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

李绛（764年－830年），字深之，赵郡赞皇(今属河北)人。父亲李元善做过襄州(今湖北襄樊)录事参军之类的小吏。李绛聪睿好学，德宗皇帝君临天下时考中进士，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任满，出为渭南(今属陕西)县尉。贞元(785—804)末，被擢为监察御史。宪宗登基的第三年，即元和二年(807)，加官翰林学士，成为当朝颇有点权势的大臣。

就在这年十一月，浙西(今浙江杭州)节度使李錡因反叛朝廷被诛，唐宪宗准备派人没收其所有家产运回京城。李绛上书说：“李錡在地方横征暴敛，奢侈无度，老百姓恨之入骨。现在皇上为民除害，铲除元凶，如果把他搜刮那些民脂民膏运回朝廷，恐怕不利于安抚民众，望陛下开恩，将李的财产赐给浙江西道以顶替贫困户今年的租税。这样百姓就能感恩戴德，四海欢娱。”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给予嘉奖。

唐宪宗非常推崇太宗和玄宗二朝盛世，对李绛讲：“朕并不糊涂，也想学习二位先帝的治国方略，为祖上争光，但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做才好?”李绛说：“如果陛下能以身作则，倡导礼教，重用忠臣，疏远那些溜须拍马的奸臣方能站稳脚跟。同大臣讲话应言而有信，不失礼节，避免小人从中作怪。与德高望重的人在一起应亲近和蔼。对贪官污吏要及时罢免，对多余的宫女要尽早释放。只有选择良将士兵才能有斗志，只有提拔好官吏治才能清廉。宣扬教化，加强法制，国家很快就会中兴。”唐宪宗龙心大悦，称赞道：“高见，妙极了，朕要把它写到屏风上，时时观望。”

李绛进谏的风格是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几乎不亚于魏征。他不但对国家大政敢于讲真话，而且对有关皇帝个人声誉的事情也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是唐宪宗非常宠幸的一个宦官，为进一步讨好皇上，吐突承璀大肆铺张，在安国佛寺为宪宗立了一个“圣政碑”歌功颂德，出钱一千万缗请求翰林学士撰写碑文。李绛看不惯这种做法，直接上奏宪宗：“陛下登基以来革新时政，铲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弊端，四海升平，人们盼望着有更好的政策出台。可是现在忽然立圣政碑，必然让人们感到皇上已经满足于现状，国家的发展速度将减慢或者停止。《易经》中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并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若刻成碑文，反而说明陛下的功绩是有限的。从尧、舜到周文王和周武王，都不曾有过建碑之事。秦始皇暴虐无度，残酷无德，为了隐瞒罪恶才在芝罘山和峄山上立碑。这是暴君的做法，不值得仿效。陛下崇尚贞观、开元之政，只有广开言论，从谏如流，才能跻身于贤明君主的行列。前些天阎巨源奏请立纪圣功碑，陛下果断拒绝，可是今天为什么就能批准呢?况且这个碑还是设立在安国寺，不伦不类，臣请求废掉它。”宪宗听后大怒，李绛伏在地上再三劝谏，终于打动了宪宗：“若不是李绛，朕还认识不到这件事的危害。”遂下令用一百多条牛拉倒碑石，还派使者表彰了李绛。

时隔不久，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违背诏书，献给宪宗一百个银壶以求谢罪，宪宗本想收留下来，可是李绛硬请求收归国库，唐宪宗很不情愿地批准了他。过后想想挺丢面子，决定对他提出严正警告。李绛在浴堂殿拜见宪宗，宪宗郑重其事地问他：“谏官大多数拉帮结伙，互相攻击，诽谤朝政，朕打算罢免几位首要人物，爱卿觉得如何?”李绛回答道：“这绝不是陛下的本意，肯定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自古帝王纳谏者昌，拒谏者亡。要使臣下直言进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君高高在上，象天一样尊贵，而臣下则卑贱如地，唯恐冒犯了皇上。臣下每上述一件事情都经过昼思夜想，反覆掂量，壮着胆子，担着风险，到说的时候又保留了五六成，这些逆耳忠言对他们本身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如果斥责贬逐谏官，今后谁还敢讲真话，那对国家将是极其不利的。”宪宗说：“言之有理，若不是爱卿这番话，朕还不知道纳谏有这么大的好处。”

