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有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人之一身，五官四肢，百骸七窍，皆有形。形则必可分别。限于其分别以为形者，谓之形而下。每一形必各有其用，故以谓器。至如身，乃会合此诸形而成。除诸形外，更无他形。则此身实已是形而上。但身亦有形，乃谓之体。体之形异于其他诸形，乃改名曰象。亦可谓象即形而上者，非超诸形之外而谓之形而上，乃会合诸形而谓之形而上，诸形则皆为此身之用，其用则谓之道。
五官如耳目，亦各有用。故谓之器官。然耳亦为目用，目亦为耳用，五官相互为用，亦共为一身用，斯则必有其道矣。更推而上之，夫妇父子兄弟各有一身，亦即各有其身之用。但夫为妇用，妇为夫用，父子兄弟亦互为用，如是而合为一家，则必有一家之道矣。家超于身，若无形，实亦有形。更推而至国与天下，实亦固然。更推而至于万物，有生物，有无生物，更推而至于天地，乃合成一大体，有其大用，是即天地之道。所以谓形而上者谓之道。
今问诸形何以得相通，则为有气。一身之内有气，一家之中亦有气，一国一天下，以及宇宙万物之间，亦莫不有气。气无形，是气亦形而上者。故中国人称道气，不称道形。亦只称形器，不能称气器。实则气乃是一大作用，若言天地万物乃一体，则气即是其大用。非有此气，亦不成其为体。亦可谓天地万物皆形而下，唯气乃形而上。道家言自然，主要即在此气字上。
西方人言形而上，与中国大不同。如方圆，世界万物依几何学言，乃无一真方，无一真圆。标准之方圆，乃形而上，在此世界之外。由此标准，递除递变，而有此世界万物之方圆，则尽属形而下。故形而上与形而下，乃确然为两物，而无所谓道与器之别。中国之言形而上，主要在其通而和。西方之言形而上，主要在其变而别。唯其主通而和，故天地万物可以为一体。唯其主变而别，则天地万物亦无成为一体之可能。
中国人以气象言，天人可以一体。西方宗教则绝不认天人为一体。西方人之体字，其观念亦与中国大不同。如医学，中国主要在求身体中之气脉相通处。而西方人则把一身分为诸器官，耳是耳，目是目，肠是肠，胃是胃，耳目肠胃科，各成专家，可以分别治病。由医学推之一切自然科学，无不皆然。如中国药物及农用肥料，多用有机物，因人身与土壤皆属有机，两者相通，乃生作用。西方药物及肥料，皆以化学制成无机物，唯其为物不同，成为敌对，始有作用。
中国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和通上，西方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敌对上。故其治生物学，西方人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亦从其相互敌对处看。中国人则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气相成，仍从其和通处看。制器利用亦然。中国如纺织，如陶瓷，皆贵有生气。西方则主用机械，以无生气者为上乘。中国人最先利用无生物如炼铁煮盐，皆赖火力。而中国人视火亦非成形之物，乃属生气，故得与其他物和通以见用。中国人言五行相生相克，相生自属一气和通，而相克亦是一气相通之用。故金克木，非金与木为敌。火克金，亦非火与金为敌。近人言战胜自然，克服自然，中国人则绝无此观念。至于人群相处，中国人尚礼，富有生气。西方人尚法，则无生气可言。
今再深入言之。西方人视人亦如一物，亦相敌对，乃有其个人主义之产生。而人与人之相通，则端赖物，商业遂为西方传统所重视。即在思想方面，亦赖语言文字相通。语言文字亦一物，故西方哲学最重语言文字之表达。于是立一名词，必有界说。表达一思想，必重逻辑。而中国人则认为人之相通在其心，心则形而上，相通相和，亦在一气。故西方哲学必求相异，乃始成其为一套哲学。而中国思想则贵相和相通，并贵其不著于语言文字而相通。情感之相通，尤要于思想。而西方人则戒言情感。
