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

李光（1078～1159年），字泰发，宋代上虞五夫人，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六世孙。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与兄同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同年任晋州岳阳（今山西古县）县尉，从此步入仕途。他的一生正处在北宋趋于灭亡，南宋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年代，沉浮斡旋于北宋、南宋的政治舞台达五十多年，历经北宋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三个朝代，上上下下曾当过小至不到七品的县尉，大到副宰相级的参知政事近四十个官职；其中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先后三次任吏部尚书。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眘即位，其时李光已去世四年，仍复资政殿学士，赐谥“庄简”。李光一生经受无数的坎坷和磨难，充满传奇色彩，作品有《庄简集》。《宋史》有传。

李光童年时不爱玩耍，他的父亲称赞说：“我的儿子是云间之鹤，将要使我家兴旺！”父亲去世，他悲哀地像成人一样，有人送来财物，他都辞谢了。到下葬时，礼节非常合适。守丧期满，进入太学。北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登进士第。李光从此进入布满荆棘的仕途。

此时正值北宋末期，在位的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并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昏庸无能的徽宗皇帝。徽宗赵佶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北宋第八位皇帝，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五十四岁去世，在位二十六年，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赵佶还以“绍述”的旗号，大兴“党狱”，定司马光、文彦博等人为“元祐奸党”，定章悼等人为“元符党人”，刻石朝堂，以示贬斥；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云，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坐了二十五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之囚。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做这样无道昏君的臣下，正直的李光肯定要有一番好好的“磨炼”。李光在登进士第的同年，任晋州岳阳县（今山西古县）县尉。而后，调任开化（今浙江开化县）令，有治政声誉，朝廷召他到都堂审察，当时宰相不喜欢他，任他为监当，还改了官阶。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李光任平江府常熟知县（今江苏常熟县）时，深受徽宗宠信、气焰熏天的朱勔之父朱冲倚势横暴，指使纵容家奴欺凌百姓。李光不被他的气焰所屈服，把他的恶奴抓了起来，朱勔大怒，暗示转运使将李光调任吴江知县；李光不为所屈，还有人站出来为李光秉公说话，朱勔终于不敢陷害李光。改任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

以“正色立朝，扶持公道”著称，被人们看作“殿上虎”的著名谏官刘安世住在南京，李光以拜师之礼去见他。刘安世告诉李光在温公（司马光）那里听到的话：“做学问应当从无妄（不说假话）中入门。”李光欣然领会。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李光被召回京城，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司封员外郎，这是他长期担任谏官职务的开始。第二年，李光在御前议论国事，首先对当时士大夫中的阿谀成风进行尖锐批评，痛斥那些谀佞者为杜塞言路，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认为因言路不畅而使臣下产生怨嗟之气，以致造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互相诋毁的议事环境。李光实事求是的言论触怒了权臣王黼，令部注桂州阳朔县（今广西阳朔县）。李光因言获罪，被降职。

王黼，字将明，开封府祥符县人。原名甫，后来因为跟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皇帝赐名叫黼。长得风姿俊美，眼放金光，能说会道，粗有才气而不学无术，但机智狡黠，善于谄媚。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拜特进、少宰，权倾一时。后代蔡京执政，伪顺民心，悉反蔡京所为，以沽名钓誉。王黼凭借高位做尽坏事，如请求朝廷设置应奉局，由他自己兼任提领，内外官钱都可以擅自挪用，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应奉局的费用。官吏们迎奉上意，凡是各地水陆珍贵奇异的东西，都苛刻地向老百姓索取，进贡到皇帝那里的不足十分之一，剩下的都成了王黼的私产。金兵攻入汴梁，王黼不等朝命，带着家小仓皇东逃。钦宗下诏把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抄了他的家。吴敏、李纲等请求诛杀王黼，朝廷将此事交付开封府尹聂山处理，聂山派人将他杀死。

刘安世听说李光因议论政事被贬，写信称赞他。李纲也因为评论水灾一事离开朝廷，居住在义兴，在水驿等候李光，亲自出来喊道：“不是越州李司封的船吗？”逗留数日，两人结为朋友而别。不久，朝廷授李光司勋员外郎，升任符宝郎。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镇守燕山府（今北京西南）的郭药师叛乱，京师震动。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宋钦宗登皇位。钦宗赵桓，曾名亶、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靖康二年，与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位一年零两个月。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死于五国城，享年五十七岁，后归葬于永献陵。

