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
世祖武皇帝，姓司马，名炎。其祖懿，父昭，世执魏政，至炎遂篡魏平吴而有天下。初封晋王，故国号晋，在位十一年。
原文
晋初置谏官，以傅玄为之。玄以魏末士风颓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陛下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主嘉纳其言，然亦不能革。
直解
武帝既代魏而有天下，乃广开求言之路，初置谏官，使之专论朝政得失。选择群臣中，以傅玄素称刚直，遂用他为此官。傅玄见魏朝末年教化不明，士风颓败，思有以救正之，乃上疏说道：“臣闻先王统御天下，以教化为急务，倡天下以礼义之风，而养之以廉耻之节。教化既崇于上，则清议自行于下。人人皆知重名教，畏清议，而败礼伤化之士自无所容，治隆俗美，皆繇于此。近者魏武帝不知教化之务，只好用法术以制天下，所进用的都是刑名之吏，于是天下之人都尚刑名以应之。文帝又喜慕通达，不拘拘于小节，所进用的都是浮薄之士，于是天下之人都以放达相高，反以谨守名节者为贱，而教化之具尽废。所以后来朝廷上，纪纲法度不复管摄，而放诞不简，如何晏、王弼之流，满于朝野，谈论虚无，遗弃礼法，遂使天下之人争慕效之，以名教为不足贵，以清议为不足恤，而教化之衰，风俗之败，至此极矣。今陛下圣德龙兴，受魏之禅而有天下，能力行恭俭，以求广尧舜之化，固可谓得其要矣。但好恶用舍之间，乃人心之劝戒所系，陛下即位以来，不曾见举一个清操远识以礼自守之臣，以敦尚风节，也不曾见退一个虚名鄙行之士，以惩戒人臣之不恪者。好恶未彰，而劝戒无法，然则人心风俗安能遽变乎！臣所以犹敢有言，愿陛下留意于此。”晋武帝嘉纳其言，以为切于时务，但当时承魏之敝，习俗已成，帝亦不能痛革之。其后晋世士大夫皆崇尚玄虚，清谈废事，荡然放纵于礼法之外，以为旷达，遂以亡国。可见教化诚国家之急务，风俗为治忽之所关，而欲行教化以移风俗，又在人主。但率之于上，立之以表仪，示之以好恶，而后天下可渐化也。今武帝之初，虽矫情于恭俭，未几自恃升平，荒于游宴，而忘经国之远虑矣。虽欲移风易俗，其可得乎？此图治者之所以贵端在其本也。
原文
诏曰：“昔在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直解
交州，即今广东雷州、廉州及安南一带地方。仆射，是官名。晋武帝太康元年，此时吴国既平，天下混一，武帝便说太平无事了，因思汉末董卓、曹操等，皆以州兵强盛，胁制朝廷，欲矫其弊？乃下诏说道：“汉家初置刺史，只着他督察郡县官吏，到东汉末年，四海分裂，各州刺史把郡县的职事都自专制，内既亲理民事，外又统领兵马，各据一方，朝廷不能制，遂致乱亡。如今天下僭乱尽平，合为一家，岂可复蹈其弊，正该韬戢干戈，偃武修文。凡刺史分职，只主督察官吏，如汉家故事。尽除去州郡兵马，大郡只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刺史都不得管领。”于是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州与广州东西数千里，与诸夷接界，此二州兵马恐不该减损，以示单薄虚弱，而生蛮夷之心。”那时仆射山涛也说：“不独交、广二州，天下州郡的兵马，乃是国家的武备，若无武备，万一盗贼窃发，何以制之？恐乱繇此起，都不该裁革。”武帝不听，毕竟都革了。其后才过得三十余年，到惠帝永宁以后，内则诸王相残，外则五胡纭扰，盗贼纷纷，乘时并起，这州郡中兵马既撤，都无准备，虽有武吏百数十人当得甚事？看着那盗贼横行，莫能擒捕制御，天下繇此大乱，果如山涛所言。到后来诸州刺史又复兼领兵马，而州镇之权越发偏重，海内分裂又甚于东汉之末，仅及百五十余年而晋亡矣。此武帝贻谋不善之所致也。古语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晋武之谓乎！
原文
三年，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之何帝？”对曰：“桓、灵。”帝曰：“何至于此？”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直解