西方人轻情感，重理智。理智亦如一物，但必形而上者。故西方哲学多不建本于人事，亦多不切人事。西方文学好言男女恋爱，此始属人之情感。然其恋爱双方相视，亦各如一物，故曰恋爱非占有即牺牲。而中国人言爱，则为两情之相通相和。故中国男女之爱，必结为夫妇始得完成，而夫妇非专指一夫一妇言，则夫妇一伦当亦指为形而上者言。中国之五伦，则尽在形而上。中国人言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内外皆指人生一体言。此人生之体亦形而上。而今人则以此为中国重男轻女之证。然使男女皆主外，各务一方，则不见有夫妇之道。
以上所论，乃见中国人即于形而下处见形而上，形而上之与形而下，乃相通和合成为一体。而西方人则形而上乃在形而下之外，两者相别甚显，相离甚远。英国人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亦西方哲学界一名言。自中国人观念言，我即身之形而上，身则我之形而下，身在斯我在，人尽易知。然西方观念不同，一身百体，何处见有一我。人生尽属形而下，须具体分别，可指可说。如目能视，耳能听，一切作用全从各器官发出。唯有思与明，有此一作用，但不见发处，故曰“我思故我在”。庶见为思想从我而出，是我亦成一形而下，亦具体可说矣。
若依中国人观念，则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皆由我发，最易见我。但西方人则谓喜则外面必有事物可喜，怒则外面必有事物可怒。如目视必外面有色，耳听必外面有声，皆生于外，不得谓之我。唯有思，不自外发。故西方人轻视情感，而重视思，重理智。思则仅是一作用，而我则仅是一物，一器官，一分别独立之物，则其为形而下亦可知。
西方哲学又分真善美，此亦属形而上。人生属形而下，则无真善美可言。纵有之，亦如方圆，无十足像样之方圆，乃亦无十足像样之真善美。仅依稀仿佛得其近似而止。科学即在不断求真，宗教即在不断求善，艺术即在不断求美。唯人生既属形而下，即永远求不到，只有依照宗教信仰，死后灵魂上天堂，始转入形而上。此世界则终有一末日来临。西方人之悲观人生有如此。中国观念又不同，人生即是一形而上，人生即是一真一善一美，并三者和合，成为一体。于是在中国乃有人品观，最高理想，最高标准为圣，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圣也。圣人与我同类，有为者亦若是，我何畏彼哉。此为中国人观念。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皆可以为圣。圣则与天同德，与天同体，而真善美尽在此一身一生中。
儒家别而为道家，则贵常不贵变，贵同不贵分。故曰：“道常无名”，即言其不可变不可分。道如是，则天地万物尽如是，人亦然。故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盖言德则必有分，而不能同。言仁则必有施为，而不能常。其实天地亦有然。老子则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故道家言自然，有三大涵义，即不主分，不主变，不主有所作为。今倘以儒家义易之，则当曰：“由道而后有德，由德而后有仁，由仁而后有义。圣人本忠信以制礼，则形而下而近于器矣。”如是庶符人道之真。老子之言，则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也。
孔子言道，则有分别，有变，有作为，而与道家言道在其更高处有相通。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亦涵有如此义，这样义。时犹然也。当前如此这样，即包括尽了宇宙一切万变。宇宙一切万变，莫非当前之如此这样而已。此后佛家来中国，中国人称之曰“如来”。如者，即如此这样义。尽是一个如此这样，故曰“如如不动”。一切来者又尽是如此这样，故曰如来。道家与儒家，虽多用同样字，而涵义时有不同。佛教东来，中国僧人多用异样字译之，使人易知其有不同。盖佛家主出世，其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更过于道家言。此见古代僧人之翻译佛经，实费一番苦心斟酌。而近代国人乃多用中国原有文字翻译西语，则思想混淆，易滋误解。
