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世论
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𡵨邦周召之邑，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繋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为其说者又自相抵梧。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䓏苡，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大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德化之应。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抛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麇，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不能合者也。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大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大姒之事者，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大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抵梧矣。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大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诗作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诗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巳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失也。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常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大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吴季扎闻鲁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剌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巳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巳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巳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余于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者，而关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余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大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繋巳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巳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剌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次比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烦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巳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者，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剌，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彼，或系于此，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剌，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何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剌，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汨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汨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剌。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巳。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剌是巳。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矣。
豳问
或问：七月，豳风也，而郑氏分为雅、颂，其诗八章，以其一章、二章为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为颂。一篇之诗别为三体，而一章之言半为雅而半为颂，诗之义果若是乎？应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气节、农桑之候，勤生乐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见大王居豳，兴起王业艰难之事，此诗之本义，毛、郑得之矣。其为风，为雅、为颂，吾所不知也。所谓七月之本义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难知者，阙之可也。虽然，吾知郑氏之说，自相抵梧者矣。今诗之经，毛、郑所学之经也，经以为风，而郑氏以为雅、颂，岂不戾哉。夫一国之事谓之风，天下之政谓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谓之颂，此毛、郑之说也。然则风，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也。今所谓七月者，谓之风可矣；谓之雅、颂，则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风、雅、颂之为名未必然，然于其所自为说有不能通也。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龠章之职，有吹豳诗雅颂之说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或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尔，豳其自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之。由是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经无其事，吾其可逆意而谓然乎？
鲁问
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𮤲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会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人所颂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之人，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国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之师，而鲁亦与焉尔。二十八年，围许，是时晋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尔。十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五年，齐人侵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榖。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灭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皆齐、晋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辄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乌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乌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会齐侯于淮尔，是会也，淮夷侵鄫，齐桓来会，谋救鄫尔。由是言之，淮夷未尝服于鲁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远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说既缪。而诗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旦膺之，如孟子之说，岂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又力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群舒者，亦缪矣。由是言之，诗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皆与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楚，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合于春秋矣。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诗之言不妄，则春秋疏缪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巳言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问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繋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没，六経多失其传，一経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皆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経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吾固已论之矣，学者可以察焉。
诗本义卷第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