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有《礼乐》章，云：“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中国古人观念重和，而和则必有理。理者，分理之义。朱子承濂溪乃曰：“礼，天理之节文。”宇宙一气，而分阴阳，实则阴阳同是此气，可分亦可合。具体言之，男女同是人，是其大。分为男女，是其小。故为大同而小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然。又如宾主，今日之主，或即他日之宾。今日之宾，或即他日之主。故古人言“礼者体也”，同属一体，言其无别。濂溪言礼者理也，则言其有别。实则分别由和合来，别即无别。朱子谓理必存于气，无气即无理，亦可谓分即见于和，无和则无分。西方主个人主义则无和，故亦无礼无理可言。则惟有言法。尚礼尚法，为中西文化一大歧，本源则在此和字上。一和一不和，亦即一为有体，一则无此体耳。
《通书》又有《动静》章，实则阳动阴静，阴阳可分而不可分，动静亦然。故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亦动亦静，亦静亦动。而濂溪《太极图说》又必言主静立人极，此犹一阴一阳，亦先言阴。朱子言理气，则必先言理。古人言礼乐，亦必先言礼。俗语言分合，亦必先言分。先后之序，亦涵深义，所当深求。
今人则好乐不好礼，不知礼先乐后。如不言分，好言合，不知欲求合，应为对方先留一分地位。如父母先为子女留一地位，此是父母之慈。子女亦先为父母留一地位，此是子女之孝。夫妇亦然。西方人婚姻必先恋爱，当其相互恋爱时，则各有一对方之地位存在，及其结为夫妇，其相互为对方之地位即各已失去，于是乃有结婚为恋爱之坟墓之说。夫妇结合，乃赖法律。中国人则在结为婚姻后，有一夫妇之礼。夫妇间有一分别，斯则可和合无间矣。
《周南?关雎》之诗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琴瑟钟鼓皆乐器，各别和合以成乐。夫妇亦当如琴瑟，如钟鼓，各守其分，各保其别，斯则百年和好常乐矣。若合为一而失其分，亦必遂失其和，争起而离矣。
故礼乐可分而不可分，亦如人己之可分而不可分，更如天人之可分而不可分。得其理则和而乐，此为中国人文精义之所在。今世界乃先为个人各自留一地位，各自独立，各自平等，各自自由，相互间各不为他人留地位，而如中国之所谓安分守己乃亦无从说起。人群相处无礼无理，而仅求以法律统一之，则天地之大和合又谁为之立法者？西方宗教科学哲学最后亦均为求此一立法者，而惜终无得，则举世之不能和合亦宜矣。
濂溪主静立人极一语，亦有新义可阐。天地大自然，长宙广宇，瞬息万变，只是一动。但其化生万物，物之在天地间，则比较成一静。物之聚而存，终亦有其散而灭，有生则有死。亦莫不在变动中。然如人类，既历若干千万年之久，而仍有此人类，则不失其为一静。人生百年，自幼稚以至于耄老，百年之期亦仍有其一静。即如历史记载，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已有令人何从读起之感。然亦终自有其可读处。即如曹操率军南下，而有赤壁一战。其动处岂仅在曹魏一面。东吴孙权周瑜亦为之动，流寓荆州之刘备诸葛亮，亦为之动。专就曹魏一面言，大军八十三万，人各有家，各有夫妇子女，亲戚邻里，或生或死，或归或不归，动乱所及，岂可尽言。然就史传所载，赤壁之一战，亦可鉴可镜，可知人类史迹之一斑矣。故濂溪此主静立人极一语，其主要意义固在理学家心性存养之一面。然推而广之，廓而大之，凡人之仰天俯地昭昭之大，一撮土之多，岂不亦属人生之静止面。死生存亡，治乱兴衰，岂不亦人生一静止面。《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当知其问其学，则也是德性之静定处。其精其微，则正是广大之静定处。其中其庸，亦正是高明之静定处。有所持守，斯能有所进展。西方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诸端，岂不各有其静止面，可阐可究。贵能就其可知，以明其可由。此正中国传统学问之大着眼处。亦即所谓主静立人极也。而岂如今国人竞言求变求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所能喻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