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似乎于礼敬上不大好，适之先生是诸位同学的师长，是我们敬爱的朋友，似乎不应该批评到他的人，而且近许多年来社会上很不注重礼敬，我常觉得不好，今天这个讲题，自然也难免此弊。如果我是适之先生，一定心里也要想，我的人生态度何必要你批评呢？但是这有一个特别缘故。近几年来社会上仿佛有一种与从前不同的人生态度上的风气。这种风气如果有一个很有思想很有价值的人替他做中坚，把他的道理说得圆融通妙，便可以像是很站得住，于此便有一个极大的毛病，即是使人很难发觉他的缺点和流弊，倒还不如没有人替他做中坚的好。我们因为反对这种风气，当然须对于能使此种风气立得住脚的先生们下批评，适之先生可以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要对于他下批评，实际上就是批评这种风气，并不是无端的向适之先生麻烦。这是我先要声明的。
但是我怎么能知道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呢？老实讲，其实无论谁也不能知道谁的人生态度，就是自己也不能知道自己的，因为现在大家所有的都仅仅是一片话。我对于适之先生的知道，当然也不过是他那一片话。适之先生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不朽》。《不朽》的题目底下有“我的宗教”四个小字；文章后面有三行附注：“这一篇和本志四卷二号陈独秀先生的《人生真义》，陶孟和先生的《新青年之新道德》，四卷四号李守常先生的《今》大旨都相同，这四篇差不多可算是代表《新青年》的人生观的文字，读者可以参看。”这四篇文章意思都差不多，而以此篇为最能代表，文章做得真好，说理也很圆到。兹先叙其大意，然后批评。
他说社会是有机的；又引来勃尼慈“世间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的话，说是有机的世界观。他说从这有机的社会观和有机的世界观上面，生出他的“社会的不朽论的大旨是：
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种种从前的因，种种现在无数“小我”和无数他种势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这个“小我”的一部分。我这个“小我”，加上了种种从前的因，又加上了种种现在的因，传递下去，又要造成无数将来的“小我”。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点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说完了“小我”的关系，在末了他又提出他那“我的宗教”。他说：
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孤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这一篇话，说得的确很好。假如我不是以前本来站在别的一个立足点上，一定也要很受他的感化。况且这些话也实在可以于大家有许多益处，我也并非说有机的社会观是不对；我只是说这种人生态度是把重心放在外面的。本来社会上就容易如此：总要替他的生活“找”一个价值，“找”
一个意义，总是怀抱着许多的意思向外去“找”，怎么可以有成就，怎么可以不失败。适之先生这一派的说法就恰好给这“向外找的态度”以一种圆融通妙的道理，使他居然像是站得住。陈仲甫先生和李守常先生的意思，大致也差不多，大意是我们应该对于社会负责任，应该努力创造许多幸福，大家享受，益且使后人也可享受。
我们批评这种人生态度，先说其浅薄无能力，然后稍稍指出他的错误。
像这样的一片话，在情志没甚不安的人可以听得入耳，如果在情志大动摇的人，如因失恋而几至自杀者，那就完全不相干。不但如此，就是对于深感人生的空虚和烦闷及对于人生十分疲乏的人，也是完全无效。因为那种造福负责任的话，太同他的问题没有关系。拿这样浅薄的道理来对付生活，必是未曾深深的尝过人生的滋味。大约失恋的痛苦，人生空虚疲乏之感，他都不曾领略过。真正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的，一定晓得这片道理是无济于事的。他没有替青年解决烦闷的能力。
再进一步，这片道理不但没有救药的能力，实在恐怕还要更增加人的烦闷。因为人家本来很烦闷，听说有一片好道理可以替他解决，当然高兴，等到看见所谓顶好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岂不使他更失望更烦闷。所谓造福，不过是衣食男女；所谓负责任，不过是把衣食男女的功夫做得更好一点；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要替社会造福呢？我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任呢？愈问愈不得其解，即愈增其烦闷。
但是这种烦闷就没有法子解决吗？有的。原来这种烦闷的病源就是一个“找”。他本来在那里找，你更引他去找，结果愈找愈找不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不能找的；你去找，一定不能得。“人生意义与价值在何处”
这个问题根本是不该当解答的，因为人生本无意义与价值。人生无所谓有意义与有价值，也无所［谓无］意义与无价值。所谓人生的意义，就是问“我为什么生活？”当他问的时候，就是想要“找”一个意思。可是我们平常所谓意义，所谓价值，都只是日常的片段的零碎生活偶然应用的一个名目。比如问“我现在为什么来讲演？”或者说是为的使大家可以多了解一点我的意思。当人作如是分别时，实已先有一个大标的在，这大标的虽不必是人有意去建立，但无意中实已存在。所谓意义，都只有对待此大标的而后可言。比如说话者是为什么的，即是先已有“我要活着”的大标的。