李光升任右司谏后，首先揭发梁方平等丧师辱国，梁师成勾结权臣，内外为奸，蒙骗皇帝，都罪当处死。又奏：“东南财用，尽于朱勔；西北财用，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名为应奉，实入私室。公家无半岁之储，百姓无旬日之积。”蔡京、王黼等都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大臣，得罪他们便意味着丢官被贬甚至被反诬受害，故李光的言行在当时士大夫中，实属难能可贵，影响极大。

五月任谏议大夫，正遇冯懈与蔡京、蔡卞结成死党假冒新派，扭曲新法，扰乱朝纲，李光即奏章斥责，认为他们以新法名义，蛊惑视听，是国家的祸患，应当罢免冯懈谏议的官职。

蔡京长子蔡攸（1077～1126年）打算趁保卫太上皇行宫的机会进入京都，李光上奏说：“蔡攸如果入朝，则百姓必定导致变乱，万一警犯皇上车驾，我会犯不预言之罪。希望早些贬斥他。”当时已修治撷景园为宁德宫，而太上皇后想到宫中居住。李光上奏说：“宫中，是天子的宫殿。正应使陛下冷暖方便，奉迎太上皇后入宫，也应当亲禀太上皇，交有关部门讨论典礼。”于是把李光的奏章交付有关部门，让两宫大臣奏知，于是太上皇后住在宁德宫。

在金兵进攻汴京时，李光上书指斥朱勔以应奉的名义管辖州县，田园宅第，富比王室。请求朝廷挑选清正强硬的官吏作为有司，追究朱勔父子及奉承监司、守令，如胡直孺、卢宗原、陆置、王仲闵、赵霖、宋晦等人，查根究底，计资没收，把他们强夺编户平民的财产还给百姓。

李光的正直敢谏，得罪了不少朝中官吏。

钦宗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进攻汴京，派使者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李光认为：“三镇之地，祖宗百战才得到它，一旦送与敌人，怎么立国？希望诏令大臣另外商议攻守之策，并派人从小路传檄文令河东、河北两地，征召全部强壮兵丁策应，首尾相应攻击敌人。”后升任侍御史。

金兵逼近京城，士大夫弃职而逃者五十二人，罪过相同而惩罚相异，士人舆论纷然，李光请求交付大理寺公正处理。太原被围，事态危急，李光上言道：“请就地委任折彦质征发全部晋、绛、慈、隰、泽、路、威胜、汾八州民兵及本路各县弓箭手，使守令各自统率。当地土豪、士人愿意当首领的，给予他们初官、相应的武器，协力赴援。女真劫持亲王为人质，以三镇为借口，势必深入，请大修京城守御装备，以击碎敌人的阴谋。”

李光忠于自己的谏官职守，对那些对敌主和与迷信所谓的祥瑞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李会、李擢又被召回担任谏官。李光就上言说：“蔡京再度执政时，李会、李擢相继为谏官，对政事不发一言；金兵围城时，与白时中、李邦彦专门主张避敌割地的计谋。白时中、李邦彦因此罪罢职，而李会、李擢反被召用，又加入谏诤官员之列。请求撤回成命。”皇上不予答复。李光请求调任到地方，皇上也不答复。又如彗星出现在寅、艮间，耿南仲等人都认为感应在外夷，不足忧。李光奏称：“孔子作《春秋》，不记载祥瑞，是想使人君常怀恐惧从而修身反省，没有听说把灾异归于外夷的。”表疏上奏后，被贬监汀州酒税。

这时，广大的军民强烈要求朝廷抵抗金兵，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朝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钦宗的一味妥协退让，幻想以此换得金兵的撤退。殊不知，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在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次年二月，金兵再次南犯，虏徽、钦二帝，延续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灭亡。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以后，五月，康王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为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虏去，唯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

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想法。

但李纲的抗金主张与高宗的偏安一隅的想法格格不入，不久他撤销李纲等人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今浙江杭州）。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他逃到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做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以后，逐步形成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

秦桧在此期间很快获得了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合作。

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公元1133～1136年）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任秦桧为右相。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腐败和黑暗。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qǐn，寝）削。”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浚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遵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

