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二字，始见于孟子，曰：“圣人，人伦之至也。”荀子亦曰：“圣也者，尽伦者也。”伦有理字义。人之相处，其间必有一些分别次序等第，谓之伦理。故人伦即指人相处之道与义。尽伦者，即尽其分别次序等第间之道与义，故人伦即人事，即人与人相处之道。
人之处群，必有其配偶搭档，以相与共成其道义。伦字又有匹配义，有相伍为耦义。五伦亦始见于孟子，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亦言：“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两书所举相似，而以孟子为尤允。一则，人生必先有父子，有前后辈相续，始有人道可言。禽兽各自独立，父子不为伍，则群道终不立。故就人文进化顺序言，必先有父子，乃始有君臣，而中庸以君臣一伦占父子之前，此显不如孟子之允。二则，人有独生，无兄弟姐妹，则昆弟一伦不遍赅，孟子举长幼，兄弟亦已在内，此亦较中庸为允。
亦有以夫妇一伦为人道之最先者，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中庸亦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等皆后起儒家说，著重于阴阳观，故特举夫妇一伦为首，又曰“有上下而后礼义有所措”，立言更为失当。儒道乃以礼义定上下，非为有上下始有礼义。
其次当辨者，乃在人群相处之道之内而有此五伦，非于人群相处之道之外而别有此五伦。简言之，五伦在人道中，但亦不能谓五伦即已尽了人道。人之处群有其道，其在群中必有最相亲接，最相合作之人，相互成双成对，各为耦伍以处群。而如何处此耦伍尽其道，其关系为更大。故五伦各有对方，应各尽各职以合成一道。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即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君臣之间，贵乎各尽其道。而孟子则合言之曰：“君臣有义。”父子之间，亦贵双方各尽其道，而孟子则合言之曰：“父子有亲。”凡孟子所举有亲有义有别有序有信，此五者，皆是人类大群相处中所应有，唯特别在此五伦中，比较最易显出。如朋友有信，非谓处其他四伦可以无信。亦非谓处朋友一伦只要有信，而可以不亲不义无别无序。可见所谓五伦，乃就人类大群相处中，抽出此五项要端来设为五伦。又就每一伦指出一共同相处之主要标准，以教人对于对方之各能善尽其道。而在此目标下，每一伦之双方，又分别各有其应尽之道。如父子一伦，贵在能有亲，而父母一方曰慈，子女一方曰孝，在此双方之尽慈尽孝中而相互合成此一亲。其他四伦皆然。
人之处群，必先无逃乎此五伦之外。人对此五伦，各有其应尽之道。推而远之，扩而大之，此处五伦之道，亦即是处大群之道。而此诸分别，实亦非分别，应知其背后有一大根本，实和合为一道。宋儒称此曰“理一分殊”。人之处群，贵各就自己分上，各就五伦所处，而会通到达于此理，又贵能会通和合于此五伦以外之其他一切人事而共成为一理。中国文化重实践，贵能从各自之切己实践中，透悟出人生大道之会通合一处。不在多言，而言之亦转有不尽。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讲五伦亦当知其一贯处，更当知五伦之道与一切人道之一贯处。
先言父子一伦。孔子曰：“父父子子。”可见父有父道，子有子道，双方对立平等，相互成为一伦。大学曰：“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孝与慈乃父子相互间所合成的一番相亲之情。此一种相亲之情，中国儒家奉以为人类相处最主要之基本大道。人若不相亲，何能相处。以不相亲者相处，徒增苦痛，终不能久。父子之间，正好能培养此一种相亲之情，乃可从家庭推广到国与天下，使天下人各能相处相亲，此为人类理想最终极的一最高希望。人在家庭中，父母子女各能相亲相处，此为人生理想最初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
叶公问孔子，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有相亲之情，父攘羊而子隐之，即便是直道。若子证父罪，反远于道。道有曲直，曲处亦有道，非尽在直处。人之相处，固专是人与人，或个人与大群，而其间尚有种种差异，当分别各尽其道。中国人特设五伦之道之意义即在此。
