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

秦桧（1090—1155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奸臣之中，秦桧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了。千百年来，人们诅咒他，唾骂他，“秦桧”二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几乎成了奸臣的代名词。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其父秦敏学官至县令。秦桧幼年拜后来成为南宋初年奸相的汪伯彦为师，后入太学就读。因他善干些跑腿小事，同学诸生们每出游饮酒事先皆委之办集，故人送绰号“秦长脚”。

政和五年(1115)，25岁的秦桧考中进士，补为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后中词学兼茂科，历任太学学正。秦桧的妻子王氏是北宋名臣王珪的孙女，王氏的亲姑夫即曾任枢密使又是宋徽宗郑贵妃堂兄的郑居中，夫以妻贵，尽管秦桧所任只是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小官，却由此和达官显宦交往甚密。秦桧自小天资狡诈阴险，又从汪伯彦那里学得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以致在上层社会中很吃得开。

靖康元年(1126)初，金兵大举南侵，包围汴京，遣使要求割占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当时朝内分别以李邦彦、张邦昌和李纲为首形成了主和、主战两派，双方意见纷争不已，莫衷一是。宋钦宗虽迫于形势起用李纲，内心却倾向于割地求和。善观风头的秦桧见有机可乘，一面上书提出反对割地等主张，给自己加上抗金派的桂冠;一面又和掌握实权的主和派打得火热，博得了两派的好感。后来，李纲等人被排挤出朝，秦桧却步步高升，先拜职方员外郎，又任殿中侍御史，升左司谏，并很快在投降派大臣李回、吴的推荐下爬上了御史中丞的要职。

当年十一月底，金兵再度南侵，攻陷汴京，扣押徽、钦二帝，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金人的行径遭到了宋朝广大臣民的抵制和反对，监察御史马伸慷慨激昂地对众官说：“我们职为诤臣，岂能坐视而不吐一辞?应当共同奏状，以存赵氏。”秦桧身为御史台长官，为下属所迫，便写了一封状文送到金营。状词首先表白自己并非仅仅忠于赵宋王朝，也是为金朝着想，指出宋朝建国已久，地域辽阔，号令一统，根深难拔，而张邦昌只是一个附会蠹政之人，天下正嫉之如寇仇，他一当皇帝，人民必共起而诛之。而金朝若恢复宋钦宗之位，不仅大宋蒙福，也是大金万世之利。北宋覆亡的命运自然不是秦桧的一纸空文所能挽救得了的，但这番举动，则使他进一步取得了赵宋“忠臣”的美名。状文送出不久，秦桧被押到了金营。

历史总是像变戏法一样捉弄人。“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假若秦桧恰在此时呜呼哀哉，说不定真会以其棱棱风骨而名垂青史呢。然而事实最终证明，秦桧反割地、反张邦昌仅仅是一时之举而已，当他沦为金兵的俘虏，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之时，软骨头的原形就暴露无遗了。他很快就变节投降，在金朝权贵的脚下摇尾乞怜，堕落成了可耻的民族败类。

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北宋俘虏都被囚禁、役使，甚至迫害致死，惟独秦桧不但未受苦楚，反而得到重用，被赐给金的左监军挞懒“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就是管事的僚吏。阶下之囚蒙受如此殊遇，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秦桧于是便谄事挞懒，倾心为之用。卖力的效劳换来了主子的青睐，粘罕赐他钱万贯，绢万匹，连金太祖的四太子兀术也专门宴请过秦桧。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再攻南宋时，秦桧当上了挞懒部的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成了新主子的跑腿长脚。

南宋军民波澜壮阔的抗金斗争使金朝统治者逐步意识到单凭军事力量是不可能最终征服南宋的，还必须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通过“和议”诱惑南宋放松警惕，丧失斗志，瓦解抗金力量。为此，他们认为必须派遣奸细打入南宋朝廷内部。

遴选的结果，金人的目光集中到了秦桧头上。在他们看来，秦桧不仅能效忠金朝，还提出了与“和议”策略合拍的“南自南，北自北”的口号，意思是南宋承认金对北方故土的占领，偏安半壁河山，和金朝南北并立。而且秦桧过去拥有“忠义”的好名声，能够巧于伪装，取信于南宋朝廷，是最为合适的奸细角色。于是，建炎四年(1130)十月，秦桧遂在金人的指使下携带全家数口谎称“杀死监视的金人，夺舟而来”，回到了南宋。

