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亮

曾公亮（999年－1078年），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真宗咸平二年(999)出生于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官宦之家。他的高祖曾任泉州录事参军。曾祖父曾任司农少卿、泉州节度使掌书记，祖父曾任泉州德化县令，其父进士出身，累官至尚书刑部郎中、集贤殿修撰。

曾公亮自幼好学，文辞俱佳。乾兴初年仁宗即位之时，曾公亮的父亲正任池州，因奉表上贺，推恩其子，曾公亮得荫补大理评事。宋代选官制度规定，官员的选任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等途径，恩荫是当时贡举之外的又一入仕重要途径，且升迁更快、更容易。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贡举为正途、清流，恩荫为浊途、杂流，所以尽管曾公亮靠荫得官，但他仍刻苦学习科举之业，期望获得贡举出身。

天圣二年(1024)，曾公亮参加仁宗即位后的首次科举考试，获得当年进士、诸科录取名额485人中的进士第五名，授太常寺奉礼郎，拟补知杭州临安县，补阙改知越州会稽县(治今浙江绍兴)。莅任后听决狱法，明察秋毫，属吏们都不敢营私舞弊。

县内有镜湖灌溉民田，但雨季到来之时，又常患水灾。为此，曾公亮即调集人力，在湖的支流曹娥江堤上修置斗门，随季节调节入湖水量，以排涝救旱，大为民利。他的父亲曾在会稽县置买田地，这时为人告发攘夺民利，不久曾公亮的父亲遭贬谪，他本人也牵连被贬监湖州酒务。此后四五年间，不得升迁。天圣末年，得擢光禄寺丞，监在京曲院。复以监院期间，课税大增，迁秘书省著作佐郎。明道改元(1032)，赐恩迁秘书丞。

这时，曾公亮的父亲去世，他辞职为父守丧。服除，复任监在京都商税院，迁太常博士。在京时间长了，认识的人多，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也都较融洽，于是曾公亮得朝臣推荐，擢任国子监直讲。因毗邻宋朝的西夏党项政权此时不断派兵入侵宋境，宋廷几次欲发兵征讨。曾公亮则上书认为，仁宗刚刚亲政，正宜抚内安民，不宜大动干戈，耀武诸蕃。他说：“自古以来，边疆四夷，反复桀骜，朝廷宜取怀柔之策，予以安抚。若其不服羁管，再用兵未迟。”仁宗采纳其议，并迁其官尚书屯田员外郎，任为诸王府侍讲兼睦亲宅、北宅讲书和潞王宫教授。

按宋朝制度规定，任王府侍讲期满，可迁擢亲王府记室参军、直史馆、赐三品官府，由于曾公亮尽职尽责，又表现出了超卓不凡的才智，特别是他向朝廷的献文，为执政大臣所赞赏，故曾公亮被破格召试翰林院，授集贤校理。寻以权任发解别头试考官，选拔、录取士子数多，再擢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继迁尚书兵部员外郎、修起居注。本来按铨选磨勘制度规定，曾公亮这时应迁官知制诰，但当时宰相贾昌朝与他有亲戚关系，遂避嫌除任天章阁待制，赐金紫官袍。宋代制度也规定，天章阁待制不改服，但仁宗当面对曾公亮说：“朕任命你为侍讲，决不是你个人的事，朝廷尊崇儒臣的政策不变，希望你们明白朝廷的用意。”

其后，曾公亮以知制诰复兼史馆修撰，其母黄氏病卒，他再一次辞职为母守丧。服除，起复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判三班院。自曾公亮任集贤校理至翰林学士的十余年间，不称职而遭罢黜的以数十计，而曾公亮以道德劝讲，多称仁宗之意，故恩遇不衰。有一次，仁宗诏执政侍臣们条奏政事，曾公亮当时正以母忧持服在家，也当即奉诏陈奏为政之急务。他针对当时最迫切的边防、财物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完堡寨、蓄兵马、损冗兵、汰冗官、节财用、省徭役”等六项建议，认为若“使主兵者久于任，则夷狄不敢窥边。取之得其要，任之得其才，则将帅不患无人”。并列举古代选取良家子弟为宿卫以及隋唐府兵番上等制度，探究宋朝禁卫军之得失。言狂似直，爱憎似忠，因此得仁宗称赏。

