所产物,皆寓有极丰富的人生艺术精神。不仅供人以物质上之使用,还能供人以心灵上之享受。但从牟利观点看,不够积极,现在的瓷器与织品生产,已改换以机械为主,人工为副。在人造物之内,已逐渐减少了人工的成分。最好能没有人工,始为现代生产之最高理想。而又唯恐人使用此等产物发生了心灵上之爱好,如此则将妨碍其继起之推销。所以每隔一两年,必有新花样、新品种。要推销新的,自先要厌弃旧的。主要条件在不断毁灭人心对旧有的爱好。

货品如此,影响及于其他方面,如舞蹈、歌唱、戏剧、绘画等娱乐方面,亦是只求变,只求新。亦可谓,是主要在使人心对艺术无爱好、无价值观、无享受感。一味喜新厌旧,乃可继续有新的推出。其实对新的也不能有真爱好,如是乃能日新又新。其实凡是有的必迅速地成了旧,只有现尚未有的才是新。人心之喜新厌旧,乃转变成厌恶一切所有,来想望一切所没有。如是乃始是真积极。现代化,成为未来化,亦可说是幻想化、虚无化,如此才能使人不断向前。但未来究是未来,究是一种幻想与虚无。如是则积极人生,岂不终将扑一空。

由艺术转到文学亦如此,转到其他思想,以及一切风俗习惯人生行为,全如此。上面说过,积极人生必向外。鼓励人向外,先求其不满自我,感得内里空虚。现代人,一面追求能多杀人,务使杀人武器之进步。一面追求多产物,能不断赚人钱财。一是求人死,二是盼人穷,现代之积极人生,岂不在贬降人生价值,使其达于虚无化。使人当下无可留恋,才肯积极向外向前。但向外,又是太广漠,太无边际。向前,必待决定一方向。方向愈单纯,庶愈易前进。而现代人之向前,则主要在制人死命要人穷,此之谓富强的人生。弱者不犯人,贫者不离人。贫弱人生,使人相亲相和,走向善的路,但为现代人厌弃。必互求富强,相斗相争,乃使现代人想慕。

中国儒家所指导的,亦是一套积极人生。但儒家向外,主要以人类大群为对象。分有家国天下三环,有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五伦。人生对象在此。至于物,仅供使用,非目标所在。而人生向外向前之主要中心及其出脚点,则为人之心。心与心相交,乃见为人之德性。如父母之慈与子女之孝,论其向外,是一种贡献,论其向前,则为自己内在德性之进修与完成。此乃一种合内外之道。自尽己性,自明己德。循此向前,可有无穷发展。但纵前行了一万步,仍然站定在脚下,寸步未移。尧有丹朱,舜有商均,西伯昌有发与旦,子各不同,但其得为一慈父则同。舜有瞽瞍,周公有文王,父各不同,但其得为一孝子则同。故人生向外,唯一道路只是贡献。人生向前,其唯一到达点,则是各自小己德性之完成。贡献出了自己,同时也即是完成了自己。唯其一切功夫,则仍必待自己,不能待于外。同有慈父,但丹朱商均与发旦终不同。同有孝子,但瞽瞍与姬昌终不同。舜之孝不能使其父为姬昌,舜之慈不能使其子为发旦,其中有天命。天命,即指人之无奈何之处。人人各得对外面他人作贡献,人人各得对内面自己求完成。此是天命,亦即是人性。中国儒家务求人文大道与自然大道之合一,此即所谓天人合一。儒家指导积极人生一番大道理在此。此番道理,通天人,合内外,这是每一人之性命。

因此儒家的理想人生,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人生。儒家的理想文化,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文化。墨家兼爱,要人视人之父若其父,像比儒家孝道更积极,但不本于人心。而上推天志。把天高压在人之上,天人不相应,内无所本,转成一幻想之虚无。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此亦是人本位,但太消极了,把人的范围,封闭在各自小己个人之内,与墨翟适成一对立。庄老亦主张消极人生,不赞成儒墨,但亦不赞成杨朱。人事复杂,杨朱专以个人小己为立场,较儒墨简单化了,但天之生人,并不单独只生一个我。人生不能有内无外。太封闭、太单纯,亦将无前途。庄老主张人相忘于道术,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此是一种自然主义,但同时亦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人生在自然中,不能不仰物为生。人生仰于外物,于是人与物争,寻至人与人争,而庄老道家则不喜此一争。庄老的人生理想,要人相忘不相争。于是得在人生中,特别选取一理想环境。小国寡民,使民老死不相往来,庶可使人能相忘。庄老并不想要人回到原始状态去,人类自需一种文化环境,庄老只希望此境能使人相忘相安。即此而止,不希望再向前。但此亦终是一幻想。