秦桧回来得太蹊跷了，人们不禁疑窦丛生：秦桧和许多大臣一同被俘拘禁，别人未归，为何单单他自己能够回来?从燕山到楚州(今江苏淮安)边境2800里，如此漫长的地带岂能无金人盘查防守?而且又怎能携家带口逾河越海而未被发觉呢?这些问题秦桧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昔日的老关系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李回却极力为之辩护，既奏其忠，又荐其才。宋高宗对秦桧也极为重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了他。

其实，宋高宗几年来被金兵打得如丧家之犬，失魂落魄，得了严重的恐金病。他三番五次地遣使求和，卑辞厚礼，无所不至。甚至亲自给粘罕写信，表示愿削去帝号，无条件地投降。对宋高宗的这些活动了如指掌的秦桧，一见到宋高宗就无所顾忌地提出了“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要宋高宗放弃抗金，议和投降，并当面呈上了自己准备好的给金将挞懒的求和书。君臣二人不谋而合，高兴得宋高宗对大臣们说：“秦桧淳朴忠厚过人，朕见到他后喜得睡不着觉。不仅听说了二帝、母后的消息，而且得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秦桧一转脸成了“当代苏武”，被任为礼部尚书，不久又升任参知政事，就这样轻易地在南宋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秦桧的首要目标就是图谋相位，保证议和投降阴谋的实现。当时的宰相是和秦桧素来要好，并曾竭力保荐过他的范宗尹。秦桧表面上尊重他，暗地里却想方设法进行排挤。每与范宗尹一起谋事，秦桧即使发觉有所不妥也不作声，而是偷偷告诉宋高宗，使高宗逐渐对范宗尹产生恶感，结果范宗尹很快就被秦桧排挤下台。范宗尹一去，相位久虚，秦桧又扬言说：“我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为何不讲出来，他露骨地回答：“今无相，不可行也。”甚至干脆对宋高宗说：“若用臣为相，必有耸动天下之事。”秦桧所谓的二策，一则是与金朝疏通，让分隔南北两地的士大夫通致家问;二则是把逃到江南的山东河北之人纠集起来送还北方，亦即送给金朝。显然这二策实际是“南自南，北自北”投降方针的具体措施。宋高宗为早日达成和议，遂在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把军政大权全交给了他。

秦桧上台伊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一面设法将左宰相吕颐浩排挤到镇江专掌军事，一面设置“修政局”，收罗党羽，安排其中，逐步丰满自己的羽翼。秦桧为相之初，凭借过去“存忠赵氏”的一段经历，欺世盗名，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以为他定能完成匡扶宋室的重任。然而一年下来，秦桧除办了些簿书狱讼、官吏差除、土木营缮等皮毛小事外，便是不遗余力地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种种行径激起了朝官士人的不满，所谓二策也招致了广大军民的反对，连宋高宗也因和议并未迅速达成而对秦桧颇为失望。于是，在吕颐浩的反攻和御史黄龟年的弹劾之下，宋高宗迫于舆论，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贬他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秦桧虽去，宋高宗乞和投降的意图始终未变。而秦桧罢政之后，人虽赋闲，贼心不死，时刻图谋东山再起。绍兴二年之后，金兵在陕西中原战场上连遭败衄，局势向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金朝被迫重弹和议老调。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在他心目中，秦桧始终是他“诚实可倚”的得力助手，与金谋和，非秦桧不可。于是，随着和谈紧锣密鼓地进行，秦桧复被步步重用，绍兴七年(1137)正月，拜枢密使，享受宰相的待遇。

秦桧这番出山，受助于右相张浚的汲引。但身为宰相又是抗金派的张浚自然又成了秦桧觊觎相位的绊脚石，秦桧再次暗中捣鬼，使张浚因委任将帅措置失当而引咎辞职。张浚原先对秦桧评价颇高，以为他靖康之时为保全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以与他共图天下事。谁知几个月的共事使他看清了秦桧奸诈阴险的嘴脸，此时宋高宗有意用秦桧为相，却又怕群臣反对，便试探张浚：“谁可代卿?秦桧如何?”张浚直言不讳地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宋高宗只好改任赵鼎为相。