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是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让秦桧代表他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版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同年，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浚、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浚、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金帅宗弼退兵后，曾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浚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二月，李光任左中大夫、参知政事。此时主战与主和又成了朝中上下臣僚争斗不休的话题。奸臣秦桧是主和派的首要人物。秦桧开始定和议计策时，因为李光在臣僚中有影响，欲借他的名望抬高“和议”的分量，皇上本意不想用李光，秦桧说：“李光有名望，如果一起签名，没有根据的议论会自动停息。”便在和议榜上也署了他的名字。此举立即在主战派臣僚中掀起轩然大波。李光的同乡杨炜写信骂他“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堕平时大节”。意思是说“依附宰相谋取高官，陷入狡敌的奸计，毁掉了平日的气节”。其实李光的本意是想借此为“缓兵之计”，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南宋国威。在秦桧要与金兵议和，放松对淮河地区的防御，收回前线将领的兵权时，李光敢于直谏力求抗金，向高宗进言说：“对狼子野心的戎狄，只能战，不能和，淮南守备更不可撤。谁再言和，谁就是卖国贼。”秦桧听后恼羞成怒，随即反击李光之言，李光直指秦桧，冒死抗争，他说：“你不顾大家反对，多次单独主张求和，今天还要撤回守备，这不是盗弄国权，怀奸卖国，又是什么？”此言一出，秦桧脸红耳赤，此时他故伎重演，将朝服一脱，朝冠一摘，向高宗哭诉道：“皇天在上，请皇上为臣作主，让臣挂冠而去，免得遭人陷害！”说罢叩头不止。第二天，李光请求罢职。高宗说：“你昨天当面斥责秦桧，举动像古人。我退朝后叹息，正要将你当作心腹大臣，为什么要辞职呢？”李光说：“我与宰相争论，不可留任。”九次上章请求，于是被授任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改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为此秦桧认为李光与他作对，十分嫉恨，高宗被他蒙骗，下令将李光革职回乡。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冬，秦桧死党御史中丞万俟卨诬告李光暗中心怀不满，怨恨皇帝。贬职为建宁府节度副使，安置在藤州（今广西藤县）。这一年，正是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时节，看来李光也是因“莫须有”之罪被贬。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秦桧死党吕愿中诬告李光与胡铨等诗赋唱和，讥讽朝廷，又被转至流放海南琼州（今海南琼山市）。

李光从宋高宗即位到被贬海南，相当长的时间在地方任职。在此期间，李光抗金主张如旧，安定地方，积极备战，政绩卓著。

高宗即帝位不久，就提升李光为秘书少监，授任江州知州；不久，升任侍御史，都因为道路梗阻没有赴任。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皇帝车驾从临安移跸建康，授他为宣州知州。当时范琼将率军经过，李光先行入州城处理政事，范琼到了就开城门引入慰劳，留住三天后离去，无人敢喧哗。李光认为宣州离行都最近，于是修缮城池，积聚军粮，把所属六县百姓编册，按保伍分编，称为义社。选择其中健壮勇武者，以乡里的豪强、豪绅为统帅，得到一万多人，号称“精拣军”。又在二十三处险要之地设立兵营谨慎戍守，把全城分为十个地区，分别巡逻内外，白天自由行动，晚上守城，有敌情就参战。苗租按年交县的，都送到州里。起初人们纷纷指责不方便，到守城时，赡养军民，终于靠此获得成功。李光的事迹传到朝廷，被任命为管内安抚，允许他见机行事，晋升为直龙图阁。

杜充以建康降敌，金兵夺取马家渡。御营统制王王燮、王珉素来不和，到这时，率领溃兵在城外扎营互斗。李光亲自到二人兵营，劝说他们先国家后私仇之义，二人感悟和解离去。当时逃将、散卒到宣州的，李光都送给很多财物。有水兵在繁昌叛乱，逼近宣州境，李光立即派兵援击，出敌不意，敌人于是连夜逃走。升任右文殿修撰。李光上言说：“金兵虽然深入江、逝，但是违背天时地利，我已送文书让刘光世率领大军到宣州，合力攻讨金兵。请迅速委托宣抚使周望，约定日期水陆并进”。