打这以后，李绛进谏的胆子更大。大宦官吐突承璀带兵讨伐王承宗失利，李绛奏请治罪，并借机指责宦官专权、侵害朝政、谗毁忠良之事。宪宗讲：“宦官哪敢诬陷忠臣，再说即便有这种现象，朕也不会听他们的。”李绛说：“他们那些人不懂仁义，不分好坏，唯利是图，有时为得到一点好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朝夕围着皇帝身边转，陛下再圣明也难免有听信的时候。自古宦官败国的事例屡见不鲜，陛下还是提防一些为好。”唐宪宗不以为然，李绛心里很难平静，多次论及宦官专权、藩镇进献的危害，痛斥吐突承璀目无国法，无恶不做。唐宪宗听得很反感，不耐烦地讲：“你说得未免太过分了吧!”李绛听到这种口气流着泪说：“陛下把小臣看成是心腹之人，臣就应该尽忠尽孝，如果贪生怕死，什么事都不闻不问，不及时向皇上禀报，是臣对不起陛下。可是小臣犯颜进谏伤害了亲信大臣，倘若因此获罪则是陛下委屈了小臣。”唐宪宗颇受感动，赞扬他说：“爱卿能讲别人不敢讲的话，让朕闻所未闻，真是一流忠臣。日后进谏就应该如此。”于是提升他为中书舍人，赐给金鱼袋和紫衣，亲自为李绛选择一个上等的笏，鼓励他永做忠臣。

李绛进谏得到了唐宪宗的肯定，其他翰林学士也都针对朝廷弊政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尤其是白居易讲话不顾场合，言辞过于激烈。唐宪宗听得心烦意乱，索性一个多月不召见翰林学士。李绛等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求，主动上奏皇上：“臣等吃着皇粮，拿着陛下赏赐的俸禄，如果处处为个人私利着想，那是对陛下不忠的表现。现在陛下励精图治，开怀纳谏，这是普天之下老百姓的福气，并不是臣等几个人的福气。”唐宪宗默默地点了点头，小声说：“好吧，那么明天在麟德殿正式召见。”以往唐宪宗对白居易始终存有戒心，原因就是白居易曾经直言不讳地讲过“这是陛下的错误”之类的话，宪宗非常恼火，准备制裁白居易，便秘密召见李绛征求意见。宪宗讲：“白居易那小子有点太猖狂了，经常出言不逊，目无皇帝，必须把他驱逐出翰林院。”李绛说：“陛下心胸宽广，能容纳直言之士，能接受逆耳忠言，所以臣下才敢坦露胸怀讲真话。白居易有些话确实欠考虑，但他对皇上完全是赤胆忠心，并没有丝毫恶意。如果陛下真要治罪于他，恐怕臣下没人再敢进谏，这不是明君的做法。”宪宗高兴了，待白居易亲逾往昔。

谏官的作用在于他能够规劝盲目不当之举，提醒皇帝减少决策错误。长期以来，李绛的谏言已经在宪宗心里形成了条件反射。元和五年(8l0)六月，唐宪宗想到宫苑里打猎消遣一番，走到蓬莱池西侧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对随从们说：“李绛一会儿肯定要来劝阻，我们还是不去打了吧。”遂停止打猎。