张浚的态度更激起了秦桧的忌恨。当时张浚被流放岭南，赵鼎等人奋力营救，秦桧非但默不作声，反而以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原本十分密切的张、赵关系。对赵鼎说：“皇上早欲召你为相，张浚却故意阻挠，你难道不知吗?”一句话既使赵鼎不满于张浚，又改变了他素来讨厌秦桧为人的看法，收得一箭双雕之效。此后，秦桧表面上极力奉承赵鼎，一切按赵的意思办理，骗取了赵的进一步信任。

在赵鼎的支持下，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次被高宗任命为右相。过了几个月，秦桧又设法将赵鼎排挤出朝。赵鼎一走，朝政大权完全落入了秦桧手中。

宋高宗从即位到绍兴八年的12年间，任用宰相凡10人，执政33人，其中，无论是主战派的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的黄潜善、汪伯彦，都任职不长。而秦桧却从再次任相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死去为止，一直窃居相位达18年之久。

秦桧之所以得到了宋高宗如此专一的信任，是和他助纣为虐，协助宋高宗倡行和议，卖国投降，并得到金朝主子的支持分不开的。和议投降，是宋高宗一贯奉行的国策，更是秦桧投机起家的阶梯。宋高宗为苟且偷安，秦桧为报效金朝、谋权固位，遂以和议为中心，狼狈为奸，打成了一片。

一度罢相的教训使秦桧深知，要想奉行金朝主子的旨意，实现自己垄断朝政的阴谋，必须首先得到高宗的特别信任，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环便是在和议上使高宗专注地依赖自己。于是，复相不久，秦桧就相机对高宗说：“臣僚们大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不足以和他们决断大事。若陛下决心想讲和，请求只与臣一人商议，勿许群臣干预。”宋高宗虽当即表示：“朕独委卿。”但秦桧仍怕高宗会在人们的反对下变卦，就说请高宗考虑3天后，两人再谈。3天后，宋高宗说：“朕欲和之意甚坚”，秦桧却仍不放心。当高宗又考虑了3天，表示求和的决心坚定不移之后，秦桧乃公开宣布：今后朝廷要一心求和，不许臣僚再干预此事。于是，一幕卑躬屈膝、卖国投降的丑剧就此粉墨登场了。

绍兴八年(1248)十月，张通古、肖哲等使臣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议和，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沿途州县守臣对金朝诏书用臣礼迎接，而且要求宋高宗也得像金朝臣子一样再拜而跪受。这种对南宋侮辱之至的无礼要求，充分暴露了金朝议和的本质，因而遭到了南宋广大爱国军民的强烈反对。秦桧则生怕得罪金人，要求宋高宗屈己行礼。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顿时哗然。众心共怒，士卒们汹汹然准备哗变，百姓们则有的夜间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揭发秦桧是金朝的间谍。迫于南宋军民的压力，金使不得已接受了宋高宗、秦桧的变通办法，由秦桧代替宋高宗行跪拜之礼。秦桧便在三省、枢密院官员陪同下，来到馆驿，跪倒在金使脚下再拜叩头，接受了金朝诏书。

这次宋金议和达成的条款规定：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贡纳银绢50万两匹，金则归还河南、陕西之地。根据这个和约，南宋实际变成了金的属国，宋高宗也做了金的儿皇帝。当南宋人民遭此奇耻大辱而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切齿痛骂秦桧，恨不得将其食肉寝皮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却寡廉鲜耻地大庆其投降之功，命百官进表称贺，大赦天下，高奏起了边关太平之调。

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

南宋朝廷庆祝和约的欢呼声还未平息，金朝内部主战派首领兀术等人重掌实权，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金兵的进攻很快遭到了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刘、韩世忠等的猛烈阻击。各路宋军在正面战场上连战告捷，敌后义军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金斗争，两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南侵金军的大包围。兀术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撤兵北归了。抗金形势空前大好，倘若此时南宋君臣合力同心，锐意进取，即使不能实现岳飞直捣黄龙的宏图伟志，恢复北宋旧疆也是指日可待的。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部被宋高宗和汉奸秦桧的干扰破坏断送了。