太康三年，晋武帝亲祀南郊。礼毕，从容访问司隶校尉刘毅说：“卿试看朕可比汉朝那一个皇帝？”武帝自负是开创之君，或比得高祖、光武，次亦不出文、景、明、章之下。刘毅平生直戆，适见武帝平吴之后，怠于政事，任用外戚杨骏，交通请谒，公行贿赂，就对说：“陛下可比汉家桓帝、灵帝。”武帝惊骇说：“这两个昏乱亡国之君，朕虽不德，何至如此？”刘毅对说：“臣非妄言，有所指证。昔桓帝、灵帝自家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官库，为国家的公用；今陛下却被那贵戚权臣把朝廷的官爵卖与人做，得钱以入私门，为他的私用。这等看来，还似不如桓、灵。”武帝乃大笑说：“桓、灵之世，君昏政乱，在朝都是面谀的人，几曾闻有这等言语！今刘毅面折朕过，是朕有直臣。主明则臣直，岂不远过于桓、灵之世乎？”尝观晋史，武帝恭俭明达，足称贤主，虽其末年任用匪人，岂可遽以桓、灵为比？刘毅此言，指斥太甚，常情所不堪，而武帝乃能优容，略无怒色，传之当时，益见其盛德，载在史册，至今为美谈。此后世人主之所当法。然于卖官一事，竟置而不问，卒亦未见其疏杨骏，抑私门，彼复何惮而不为也？徒有纳谏之虚名，而无用谏之实意，虽美何益！此又后世人主之所当戒。
惠帝
孝惠皇帝，名衷，是武帝第二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七年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直解
惠帝七年九月，升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居三公之任。那时贾后专政于内，贾谧等擅权于外，王戎虽为三公，只随波逐流，与时上下，以图容身保位而已，并不曾直言正色有所匡救，把府事都委与僚属管理，常轻身出去遨游放荡，无复拘简。其性又贪婪鄙吝，所置园庄田产遍于天下，每自家执着牙筹，日夜算计帐目，常如不足。家中有一种好李，发卖与人，恐人得了这种，分夺其利，临卖时常钻破李核，使人再种不得，其贪吝至于如此。三公以荐贤为职，他凡所称赏荐拔的，专一采取虚名，不论实行。有阮咸之子阮瞻，尝谒见王戎。王戎问他说：“历代圣人，崇尚名教，要人遵守礼法；老子、庄周却发明自然无为之教，只要任意率真，不以礼法自拘束。这两样教门，其旨意同乎？异乎？”此时放达之士祖述老、庄，而礼法之士每深嫉之，两家各争是非，故王戎发问及此，有混同儒、老之意。那阮瞻正是个尚老庄的人，会得王戎的意思，乃含糊答说：“这两家道理得无相同。”王戎甚喜其言，叹美良久，就举他做三公府中的掾属。当时人见他因这“将无同”三字便得了美官，遂号他做“三语掾”，其轻于取人又如此。盖自魏晋以来，士大夫祖尚老、庄，崇奖浮薄，其自处则抑名教而贵玄虚，其取人则采虚名而略实行。至于惠帝之时，其风益盛，其习愈靡，以不拘名分者为旷达，不修职务者为高雅。丧容止之仪，纵耳目之欲，则谓之任真；托虚无之论，悖哀乐之情，则谓之忘累。废时失事，败礼伤化，无所不至，甚者以国家之治乱兴亡亦举而委之自然之数焉。驯至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王戎诸人，不但得罪于名教，抑且倾覆人国家，诚万世之所当鉴戒也。
原文
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而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庶，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直解