曾公亮对历朝的典章故事、律令刑法尤为熟悉，因此，临政处事，有根有据，明敏果断。他到任三班院后，发现三班院的吏人丛杂猥劣，事以贿成，一些贵戚权要子弟，多依势请谒，假公谋私，等等。为此，曾公亮主持重定三班院的规章制度，规定所有官吏人等，临政处事，都要按制度规定执行，不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循情枉法，高下其手。使得那些本来想走走“后门”谋取私利的人，皆不敢以身试法，或明目张胆地去碰钉子了。曾公亮定下的制度，使后任者也不轻意改变。著名官员欧阳修从不轻意称誉某个人，但他对曾公亮所定的制度则极力称扬。

此外，他还奏请定立了朝廷辍朝之制等制度。在受命疏理天下在押罪犯时，他发现各地在判刑定案时，多随意宣判、轻率用事等弊端，因上书仁宗，主张宽刑、慎刑。仁宗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下诏申严法律规定，按法办事，依律令定案，严禁各地各有关人员“非得法外从事”。曾公亮又奏请朝廷申令问题最多的益、梓、利、夔等州郡着意审理刑狱，建议委派转运使司和钤辖司清理狱讼。仁宗采纳其议。自此以后，每当有朝廷赦令，皆令官理狱，成为定制。

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还受命与参知政事丁度共同编纂了兵法著作《武经总要》。他们详考宋初以来的军事制度，同时采摭历代兵谋得失、足资考证的历代兵家事迹等，最后成书40卷。是书分前后两集，前集20卷记制度与边防，后集20卷为故事、占候等。他还奉诏修撰了《游艺集》一书。亦深得仁宗称赏。

从仁宗即位以来，宋朝政府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到北宋社会潜伏着的种种危机日益严重，遂不断上书要求改革，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变革天下弊政，变法图强，并进行了人事方面的规模调整。曾公亮的政治思想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他主张以经术治天下，对改革派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颇不以为然。因此，曾公亮尽管很得仁宗信任，但他自己觉得很难与一班政治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共事，故以疾乞求外补，得仁宗允准，遂以端明殿学士出知郑州。

郑州为历来要冲之地，交通四通八达，朝廷官员和使节往来频繁，因此州府也疲于迎接。曾公亮到任后，首先着手改革送往迎来的规章制度，罢废原来的繁文缛节，减少浮费，使民户的负担大大减轻。他还放下官架子，微服巡访，问贫闾里，兴利除弊。他了解到京东转运使每年都有许多无名征敛，尤为民病，便下令统统予以蠲除，实在不能减免废除的，他也把这些额外之敛折纳为常赋，使民户的负担不致于过重。对社会治安，他也格外留意，采取措施严戢奸盗，纠察情伪，使境内偷盗匿迹，不敢贸然公行，被人誉之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境。有一次，朝廷一位官员路过郑州，有重要物品在郑州丢失，这位官员请曾公亮为他寻找。曾公亮说：“郑州境内奸盗匿迹，你的东西恐怕不是在这里丢的吧!若是在此丢失的，估计也可能是你的随从人员干的!”这位官员听他这么一说，便回去密密查访其随侍人员，果然是自己的侍从偷的。这位官员后对曾公亮表示佩服，称赞他为政神明。

之后，曾公亮被召任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他治京畿仍如在郑州，厉行严政，决不姑息。人们也早就传闻他为政严厉，故京畿地区那些向来不大安份守法的强宗大姓，也皆有所收敛，不敢放肆，以身试法。境内一些偷盗之徒也纷纷遁逃他地，使京畿肃然，不劳而治。随之，又奉旨充任入内医官考试官，擢给事中、参知政事，提举修《唐书》，嘉祐四年(1059)再加礼部侍郎。历枢密使兼群牧制置使，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一起任相职，时为嘉祐六年(1061)。

