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又作 Sir Thomas More , 1478年2月7日 — 1535年7月6日),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学者和阅历丰富的政治家,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
1478年2月7日,莫尔出生在伦敦一个律师家庭,其父约翰·莫尔作过高等法院的法官。家境的富裕使莫尔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还在少年时代他就学会了拉丁语。13岁时,莫尔到坎特伯雷大主教、大法官莫顿家中作少年侍卫。这位主教对聪明好学的莫尔极为赏识,常对朋友夸奖说:“我的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名人”,稍长,莫尔进入牛津大学读书。这里是人文主义活动的中心,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使莫尔的才华得以展示。他学习希腊语,还在形式逻辑方面受到训练,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大约1494年,莫尔迫于父命回到伦敦学习法律。在法律方面的苦心钻研,使他的知识更为丰富,也培养了他的现实主义态度。1496年2月,莫尔被获准进入林肯法律协会,1501年成为外席律师。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和惊人的工作能力,在从事法律的研究和实践的同时,仍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以各种文学形式,包括戏剧和诗歌,磨练自己的才能,以求笔锋的自由流畅。莫尔在宗教信仰方面,浸沉较深,他认真研究过奥古斯丁的作品。莫尔曾在法律协会附近的卡尔特修道院住过四年,尝试修道生活,但最后还是决定以世俗的基督教徒身份献身于上帝和他的同胞。
莫尔在律师界秉公行事,数年之中建立起很高威望。1504年他年仅26岁就被选为议员。风华正茂的莫尔,在国王亨利七世无理要求一笔补助金时,在议会中起而反对,使国王未能如愿以偿。为此事亨利七世将莫尔的父亲投入监狱,并罚以巨款。莫尔也无法继续从政,回到律师界并从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1504年末或1505年初,莫尔与埃塞克斯郡一个乡绅之女珍·考尔特结婚。他继续过着虔诚的生活,不曾改变早起、长时间的祈祷、禁食、穿粗毛衫等习惯,上帝仍然是他生活的中心。
莫尔与欧洲著名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有着深厚的友谊。伊拉斯莫1499年夏天来到英国,与莫尔结识。在伊拉斯莫第二次在英逗留期间(1505—1506),他已是莫尔家中的常客了。为增强运用拉丁语的能力,也为掌握讽刺对话艺术和雄辩讲演的技巧,两位朋友竞相翻译公元二世纪希腊作家吕西安的作品。他们的译文于1506年在巴黎出版并多次再版。其间,莫尔还将《约翰·皮库传》一书译成英文。1509年伊拉斯莫来英作时间最长的一次侨居,他在莫尔的家中写出了杰作《愚颂》,该书是在莫尔的建议下写作的。
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重返政界,起先是承担出使国外的工作。1509年莫尔代表部分伦敦商人与安特卫普的商人代表进行谈判,解决纠纷,从而赢得了伦敦商人的信任。在以后数年间,他又几次出使欧陆。
1511年,他年轻的妻子去世,留下四个子女。数星期后他又与伦敦一位纺织品商人的遗孀阿利丝·米德尔顿结婚。
约在1513年至1518年间,莫尔用英文和拉丁文写了《国王理查三世本纪》,这是英国历史学的第一篇名著,虽然没有完稿,但对后世产生影响,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就是以莫尔的这本书为蓝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暴君的形象。
《乌托邦》一书是莫尔的不朽之作,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写于1515年至1516年出使欧洲期间,用拉丁语写成。书中叙述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即“乌有之乡”。莫尔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国家,莫尔说,“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岛国。在那里,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都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公民们没有私有财产,每十年调换一次住房,穿统一的工作服和公民装,在公共餐厅就餐,每人轮流到农村劳动二年,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居民每天劳动六小时即能满足社会需要, 其余时间从事科学、艺术、智慧游戏活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乌托邦人也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莫尔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落到最坏的人手中,而其余的人都穷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莫尔赞扬岛国的贤明制度,实际上是批判欧洲,特别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莫尔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他在“乌托邦”这本书中批判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关系,描写了人民的痛苦。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揭露圈地运动的结果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做牧场,房屋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圈……佃农从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有时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那些不幸的人们想尽办法,只有离乡背井了……等到他们在流浪生活中把卖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们就只有盗窃,受绞刑的处分,否则就是挨家沿户讨饭了。”莫尔“羊吃人”的名言成了当时民歌中经常引用的佳句,他那对圈地运动的详细描写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方法时所引用的生动素材。