武都，是郡名，即今陕西巩昌府阶州地方。秦川是地名，即今陕西西安凤翔等府地方。晋惠帝元康九年，此时秦雍氐、羌齐万年反，将军孟观始讨平之。太子洗马江统因思汉、魏以来，氐、羌、胡、羯、鲜卑来降的，都杂处在中原地方，以致扰乱我华夏，这乃是腹心之患。宜趁此时，驱遣出塞，以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一篇，以警动朝廷，说道：“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古时列在四方远处，叫做要服、荒服，言但以约束羁縻之，而荒忽无常也。昔夏禹平水土，而于西戎，止就而序之。盖以诸夷性气贪婪好利，凶悍不仁，本与中国不同。而四夷之中，惟戎、狄在西北者，其贪悍尤甚，从来叛服不常，顾其势力强弱何如耳。有时衰弱则畏服来降，有时强盛则侵叛为患。我中国帝王遇着他强盛的时节，就是汉高祖这等英武也被他诈诱，围困于白登；汉文帝这等仁明也被他侵犯，出军于灞上。及至遇着他衰弱的时节，就是汉元帝、成帝这等衰微，而匈奴酋长如呼韩邪之类，也都称臣来朝。可见戎、狄之叛服，不足为我中国之重轻，历观往事，其明验如此。所以有道之君，其牧夷、狄也，如畜禽兽。款待他必有准备，不因其服而纵弛；制御他必有常法，不因其叛而穷黩。他虽稽颡执贽畏服于我，而边城不废固守，待之有备也；他虽强暴为寇，侵叛于我，而兵革不烦远征，御之有常也。其意只要峻出入之防，明要荒之制，使中国自为中国，夷、狄自为夷、狄，境内之民获安，疆埸无所侵扰便了。何可幸戎、狄之来服，便容他居我内地，以启乱华之阶，而忘中国之备哉！至魏朝初兴，天下未一，西边与蜀国隔界，那时内附的西戎，如羌、氐之类，有在彼界上的，有在此界上的。魏武帝恐蜀人招引武都氐、戎，助兵入寇，乃迁徙他入居秦川，散居关中地方。其意欲以外弱寇敌之党援，内壮国家之藩屏，藉此氐戎，以打御蜀虏。此盖一时权宜之计，实非万世经人之利也。武帝只以御寇为急，不暇远虑，而祸本实种于此。到如今蜀国既亡，天下混一，这祸患却是我国家当之，往年杀害官吏，近日反叛朝廷，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土地肥饶，物产丰盛，乃自古帝王建都之所，未闻戎、狄之类可居此土也。盖戎、狄犬羊，原非我的族类，则其心决然与我不同，岂肯安心帖服我中国。只因其衰敝，迁入畿甸内地，以为不足复虑。百姓每与他杂居既久，也有玩忽之心。又见其寡弱，或从而欺侮之，使他怨恨之气深入于骨髓。到后来生育众多，渐渐强盛，遂坐生叛乱之心。以其贪悍之性，怀挟愤怒之情，一旦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又居封疆之内，无边塞之隔，从而掩袭我素不防备之人，收掠我散在四野之积，故能为祸滋长蔓延，暴害发于不测，此必然之势，而亦已验之事也。今可不深监而预防之哉！宜徙诸羌于先零、罕开之地，徙诸氐于阴平、武都之界，庶几华夷不杂而祸原可绝也。且戎之当徙，不止氐、羌，今并州之胡，分为五部，户至数万。幽州句骊，户落孳息，且以千计。譬如犬马，豢养太过，至于肥充，其气骄盈，则有噬啮之患，况于夷狄居我内地，能不为变乎？但顾其初衰微寡弱，势力不逮耳。今日渐蕃盛，将不可测。夫为国家者，其所忧患不在人民寡弱，而在社稷不安。今天下一统，土地这等广大，士民这等殷富，本自众盛，何须那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既无益于中国，而适足贻患，都该再三晓谕，着有司发遣，给以行粮，使还旧土。在彼客居此地，不无怀土之思，既有以慰其心；在我华夷杂处，不无纤芥之隙，又有以释其忧。保惠此中国，以安靖彼四方，绝将来之祸，贻永世之德，其为计不亦长便乎？”当时朝廷上下，只苟安目前，都无忠谋远虑，虽江统之论深切著明如此，毕竟不能用也。前此郭钦亦尝言于武帝之时，而不见听。夫武帝自其身艰难开创，尚虑不及远，况后世乎！其后仅一再传，而胡酋刘渊果以五部倡乱，羯则石勒、氐则苻洪、羌则姚弋仲、鲜卑则慕容廆，迭起乱华。终晋之世，海内纷扰，以至于亡。郭钦、江统之言，于是乎验矣。
原文
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直解