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又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推此义，父子之间不论善恶，善亦吾父，恶亦吾父。人情亦即是天理。瞽瞍之恶，终为舜父。舜为天子，瞽瞍则为天子之父，不闻为舜臣。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肖。尧舜不传以天子之位，但不闻不认其为子。故父子乃天伦，定于天，非人所能变。
或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欣然乐而忘天下。”皋陶为臣，君臣之伦，臣止于敬。舜命皋陶为士执法，皋陶唯有敬守其职，有犯杀人则执之，不问其他。舜则处父子之伦，瞽瞍虽犯杀人之罪，舜不忍见父之死而不救。然在君臣一伦中，舜又不当禁皋陶之执法。乃唯有自违法，自犯罪，窃父而逃。见父攘羊而隐不为证，其罪小。因父杀人而窃之以逃，其罪大。抑且舜为天子，弃天下于不顾，其罪更大。然而天下后世，皆曰舜之孝，更尊之曰至孝。杀人者死乃王法，父子天伦，而王法可以不顾。然则父犯杀人之罪，为子者皆可越狱行窃，负父而逃否？是又不然。舜为天子，若瞽瞍果置于法，是不啻由舜置之法，而又不能为父而毁天下之法，则唯有弃位而逃。若在凡人，父死于法，则哭泣收葬，哀祭尽礼，如是则已。此是天理王法人情，三者兼顾，而人情实又为天理王法之本。违情之法不可立，反情之理不当守，培养人情，则由父子一伦始。
中国后人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其实此语乃从上引孟子语中来。父母尽可有不是，但就为子女者之心情言，父母始终是父母，不能因其行为有不是而不认其为父母。但亦不闻人言天下无不是的子女。则父子一伦，其间自有尊卑分别。又中国传统，教孝重于教慈。此孔孟以前已然。大率言之，慈可以有一限度，即此便算是慈。但孝则没有一限度，不能说即此便算孝。又且不慈可恕，而不孝则不可恕。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子”，正要在家庭种种不合理逆境中完成此一分孝。后世只闻称崇舜，却不闻责怪瞽瞍。只说闵子骞孝行，却不说其父母不是。此中亦有道理。兹试姑加推究。
其一，慈属自然先起，孝则人文后续。父母护育婴孩，至少要经三年之劳。此下童年，仍需父母抚养，此即是父母之慈。若赤婴初生，即弃之田野。孩提之岁，即逐之门外，此始是父母之不慈，而人道亦将绝。故即就三年之免于怀抱言，此已是父母之慈。慈属天生，亦须经人文陶冶。而中国人则特别提倡孝道，遂成为中国文化一特征。
其二，父母养育子女，待其成年，仔肩已尽。其自身则转入晚境，精力局衰，不应续盼其对子女有更多之努力。但子女成年后，则如雏燕离巢，羽翼丰满，高飞远走，天地方宽。若不以孝道相敦劝，恐兴风木之叹，徒增蓼莪之痛。故慈是人生自然现象，孝则必待人文教育培植。
其三，人自幼年迄于成立，此一段时期，乃属人生之预备时期。最当就此时期教以孝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为人生大道，人在幼期年，在家虽孝，在其能力上，尚未能独立为人。但在其心情上，则薰沐于人生大道中，实已与为圣为贤，同一本色，同一践履。中国人提倡孝道，乃使人在其幼年期无力为人时，而早已在人生大道上迈步向前。他年成立，即可与其幼年时同一道路前进。此为中国人教孝一甚深渊旨。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何况人在少年时本有此天性，易成此习惯。只因幼年未经训练，此后踏入功利复杂之社会，反使失其最良善最宝贵之天性。是父母不教子女以孝，正是父母之大不慈。古人曰：“爱子，教之以义方。”孝正是义方之大者。
其四，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以博文约礼为教，然博文之教，非尽人所能享得此机会。在为子弟时，无机缘从师受学者实众。而且博文仍必归于约礼，如孝弟，如谨信，如爱如亲，此皆约礼之在者。而为子弟者皆可受此教训。故约礼是小学，博文是大学，而约礼又是大学之最终归宿。其人虽未有进受大学之机会，但其为子弟时，于为人大训，已彻始彻终受过，此为孔门最高教育宗旨与理想所在，而教孝则其最先最高之第一项。
