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一体，无所谓新旧。强言之，生命乃是一旧，新在将来，尚未到达，无意义价值之存在。积旧成生，乃有真实性。对此不满，乃对未来之新有憧憬有想望。
婴孩出世，乃是一新生命。但空洞无积，尚待成长。果其夭折死亡，则不得视为一真生命，因此不得入祠堂亦无坟墓，不作久长之礼拜。成年婚嫁，始是生命开始。积累充实，必贵有寿。年老衰退，转为消耗，而非成长，故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亦即失其生命之意义与价值。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大生命，三皇牺农时代，乃其婴孩至幼童期。倘即此夭折，文化更无传递，则其在后世，亦自无意义价值可言。黄帝尧舜乃为中华文化之成年期，自此递传递久，递积递厚，追溯以往，始弥觉其意义价值之深厚而无穷。及今思之，吾中华文化是否已届老死之期，则尚难断言。晚唐五代，乃如一场大病。蒙古满洲入主，则如犯了一场风寒外感。我中华之文化传统生命，则依然坚健不变。今国人崇慕西化，乃谓中国文化五千年来，从头不是，非连根拔起，即无可救药。此实由中国史一气相承，难于切断，指出其中病之所在，则唯有一笔抹杀始稍近是。今再言，生命当视为自未来向过去，乃见其真实而日长而日成。若视为由过去向未来，则生命乃日消日失，为走向死亡一条路。要之，中国文化生命则唯在一旧字上，由此旧乃可有其新，则断无可疑。
故凡属生命，则必好古恋旧，追溯既往，中西无不如此。唯西方之好古恋旧多在事物上，乃属生命之外在表现，而非其内在真实性之所在。希腊罗马亦多古迹，西方人追恋无已，但尽属物质的。精神方面如文学科学哲学等，固亦日新无已，但古旧亦仍为西方人所尊。唯所尊亦仍属事物方面。学问亦如一事业，非个人真实生命之所在。故亦仅传其学，而不详知其人。
如言文学，中国古诗三百首，作者都不可考，然诵其诗，而三千年前之古人生活如在目前。当年之生命精神，亦可依稀接触。古希腊神话童话，故事传统，亦以怡情悦性，但古希腊之真实人生则无可接触。如诵离骚，屈原生命活跃在前。而诵荷马史诗，荷马之真实为人则渺茫难寻。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七十年之真实生命，即明白传达在此数语中。果能循此为学，则已学了孔子生命之真实精神。故学而时习，乃觉不亦悦乎。学即学此真实生命，只学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阶段，已属其悦无穷。其五十知天命以下，则颜子所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皆生命之真实境界，岂如希腊古哲学，凡其所论，仅是其人生命中思想上之一番表现，不得谓即其真生命所在。比读双方书，自知其区别。
中国人唯多注意其生命之真实，更过于其事物上之表现。故如唐尧虞舜，建都何在，生前宫庭，死后坟墓，皆无可查究。留传者唯其德，即其内在生命之所得。尧舜当时真实生命内在所得，后人何由知之？则以心传心，唯有以己之小生命，通入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之大生命中去，斯乃可以得之。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无锡东南乡，有泰伯逃来荆蛮后之故居，称曰皇山。实一土丘，距余生处四五华里。东汉梁鸿孟光夫妇，亦来隐，故其山又称鸿山。无锡南门外一水，则称梁溪。泰伯距今逾三千年，梁鸿亦近两千年，两人皆无详传史迹，而环此小丘十里内外之乡民，则无不知吴泰伯与梁鸿，清明佳节亦无不来此膜拜。中国古人之所谓立德不朽，有如此。而全国各地类此之名胜古迹又何限。此见历史文化传统，即民族大生命之所在，亦即全国人心所在，岂不真实而有据乎。
尧舜之德难求，大禹治水乃具体易求。但三过其门而不入，其家何在，今亦难求。唯读清初胡渭禹贡锥指，详考历代治黄河水利工程，四千年一贯相承，此亦有如禹之大生命之一贯相承。如四川灌县有二王庙，乃秦代李冰父子治离堆江水之患，亦迄今两千年。自灌县至成都，百里之间，农田灌溉，皆有成规，一贯相承。此亦不啻一大生命之持续。非亲履其地，则无可想像而得之。
又有万里长城，远自战国，下迄清代，积两千年。乃中国历史上极巨大一国防工程，亦民族生命之积累。虽不如大禹治水，李冰导江，有主要人物之代表可举，然同是中国历史上一大生命之表现，则亦明显无疑。
