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卢定教授，余与相识近三十年。去岁香港重晤，在宴席上，卢定言，彼治西洋史，觉人类一切祸乱，皆自知识分子引起。不知中国史是否亦然。余答，中国史，治平大道知识分子负其责。卢定问，何以能然。余答，西方知识贵客观，以纯理性求。中国知识兼主观，融情感，不重纯理性。卢定谓，知识中夹杂情感，易有私见，更增祸乱。余曰，此诚中西歧见所在。中国人言，“士先器识”。识属智，与今人所谓有不同。宴席上未能尽言，仅此而止。
别后，卢定自美来书，重提此事。余复书，中国道家老子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学无忧”。正与尊意合。但中国更尊儒，信奉孔孟。道家庄老特以补偏救弊。绝圣弃智，终非中国人所尚。余欲特撰一文答卢定，事隔数月，乃始下笔为此篇。
儒家知识从德性起。德性中即有情感。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性之，谓一切知识行为由天赋德性来。反之，谓见人如此，反而求之己，乃见其诚然。中庸言，“自诚明”，即性之。“自明诚”，即反之。德性知识，本末始终，一贯相承。德性为本为始，知识为末为终。情感即德性中一部分，而且为重要之一部分。人而无情，即无以见性，无以成德，亦无以为人。宋儒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实乃读了无字天书，即伊尹所谓天民之先觉。中国人学字有两义，一曰觉，一曰效。觉即自诚明，性之。效则自明诚，反之。知识从德性来，而还以完成其德性。
德性由天赋。人同此性，亦同此德。时时地地人人事事若不胜其相异，不胜其区别，而终必有其共同大通处。中国知识贵通，各种专门知识居其次。如农学、医学、历数、算学、水利、工程等，皆重在事行，唯此等事皆于人群生活关系极大，中国自古即有。然尤要者则在行，即做人方面，即人群相处之道，所谓修齐治平。故知识必贵通。诗经三百首，为中国最古文学鼻祖，然中国人不认其专是一文学。诗以言志，分赋、比、兴，我所志贵能通于人人之志，并贵通于其他生命。如咏夫妇和合，即起兴于雎鸠。而诗以用于政，分风、雅、颂，即通于政治之各方面。政治尤贵能通于事事。故不通人情，不通天道，即无以言诗。不通政事，不通礼义，亦无以言诗。古希腊有荷马史诗，为西方文学之祖，恋爱战争，杂以神话。然文学只是文学，非可通于社会人事，非可通于政治大道。中国古诗亦言恋爱战争，亦有神话，然其本源出发点，则在天道、人情、政府、社会之种种礼义法度。故于中国古诗中，有哲学，有政治学，有社会学，有心理学种种知识学问，而融合会通以为诗。至少不通中国古代政事，即不足以言诗。不通中国古代社会情况，亦不足以言诗。若以近代观念，恋爱、战争、神话，分门别类求之，则全失中国古诗之大意。
又如尚书，更主要者为西周书，乃中国三千年前之原始史料。非通天道，即中国古人之宇宙观，非通政事，即中国古人之政治学，即无以言书。后世奉尚书为中国史学鼻祖，其实史学中，即包有哲学政治学等，非可专以史学求。故中国古代之文学与史学，皆通学，非专门之学。非可如后人观念，专以文学与史学视之。
中国后世之史学与文学。其渊源皆从诗书来，亦非可以专门之知识技能为之限。即如屈原之离骚，屈原非一文学家，而离骚非仅一文学作品。又如司马迁作为史记，司马迁乃以史学名家之第一人，史记为中国二十五史之第一史。然司马迁师于孔安国董仲舒，孔安国治尚书，董仲舒治春秋。司马迁之史记，又明举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义为其著书之大本大法。故以中国旧观念言，史学必本源于经学。以近代新观念言，则史学必旁通哲学政治学。故司马迁亦不得专以史学家目之。司马迁之高出于其他史家亦即在此。