晋惠帝昏愚，政在臣下。权势贵戚之家，皆交通贿赂，凡事非钱不行，于是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笑之。其文说道：“铜钱之为物虽微，而其形体外圆内方，有乾坤之象，世人亲爱之如亲兄一般，以钱孔四方，遂字之曰‘孔方’。这物虽无道德而极其尊，人皆贵重之；虽无权势而极其热，人皆趋附之。他能排进天子的金门，直入公卿的紫闼。事之危急的，有了钱去营求，则危者可安也；人之该死的，有了钱去营求，则死者可活也。虽是尊贵的人，要摆布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贵者亦可贱矣；虽是生活的人，要杀害他也不难，只有了钱，则生者亦可杀矣。忿怒争讼的事，不论是非，若非钱则必不取胜；幽晦淹滞的人，不论贤否，若非钱则必不超拔。怨恨仇雠，非钱则不能和解；令名美誉，非钱则不能自发。钱之功用，其大如此。如今洛阳城中，穿朱衣、当要路的贵人，都爱我孔方家兄，无有止极。执他之手，怀抱他终始，不肯相离。其爱钱如此。大抵凡今之人，也不管甚么道理，也不知甚么法度，惟知有钱而已，此钱之所以为神也。”自古观人国者，但见纪纲整肃，上下清白，便知其国之盛；但见权势恣横，贿赂公行，便知其国之衰。古人有云：国家之败，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今观鲁褒之论，晋之朝贵，惟钱是爱，而钱得以移其贵贱死生之权，则其国事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原文
初，太弟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渊从祖右贤王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乃相与谋，推渊为大单于。
直解
左右贤王，都是匈奴的官名。冠军、积弩，都是将军的官号。弱冠，是二十岁。匈奴称单于，即中国称天子的意思。这一段是记五胡乱华之始。初，惠帝弟成都王颖镇邺时，奏荐匈奴降人居晋阳的，有左贤王刘渊可用，以他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领兵在邺。渊有子名聪，生性骁勇，远过常人，又博涉经史书籍，善作文词，有气力，弯弓重三百斤，才兼文武。弱冠时，游于京师，凡有名的士大夫都与他交游。颖又以聪为积弩将军，父子都被亲用。渊的从祖右贤王刘宣对他族人说：“我匈奴本与汉家约为兄弟，何等尊宠。其后呼韩邪单于降汉，自汉亡以来，徙居塞内，曾为单于的，如今空有名号，实无尺寸之地，其余王侯都无封爵，下与平民同编户籍，以供差役，其屈辱如此。今吾部落虽衰，犹不减二万，足以自奋，岂可束手受制于人，听其役使？奄忽之间，过了百年，与草木同朽乎！吾观左贤王英姿武略，超绝一世，天若无意兴起我匈奴，必不虚生此人，既生此人，便是天意有在。今晋室诸王自相屠戮，骨肉相残，内难既作，海内纷纷，盗贼并起，就似鼎中沸汤一般。天下祸乱乃英雄之资，我等当同心协力，推戴左贤王，兴复呼韩邪的故业，正在此时，岂可坐失机会而甘心于人下哉！”遂相与谋议，共推刘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乃设计辞颖，脱身北归，至左国城，自立为汉王，未几又僭称大号。其子刘聪继之，日益猖獗，以至洛京不守，怀、愍蒙尘，而晋室遂东矣。按刘渊父子虽是骁雄，然在武帝时，羽翼未成，诚如郭钦、江统之言，申谕而发遣之，使还其旧土，后虽为患，不过侵犯我边境而已。失此不图，使二百年余孽安处中国，包藏祸心，习知我虚实强弱，一旦乘隙，相扇而动，千百成群，遂不可制，以成滔天之祸。驯至北魏、辽、金，以极于有元，而天下胥为夷矣。盖刘渊之乱，其滥觞也，后之处降胡者，尚思履霜坚冰之戒，而防其渐哉！
怀帝
孝怀皇帝，名炽。是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在位六年，为匈奴刘聪所虏。
原文
十一月，以王衍为司徒。衍说太傅越曰：“朝廷危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都督，族弟敦为青州刺史，语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
直解