老子为此幻想提出了三项主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儒家之仁,墨家之兼爱,与杨朱之为我,意态皆较老子之为慈积极。但慈则不杀人。佛家讲慈,故戒杀生。老子又提出一俭字。不仅经济物质生活上要俭,即情感生活也要俭。老子并不教人不向前。饥求食,寒求衣,但得有一限度,便不贪著要赚钱。人生只随著大化,又对外能慈,对内能俭,则自不敢为天下先。今天的积极人生,则杀人赚钱,事事务争先。一落人后,便吃亏。并须迎头赶上,又得制敌机先。敢字乃成人生第一步骤。然而最积极、最勇敢,则最受祸,此已明白昭示在前。但人类对此终不憬惕。今天的世界,至少已分了有与无的两方。有的世界早在财富上争了先。无的世界只有在强力上争先。再由强力来夺人财富。财富争先,是一无形战场。强力争先,成一有形战场。既已进入了战场,则无形必会转成有形。第三次大战,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欲求和解,断不能只许人有财富战,不许人有强力战。我在钞票资本上占先,别人只有在核子弹与海底潜艇上另求占先。就实论之,亦并不是废止一切武器,即是和平。贫富之间,早就不和不平。禁止国外贸易,也不能使国内无的社会转瞬变成有的。财富早成国际性,则核子弹与海底潜艇,当然亦成国际性。资本主义既成国际性,则共产主义当然亦必变成国际性。最先英伦岛上之纺织业革新,一马当先,继之以贩鸦片、贩黑奴,又断之以世界战争与共产主义之崛起,陇山西倒,洛钟东应。针对此种种复杂,老子慈与俭与不敢为天下先之三语,似可加以消解与挽救。

然而老子此三语,依然有病。世界各大宗教,无不同样提出慈。不仅印度佛教,即西方耶、回教何尝不讲慈。然而耶稣上了十字架。穆罕默德教人,一手持可兰经,另一手持刀。耶稣说“凯撒的事让凯撒管”,于是自己只有上十字架。穆罕默德要兼管凯撒事,于是只有教信徒各自手里拿一把刀。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尘世倘真是一地狱,则不佩刀,唯有上十字架。佛教教义究竟比耶回两教更消极,所以释迦牟尼不佩刀,也不上十字架。但佛教在印度,终亦不能存在,及其来中国,反获畅行。此乃社会不同,此层须另再阐发。

要之佛耶回三教,皆以慈为主,而其推行究有限。抑且父慈而子不孝,待此子为人父,终将不成一慈父。老子主慈不教孝,故老子之道最后亦终成为权谋术数,慈的心肠也终会消失。

老子讲俭,其道亦不能久。父慈不教子孝,其子必成一娇子。受人慈而娇,其人亦终将不能俭。西方中古时期,乃一耶教天下,然继之者即是文艺复兴,工商业骤起。娇儿骤离家庭,进入社会,可成一浪子。西汉初年,崇尚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继之即游侠货殖迭兴,便绝不是一俭的社会。故慈俭,均属消极性,不足以垂教。

离了慈与俭,其心放纵无顾忌,则必敢为天下先。近代人无视传统,倡言创造,不甘随人后,定要超人先,必求能迈步闯入一新境界。不仅如哥伦布之寻觅新大陆。一切学术思想,均当摆脱前人束缚,闯开新境。哲学文学全如此。但如此则究嫌与现实人生又多增了隔离。近代自然科学更亲切闯进了现实人生。其先如天文学,发现地球绕太阳,不是太阳绕地球。又如生物学,天演进化,人类不从亚当夏娃来,尚属在当时现实人生之纯信仰上起脚。违反了宗教而进入到现实真人生,由消极转积极。一切追寻向外,不顾内。向前,不顾后。人生只剩一闯字,即创字。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到此刻自然科学中又获有两大创新,一是核子武器,另一是人类登陆月球。但登陆月球,正如哥伦布登新大陆,把当时西、葡两国原有问题带去,循致印第安人遭消灭,非洲黑人被贩卖,将来月球上,也必有新纠纷。若真要解决当前地球上人类问题,此刻只安排了最后一著,即核子战争。此是现代积极人生之真实相,岂不已彰灼共见。若果能采用老子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之三句教,人生意态稍转消极,或许世界不致有今日。即在今日果能采用老子三句教,或许人生还可有转向。