道家又好辨有无，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是老子谓作用乃在无处，不在有处。庄子齐物论力陈风之属于无，并谓风声乃众窍声，非有风声。故道家之宇宙观，可谓是一种无的宇宙观。后起儒家采其意，而微变其说。易传之言形而上形而下，亦可谓即从道家之有无观变来。
继此有一大问题当提及。即中国人用自己文字来翻译西方文字，而不先明辨其寓意之有大不同者，如上论形而上形而下一语外，中国人又用庄老道家自然一语来译西文，不知西方人乃根本无道家之自然观。道家之所谓自然，乃谓其自己如此，自己这样。宇宙间一切尽是自己如此，自己这样，乃谓之自然。既属自然，则外力无所施，人事无所用。故既主自然，必主无为。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尚在天地之上，而此道则只是一自然，此外再无可分别。无可分别即无变，无变即是常。故又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名即可分。以西方人较之中国人，至少可言其有三特征，一曰好作分别，二曰好变，三曰好作为。此正与中国道家言自然大不同。而中国人乃称西方科学为自然科学，但西方科学乃最反自然，最不喜自然者。然字亦可称为现状。如日出于东，而没于西，有阴晴昼夜，现状如此，中国人则安于如此，以求适应。西方人发明了地球绕日转，非日绕地球转，此乃天文学上一大发明。但中国人知其如此，即安然接受。因中国一切人事只重现状，地球绕日，与日绕地球，与太阳之东出西没，阴晴昼夜之常态现状一切无变，则亦自可安之。不烦再作深辨。
然西方人之于太阳，则必求知其变由何处来，又变向何处去，与中国人认为太阳只如此一太阳，乃自然如此，双方意见乃大不相同。但如此研寻下去，便不免把人的聪明智力全用在人生的外部太阳一边去。中国人则吃紧为人，主要在农事，注意天文历象二十四节令之订定。可谓中国人乃研究太阳与人生之相通处，西方人则主要乃在研究其相别处，此乃一大异。由是而地，而生物。西方人又发明人类乃从猿猴变来一新说，此与其发明地绕日转之新说，对于西方人所持人生义理方面皆有大震动，有大变异。然此两说来中国，中国人均能安然接受，若与中国旧传统旧义理无甚大冲突之存在。何者，中国人只重现状，并认天地万物与人类为一体。人类只在其一体相通处求适应，而重夫妇父子之五伦，重修齐治平之大道。至于人类之究为自天降生，抑为由猿猴变来，则亦与地绕日，抑日绕地之与现状同样无关。增一新知，而无碍于旧传，则又何不安之有。
继自然而言人文，又合自然与人文而言文化，其实此皆中国旧观念。近代中国人乃用“人文化成”一古语来翻译西方语，而西方人则本无中国旧传统中之人文观与文化观。西方人只重科学发明中器物创造，如轮船火车之使用，自此地传达至彼地，此等皆注意在形而下之物质使用上，何尝与中国旧传统之人文观与文化观相同。姑就国与国言，每一国有其立国精神与立国气象。孔子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又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此指形上之人文而言其不同，在此方面乃有文化可言。而西方人则并无此种观念，乃以国旗来代表国。旗与旗不同，即代表其国与国之不同。国旗外又唱国歌，此等皆属形而下。而立国精神与立国气象则属形而上，何可即以形而下来代表形而上。
如英伦三岛，亦可立国，何必英国国旗必在全世界凡见太阳处均有悬挂，乃始为英国立国精神之所寄，英国立国气象之所存乎。当前英国国旗又在福克兰群岛上没落，然以较之爱尔兰之对英阿关系力持异见，两事相比，轻重悬殊。爱尔兰之在英伦三岛上，究自成一国，抑仍共为一国，岂不更为英国人所当重视。再言美国广土众民，富强冠天下，已为当前举世第一大国。然其对付以色列，则备见困难。在美国之犹太人心中，以色列乃成为其第一祖国，而美国次之。林肯总统之民有、民治、民享三主义，则岂诚美国立国精神之所寄，立国气象之所存乎？
