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坚

杜道坚(1237—1318)，字处逸，号南谷子，当涂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人，是宋元之际的著名道士。元初，曾劝伯颜攻城不杀，并入觐元世祖，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受到重视，命住持杭州宗阳宫。其著作，最重要的是《文子缵义》12卷。本书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提要》在对其人其书进行介绍时，称杜之“始末无考”，书之“传本颇稀”，已“散佚不完”，只得将《永乐大典》中的残本编入。这样一来，人们对杜道坚及其《文子缵义》的认识和研究，便长期处于模糊和不甚了了的状态。其实，杜道坚的生平并非无考，该书也未散佚，而是尚存《道藏》之中，值得好好研究。

一、杜道坚的生平

关于杜道坚生平，见于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的《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和朱右《白云稿》卷三的《杜南谷真人传》。现再据其他资料加以补充，综合考述如下：

杜道坚，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出生于当涂采石。据说是晋朝名人杜预之后，时代久远，难以确证。其祖父辈在宋朝是“晦迹丘园”的老百姓。他天性颖敏，年十四，即嗜老氏学，辞母去俗，著道士服。年十七，寄迹天庆观。不久，成为理宗的御前道士。继而去茅山，阅读《道藏》，成为茅山宗嫡传弟子。宗室赵与言在担任户部侍郎江东转运使的时候，闻其名，延致宾馆，知遇最厚。后又再次来到首都杭州，南宋初名将杨存中的五世孙杨颖祖，以礼延请他主持吴兴计筹山升元报德观，时在景定壬戌(1262)。这年，杜道坚2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很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兴玄学，饬轨范”，数年之中，“百废具举，徒众悦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久，承宣使入内都知邓惟善舍宅，建立宗阳宫、纯真观，又请他作主持，并将他引荐给宋度宗，度宗高兴地接见了他，赐号“辅教大师”。

但这时的南宋王朝已经进入末期，内部政治十分腐败，宋蒙关系特别紧张，兵连祸接，人心浮动，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杜道坚虽有志于救世，但在这种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社会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在升元观之东北，白石山顶建了个披云庵，准备在这里“逸老”终生。

至元十二至十三年(1275—1276)，优势的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对腐朽的宋王朝展开了毁灭性的最后决战。战争是十分残酷的，“天兵南渡，所在震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杜道坚的思想也不能不被“震动”。他考虑到“玉石虑毁于昆岗，黎庶惧沦于涂炭”，普通百姓的日子是最难过的，“衣食无从，忍填沟壑”。难道自己在这场劫难中，能够无所作为，袖手旁观吗?“弓刀曷措，莫救乡间”。于是他“慨然冒矢而出，叩军门”，回到故乡当涂，谒见正驻军在那里的元军统帅伯颜，“披胆陈辞，为民请命”说：“宋祚当终，历数有在”，宋王朝太腐朽了，固然应该灭亡，由新的王朝来代替，这是天命。但完全依赖武力征服，破坏性太大，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引起更大的反抗;如果“王诚不杀，则民归有赖”。只要不乱杀人，老百姓自然会归顺依赖的。伯颜听他说得很有道理，被他的诚恳感动了，非常高兴，“恨见之晚”，立即“禁将士下未附者，毋劫掠”，从此“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安堵”。战争灾难，终于在他的劝说下，有了转变。

江南平定之后，杜道坚又跟随伯颜“驰驿入觐”，到上都去朝见元世祖。这时，世祖皇帝“方纲纪四方，并包九有，思修文而偃武，躬屈己以求贤”，正在考虑全国统一后，如何治理国家，大力招揽人才。听说在平定江南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杜道坚，到上都来了，非常高兴，“瞻师之来，奏闻立召”。杜道坚自然也是非常高兴，“望云就日，喜见尧天”。他态度轩昂，不卑不亢，踏着稳健的步子，“布武升阶，高谈王道”。据说，元世祖“嘉其古直，屡赐恩光”，对他的直言无隐很能虚心接受;因此，他也就“感激圣恩，莫知云报”，把他的心中的话全都说了出来。主要内容是“首陈当世之务”，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推荐了一些堪为将相的人才。世祖听了，莫不高兴，便想委任他执政，他极力推辞。世祖只好改派他“乘传江南，求有道之士”。他接受任命回到江南，在各地搜访到一批人才，完成了任务。