宋高宗向来把抗金作为权宜之计，当着金兵南犯，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他就不得已而支持抗金;而当军民将士的浴血奋战维护了他的统治之后，他又担心抗金力量的壮大会使将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对他形成另一种威胁而时常加以限制。因此，宋高宗的羁勒政策更成了秦桧破坏抗金、迫害忠良的保护伞，随着抗金斗争的发展，秦桧的捣乱也就更为变本加厉、不择手段了。

抗金战场上战斗力最强、最勇猛、战功最为卓著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秦桧破坏的重点自然也就对准了岳飞。为削弱岳家军的力量，秦桧施出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法，首先唆使宋高宗下诏，命本来与岳飞协同作战的刘、张浚部调回淮南，使岳飞陷于孤军深入的境地，以便借刀杀人，借金兵之手消灭岳家军。但岳飞的雄才大略并未使这一阴谋得逞，即使孤军奋战，仍取得了城、颖昌大捷。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让宋高宗连降12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南撤，使岳飞竭力抗金的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葬送北伐仅仅是秦桧破坏抗金、瓦解抗金力量的第一步。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投降议和的障碍，非得除掉手握兵权的岳飞等人不可。

绍兴十年(1140)四月，秦桧秘密奏请宋高宗将韩世忠、张浚、岳飞三人召到临安，名义上论功行赏，分别授予三人枢密使、副使的职位，实际剥夺了他们的兵权。三人当中抗金最奋力且反对投降最激烈的就是岳飞。他自小献身抗金，戎马倥偬，驰骋半生，为抗金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成了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秦桧认为，岳飞不死，终究会梗阻和议，自己也必受其祸，必欲杀之而后快。秦桧首先指使其党羽对岳飞造谣中伤，说他稽违诏旨、沮丧士气、妄自尊大，迫使岳飞上章辞职。紧接着又唆使张俊诬陷岳飞的旧将张宪“谋反”，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收买张宪的部将王俊，伪造张宪谋反的证据，最后将这个所谓“十恶不赦”的罪名硬加到岳飞头上。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将岳飞及其子岳云下到大理寺狱中，刑讯逼供，百般折磨。终于在当年十二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在狱中，岳云和张宪也被斩于都市。岳飞被害的噩耗一传出，天下冤之，闻者流涕。秦桧对中华民族又欠下了一笔新的血绩，下至三尺童子，亦对他切齿痛恨。

秦桧在宋高宗的信任支持下，通过排挤他人谋取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为巩固既得权势，进一步严密地控制南宋朝政，他更变本加厉地迫害异己，消灭政敌。所有与他议论不合，或对其专权构成威胁的人，都成为他打击陷害的对象。

张浚虽被秦桧排挤出朝，仍关心国事，上疏揭露秦桧的阴谋伎俩，秦桧因此更加恼羞成怒，随即免去张浚节度使的闲职，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县)，又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此后一再加以迫害。赵鼎被贬后，秦桧始终不放过他，找不到新罪状，就翻弄出他曾“阻挠和议”的旧帐，请宋高宗降旨宣布：赵鼎即使遇赦亦永不翻案，企图使赵鼎万劫不复。后来又将赵鼎流放吉阳军(今广东崔县)。秦桧还嫌不够，下令当地官吏每月报告一次赵鼎生死存亡的动静，必欲死之而后已。赵鼎被逼不过，终于绝食而死。人们哪怕因只言片语得罪了秦桧，秦桧也会耿耿于怀，旋踵加害。绍兴十四年(1144)，闽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锷有“燮理乖谬”之语，被刺配充军。胡舜陟因“非笑朝政”下狱死，张九成以“鼓唱浮言”被贬，他们都是因说话而获罪的。

秦桧整人的手法极其毒辣、阴险，他有时通过自己操纵的台谏弹劾政敌，而所谓证据不过是“谤讪”、“指斥”、“怨望”、“立党沽名”，甚至“心目中有没有皇帝”等等，纯属随心所欲捏造的罪名;凡弹劾人的章奏，有时他还亲自书写了交给爪牙代奏，人们一看便知“此老秦手笔也”。