立国如此，立人亦然。中国人言立，则必继之言达。达即通义。我之所立能通之他人，通之世界之全人群，乃可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今西方人则视人类亦如一物，亦在形而下中，各别分立，而有所谓个人主义。个人生存，主要则在物质条件上。于是西方人之所重，乃在人对物，而非人对人。中国人所谓人文，文字俗称花样。人与人相交相处，有种种花样，此称人文。如人坐电灯下，乃人对物。人在电灯下如何相交相处，则是人文。今人只看重此都市或乡村有否电灯，却不重视此都市与乡村中人如何相交相处，此即不重视人文。
人与人相交相处，第一项目便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为夫妇。人分男女是自然，结为夫妇是人文。夫妇和合，已是形而上，超自然了。由夫妇乃有父母子女，成一家，这家便是人文化成。有了电灯，并不能使夫妇和合，一家相亲。所以电灯不在人文之内，亦不得视为一文化内容。若必谓电灯亦属人生，亦有关于文化，则当谓之为物质人生与物质文化，其与精神人生精神文化自不同。故以前人类生活中无电灯，不得说是无文化。有了电灯，亦不得说是文化进步，此是中国人观念。
由家而有国，此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因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亦如身家连称。又如民族，有了家便成族，族与族相处，便成一大群体，称之曰民族。此亦由人文化成。若有几架机器，建立一大工厂，招集许多劳工，各给以若干薪酬，如约而聚，如约而散，虽亦是人类生活中一花样，虽亦可称之为人文，然而非人文之主要精神所寄，亦非人文中理想气象之所存。此种人文，只能化成出几许商品，乃及资本主义。既不坚牢，亦无趣味，所化而成的，便于人生既少意义，亦无价值。第一则须用法律来维系其内部团结，第二则须用强力来保护其外部推销，此如百花中有昙花，非不美艳，然而转瞬即萎。又如百花中有罂粟花，亦非不美艳，然而涵有毒素，终为不可亲。可见花样亦须选择。中国人于百花中最欣赏梅兰菊，此有深意存焉。中国人之提倡人文，乃在此。主要意义，在知形而下中即寄存有形而上，而此形而上又有待于形而下之化成。其中有甚深涵义，则有待各种学术思想之发挥。
后世集儒学大成者，为南宋之朱子。朱子创为理气论，其实此二字皆源自道家之庄子书中。浅言之，则理气皆属形而上。深言之，则理可谓是形而上，超乎万物之上，而即在万物之中。超乎一气之上，而即在一气之中。盈天地皆一气，而理寓其内，实无其存在。故理气实一体，有气即有理，无气即无理，不当再论理气之先后。若必论其先后，则当谓理先气后，此实道家无生有之义，而无即寓乎有之中。人能知有中之寓无，则始可与语中国之人生。
其实理即是一分别义，气则是一和通义。分别即当在和通之中，而自有分别。分别实属形而上。西方人则认分别为形而下，为具体实有，则与中国人观念大不相同。如夫妇，如父母子女，如家，如国，一切有分别，而实无分别。知此理，即为平天下之道，人群自能相处而相安。今人又必据西方观念分唯心论与唯物论，其实心物亦属一体。试问无物又何来有心。心即在物之中，而又超乎物之上。如情亦寓乎物中，而又超乎物上。如夫妇和合，岂不即在夫妇之中，而又超乎夫妇之上。唯普通人观念，则认为成了夫妇，乃始有夫妇之情。此非不是，但中国人则更认为先有了夫妇之情，乃始有夫妇之结合。中国人非为一种唯心论，乃为一种心物一元论，或心物和合论。而其重视心则或更超乎其重视物之上，如是而已。亦可谓物亦有其形而上，心亦有其形而下，此等处贵在人之自领会，自体悟，而非语言文字之辨之所能尽。