故中国人提倡孝道，乃是根据人类心性而设施的一项特殊教育，其主要目标，注重在为人子女者之心性，并不是专对父母而有孝。故曰：“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人类教育由此开始，人类德性由此建立。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类如何善处其前一代与后一代，如何使人类能超越其年代间隔，而绳绳继继，在其心情上能脱去小我躯体之自私束缚，而投入大群人生中，不为功利计较，而一归于性情要求。父子一伦，教慈教孝，是此种教育之最先开始与最后归宿。并不在养成人类对家庭之自私，而实为养成人类群体大公无我之美德。
孝之反面为不孝。若使人幼年在家做一孝子，将来处身社会，亦易成一善人一仁人。若使其人幼年在家即是一不孝子。将来处身社会，亦难成一善人仁人。中国人最认为唯有不孝不善不仁之人，其贻害社会特大。故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务使人自幼即不为不孝，以根绝其将来不善不仁之滋蔓，故教孝为人道莫大之先务。
其次说到君臣。父子在家庭，君臣在政府，各为一伦，亦当双方对等，各尽自己一方之义务。故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有对臣之义，臣有对君之义。大学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君凭高位，臣居下位，君臣职位有尊卑。故为君者，必知善待其臣。不论其臣为状若何，而为君者则必先以仁心待之。
抑且君权位高，职责重。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然则为臣下者之不正，乃为之君上者不帅以正之罪。人能反躬自责，此亦仁心之一端。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是则为下多盗，其罪亦在上。季康子又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不责风吹，却责草偃，事岂得理。
孔子之论臣则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曰：“勿欺也，而犯之。”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言之尤显豁。又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又曰：“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其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又齐宣王问卿，孟子对曰：“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此贵戚之卿也。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此异姓之卿。”齐宣王又问，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孔孟论君臣一伦大义。率俱如是。然中国自秦汉以下，君臣体位有一大变。秦前为封建，秦后为郡县，一君巍巍在上，全国受其统治。万民僝僝在下，无不受统于一君。君尊臣卑之势，远甚于孔孟时代，遂使后人论君臣一伦，每严于臣而恕于君。乃特提一忠字。与孝并言。忠臣孝子，乃若并悬为中国人做人两大标格。此已与孔孟言父子君臣两伦异。
抑且孝专对父母双亲言，从不移作别用。忠字则为对人之通德，不专为君而有忠。论语云：“为人谋而不忠乎？”楚辞：“交不忠兮。”是凡人相交皆当忠。又当忠于职责。故吏以爱民为忠。临患不忘国，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皆为忠。又君亦当忠，故曰：“上思利民，忠也。”则人人当孝，亦人人当忠，中国人每以忠孝并言，又以仁孝忠义并言。教孝所以育仁，教忠所以全义。离了仁义，亦无忠孝可言。不仁不义，其孝是私孝，其忠是愚忠，皆是小忠小孝。小孝妨仁，小忠妨义，皆要不得。故此君臣父子二伦，皆当从仁义大本源上来践行忠孝，不当在忠孝小范围里来阻塞仁义。
晏婴不死齐庄公，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然亦伏尸哭之成礼而去。义只如此，不死不便是不忠。庞籍为相，以公忠便国家为事。只忠于一姓一家者，非公忠。蒙古入主，及其亡，中国人亦有为之殉者，后世并不以忠许之。清之亡，亦有以遗民自处者，更为人所不齿。此皆所谓妾妇之道，不得以忠论。孟子又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凡言殉节殉忠，皆当知殉人殉道之辨。殉道可尊，殉人可卑。以强力迫人作殉者，更可恶。