但人生究是复杂而又该积极向外向前的。庄老道家,目睹当时社会种种病态,想勒马回头,但马头勒回仍向前。两汉儒家人生衍生了流弊,勒回马头转向道家。但马蹄停不下,老子之小国寡民,又转成释氏之出家入山寺。社会人生问题依然存在。果使社会大众尽都出家入山寺,则全部人生问题都会带进山寺去。幸而只是少数人披剃入山,但在此少数人身上,还带着很多留在尘世的人生问题,不得解决。故依佛教义,只有人人悟彻涅槃大道,才是人生问题之终极解决。但河清难俟,此事又谈何容易。

孔孟儒家所指导的人生,乃是一种通力合作的人生。即如一家庭,父母慈,子女不孝,即不能通力合作。近代中国人,慕效西方,务竞变为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但小家庭也须夫妻通力合作,若尽讲个人自由、独立平等,夫妇也会不合作。于是再把婚姻制度放宽,离婚自由,乃至于性解放,可以无夫妇,无父母子女,无家庭,但一样有生育,有传种接代,岂不好。但问题又会转移到别处去,而且可更复杂。核子战争,岂不更积极,但亦同时转成了更消极。问题依然存在。须待全人类毁灭,才是真解决。

只有孔孟儒家人生,教人通力合作,得人人参加,要事事顾到,物物有分,时时不息。复杂成了简单。长时不息,现代与古代合作,后代仍和现代合作,能使全人生在此大道中通力合作下永远向前。

全人生即是一仁字,通力合作即是一义字。而仁之与义,只由我一人做起,故曰为仁由己。又曰义内。一切人生大道全在一己之内心。孔门教人,有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四项,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四科。孟子较单纯,荀卿即复杂。程朱较复杂,陆王又单纯。但要能于单纯中展衍出复杂,孟子之长即在此。又要能于复杂中把握住单纯,程朱所长即在此。荀卿虽复杂,但失却了作为中心之单纯面。陆王虽单纯,但忽略了向外向前之复杂面。所以衡量其得失而评定其是非者,则又待有不断继起之智慧,此即是后世与前世合作,而贵其能不断向前。

积极过了分,都不免急功近利。墨家兼爱,一遵天志,不顾人心,其病即在急功利,怕复杂。道家从人类文化之病处看,释耶回三教亦然,都嫌看得太单纯。如进医院检查,可以只见病处。悲天悯人,而实无当人生之真相,无怪其都要走上人生消极的路。近代人生,纵积极,但亦不胜其急功近利之心,太过分,亦是太简单了,只认一条路,工品制造,商货贸易,那能遽领全人生向前。而且厂商制造,必剥削了劳工。货品推销,又欺骗了买主。演而愈进,广告费可以占了十七八,成本只占十二三。又必用种种方法,诱导人奢侈,激发人物质欲望。使外物供给永不能填充内心需要,而后工商企业乃可立于不败之地位。但另外问题即由此引生。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今天工商社会之弊病即在此。

所以近代的积极人生,并不能解决问题,乃仅以滋生问题。三数十年前,与三数十年后,问题性质已大不同。今天的大问题,并不在送人上月球,更不论去火星。今天的首要大问题,乃在如何消弭核子战争,退一步言,且先求禁止国际间之军火贩卖。然而此事已不易。回溯数十百年前,问题只在如何积极生产,如何向外谋财殖货。但由于以前的有问题,而引生出当前的问题。其实新旧问题只是同一根脉。概而言之,是积极人生过了分,今天却该转向消极。否则老问题终是解决不了新事变,一部近代欧洲史,可作例证。就美国言,它已跃踞世界列强之新霸位,此刻都希望它来解决世界问题,但它第一还是积极生产,连核武器以及种种杀人武器都在内。第二是向外推销,连杀人武器也在内。美国最大强敌是苏维埃,美苏竞造核武器,但苏维埃缺了粮食,正好向美国求购,美国既要生产核武器,又要生产粮食,心力分了。而苏维埃则可以凭藉美国粮食接济,来一意生产核武器。在目前的争霸战上,宜乎苏维埃可以处处占尽了上风。