朱子同时有陆象山，似乎其重视心更过乎朱子。而轻视外物，则非真能重视内心之道。此则象山终有逊于朱子处。继象山而有明代之阳明，提倡良知，亦未免有易于轻视外物之流弊。及其晚年，乃有四句教，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又谓：“心体无善无恶，意亦无善无恶，知亦无善无恶，物亦无善无恶。”阳明谓为上根人说，当用后四语。为普通中根以下人说，则当用前四语。此所谓四句教有前后两说，遂引起此下绝大争议。
心已是不可捉摸，不可指认的。心之体，则更属不可说。只可说是一形而上，尚在有无之间，更何善恶可分。古书有之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可谓形而上，人心则堕落在形而下之中。唯就其现状论，则人心道心同时兼在而并显。不仅两千年前如此，两千年后依然如此。更历两千年，恐亦复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举世人类亦莫不如此。中国儒学精义，在即就形而下中悟出形而上，还就形而上来领导转化其形而下。故认道心即在人心中，而求能以道心来转化人心。其实道心人心仍是一心，只在应对事物时，见其有人心道心之别。而在分别中有和合，则道心中仍可有人心之存在，不贵超乎现状来提出一形而上。如阳明之言心体，则陷入无善无恶，如庄周之言中央之帝为浑沌是矣。而佛家主出世涅槃，则陈义更高，乃求尽屏形而下以显出其形而上。西方科学则尽在形而下之中打滚，其心则只是人心，更不见有道心。儒家则用惟精惟一工夫，而达至允执厥中之境界。何谓中，此即人心道心之中，即兼有人心道心而得其中。亦可谓道释偏乎上，西方偏乎下，而中国儒家则求兼存而并包之，故曰“执两用中”。
然则就中国文化传统儒家人文理想言，尽可接受西方物质科学上之种种发明，尽可包容其种种形而下之器，还以完成为形而上之道，而无所障碍，无所冲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依然可以存有此理想。唯求其善为运用而已。如电灯只是一形而下之器，前人在无电灯状况下生活，今人则在有电灯状况下生活，在生活中则可见形而上之道。但不能说有了电灯，即生活合乎道。没有电灯，即生活不合道。岂可谓孔子、耶稣尽在不合道中生活。今人有了电灯，可谓在生活中之物质条件上是进步了，但岂能谓是生活进步，又岂谓是人文进步。
今人以人文与自然对立作分别，但人文中不能排除自然。又岂可谓只当有精神生活，可置物质生活于不问。但一切物质生活中，更当有一种精神生活作主宰。一切自然，则当由人文化成为理想。宋儒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言实极富理想。如天地中有电，而人类发明有电灯电话，乃至电脑等种种之用，是天地无心，而人类为之立心。人生只在自然中，受自然之种种限制。故人生乃若受命于自然。今有电灯电话，乃至电脑等种种发明，则自然已变，此即为生民立命。然电灯电话电脑等，只是器，并无心。只供人利用，并不能命令人指挥人去作何等事，过何种生活。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仍在形而上之道，不在形而下之器。但形上之道，乃亦寄存于形下之器之中。故发明器，亦可有助于发明道。道之行，仍贵有器之成。形上形下，和合为一，不当分别为二，则庶乎近之。
大学言格物致知有分别义，亦有和合义。如以排除为格，即分别义。以会通为格，即和合义。格者，如一标准，必须合格。人亦有格，称为人格，亦称人品。品与格，皆于形而下中见形而上，格物致知即通于物以为知。排除一切物，则知又何由见。故中国文化大传统，主要当会通儒道两家言来作说明。道家言自然，儒家言人文，尤主以人文来化其自然，则儒家言更重要。而此自然与人文与文化三语，西方观念均不与此相同。今人乃以自然与人文与文化三语来对西方思想与事为作翻译，则中西双方之相异处，均为之混淆。不仅有失西方之真相，亦有失于中国原有之涵义，而使人尽在不真切不分别不主要处，蜂起争议，则终无是非得失之定见所归。此诚不可不深思而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