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略述朱子之四书学，此下当续述朱子之史学。
朱子之学，重在内外合一，本末兼尽，精粗俱举，体用皆备。就某一意义言，则史学属于外末，只及人事粗处用处。若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而仅注意于史学，此为朱子所不许。然在理学家中，能精熟史学者，实惟朱子一人。不惟他人无可望其项背，即求其肯在史学上真实用心者，亦不多见。
言史学，当分著史论史考史三项。朱子于此，皆所留心。其所为《通鉴纲目》，实亦是一番精心结撰之作，惜其未有成书。其他如《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伊川年谱》等，皆是朱子在著史方面小试其技，然亦开出后人写史许多法门。
朱子在论史上，尤其特多创见。大体言之，朱子论史，可分为论治道，论心术，论人才，论世风之四者。此皆在历史上有莫大关系。其论治道，则曰：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要识体。
此所谓体，即是一大格局。朱子于历代制度，无不精究。如论官制，论取士，论财政，论兵制，论刑法，论其他一切民事，无不委悉详备。而尤极注意于历代之因革。朱子认为法无不弊，弊则当变，故不主张法古而主张变法。
问：孔子监前代而损益之，及其终也，能无弊否？曰：恶能无弊。
即如秦之变周，朱子亦谓有事势之必变，亦是事势合到这里。虽说秦变得过了，但亦寄予以同情。但朱子又谓：
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有变而不得其道者。有怀挟私心而不肯变者。亦有不知变者。尤其不肯变，则是病在心术上。朱子又极论宋代建官之弊，曰：
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办，必得刚健大有为之君，须是刚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
此即在今日民主政体下，若非有刚明智勇大有为之政治领袖，仍将不足以立事。而刚明二字，实更为难得。故朱子论治道，则必进而论心术。有与陈亮龙川辨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诸长函，最为朱子论史卓识所在。朱子认为汉唐开国，一切皆本之私意，而曰：
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朱子称心术为本领，有曰：
本领全在无所系累处。有许大本领，则制度点化出来，都成好物。故在圣人则为事业。众人没那本领，虽尽得他礼乐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贝，窒塞都满，运转都不得。
陈龙川只知事求可，功求成，但若不见道义，只论功利，本领错了，终亦无事业可言。朱子此番意见，直至清初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始为之重加阐发，此可谓是理学家观点在历史学政治学上之最大贡献。
论心术，亦不在专论君主。朱子又言：
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
法弊易变，时弊在人。人之难变，以其心术本领之不易变，如此则仍须回复到理学家所讲之义理。
朱子从其论治道，论心术，而推及于论人才与世风，大本则一，不再详引。惟朱子皆是根据历史情实而加以评述，后世惟王船山《读通鉴论》，近似此一意味。
朱子又曰：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说甚盛衰兴亡治乱，直是自欺。
孔子之道，即是人道大伦理所在。搁置了此大伦理，来谈盛衰兴亡治乱，只知得有此事，不知此事背后之所以然之理，则到头只成得自欺。朱子又曰：
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却都不济事。
每一事之背后必有理，同时又必有人，须理到人到而后事始到。故变法必待要变人，救时必待要救人，此亦是个根本，朱子理学史学之通贯合一处在此。又曰：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此处说到势字，亦为治史应世者所必当注意一要项。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明得势，乃能识机会。此虽孔孟亦无如何。又曰：
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俯首太息。
势非一时做得，乃由积久酝酿。朱子又曰：
今为天下，有一日不可缓者，有渐正之者。一日不可缓者，兴起之事也。渐正之者，维持之事也。
朱子值南宋偏安之世，其生年正金兵陷临安北还之年，其卒年下距元兵入临安七十六年。生平于当时立国兵财大计，筹谋甚熟，尤于复仇北上之机会，揆度审的。谓秦桧死，高宗内禅，乃二大有为之机会。又言金亮之乱，乃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又曰：
凡事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所谓要切处，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窍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
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战便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
凡朱子指陈当时形势，规划兵财大计，不作高论，不落虚谈，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其一切见解，多从史学中来。惜其一生出仕时少，居家时多，其仕亦在州郡。身居朝廷，不到百日。凡其所言，虽皆指陈精要，恰中机宜，然亦迄未见用。至谓兴起之事不可一日缓，维持之事只有渐正之，此乃最切实之言。故其毕生惟以讲学为急，其论时事，则除明快把捉恢复时机外，在时势不符，机会不到中，仍亦一一有其维持渐正之方。史学理学会合使用，此在千古大儒中，实亦难其匹俦。后人乃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正为不治史学，乃为此孟浪之谈。
朱子于著史论史外，尤长于考史。自谓：
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
朱子考证工夫，多用在史学上，而又博及古今。考天文，考历法，考地理，考水道，考形势，考风土习俗，考阵法，考弓马，考衣冠制度，考声律，考花草，考鱼鸟，而最多则在考史事。其考古史，较其所得，亦远超于后人之毕生从事，如清儒崔述东壁《考信录》之类。其于近代史，考论愈详。如论荆公变法，新旧党争，皆经细核，不涉空言。即如其于濂溪，不仅阐述其思想，复详考其生平行事著作，使后人重知濂溪其人其事。朱子考证工夫，诚亦不可谓其非卓越于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