现代的积极人生,其最易见效处,正在其能不顾一切,单从一个目标闯向前。三四百年来,西欧英法帝国主义便由此上路,英国是岛国,目标更单纯,故更见效。到目前形势大变,武力斗争进占第一位,财富竞赛退居第二位。而当前世界各国元首,竞以能到北京朝见毛泽东一面为得意。不获到北京一见毛泽东,总是现代政治斗争上一缺憾。美国总统尼克逊,获到中国大陆朝见毛泽东,便认为新世界即将来临。尼克逊被迫退位,但此一意想,仍为其继任总统乃及美国大多数人所接受。

根据上所观察,所以我认为当前世界的积极人生,实已前面无路,而不自觉地在转向消极。其仍抱积极意态,以斗争捣乱为唯一首务者,则唯群目苏俄为然,故为举世人俯首而下气。但上面已指出,愈积极则愈受祸。西欧英法旧日帝国美梦何在。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尝到原子弹滋味,武装解除了,一意想做一经济大国。日本想依靠美国武力来专做现代一经济大国,正如苏俄想靠美国农产品来在核子武器上压倒美国,那都是单方恋爱,未必有美满婚姻。而美国意态,则并不如往前英法般积极,它因是一大陆国,尽可向内发展。但其得有今天,仍由接受了英法往年这一笔积极人生的烂糊旧账。而不幸美国又增添了自身内部一笔烂糊新账,其社会日常人生之日趋于糜烂与腐化。物质丰盈,但求不务向外杀人,专一在其内部求安享,这亦会成一场梦。单谋财不杀人,美国已著先鞭,日本亦紧随其后。而不知积极的经济人生,到头必会无出路,无前途。算唯有苏维埃,最为当前敢于采取积极向前的一大国,经济为次,武装为先。已异于往前之英法,更积极了,只想以无的来抢有的。它的途径,却更近于它往日亲所受难的蒙古。唯蒙古只靠骑兵,而今天的苏维埃,则靠核子武器。因此更可怕。即使万无可能地禁止了核子战争,但其飞机炸弹坦克大炮潜艇袭击,贻祸人类,也将在蒙古乃及第一、二次大战之上。若使苏维埃而终于得志,则为人生大道证明了唯有武力至上始是最高真理,亦只为此数百年来西欧积极人生作一修正,得一结论,未始非对人类文化有一大贡献。而无奈其不然,则苏联人今天的积极意态,亦不过为它自己多拉些陪葬者而止。此真是近代积极人生一悲剧。倘或改鲸吞为蚕食,酌采消极意态,苏联的得志机会可较多。但美国乃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消极。要苏俄在深思远虑中采取消极,但苏俄无此心理修养,其事甚不易。

人事复杂,未来不可测,然而当前的那一套积极人生,已无前途,则早已彰灼可见。乃举世迷惘,只就眼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曲突徙薪的设计,固绝不有其人。连焦头烂额的救急,也不知从何下手。世界已有绝大多数人在转向消极,但亦只是生活糜烂而已,更不知有其他的消极法。此已不是一意态问题,而是一知识问题。现代人的所有知识,已全属专门化。积极人生急功近利,则必然会奖励知识专门化。循至只知有头有脚,不知有此身。只知有身,不知有此心。非不知有心,乃把此心亦封闭锢塞在专门化中,驱使它钻牛角尖。蛮乎触乎,互不相知。外交、军事、经济、法律,各有专家。专家内又得分专家,但全人生的大问题,则每一专家,都无法来解决。哲学、文学、艺术、科学,亦是各有专家。专家内又复有专家,但全人生的大问题,也不是此等专家所能领导。只因急功近利,专攻某一项,易见成绩,而且谁也不能批评谁,谁也不能压倒谁。每一专家都完成了,但每一问题都存在不解决。中国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但现代的专家,却非臭皮匠之比。其最大症结,乃在各自杰出,无法配凑。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愈专门化,便愈成为少数。今日号称为知识爆炸,其实是知识分裂。知识的力量日微,只能各为人用。循至今天,全人生的大问题,已不由知识来领导解决。专家知识所能领导解决的,全属枝节上的小问题。制造核子弹,今天人类已有知识,但如何消弭战争,则今天人类并无此知识。登上月球,今天人类已有此知识,但如何使人各有一可以居之安而乐的家庭,则今天人类也无此知识。今天人类全认小知识为大知识。真属人类的大知识,则甘心自安于无知识。此是知识专家化之罪。

