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竞言自由平等与独立，其实人生是多方面的。若各别分开，则千端万绪。但其在人生总体上之意义与价值，则总不能说平等。
专就人身生活言，五官、四肢、百骸、七窍，各有其作用。目司视，重对色。耳司听，重对声。但各在全身生活上始有其意义与价值。视生活发展而有绘画，听生活发展而有音乐，绘画音乐则成为艺术人生。但艺术人生不全凭耳目，亦仅只是人生总体中之一部分。其所有之意义与价值，须凭其在总体人生中之意义与价值而定。独立分离，则其意义与价值便不见。
手能持，足能行，其在人身总体生活中，亦各占地位。手足残废，使日常生活不健全，但其人仍有一整体生命。耳目功能较近心，其在生活上之地位高，手足不能与相比。故手足残废，不如耳聋目盲之更多损失更可怜悯。
近人尽说平等，又尽想出人头地，分别人生各部分活动作比赛，如种种运动会。但就人生理想言，应可说有艺术人生，却不能说有运动人生。西方有艺术家运动家，运动与艺术，似乎成为一种分别观。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乃亦随而变。
运动会比赛，在争胜败优劣。竞争群情所喜，但出席运动会者，则只少数，多数人环而观之。少数中得胜，已成出人头地。万众欢呼，在得胜者之心理上更感满足。但就其人之全人生论，其意义与价值究何在？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亦非不可。今乃成为人生一目标，一专业。方幼年时，即全部精力加以训练演习。但过三十四十，即须退出运动场，尚有下半生又将奈何。其回顾前半生，则如一梦。若以获取奖金，换来下半生温饱，则其前半生，亦仅是一手段，或似一货品，不得谓是真人生。
人生相处，理当相亲相敬。作一拳王，或可致人于死地，则更要不得。黄金与头衔，名利当非人生之所求，此一义，今人又谁知之。
最近有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乃引起美、苏等国之国际冲突。许多运动员竞起反对，谓政治不当干预运动。是犹不啻谓运动人生可以超出政治人生，而有其独立之地位。但每一运动员，亦必兼具一国籍。近代人群争自由，但尚未有一无国籍之运动员。个人自由，不当侵犯他人之自由。而在大群中，则必有其不自由处。至于个人内部自起冲突，则又何以完成其个人。
个人主义乃起于西方之商业社会，所争有其共同目标，一曰财，一曰权，为富为贵。财利不平等，乃转而争权力之平等。争则必有胜负，而胜者终属少数。多数不得意，乃另求发泄，如运动会之花样，层出不穷，即其一例。但此种发泄，反以提高其求争求胜之心情。发泄亦即是一成长，非解消。求争求胜之心愈趋强烈，祸乱迭起，乃使人生共向于无意义无价值之途径而迈进。当前世局之可忧，其本源即在此。
人生绝不是个人的，而有其总体，即群。亦如五官、四肢、百骸、七窍，同属一身。夫妇、父母、子女，同属一家。列国则同在一世界一天下。各有其地位，即各有其意义与价值，总体相通，即决不能各自独立平等与自由。故个人在群体中，一如水滴之在川流，亦如各细胞之同在一身，各有作用，各不可少。而其意义与价值，则在全身，不在各细胞上。
家为群中之小者。夫妇和合，百年偕老。有子女，有孙曾，可以递传而不绝。一家之内则人人平等，又各有其独立与自由。如父为慈父，子为孝子，就人之内在德性言，岂不各自自由平等独立。故曰妻者齐也，又曰齐家，夫妇平等，一家之人亦相聚平等。若子女不孝，父母不慈，则其家散。夫妇亦必相爱敬，其相互间之自由独立有限，否则即不成家。故一家生活在和不在争。
家为小群，国则大群，乃有政府。中央地方，文武百官，各有职司，犹身之有耳目口鼻，亦同称为官。职司有大小，地位有高低，然同属一政府，于不平等中仍属平等。但不得各自独立自由。生命乃一自然，目视耳听，中国人谓之自然之性。性乃一大生命，身之视听乃生命中分别一功能。人身乃一自然生命，其有群，则成为一人文生命。人之在群，各有职司，共为一体。此由人之性，即人之德，故又合称德性。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人群大道，必本于各己之德。老子则曰：“失道而后德。”又曰：“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先有人性之孝，何来有六亲之和。不有忠，何来有国家之平治而不昏不乱。老子重自然轻人文，意态偏激，终不如孔子所言之中正。