唐代韩愈唱为古文，为此下一千数百年来中国散体文一大宗师。然韩愈自言，“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则韩愈之文，乃以明道。故韩愈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以辟佛自任，则韩愈固不以一文学专家自命。韩愈生平并未努力于史，然其言曰，“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此两语十二字，已见中国史学传统主要精神之所在。亦可说中国史学仍即是一种做人之学。政治上为奸为谀，掌大权，乘大势，得意一时，然史家乃诛之于后世。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当时政治领袖不能诛奸谀，而后之史家诛之，使后之继起者知有惧。则不通道，不通政，不懂做人，何得秉史笔。潜德尤不易知，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之”。此非潜德乎。司马迁作史记，世家始吴泰伯。伯夷亦让国为一平民，及其终饿死于首阳之山。孔子曰“伯夷古之仁人也”。司马迁史记列传首伯夷，此皆所谓发潜德之幽光。吴泰伯、伯夷远在三千年前，然三千年来之中国人无不知尊崇此两人，又连带及于虞仲叔齐，此皆由孔子司马迁之发其幽光。使非孔子司马迁之高瞻远瞩，亦何以识此两人之能影响后世如是之悠久。但今人则俱不尊泰伯伯夷，又不信孔子司马迁，则又奈之何。
孔子为鲁司寇，位居三家之下，不久即辞去。孔子亦一平民，然司马迁史记作为孔子世家。孔子非有爵位传其子孙，司马迁宁不知。然古代天子诸侯，爵位皆绝，而孔子则后世崇奉为至圣先师，其家世相传至今两千五百年不绝。司马迁自违其例，以孔子为世家，可谓有远识具百世之眼矣。
汉代崇经学，孔子春秋列为五经。孔子亦与周公并尊。孟子则在百家之列，与邹衍、荀况、老、庄、申、韩为伍。韩愈特提高孟子，是亦发潜德之幽光。韩愈在当时仅弟子三数人，其学不再传而绝。宋代欧阳修，始一意尊韩，此亦发潜德之幽光。欧阳修亦文亦史，其为新五代史，冯道始见贬斥，此则诛奸谀于既死。故中国之文学史学，乃立名教之大防，文化传统赖以维持，赖以发扬。西方人信灵魂，灵魂界与人生界分别存在。人生短暂多变，灵魂始悠久有常。人生善，死后灵魂升天堂。生而恶，死后灵魂下地狱。凯撒之事凯撒管，上帝耶稣不之问。西方唯宗教始稍近于中国人之讲究做人，但又大不同。中国则仅有此一人生界，奸谀纵得意于生前，亦必见诛于后世。潜德虽幽暗于一时，亦必光昌于百代。其权则在知识分子，中国称为士。士者，知识分子之志道、明道、行道、传道者之称。孔子后，战国时代即成为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而士居其首。故有士贵王不贵之论。其时则王者卿大夫莫不贵士。下至汉代，遂成为士人政府。从政者必以士，故中国知识分子，其权则犹高出于政治人物之上。道统之尊于治统亦在此。如三国时，有曹操、司马懿、诸葛亮，皆士，皆政治人物。然诸葛亮则流芳百世，曹操、司马懿则遗臭万年。南宋秦桧、岳飞亦皆士，皆政治人物。然岳飞流芳百世，秦桧则遗臭万年。人孰不愿为诸葛亮与岳飞，又谁愿为曹操、司马懿、秦桧。故中国人言，三代以上唯恐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名者，是非高下之准则，万世人心共同向背之表示。中国人所谓知识，则首贵于知此。
唯此等知识分子，实居社会之少数。中国社会多数多能尊崇此少数，服从此少数。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善钧始从众。西方社会不幸而不见此少数。西方知识分门别类，各务专门，钻牛角尖，一为蛮，一为触，不求相通。西方人重事尤过于重人。人即重其事。各项专门知识之求得，亦即事。中国则在知识与事业之上尚有人。道必求相通。中西史迹昭然。古代如苏格拉底，其社会地位，岂能与孔子相比。中世如康德，社会地位又岂能与朱子相比。即论知识，苏格拉底与康德乃西方一哲学家，孔子则中国一大圣，朱子则中国一大儒，此已大不同。若以中西社会整体与文化传统中之地位相比，则更见其不同。