从另一方面言，中国士大夫，都带有一种反政府的传统气息。举其著者，西汉末，大家起来拥护王莽受禅。东汉有党锢之狱，魏晋以下，迄于隋唐，门第高过了王室。北宋诸儒鉴于唐末藩镇及五代十国之纷乱，最提倡尊君，但范仲淹、王安石皆得君信任，主持变法，而遭受举朝之反对。其间是非且不论，要之，反范反王，未必皆小人，而为臣者不闻专以唯阿为忠。北宋程伊川，南宋朱晦庵，皆遭伪学之禁。明代东林，亦标榜清议反朝政。其明揭贬君非君之论者，前有朱晦庵，后有黄梨洲。孔子曰：“不仕无义。”但后世极尊高蹈不仕一流。至于犯颜直谏，守正不阿之臣，散见史册，更难历数。此等皆能在君臣一伦中，发挥制衡作用。故中国自秦以后，虽为一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国家，历时两千年，而君权始终有一节限，不得成为专制。其误国召乱者，每为昏庸之君，而暴君较少见。儒家君臣以义之主张，至少已呈显了其极大之绩效。
次言夫妇一伦。戴记孔子告鲁哀公，“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义”。孟子亦言“夫妇有别”。夫妇生则同室，死则同穴。人生中最相亲者无过于夫妇。此所谓别，乃指夫妇与夫妇间必有别，亦泛指男女有别。严其别所以全其亲。古礼叔嫂授受不亲。嫂是兄妻，叔纵未娶，亦当有别。中国人最重性情，其文化体系，亦一本性情而建立。夫妇之有爱，尤为人类性情之最真挚者，然必为之立礼别，亦如筑堤设防，使水流畅顺，而勿致于泛滥。若只言自由恋爱，则亦可自由仳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婚配，未必全是怨偶。仅凭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亦未必全成嘉偶。白首偕老，亦何如中途分张。中国夫妇一伦，骤视若过重礼别，其实际意义，乃为夫妇双方感情求保障。
抑且五伦在其相互间，必求和通会合，不贵独立乖张。夫妇父子两伦，尤为密切，首当情礼兼顾。春秋时，鲁敬姜哭其夫穆伯，仅昼哭。哭其子文伯，则昼夜哭。孔子以为知礼。后人说之曰：“哭夫以礼，哭子以情。”夫妇易偏于情，故贵节之以礼。父子易偏于礼，故贵亲之以情。其间若有偏轻偏重，乃亦各有斟酌。戴礼郊特牲有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无别无义，禽兽之道。”此数语阐释父子夫妇两伦相关，极为深切明白。不严男女之别，则夫妇一伦终不安。夫妇不安，则父子不亲。人道至于无相亲之意，则义于何立。理智之计较，功利之衡量，法制规律之束缚，皆不能导人于义。中国古人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当知一切礼义皆必发乎情，而情之发则必止于礼义。夫妇一伦，主要正在此。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亦与郊特牲数语相发。
中国古代，有出妻之俗，其起源当甚古。孔门亦有出妻，礼疏有七出之文，亦不知所始。七出者，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恶疾，六多言，七窃盗。论其大义，主要乃为顾全家庭，然亦多有不合情理者。如公仪休见其家织好布而出妻，汉王阳为其妇取东家树上枣而去妇，此皆过甚其事，未可为训。又如孔雀东南飞所咏，传为旷世悲剧。要之当时出妻之风必颇盛，故频见于歌诗。如曹丕、曹植、王粲各为出妇赋，可见其事为世人同所怜悯。然亦有妻自求去者。如晏婴御者妻，从门窥其夫为晏子御，意气扬，乃求去。朱买臣妻为其夫卖樵带读，亦求去。可见双方各有互求离散之自由。下至北宋，范仲淹、王介甫家，亦尚出妇。而南宋诗人陆放翁之赋钗头凤，亦为后世传咏。唯出妻之风，似乎愈后则愈少见。程伊川有言，“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可见出妻一俗，为人心所不许，舆论所共讥，故乃递衰。妻自求去，亦随之少见。此亦中国社会尚情忠厚之一证。