至元十七年(1280)，世祖又亲授“玺书”，命他提点道教，住持杭州宗阳宫，护持纯真观，兼领升元观。到大德七年(1303)升任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真人，别立通玄观，兼领杭州四圣延祥观。仁宗皇庆改元(1312)，锡号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旧住持杭州宗阳宫，兼湖州计筹山升元观、白石通玄观。

杜道坚入元以后，主要是作道教提点，他利用这个职务与机会，既护持道教事业的发展，又广泛结交各方面的人士，关心民众疾苦，发展文化教育，校勘古籍，著书立说。当然，也少不了游览名山胜水，吟诗唱和。

杜道坚的交游十分广泛。道教中的师友，主要有葛师中、蒋玉海、邓惟善、邓牧、张与材、李道纯、张留孙、吴全节、孙益谦、吴存实、俞正因、黄石翁、马臻等。政府中的上层官员，主要有赵与言、杨颖祖、邓惟善、伯颜、张伯淳、柯谦、方回，杭州路达鲁花赤、赵孟頫等。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主要有牟献、黎立武、徐天佑、王易简、任士林、戴表元、吾丘衍、李彳刊、胡长孺、仇远、郑元佑、倪瓒、侯克中、顾瑛、张翥等。

通过以上这些人物相互交往活动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把杜道坚的事业功绩，大致归纳如下：

(1)促进道教事业的发展：他主持修建了许多道教宫观，主要有升元观、通玄观、宗阳宫、老子祠、纯真观、延祥观。还广度道教信徒，传授了众多的弟子。有较大影响的有薛志享、林德芳、姚志恭、李拱瑞、张德懋、赵嗣祺、岳榆、袁德逵等人。

(2)关心民瘼：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劝伯颜平江南攻城勿滥杀，入觐元世祖呈求贤用贤之道，救灾荒关心民众疾苦，乐善好施救济贫困等，难以备举。

(3)著书立说：写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著作。主要有：《道德经玄原旨》4卷。《玄经原旨发挥》2卷。《通玄真经缵义》12卷。《关令阐玄》3卷。还曾为《平宋录》和《中和集》作《序》。又善作诗，与邓牧、顾瑛、马臻等人之间曾有唱和，即是明证。还很会写字，书法水平很高，《古今图书集成》把他列入“字学典·书家部”，认为是有成就的书法家。

杜道坚在道教中威望很高，享年也很高，历元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诸朝，直到延佑五年(1318)正月十一日逝世，享年82岁。

二、《文子缵义》的思想

杜道坚的主要著作《文子缵义》，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虽属残本，仍被视为珍本，不少人认为天涯中只此残本矣，不无遗憾。其实，《文子缵义》并未散佚不全，明朝正统年间编辑的《道藏》中，就保留了它12卷的全本，只不过名为《通玄真经缵义》罢了。现在，《道藏》已经影印出版，人们终于得窥久被尘封的《文子缵义》的全貌。本书是对道家经典《文子》的铨释，其《缵义》部分实际上是杜道坚本人的思想，他在元朝统一全国的新时期写作此书，是有其重要的时代和现实意义的。

《缵义》正文12卷：1.道原;2.精诚;3.九守;4.符意;5.道德;6.上德;7.微明;8.自然;9.下德;10.上仁;11.上义;12.上礼。各卷条数不等，共269条。现将其思想义蕴，略加分类阐述。

(一)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发展

杜道坚在《缵义》中，第一卷首揭的就是“道原篇”，开宗明义是要根据老子之道，来阐发道的学说。

道的学说，博大精深，内涵十分广泛。《缵义》说：“道原于天，万物斯长;道且强名，何名非强。是故生天地、育万物，变化有无，不测其妙者，道也”(1卷1条。以下引文，均只注卷数/条数，省去“卷”、“条”二字)。这与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

