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庄老始言天道，孟荀始言性。《易传》《中庸》则兼儒道两家，会通天人，和合自然人文，而融一言之。濂溪为宋代理学开山，其学派乃承《易》《庸》一路来。所著《通书》，本名《易通书》，阐申《易》旨，故附有《太极图说》。其首次两章名《诚》，即《中庸》自诚明自明诚之诚也。师章言：“天下善曰师。”孟子言圣人百世之师，荀子言天地君亲师，韩愈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而师道则必归于善。西方人则不重师。其言真理则不主善。安有不善而可以为人类之真理者。濂溪师章又言：“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则性分刚柔，各兼有善恶，惟求其中。则其主易庸，于孟荀有异已显。至谓师犹重于性，则其言似更近荀。《中庸》分言尊德性道问学，孟偏尊德性，荀偏道问学，濂溪之意则似折衷于斯二者。张程继之，乃分性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二，而主变化气质。朱子曰，张程气质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实乃本源于濂溪之此章。象山乃与朱子树异，而偏近孟子尊德性之意为多，道问学之功则缺。归而求之有余师，则于濂溪此章之义有违矣。
濂溪谓：“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达道在能和，不仅求向外之和，先贵有存内之和。若果有刚无柔，有柔无刚，斯存于内者已偏而不和，更何求于向外之和。
今分别论中西双方之人性，似西方人偏近刚，而中国人则偏近柔。惟西方多见濂溪所举刚中之恶。希腊之不能成一国，是其隘。中古堡垒贵族亦然。罗马之武力侵略及近代帝国主义，是其猛，是其强梁。而中国于濂溪所举之柔恶则颇少见。政治上之治乱兴亡，波谲云诡，事亦难免。虽如王猛之出仕胡廷，既不懦弱，更非邪佞。其在北魏北齐北周三朝，汉人出仕者更多，卓有建树，具严毅干固之刚善，绝少畏惮邪佞之风。五代时如冯道，畏惮有之，而邪佞亦幸免。蒙古满洲入主，高尚不仕者不论，其出而仕，可谓无断。但畏惮邪佞之恶亦尚少。故中国人之对外，其居强势，每主怀柔政策，不为肆意之强梁。其居弱势，偏于和顺则有之，亦不陷于邪佞而懦弱。以上姑举为例，而社会风气亦可推。斯其所以绵延历五千年而终不失为一中国，而仍能保有其文化大传统之所在也。
即如台湾，其对高山族，亦终不如美国人之有西部开发。明清两代在大陆西南部之有土司制度，即其先例。而如吴凤，可谓慈顺之至矣。中国人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吴凤所为，可谓至刚至正之大节所存，而岂柔性之善之一语可尽乎。如诸葛亮之于孟获，七擒七纵，此尤柔性之善中之至刚至正。其他民族中难见其例，亦正代表吾民族性之一至佳至善之例矣。
强凌弱，众暴寡，终非人性之所服。孟获虽见擒，非心所服，宜矣。诸葛七纵而七擒之，于是滇族乃终为中国不侵不叛之裔民，斯亦人性必有善之一征。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之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人莫不有欲，然有可欲有不可欲。其可欲者，即善也。今再浅说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结合，人之大欲存焉。故夫妇为人伦之始。果能相敬相爱，百年偕老，自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则胥自夫妇之和合始。然其至于国治而天下平，则圣人之事，而人生乃可谓达于神之境界矣。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深究其根，则必先有阴，继有阳。所谓一阴一阳互为其根者，其实则阴尤为阳根，惟独阴无阳，终亦非生之善。阳者，即其阴之光辉面。果能知光辉之必出于阴暗面，则知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而乃始可语以人生之大道，又岂徒求光辉者之所能预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