立德立功之外有立言。所言亦贵其有德，乃可有功而不朽。孔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孔子之立德经过，即其七十年之真生命真学问。学问实即是生命，宜该可悦。后人倘能学如孔子，达于立与不惑之境，则在己之生命，亦当甚感其可悦。至于知天命以上，非常人所能企。颜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卓尔者，即孔子之真生命。中国古人之学，即在其生命上，非生命中一事。学之所得，亦即是生命，非可谓于生命中别有所获。如文学，古人曰“诗言志”。所志即其生命，所言亦即其生命。屈原宋玉之高下，亦在其生命上，不在其文字上。读西方文学，则莎士比亚之乐府，非即莎士比亚其人生命之所在，并亦无由知当时一般英国人之真生活。仅得谓莎士比亚生命中有此一番表现，如是而已。莎士比亚与归有光略同时，试读归集，其为人，及其家及其时代，一一透出。可谓乃映出归熙甫之生命。而莎士比亚之生命则难可稽考，至今成一谜。此即中西文学一大不同之点。
如哲学，真实生命中，可有各种思想。但思想亦仅生命中一事，不即是生命。如耶稣，其生命岂只十字架一刹那可尽。而西方人则十字架即代表了耶稣。重事物轻生命有如此。教会组织，教廷建筑，教皇传袭，全转在事物上。而耶稣则成为神化，只可信，无可学。此亦西方文化一特征。
西方人自始即不悟到宇宙人群之大生命所在。个人小生命刹那短促，意义价值有限，遂转恋到事物上去。事物有新旧，而生命则无新旧。今日国人喜新厌旧，亦从西方观念转向事物去。至如生命，则耄老每念童时，岂有喜新厌旧之理。
埃及金字塔完成，埃及古生命则随以永绝。希腊罗马亦然。最近西方人对希腊罗马之一物一事，好恋崇仰终不能已。余游美国纽约附近，一中国古墓，乃从山西购来，石象石马翁仲林立，规模依然。中国乃一宗法社会，此等坟墓寓有一种大生命精神。美国无宗法，但对此等古墓亦可寄其好恋之情。余又在大峡谷见一印第安人之博物馆，印第安人几已歼灭无遗，而美国西部影片则不断流传，印第安人之遗物亦加宝爱。此皆见西方人之恋旧。
中国人重视生命，轻视事物。尤重于能以一己小生命投入群体大生命中。叔孙豹之三不朽，至今犹为国人传诵。而孔孟儒家乃颇不提及。此因叔孙豹仍从个人小生命着想，不知不朽者乃德功言，小生命则终必泯灭。孔子之卒，歌曰：“泰山其颓，梁木其摧，哲人其萎。”曾子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仁即其大生命，死乃其小生命。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其不厌不倦者，即其生命。何所学，何所教，乃其生命之所依附于事物者。所学即学此大生命，所教亦教此大生命，此即孔子之所谓道。孔子乃未敢自信自任，而曰“后生可畏”，则教育终于不绝。不朽乃在此，不在个人小己。故中国人乃论存亡绝续，不论新旧。
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四人侍坐，孔子命各言其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财，公西华志在外交，唯曾点言：“暮春春服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有吾与点也之叹。子路等三人皆志在事，其事皆有关群体大生命，非私人名利富贵。然此等事须有修养，须得机缘，非可必得。浴沂风咏，乃属日常生活，有志必可得。然小生命亦即大生命，故孔子有与点之叹。墨子继孔子起，而其志则在事物上，较子路诸人而益甚。庄老则近曾点，而于事物方面又过分轻视。中国传统文化，于孔门儒家外，不弃庄老道家。大体融括，可进可退，而大生命乃易从小生命中透出，此可谓是中国之文化精神。
以当前论，世界人类中国人为最旧。以小生命言，寿则旧。以大生命言，历史绵延则旧。既生为人，当求旧不求新。今日国人乃至谓四十岁人已无生存价值。求新求变，电脑机器人乃为人生最高目标。如此则何不求早死。最近全世界恐怖事件猖獗，正可为此作例。
程明道言，“观雏鸡可以识仁”。仁即大生命，母鸡孵小鸡，一次可得一二十头。依傍其母，或在腹下，或集左右，此即成一大生命之景象。今日养鸡科学力求多产，不断前进。而此大生命之景象，有近仁体者，乃不可复睹。今又力求人工受孕，循其所知，唯见机器之重于生命。然则喜好机器，厌恶生命，岂不将成为生命之性。
事物若称为花样，而事之变则较物为尤易尤大。如西方历史，希腊人罗马人，以迄近代之英国人法国人，又移转为俄国人与美国人，其在人的方面，可谓日新无已，万变不同，而其中实难有一贯的线索可寻。苟非有古器物之宝藏观赏，则全部西洋史岂不如云烟过眼，一去不回。又如波涛入海，转瞬迁流，无可留恋，无堪爱好。而当前人尚犹昌言突破，则复何所谓内在精神之可言。
中国史则绝然不同。近百年来，殷契古文字古器物发现，国人喜谓当于国史有大开创。其实中国史之意义价值则不在此。读孟子书，商汤伊尹之所作所为，读司马迁太史公书殷本纪，殷商一代之经过，意义价值已具。文字器物之出土，对旧史或可稍有补充，稍有纠正，而大体则可谓其无影响。
最近大陆掘了秦始皇帝墓，轰动一世，争来参观。然欲了解秦代史，则史记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已够详明。阿房宫付之一炬，后人未加以惋惜。其墓地及殉葬诸品，则更无参考价值，何值重视。
