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一位从堂兄在美国浸信会附设的学校里读书，父亲像有所解悟了。他以为新学纵令如何的新，也新不过外国人。因为新学章程是从外国人那里抄来的。于是父亲决意送我们进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了。
在官立中学未开办之前，在城里本有一所中国绅士和德国人合办的学校，名叫“务本中西学堂”。这“中西”两字是指学堂里的课程是中西兼备的意思。后来德国教士们由“务本中西学堂”退出来，另办一个“乐育中西学堂”。因此，美教会所办的学校也取名“挝会中西学堂”，后改“广益中西学堂”。
我于丙午年，即一九〇六年（亦即光绪三十二年）春，进了这家广益中西学堂了。
教会的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三元的书籍费。教会在第一年发给我们的书籍有：（一）《新约全书》，（二）《赞美诗歌》，（三）《笔算数学》，（四）《地理问答》，（五）《Beginning English》。至国、经、史另请一位老廪生杨少屿先生担任，教本无定，由杨先生随意选讲，有时讲四书，有时讲古文析义，有时讲《左传》。各种木版古籍则由各人自备。
英文、算术、地理是由美国人教授，讲授时间都堆到上半天。下半天差不多是无课可上，只有杨先生的讲古书，也只消半个钟头就可了事。并且也没有规定从那一点起至那一点止，马马虎虎。
响了十二点，两三位白种人教师便都回家去了。我们住堂的学生，也各自生火，洗米，烧午饭吃。吃过了饭，便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或捉迷藏，或说笑话，或寻“中，尔，乃，反，及”，真是乱七八糟，全校差不多是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和我们同住堂的，只有杨先生。他一来怕得罪了顽皮学生，二来他吃了饭是定规要睡一点半点钟头的午觉的。故他对于学生们的瞎闹，唯有装痴作聋，不过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也不免要踏出房门首来说一声：
“你们太嘈了！”或“你们太不成话了，等下我要告诉汲牧师罚你们啊！”
汲牧师（Rev. Giffin）在这个广益中学是校长格。有些老成一点的学生也和汤先生一样，要睡中觉。他们常打着呵欠，帮杨先生高声地骂我们一班顽皮的学生。
杨先生是一位好人，不过脾气大一点，多数学生都不欢喜上他的课。这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进了这个“中西”学校，一般学生都把全力倾注于英文和数学之上，而忽视国文了。第二因为杨先生没有口才，只会照字义讲解，没有半点发挥，声音又那般的低小，一点提不起精神。第三因为在学生中，国文程度参差不一，有的觉其过深，无能理解，有的又觉其太平凡了，没有半点兴趣。我那时在级里，国文算学是在十名以上的。所以也常跟着那些大学生闹起脾气来不上杨先生的课。有时想躲，躲不及了时，只好在课堂门口站一站足，口里不住地说“热啊，热啊”，表示我站在这里凉一凉后，就会进来听讲。等到杨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我又溜了。还有些滑稽的高级学生，只是站在课堂外的檐廊下，一面摇蒲扇一面倾耳静听杨先生的讲释，听了一会，又摇摇头，叹叹气。
天气渐次进了炎夏的领域，我和几个同学常走到学堂后面的小河里去洗澡。有一天下午，我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湿裤，水淋淋地走回学堂里来。一踏进门，就看见杨先生已经睡好了中觉，高坐在堂上讲学了。我在这瞬间，欲逃不可，欲进又不能了。读者试想像一下，我当时的样子也难怪杨先生要痛骂我了吧。他切着齿，伸出指头来指点着我说：
“你真是无缰之马！”
预想不到杨先生赐我以这样的佳名。我要感谢他才对呢。嗣后，“无缰之马”便成为我的绰号了。
杨先生虽然骂了我，但仍未能恢复他的信望。听他的课的人，仍然是一天少一天，并且那班高级学生也赠了他一个绰名，“木版字典”。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那时代追求“西学”之热烈。特别是英文，当时尽都以英文为至圣无上的科目，不分昼夜，都在朗诵英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普遍了全校。张香涛宰相虽在提倡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我们一般同学的见解却完全和他相反，视中学为臭虫，为虱子，为蚊蚋，为骷髅，为粪坑里的爬虫！