李绛的这些做法招来了许多人的敌视，他在皇帝面前经常指责宦官，抨击藩镇的危害，树敌不少。元和六年(811)二月，李绛受到宦官们的排挤被取消了翰林学士的官衔，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这是一个掌管财权的职位，李绛上任后秉公执法，不搞歪门邪道，不损公肥私。唐宪宗曾经问他：“过去户部侍郎都争着向朕进献财物，唯独爱卿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李绛说：“掌管税收的官吏如果把老百姓的血汗钱用来结交私情，就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臣所掌管的都是陛下府库里的东西，接管和出纳都有帐目，不应随便支取。再说把户部的东西敬献给皇室就等于从东库移到西库，以讨好皇上，臣实在不敢。”唐宪宗非常欣赏李绛的忠耿，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准备提升他为宰相。可是唐宪宗心里很清楚，李绛和大宦官吐突承璀之间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要提升李绛就必须舍弃恩宠无比的吐突承璀。唐宪宗反复思考，终于决定重用李绛，指令吐突承璀为淮南(今江苏扬州)监军，第二天便正式下诏任命李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元和六年十二月的事情。

李绛的坦诚和直率终于赢得了宪宗的高度信任，升任宰相之后更有了用武之地，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与他同时期的宰相李吉甫则恰恰相反，喜欢迎合皇上的本意，由此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积怨很深，每逢争论重大事情的时候，宪宗往往采纳李绛的意见，使他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吉甫曾建议宪宗：“赏和罚是皇帝驾御国家的左右缰绳，不能偏废。陛下自登基以来奖赏太多而处罚太少，天下人看不到法制的威严，愿陛下严肃刑罚，振兴纲纪。”李绛当即反驳道：“建立霸业的关键不是专任刑罚而是宣扬德治，秦始皇倒重视刑罚，结果二世而亡，下场好吗?”后于也建议宪宗严刑峻法，宪宗骂于是奸臣，用心险恶。可见李绛的话在宪宗心里具有何等的说服力。

李绛认为要当官就得敢真实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李吉甫曾经劝他：“臣下进谏应有分寸，不能说得太重，让皇上高兴、大臣愉悦，对谁都好!”李绛轻蔑地一笑说：“做大臣的如果整天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发现错误也不提出来，那就是要把皇帝置于逆境，根本不是忠臣的做法。”在李绛眼里，臣下进谏就应该理直气壮，而不能缩手缩脚。他的确对朝政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以至于宪宗皇帝隔几天听不到李绛的谏言就来问他：“怎么没事可谏呢?是怕朕不能接受吗?”

当时社会上迷信占卜之风非常盛行，宪宗问李绛：“占卜之事有褒有贬，现在为什么又刮起这么一股风?”李绛回答说：“据小臣所知，古代的贤明君主敬畏天命，不敢独裁，每逢国家大事难以决断时，先和臣下商讨，仍有争议的再求助于神灵。至于平民百姓装鬼做神，实际上是欺骗钱财的一种把戏而已，是一种弊俗，不必干预，慢慢就会平息”。

李绛每次应召都能给宪宗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宪宗皇帝有事就要问他。一次宪宗在延英殿又问李绛：“朕读《玄宗实录》的时候发现开元年间政策得体，歌舞升平，可是到天宝年间已经走向混乱。同一个皇帝，为什么治乱相反呢?”李绛讲：“臣听说，统治集团有危机感天下才能大治，相反，朝廷一旦懈慢下去国家就会混乱。玄宗登基之初深知治世艰难，重用姚崇和宋璟两位贤相，臣下效忠，上下一体。可是开元二十年(732)之后，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掌权，专门提拔那些善于献媚讨好主子的小人，听不到真话，不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不能及时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扭转时弊，一步步走向了混乱。陛下亲自观看国史，时刻把国家兴亡放在心上，这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宪宗又问：“普通人做事就害怕不合情理，一旦犯了错误之后就追悔莫及。古人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高招吗?”李绛回答道：“任何人都难免做错事，所以朝廷要设谏官，参议要政。一旦皇帝有不当之处，臣下及时提议，便可消除隐患。臣等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感激陛下的抬举和垂爱，只要有不同见解就会真诚地提出来”。