《缵义》抓住“道”这个核心继续进行阐发，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道无形而生有形，始乎无始，终乎无终，一元之气，肇于太易，太易其万物之祖乎。”(1/15)不过，老子所说的道还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比较含混，《缵义》则明确地说，“道无正形，物随而形。天地间之无形无象者，皆可陶冶而变化，道其神矣乎。”(7/4)天地万物的始初，道处于混沌的状态，本是人们感觉不到的，但却又是可以被感知的万物产生的本原，真是太神妙了。

道，具有物质的特性，《缵义》认为“宇宙之间，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气而已也”(8/2)。“气乃无形之物，物乃有形之气”，它们之间是一种“体用”的关系(5/2)。这就向唯物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道，还具有普遍性、无限性，《缵义》认为“夫道，高下无极，遐迩贯通，无形无名，有情有信，圣人体道，不私喜怒，事至而应”(4/1)，是任何地方都存在的，而且“朴大无形，道大无量，天圆地方，道在其中。”(8/3)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无始无终，无限发展，无法穷究。

道，既然是万物的本原，又具有发展的特性，因而也就是有规律的，《缵义》认为“道生天地，天地生人，气神感化，形万殊而道一焉”(8/20)。“道乃天下之所共，时来时去，不将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4/19)道制约着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无不遵循道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极则反，物盛则衰，理之常也;卮满则倾，刃刚则折，物之常也。”(3/16)这个“物理之常”还表现为阴阳、祸福、盈虚诸多方面，人们应该按照道的原则、规律去认识处理问题。

杜道坚阐发老子思想，又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思想。老子在谈论道和德的关系时说：“失道后而后德”，其地位是显然不同的，因为万物是“道生之，德养之”，所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话的含义不太明确，容易产生误解。《缵义》则明确指出：“道尊德贵，异名同出;生之畜之，不无不有。”(2/6)而且“天地之道，以德为主，而道为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8/4)二者密不可分，“天性即道，性善即德。”(5/1)它们无非是表里、体用、整体部分的关系而已。

(二)对儒家思想的吸收融合

老子在论述道与德的地位之后，还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仁、义、礼等的地位更是明显的等而下之，特别是“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更居于排斥之列，属于深恶痛绝的东西。《缵义》就不囿于传统，敢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现实需求的形势下，把儒家思想中这些有用的东西吸收进来，对道家思想的某些命题作出新的解释。

在《缵义》中，有不少专门谈论要上仁、上义、上礼的意见。“仁义者，道之孙、德之子欤!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尝相离。”(7/18)它们相互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并不排斥，只不过层次不同罢了。仁义，是辅佐道德的准绳。《缵义》认为“有圣贤者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就可“混天下为一家。”(12/13)何必拒绝排斥呢!“礼者，检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其功用自然是很大的。礼的进一步扩大，就是礼义廉耻，其情况作用也一样。《缵义》认为：“君子之礼义廉耻，犹匠石之规矩准绳也”。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缵义》中吸收了许多儒家思想的成分。众所周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不谈理的，理学的创立和盛行，是宋代儒家宣扬的结果。理学在宋代思想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杜道坚是不会超然理外的。《缵义》谈论理的地方很多，例如，“天下通行之谓道，万古不易之谓理，故道理最大。自古有国家者，得道则昌，失理则亡。”(10/14)这里的理，显然是指事物之理，而且与道联系在一起，具有原则、规律的意思，人们必须按照理的原则处理事务。有些时候更把理与天联系在一起，称为天理。“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胜则所为皆天，欲胜则所为皆人。”(4/15)这种天理人欲论，显然是宋代理学家们经常宣扬的东西。

(三)儒道互补的政治思想

杜道坚著《缵义》的目的，看一看本书的“序”就清楚了，“古之君天下者，太上无为，其次有为。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劝，霸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时焉。”清楚地说明此书是一部政治思想很浓的资治书。