七出之外又有三不去。一、有所取，无所归。二、与更三年之丧。三、前贫贱，后富贵。出妻必令其可再嫁。故每有以对姑訽叱等微罪为辞。使出妻已无家可归，则何论再嫁，此一不出。出妻主要为不顺父母，与更三年之丧，此二不出。糟糠之妻不下堂，昔日贫贱所取，今为富贵，则三不出。此三不出，固非有人出此主和，立此条文，强人如此。亦由社会舆情，得所慕效，积渐蔚成风气。唯有此三不去，则七出之条可施行之范围已大大削减。又于七出中无子恶疾两条，认为非本人所欲，不关人事不当出。故七出为后世律法所许者，仅得其五。要之，中国社会于夫妇一伦，重其偕老之意则自见。
又夫死再嫁，此亦自古通俗。如晋公子重耳自狄去齐，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其妻曰：“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当待子。”狄非礼义之邦，夫别不归，自可再嫁，故重耳请其待我，而狄妻允待终身，此已开后世妇女守节之风。亦出真情，非关强制。
列女传，鲁陶婴，少寡，以纺织养幼孤。或欲求之。婴作歌曰：“悲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颈独宿兮，不与众同。飞鸟尚然兮，况于贞良。”闻者遂不敢复求。是以一乡妇而守节。又秋胡久别，归途戏妻，其妻拒之。归家见夫，乃即途上戏之者，遂投河而死。傅玄秋胡诗：“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妇积年矢志自守，夫归，乃戏途中之女，则无怪妇之怨愤。此则由守节而成烈行，事出至情。傅玄虽讥其太刚，要自获后人敬仰，至今传述不辍。
三国时，曹爽从弟文叔早死无子，其妻夏侯令女，恐家必嫁己，乃断发，又截两耳。曹爽被杀，一门尽灭，夏侯家上书与曹氏绝婚，强女归。女以刀断鼻，血流满被。或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辛苦乃尔。”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衰亡，何忍弃之。”事闻于曹爽政敌司马懿，听使乞子养为曹氏后。此事可歌可泣，后人读此事状，岂能不增感动。此皆事出至情，岂理智议论所能强，亦岂理智议论所当贬。
战国策有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戴礼亦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然古人虽有此言，在社会上对于夫死再嫁，终是认为当然，断未有为寡妇守节作硬性之规定。下至宋代，范仲淹母改嫁朱氏，仲淹随母姓朱。后始回宗。程伊川言：“取孀妇，是取失节者配身，即己失节。”或问居孀贫穷无托，可再嫁否，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历史上如孟母、欧母、岳母，以寡妇抚养孤儿，终为历史文化中大人物，此类不胜缕举。若寡妇不守节，如孟子、欧岳此等人物，失于培育，此诚不得不谓是大事。然如范仲淹读书山寺，断齑画粥，其贫穷可想。其母若非改嫁，恐母子均不获存全。仲淹亦宋代一大伟人，果使早年饿死，亦非小事。后仲淹既贵，创立义庄，使宗族孤寡者皆得养，即少饿死之逼迫，而社会守节之风，乃更为普遍。
明史列女传谓，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诗载关雎葛覃桃夭芣苢，皆处常履顺，贞静和平。其变者，行露柏舟一二见而已。刘向传列女，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非独贵节烈。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国制所褒，志乘所录，里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而文人墨客，借以发其伟丽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传尤远而事尤著。然至性所存，伦常所系，正气之不至于沦澌，而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载笔者宜莫敢忽。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竖坊表。僻壤下户之女，乃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岂非声教所被，廉耻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