溃将邵青从真州率数百艘舰船，在当涂、芜湖两县之间剽掠，李光招抚劝说他，送给他二千斛大米。邵青非常高兴，对使臣说：“我们是官军，所到之地都把我们当盗贼对待，只有李公不怀疑我。”于是秋毫无犯。后来，船队经过繁昌，有人骗他锐：“这是宣州境内。”于是沿北岸离去。

大盗戚方攻破宁国县，抵达城下，分兵四面围攻。李光招募勇敢之士劫营，贼兵惊扰，以致自相残杀。朝廷派统制官巨师古、刘晏兼程来援。敌人急攻朝京门，把竹木编起来当浮桥渡过护城河。一会儿，敌军爬上城墙，把大炮架在石对楼上。李光下令把竹子编成帘状迎着炮弹，炮弹打来就翻落在地下，不能伤人。取巨木作撞竿，靠女墙抵御对楼，敌人退走。刘晏率领赤心队直捣敌营，敌人假装败退，刘晏追击他们，中了埋伏遇害。巨师古率领中军大败敌人，敌人逃走。当初，戚方围攻宣州城，与他的副将并马巡城，商量攻城计划。李光把信绑在箭上射到他的副将马前，说：“戚方是穷途末路之寇，上天必然诛杀他，你是将门之子，岂能依附盗贼。”致使二人互相怀疑，攻势稍缓，才得到时间作战斗准备，接着援军到了。他曾经把匕首放在枕匣中，与家人相约道：“城不一定能保住，如果让人来取匕首，我一定会死。你们应自杀，不要落到盗贼手中。”朝廷授任他为徽猷阁待制、知临安府。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正月，任洪州知州，他坚决辞谢，任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婺州知州，刚到任，提升为吏部侍郎。李光上疏极力指责朋党的危害说：“议谏大臣，各人怀有避讳顾虑之意，不肯把扶助国家危难、治理国家作为己任。行都在会稽，前后历时三载。从去年秋天到现在，敌人不再有南渡之意，淮河近在咫尺，一点也不着意经营，长江千里，不设防备敌，每天惴惴不安，只是谋划避敌漂浮大海之计。晋元帝区区草创，还能建立国家，修建宫殿，保有江、浙。刘琨、祖逖与逆胡在并、冀、兖、豫、司、雍诸州抵抗作战，这些地方从未陷落。石季龙的重兵已到历阳，晋元帝任命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以抗御敌人，没有听过专门躲避胡狄像今天这样的。陛下驾临会稽，江、浙是根据地；能够进足以战、退足以守的地方，莫如建康。建康到姑熟一百八十里，其中险要可守之地有六处：江宁镇、冈砂夹、采石、大信，上游则有芜湖、繁昌，都与淮南相对。其余都是芦苇荆条之地，有的是曲折的堤岸，水势湍急，难于行走舟船。不如预先在各险要之地屯兵积粮，命令将士分管各地，调拨临近乡兵，协力守御。请求明诏命令大臣，斟酌实行。”

当时有诏令，金兵攻入，各地守臣互相商量，或守或避，诏令说可以自便。李光上言：“守臣担负人民、国家的重任，应当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如果预先开启退却逃避之门，是引诱他们逃跑，希望追回前命。”皇上打算迁都临安，李光奉命指挥临安府驻扎诸军，兼任户部侍郎、督营缮之事。李光节省经营，不打扰百姓就办好了此事。奏请减免二浙历年积欠及九县另加的赋税，以表示实施德政亲近百姓之意。

戚方以管军隶属于李光指挥，非常恐惧，跪拜在廷下。李光握着他的手扶起他说：“你过去做盗贼，我任郡守，抓捕你是我分内的事；现在都是臣子，应当共同勉励忠义，不要以先前的事疑虑。”戚方感动哭泣。李光兼任侍读，于是上言说：“金兵侵犯内地，百姓失去谋生之业为强盗，本来出于不得已，还可以用诚意感召他们。自从李成逃到北方，群盗离心，如果此时选用一两个盗贼首领，以教化激励他们的同党，一定会互相钦慕，相继归降。”又升任为吏部尚书。