荆州，即今湖广等处地方。青州，即今山东等处地方。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此时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专擅朝政，以王衍素有重名，就用衍为司徒。王衍因劝太傅越说道：“今朝廷危乱，正该倚赖各州刺史，这是古时方伯之官，外镇四方，内卫王室，须得能文能武兼禀全才的人，以居此官，缓急方可得力。”因荐其弟王澄做荆州都督，族弟王敦做青州刺史。王澄是个浮华之士，王敦是个凶狠之徒，朝廷如何倚赖得他？此是王衍假公济私，要植亲党以保禄位耳。因私下对王澄、王敦说道：“吾等遭此危乱之时，常恐身家不能自保。今荆州境内，有江、汉二水，可依以为固。青州背后，就是大海，可恃以为险。你二人在外，各据要地，我居其中，秉执朝权，尔以我为腹心，我以尔为羽翼，谁复有能害我者？此足以为三窟而保全身家矣。”窟是土穴，兔性最狡，穿地为穴，若止是一处，恐怕人以水灌，或以火熏，无处可逃，故连做三个巢穴，彼此相通，以为藏躲脱走之地。王衍设此譬喻，自以为得计矣。岂知忠臣忘家徇国，国安则家安，未有不顾国之危乱，而身家可保者也。到后来王澄纵酒废事，遂为王敦所杀。敦又以谋反败死。而王衍竟死于石勒排墙之下，虽有三窟，何足恃哉！此可以为人臣负国不忠，背公植党者之戒矣。
原文
五年，东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丧还葬东海。石勒帅轻骑追之，无一人得免者。执太尉衍等，坐之幕下，问以晋故。衍具陈祸败之繇，云计不在己。且自言少无宦情，不豫世事，因劝勒称尊号，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
直解
怀帝即位之五年，羯胡石勒，举兵入寇，逼进京师。东海王越时为太傅，不护守京师，却领兵出镇许昌。怀帝恶其专擅，密诏大将军苟晞讨越。越因此忧愤成疾而薨，临薨时，把后事托与太尉王衍。衍奉其丧柩回东海国中安葬，被石勒帅领轻骑追至苦县地方，围住晋兵，将士十余万人尽被擒获，无一人得脱者。石勒拿住王衍，叫他坐于帐下，问以晋家变乱的缘故。王衍备细陈说晋室祸败都繇宗室争权、骨肉相残，以致宗社倾危，朝廷坏乱，实不干我等大臣之故。且我少时宦情甚薄，不愿做官，所以一切世事懒得干预。王衍这说话，只是惧怕石勒杀他，要推罪免祸的意思。又劝石勒早称帝号，以逢迎其意，冀免于死，其不忠甚矣。勒见衍言词虚妄，因折他说道：“世间有那不爱名位的人，方可说的无宦情，汝自少登朝，名盖四海，位至三公，负这等大名，居这等重任，如何说道无宦情邪！今天下事全是你每坏了，所以致此祸败者，不是你却是谁？”因命左右牵出，至夜，使人推墙压之而死。夫人臣之义，食其禄则当任其事，王衍为晋大臣，义同休戚，当国家多难，固宜效忠戮力，死生以之，却乃平时则崇尚虚谈，隳废国事，及至临难则甘心媚虏，俯首乞怜。虚名无实之士，其误人国家如此，人君于任人之际，可不慎所择哉！
原文
周奔琅邪王睿，睿以为军咨祭酒。前骑都尉桓彝亦避乱过江，见睿微弱，谓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而单弱如此，将何以济！”既而见王导，共论世事，退，谓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诸名士相与登新亭游宴，周中坐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因相视流涕。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邪！”众皆收泪谢之。
直解
睿，是晋元帝名，元帝初封为琅邪王。军咨祭酒、前骑都尉都是官名。中州指洛阳说。管夷吾，即管仲。新亭，在今应天府江宁县地方。中国叫做神州。楚囚，是借春秋时钟仪留晋的故事，以见羁旅异乡的意思。晋怀帝永嘉五年，匈奴刘聪的军马攻陷洛阳，怀帝被执，又西据了长安，此时海内大乱，独有琅邪王睿镇守建业，江东稍安。于是中州名士周遂奔江东，来投琅邪王睿，睿就收用他做军咨祭酒。又有前骑都尉桓彝，也是从中州避乱过江，因见琅邪王兵力微弱，恐难倚赖，私下对周说：“我本为中州兵乱，特来这里避乱全身，不料江东事势单弱如此，将何以存济而得免于祸！”心下疑虑。后来得见王导，与他共论时事。王导是琅邪王的谋臣，先劝琅邪王潜图兴复，收人望，振法度，别名器，凡所施为，都有次第，言论风旨，慷慨动人。桓彝不觉敬服，既退，与周说：“当时齐国只得一个管夷吾，便能攘夷狄、兴周室，向见王导，即今之夷吾也。江东虽微弱，有这人在，吾复何忧？”