每星期只有五天功课。星期六是美国教师们的安息日，因为第二天的礼拜日，他们要倾全力于他们的主要工作，——宣教。
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汲牧师又会走来教我们练操，——徒手体操，蹴足球，及赛棒球。棒球在中国，不知何以这样地不发达。中国之有棒球，恐怕是以二十五六年前的我们的学校为嚆矢吧。
这里要补述一件事。即我的父亲在这年也离开了廖屋岗，而当了汲牧师夫妻的中国文教师，每月薪金大洋六元，——在那时约当美金三元，——美国人固然刻薄，但和廖屋岗蒙塾的收入相较，似乎又胜一筹了。
到了三月里，教我们的算术和地理的一位美国教师，——名惠文，即Whitman的译名，——要归国了，汲牧师便叫父亲代了惠文的课。最初，我担心父亲担不下来，但终究担任下去了。后来我问父亲，何以敢答汲牧师担承这个责任。父亲说，那些算术地理是至粗浅的功课。那班牧师们只知有宗教，——新旧约，对于普通科学也未见得有怎样的深究。
因为父亲每天要来学校上课了。我们又和在廖屋岗时一样，每天仍然得着父亲的指导。
第二第三两年，学校搬进城市里，校名也删去“中西”两个字，至于功课则和第一年差不多，只加上了简陋的博物、格致（物理）等功课罢了。
第四年学校又迁回乡间，靠近美国教士们的住宅，这固然是于他们比较便利，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学校设在城市里，环境太坏了。
我们初进“广益”时，有十几个同级者，到第四年，只剩四个人了。汲牧师极希望我们领浸礼，做他们教会的信徒。但在乡间，风俗习惯尚极纯朴，都误认一领了洗礼，便必须当一个禁欲主义者。所以不愿在习惯上受种种束缚的人，都无决心加入教会。我们深信教会里的信徒，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的友人。但在教会学校多念一年书，便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一致。其他中国信徒再无用说了。
乡中有一个姓何的泥水匠，年六十余岁了。他每天要由早至晚激烈的工作，才可以获得三角多钱的工银。但这工银的三分之二，要为鸦片而耗费，一般人都骂他不该抽大烟，他们并不原谅他所以每天能继续劳动十一个小时，完全是靠抽大烟的力量。宣教士的夫人们和独身的女宣教士们常深入农村去宣扬天道。到后来这个老何也居然常来教会里听教了，但我推他的来意，完全是想在教会里或宣教师的住宅觅一个有永续性的工作，同时也过信这些洋人是过多洋钱所有者，一定能很慷慨地周济贫民。他因为有这种种的幻想，便要求领洗礼了。其实他听说教，尚不满二星期呢。宣教师对他说，如要领洗礼，必先戒绝鸦片。老何答应不抽大烟了，但他继续着吞烟泡子。因为他之抽大烟，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只听见牧师说抽鸦片是犯罪，没有听见他们说吞烟泡子也是犯罪。他所以很无邪地坐在教会里，戴着老花眼镜，一面低声念新约，一面吞烟泡子。到后来，给美国宣教师发觉了，责备他不该还在吞烟泡子，更不该在上帝的面前吞烟泡子。
单吞烟泡子，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烟瘾，常常周身软痛，鼻涕交流，不住地打呵欠，他放弃了烟枪半个月以上了。但美国的宣教师对于他的职业，还没有半点的表示，老何当然很失望了。
他想，连烟泡子也戒绝了它吧。真个戒好了烟后，或许外国的牧师们会帮助自己呢。他一连三天摒绝了烟泡子。但第一天便病倒在床上了，第二天身体麻木了，第三天大便流血了。
老何终于进了天国！并且进得非常的痛苦！我当时想，假如他不受宗教的诱惑，——否，不受外国人的经济后援的幻想之诱惑，——则他仍然在做工，仍然在抽大烟，仍然在过他的平稳的生活吧。因为受了那种诱惑，他失掉了职业，也患病了，并且要借债度日，结果也送掉了性命！
他从教会得了些什么报酬呢？当他的妻子草草地埋葬他的时候，西洋人全部总动员，加上宣道学校的一班学生，在他的草坟前唱了几首赞美诗，也为他做了两次的祷告。全村的人们都觉得老何有这样的光荣，死得很值得了。