孔门儒家求知识的积极目标,则正在此全人生的大问题上。一则应使各人有一家而可以居之安与乐,一则应消弭战争,使大家和平相处。中国如一人,天下如一家。此种知识,不属专门化,但是更专门的。似乎无用,而实更有用。不待焦头烂额,而教人曲突徙薪,但焦头烂额者终为上客,曲突徙薪则不见恩泽。故士志于道,则必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但又必以不耻恶衣恶食为条件。此等知识,中国儒家谓之道,可以行于全人类,可以行于千载之上,亦可行于千载之下,此为现代专家知识分子所绝不信。专家知识,只贵各自分述,随时前进,随于新事物而变,随于新对象而争。后一时代兴起,前一时代即遭遗弃。知识然,人生亦然。现代的积极人生,贵能以后一代遗弃前一代。后不顾前,而曾几何时,现代亦成前代,而亦为后代所遗弃。但全人生之大问题,则必融会时空之异而存在。佛家说“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这算是认识了人生有此一大事,但非教人进山门求证涅槃境界所能解决。耶教则教人各自在死后灵魂进天堂,至于人生问题,暂让凯撒去管,留待上帝来作末日审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则仅在每一人生前,各求其物质生活之满足,把现世物质人生来代替天堂。至于人生全体大问题,则似乎只留待核子武器来作总解决。所以现代西方人,亦认为第三次世界核子大战争,乃是此世界之末日审判。可见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外貌上虽若反宗教,而其内里,则仍是耶教精神之原来模样原来想法。即是只管了当前物质人生,亦如耶教之只管死后灵魂上天堂,其他则全不管。至于中国儒家,则以大道之行为其终极目标。此大道,绝非佛教之涅槃境界,更非耶教之末日审判。大道行后,还得天下为公。须每一人各自继续努力。全人生永远有此大道,待人努力。故曾子曰“仁以为己任”,即是把此全人生大道,由每一个自我小己来担任。“死而后已”,则是每一个自我小己之责任期限,到死而止。曾子那九个字,应是异时异地,每一人之共同职责,共同任务,谁也不能自外。

佛家精神,彻头彻尾,是消极的。耶教精神,则在个人小我方面尽积极,务要各自灵魂上天堂。而大群集体方面则仍是消极,且让凯撒去管。总之在释迦、耶稣两人心中,有管有不管。而孔子心中,则全人生大体无不管。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地大自然生出人类,此是天之慈。人类把此全人生大体好好完整地继续下去,来对天作交代,此是人之孝。所以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可以包容有宗教精神,同时亦包容有自然科学精神。包容人类大群,同时亦包容个人小己。但中国儒家思想,究竟是否可用来解决当前世界问题呢?可惜儒家思想极复杂,不单纯,其他民族骤不易了解。当前的中国人,则只学儒家谦虚好学精神,一意虚心向外学。学习资本主义,亦想学习共产主义。学习耶稣教,亦想学习近代自然科学。学习原子弹杀人,同时亦学习死后灵魂上天堂。一切现代专家知识全想学。当前好学的,中国人可以首屈一指。但儒家所提出最重要的仁以为己任、当仁不让的积极精神,当前的中国人则把它遗弃淡忘了。此一责任,且让西方人来负。我们则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无奈西方人向来无此意想。至少我们今天最所归向的美国人,也似乎无此意想。但若真通了中国儒家思想,则此等难题实也并不难。只要认清一大前提大原则,再来运用现代西方各项专家知识,自会有一条路向前。此事说来话长,则只有姑此住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