即就近代论，中国在晚清之末，民国之初，有康有为、章太炎。论其学问知识，决不能定其为一文学家，或史学家，或哲学家、政治学家等。然论其在社会上所具有之力量与影响，亦断非西方任何一大学教授所能比。故中国一知识分子，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责任，实远较一西方知识分子为重大。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指知识分子言。唯知识分子，仅亦一匹夫。天下兴亡，从何负其责。中国人言天下，乃指社会人群，兴亡则指文化道统。反而求之一身，反而求之一心，我身此心即天下万世人之心。此心所明即是道，可以通于天下之广大，万世之悠久。顾亭林日知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明道。而亭林之影响于此下中国社会三百年，亦至大莫与京。康有为、章太炎，则不能与顾亭林相比。故使当前之中国，亦黯淡无前途。
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一种甚深之情感。岂纯客观纯理性之哲学知识可比。故在中国有文学，有史学，而无哲学。近代国人好以一切比拟西方，则庄老道家庶近西方哲学气味。因其疏外人事，戒用情感。其实深求之，亦不然。此处不详论。五经中有周易，近人亦好以哲学称之。然易本为卜筮书，此在周易上下篇有明文，在左传中有具体事例可证。倘哲学而以预卜人事吉凶为其主要功能，则仍不失中国文化大义。于人事预求吉凶，则必于人事求其通。枝节纷争，利于此，或害于彼，绝非大吉。故易曰“元亨利贞”。元者，事之始。亨者，事之通。事必求其始，求其通，又求能通于后事，乃始为有利之贞。又曰“义者，利之和”。一事一物之利，非于相互间求其和，斯为不义，亦即无吉无利可求。
西方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本属同根。下迄近代，亦仍有其紧密之相联。中国古代，农学、医学、天文、历数、水利工程之学，本已早有发展，此皆于人世有大利用。然偏属物理，非人道，中国人乃以次要视之。西方人在此种种专门知识上求通，即彼方之哲学。中国人则在人群修齐治平大道之通则下，再来运用此种种专门知识。此即中西相异。
换言之，西方人求通于物，中国人求通于心。如发明蒸汽，即可通于其他事物，但心不通则争益甚。西方自然科学乃为人生多引争端。而其哲学终不能于此等争端上求会通。则知识诚为人类祸乱之本源。中国人先求通之心，修齐治平大道既立，纵于物有不通处，自可缓以图之。无大不利，亦无大凶。
今日国人一意慕效西方，不知修齐治平大道不可于蒸汽机电机中求之。亦不可分门别类，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种种各自独立。中国自然科学非无发展，但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等，皆不成专学。如孔门，子路治军，冉有理财，公西华外交，当一专职则可，仍必有主持大计总其成者在其上。今日西方大学教育，亦复分门别类，军事更为专门。由中国观念言，非先求人事之通，岂能有政治、法律、经济、外交诸学。故纵谓西方人不通政治、法律、经济、外交诸学，亦无不可。既非所通，而登高位，掌大权。民选仅凭多数，多数无知，不得积成一知。以无知从事大政，引起人群之祸乱，非知识之罪，乃无知之罪。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下，非奸即谀，否则无以膺众选而当大任。而祸乱乃无终极。
中国大学之书，有三纲领，八条目。八条目之后四，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近代西方盛唱个人主义，但不言修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皆重向外发展，但不言平天下。大学言平天下，则在明明德于天下。明德即指人性，亦指人心，明此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无他道矣。西方文学喜言恋爱，亦人性，但非明德，故恋爱非修齐之道。西方文学又好言战争，战争亦人性，但亦非明德，故战争非治平之道。