秦桧之阴险，简直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凡是和同事在宋高宗面前发生争执时，他往往并不极力辩解，而是最后以只言片语将对方一棍打死。有一次，秦桧和李光争论，李光慷慨激昂，对秦桧痛骂不已，但秦桧却默不作声，一无所答。等李光说完了，他才慢悠悠地说：“李光无人臣之礼。”一句话就使宋高宗对李光产生了不满。秦桧还大搞特务政治，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官吏百姓稍涉讥议，马上就会锒铛入狱。

秦桧在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同时，还竭力培植党羽，收罗亲信，攀附自己者立与擢用，即使是龌龊萎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立刻授予高官巨职。如朝散郎王扬英迎合秦桧旨意，上书荐秦桧的儿子秦为相，秦桧就荐王知泰州(今属江苏)。其他像孙近、万俟、詹大方等人都因卖身投靠而相继从冗散小官中提拔起来，遽政要。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秦桧用人的根本原则。即使对其亲信爪牙，也是生杀予夺，随其所欲。用得着时甜言蜜语，收买拉拢;用不着时，或稍有猜忌时，就过河拆桥，六亲不认。郑刚中曾对秦桧歌功颂德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四川宣抚副使，只因处理事情未先请示秦桧就直奏宋高宗而惹恼了秦桧，将他一贬再贬，最后凌虐而死。其实，据说郑刚中并不是不忠于秦桧，但秦桧一旦积怒，还是将他贬死遐荒，就连郑刚中的亲戚部下也未能幸免。这些亲信党羽为秦桧出谋划策，跑腿出力，被授以高官之后，在秦桧的威慑之下，都拱默畏谨，成了陪衬。即使这样，秦桧仍不让他们久于其位，甫入即出，少则一月，多则半年就被罢去。所以秦桧独自任相期间先后用的28个执政副职都是些世无一誉，柔佞易制之辈。

秦桧在牺牲他人保己权位的同时，还企图让其子孙继承他的衣钵。绍兴十二年(1142)，他指令科举考官将其儿子秦熺录取为状元，此后秦熺步步高升，不几年就当上了知枢密院事。秦桧还想让孙子秦埙也当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将其亲信魏师逊、汤思退任命为主考官，这些人一看到秦埙的试卷就得意地说：“吾曹可以富贵了!”遂通同作弊将秦埙定为第一，只是到了廷试时，宋高宗看到秦埙所答都是秦桧、秦熺说过的话，才将之降为第三，也就是探花。秦桧的侄子秦焞、秦焴，姻亲周夤、沈兴杰也都在这次考试中获得进士头衔。秦桧的另外三个孙子，大的不过9岁，小的尚在襁褓竟然也被赐予三品官服。这样，秦桧的父子亲党环列要津，将赵宋王朝变成了秦家天下。

秦桧替金朝作内奸，实现了其“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金朝因此十分感激他。绍兴十一年签订和约时，金朝坚持在誓书中写上“毋得擅易大臣”的条款，明目张胆地支持秦桧在南宋的统治。于是，秦桧外有女真以为应援，内有党羽以为佐命，像只蜘蛛一样在朝野上下到处都结满了他的专政之网。他暗中结纳医官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动静，将宋高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要求天下郡县所上奏章，须先送到中书省由他处理，没有一件奏到宋高宗面前的。宋高宗觉着不对劲，经常问秦桧：“怎么近来什么事都没有?”他虽然很清楚秦桧欺君罔上的行为，后来对人说：“秦桧其实是在任意妄为，不欲朕知天下事罢了。”但明知已被架空却也无可奈何。当时衢州(今属浙江)爆发了俞八领导的农民起义，秦桧不报告宋高宗而是擅自派兵前去镇压，后来晋安郡王赵(即宋孝宗)告诉了宋高宗，高宗大惊，质问秦桧，秦桧表面回答：“这点小事不足以劳烦圣虑，所以不敢奏闻，盗贼平定自然就奏了。”退朝后秦桧马上追查消息来源，竟然以“晋安郡王居丧不当给俸”为由每月扣除赵200缗的薪俸，以示其威。宋高宗没办法只好拿出内帑补给赵。