李绛最反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官吏。江淮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地方官请求朝廷赈济，可是有位御史，巡察归来后禀报皇帝不足为患。唐宪宗问李绛究竟是怎么个情况，李绛早已看到那里地方官的奏折，知道灾情属实，遂建议宪宗设法招抚流民，赈济穷困，罢免御史的官职以示警戒。王播担任盐铁使期间每月都向皇宫进贡，李绛非常痛恨这种做法，他说：“前不久皇帝特下诏禁止天下官吏在正赋之外私自进献，可是王播胆大妄为，公然置皇帝的禁令于不顾，影响很坏，应当把他的贡物交给有关部门。”宪宗爽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地方官吏畏惧李绛而不敢进献。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绛听说教坊使正奉皇帝之诏在京城挑选良家女子及漂亮少妇充实后宫，外界一片骚动。李绛对同事讲：“这种事最败坏圣名，损害龙威，必须谏止。”李吉甫满不在乎地说：“这么点小事何必当真，再说这属于谏官份内的事情，与你何干?”李绛严肃地说：“您以前不是经常指责谏官论事吗?这类难以开口的话谏官谁敢说?”他直接上书皇帝，宪宗说：“爱卿真是一个忠臣，否则朕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这是教坊使没有正确领会朕的本意所导致的错误。朕看丹王等四人缺少仆人，让教坊负责在乐工中挑选或者民间有情愿的人，只取四人，每个王子各一人，多出些钱帛聘娶。教坊使违背朕意，朕定要处罚，并把他们强行抓来的人释放回家。”

作为宰相，李绛对待藩镇和党争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魏博(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田季安死后，其子田怀谏幼小懦弱，军中一时陷入混乱局面。朝廷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以宰相李吉甫为首的几位大臣主张用兵征讨，李绛反对他们的主张，他说：“两河一带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兵帅势力凝聚强大，所以委任诸将总是本着势均力敌的原则，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能叛变。现在魏博镇田怀谏乳臭未干，不能主持军务，必须把权力移交别人，军中必定拥立一位有威望的大将，归附朝廷。”不久，被拥立的大将田兴果然上表请命归顺，宪宗龙心大悦，李吉甫趁机进言，建议派宦官前去宣慰，处罚他们私自立帅的罪责。李绛坚决反对，规劝皇上正式派使节册封田兴为节度使，拨出150万缗钱犒赏将士，结果不费一枪一矢，魏博镇的将帅兵士真心实意地归顺了朝廷。

李绛还经常跟宪宗皇帝讨论朋党的问题，他说：“自古帝王最讨厌的就是朋党，所以小人经常借朋党之名诬陷好人。朋党虽然看不到踪影但说起来却比较可怕。小人们为私利拉帮结伙，构陷忠良，经常把那些志同道合的大臣们诬陷为朋党，故意制造紧张空气，不可信服，也不必为此提心吊胆。”

李绛的上述谏言对元和中兴局面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元和九年(814)二月，李降因脚部长毒疮疼痛难忍而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宪宗批准了他的辞呈，改封他为礼部尚书。

李绛辞别相位之后并没有贪图享乐，没有详细品味“无官一身轻”的感觉，而是以不老的热情和责任感走向了新的职位。

李绛主动请求辞去相位不仅仅是因为有病的缘故，还有其他因素。唐宪宗经过10个年头的整顿，初步取得了一些成就，自以为功高盖世，可以放松享乐，不再需要臣下漫无边际的干预大政。况且李吉甫罢相之后，朝廷大臣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和李绛抗衡，大有专权之嫌疑，不必强留。最使李绛气愤的是，他刚罢相没几天，唐宪宗就把他的死敌吐突承璀从淮南召回京城，任命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他无言以对，默默地忍受着。不久回鹘首领再次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唐宪宗考虑到送公主和亲费用太大而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李绛说：“回鹘强大，不可毫无防备。现在淮西一带也不安定，仍需提防。一旦回鹘入侵，淮西发生暴乱，恐怕就不是远嫁公主所需的那些费用所能平息的。”唐宪宗没有采纳，李绛难免有些想法。