大将韩世清本是苗傅余党，长期驻兵宣城，擅自占据仓库，不听征调。李光请求先行除掉他，于是任命李光为淮西招抚使。李光借道到宣城，韩世清前来相见，李光把他捆送到朝廷服罪处死。当初，李光在皇上面前陈述已定的计划，宰相没有事先知道，惹怒了他。他还未到任，途中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江东安抚大使、知建康府、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当时太平州士卒陆德囚禁当地守臣据城叛乱，李光多方设计，全部捉获叛贼。

秦桧被罢相后，吕颐浩、朱胜非共同任宰相，李光历来与他们政见不合。谏官指斥他为秦桧同党，被夺职为宫观官。不久复任宝文阁待制、知湖州，授显谟阁直学士，改任平江太守，授礼部尚书。李光上言说：“自古创业由衰而兴，一定有所依靠才能兴起。汉高祖依靠关中，汉光武帝依靠河内，皇上驻扎东南，两浙难道不是天下的根本可依恃之地吗？从冬天到春天，雨雪不停，百姓失业，请求选择谏官考察实情予以报告。加之连年福建、湖南盗贼作乱，范汝为、杨么相继而起，朝廷派大军诛讨、杀戮过当。现在各地旱荒，流丐满路，盗贼出入。应选择良吏招怀抚纳，责令各地监司惩治贪赃，抚恤饥民。”

刘光世、张浚从前线接连传来捷报。李光说：“观察金兵部署，一定有阴谋。现在我方已占据东南形势，敌人万里来袭，利于速战，应当戒令诸将持重而拖延消耗敌人。不过数月，敌人粮食耗尽，则胜券操在我方手里。”授任江西安抚、知洪州兼制置大使，升任吏部尚书。过了一月，任参知政事。

李光在地方任职，先后历经江西、安徽、浙江三地的数个州，其政绩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百姓的充分肯定，显示了一个干员的英雄本色。

李光在琼的贬谪生涯可以说是“荣辱不惊”，泰然处之。在谪琼居儋州（今海南儋州市），他时时以苏东坡为榜样，以诗书自娱，论文考史，安之若素。其间，他的次子李仲坚被诬“私撰国史”下狱，可以说是祸不单行，但他不为所动，以八十高龄之身等闲视之，坚守晚节。他在儋州期间，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曾应儋州太守陈适之请，撰写《迁建儋州学记》，表明自己“余方老病，久废笔砚，既辞不获，因书大略如此，上以奉朝廷教育之意，下以慰学者乐育之心”的喜悦。在十余年的谪居生涯中，他还写了许多反映海南风物的诗篇，流传后世。其中如“逐客新年偶叹嗟，海南风物异中华”，“富国应先除国蠹，利民须急去民蟊”，“潮回齐唱发船歌，杳渺风帆去若梭。可是胸中未豪壮，更来沧海看鲸波”，“堆盘荔子如冰雪，惟此堪将北地夸”，“牢落双泉一病翁，十年忧患扫还空。荷稀竹密宜秋雨，户窄檐低耐飓风。尽日抄书北窗下，有时闲步小桥东。谁知万水千山外，亦有乡居兴味同”，等等，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诗人的志节与琼岛的风貌，使后人景仰万千。

《宋史》记载他贬谪期间，“论文考史，怡然自适，年逾八十，笔力雄健。”还写诗词四百余首。《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他的诗“志谐音雅，婉丽多姿，大抵多托兴深长”，不独清绝可爱，书法亦好。谪琼期间，题匾额、楹联，遗有不少笔迹。著有《庄简集》十八卷及《读易评说》。

时至今日，在海南“五公祠”中，人们为了纪念谪琼期间李光为当地作出的贡献，雕有其像。明代学者、诗人王桐乡在组诗《海外五逐客》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地人民对李光的敬仰之情：

五十三家祸未消，何人海外得逍遥。

皇天后土犹堪倚，明月消风不费邀。

但看琼岛一身在，莫愁图书万卷烧。

千古牧羊亭下士，好还天道不曾饶。

这首诗通过对李光惨遭奸臣秦桧迫害的历史事实的描述，表达了诗人对李光的同情，对奸贼的愤懑，以对照烘托的手法，忠奸形象鲜明，使读者更增进了对忠臣李光的敬仰。如今，“五公祠”已成为海南重要的旅游景点，成为万千旅客海南之旅的必选之地。