曾公亮为相后，愈兢兢业业，欲有所作为。还在他任职枢密院时起，即奉命整顿朝廷纪纲制度，革除弊端。这时更进一步考订天下兵数以及诸路屯戍多少，裁减冗兵。又编制地图、兵籍等，使朝廷对全国兵员增损、各地戍屯军队众寡以及地理远近等等，皆完全能够了解掌握。他与韩琦相处，也颇融洽，对政事多有改革。如振恤各地贫困农户，减蠲其赋役;罢驰榷茶、开放茶禁;清查登记各路户绝田，招募农户耕种;增加广惠仓收入，以调剂丰灾年份等等。由于此时宋朝的国内外矛盾都较缓和稳定，仁宗亦以守成为主，垂拱而治，因而被人称誉为海内充实，兵革平息，群臣百工奉法循理、刑罚宽平，黜陟有序，赋役缓和，是所谓天下大治之时。实际上，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在积聚之中，只是还没有完全暴露、突发出来。

而晚年的仁宗，形神疲乏，身?体羸，先后几子皆夭折不育，因此朝廷上下这时所关心的大事是皇帝的继承人问题，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还在皇祐末年，太常博士张述即先后七次上书，请仁宗早立继嗣。从嘉祐初年，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等亦以此相劝。随后有知制诰吴奎、殿中侍御史吕景初、赵抃、知谏院范镇、司马光等人都先后上书，请早立皇太子。仁宗则一直心存侥幸，疑而未定。

嘉祐六年(1061)八九月间，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连章固请，请仁宗选宗室之贤者以为皇位继承人。已入“知天命”之年的仁宗，大概也醒悟到“天命”不可违，既然自己生子继嗣已完全无望，只好另选他人了。于是，仁宗召见韩琦与曾公亮，拿出司马光、吕诲等人的奏疏说：“立嗣之事，朕已有意多时了，只是一直未得其人，究竟谁可为嗣?”曾公亮与韩琦知仁宗早有意中人选，便一起回奏道：“此朝廷大事，非臣等敢私议，还请陛下自择。”仁宗于是说道：“朕在宫中曾养二子，小的甚钝近不慧，就立大的吧!”曾公亮请仁宗明示其名。仁宗说：“就是宗实，你们可为宗实议授官职。”宗实是大宗正司知宗正事赵允让之子，从景祐初年即养育宫中，至此立为皇储。次年八月初五，仁宗下诏，正式立宗实为皇太子，赐名赵曙，然后遣官祭告天地、宗庙、及诸陵，立嗣之议遂定。

河北路的白沟河是宋辽双方的边境界河，辽朝方面纵容允许契丹人在白沟河内渔猎及通行盐船，宋朝边防官吏明知这是辽朝方面的有意挑衅，但不敢理直气壮的予以禁止，害怕引起事端。此事报告朝廷后，仁宗召集宰执大臣商议，许多人对此疑虑重重，拿不出果断的意见。曾公亮独认为，不把此事禁止在萌芽之中，以后将更难处理，主张派人专主此事，有理有力地处理此事，并以知雄州赵滋勇而有谋，举荐他专任此职。仁宗采纳其议。赵滋到任后，设方施略，果绝其盐船，杜其渔猎，避免了纠纷的发生。

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卒，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曾公亮以拥立之功，加官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寻加户部尚书。英宗从即位的当年起，就病体缠身。治平三年(1066)，病体加重，下诏立其长子赵顼为皇太子。辽朝这时遣使来宋，英宗因病命曾公亮代己接见并宴请辽使。不料辽朝来使有意刁难，拒不赴宴。曾公亮派人对辽使说：“赐宴不赴，有辱君命。我圣上有疾，不能亲临宴会，而贵使节提出必须面见皇上并要皇上出席，是强人所难，非理非仪。”辽使无奈，只好赴宴。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病卒，赵琐即位，是为神宗。曾公亮以前朝重臣，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并提举修撰《英宗实录》，封英国公。九月，加尚书左仆射。次年十月，宰相富弼罢相出判亳州(治今安徽亳县)，曾公亮复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任为首相。还奉玉册授摄太尉，改封兖国公，再改鲁国公。