西方重个人主义，昌言人权，谓由人权结合乃有群。故家有母权父权之别，国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别。卢梭民约论谓人之有权，乃由天赋。由人群授权于君，乃有君权。则君权不得凌驾于人权之上。西方人尚权。中国人尚德。权必争之外，德则修之内。此乃中西文化精神之大不同处。
言人权，则家与国乃人生外在一组织，即不啻对人生一束缚。自由与束缚争，乃尚法。然法由何来，故西方政治必争立法权。而其权又必在多数，不在少数。民主政治之大经大法乃如此。君民结合，有法有争，夫妇亦然。争法争权，则一家荡然。国际间乃无法而必出于争，则天下荡然矣。自由平等独立，乃相争一口号，而人道亦荡然矣。
中国人称“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地生人，有其性，有其德，则自能有群。有群则必有君，君者群也。人之有群有君，人文大道亦由自然来。君在政府中，亦一位一职。此下尚有多位多职，则政府亦一群。故家国同是群，忠孝同是德。德由天生，亦须人为。而人为必合于天道，此为中国人理想。
人性非无争，主要则在和。和之意义与价值则更大。如人之一身，相互间亦有争，而必以和为主。家国天下皆然，而每一人为之中心。故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修身乃修其德性，使和而不争。所谓政治，政正也，治则平也。何以能正而平，则在明德以亲民。故齐家为政均尚德。天德王道，不言权利。王霸之分，即尚德尚力之分。人同此德，故能使人心悦而诚服。力则必出于相争。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又曰：“君子无所争。”西方民权政治必结党以争。不待修身，亦不重道德。唯党争之上必有法。中国则道以待君子，刑法治小人。此又中西之相异。
人群大道，非限于政治一项。中国传统政治，选贤与能，广罗社会人才，以组成此政府。而人才贤能则必待教育。故道尤重于君，君道之上又有师道，为君者亦必有师。孔子为至圣先师，中国历代帝皇莫不知尊孔子。君道行于政，师道则行于天下之大群。中国人言天下，犹在国之上。故道统必尊于治统，而师道则绝不尚权力。
西方人又谓知识即权力。中国则师以传道，非以传知识。道亦须知，而知识非即道。西方人凭知识向外求真理，中国人则内求之德性以明道。孟子告曹交，归而求之有余师，又曰：“尧舜先得吾心之同然”，则道在人心。中国人言道德若先天，西方人言知识则在后天。孔子之言道，有非人人之所知，但亦以先得人人之同然。故中国人言学，先德后知。西方人则知识为重，德性乃所不言。
人性亦喜自我表现，又喜高出人上。中国人教人表现高出人上者，亦在其德性，不在其知识。知识而违于德性，则亦同为小人。德性人所同有，知识则可独出。故德性乃平等，可自由，可独立。知识不平等，乃成为一权力。中国人只争在己之德性上，不争外在之权力，乃以成其和。
德性尤必见于群，如仁义忠信皆是，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必远离于权力财富举世所争之外乃能然。伯夷饿于首阳之山，而获万世之同情。孔子称伯夷为仁人，乃言其德性，非言其事业。其身独立于一世之外，而其心仍常存于万世之所同然，中国人称其人曰圣。西方则人世间无此等人之存在。
中国人重德性，亦可谓乃是另一种个人主义。德性天赋，此为大同。但亦因时因地而人各异。故子路、颜渊不能尽同于孔子，禽滑釐不能尽同于墨子，老子更不能尽同于庄子。故德性虽平等，可自由，而必有其独立性。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乃求独立以自成其一己。又曰：“为仁由己。”则己之处大群，求能为一君子，即多得与人相同处。又曰：“富不可求”，富则必求异于人以见。故德性乃为至广大至悠久之个人主义，而争财富争权力则为短暂狭小之个人主义。近代人务求之外面之财富权力，乃愈见己之不独立不平等不自由。尽力以争，所争仍在外。真所谓道在迩而求之远，南辕而北辙，其终将何所达而止。此以成当前之悲局。但反而求之，道固犹在，则亦无足悲观。