公元1153年，贬居海南期间，李光写下《赠裴道人》一诗：

道人今年七十六，问我修行惟绝欲。密栽涩勒当疏篱，旋辟荒榛结茅屋。不抄书，不看读，宴坐凝然常瞑目。夜深频咽玉池泉，晨起随缘饱菹粥。甘脆肥浓腐我肠，巧笑蛾眉真鸩毒。蛮烟瘴雾隘空虚，谨守药炉谁敢触？我爱裴君道机熟，过我玄谈已超俗。三峰顶上少人行，百尺竿头防失足。世人那识天地根？往来绵绵无断续。嗟予流转海南村，智者方明祸中福。君不见，庞道蕴尽将活计，沈湘江，自织笊篱供口腹？又不见，成都市上严君平，终日垂帘唯卖卜窑王侯蝼蚁同丘墟，学道从来贵幽独。蚌生珠，石含玉，看我丹成跨鸿鹄。马蹄去去稳着鞭，关山路远多坑谷。

时作者在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市）。作品既然是赠送裴道人的，于其中叙及彼此之交往，这是很自然的事。其中，作品也浸透着诗人的生活体验。他遭贬，到了海南，这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祸”；然而，祸福相生，诗人把遭贬边疆的事当作锤炼意志的机遇。在逆境中，他通过“胎息”的修持，更使正直的“浩然之气”得到培养。“蚌生珠，石含玉”。珠玉即是被作为“道真”的玄珠，又是爱国情感的寄托。你看诗人把那些卖国求荣的“王侯”视如“蝼蚁”，而希望自己保存住代表正直的“珠玉”。等到炼就大丹，他就跃马扬鞭，奔赴疆场，为夺回国土而效力。这正是蕴含于诗歌最深层次的爱国正气。

李光在《论百姓失业札子》一文中指出：“臣闻尧舜在上，天下无穷人；文王之民，无冻馁者。盖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自古贤圣之君，莫不贵农重谷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鲜矣。仰惟陛下，临御海寓，躬修节俭，以安百姓，涵养生息，如天地之无不覆载，雨露之无不润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爱民情怀；而对于当时许多“奉承之吏”，李光则给予尖锐的揭露，说他们“贪残苛暴，公肆掊敛”，这真是一语中的，体现了不畏强暴的气概。其实，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李光那些咏叹时事的诗篇，就能体会到他爱民、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在《可叹》一诗中写道：“金陵失守何忽忽，敌兵烧我天子宫。守臣顶香率父老，开门罗拜惟鞠躬。翠莲遥遥遵海道，汉家诏令不得通。外交内应俦与邺，所在州县皆望风。”对于金陵失守、望风披靡的失败情景，李光深感悲痛。遂寓情于文，一抒爱国但不得志，忧国但又无力改变现状的悲痛、郁闷之情。

又过了三年，才因为郊祭之恩，复官授左朝奉大夫，任其自便居住。到江州去世。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眘登基后，为李光发布“复官诰”，宣布李光是无罪被诬陷，追复李光为参知政事，又复资政殿学士职，赠谥号“庄简”，同时还御书敕赞李光：“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雪翰墨，锦绣文章，驱长虹于寥廓，听鸣凤于高岗。”宋理宗赵昀于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二月二日敕赞参知政事李光：“忠厚之气，性情之真，谦和持己，仁爱及民，忤权奸而不能尽其素志，老泉石而终不渝，其赤心也欤。”这是对李光一生的评价。另外还有陆游撰写庄简公家书跋，朱熹撰写庄简公传志合录，司马光、韩世忠、欧阳修等名人也为李光家族撰写了传记。陆游在跋中写道：“李光罢相归乡里，不为秦桧所容，那年我已二十岁了，他常来我家访问先父商谈终日，每当提到秦桧时，他必说隐语‘咸阳’，愤切慷慨形于辞色……”

一代爱国名臣李光，由于他才华出众但又直言敢谏，使得皇帝既想重用又不敢器重他，经受三次拜相三次被罢免的三起三落，最终因得罪奸臣秦桧险些被杀，流放海南十余年，秦桧死后又官复相当于副宰相参知政事，所表现出来的不畏权贵、不惧丢官、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为后人所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