诸名士每暇日相邀出登新亭，临江游宴，周到半坐时，感叹说道：“昔洛都游宴，多在河滨，今新亭乃临江渚，风景都是一般，只举目之间，未免有江、河之异，故国丘墟，胡尘阻绝，使人对景伤怀。”于是彼此相顾，不觉泪下。那时王导独愀然变色说道：“诸名士在此正当并力一心，共扶王室，削平祸乱，克复神州，才是大丈夫的事业。何至区区似楚囚一般，羁旅无聊，相对涕泣，徒悲何益耶！”诸名士乃猛然警省，都收泪而谢之。此亦王导激励人心之一机也。可见国势之强弱，只在贤才之有无。晋元帝当丧败之余，收乌合之众，只得一王导，遂能系属人心，立国江左，而延晋室百年之命脉。况以天下之大，而驱策一时之英杰，将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哉！
愍帝
孝愍皇帝，名业，武帝之孙，吴孝王晏之子。在位四年。长安破，降于刘聪。
元帝
中宗孝元皇帝，名睿，宣帝司马懿之曾孙，琅邪王觐之子。怀、愍蒙尘，晋室无主，睿从琅邪起兵，兴复晋室，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在位六年。
原文
初，范阳祖逖，少有大志，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为军咨祭酒。逖居京师，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繇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
直解
范阳即今涿州。司州，今河南府。愍帝之时，有范阳人祖逖者，从少时即慷慨有担当世事的大志，素与刘琨相厚，两人同做司州的主簿。一夕同处歇卧，到半夜的时分，忽然听的鸡叫，祖逖此时正思量着天下的大事，睡不着，就以足去蹴刘琨醒来，与他说道：“半夜鸡鸣，虽不是时候，然唤人早起，不致失觉，亦于人有益，非不祥之声也。”因披衣起舞，有不胜踊跃奋发的意思。后来逖避乱过江，元帝以逖为军咨祭酒。逖住在京师，专一纠集那骁健的勇士，加意抚恤，欲得其用。一日，劝元帝说道：“举大事者，全在人心，我观晋室之乱，非干在上的行政无道，而在下的怨叛离心也。只因那宗室诸王树党专权，骨肉分争，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之人，若刘聪、石勒辈，乘此衅隙纷纷并起，侵扰中土，荼毒生灵。即今晋室遗民，自遭残害以来，各为其父兄子弟之仇抱恨积怨，欲奋身讨贼，只是没人倡率之耳。大王诚能遣命将帅，兴发师旅，使勇敢忠义如我这样的人统领前去，恢复中原，那郡国的豪杰，一闻此举，必然望风而来，随声而应矣。何乱之不可克乎？”祖逖此言，深为有见，争奈元帝素性优柔，只想保守江东，无志北伐，乃命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着自募兵马而行，竟不能出师以图大举。于此便见元帝立国规模本来狭小，原无远略，所以终其身仅能偏安一隅，而长、淮以北，尽委腥羶，寸土尺疆，不能收复，忘宗社丘墟之恨，孤豪杰向义之心，岂不可慨也哉！
原文
陶侃为广州刺史。侃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尔。”
直解
广州，即今广东广州府等处地方。甓，是砖，世俗误以为瓮。斋，是退居的去处。陶侃先在荆州，为王敦所忌，左迁广州刺史。陶侃在广州，破杜弘、诛王机、擒温邵，叛乱悉平。威名既立，州中无事，然陶侃却有远志，不以无事自安，每退居私室，早晨自家运砖百块于斋外，晚间又运将进来。人见他每日如此，不知其故，从而问之。陶侃答说：“今王室陵夷，盗贼群起，中原多事，我要替朝廷出些气力，平定天下，若因此州无事，便过于偷安，任意恣情，优游逸乐，一向自在惯了，却恐精力懈弛，不复堪任劳苦的事，所以早晚运甓，不放此身安闲，以习劳苦尔。”大抵人之志意，能兢惕，则日明；好偷惰，则日昏。人之精力，常练习，则愈强；务安逸，则愈弱。《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陶侃之运甓，盖亦欲兢惕其志意，而练习其精力，有大《易》自强不息之义焉。当时人士，崇尚清谈，遗弃世事，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而陶侃独不安于暇逸如此，可谓卓尔不群者矣。