当然,处于那个时代的莫尔还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也无法指出实现理想制度的真正途径,他的乌托邦只是一个空想而已。
亨利八世对于莫尔的博学多才极为赏识,决意把他召入宫廷工作。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申诉法庭庭长,1521年任副财务大臣,并被封为爵士。1523年莫尔被选为下议院议长,1525年受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1529年又擢升为大法官。莫尔平步青云,声望日重,国王对他极为推重,不拘礼节地约他一同进餐,还和他一起研讨数学和天文学, 可是莫尔对此并不感到荣幸。有一次人家祝贺他受到国王的宠爱,他回答:“假使我莫尔的人头真会让他得到一座法国城池,这颗头准得落地。”莫尔深知亨利八世的为人是反复无常和冷酷无情的。
当时欧洲正值宗教改革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亨利八世开始是反对路德的改革主张的,曾写了《保护七项圣礼》的小册子。莫尔是宗教改革的坚定反对派,他帮助国王进行撰写。当遭到路德的回击时,莫尔以卡利尔莫·劳山的笔名写了《回答路德》一文(1523年),反唇相讥。1526年他又在一个《书信集》里对路德的全部教义进行抨击。该书信集到1568年才出版。
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势在必行,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加速了改革的进程。由于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问题上突然改变态度,这就注定了莫尔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冲突。莫尔依旧笃信天主教,在1529年至1533年间,莫尔发表了七本辩论的小册子,第一本也是写得最好的一本名为《论异端问题的对话录》。
身为大法官的莫尔,在公开场合仍然以国王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但他深知他和国王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530年英格兰的贵族和高级教士联名写信给教皇,要他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莫尔未在信上签名,他认为凯瑟琳应是国王真正的妻子。他反对在英国进行宗教改革,尽管他也曾对天主教的腐败现象加以抨击,但他主张天主教内部改良,主张用全教会代表会议来限制教皇权力。他认为欧洲应由一个统一的教会来维系,以减少战祸。
莫尔于1532年毅然辞去大法官职务。亨利对于莫尔的不为己用和辜负信任,深感恼怒。但莫尔不愿抛弃自己的信仰以换取亨利的开恩,继续坚持自己虔诚的天主教信念。1533年莫尔写了两本替自己辩护和反驳异端的著作。这时已是流言四起,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到莫尔的头上。莫尔凭着其崇高的声望和敏捷的辩才,保护了自己。
1533年,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后与安娜·波琳结婚。莫尔拒绝参加安娜·波琳的加冕典礼。次年,议院通过《至尊法案》,宣布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全国臣民都要宣誓承认,莫尔拒绝宣誓因而被关进伦敦塔。
在被囚禁的日子里,莫尔写了《耶稣受难史》,但写到圣餐制的设立时,由于狱中没有精确的参考资料而辍笔。他又另写一部著作,题为《快乐对苦难对话录》,书中点缀着不少圣经的训诫和幽默的趣闻轶事,其中有些情节带有自传性质。
在狱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三次拒绝宣誓,由于他坚不吐露拒绝宣誓的理由,所以无法审判定罪。后来亨利八世的检查官作假证诬告莫尔说过“议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的最高首领”的话。尽管莫尔据理抗辩,可是陪审团还是一致裁决他“有罪”,应处死刑。在审判他的法官中有新王后安娜·波琳的父亲、哥哥和叔叔。
莫尔被判定为叛国罪,国王将肢解刑从轻改为斩刑。当莫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声说:“求天主保佑我的亲朋,免邀此种恩宠。”这句诙谐语是对亨利八世专制暴虐的嘲讽。在临刑前的五天时间里,他写好了一篇漂亮的祈祷词和告别信。1535年7月6日他走上断头台,临刑前还幽默地对司狱长说:“请帮我上去,至于下来,我自己安排好了。”第二天,莫尔的头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这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伊拉斯莫在莫尔生前和死后都有文字记载这位好友,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莫尔的评价。
伊拉斯莫在写给德国人文主义者乌尔利希·冯·胡登的信中,把他的这位伦敦朋友奉为欧洲知识界的楷模。按照伊拉斯莫的描述,莫尔中等身材,白晰的皮肤,浅蓝色的眼睛,生性愉快,衣食朴素,天生爱好友谊,爱好趣味横生的幽默,异国的物品和珍奇的动物也是他特别喜爱的,他有着即席应对的辩才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宗教方面他虔诚而不迷信。
莫尔的噩耗传来,伊拉斯莫为这样一位他赞扬备至的人的死去而深感悲痛。“他的灵魂之纯洁胜过白雪,在英国从来没有过象他这样的天才,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有”,伊拉斯莫把他誉为“适合于任何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