清代承续此风。直至最近七八十年来，俗尚始大变。夫妇一伦变，则父子一伦亦必随而变。中国文化，以家庭为重要一单位，家庭制度破坏，文化传统亦必随之。如何善阐性情，复兴礼教，通其变而不失其宗，则有待于后起。
今试再言长幼或兄弟。论语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孟子亦言，“长幼有序”。所谓弟子亦不专指家庭。中庸始改言兄弟，后世多沿中庸，以兄弟为五伦之一。儒家言五伦，本由人伦大道中分别浓缩而来。亦当由此五伦会通融解而化成为人伦之大道。即就长幼与兄弟言。兄弟即长幼之浓缩，长幼即兄弟之融解。有其分别，亦有其会通。
五伦中父子兄弟，同属天伦。兄弟异体同气，皆属父母之遗传。故既知孝父母，则自知兄友弟恭。中国古书每兼言孝友。如诗张仲孝友，后如晋书有孝友传。善事父母为孝，善于兄弟曰友，兄弟一伦，宜可包在父母一伦中。唯五伦各有分别，夫妇一伦既主有别，叔嫂尚不亲授受，则兄弟之亲自有限隔。后汉许武，与两弟分财，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此为父母之后事。西汉初，陆贾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之，子二百金，令各生产。石奋有四子，父子官皆至二千石，一门孝谨。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此两家，一为小家庭型，一为大家庭型。然后世自以小家庭为常。
南北朝时，门第方盛，然亦率为小家庭制。南朝宋周殷有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又北魏裴植，虽奉母赡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史称其染江南之俗。盖北方胡汉杂处，形势所逼，故多大家族同居。南方无此压迫，故尚小家庭。至于“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之诮，此或贫寒下户有之。唐宋以下，父母在而别籍异财，皆有禁。则见小家庭制已蔓衍流行。若如陆贾、石奋，有四子五子，异财同居，此亦各有得失。若仅一子无兄弟，而父子殊产，则诚不可。唐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其本末，书百忍字以对。居家如此，转成苦事。明浦江郑氏累世同居几三百年，其对太祖问，曰“唯不听妇人言”。则于夫妇一伦，似亦未能全顾。在中国社会，特称此等曰义门，乃因其少有而称之。非是以小家庭为不义。汉末应劭风俗通有曰：“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此因东汉崇尚兄弟让财，故有此议。实则兄弟分居是常，让固不必，能通有无即为上。后世儒生过高过严之论，皆未为社会所取。
人可无兄弟，但出门必有长幼之序。兄弟限在家中，长幼则扩及社会。故兄弟一伦必扩为长幼一伦。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古人每以父兄、子弟并言。曲礼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今亦可称父老兄长为先生辈，子弟为后生辈。人生即由先生后生两世界积叠更迭而成。自呱呱坠地，迄于弱冠成年，是为后生。大圣如孔子，亦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至是始由后生跻身为先生。方其为后生时，一切生活，养育教导训练扶掖，都由先生界负其责。苟无先生在前，究不知后生当如何，如何成熟。亦可谓后生一辈，乃全由先生一辈代为雕塑营造。故后生辈乃接续先生辈一贯而下，不觉有冲突有破绽。人寿百年，但人类生命则已经历了五十万年以上。长江后浪逐前浪，不断成为万古流。
固然后生较先生可能有开新进步，但亦有限。如每一人之躯体。自婴孩而长大成人而日趋衰老，岂不亦日有变，而变亦有限。不能于朝夕间，故我骤失，新我乍成。亦如家，祖与父为先生代，子与孙为后生代。如是层累积叠，逐代蜕变。家与家皆然。亦有骤兴骤衰，倏起倏落。要之，必有一段时间之绵亘与交替。孔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庄子亦言：“美成在久，速成不及改。”人类生命之高出于其他生物者，正为其有一段较长之幼稚期即后生期。人在后生期中，此一段未成熟的心情，则更值重视，更待教导。教之孝，教之弟，教之徐行后长者，教之有事服其劳，教之有酒食先生馔，教之恭，教之顺。