明德系何，则非大智不能知。大学八条目，其首二曰，格物、致知。致知首贵知此明德。格物者，物乃射者所立之位，亦射者所欲射之标的。射不中的，不在易射者之位，亦不在易所射之的，而在善求其射之道。格物即指不易其位与的言。如孝子，居子位而孝其父母，父母不欢，则益善求其道以孝。为子女而知如何能得父母之欢心，斯即明其明德矣。西方人言恋爱，亦必求得对方之欢心。然仅止于男女之间。上不及于对父母之孝，下不及于对子女之慈，更不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其爱，亦专而不通，即非明德。故专门之知，非大知。斯为小人，非君子。唯君子为能善处群，修身即求善处群。不修身，即无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故大学三纲领，明明德之下即曰亲民，夫亲其妻，妻亲其夫，上以亲父母，下以亲子女，尽人皆亲，而后天下平。此曰至善。知为至善，即当止。故曰，止于至善。西方人言人生，知进不知止。恋爱成婚，即为夫妇，当求白首偕老。而又言离婚自由。以中国人言，此非自由，乃不得已。周公大义灭亲，亦不得已。战争亦人生中不得已事。故曰，止戈为武。必能以战止战，以争止争。但亦非失德以战昧德以争之所能同日而语。
故中国人言修齐治平乃做人大道，首贵在使人人知此心之明德而明之。此义发于大学。大学一书出于战国之晚世，而不知究出于谁何人之手。至宋儒始尊以为四书之一，而成为中国人人一本必读书。此亦可谓发潜德之幽光。今日国人尽讥中国人好古守旧。然古人何限，何以独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何以于此外又尊吴泰伯与伯夷。古书何限，何以独尊五经，而又于五经外又增以四书。此岂一意好古守旧者之所能与知。
宋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大学言明明德，即是为天地立心。大学言明明德以亲民，即是为生民立命。表章大学，即为往圣继绝学。而其意则在为万世开太平。此岂又一意好古守旧者之所为。明道伊川两兄弟，即同时以张子西铭与大学一书开示学者，又岂专以好古守旧为学。若必专以好古守旧为事，则诗书之外，不容再有孔子春秋屈原离骚，以及此下司马迁之史记。孔子论语以后，亦不容再有孟子与大学中庸之合成为四书。天下亦宁有无旧之新，又宁有无古之今。抑且新转瞬即成旧，今转瞬即为古。本末终始，吾道一贯，又宁有古今新旧之可辨。然而吾今日之国人，则若西方无不新，号为现代。即希腊罗马犹然，因其为中国所未有。在中国则无不旧，是谓古老。不论唐虞三代，即下至宋元明清亦莫不然，因其为中国之固有。此又为当前不争之一种心理事实。然此种心理又何能不变。窃恐转瞬之间，亦将成为一种陈旧古老心理。此则今日吾当前国人所当反而自问之己心者。此亦当前一莫大知识问题。
今再综合言之，知识当为人生求，非为知求知。知识不当外于人生，而认其有客观独立之地位。如天文、历数，以授民时。阴阳寒暑，昼夜晦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仅为农，亦人生日常所当循。抑且人事必有是非、邪正、利弊、得失相反之两端，贵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中国人求知天，亦为道，即为人生，非为知求知。西方人发现地绕日，非日绕地。此对西方宗教信仰有大争议。中国人得此，唯加首肯，于中国相传人生大道非有可争。西方天文学为知求知，寻而益远，所知益精益细，其对人生之意义价值亦日进而日德。增一新知，非必于道有裨。
中国古人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同此生命，即同禀天德。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德有大小。西方人发明生物进化论，亦于彼方宗教信仰有大争议。中国人得此新知，于人生大道仍无大变，无多争。西方生物学，一蝇一蚋，尽毕生之力以求，所求日精，所知日细，亦可谓于人生非有大裨益。而更可怪者，自然科学本求物理，而西方人乃循此以转向人文。则人文又尽变为自然，乃天而非人，岂不即人世而已变为天堂。
中西双方求知态度不同，故其所求得之知识之内容亦不同。其于人生之意义价值亦不同。此则可一言而判者。其他种种，引申无极，本篇暂止于此，不复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