曾公亮久在政府，执掌大政，对朝廷故事尤为熟悉，又为人谨慎，对各地上报的刑狱案件，都亲自仔细审阅，务求公允，定罪不差厘毫。并对时政极言阙失，务求兴利除弊。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民田产银，当地民户的一项主要副业就是掘田炼银。但宋政府规定，银为禁榷之物，民间不得私采。为生计所迫，却仍有许多人偷偷私下冶炼。地方官府按“盗窃法”严加禁止，许多人因此被枷锁禁锢，甚至被按“强盗论死”的律条遭处斩。曾公亮对此认为，银虽为朝廷禁榷之物，但密州民户因生计所迫，盗采银矿，与其他盗窃罪不同，不应用盗窃法惩处此等人户。在与其他执政大臣数次辩难后，大家终于同意他的意见，神宗于是下诏，今后从轻处理此等案狱。使大批人得以生还。

淮南、两浙、荆湖、福建等地为产茶区，宋政府最初实行榷茶，严禁民户私贩私售。而茶园户困于征取，有关部门又夤缘为奸，重敛茶农，致使许多茶农破产逃亡。宋政府屡申茶禁，结果导致岁课日减，朝廷中要求开放茶禁、通行茶商的呼声越来越高。淮南转运副使沈立还著《茶法利害》十卷，详陈通商之利。这一主张也得到曾公亮等人的支持，于是部分地区始放松茶禁，始行通商。

西夏政权这时又派兵进犯庆州大顺城(位今甘肃华池西北)，引起宋朝廷的恐慌。曾公亮认为，眼下西夏国内正闹饥荒，若断绝其宋朝给予的“岁赐”，再遣使责问其入侵之罪，西夏必不敢再侵。有人担心，若断其“岁赐”，恐惹来更大的麻烦。曾公亮仍认为，西夏必会择利避害。神宗采纳曾公亮的建议，派使西夏，西夏果然表示内附。

从熙宁初年起，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等人，欲行变法，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任命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主持其日常工作。

对于变法图强，曾公亮开始是持积极态度的，熙宁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安石，也是他举荐给神宗的，但从熙宁二年(1069)七月起，王安石等人先后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等，变法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后，他却与王安石的分歧越来越大。曾公亮为人方厚庄重，为政沉深周密，谨绳墨，蹈规矩，反对一些过激作法，因而由最初站在变法派一边，逐渐发展为对新法持不同意见。如王安石主张集中刑法之权，提出刑法应由审刑、大理寺等执法部门论正，但审型、大理用刑不当，君主有权利差官定议，议而不定，则由中书门下大臣自宜论奏，最后由皇帝裁决，此所谓国体。曾公亮却认为中书门下插手审刑、大理部门，是不适宜的。

青苗法实施后，缓解了农村的高利贷剥削，受到农户的欢迎。但也有的地方硬行规定农户借贷青苗钱，成为一种摊派，尤其是对坊郭户的“俵散青苗钱”更为厉害，故此曾公亮与副相陈升之等人都对青苗法的实施有微词，而与王安石进行了数次激烈辩论。

熙宁三年(1070)，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首先提出缘边市易的建议，并在陇西古渭寨设置市易务，借官钱为本，由官府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稍笼商贾之利”，成为后来推行市易法的刍型，得到王安石的赞同，但曾公亮又表示反对。此外在设置义勇、弓手、常平钱等问题上，曾公亮与王安石的分歧也越来越大，由此也遭到非议。判官诰院苏轼和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皆先后上书，指责曾公亮“依违不能救正，也有人弹劾他“持禄固宠”，或“用人不当”，或“视名器为己物”，还有人揭发直斥他“为子求官、霸占民田”等等。特别是熙宁二年至三年，连续发生全国性干旱之灾，曾公亮遂上章乞罢，寻上书以年老避位为辞，请求还政罢休。神宗允准其请，以其为两朝定策之功臣，特加守司空、检校太师，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兼侍中为集禧观使致仕，仍准其五日一朝，以示礼遇。

