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礼》

作者：金景芳

《周礼》是谈政治制度的书。汉初时，名为《周官》；将《周官》之名改称《周礼》，盖始于刘歆。自郑玄兼注《周礼》、《仪礼》、《礼记》，《周礼》遂为三礼之一。

第一节 《周礼》作者和成书年代

《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固然不对；说“出于六国时人”①，也不见得对。近人洪诚采朱谦之等人之说，断为“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②，我看比较接近事实。

朱说：

“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③

洪氏更补充说：

“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王制》、《庄子》不定。《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藏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④

我基本上同意洪诚的观点。

考周公营成周（即洛邑）原是周武王的宿愿。这一点，《史记·周本纪）采《逸周书·度邑》述武王语说：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空’。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

这是说，周武王曾因地理形势，决定在伊、洛流域、原来夏人的旧地营建洛邑，作为新都。于“周公行政七年”下又说：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从这两条材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营成周是武王的意思，其出发点在于考虑地理形势，至于“天下之中”，则是营成周的副产物，并不在初时考虑之内。而《周礼》则不然。《周礼》把“求地中”作为“惟王建国”的唯一标准。说什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万物阜安，乃建王国焉。”⑤这种说法显然违背周初营洛事实。

《周礼》封国之制，不但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合，也与《左传》、《国语》之说不合。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

意思是说：过去天子之地辖区千里，列国之地辖区各百里，依此递降。昭公二十三年说：

“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

这是说：楚国若敖（楚君熊仪）、蚡冒（楚君，即楚武王之父），至于武王、文王，封地不超过百里。《国语·楚语》说：

“齐桓晋文皆非嗣也，还轸诸侯，不敢淫逸……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备一向，而至于有畿田。”

此处所载封地同样不超过百里。可见，周初封国无有过百里的。而《周礼·大司徒》却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

这种封国之制，断非周初所有。

畿服之制古籍有二说。

其一，《尚书·康诰》说：

“候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

这是说，侯、甸、男邦、采、卫五诸侯和周朝官民，都效力于周新大邑。这里，侯、甸、男、采、卫依次称为五服。《酒诰》说：

“越在外服、候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

意思是：在外服的职官，如侯、甸、男、卫的国君；在内服的职官，如各级官员，众长官，以及副职、其它官吏和王族官员。根据《尚书》所记，则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卫五服，且甸服属于外服。

其二，《国语·周语》说：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这是说，先王的制度规定，王畿方千里之内为甸服；王畿之外为侯服；侯服之外为宾服，宾服之外为要服，要服之外，称荒服。

《荀子·正论》亦有类似的记载。根据《国语·周语》所记，则甸服属内服，即王畿之地，而甸服之外，还有宾服、要服、荒服等等。

以上二说不同，最合理的理解，为《尚书》所记应是周初仍袭殷制，未及改作，《周语》、《荀子》所述，则是周人新制，后世沿用。而《周礼》却于《夏官·大司马·职方氏》、《秋官·大行人》说什么“九畿”、“九服”（指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等九服。自王畿千里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别），周公时显然不可能有如此辽阔的疆域。

然而除此而外，《周礼》其余部分则什九是西周旧制，无可疑者。

我考儒家的儒，得《太宰》“九两”的“儒以道得民”。了解到儒字古义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证之以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说“儒者以六艺为法”’《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皆通。我考井田制，从《地官·载师》而知古时远郊亦曰牧，实为思格斯《马尔克》一文中所说的“公共马尔克”，近郊亦曰“农郊”（农郊取《诗·卫风·硕人》），实为恩格斯《马尔克》一文中所说的“分配马尔克”。从《地官·遂人》而知井田制就是“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村公社完全一致。其它如“合耦”之制，“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之制，等等，都不能伪，并不可能作于春秋中期以后。

因此，我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甚，降为二、三等小国，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至于郑玄所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节 体例和内容

《周礼》文繁事富，体大思精。全书用六官区分为六部分。今冬官全亡，地官司禄、夏官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诸职亦阙。

六官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每一官都有“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冠首。以下，如在天官则说“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冢宰为六卿之首、百宫之长，其职掌理天下政务，以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天官所属编制，上自大宰、小宰，下至屦人、夏采，包括六十二种职官。

在地官则说“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地官之长大司徒，掌邦教、土地、赋税等。其编制有大司徒、小司徒、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以及饎人、槀人等。

在春官则说“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宗伯为六卿之一，掌邦礼，主管宗庙祭祀等。春官的编制，上自大宗伯、小宗伯，下至都宗人、家宗人包括六十九种职官。

在夏官则说“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夏官之长大司马，为六卿之一，掌军政，统领军队。夏官之属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司勋，以及撢人、都司马等六十八种官名。