孔子常仁智并言。后儒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后起阴阳家乃以五常配五行。人生原始当先有仁，人生演进乃继有智。是仁在先智在后，有仁乃有智，不仁则智又何途之用。今大体言之，中国人尚仁，西方人尚智。故中国人重道义行为人物，西方人重物质功利事业。中国史圣贤迭起，辉煌照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文化乃仁者之静而寿。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山巍然，屹立常在，万物滋生，蕴藏无穷，而山则仍然是一山。西方史如水流前进，“逝者如斯”。后浪推前浪，仅见波涛汹涌，而涓滴若无预。事业则愈变而愈新，功利则日扩而日大，其文化传统或可谓乃智者之动而乐。事业变，人物乃无足追忆。求其举世共尊，千古常在，则唯耶稣一人。但耶稣乃犹太人。抑且耶稣之见尊乃因其在天国，不在尘世。西方人物多以事业传，如哥仑布横渡大西洋，其平日为人，则无可称述。莎士比亚创为乐府，其人有无，尚难寻究。其他率类似。要之，重事不重人，即重功利不重德性。中国如大禹，治水乃其功业，其子方呱呱，三过其门而不入，乃其德性，功业无可详述，而其德性之一端，乃千古传诵不绝。又如关羽、岳飞，事业则失败，其品德则尊为圣。近代国人乃谓中国崇拜失败英雄。不知事业失败，乃其德性之完成。文天祥、史可法同然。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则曰“舍身取义”。所取所成为仁义，所舍所弃则属其人之生命。中国人之教人有如此。
又如三国时曹操，政治武功之成就外，文学亦卓越。然后人则崇拜诸葛亮，不崇拜曹操。同时又有管宁，并无事业，而后人崇拜，或有尤超诸葛亮之上者。至如吴泰伯虞仲，伯夷、叔齐兄弟，则更不待言。中国女性，刘向列女传以下，历代正史所载，难以数计。皆无事业，而以德性见尊。故中国人生，宜可以寿称。一人之生，可传数千年，常在他人心头口头，笔下歌下，追忆不辍，称道无穷，岂不可谓之寿。即读百家姓家谱亦可见。若论乐，则寿即是乐。女性如孟母，欧阳修母，乃及其他节烈，就其景况言，岂不悲多乐少。然就其心情言，则仍是一乐。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此等处皆似之。中国人之乐，乐在其德性，不在其事业。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皆不在饮食起居生活上，亦不在事业上，而在其德性上。近人谓西方文学重悲剧，实则西方人仅在生活上寻乐，而悲剧则涉及德性，乃以补西方人生之不足，故西方人重之。在中国则偏重德性人生，全部历史人物，几乎无不具有悲剧性。唯此种悲哀，乃为真乐至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试问人生到此境界，究竟是悲是乐。当知孔颜乐处，亦正在此等境界中。人生自有其心向往之欲罢不能之一境，此即情味无穷，又何必强加分别其为悲为乐。真人生即真乐处，而勤劳操作，自在其中。即寻不到真乐处，而勤劳操作，仍不能免。故曰“民生在勤”，“君子无入不自得”，“小人闲居为不善”，其理亦在此。若谓西方历史多悲剧性，则中国历史实多喜剧性。寿即是乐，五千年相传不辍，生命日繁，非有喜乐何以得此。
中国人尚仁，亦兼重智。西方人尚智，则并不兼重仁。此如高山峙立，外观无水，内实涵水，不崩不裂，丛树灌木生焉。而且山静无争，水则流动有争。无堤防，则泛滥横越。故读中国史，实觉人生可乐。读西洋史，则时时有虞有防。孔子歌“梁木其摧，哲人其萎”，可为中国人写照。耶稣之上十字架，则为西方人写照。故孔子不言复活，非其悲。耶稣言复活，非其乐。
今日国人争慕西化，到处寻乐。独立平等自由，若为人生三大乐处。夫妇和合，何必争独立。父慈子孝，何必争平等。出门则警察林立，读报则罪案罗列，又何再争自由。不仁不智，人生乐处又何在。中国人言人伦，言相人偶，言人与人相处，乃不争独立平等自由。披阅一部中国史，广土众民，相生相长，以有今日，岂非人生一大乐事。其由道德，抑由权力来，幸吾国人其回头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