人生一番最宝贵之心情，正在此时养成。孔子温良恭俭让，大圣人之盛德光辉，其实仍是一未成熟时之后生心情。为子弟当如是，为大圣大贤亦复如是。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中国民族，亦可谓乃是一未成年的后生民族。中国文化，乃是一未成年的后生文化。后生谓其未成熟，故犹得有长进，有前途。在后生心目中，常有较其先生一辈之存在，此谓前辈长辈，己则为晚辈后辈，所以成其为后生。故后生不自独立，必依倚追随于先生一辈而加之以继续。实则孰能呱呱坠地即独立为人。孰能抹杀了自古在昔而其命维新。故中国民族，同时亦为一好古敬老之民族。中国文化，同时亦为一好古敬老之文化。后生一代常紧贴于先生代，沉浸在先生代中，滋养润泽，更无分别。推而论之，所谓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亦复如是。若后生代必欲摆脱先生代而宣告独立，径自挺进，此如破釜沉舟，过河拔桥，固未尝不可收一时之奇功，而人生段段切断，只望将来，不顾已往，有后无前。只求成熟，不问生长。后生一辈看先生辈，只是老腐败陈旧不鲜，摧枯拉朽，不值顾惜。不知我之神奇，即自此腐败中来，而转瞬又必自成为腐败。何如先生后生，交融合一。常保留此一段未成熟时之后生心情，如幼孩之眷恋其父母，弱小之敬畏其长老。生命源泉，长此不竭。生生成成，前瞻无底。此中国人之所谓不忘本，所谓饮水思源，厚德载福，此一种心情，却即可从徐行后长者五字中透露。而长者之于幼者，前辈之与后辈，则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在人生中有后生，遂使先生者感其责任之未尽，亦感其步伐之有继。不使人生若一潭枯水，而汩汩乎其味厚而情多。此即长幼一伦在人生大道中占有重要地位之所在。
朋友在五伦中为最后一伦。孔子自言所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人之处群，先生前辈，是为老者。我之后生子弟，是为少者。又有同辈，志行相合，是为朋友。我之处老，求能安之，亦当使老者安于我之奉事。我之处少，求能慈之，亦当使少者能常怀我慈而不忘。不仅我交友以信，亦当使朋友之信于我。果如此，我在人群中，乃能人我融洽，不感彼此之隔阂，此即孔子常所提倡仁之境界。人生心情，莫贵于此。人生事业，亦莫大于此。孔子大圣，其所志亦唯在于此。
但朋友非即同辈，相交相识即是。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承学而时习之言。学成行尊，慕我者自远而至，此是我同类相近之人。在我心情上，自会感到莫大之快乐。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即人文，孝弟忠信，政事文学，皆文也。讲学以会友，必我自有所学所立，乃有同志相类者来与我友。而朋友间之讲贯琢磨，相助相益，即皆所以辅成我之仁道。此在我之事业上，自会获有莫大之进境。人生必贯彻前后，有先生，有后生，上有古，下有后，乃使小我短暂之人生，绵延而成悠久无穷之人生。人生亦必破除彼我，融会人己。朋友即是我之化身，遂使我狭隘之人生，扩展而成广大无限之人生。此是朋友在人生中莫大意义之所在。
中国古人，在朋友一伦中，为后世称道者，前有管鲍。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然必我有可知，乃求知我之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得有知心之友，此是何等快乐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朋友能成我事业，辅我以仁者，其故在此。管鲍之后有廉蔺，称刎颈交。亦唯两人同心，遂使赵国安定，得御强秦而无忧。
人群中与我志同道合者为朋友，其主要关键则在己。若己无志无道，又何从求友。孔子教人，无友不如己者。世之论交，或择权势，或慕名位，或附财富，或从种种便利，此皆所谓市道交。皆是以物易物，不能以心交心。故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我志不同，道不合，何得相交。五伦之道，其对象皆在外，其基枢皆在己。曾子日必三省，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亦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正为吾志吾道，与友相交，可以竭意披诚。交友即所以立己，亦即所以达己。夫岂言必信行必果，为硁硁之小人，乃以为朋友相交之道乎。