明帝
肃宗明皇帝，名绍，是元帝长子，在位三年。
原文
三年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士女相庆。侃性聪敏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众事，检摄无遗，未尝少闲。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但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尝造船，其木屑竹头，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厅事前余雪犹湿，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直解
东晋时，将湖、广、四川接境一带地方，分做四州。荆，是今荆州汉、沔等处。湘，是今长沙、常德等处。雍，是今襄阳、陨阳等处。梁，是今汉中、顺庆等处。晋明帝太宁三年五月，以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荆州刺史。前时陶侃曾有功德于荆州，百姓每都感戴他，愿得他管领这地方，及至重来荆州，士民儿女无不欢庆，其得人心如此。陶侃生性聪察警敏，谦恭勤劳，终日衣冠，敛膝危坐，纵在闲居，绝无惰容。而军府中事无大小，一日之中，都简摄无遗，绝无一件废阁。精勤职务，未尝少闲。晋时风俗，率以游宴醉酒为高，他独不然，尝对人说：“昔大禹圣人，克勤于邦，一寸光阴，尚且爱惜。况今之人，万万不及大禹，就是一分，也该爱惜。百年之内，能够几何？岂可逸游荒醉，把这光阴虚度了！自家身上，全不理会，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枉过一世，分毫事业不能成就，岂不是自弃乎？”尝造船只，剩下的木屑竹头，都着簿籍记了数目，收掌在官，不肯抛弃。人都不晓得他的意思，只说这零碎物件，收藏他有何用处？到后来正月元旦，府中官僚都聚会称贺，那厅事前残雪沾湿，就把这木屑铺在地上才好接见宾客，此时木屑也有用了。及穆帝永和中，桓温造船伐蜀，就把陶侃所藏的竹头作了丁装船，此时竹头也有用了。其经理诸事，精微细密，都是这样，不可悉举，即此亦可想见其为政矣。夫王衍诸人，高旷清远，不屑世事，固以陶侃为鄙琐；陶侃勤敏微密，不遗小物，亦以王衍等为虚浮。二者正相反，然天下卒败坏于王衍而兴复于陶侃，可见虚谈者不适于用，而勤事者乃能有成。人君取人之际，当知所审择矣。
成帝
显宗成皇帝，名衍，是明帝长子，在位十七年。
康帝
康皇帝，名岳，是成帝同母弟，在位二年。
穆帝
孝宗穆皇帝，名聃，是康帝之子，在位十七年。
原文
范宁，好儒学，性质直，尝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祸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直解
魏晋以来，士大夫崇尚清虚，儒者诗书六艺之学，久废不讲。至是新野人有范宁者，独能考究经籍，专心儒学，而性又质直，不能委曲随时，尝以首倡清谈起自王弼、何晏两人，因说这两人的罪恶比之桀、纣尤为深重。或有人说：“桀纣暴虐无道，身弑国亡，古今称为凶恶之人，今把王弼、何晏比他，莫不贬之太过些。”范宁答说：“圣贤垂世立教，全凭那典谟文章、仁义礼乐，以为维持世道之具，不可一日而缺者。王、何二人，把典谟文章当做古人的糟粕而轻弃之，把仁义礼乐当做道德的渣滓而泯没之，专一祖述老、庄的言语，高谈虚无，其游漫之辞，浮诞之说，使那后生每心志摇荡，随波逐流。缙绅士大夫亦皆翻然变其旧辙，务以放旷为高，把世事理乱兴衰全不经管，以致礼度败坏，音乐崩缺，遂有五胡乱华、中原倾覆之祸。其遗风余俗，传至于今，百姓每视听习熟，恬然不以为非。将来之患，尚无止极。其风俗败坏，人心陷溺，都繇王、何二人倡之。若桀、纣虽是暴虐无道，然不过纵恶于一时，其丧身亡国之祸，传之后世，适足以为作恶的鉴戒，岂能鼓惑百姓每的耳目，而回其视听如此哉！所以我说桀、纣之祸，止害的一世，其祸犹轻；王、何之祸历代犹受其害，其患为尤重也。桀、纣之恶，止丧的他自家一身，其恶犹小；王、何之恶，众人皆被他迷惑，其罪为尤大也。”夫魏晋清谈之祸，虽自王、何两人倡之，然亦繇当时纪纲不振、教化不明，故邪说易行，人心易惑。诚使朝廷之上纪纲振肃，而国无异政，学校之间，教化修明，而士无异学，则道德以一，风俗以同，邪说何繇而得肆哉！有君师政教之责者，当鉴于兹。