合于这种大标的，通常叫做有意义；不合的就叫无意义，甚或还要加以屏斥。这样的虽然比较的算大，但还是生活中的小段，不是绝对的，还是有所为的。真正完全的整个的生活则不然；他不是关系于其他种种的。整个的意思，就是绝对的，非片段的。所有平常用的评算衡量，只能施于片段的生活而不能施于整个的生活。平常因为把生活看成片段惯了，把找意义的态度养成了习惯，便不觉的也去施用于整个的生活。其实整个的生活并不与其他种种有关系，根本说不到意义与价值。我还可以说，假使（实际上不会有的）你经过种种的研究商酌，确定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其实还不是你的真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因为你无论如何是一个后来的追加。根本上“找”的态度就很可怜。你生活便生活好了，“找”什么呢？根本的救济方法，便是放下你“找”的态度。我只要一放下，便什么都有了：标的也有了，意义也有了，价值也有了。所谓责任，只能对自己，不对其他；我的责任只有当下的责之于己者。我觉得大家总是不重己的一面，总要向外拼命的去找，无论谁都是这样。那种种情形，如贼入室，如鼠出洞，东张西望，总想着手一点而去，实在真正可怜。我从前有一篇文章里曾有一段话也是这个意思，现在略述于下。
我们看着社会上一般人陷溺在不合理的生活中真是痛苦，真是可怜，不能不说几句话。《东方杂志》译载罗素所作《中国国民性的几特点》说中国人不好一面的特点头一件就是贪婪。这话在今日社会上贪风炽盛的时候，是无法否认的。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由于他们人生态度的谬误。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乐上，如饮食男女起居服用等一切感觉上的受用。总之，他以为乐在外边而总要向外有所取得，两眼东觅西求，如贼如鼠。其实如此是得不到快乐的；他们把他们的乐已经丧失净尽，再也得不着真实甜美的乐趣。他们真是痛苦极了，可怜极了。在我想这种情形似乎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有这样厉害。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守着他们自来耻言利的态度，这是看过当时社会情形的人所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还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比别的民族贪婪。近来社会上贪风所以特别炽盛，是西洋人着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观念所启发出来的。贪婪在个人是他的错谬和苦痛，在社会是种种罪恶的病原菌，例如最大的政治紊乱问题即出于此。如果今日这种贪婪的风气不改，中国民族的前途就无复希望，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要改贪风，必须根本掉换过这种人生态度。我们看见近来论人生观的文章，如陈仲甫先生的《人生真义》，李守常先生的《今》，胡适之先生的《不朽》，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使我们满意。他们那些话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虽然不应与贪婪的风气混为一说，但实在都是那一条路子，就是说同样的是向外找而不在自身上体认人生的价值。在这条路上无论话说得怎样的好，也不能让人免于流入贪婪或转移贪婪的风气，至于解决烦闷，奠定人生，更说不到了。
照我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指，如其寻问，那就只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义，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可评，如其寻问，那么不论何人当下都已圆满具足，无缺无欠（不待什么事业功德学问名誉或什么其他好的成就而后才有价值）：人生没有什么责任可负，如其寻问，那么只有当下自己所责之于自己的。尤其要切着大家错误点而说的，就是人生快乐即在生活本身上，即在活动上，而不在有所享受于外。所以应该改换过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各自就其适宜的地方去活动。人类的天性是爱活动的，就在活动上而有其乐趣。比如儿童的好动即其天性，他连几分钟的静坐都办不到。大人也是如此，乐的时候必想动，动的时候必然乐。因为活动就使他生机畅发，那就是他的快乐，并不要另向外面找快乐。大约一个人都蕴藏着一团力量在内里，要借着一种活动发挥出来，而后他的人生［才］是舒发的，快乐的，同时也就是合理的。我以为凡人都应当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喜欢那一种科学就弄那种科学，喜欢那一种艺术就弄那种艺术，喜欢那一种事业就去从事做那种事业。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家的力气用在里头让他发挥尽致。这样便是人生的美满；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价值；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乐趣。
讲了这一大片，说话虽然没有什么修理，但是我同他们两边不同的态度已经可以见得出来。最后我还要声明：根本上我们大家所讲的都只是一片话，都是想拿一片话指导自己的生活，其实实际上的生活不一定能够如此。心里的意思时时仅仅是一个意思，并不能使实际生活全与符合。我现在虽然并不能将“找”的态度完全放下，但很想往那边做，因为我确实知道“只要一放下‘找’的念头，里边的乐趣便立刻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