在推行“强兵”新法的过程中，宋政府也在考虑解决如何对付辽、夏侵扰的问题。从熙宁四年(1071)八月起，宋神宗命设置洮河安抚司，欲恢复河湟地区，决定对西夏转守为攻。同时，又以曾公亮为元老重臣，特诏起复他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判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镇戍关中。曾公亮虽因年老不欲再仕，但仍以国是为重，衔命赴任。

在此之前，庆州(治今甘肃庆阳)曾发生士卒叛乱，后经宋政府派军队将叛乱镇压，但其残余力量仍散逸各地，纠集成伍，形成陕甘地区治安长期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宋政府曾调集陕甘地区的义勇兵加以训练，又补充增强各地驻军，并转送内地的租赋以充边防之用，结果导致“人情骚然，不安其居”的状况。曾公亮莅任后，首先着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要妥善地处理好积累的矛盾。应取“镇静”之策，于是他奏明朝廷，先罢去各地提举教阅义勇之官，并取消非时训练，各地义勇由各地官府定期加以训练，只在津要地区加强镇戍力量，以减少财政开支，减轻馈运，裁抑冗费，他还奏罢支移赋税，使一郡晏然。又筹集人力物力修浚城池，缮治军器，并派兵搜巡依山阻林的所谓窝藏奸盗之处，大大改善了地方治安状况。

长安城内有一富豪，横行地方，专爱捏造流言蜚语，蛊惑人听，以此对抗官府，谋取私利。有一次他又散布谣言说，城内营卒有怨言，欲准备在元宵节外结援兵为乱。长安城一时传得沸沸扬扬，风风雨雨，居民皆恐慌不安，有的甚至赶紧出城躲避。于是府内有人劝曾公亮，原来计划安排的元宵节游城赶快取消吧。曾公亮经调查，根本没有营卒叛乱的迹象，是有人故意捣乱，他便命人贴出告示，元宵节照常过节，不要误信谣传。到了元宵节这天，全城张灯结彩，他亲自率属吏前往观灯，一直到半夜才返回府内。果如其所料，当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年以后，曾公亮以陕西无事，复以年老乞退，神宗准其请，于是在熙宁五年(1072)六月迁守太傅，第二次致仕，并力辞神宗所赐宅第。神宗则以其历事三朝，特加优礼，仍给予如同现任宰相的全部赏赐和俸禄，并不时派人到其府上问候，逢年过节皆召其入宫，另逢朝廷大典亦召其参加。每当有重大决策时，神宗也常征询听取他的意见。如有一次神宗询问北陲防御之策，曾公亮历叙神宗以前诸代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条奏详尽，为神宗极意称赏。

家居期间，曾公亮与来访的宾客、亲朋好友，或以棋艺为乐，或以酒助兴，或以诵读文章、写诗作赋为趣，间或外出游览，常兴之所至，随心所欲。每年春节期间，朝廷执政大臣都去其府上拜访他，饮酒作赋，极欢而散。曾公亮生平喜治家产，殖货积巨万，人有微词。

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曾公亮因病去世，享年80岁。神宗亲临哭吊，辍朝三日，赠太师、中书令，赐谥宣靖，诏配享英宗庙廷。神宗还亲自御篆其碑额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并令同知太常礼仪院曾肇为其撰写行状。后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高宗诏命绘曾公亮等大臣像于京师景灵宫之壁，以示崇扬。

曾公亮嗜读书，至老不倦，又博识强记，除受命编撰《武经总要》等书外，晚年探究佛学性命之理，有文集3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