哀帝
哀皇帝，名丕，是成帝长子，在位四年。
废帝
废帝，名奕，是哀帝同母弟，在位六年。为强臣桓温所废。
简文帝
太宗简文皇帝，名昱，是元帝少子，在位二年。
孝武帝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是元帝之孙，简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
原文
二年，是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诏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以兄子玄应诏。郗超闻之，叹曰：“安之明，乃能违众举亲；玄之才，足以不负所举。”
直解
晋自元帝以来，偏安江左，中原地方，尽为苻秦所据。秦王苻坚，既东平慕容，西取蜀汉，北克凉、代，九州之地，已有其七，恃其强盛，有并吞江左之意。此时晋室兵力微弱，边境数被侵扰，朝廷上下，方以秦寇为忧。乃下诏遍求文武全才的好将帅，可以镇守备御北方、抵敌秦寇者，付托他以兵事。时谢安为宰相，就举他的侄儿谢玄以应诏命。遂拜谢玄为建武将军，监江北诸军事。中书郎郗超，素与谢玄不和，然曾因共事，知其才能，听得谢安荐举他，因叹说：“知人固难，能副所知亦不易。况至亲之间，人多畏避嫌疑，不敢推举。今谢安之明，乃能不徇众情，独举其侄，不以私亲为嫌；谢玄虽是年少，未曾经事，然他的才能足以胜此重任，异日必能成功，不负谢安之荐举也。”观郗超心服谢安之举如此，则其得人可知矣。其后谢玄屡立边功，及苻坚大举入寇，玄以五千骑破秦兵数十万于淝水之上，超所谓不负所举者，岂不信哉！大抵人臣有体国之公心，则形迹有所不必拘，嫌疑有所不必避，然后能为国家得人于爱憎毁誉之外。自昔名臣，有举其子者，祁奚之举祁午是也；有举其仇者，解狐之举荆伯抑是也。故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谓至公矣。近世若吕蒙正之荐夷简、文彦博之荐唐介，亦得古人遗意，推此可以为荐举之法。
原文
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与帝酣歌为事。又崇尚浮屠，穷奢极费。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
直解
道子，是晋宗室，封为琅邪王。浮屠，是佛。孝武帝即位初年，褚太后临朝摄政，及帝既冠，始亲政事，总揽威权，爵赏刑罚，都自己出，又委任谢安、王彪之等，外平寇乱，内理国事，甚有人君的度量，可为贤主。及到后来耽溺酒色，恣意荒淫，遂不亲理政事，把朝政都委之于琅邪王司马道子，着他管理。这道子为人性亦好酒，不能管理政务，日里夜间，只是与帝纵酒，以酣饮狂歌为事而已。帝又听信邪说，崇尚佛教，在于内殿去处，修建精舍，招引僧人，住居其中，倾竭资财，奢侈费用，略不顾惜。左右近习之人，遂得以操弄权柄，擅作威福，繇是政出私门，交通干托，凡那营求干办的，明白用钱馈送，贿赂公行。遂使无才者得以冒官，无功者得以冒赏，而官赏滥杂；有罪者倖逃法网，无辜者反被诛戮，而刑狱谬乱。国事大坏，人心怨咨，晋室之亡，实决如此。夫帝始亲政事，何等精勤；一旦溺于酒色，委政道子，遂致迷缪。可见人君一心，难于清明，而易于蛊惑。是以大禹以旨酒垂戒，成汤以女谒省躬，皆所以防情欲之流而绝祸乱之本也。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帝
安皇帝，名德宗，是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二年。
恭帝
恭皇帝，名德文，是安帝同母弟，在位二年，而禅于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