元和十年(815)，李绛挂职户部尚书，出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恰好大宦官吐突承璀有许多庄田在华州，负责经营管理的那些人特别蛮横，经常欺压百姓，李绛毫不手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收审，为民众出了一口怨气。这件事传得满城风雨，影响很大。就连宪宗皇帝派遣五坊使外出捕捉珍奇鸟兽的时候，都要警告他们到华州多加小心。当时部分州县设有捕鹞户，时常践踏庄稼，毁坏农田，李绛劝谏停止这种狩猎行径。几个月后，李绛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可是他年迈的母亲已经身患绝症，无药可医，弥留之际还嘱咐李绛要为民造福。母亲谢世后，李绛按照常规礼仪辞官回乡守丧三年，到元和十四年(819)返回朝廷，以检校吏部尚书的身份出任河中(今山西永济)观察使。

河中镇本来是采用节度使制度的，只因为掌握实权的宰相皇甫厌恶李绛，才封给他一个观察使的官名。第二年，皇甫被罢免了相权，李绛又重新入主兵部尚书的宝座。

穆宗即位后改李绛为御史大夫。穆宗非常喜好游猎巡幸，李绛带领他的下属官员到延英殿集体劝谏，语言十分肯切，但仍被冷落。他倍感失意，称病辞官，又恢复了兵部尚书的职位。长庆元年(821)转任吏部尚书。同年又加封检校尚书右仆射，主管东都(今河南洛阳)尚书省事，兼任东都留守。第二年又改任兖州(今属山东)刺史、东川(今四川三台)节度使等职。长庆三年(823)再任东都留守，四年加封检校司空的官衔。

敬宗宝历元年(825)，李绛迁任尚书左仆射，尽管他已年过花甲，但神智仍很清醒。昭义军(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临终前曾留下遗表，请求朝廷批准由其子刘从谏继袭节度使之位。朝廷的文武官员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李绛秘密奏请皇上立即从泽潞(今山西长治)挑选一位有能力的将帅担任节度使，火速前往，让刘从谏来不及抗命，新官已经上任，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军心有所寄托，刘从谏无官无职，没有号召力，也不能兴风作浪。不料宰相李逢吉和王守澄已经接受了刘从谏的贿赂，他们推翻了李绛的主张，都请求以刘从谏为留后，使李绛的设想成了泡影。

李绛耿直坦率、忠心报国的政治作风使他成为当时很有威望的人物。但他嫉恶如仇、不畏权贵的品格也树敌不少。他曾经和御史中丞王璠狭路相逢，王璠不肯给他让路，李绛非常气愤，向皇上辩理，人们都觉得李绛有理，可是宰相李逢吉袒护王璠，排斥李绛，结果罢免了他尚书左仆射的官职，改封太子少师，并把他赶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

文宗登基后，李绛再次被召回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任太常卿之职。大和二年(828)以检校司空的官衔出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尹兼山南西道(今陕西汉中)节度使。第二年冬天，南诏大举入侵四川西部地区。朝廷下诏命李绛带兵增援，李绛在本道招募了一千多兵士深入四川。他们行程过半时南诏已经退兵，将士原路返回。兴元府的常规兵是有固定数额的，李绛只好解散这些临时招募的兵士。大和四年(830)二月十日，李绛一大清早就起来办理政务，他召见即将遣还的募卒，宣读圣旨，给每人发放一份米麦，士兵们高兴而去。监军使杨叔元贪财无度，对李绛怀恨在心。他借口给士兵的赏赐太少，派人到士兵当中煽动不满情绪。士兵们一听监军都有如此看法，立即噪动起来，一边喊着一边冲进府门，洗劫了府库，冲撞了官衙。李绛正同客人在宴席上用餐，毫无防备，忽然听说士兵暴乱，其衙将王景延拚死抵抗，兵器打断了，箭头用尽了，王景延迎战而死，李绛也不幸被乱兵所杀，终年67岁。

本来，李绛发现，乱兵冲城时是可以从城墙一角用绳索坠地逃脱的，但他死活不肯，最后和秘书官赵存约、薛齐等共同殉难。

朝廷闻讯后，谏官崔戎等人上表为李绛鸣冤，唐文宗特下诏高度赞扬李绛的品格，称颂他一生的功绩，追赠他为司徒，赠谥号为贞，并赐布帛3000段、米粟200石帮助办理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