余曾浏览一所欧洲中古时期之贵族堡垒，备极周详，但欲明中国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生活，则世说新语颜氏家训诸书，已尽足寻讨，何待当年王谢之居宅。
余又比较游览西方之哥德式教堂，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之新教堂建筑，乃可约略想像西方教徒当年生活意想上之转变。但研讨佛教东来后之中国僧人信仰，则一读高僧传当可获得，何烦必寻访当年遗存之佛寺。又如清故宫，比之伦敦白金汉宫巴黎凡尔赛宫，真如大巫见小巫。然岂得凭此来衡量中西之帝王专制。又清室历代帝王为政之详，岂在故宫可觅。慈禧卧室陈设宛然，当年生活犹可想像。然慈禧之为人以及晚清之国运，则游此室者焉从得之。不读清史来游南书房，则又胥不忽之。数百千年后，此宫保存，可供来游者作一凭吊，史实则绝不在此。在西方，则此等建筑，岂不有莫大价值。倘归消失，一部历史又将从何说起。此亦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大不同一良好之说明。
最近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引起人身携带武器一争论。或认携带武器可以自保。唯凶徒有武器，则益得恣行。又苟无杀意，身携武器亦何害。此亦言之有理。然美国百年来总统遇刺者七人，每日遭凶杀者逾六十人。身怀武器，则易起杀念。但此亦传统久远，原始人无不随身携带武器。中国古俗，生男则门外悬弧，孔子像亦腰带长剑。三国时曹操许剑履上殿，则其时男子带剑依然是一寻常事。此俗革于何时，今不详考。今日国人言中国守旧，不知亦有变，即随身不再带武器亦其一例。中国发明火药，但不制造枪炮。凡变必有因缘，最当注意。国人又言西方史在能变。如随身带武器，凭以杀人，系守旧，抑开新？尚待考论。所携带之武器，则日新月异，为变甚大。则器多开新，人则守旧，论史当重物抑重人，即此一例，中西双方历史文化传统相异，又大可研寻。
中国古史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为圣帝明王之两大作为，传诵迄今三四千年。西汉尚有人劝王室早作禅让，王莽因之而起。此下则少言禅让，亦不言革命。以郡县一统之大局面，革命不易。晚汉黄巾之乱，董卓袁绍各方武力竞起，直至曹操亦不敢轻受汉禅，但亦不敢轻言革命。历史演变，又岂一两语所能规范。如近代之争民主极权，亦是其例。
近代梁启超言，中国有造反无革命。此言大值深玩。历史形势中国与西方大不同，故中国革命不易。法国巴黎，只放出狱中一群囚犯，革命即成。中国无此可能。东汉以下，中国造反较之西方革命，事势大过数十百倍，但终不能成为一种革命。此乃中国政治史走上了一条稳路。亦如中国人随身不带武器，而自觉安全，无畏惧心。此又中西历史一大辨。孰为进步孰为退步，待读者自定之。要之，不当只凭外国史来作一切之衡量。
清代洪杨之乱，明属民族革命，而亦只成一造反。近人又讥曾国藩既平洪杨不身自为帝，为不明革命大义。不知曾国藩果有此意，同时如李鸿章左宗棠乃至彭玉麟等，心下又如何？即如袁世凯洪宪称帝，部下冯国璋段祺瑞等，均表反对。历史乃人心之积累，西方人不明于此，故其史学最后起，仅留一堆古器物，成为历史之至宝。而今国人则目西洋史为最进步，此亦人心之变，良堪嗟叹，更复何言。又如耶稣教，亦只一些物质建设与教会组织。破坏此等建设与组织，即成为革命。所谓信仰，岂只在此等建设与组织上。故对事与物之革命则易，对心与性之革命则难。中山先生革命，先言排满。洪杨亦曰排满，而继之以天父天兄，创为天国，到处焚毁孔子庙，不啻引耶稣革孔子命，不易入人心，故曾左胡李乃得起而平之。中山先生则以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位让于袁世凯，是中山先生于汤武革命后，即继之以尧舜禅让，四千年前之历史往事，仍见今日。而中山先生乃亦常在人心。鉴之以往，得人心则兴，失人心则败。然则人心何在，国人岂不当最作深究。
中国人心当从中国史中求，不得从西洋史中求。一切事物可变可新，此心则不易变不易新。今国人但言专制政治封建社会，以西方语来批评中国，不求之列祖列宗我中国人之内心，则诚新之至，而无旧之可稽矣，夫复何言。故生命必表现于事物，而事物非生命。贵能从事物上来寻求生命，而事物乃亦俨若有生命。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并不高，但自秦始皇帝以下，历代帝王巡狩登泰山，直至宋真宗，上下亦千年。随时随地，并有名人古迹留传。登泰山亦如读一部中国史，有大生命之寄存。中国各地名胜如此者亦尚多。若果漫失其生命，而专一留情其事物，则亦无甚深意义价值之可言。而又何新旧之足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