我们虽然为老何而得着半天的休假，但觉得老何死得非常可怜，同时也恨牧师们之伪善及不近人情。
留余堂的从堂兄弟们本来有许多来进广益学堂的，但到后来，都转入官办的学校了。有的出省去进省立方言学堂，有的在本城转入官立中学或官立师范。只剩下我们二三个堂兄弟仍留在这家教会学校里，于是也不免感着孤寂，父亲对我们的升学问题又发生苦闷了。
在当时的部章是在高等小学毕业可以奖廪、增、附；在中学毕业可以奖拔、优、岁；在高等学堂（大学预科）毕业可以奖举人。父亲虽然在说这些功名不比从前郑重了，但是给礼部部章规定了，纵令不郑重，但总不能否定它。他人的子弟在数年之后，尽获得了这些功名回来，只有自己的子弟是白身，这个忧虑，对于父亲也似乎是一种威胁。到后来父亲获得了一个结论，即“和捐班一样，只要有钱，便有功名”。
父亲因为没有这许多钱送我进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故不再作“叫我们从正途出身”的梦了。他想，最好是送我投考官费的学校。
在当时，也听见热心新教育的岑云阶总督兴办了很多学堂。在陆军方面，办有将弁学堂或武备学堂，是一种陆军速成学校，最后改办陆军小学了。其次是陆军测绘学堂。这两校是军事性质的，一切由政府供给，算是官费学校。此外是优级师范，可免学费膳宿费，其他自备，此可以说是半官费的学校。但是优级师范于去年招考过了，要四年之后才招收新生，并且我们的普通科学程度也还不够；而父亲又有偏见，以为陆军学校毕业之后，必须上前线去服务，危险较多，禁止我志望陆军小学。结果他以为投考测绘为最适宜。第一，我的数学程度很好，适于习测量；第二，测绘学堂是官费的学校；第三，不如陆军学校有直接的危险。但他没有想到由测绘学校毕业后，出路最少。不过在当时饥不择食而最大的目的还是在官费和生命的安全。父亲只生我一个人，对于我的就学问题，也难怪他在战战兢兢深谋远虑啊。
己酉年（宜统元年，亦即一九〇九年）春，我还在广益学校四年级肄业，父亲要我出省去投考测绘学堂。但是结果失败了。我做了一个败军之将，再回到广益学堂来，补足了半年的功课，便告结束了。在程度上说，是略胜过高等小学的毕业生。
到广州走了一趟回来的我，不单对于广益学校意兴索然，就连对于官立中学和初级师范，也看不起了。这是因为我在省城看过了许多堂皇宏伟的学堂。内容怎样，我不知道，单就校舍的外观上说，就足令我倾倒了。这当然是青年学生谁都有过这种虚荣的经验。青年常以自己所进的学校建筑如何伟宏夸示于人。他又常以自己的教师是如何的有学问夸耀于人。他不知道前者只是一种传舍，而后者正多不可靠的。纵令有几个名流，他们也是为捞几个铜板而来，并不是为青年的学业有如何的诚意和热情。呜呼，古之人尚如此，今之人更无用说了。
过了新年，是庚戌的新正了。
“今年怎样办？进东山师范好么？”
父亲这样地问我。东山师范是本州官立初级师范，在那时只办了一班本科，一班预科，一班附小。
“那个像龙船寮般的学堂，我不愿进去。”
龙船寮是什么呢？在城东校场上，有所关帝庙，即是我小时常去偷取明圣经的所在。在关帝庙左边也有一所粗陋的小庙宇叫做龙王庙。再在龙王庙的左边，有一栋泥砖建筑的矮狭的长廊，目的是在安置在一年间只在端阳节前后数天得人看重的龙船。平时一般无家可归的乞丐们，便都聚集在这长廊下寄宿了。故到后来，龙船寮的定义，转化（Aufheben）为无产贫民窟的意义了。
我以龙船寮比拟东山师范，确实太刻薄了些。官立中学以明伦堂为校舍，似乎比东山师范堂皇些。但东山师范的校舍亦是旧日的东山书院，建筑也还不错，并且靠梅江河畔，背山面水，风景宜人。我之以龙船寮拟东山师范，大部分还是象征它的内容。
但是过了元宵节，留余堂的堂兄弟们出门的出门，进学的进学了。在这样的现象之前，我的心情实在有些和看见姊妹们嫁的嫁了，订婚的订了婚，只有自己尚未觅得夫婿的处女一样！
到后来，无可奈何，终于出嫁到我心目中的“龙船寮”里去了。但是对于省垣的学校害着很重的相思病。我想，最少父亲该给我到广州去读书。那是何等可怀恋的广州啊！我想出省读书，几乎要想到发狂了。这种热情，我在“脱了轨道的星球”里面约略述过了，兹不再赘。
东山师范的功课有经、史、地理、算术、几何、体操、图画、博物、教育、心理、伦理等。占最多时间的是经学，读经六小时，讲经六小时。我们的经，读至《左传》了。我是读过了一遍的，便不发生兴趣了。我最觉奇怪的，是要在讲堂里由教师监视着每天朗诵一小时的经书。学生多了，声浪异常混杂，到后来，大家只是放开嗓子，喊一阵吧了。坐在后面的，不是躲着看山歌本，便看小说。有的是传递纸条以代替交谈，或傻笑，或做鬼脸。
不满三个月，我对于东山师范便厌倦了。