秦桧对一个宗室亲王尚且如此，一般人就更不敢轻议其非了，所以一时献言者不是称颂秦桧的功德，就是替秦桧攻讦他人，中伤善类。即使有所建议，也惟恐触犯秦桧的忌讳，以莫谈国事为原则，只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塞责而已。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和秦桧将向金朝贡纳的50万两匹银绢的负担全部加到了南宋人民头上。此外，为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无耻生活，他们又在各地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要缴绵、、税捐、茶捐、杂钱、白米等杂税，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湖南有土户钱、折钱、醋息钱、曲线钱，各色不一，百姓负担之重，达到了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

君臣勾结，投降议和，使宋高宗实现了息兵苟安的夙愿，也换来了宋高宗对秦桧的宠眷。为表彰秦桧，宋高宗对他步步加封。绍兴十一年六月，拜左相、封庆国公。次年九月加太师，进封魏国公，十月又进封秦、魏两国公，只因秦桧觉着这两个封号与蔡京、童贯相同，不大光彩，就请改封其母为秦、魏国夫人。宋高宗对秦桧的物质赏赐更为优厚，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后来还把占田千顷，年收租3万石的永丰圩赐给了他。

巨额的赏赐并未使秦桧养廉好洁，他在政治上善玩权术，对聚敛钱财同样颇为精通。绍兴十年(1140)，秦桧以宋金战争“预备犒赏”为名，向百姓计亩征钱，天下之民无得免者，这批钱款全被秦桧中饱私囊，发了国难财。他每逢生日，必令州县贡献财物祝寿，每年达数十万。地方官给他写信一般都要或多或少地捎上些礼物。秦桧还公开卖官鬻爵，朝廷委任的监司帅守到缺，照例要向他进献珍宝，必得数万贯才准予上任。秦桧家门庭若市，经常挤满了送礼的车子，各地贡献的黄金、白璧、明珠、大贝、象犀、锦绫奇怪之物，车连毂，舟衔尾，相属于水陆之道，昼夜不绝。外国珍宝，在秦桧死了之后还有送到门上的。

在秦桧的统治下明明是饿殍盈野，冤狱遍地，但他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天天唆使其党徒歌颂所谓的太平中兴圣政之美，贺瑞雪，贺日食不见，什么太庙甘露降，生灵芝，监狱空，木内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等所谓的祥瑞也接连出现了。一些无耻士大夫为了讨好秦桧竞相呈诗献赋，大拍马屁。静江有驿名秦城，知府吕愿中率群僚共赋《秦城王气诗》，谄媚奏桧，吕愿中因此升任朝官。台州曾将因献诗称秦桧为“圣相”而被提拔。马屁精们沸沸扬扬将秦桧比之皋、夔、稷、契还嫌不足，必捧之曰“元圣”，似乎只有孔子才能与之比肩齐名，连宋高宗宫中嫔妃也称呼秦桧为“太平公公”。秦桧听到这些肉麻的奉承，竟满心欢喜，处处泰然，真不知天下有无羞耻二字。

功过昭彰，忠奸自判。无边的吹嘘掩盖不住滔天的罪戾，更泯灭不掉人民百姓对秦桧这个独夫民贼的憎恨。绍兴十二年(1150)正月，秦桧乘轿上朝时，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持斩马刀埋伏在望仙桥下准备刺杀秦桧，可惜只砍断了轿柱。施全被捕后，慷慨激昂地怒斥秦桧：“举国与金为仇，只有你奴事金狗，我所要杀的正是你这条金狗!”秦桧做贼心虚，此后每逢外出，必带50名武装士兵，执长挺以自卫。

施全的斩马刀没有伤及秦桧的肌肤，无情的自然规律却终究不会放过这个做恶多端的大奸贼。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秦桧病死，终年66岁。死亡结束了罪恶，但抹不掉他的臭名。在杭州栖霞岭下岳飞墓前罗跪着的四尊铁像中，沾着鼻涕、唾沫最多的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秦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