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也。”成为朋友，乃可责善，否则言人之不善，当有后患。孟子又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有所挟带，乃是私货。无论其人之长，与其贵，以及其与我之亲善如兄弟，我皆不当挟带此等私心以与为友。友者，乃友其人之德，乃其人与我志同而道合，可以求为吾辅，相与责善以共达此志与道。孟献子百乘之家，而有友五人。孟献子与此五人友，在孟献子心中，并不自挟有此百乘之家，在此五人心中，亦并无孟献子之家，否则不能以相友。鲁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以位，则子君也，何敢与君友。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人之相友，唯在此心，唯此赤裸裸的一心，志相同，道相合，外此当各无所挟，乃得成交。人生中心情最乐，事业最大者，莫过于此，所以朋友得与父子夫妇兄弟君臣共成为五伦。
孟子又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是朋友有此四等。其等第之高下，亦即从我自己一心之高下而判。若我尚不得为一乡之善士，即亦无友可言。若我以交一世士为未足，虽异世不相及，颂其诗，读其书，论其世，可以知其人，越世而知古人之心，即可与古人为友。可以上友千古，亦可以下友千古。千古之下，乃亦有越世上友于我者。必至是，而后我之心情，我之事业，乃可以上下古今而无憾。
故人道绝不能无友。有天子而友匹夫者，尧之于舜是已。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皆学焉而后臣之。此非君臣，乃师友也。燕郭隗言：“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唐人杜淹曰：“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之各尽其道而无悖，则朋友责善辅仁之力为不可少。故曰：“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又曰：“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此皆见朋友于五伦中之地位。
古人又连言师友。荀子曰：“天地生之本，先祖类之本，君师治之本。”又言天地君亲师。戴礼学记：“五年博习亲师，七年论学取友。”礼运曰：“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荀子又曰：“非我而当者吾师，是我而当者吾友，君子隆师而亲友。”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是知师与友乃同类，师即寓于友之中。故又曰：“严师而畏友。”朱子曰：“人伦不及师者，朋友多而师少，以其多者言之。”
后世社会日趋复杂，群道日形庞大，遂若取友日易而日多。徐幹曰：“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远。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众。古之交也为求贤，今之交也为名利。”故徐幹有谴交篇，朱穆有绝交论，抱朴子有交际篇，刘梁有破群论。群日大，交日广，不能善用此朋友一伦，遂使人之志日小而道日狭。恩疏而义薄，轻合而易离。古者朋友有通财之义。父母在，不许友以死。今则人各知有己而已，实不知有友。友之质日变，如范式、张劭之故事，遂若神话，曾莫之信。此一伦既灭，他四伦亦丧。唐元次山有言：“居无友则友松竹，出无友则友云山。”与大自然云山松竹为友，犹胜于酒食游戏相征逐，笑语相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相誓，而虚伪不以信相交，不能以志与道相责相辅，而群道败于其有友。不如谴绝，尚庶全此孤独。然此非友之过，乃人不能善取友之过，实己之过。人之道义，由有师友而能立能达。能善尽此朋友一伦，庶父子、夫妇、兄弟、君臣四伦皆能尽，而群道之日畅日遂，亦必于此乎几之。此乃朋友一伦之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