道，既然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规律，治理国家当然也不应该例外。《缵义》认为治国之本，必须循道，“上古之君，法天道。”(1/2)这个天道就是清静无为，“天清地静，故能长久。圣人以清静为治者，法天地也。”(9/13)“圣人之治，恭默无为。”(1/7)都说明要实行无为而治。

首先，要把君民的关系处理好，君主要重视人民的地位、意志和作用。“德胜者霸，得人心也;胜敌者强，得人力也;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4/13)从历史的事实上看，“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8/3)要把人当人看待。皇帝是“代天作子，故称天子。天子视民犹赤子，不废所与养。”(8/19)必须善于爱护养育，“使之以时，而敬慎之。”(10/6)要让人民有饭吃、生活安稳、国家富裕。“国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7/23)“民富，则国昌矣。”(6/17)思想上要认识到“君子小人，均是人也;为君子而教不被于小人，何德以资小人之养哉!君善下而不争，则群众献其忠，柢固根深而国安矣。”(7/19)

其次，要反对苛政，施行仁政：《缵义》认为不能过分使用民力，“立法创事以盗民力，初若利之，至于末流，未有不自贼者也。”(4/5)如果不爱惜民力，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就是苛政，就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多敛民仇，来怨之媒也。”(5/8)“政苛民乱，理所必然。”(2/13)严重的就会带来亡国的灾祸，“国之苛政横行，犹江河之大溢，风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7/7)

第三，要无为而治：治理国家，需要做的事很多，何事该做?该何时做?先后如何?是不能主观主义盲目行事，而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缵义》的意见是应该符合道的原则，按道的规律处理。“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古之善为天下者，无为而无不为。”(10/21)无为的作用很大，有很多好处，“上无为，民自化;上无事，民自富;上好静，民自正;上无欲，民自朴。”(1/14)无为，并非任何事都不做，“无为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动也。圣人应物，不先物，因其自然之势。”(8/16)而是该做才做，不该做就不做，哪能什么事都不做呢，“智者不为其所不能为，强所不能，则非智矣。”(5/8)真是该做的事，还是要做的。

第四，无为而治，还表现在用人方面，《缵义》说：“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则王者无为乎上，守而勿失。国之治乱系乎人。”(8/14)不要自以为聪明能干，便独断专行，“道可独行，事不可以独擅。”(6/7)国家的范围太大了，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决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可以胜任的，“一人之材难为治，不以智为治。”(1/22)必须发挥众人的智慧，群策群力才能完成任务。“夫用人之道，以天下之目视耳听，则聪明广;以天下之智虑争，则功业大。故贤者尽智，愚者竭力，近者怀恩，远者怀德。”(10/2)当然，对人才的要求应该符合实际，不能要求过高，“人无十全，事无尽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从长，何事不济。”(11/10)“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人无弃才。”(8/15)把所有的人都用起来了，事情都能很快办好，国君还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呢?!

第五，无为而治，还需用法来辅助：法，在老子书中是没有地位的，儒家强调人治也不把法治放在重要地位，《缵义》却看出了它的重要性。他认为“道乃法之本，法乃道之用。治国有常，而理民为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者法也。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为其束于教耳。”(11/4)道与法，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修身无法则事惑，治国无法则政乱。”(3/13)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注意的是，“圣人立法，以导民心，使各安其自然之分。”(8/5)而且要简单宽松一些，不要太烦琐严峻，“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夫法无刑诛之刻，则易于治;御无捶策之繁，则能致远。”(1/21)立法要特别慎重，一经建立公布就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宜随便更改，“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数变。”(7/5)执法者要没有私心，公正廉明，贵贱平等，“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无私，故法一而令行。”(9/19)用同一的尺度标准去衡量，才能服众，“法者，人主示度量，为天下准绳也。法定之后，不二所施。夫犯法者，虽尊贵必诛;中度者，虽卑贱无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11/7)只要“刑不致酷，则百官尽职，万民服业，天下隆平矣!”(5/19)

杜道坚以方外道士之身，不忘民人疾苦，有志于救世，精神可嘉。他密切结合现实的需要，著成《缵义》一书，弘扬传统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治国的新方案，无疑对当时的执政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是有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