在秋官则说“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秋官大司寇为六卿之一，其职掌狱讼刑罚等司法政务。秋官之属有士师、乡士、遂士、掌交、朝大夫等六十五种官名。以上诸官均先叙其官名、爵等、员数，再分叙各自的职掌。

《周礼》冬官全亡，以《考工记》补之。所记包括治木之工、治金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等，对于车、削、矢、剑、钟、量、甲、韦革、皋陶、染羽、磬、玉、弓等等的制作，叙述甚详。

应该指出，《周礼》所说“惟王建国”的“国”，实包括王畿全部。“体国经野”的“国”，则为与野相对而言，但指远郊以内。至“以佐王均邦国”的“国”，则是指诸侯之国。一篇之内，用了三个“国”字，而义各不同，不可不辨。同时，“惟王建国”数语，是从一般意义来讲的。这个“王”不定指某王。表明这只是草拟一个备用的方案。

第三节 史料价值、影响及注本

读《周礼》，不仅可以考见古制，还可以看到《周礼》作者的逻辑思想。学者称赞孙詒让《周礼正义》“以太宰八法为纲领”。其实太宰的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都有纲领意义。即都是运用逻辑思想，从复杂繁赜的职事中，概括为若干条原则。

《周礼》六官所记，基本上是西周历史条件下的各种现实的政治制度。因此，有人以《周礼》嫔御、奄寺、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货贿，皆领于冢宰，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领于宗伯，为周公相成王格心辅德之法⑥。也有人以为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为太师，乃广置宫阙、猥亵、衣服、饮食、技艺之官以为属，必不然矣⑦。这都是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用后世之见来臆测古人的。殊不知《周礼》这些记载，恰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今日而欲考求中国古代的田制、兵制、学制、刑法、祀典诸大端，固舍是书莫属了。

尽管自来学者对《周礼》一书疑信参半，然而此书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最显著的例子如王莽、王安石的变法、宇文泰的改革官制，有人认为就都是规摹《周礼》的。

《考工记》亦是先秦古书，汉人用补《周礼》冬官。其书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而郑封于宣王时，秦封于孝王时，此书当然非周初作品。但不能因此就说《考工记》是战国末的书。梁启超虽然说《考工记》是战国末的书，但也不能不承认“其文体较古雅些，所叙之事也很结实，没有理想的话”⑧。其实，这一点正可作为它是周室东迁后的人所作的一个证据。《考工记》举出“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入上梓，周人上舆”，正因为此书是周人所作，所以对于车的构造记述特详。这一点也是考证《考工记》写作时代所应注意的。既然记文不是伪作，而在记里明白地举出这些，自然它不会是春秋或战国时人的作品了。至于记文的价值，今日讲工艺者，类能言之，就不在这里详说了。

《周礼》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我们研究古代史，论证一些问题，都可加以利用，以期把历史变成科学。这样，我看它就是无价之宝。

古今注释《周礼》的书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兹只举最基本的三部书：一、郑玄《周礼注》，二、贾公彦《周礼注疏》，三、孙詒让《周礼正义》。

郑玄注成于东汉末，是在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诸家旧注的基础上完成的。实际上是给《周礼》学作了第一次总结。《周礼》郑注简奥融通，功力最深，为学《周礼》必读的书。

贾公彦疏成于唐初，它是阐释郑注的。此书旧谓原出沈重《〈周官礼〉义疏》。实际上已包括魏晋六朝诸家之说，贾公彦在唐初为《周礼》学作了第二次总结。《朱子语类》论唐人诸经义疏，说“《周礼注疏》最好”，是有根据的。

孙詒让正义成于清末，博采宋元明清诸家之说，疏通证明，折衷至当，在清人诸经新疏中，没有超过此书的。在目前，可以说是《周礼》学最后的一次总结。当然，由于历史局限性，不能说此书没有错误；不过错误很少。这就有待于后人继续研究了。

郑玄《周礼注》通行版本很多，以四部丛刊影明翻宋刊本为最佳。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较好。董康诵芬室用宋椠影印《周礼疏》五十卷最称善本，然不易得。孙詒让《周礼正义》有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字迹浅深不一，不便阅读。另有民国二十年笛湖精舍刻本，字迹很大，便于阅读，但错字太多。还有四部备要本，也有错字。至于国学基本丛书本，则字太小，错字和断句断错了的也不少。阅读时，最好以笛湖精舍刻本为主，用其它各种版本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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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② 《读〈周礼正义〉》，见《孙詒让研究》。　 ③ 《周礼的主要思想》，见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2日第2版。④ 《读周礼正义》，见《孙詒让研究》。⑤ 《周礼·地官。大司徒》。⑥ 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四。⑦ 胡宏《皇王大纪》。⑧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